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们说到了孙中山在香港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二段爱情。随后，两人很快便确定了关系。虽然在香港屯门附近的红楼与陈粹芬同居以后，孙中山因就业受挫的沮丧心情得到了不少宽慰，但是工作依然没有着落。
此时，他突然想到了澳门。还是在西医书院读书时，有一年放假回家经过澳门，他曾为当地绅士、镜湖医院董事曹子基、何穗田的家人治过病。
那是一种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孙中山经过仔细诊断，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很快使病情有了起色。等开学返校再路过澳门时，他又根据病情对药方作了调整，终于奇迹般地使病人恢复了健康。曹子基、何穗田对孙中山的医术赞叹不已，并热情地发出邀请，希望他毕业后来镜湖医院就职。如今，香港难留，北上又不成，孙中山决定去澳门碰碰运气。
于是，1892年秋天，孙中山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挂牌行医了。
镜湖医院是澳门中国绅商于1871年集资创办的，是澳门最大的一家慈善医院。医院专门用中医中药为当地贫民提供免费治疗。
由于孙中山学的是西医，因此到了镜湖医院之后，他就向医院主事提出，医院除了用中医中药之外，还应同时兼用西医西药。
为了使贫苦病者也能廉价地用上西医西药，孙中山到镜湖医院就任不久，就努力争得院方的支持，借银1440两，租下草堆街84号办起了“中西药局”。
这是一幢简陋的木结构两层楼房，楼下的铺面作药局，楼上是寓所。那时，他使用的名字是孙逸仙。
在澳门开业数月，孙中山就因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而声誉鹊起，就诊者络绎不绝。
不仅当地华人十分信赖他的医术，就是当地的葡萄牙人也纷纷请他治病。
孙中山不但医术精明，擅长外科和治疗肺病，而且服务态度认真，待人亲切。
那时慕名前来求诊的病人非常多，遇上大的手术，康德黎老师还亲自从香港来澳门指导。
有一次，孙中山为一位病人切除了一个鸡蛋大的结石，这在当时已是难度很大的手术了。
有一位61岁名叫陈宇的人，患沙林病八年，一直没有治好，病人痛苦异常，孙中山给他动了手术后，十多天就基本痊愈了。
又有一位西洋女子难产，母子生命垂危，经过孙中山的抢救，母子皆安康无事。
有一位卖面食的人，患肾脏水肿，“肾囊大如斗”，经过孙中山的精心治疗，不久即行走如常。
大隆纸店两人，误为毒药水烧伤，孙中山用药敷之，不久就痊愈。
某客栈两夫妻闹口角，女方半夜吞鸦片自杀，第二天送到孙中山那里，经过抢救安然无恙。
香港安抚署文员尤其栋患吐血症多年不愈，中医束手无策，经孙中山医治，一月见效。
诸如此类的事件数不胜数，并且当时有一则报道称孙中山的医术，“无论内外奇难杂症，莫不妙手回春，奏效神速，且非以此谋利者”。
孙中山行医不到三个月，就声名鹊起，被人们誉为“国手”、“神医”。“孙逸仙”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上门求医的病人越来越多，达到了“户限为穿”、踏破门槛的地步。
由于澳门离翠亨村不是很远，卢慕贞便抱着孙科到中西药局小住。陈粹芬与卢慕贞初次相见，对她以姐相称，有时还逗一逗咿呀学语的孙科。卢慕贞看到陈粹芬是一个开朗大度的女子，丈夫在外有这么一位通情达理而又善解人意的女子相伴，未必是件坏事，也就默认了孙中山与陈粹芬的相爱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被排挤出了澳门。
原因是孙中山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声誉很高，影响了在当地行医的葡萄牙医生的业务，遭到了他们的嫉妒与排挤。
这些葡萄牙医生借口孙中山没有葡萄牙的学位，怂恿葡萄牙当局禁止孙中山的营业。
不久，当局取消了孙中山给葡萄牙人治病的资格，之后，又进一步紧逼，禁止所有的药房给孙中山的处方配药。
眼看着这里已经是难以立足，只有另找新的出路了。但是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孙中山也有自己的收获，其中之一就是他的真诚、敬业的品质，赢得了一位姓佛兰德斯的一家葡萄牙人的爱戴。
在孙中山离开时，佛兰德斯小姐还赠送给他一些瓷器。后来，在1895年10月26日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还到佛兰德斯家中避过难。
1893年春，在托葡籍友人向澳门当局申领行医牌照而被拒绝后，孙中山被迫移居广州。在春风、春雨、春雷的庆贺声中，孙中山的东西药局在广州西关的冼基开张了。孙中山认为，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只要有真本事，有一颗悬壶济世的心，好医生走到哪里都一样。
很快，孙中山在广州的医学事业就走上了正轨，前来看病的患者丝毫不亚于澳门。
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孙中山就在广州打响了自己的名声。经济情况逐渐好转后，他不仅还清了当年向檀香山学友和澳门镜湖医院借的钱，还在广州的双门底圣教书楼开设了中西药局分所，以及在香山县城西门口设立了中西药局支店。所售西药有发冷丸、癣皮肤水、拔毒生肌膏、立止牙痛水等多种药物，在包装纸上印有“孙逸仙博士监制”的字样。广州的《中西日报》曾以通栏标题做了报道：
本局敦请大医生孙君逸仙来省济世，每日十点到十二点，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求医者，须在十点以前来局挂号，午后出外诊症……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孕妇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急，无论贫富均可立时邀至，设法施救，幸毋观望，以免贻误。
每天，患者如流，前来看病的队伍足有一里长，这可忙坏了孙中山。他不辞劳苦，尽心尽力，对患者有求必应。
孙中山医德好，行医态度认真，待人亲切，不怕麻烦，有求必应。对生活困难的患者不仅免收诊金，还赠送药品。许多病人经过他细心诊治，恢复了健康，还两次挽救了垂死病人的生命，而且，他到哪里，医就行到哪里。
有一次他回到翠亨村，村里程普照的妻子难产，他们请来接生婆，几个小时也没有生出来，母亲和胎儿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孙中山听到消息，马上背上药箱赶往程家。农村很封建，从来没有男人给女人接过生，何况孙中山还是青年。
孙中山毫不顾忌这些，他用接生钳把胎儿夹了出来，母亲和她的孩子转危为安。
人们不禁伸出大拇指，称赞孙中山是个“大国手”。为了感谢他，程普照给孩子取名铁生，即用铁钳取出来的。
这样，不到三个月，孙中山的医名就不胫而走，以至来看病的人把门坎都几乎踩断了。
在澳门的中西医局，就是一个时常有人来聚谈时政的场所。到了广东之后，借着医生职务，他出入衙署，一无阻碍，也结交了各种各样的人，为日后从事革命运动打下广泛的基础。
孙中山虽然因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成了名医，而且收入可观。但是，他关注的不是自己收入的多少，生活的好坏，社会地位的高低，他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人。
当一名治疗人体疾病的良医，并不是孙中山的理想。他认为医能够治病救人，但救济的毕竟有限，其他慈善事业也是这样。他专注的是“医国”。
这时候，推翻清王朝的思想还没有完全确立，他先走的是属于改良的路子。
当他还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时候，1890年，他就给香山县退职的洋务派官员郑藻如写信，主张效法西方国家进行改良。
信中提出三点具体意见。第一，兴农会，以倡导改革农桑业；第二，立会设局，以禁鸦片；第三，兴学会设学校，以普及教育，并建议在香山县试点，然后逐步在全国推广。
第二年，他又写成《农功》一文，再次呼吁改进农业，特别是蚕丝业。但是他提出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却无人重视。不过，一再的挫折，并未使他却步。
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才是他最关注的。
在澳门、广州行医的过程中，孙中山广泛接触社会，接触了许多官僚、富商、巨绅，因为接近官场，他就更加了解清朝政治的腐败。
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医术虽然高明，但是所能救助的人毕竟有限，不可能救助所有的贫苦民众，更不能解决国家贫弱的问题。要解决国家贫弱的问题，必须从改革中国的政治入手。
孙中山认为，“医术救人，所济有限”，而“医国”比“医人”更重要。
当时，广州的冬天，几乎见不到冰雪的踪影。如果没有太强的冷空气南下，仍是一派树木葱葱、暖意融融春秋景象。为了反清救国，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个冬闲的季节出外交游，完全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
孙中山卸去了管理药店的重担，一方面请区凤墀的女婿尹文楷主持医务工作，一方面又把药店的财务经营交给一个伙计负责。无事一身轻的孙中山，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物色革命同志的工作中去了。他带上一些盘缠，拎起医包就踏上了征程。
孙中山走了很多地方，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只要遇上可以交谈的人，他就向他们揭露和抨击社会的黑暗与腐败，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强调推翻满清政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别是对那些操权握柄将来能用得着的人，他更是煞费苦心，倾力相交。
广东水师广丙军舰管带程璧光患有胃病，曾慕名亲自登门求孙中山医治。坐诊医所的尹文楷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说：“孙先生外出了，我来替你治疗吧！”
可程璧光不肯，临走时还执拗地甩下一句话：“我只相信孙先生。他回来时，请通报我一声。”
几天后，孙中山回来了，尹文楷便将程璧光求医的事告诉了孙中山。孙中山这时已不大接受医务，可一听说程璧光是位海军人才，估计今后必有大用，便马上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拎着医包的孙中山敲响了程璧光的家门。正在犯病疼痛难忍的程璧光听说孙先生送诊上门，又惊又喜，急忙迎出门来，不好意思地说：“鄙人偶染微恙，何劳先生屈驾送诊。实是愧不敢当，愧不敢当！”
孙中山连忙还礼，坦然地说：“程先生是海军军官，长年坚守舰上，为国效力，落下胃疾，我等理应为守卫疆土的勇士尽一点绵薄之力。”
程璧光听了孙中山这一席话，更为感动，急忙把孙中山请进内室。 孙中山打开医包，开始给程璧光切脉问诊，仔仔细细地观察、检查了一番。同时，又不厌其烦地向程璧光解释他的胃病起因及必须注意的事项：“程先生的病是因饮食不正常而起的，饱一餐，饥一餐，自然有伤肠胃。今后，一定得注意定时定量进餐，不要吃冷辛食物。”
程璧光望着孙中山，眼中透出感激的目光。孙中山开好药方，又建议道：“程先生除了吃药之外，还须进行辅助治疗。以后每天清晨须到室外散散步，吸吸新鲜空气，增强胃部的活动机能，这样才可望彻底治愈。”
程璧光连声说：“谢谢，谢谢……”
孙中山又说：“我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清晨必定散步半小时。如果程先生没有散步的习惯，我可以陪程先生一起散步。”
“不敢当，不敢当。孙先生医务繁忙，怎么好耽误先生的宝贵时间！”程璧光急忙婉拒。
“不必客气。散步对我也有裨益。就这么定了，明天早晨五点半，咱们东郊见。”
第二天清晨，孙中山早早地来到东郊。等不多时，程璧光也到了，两人便沿着野外的小路，并肩漫步。
虽然是冬天，但这里到处还是绿葱葱的：绿的山，绿的水，绿的田野，就连空中也好像畅流着某种馨香醉人的野生汁液。他们沐浴着晨风的清凉和呼吸着露了一夜的花草清香，两人都感到神清气爽。
他们边走边聊，谈话越发投机。孙中山问：“程先生，听说你是程奎光的哥哥。是吗？”
“是的，奎光是在下的弟弟。”
“噢，我与奎光先生早有来往，他可是个很有作为的人啊！”
“孙先生过奖了。”程璧光并不知道孙中山这句话的真实含意。
“不，不。奎光先生确实是个很有作为的人。”孙中山说，“如今我们这个国家黑暗如墨，已走向了穷途末路。奎光先生对现状极为不满，乃至有志于改变这样的黑暗社会。这不是大有作为又是什么？”
“哦……”程璧光大惊失色，怔怔地望着孙中山，不知该说什么好。
孙中山停了停，接着又说：“以程先生的阅历与见识，肯定会接触到这个社会更多的黑暗和腐败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想必程先生也是反感的，不赞同的。是不是？”
一席话说到了程璧光的心坎上，精神更加爽快。他想起了自己亲见亲历的许多事，不禁愤然地说：“这世道确实太不像话了！”
冉冉升起的太阳，把它的光芒从繁茂的枝叶中照射下来，地面上闪烁着七彩的光斑。他们踩着美丽的光斑，边走边谈。孙中山不想一次把话说完，又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便打住话匣：“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明天再聊……”
此后一段时间，孙中山天天陪程璧光散步，两人相处得越来越近。孙中山通过纵谈时事，批评社会，不断地向程璧光灌输革命思想。程璧光则在他们的交往中，被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和崇高抱负所打动，内心深处升腾起强烈的爱国**，终于成了孙中山的挚友。
孙中山在行医的过程中，十分注意结交朋友，寻求革命同志。孙中山与这些新朋旧友们，经常聚集在广州圣教书楼后的礼拜堂和广雅书局南园的抗风轩即今广州文德路中山图书馆南馆内谈论时事和政治，谋求救国的办法。
1893年冬，他邀集新老朋友八人，聚会于广雅书局内的南园抗风轩，酝酿成立革命团体，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取名兴中会，但因人数不多，还没有具体组织，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团体，并无实际结果。
尽管抗风轩的聚会和议盟没有实际结果，但是，它表明孙中山民族革命思想已趋于成熟。
孙中山已进入到了结集同志、团聚力量、组织革命团体以促进和领导革命的新阶段，为后来兴中会的建立和广州起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时距广州起义已不到两年。
组织团体的事情作罢后，孙中山决定采取另一个“医国”的重大行动。那么这个重大行动究竟是什么呢？下面又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为大家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