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在《人民文学》发表，不相信我们的生活本身会是公式化的，问题是在于作家对生活的深入程度和看法怎样。这回我出外跑了跑，觉得这说法，从总的情况看是对的；但还须加以补充和修正，我们的生活的某些地方，的确是公式化的。

这些看法，是在汉口得到启发的。

到汉口的第一天，一个朋友对我说，在汉口三轮车的合作化管理，是全国最好的。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为了公务，我恰巧要常常借三轮车的光，这才叫我知道它们如何的管理法。他们在一定的街道边，设立了三轮车站。看来，每站总有两个管理人员，没“出雇”的三轮车都一列地摆在站旁边，自然是候雇的。要乘车的，不论你住得离站多么远，必须跑到站头，说明去处，才能雇到车。管理人员，有的坐在岗棚里，言明车价；有的在岗棚外，调度车辆。接受任务的三轮车工人，就向管理人员交付同车价有一定比例的筹码；然后乘车的才能坐上车，被蹬着起身。三轮车工人照例只蹬到你要到的地方相近的一个站头放下。如果你要到的地方，离那站头还远，你愿意再加车钱，请他多蹬一段路，那是办不到的。有时，你出门并不想雇车，走到半路下大雨了，看到三轮车拉过身边，要雇它，也不可能；更不用说，走累了，太阳炙得人发烧，半路上想雇车的。……而这，据说是全国最好的管理法。

我的几个同事对这种使人在生活上招来很多不方便的管理法，都有意见。有的说，这是把公共汽车的管理法搬到三轮车上来用了；有的说，这是坐小汽车的人，打从车窗看出来而认为是最好的管理法；有的说，不从提高三轮车工人的自觉精神着想，使每个人都老老实实按站论车费，像南京和杭州一样，而一定要用这种管理办法，让三轮车工人每天分到同等“工资”，实在是笨得很。

我自然有同感的，但还想到另一方面。在我们生活方式的改革中，有的是改革得公式化了。汉口三轮车的管理法，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北京的时候，我也偶然到公园去玩。到了什么茶社的桌子旁边坐下来是等不到茶吃的；不像过去，就会有人前来问你要什么。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这个柜头买货，那个地方付钱，总得跑来跑去，也不像从前的商务印书馆买书便当。买了一大捆书，一个售货员看顾着你。他开好发票，你付好钱。他连同钱和发票，放在传送器里，一拉就拉到出纳员那里。出纳员核对了账单和书价，还付了找头，也用传送器，一拉就送回来，只等不多一会儿的时间就够了。真正做到与人方便，自己也方便。还有，我这次旅行中，到过上海，据说上海各业对人们的服务精神是很好的，可是我碰到的也不尽然。在上海，我们被朋友介绍住在国际饭店，十一层楼。一个房间，定价六元多一天，不算太便宜。房间自然很干净。桌椅、床、卧具、洗澡间，一应俱全。可是我是要吸烟的，烟灰缸上可没有洋火；得自己买。我又欢喜喝茶，照例饭店不备茶叶；也得自己买。自己买也没有什么，反正室内有电铃，按一下叫服务员买去就是了。但当你按铃之后，服务员照例端来一只热水瓶，给你开水。这是他们唯一为你服务的事。电铃就是专门为要开水用的。如果你说，给我买几两茶叶来吧，他笑笑地回说，那不是他分内事，恕不代劳。这样就非自己跑趟马路不可了。虽然我有十多年没在上海生活过了，但记得过去，你如果住上六元多一天的房间，不但要得到茶，就连饭搬到房间里来吃，也还是可以的；天太热，喝些冷的饮料，那是很容易得到的。而现在可不是这样的了。

这并非我怀念过去，或者缺乏劳动观念，凡事须得有人“伺候”，我想自己还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我从这些情况，看到了一个问题。在我们生活方式的变革过程中，我们有些改造生活的负责人，常常只看到自己经营管理的方便，而忘却了自己事业的服务的对象。这就使自己经营的设计中给予服务的对象以很多的不方便。不考虑服务的对象的利益而只图自己方便设计出来的生活，是没有不公式化的。所以说，主观主义总是公式化的源泉。

还有不顾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一味模仿别人也会使我们在改造的生活中出现了公式化。这次，在外面看到一些地方报纸，不论是内容和排版形式几乎全都和《人民日报》一样，除掉一些地方的生产新闻外，大半文章是照抄《人民日报》的。照抄不会有错误，也不致发生坏作用，但看不出地方特色来，总不免是一桩遗憾的事。在旅途中，我也常常想：中国报纸是有自己的历史传统的。其中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报纸的副刊对社会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战斗作用。这似乎是中国自有报纸以来的一个特点，而且，在旧中国，一家反动的报纸，却会出现一个进步的周刊或副刊之类的。鲁迅先生的有些杂感和《阿Q正传》，都是首先出现于研究系的报纸《晨报》的副刊上的。有些“正统派”的文人，看不起副刊和副刊的作家，把副刊叫做报屁股，因而副刊作家也就成为屁股作家。但对敌人作战，当头一棒，常常会自己吃亏，因为敌人强，手里拿的是枪，棒是比不过枪的。但从屁股后面抽他几棒，有时还是很得手的。1927年大革命以后，反动当局也注意利用副刊了；而革命作家方面则随时利用不是反动当局直接控制得了的报纸的副刊，给敌人以袭击。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等杂文，就是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并且这种报纸上的副刊，往往成为培养新作家的园地。任何一个大作家，总得有一个练笔杆的时期，文章总也得从短的写起，副刊就会起这个作用。现在不少老作家，怕都经过这样一段锻炼与战斗的。报纸的副刊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怕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历史传统吧。可是解放以来，很少报纸继承这个传统；地方报纸，几乎都成为《人民日报》的翻版。真的是一种规格，一个公式。在汉口时，我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改革，面目焕然一新，心里很兴奋。但我也有一种忧虑：在地方报纸的改革中，可不要照抄，又成一个新的公式；最好还是多考虑一下各自政治、文化、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特色，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

这些公式化的生活的出现，是因为我们改造生活过程中考虑得不够全面产生的，这不过是生活合理化的进程中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而我国人民的整个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是气象万千的。作为一个作家就不应该把自己创作的公式化，归因于生活本身的公式化。正因为生活某些部分有公式化，作家就得大胆地拿起笔来，

校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