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最时尚的社会活动不是听戏唱曲，也不是逛街购物，更不是蹴鞠，而是信道慕仙，并且有关道家的各种组织及行动还格外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诸多文人词家，在做官时享尽富贵或吃尽苦头后，一旦离开官场，要么选择隐居，要么便去骑驴寻仙，欲修得长生不老术，笑傲野林间，这些做法与魏晋时期的士人非常相似。而元文人行为和思想的变化，最直接地反映在他们的诗文剧曲当中。

蝇头老子五千言，鹤背扬州十万钱，白云两袖吟魂健。赋庄生秋水篇，布袍宽风月无边。名不上琼林殿，梦不到金谷园，海上神仙。

——张可久《水仙子·次韵》

腰缠十万贯，骑鹤去神山，手抱老子《道德经》，觅得道家教义的奥妙，埋首写下庄子秋水赋，撩起布袍尽览无限风月，生活乐无边。这是中年退隐的张可久在《水仙子》开篇所说的洒然之语，全曲的内容亦是充满了玄道的意味。在这首曲子当中，张可久表明自己不再过“琼林殿”的仕宦生活，也不奢求“金谷园”的奢华日子，而改投做了老庄的信徒，加入求仙问道的大军。

作为一个儒士，张可久亦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志向，但这些信念却束缚了他的大半生，使他过得并不快乐。今后的余生他只想寻求个性解放，过一段潇洒快乐的时光，真心地去研习黄老。因此金榜题名、荣华富贵对他来说已随两袖清风去，他只愿做个散仙、花花道人，浮游在人世。

张可久的这首问道曲，有豪放也有可爱，却也不全然是超脱，否则何必提起代表功名的“琼林殿”和代表富贵的“金谷园”。“琼林殿”通常指代宫廷的殿阁，而“金谷园”是晋代富豪石崇的豪华庄园，文人们习惯用两者指代功名和富贵。这两者陡然出现在了曲子的后半段，瞬间便把张可久前半曲拉下了玄言曲的神圣马鞍，让它的宗教色彩显得不够纯粹。

然而却又不能怪张可久由超然变得通俗，因为当时的大部分文人都认为他们之所以选择投奔黄老，原因皆离不开“功名”“富贵”二词，是政治的黑暗和仕途屡不得志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因此张可久的问道曲只有道家的神韵，而无神髓。像是张可久这样被迫遁入山林又爱好道学的大有人在，例如邓玉宾父子二人，在求仙一途上颇负盛名。

邓玉宾本是元代有名的词家，在朝廷中曾任过职，却不知因何缘由而辞官入山求仙，就此遁去。他遗留在人间的除了数十首如同空谷幽兰般的散曲外，还留有一子。此子后来被人收养，据说命运跟他的父亲极其相似，因为名字不详，后人只能以邓玉宾子称呼他。

邓玉宾子年轻的时候作过寥寥不多的曲子，均是看破红尘之词调，可见他的人生经历的确不太顺利，端从下面这首《雁儿落过得胜令》就可以看出他有多么想逃离尘世。

乾坤一转丸，日月双飞箭。浮生梦一场，世事云千变。万里玉门关，七里钓鱼滩。晓日长安近，秋风蜀道难。休干，误杀英雄汉；看看，星星两鬓斑。

——邓玉宾子《雁儿落过得胜令·闲适》

乾坤一转，日月如梭，浮生直如一场梦，世态如云般变化莫测，令人无法预料它将何去何从。道家的玄学意味，在曲子的前两句弥散开来，同时也在为后面的引经据典做铺垫。

此曲的开篇作者即表明了世事无常、官路难行、退路弥坚的现状。想必发出对生命无常感慨的邓玉宾子，此刻的内心是饱受折磨的。不过，他并未就此点透为什么感慨，而是举用四个典故：驻守玉门关的班超和七里滩钓鱼的严光；以长安城喻名利的晋明帝和以蜀道比喻仕途的李白。作者也许是想通过四人的经历和言谈来说明仕途进退之难，将个人的观点隐晦于其中。

汉班超投笔从戎，主动请缨到西域抗击匈奴，屡获全胜，被封为定远侯。但年岁的增加使他越发想入关回家，不禁对帝王道出“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一语。纵有功名又如何？万里玉门关，只余自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唯恐战死沙场，便再也见不到家人。班超的凄凉，谁人又能体会。再说那东汉的隐士严光，宁肯于江畔七里长滩垂钓，就是不肯见前来拜访的光武帝刘秀。他的隐居不为终南捷径，只图清净在人间。

班超和严光一进一退，进得凄苦，退得坦然。读到此处，往往会猜想邓玉宾子应当是赞同严光的做法罢，可是接下来他所用的两个典故又否认“提倡隐居”一说。

“晓日长安近”指的是《世说新语》里的一段故事：晋明帝年幼的时候在元帝怀中玩耍，有个从长安来的人觐见，元帝问有关故都洛阳的消息（此时晋已南迁，弃洛阳旧城），听着听着便哭了。明帝不明所以，问父亲为何哭，元帝只说自己想念遥远的故都，随即问明帝：“长安远还是日远？”明帝说：“日远，只听说过有人从长安来，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边来。”元帝惊讶不已，第二天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再次问明帝，这次明帝却说“日近”，因为日可举目看到，长安却看不到。功名利禄就像长安，它距离近时官运就能亨通，然而，当你认为离它已经很近了，实则却望不到它在何处，所以仕途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可以企及。因此后来人们常以“日近长安远”来形容功名的可遇而不可求。邓玉宾子则是将这句话化为“晓日长安近”。而“秋风蜀道难”一典则指李白登蜀道。李白到四川游历，感叹登临蜀道难于上青天，而“蜀道”似乎含有仕宦之路的意思。

四个典故一路下来，邓玉宾子先说班超身在朝廷之苦，再说严光退居之闲，继而借“日近长安远”和“蜀道”来说求仕之艰。最后，作者才真正道出他的观点。活着的时候去求取功名，但仕途的险恶并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稍有不慎便会英雄折翼，惨淡收场；而隐居也未必一定就好，往往到两鬓斑白时还是一事无成。当真是进也难、退也难。

不知是该求名利还是不该求，邓玉宾子一直在进行思想斗争，始终不能拆解。最后只能选择与父亲走上相同的路，骑驴寻仙去了。

不能面对，就只有逃避。所以不管是张可久的《水仙子》还是邓玉宾子的《雁儿落过得胜令》，虽都存在着道家超脱的思想，同时又难以脱离儒生们固有的入世情怀。因此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单纯地去寻求仙道。试想如果让他们高官厚禄、香车美人，令他在朝堂之上大发言论、广泽天下，他们可能比一代权臣伯颜更加意气风发。

现实是公平也是残酷的，它不会任意给每个人想要的东西。因此无法看清这个事实，必然会为自己招惹痛苦。如果寻仙问道真的可以让自己放开，便一门心思地走下去，否则总是亦步亦趋，又是想进又是想退，哪一边料想都将无法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