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苦难的童年和少年
年幼的格奥尔基很早就显示出了阅读和自学的能力。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于沙皇时代的１８９６年出生于一个名叫斯特列尔科夫卡的非常贫穷的小村庄，位于莫斯科以南大约１６０公里。朱可夫一家有４口人：父亲、母亲、姐姐和他。他们一家的住房非常简陋狭小，几乎无法容纳一家四口同时居住和做饭。说起狭窄的住处，朱可夫引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自嘲："挤死总比冻死强。"
他的父亲名叫康斯坦丁，两岁时从孤儿院被领养长大，是一名鞋匠，靠修修补补赚取一点微薄的收入。朱可夫的母亲乌斯季尼娅也出身贫苦，但身体强健，非常能干，据说能够扛起９０公斤重的谷袋。年幼的朱可夫很早就显现出强健的体格和固执、争强好胜的性格，这些品质伴随了他一生。
１９０５年，他的父亲和另一名鞋匠在莫斯科刚刚找到一份工作，就发生了纵火事件。他的父亲和其他许多工人因为参加罢工游行一起被开除了，并被驱逐出莫斯科。当时，年幼的朱可夫还不了解其中的详情。在那些年代，参与政治鼓动和演说的人常常受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煤矿或盐厂，或被赶到正在修筑的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上服苦役。其中一些罪犯---包括妇女---还戴着手铐脚镣。参加起义的男人们受到的惩处之一就是鞭笞。警察局有时候还会给犯人穿一种湿的紧身"夹克"，这种夹克干了以后会缩水变紧，穿着的人会因为受夹而痛苦万分。
１９０２年，朱可夫６岁了。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年秋天对他家来说异常艰难：
庄稼歉收，我们的粮食只能吃到１２月中旬。父母挣的那点钱仅仅够买面包、盐和还债。多亏邻居们时不时地接济我们一锅白菜汤或粥。这种邻里之间的互相帮助比较常见，充分体现了饱受艰难困苦的俄罗斯人团结友爱的传统美德。
第二年春天，多亏了附近河里盛产的鲈鱼和鲤鱼，朱可夫一家的生活才有所好转。朱可夫说在"运气好的日子"，他可以给邻居们送去打来的鱼，以感谢他们在自己家最艰难的时候送去的汤和粥。去捕鱼的路两旁生长着浓密的椴树林和低矮的桦树林，树林里结满草莓和野杨梅，到了夏末又遍地是蘑菇。附近村庄的人们也来到林子里剥下树皮，制作一种被当地人叫做"最新式的格子鞋"的树皮鞋。
朱可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２０年后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这些树林都不存在了：希特勒的国防军在战争中把树木全部砍倒了，战后集体农庄又对这片土地进行了翻犁和耕种。
小朱可夫也帮助家人割草、收庄稼。他进了一家教会小学上学，学校距他家有一英里远。幼小的朱可夫看到他的一些伙伴们背着从商店买来的皮书包来装书本和文具，而他的书包只是他妈妈手工做的麻布包。他说："我告诉母亲，只有乞丐才背那样的书包，我再也不想背着它去上学了。"
妈妈回答："等你父亲和我赚到了足够多的钱，就给你买一个皮书包。但是，现在你只能先背着我给你做的书包。"
尽管朱可夫说他很敬重他的父亲，可父亲经常用旧的方式惩罚他，用皮带抽打他让他认错。朱可夫说："我很倔强，不管他打得多狠，我只是咬紧嘴唇，从不求饶。"
一天，在被父亲狠狠抽打了一顿后，他就从家里跑了，在邻居家的大麻地里躲藏了三天三夜。只有他姐姐知道他藏在那儿，她给他送饭，但没告诉任何人。最后，一位邻居发现了他并把他带回了家。"爸爸又揍了我一顿，然后又十分后悔，原谅了我。"
这段时间，他的教母的兄弟---一个叫普罗霍尔的旅馆服务员--非常喜欢朱可夫，经常夏天带他去打野鸭，冬天去猎野兔。朱可夫很快就能熟练地把野兔从草丛里赶出来，还能在水面上找回中弹的野鸭子。
一天，朱可夫的父亲又动身去莫斯科了。临行前，他对妻子说，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人被失业逼得活不下去了，一次次地举行罢工。
朱可夫记得母亲说道："你最好别掺乎，当心警察再把你抓起来。"
父亲走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杳无音信，全家人又担心又焦急。他们很快得知１月９号在彼得堡，沙皇军队和警察朝游行的工人们开了枪。这些工人都来自普蒂洛夫军火生产厂，他们当时正在一位东正教牧师的带领下朝冬宫行进，他们要求沙皇政府改善工作条件。朱可夫后来回忆，那年春天村子里来了一些陌生人，他们鼓动人们在政治上觉悟起来，"反对剥削和沙皇专制"。
１９０６年，朱可夫在教会学校完成了三年的学习。上学期间，朱可夫在每个年级的成绩都很优秀，还得了奖状。全家人都很高兴，作为庆祝他小学毕业的礼物，母亲送给他一件新衬衫，父亲为我亲手制作了一双皮靴。冬天的时候，小朱可夫喜欢到户外钓鱼，穿着自制的滑冰鞋滑冰，到附近的山上滑雪。尽管个子还有些矮，但他宽阔的双肩已经显示出了他的结实强健。
小朱可夫１１岁时来到莫斯科跟一个舅舅做学徒，在毛皮作坊学手艺。他很快就在艰难的环境中学会了该如何做事。刚到莫斯科那天，他就因为违反了不成文的规定--直接从大家共用的白菜汤锅里捞了一块肉--头上挨了一棍子。他的工友库兹马告诉他，头上的肿包会让他学会顺从："挨打的时候，你就咬咬牙忍着。一回打，二回乖。一个挨过打的人会胜过两个没有挨过打的人。"朱可夫没有说过他对于这句话有何感想。
星期六的时候，库兹马经常带他去晚祷，星期天带他去做晨祷和弥撒。"逢年过节的时候，"朱可夫说，"老板就带我们去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大教堂做弥撒，有时候也去耶稣救世主大教堂。我们不喜欢去教堂，经常找机会逃避。但是，去圣母大教堂除外，在那里我们可以听到欢乐的大合唱，尤其盼望听到大执事罗佐夫唱赞美诗，他的嗓音听起来就像小号那样美妙。"
朱可夫的手艺进步很快，但仍然经常挨打受骂。"老板经常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错误毒打我们。师傅、工头和老板娘也经常打我们。当老板不高兴时，我们都尽量躲着他，一旦被他逮着就要挨一顿毒打，甚至打得你耳朵一整天都嗡嗡地响。"
朱可夫的老板经常在训话时说，别看他虐待徒弟，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朱可夫说："没有人关心我们的工作条件，关心我们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学徒工的上帝就是老板。我们遭受奴役和剥削，这是不公平的！"
时光流逝。朱可夫转眼已经１３岁了，在工作中他"累得腰都要断了"，但他还是逐渐养成了新的爱好：读书。这要感谢他的小学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是他引导并培养我热爱读书的！"朱可夫说。老板的大儿子亚历山大也经常借书给朱可夫看。朱可夫后来回忆，他读过《福尔摩斯全集》等侦探小说，还有其他一些惊险小说。
我们开始学习俄语、数学和地理，还读了不少的科普书籍。大多数的星期天或老板外出时，我们通常都在一起读书。尽管我们小心翼翼、躲躲藏藏，老板还是发现了我们在一起读书的秘密。我原以为他会把我开除或者狠狠揍我一顿，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居然称赞我们做的这一切很有意义。
这样的自学坚持了一年多，后来朱可夫上了一家课程与市立中学相当的夜校。
１９１１年，朱可夫已经做了三年的学徒。他想继续上学，但毫无机会，只好设法继续读书。
"我读报纸……从亚历山大那儿借来一些杂志，也用省下来的钱买书。"
朱可夫从车费上省钱。"老板经常让我出去送货，给我几个铜板坐车。我一般都是走路去，把钱省下来买书。"
一年后，在伏尔加河畔的诺夫哥罗德有一场商品交易会。朱可夫的老板租了一个摊位批发皮毛。朱可夫说："我在交易会上的工作就是给卖出的货物打包，然后把货物送上伏尔加河的货轮或送到货运铁路货房托运。"
这是朱可夫第一次见到波涛汹涌的伏尔加河。"我第一次看到初升的太阳照在伏尔加河的河面上，河水闪着鳞鳞波光。我凝望着河水，久久不愿把目光移开，我想，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歌曲讴歌她，为什么人们把她叫做母亲河。"
１９１２年，朱可夫快１６岁了，他很幸运地得到１０天假期回家探亲。当时恰好是割草季节，他把这叫做"农业劳动中最有趣的事情"，男人和小伙子们从城里赶回来帮助女人干活，以便尽快割完青草，准备好过冬的饲料。
我离家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回来时已经是个１６岁的小伙子了，学徒期也快满了。在这期间，有许多人不在了，他们中有的去世了，有的去当学徒了，有的去了城里找活干。有的人我也许认不出来了，而有的人也不认识我。有的人被艰难的生活压弯了腰，未老先衰，有的人则长大成人了。
我的母亲在车站接我。她变化很大，在过去的４年中苍老了许多。
我几乎说不出话来，使劲忍住才总算没有流下眼泪。
妈妈哭了很久，用她那双由于长年艰辛劳作而长满老茧的粗糙的手紧紧抱着我，反复说："我的儿子，妈妈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好了，好了，妈妈，"我安慰她道，"我都长成一个大人了，以后生活会好起来的。"
"但愿上帝保佑。"妈妈说。
他们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父亲和姐姐站在门前的土台上迎接我们。姐姐也长成漂亮的大姑娘了，而父亲明显苍老多了，背也驼了，毕竟他已经快７０岁了。我们互相亲吻之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说："我有生之年见到了你，也看到你长大了长结实了，真让人高兴。"
……为了让家人更高兴，我赶紧打开箱子，拿出给每个人带的礼物。（朱可夫给了母亲三个卢布、两磅糖、一磅糖果和半磅茶叶。）
"太好了，"母亲喜出望外地说，"我们好久都没有喝过真正的糖茶了。"
朱可夫又给了父亲一个卢布，让他上酒馆零花。
他母亲说了一句："给他２０戈比就够了。"
他父亲说："我等儿子都等了四年了，我们要好好谈谈，别再提穷的事，免得让人扫兴。"
第三天，朱可夫和母亲、姐姐一起去割草。"我很高兴，又见到了儿时的伙伴们和最要好的朋友列什卡·科洛特尔内。"
刚干了一会儿活，朱可夫就感到口唇、喉咙发干，但仍坚持继续干下去。到收工的时候，他割得比别人还要多。
纳扎尔大叔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走过来拍了拍朱可夫大汗淋漓的肩膀，说："干农活不轻松吧？"
"可不是嘛！"朱可夫回答道。
这时，一个他不认识的小伙子插话："人家英国人都用机器割草了。"
"你说得对，"纳扎尔说，"但咱们这儿还得靠木犁和镰刀。"
朱可夫问那个说到机器的小伙子是谁。
"那是尼古拉，村长的儿子。他参加了１９０５年莫斯科的罢工游行，后来被遣送回来。但他是一个即使舌头被割了还要继续诅咒沙皇的人。"
"不错，"列什卡说，"千万别让警察和密探听见。"
朱可夫记得那天晚上，青年们似乎忘记了疲劳，聚在粮仓周围尽情地欢乐。
我们唱了一支又一支深情动人的歌曲。姑娘们领唱，她们的声音甘甜醇美，小伙子们以男中音和发颤的男低音接唱。然后我们就一曲接一曲地跳舞，一直跳到都累得跳不动了才停下。天快亮了，我们才各自回家。可刚躺下一会儿，大人们就又催着我们起床割草。一到晚上，年轻人又继续欢乐地唱啊、跳啊，很难说我们什么时候才睡的觉。青春年少的日子，年轻人即使不睡觉也那么有精力。年轻真好！假期转眼就过去了，朱可夫要回莫斯科了。就在他离家前的那天晚上，邻近的科斯廷卡村失火了。大火很快蔓延到了附近的房屋、草棚和粮仓。"我们还没有睡，"朱可夫说，"大家飞快地滚出灭火用的大木桶，抬起来就往科斯廷卡村冲去。就连当地的消防队也没有我们到得早。我提着一桶水路过一家门口，听到有人喊救命，于是冲了进去，救出几个被吓坏了的孩子和一位生病的老大娘。"
最后大火终于被扑灭了。朱可夫看到许多村民的全部家当都被烧成了灰烬而无家可归，有些人家甚至烧得连一块面包皮都没有剩下。回到莫斯科后，朱可夫在一家小旅馆里租了一个小房间，这使他晚上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他已经能够独立干活了，工资也比大家的平均工资高一点儿。
１９１０-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其他工业城市，革命起义不断，学生集会和工人罢工频频发生。在农村，由于１９１１年粮食绝收，农民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朱可夫回忆，在毛皮行，尽管工人们在政治上还不成熟，"但是，当他们听说西伯利亚勒拿金矿的工人们惨遭枪杀的事件后，大部分人都同情和支持工人和农民。
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说他第一次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莫斯科的外国商店遭到了打砸。他记得是秘密警察和黑帮分子捣毁了德国和奥地利商行，但由于不懂外文，这些人把法国和英国商行也一同捣毁了。
由于受到沙皇政府所谓的"爱国主义"宣传的鼓动，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出身富裕的年轻人，都志愿上前线去打仗。朱可夫的表兄亚历山大也决定报名去前线，并竭力劝说此时已经１９岁的朱可夫一同前往。
朱可夫说"我也有这种想法"，但决定去问一问他很敬重的一位朋友费多尔·伊万诺维奇，请他帮忙拿个主意。可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却嘲弄说："你这个傻孩子！我能理解亚历山大为什么想去。他父亲有钱，他有理由去打仗。可你呢？--你去打仗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还是因为你母亲因饥饿而得了浮肿病？你要被打成残废回来，就再也没有人要你了！"
一番话说得朱可夫打消了当兵的念头。亚历山大气得把朱可夫臭骂了一通，随后立即参军去了前线。但两个月后，他身负重伤，生命垂危，被送回了莫斯科。
爱情此时占据了年轻的朱可夫的心。他的房东是一个寡妇，他喜欢上了她的女儿。他们都打算要结婚了，但是战争却让他们的憧憬化成了泡影。朱可夫一点儿也不想去打仗，他亲眼目睹了许多不幸的军人从前线下来都成了残废。可政府要求他这个年龄的青年人必须应征入伍。
尽管如此，朱可夫仍然认为俄国正处在危险之中，他暗自下了决心："如果祖国向我发出召唤，我将忠诚地为她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