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想到若干年后的今天，由于比尔·盖茨的天才在这所摇篮里发芽、成长，使湖滨中学成为美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人们给它戴上“天才的学校”、“微软的摇篮”的花环。据说在这所学校毕业的大多数孩子都会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
1968年，湖滨中学成了当时美国最先开设计算机课程的学校。
电脑是在盖茨出生前10年问世的。那时候电脑又大又笨，一套就占了整个房间。早期的电脑是由IBM公司生产的，主要为企业解决会计难题，和为军方破译战时密码。1947年，IBM公司的工程师设计了一台长达120英尺的选择式连续性电子计算机，现在，这台机器放在纽约的IBM公司总部大楼大厅里的特大玻璃框内，供人参观。
20世纪60年代末，正当美国工业领域应用电脑潮流如火如荼发展时，一股不可抵御的潮流卷来，美国掀起了个人电脑革命的狂潮。
盖茨一直着迷于电脑和程序，从12岁那年，在湖滨中学第一次接触电脑那一刻起，电脑就成了他的终身伴侣。他的大脑细胞与电脑里的线路和元件几乎是相通的。电脑运用给他带来的喜悦在他生活中不可或缺，一日不见那闪闪发光的控制盘，一天就感到不舒服。
保罗·艾伦(PaulAlan)是他最好的校友，两人经常在湖滨中学的电脑上玩三连棋的游戏。那时候的电脑就是一台PDP—8型的小型机，学生们可以在一些相连的终端上，通过纸带打字机玩游戏，也能编一些小软件，诸如排座位之类的，小比尔·盖茨玩起来得心应手，在程序上略施小计，就使自己座位的前后左右都是女生。
他喜欢电脑，还因为这可以让他得到超越他人的心理满足。13岁开始编写程序，有此能力的少年，当时确实是凤毛麟角。
凡是能弄到手的关于电脑方面的资料和书籍，他总是贪读不厌。他每天早晨起来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急切地奔向读书室，坐在一大堆计算机书籍面前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几乎每天都是如此。难怪人们说“读书就是比尔·盖茨的晨祷”。他通过自学学到了许多东西。他只有靠自学，因为湖滨中学的教职员工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所知甚少。盖茨和其他小伙伴整天整夜把自己关在计算机房里，在里面反复摆弄、操作机器，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真是如痴如醉，欣喜若狂。
盖茨后来回忆说：“仿佛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脱了节。除了我们，有谁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想弄清楚计算机究竟能做些什么。”
玛丽·盖茨和她丈夫很为自己的孩子担心，在他们看来，计算机似乎对这个孩子具有一种超越自然的控制力。尽管他才读9年级，但他似乎完全被这种机器迷住了心窍，而对其他事情不问不闻。盖茨愈来愈变得像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教授约瑟夫·魏扎鲍姆在其《计算机魔力和人类心智》中所描绘的那类“计算机偏执狂式的人物”：
“他们都是些极有才华的年轻人，衣着不整，头发蓬乱地坐在计算机操作台前，眼神深隐但闪烁着灼人的光芒。他们整天沉浸在一种自大狂们所特有的那种无上权威的梦幻之中。一旦坐在计算机前，就像赌徒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在转动的骰子似的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计算机身上。他们高举着手臂，随时准备敲击键盘和按钮。他们拼命工作，直至把自己拖垮，一干就是连续20小时，30小时。他们的食品，如果他们想吃东西的话，充其量就是些咖啡、可口可乐、烤馅饼和三明治。要是有可能，他们就干脆睡在打印室旁边的帆布吊**。这些人就是计算机狂人和程序编制狂患者。”
盖茨的父母开始注意到他们孩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非人性的沉迷行为。尽管在这之前，他们从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强迫过他，但他们这回非要这么做不可——他们要求儿子放弃计算机，至少一段时间不再去碰它。
“什么事情都凑在一块，”盖茨解释道，“有人说我们也许应该摆脱控制，又有人觉得我们不应该把精力花在别的事情上，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所以，我父母对我说，‘为什么你就不能把这件事放一放呢?’于是，我照他们的意思做了。”
“这样做对我来说并不很美妙，”盖茨说，“我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把精力放在了其他科目上，比如自然科学、数学等。我疯狂地读书，至少有9个月的时间，我再也没有接触过电脑。”
1970年，盖茨将近一年没有触摸电脑，苦闷之余，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
那时，他还没有形成在信息工业领域开辟一片天地的想法，反而受家庭气氛较多感染。与盖茨父母过从甚密的多半是在西雅图工商界和政界享有名气的人士，他们博学多才，经常相聚在他家中高谈阔论。盖茨也喜欢在这些谈话中吸取知识和人生经验。他对新兴事物的兴趣被压抑，惟有向传统学问靠拢。
盖茨确实担心自己“玩物丧志”，不再打算去碰电脑，要正正经经考虑学业和前途。可是你不出门，人家却找上门来。
1970年12月，一家名叫“信息科学”的公司的老板跨州过府，从俄勒冈州到西雅图，慕名而来，找到了被称为“电脑神童”的盖茨和艾伦，把程序设计的工作交给了他们两人，酬劳是价值1万美元的电脑“机器时间”。
1971年6月，盖茨“玩”电脑的机会接踵而来。西雅图湖滨中学因为学生人数众多，课程复杂，决定采用电脑排课。于是起用盖茨和艾伦，让他们设计排课程序。盖茨和艾伦利用暑假，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校园里不分日夜地工作。完成任务后，他们得到2400美元的报酬。盖茨对电脑的热情，重新燃烧起来，在以后短短的几年间，软件业诞生了第一个“天才”，一个改变计算机行业未来的公司——微软诞生了。
少年时期就感受到“直接接触”的力量
12岁那年，戴尔第一次感受到“直接接触”的力量及收获。他在休斯顿有个最好的朋友，其父亲对集邮非常着迷。所以戴尔和朋友两人自然也想开始集邮。为了要储备集邮的资金，他在离家两条街的中国餐厅洗碗，也开始把新闻记者有关邮票的报道当作消遣。
戴尔很快就注意到邮票价格正在升高。在20世纪70年代，戴尔一家餐桌上讲的是联邦储备局主席的决定，以及这对经济和通货膨胀率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讨论石油危机、应该投资哪些公司、该买或该卖哪些股票等等话题。当时休斯顿的经济正值大幅成长的阶段，收藏品的市场非常活跃，戴尔从所读到或听到的内容里，可以很明显看出邮票正在攀升。身为一个小孩，他视此为一个机会。
戴尔开始着手进行第一次生意冒险。
首先，戴尔在邻居间找了些人，说服他们把邮票委托给他处理。然后，戴尔在当时的专业刊物《林氏邮票杂志》(Linn’sStampJournal)上刊登“戴尔集邮社”的广告，然后制作出一个12页的目录，寄发出去。出乎意料之外，戴尔一举赚了2000美元。
戴尔很早就学到这有力的一课，了解到没有中间人的好处；同时也体会到，如果有好的点子，绝对值得采取一些行动。
美国开放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加上个人的叛逆性格和灵敏锐利的嗅觉成为其经营天赋走向成功之路的起点。小学三年级时，戴尔在杂志上看到一则广告：只需要通过一次简单的测试就可以获得高中文凭。戴尔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企图消灭任何中间环节而获得成功。
戴尔16岁在高中时利用暑假为报社推销报纸，并不满足零售的方式，而是对读者(用户)进行分别的研究，总结出客户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刚结婚的；二是刚搬家的。而这些信息可以在法院和专业抵押公司那里找到。戴尔一方面尽力搜集这些信息，另一方面与这些人联系，并提供适时的免费服务，结果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数千个订户，成为报纸在当地的主要销售商之一。这件事表明了戴尔善于发现机会并在通过组织实施的过程，充分展示了其经营天赋。最初的成功使乳臭未干的戴尔获得信心，这些都为1984年19岁时大学一年级便辍学办公司的戴尔打下了伏笔。在《财富》论坛上戴尔对自己看准机会、抓住机会的机灵劲表白：“我要成为亿万富翁是不是必须辍学我不知道，但就我而言，辍学确实对我有帮助，因为计算机行业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当时看到一个机会，可以办一个企业，当时我难以抗拒这种想法，我无法继续上学，我觉得必须抓住机会。”
几年后，戴尔看到一个机会，可以掌握更棒的商机。16岁那年的夏天他找到一份工作，负责争取《休斯顿邮报》的订户。报社交给业务人员一份由电话公司提供的电话用户名单，叫他们打电话向顾客推销————他们居然以这种随机取样的方式去争取新的生意机会，戴尔非常讶异。
不过，戴尔在拉顾客时，很快就从他们的谈话与反应中注意到一个模式。有两种人几乎一定会愿意订阅邮报：一种是刚结婚的人，另一种人则是刚搬进新房子的。戴尔开始猜想：“怎么样才能找到所有刚办好房屋贷款或是刚结婚的人?”
经过明察暗访后得知，情侣要结婚时，必须到地方法院申请结婚证书，同时也必须提供地址，好让法院把结婚证书寄给他们。在得克萨斯，这项资料是公开的，所以戴尔雇用了几个高中“死党”，一起劝诱休斯顿地区16个县市的地方法院，为他们提供新婚(或即将结婚)的新人姓名和地址。
接着戴尔发现，有些公司会整理出贷款申请者的名单，而名单上是按照贷款额度来排定顺序，所以很容易找出贷款额度最高的人，把他们定为高潜力顾客群。戴尔锁定这些人，发给每人一封信，信的开头是每一个人的姓名，信上则提供订阅报纸的资料。
这时，暑假已经结束，戴尔该回学校上课了。虽然上学是很重要的事，但戴尔却觉得这严重影响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他费了千辛万苦才创造出这套赚钱的绝佳系统，可不想就此放弃。所以戴尔在需要上课的时候，利用放学后的时间继续处理那一大堆工作，然后在星期六早上处理后续工作。结果，戴尔找到数千名订户。
有一天，教历史和经济学的老师出了份作业，要同学们整理自己的报税资料。根据销售报纸的所得，戴尔在那一年的收入是1．8万美元。起初教师还纠正他，认为他弄错小数点的位置。当她了解戴尔并没弄错时，她反而更沮丧了。因为，戴尔那年赚的钱比她的收入还高。
那时候，戴尔又有了新嗜好：电脑。事实上，他对电脑的兴趣应该追溯到更早之前。从7岁那年买了第一台计算器开始，他就对这种可以计算东西的机器深感兴趣。
戴尔初中时被编人数学实验班，并且参加“数字概念社”，社团里的成员都用心算来计算复杂的数学题，并且经常参加数学竞赛。他们的教练是一位叫达比先生的数学老师，他在学校装设了第一台电传打字终端机。如果你放学后留下来，便可以动手玩这部机器，写写程序，或输入方程式，然后得到解答。这是戴尔看过的最神奇事物。
戴尔开始在“无线电屋”(RadioShack)电器专卖店流连，在那里玩电脑，接着便开始存钱买电脑。在那时候，苹果电脑很快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个人电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拥有最多的软件。苹果二号(AppleⅡ)电脑最棒的地方在于，它不像现在的电脑那么复杂，而每个电路都安装在特定的芯片上，使用者可以轻易打开外盒，了解电脑的动作方式。《字节》(Byte)杂志定期报道苹果电脑最新的零件，制造半导体的公司也针对他们生产的芯片而出版手册，详细解释一切，所以你可以很容易找到一本参考书，从中学习有关74LS07的用途以及它输出以及输入的内容。
于是，戴尔将家中的一台苹果电脑折开，研究它的构造，但他的父母却心疼了。
当时一台苹果电脑的售价昂贵，戴尔的父母以为戴尔把电脑毁了，但戴尔不过是想看看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罢了。
戴尔对电脑很快就不再是单纯的兴趣，而转变为痴迷于它所带来的商机。1981年，IBM推出了个人电脑(PC)，戴尔马上把注意力从苹果电脑转移到个人电脑。当时苹果电脑备有很多游戏，而IBM的个人电脑则是功能较强，有很多商业用的软件及程序。虽然戴尔当时的商业经验并不算太丰富，但已知道，个人电脑将是未来商业上的最佳选择。
随后，戴尔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18岁时，他就开办了自己的电脑公司。
勤奋好学的少年卡内基
1835年11月25日，安德鲁·卡内基出生在英国一个叫顿弗姆兰的村子，那时他的家境还算不错。卡内基的父亲威廉是一个亚麻编织匠，在蒸汽动力作坊尚未兴起之前，威廉家的亚麻编织生意是颇为兴隆的。但自从1842年第一家蒸汽动力作坊在村里开工后，威廉一家的经济状况便每况愈下，全家的生计仅靠缝缝补补和开一家小店的收入来维持。
这种经济上的窘迫不仅仅限于威廉一家。在19世纪40年代，激烈的革命风潮席卷欧洲大陆，那时正值政治与经济的转型期，新兴机器纺织企业排挤着家庭工厂，大批工人失业。由此而引起的经济上的急剧变化使大量苏格兰人被迫移居正在发展中的美国。1848年4月，威廉一家在“自由乐土在西方”的召唤下，也同众多苏格兰人一样背井离乡，远走美国，最后在匹兹堡定居下来，那时卡内基12岁。
18世纪后半期，是美国企业家创业的年代，同时也是产业史的革命性年代。就产业而言，原始积累及手工开发方式也已落伍，一切都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创业潮流，不受禁锢的发明创造的**，积极开拓的精神，从资源到技术、从资金到媒体等诸多方面的便利……卡内基一家到达美国时，匹兹堡刚进入产业的生长期。
如果说一个人的成功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的话，卡内基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适合企业家成长土壤的国度里，可以说是幸运地具备了事业成功的天时条件。
再说卡内基一家到达匹兹堡后，并没有立即达到他们理想中的目标，而是暂时住在舅父家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卡内基的父亲威廉又重操旧业，织起布来。但他织的布在匹兹堡并不行销，因此找不到购买这些产品的批发商。威廉不得不将自己织的布装人口袋，挨家挨户去兜售。
这种在苏格兰人眼里最下贱的工作赚回的钱远不够威廉一家人糊口，为了维持生活，年仅12岁的卡内基和父亲在一家纺织工厂找到了工作。威廉负责纺织，卡内基则在锅炉房当锅炉工，薪水是每周1．2美元。
过早负担起生活重压的卡内基很珍惜这个工作，由于工作认真努力，卡内基的薪水很快被调到了2美元。
有一天，纺织厂的老板问卡内基：“你会写字吗?管账的人辞职了，你愿不愿意帮我记账?”“当然愿意，老板，让我试试看吧!”
尽管从未受过正规教育，更没有记过账，聪明的卡内基仍很快熟悉了记账方法，老板对卡内基所记的账感到相当满意。
小卡内基当时做账的方法只是一种简单收支的单式记账法，而那时有一种新的记账方法，即采用借贷与损益可一目了然的复式记账法已在匹兹堡的一些大公司普遍采用了。为了提高自己的记账水平，卡内基和几个小伙伴找了一位老师，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上课。在这段受教育的过程中，小卡内基受益良多，这使得他具备了一个成功企业家最基本的素质。
卡内基13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走进了匹兹堡的大卫·布鲁克斯先生的电报公司。大卫是卡内基舅父霍甘的西洋棋敌手，卡内基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电报公司应聘。
到电报公司门前，卡内基突然停下脚步对父亲说：“爸爸，我想一个人进去面试，您在这里等我，好吗?”
“为什么?”威廉有些疑惑不解。
“我想一个人单独去试试看!”
也许是卡内基的闯劲赢得了大卫先生的好感，尽管卡内基年龄小，个子又瘦小，大卫先生却未言及体格问题，而是问他：
“匹兹堡你熟悉吗?”
“不熟，但一个星期内，我可以记熟，我会用功强记。”小卡内基紧接着又自信地说道：“我个头虽小，但比别人跑得快，这一点请您相信。”
大卫先生微笑地俯视着眼前这个小不点：“好!你被录用了，周薪是2．5美元，如果你觉得满意，今天就开始上班吧!”
世界上最早的电报，是1844年在华盛顿与巴尔的摩之间开通的铁路用电报。1846年再由英国普及到德、法等欧洲国家。
当时在匹兹堡只有两家电报公司，大卫的电报公司只能接收从东部拍来的电报，与之竞争的另一家公司，事务所设在查尔斯旅馆的地下室，可接收从东部及西部拍来的电报。
“加油啊，以后我们也要收西部来的电报。”大卫结束谈话时鼓励卡内基。
“嗯，我一定会尽力的。”
小卡内基果然不负大卫所望，在一星期内，他实现了自己面试时许下的诺言，熟悉了匹兹堡的大街小巷。两星期之后，卡内基连郊区也了如指掌了。
“这苏格兰小个子挺勤快的嘛!”小卡内基不久便在公司上下得到如此的评价。
进入电报公司一年后，卡内基已成为管理信差的监督者，在社内开始被称为“dean”，意思是教会的司祭长或大学的院长。
小卡内基在这个职位上充分体现了自己的管理才能。
那时电报公司有一个规定：对于报童，若投递的电报超过责任区，可索取1毛钱的小费。为挣这一毛钱外快，报童们纷纷争抢这种差事，常常引起冲突。卡内基任监督后，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他规定：“小费全部放在箱内，到月底大家再平分。”
卡内基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仍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质。他每天都提前1个小时到达公司，悄悄跑到电报房操作电报机，这个秘密的学习机会卡内基极其珍惜，因此他日复一日地坚持下来。
一天早晨，卡内基像平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电报房。操作电报机时，卡内基听到一个电报讯息：“紧急电报!这里是费城电报公司，一位叫沙利帮的人去世了，谁能收下这份电报?!”
卡内基即刻收报，并及时把电报送到收报人手中，大卫先生知道这件事后，对卡内基偷学发报的事未加指责，反而大为赞赏：把卡内基的工资由每月11．25美元上升到13．5美元。
在大卫先生的支持下，卡内基更加大胆地练习发报，很快卡内基便能熟练地掌握发报的技巧了。卡内基渴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发报员，这种机会不久就来了。
距匹兹堡东方大约48公里远的乡下电信局，有位服务员临时请假几天，要求总部派人暂时代理他的职务。大卫总经理派卡内基去处理这件事。
卡内基来到这个乡下电信所，被带到那位临时要请假的报务员面前。这个身材魁梧的男子相当傲慢：“我不需要电报童。”
卡内基不卑不亢道：“我是报务员卡内基。”
那个报务员简直无法相信眼前这个小不点懂发报。可当卡内基走进电报房，在机前熟练地收发电报时，他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这才相信眼前的小家伙的确有此本事。
卡内基在圆满完成代理报务员的任务后，如愿以偿地正式成为公司的报务员。
聪明而有经济头脑的卡内基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有5家远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报社常常发内容完全相同的电报。卡内基于是开始思索起新闻电稿的统一问题，他向每天都要到电报公司抄写电报的记者提议：
“记者先生，我发现你们几家报社常发相同内容的电报，这实际上是一种浪费。如果你们要省些电报费，不如拍统一的电报稿。我可以把电报稿复制成5份，分送到5家报社。”
卡内基对客户热情周到的服务引起记者们的好感，为了向卡内基致谢，5家报社达成协议，每周付给卡内基1美元。
由于收发报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卡内基的月薪被加到30多美元。他把自己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助家里还清了全部借款，并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把舅父霍甘的房子买了下来。
这时候的卡内基年仅16岁。
卡内基在电报公司越干越出色，他突出的才华不仅在公司内部得到充分肯定，而且受到客户的普遍好评。其中一个叫汤姆·斯考特的客户到匹兹堡不久，就有了挖走卡内基这个人才的意思。
此后，卡内基在汤姆·斯考特的扶持下，最后成为名震世界的“钢铁大王”。
先知先觉的财富神经
很多富人和普通人一样，并没有“富爸爸”，但是他们却有一种先知先觉的财富神经，这使他们能够抓住致富的机遇。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财富神经”就是对信息的敏感程度。
在现代社会里，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经商也是这样。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而经营实践证明，信息也是金钱。信息抓得越快越准，就越能产生新的创意，赚贱的机会就越多。谁能对得到的信息反应得最为敏捷，并迅速采取行动，谁就可能成为赢家。
所以，现代的公司都极为重视信息，有的公司为了获取竞争对手的重要信息，甚至雇佣商业间谍。在看似利润不多的市场上，许多不名一文的小人物由于抓住了一条有用的信息而成巨富。他们从信息中获得创意，并因此而抓住了市场机会，使自己的事业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许多重要的商业信息并不需要商业间谍，而是广泛存在于各种公共媒体上，比如报纸、杂志等等，从信患的角度上讲，创意就是筛选信息，并从毫不相干的其他信息中得到启示。
从公开信息中发现的金矿
10余年前，日本人古川久好只是一家公司地位不高的小职员，平时的工作是为上司干一些文书工作，跑跑腿，整理整理报刊材料。工作很是辛苦，薪水又不高，他总琢磨着想个办法赚大钱。有一天他经手的报纸上有这样一条介绍美国商店情况的专题报道，其中有一段提到了自动售货机。上面写道：“现在美国各地都大量采用自动售货机来销售货品，这种售货机不需要雇人看守，一天24小时可随时供应商品，而且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营业。它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可以预料，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新的售货方法会越来越普及，必将被广大的商业公司所采用，消费者也会很快地接受这种方式。前途一片光明。”
古川久好开始在这上面动脑筋，他想：“日本现在还没有一家公司经营这个项目，将来也会必然迈入一个自动售货的时代。这项生意对于没有什么本钱的人最合适。我何不趁此机会钻一个冷门，经营此新行业呢?至于售货机里的商品，应该搜集一些新奇的东西。”
于是他就向朋友和亲戚借钱购买自动售货机，他筹到30万日元，这一笔钱对于一个小职员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以1．5万日元一台的价格买下20台售货机，设置在酒吧、剧院、车站等一些公共场所，把一些日用百货、饮料、酒类、报刊等放入售货机中，开始了他的新型事业。
古川久好的这一创意，果然给他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人们头一次见到公共场所的自动售货机，感到很新鲜，只需往里投入硬币，售货机就会自动打开，送出你需要的东西。一般地，一台售货机只放入一种商品，顾客可按照需要从不同的售货机里买到不同的商品，非常方便。古川久好的自动售货机第一个月就为他赚到100多万日元。他再把每个月赚的钱投资于售货机上，扩大经营的规模。5个月后，古川不仅早已连本带利还清了借款，还净赚了近2000万日元。
古川开始在公共场所设置自动售货机时，为顾客提供了方便，受到了欢迎。一些人看这一行很赚钱，也都跃跃欲试。古川又产生新的创意，马上改为制造自动售货机。他自己投资成立工厂，研究制造“迷你型自动售货机”。这项新产品外观特别娇小可爱，能美化设置场所，平添光彩。
古川久好的自动售货机上市后，反应极佳，立即以惊人之势开始畅销。每台机器售价4万日元，机器内的商品大约需要2万日元，有6万日元就可靠它生财，而且几乎没有风险。因此，日本各地的商人纷纷向古川久好购买迷你型自动售货机。据统计，生意最好的一台一个月销售额高达10万日元，平均销售额是一个月5．6万日元。其中有一个人就单独向古川购买了120台，大做自动售货机的生意。没有几年功夫，这种经营方式在日本的城市里普及开来。古川久好也因制造自动售货机而发了大财。
利用信息长盛不衰
利用信息不但能够创意，而且还能避免市场波动造成的损失。中国台湾长荣公司就是个中翘楚。
长荣老总张荣发是个眼光高远的实业家，为了使自己的公司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为了自己的事业长盛不衰，他从创业之日起就非常注意对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张荣发认为，无论经营什么行业，“知己知彼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所谓“知己”，就是不仅要对自己的公司实力进行起初的评估，而且要针对自己公司的不足，不断地加以改进，才能增强竞争能力。所谓“知彼”，就是对市场要做周密的调查研究，准确地预测航运发展的趋势，为决策提供正确的依据。为此长荣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建立了航运界一流的信息部。
长荣公司的总部设在台北市，而他的信息部却设在万里之遥的纽约。张荣发对此有自己的打算，他认为纽约是美国乃至世界的航运中心之一，是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中心。除了美国的航运公司外，各国的航运公司都在这里建有分公司、办事处，航运界人士汇集。同时纽约地处两个时差区交界处，必然对航运情况反应敏捷迅速，消息灵通，是搜集航运信息的理想场所。
信息部投入的人力不很多，但很精悍。一般的办事人员都是学士以上的专业人员，而且都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对信息的搜集、甄别和分析等每道工序管理得十分严密。一份信息经过每道工序，必须要有办事人员的签名。这样经过层层把关，最后到张荣发手中的，便是一张既准确无误又简单明了的信息。
1974年，长荣公司以巨资购买了大型电子计算机，实现了掌握世界集装箱动态、客户资料贮存和文件处理的现代化。
1975年，长荣公司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建立了全球电脑咨询中心，其工作量相当大，仅传真消息，每天就要处理上千件之多。
设在纽约的信息部，平时除了从数以千百计的各国报刊有关航运界人士的报道中搜集消息以外，还要搜集国际经济、同行状态、航线变更、运费措施、有关法律以及政治动向等多方面的信息。正是根据这些信息，张荣发和他的公司对世界航运业的变化情况了如指掌。
1972年，长荣公司的信息系统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判断，一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即将来临。张荣发接到这一信息后当机立断，把公司所有的船改为柴油机船，投入到新开辟的中东至加勒比海的中南美航线运行，不仅提高了燃料效能，又节约了30％的燃料费用，使长荣公司在石油危机到来时，只受到轻微的损失。
1973年，长荣公司的信息系统又提供信息，国际航运业即将进行集装箱化。张荣发根据这个情况，果断地抽调有经验的干部组成专门班子，对世界集装箱市场开展专题调查，以确定公司未来的经营方向。这个调查小组先后飞往伦敦、纽约、香港等地，走遍了世界各大港口和航运中心，历时整整两年，最后向长荣公司提出了一个实现全集装箱化的完整计划，张荣发根据这个计划，在航运界率先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行动。
1975年，长荣公司使用S型全集装箱，航行到远东和美国东岸。
1976年，长荣公司又使用M型集装箱首航美国西海岸。
1977—1978年，中南美航线和地中海航线相继实现了全集装箱化。
1979年，又开辟了欧洲全集装箱的定期航线。
信息科学管理和及时掌握，一次又一次地使长荣公司在航运界处于领先地位。
天然色素带来食品业革命
美国的史密斯·琼克从资料上发现英国的几位科学家从一种植物中提炼出一种天然色素，他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天然色素必将带来食品工业的一场革命。因为以前的加工食品，为了使食品看上去更加可口，总是添加化学色素来使其颜色好看，但科学家已经证明，化学色素将会影响人类的健康。
琼克马上与这几位英国科学家联系，买下了提炼天然色素的专利，并立即组织生产。
但是，尽管作了大规模的宣传，销售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绝大多数食品生产厂家不愿意因采用价格较昂贵的天然色素而使食品的成本上升，对琼克的产品不感兴趣。
琼克的工厂很快陷入困境，他本人也濒临破产。
这时候，一个和琼克同样有眼光的富商出资收购了琼克的工厂，他的高参们当时大都反对他进行的这次几乎算是疯狂的收购行动，但这位富商看中了天然色素潜在的市场潜力，义无反顾地接下了琼克留下的烂摊子。
他看中天然色素的市场潜力，是受到当时环境保护运动的启发，他认为人们在关注自然环境的同时，也会关心自身的身体健康。
他不但接手了琼克的工厂，而且扩大了规模，产品积压不好销售，他就投资办起了自己的食品生产厂家。
果然不出所料，美国人不久就掀起了一场反对在食品中加入化学色素的运动，并抵制含有化学色素的食品。那些生产含化学色素的食品厂猝不及防，遭到重创。而那位有先见之明的富商却大获成功，产品供不应求，并借机廉价收购了许多倒闭的食品生产厂家，一跃成为美国食品业的巨头。
顺应潮流本田公司大获成功
当今企业几乎时时处在“环保”的压力之下，企业的生产活动，不可避免要产生污染环境的废物；某些产品甚至本身就是污染环境和危害人类健康的祸首，比如汽车的尾气污染，氟利昂制冷剂对臭氧层的破坏，为保持食品新鲜添加的有毒添加剂等等。“环保”和“绿色”已经成为当今的社会潮流，人们关心自身健康、关注环境安危，使得那些“污染型”企业和“公害型”产品几乎难以在市场上立足。
面对这一社会潮流，有的企业害怕丧失既得利益，采取抵制、拖延等方法对抗；但有些企业却从长远的利益出发，顺应潮流，改弦更张；而聪明的企业却利用这一思潮，制造商机。
本田公司是日本也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之一，其总裁和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就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社会潮流。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汽车业的发展，废气污染问题成为广大公众和政府关注的问题。1970年，日本政府仿效美国的“马斯基法”制定了汽车的排气规定，日本的排气规定较美国更为严格，其废气排放量规定为美国的十分之一。
日本制定的排气规定一出台，立即在汽车行业掀起轩然大波，汽车主们纷纷采取抵触态度，不愿行动。因为在他们看来，遵守该规定就意味着放下手中正常的生产，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开发新型低公害发动机，这种巨大的损失是汽车主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担的。
在这一点上，本田宗一郎的眼光长远得多，他果断地决定：立即开发无公害发动机!这是抓住机会把竞争对手抛在后面的良好契机和取胜的关键之所在。
本田宗一郎深知，企业能否对社会承担起责任，会在公众心目中折射出全然不同的形象。而良好的企业形象，才是企业得以长久发展的生命力。
他于是着手组织科研人员收集资料、查阅文献，进行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努力总算没有白费，本田宗一郎等人终于在1972年10月成功地开发出符合日本政府规定的低公害发动机——CVCC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是在复式发动机汽缸盖上安装辅助燃烧室和辅助过滤瓣的方法，来提高汽油燃烧率，降低未燃烧气体的排放量。尽管与过去的发动机相比，这种发动机价格提高了170美元，但因为它可以不附带催化剂转换装置和其他附加装置，也就节约了成本350美元，实际上节约了成本180美元。由于发动机的燃烧效率高，所以随着行程的增加，这种节约额还越大。
本田公司无疑打了一个大胜仗，CVCC发动机成本的大大降低将直接导致本田汽车成本的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先走一步的本田公司必定会在竞争中取得价格上的优势。
不仅如此，本田公司此举还受到美国环境保护局、全美科学协会的高度评价：
“这是当今最优秀的低公害发动机!”
日本的各大报刊也对本田公司成功解决公害问题的行为大加赞赏，这无意中又宣传了本田公司，为本田汽车免费打了广告，本田公司可谓名利双收。CVCC的开发使本田公司一夜之间成为值得信赖的代名词。本田汽车在日本、美国两大市场销售极为看好。到1974年，本田公司在美国就销售了4．3万辆。接下来的一年里，本田公司的10．3万辆车又在美国销售一空。
本田公司这次的成功，归根结底是深谋远虑的本田宗一郎决策上的成功，宗一郎对此感叹道：
“这次的成功，不是企业间竞争的成功，而是一种神圣的社会责任感的成功。它使我为之惊叹，一种新的价值观，有关企业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新感觉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新的经营观念已完全形成。需要我们具备这种新的经营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本田宗一郎顺应潮流的做法，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低学历与高财富智商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有的人认为是智商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舆论上，IQ(智商)和EQ(情商)地位等同，有的人甚至弄出了成功=20%IQ＋80％EQ这样的公式。但是，纵观当今世界各行各业的成功者，IQ和EQ绝对高于常人的并不多见。
不可否认，IQ和EQ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先来认识IQ和EQ的概念。
传统的智商考察的是智力年龄与实足年龄的比率，也就是个体在同年龄群体中的智力水平，而后来改进的离差智商确定的也是被试者的智力在同龄人中的相对位置，只不过更为精确地采用了与平均成绩相比较的方式。而所谓的情商却是一个组合的概念，它由几个平行部分组成，如了解自我、管理自我、自我激励、识别他人情绪、处理入际关系等。
人是智慧性的生物，因此智商的高低没有区别人类个体生存能力高低的可能。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头脑聪明的人未必会成功，但如果他同时具有良好的非智力因素，那么他一定会成功。智力因素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想像力、思维力和注意力五种基本心理因素，非智力因素即智力因素以外的一切因素。狭义的非智力因素由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五个部分组成，具体可分解为十二个小因素，即：成就动机、求知欲望、学习热情、自尊心、自信心、好胜心、责任感、义务感、荣誉感、自制性、坚持性、独立性。这个公式表明，一个人的成功是由I和E共同决定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非智力因素对成功的作用更大一些，因为智力因素本身的发展也需要非智力因素的积极促进。
情商高易成功
情商高的人，生活比较快乐，能维持积极的人生观，不管做什么，成功的机会都会比较大。心理学家认为，情商与智商不同，它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由下列几种可以学习的能力组成的：
1．了解自己的情绪。一个人总有某些个性上的盲点连自己都看不清楚的，常常自我反省，能察觉自己的情绪，了解产生情绪的原因。
2．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情绪，甚至化解自己的一些不良情绪，是情商的一个重点。
3．激励自己。能够整顿情绪，让自己朝着一定的目标努力。
4．了解别人的情绪。理解别人的感受，察觉别人的真正需要，具有同情心理。
5．维系融洽的人际关系。能够理解并适应别人的情绪。
心理学家认为，这些情绪特征不仅能让智商发挥更大的效应，而且还是影响个人健康、情感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须知，未来的时代，仅凭知识和聪明并不一定能成大事，还要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情商为人们开辟了一条事业成功的新途径，它能使人们摆脱过去只讲智商所造成的无可奈何的宿命态度，只要通过不断学习、认知与调整，正确面对情绪的变化，就有开创美好前景的机会。
高学历者为何不能成功
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有这样一个误区，认为高学历必然等于高智商，拥有高学历的人，几乎就是高智商的代名词，这样的人成功将会易如反掌。
学校教师和父母都有莫大的兴趣要年轻人相信一个神话：学业的成就会自动导致经济上的成功，中国俗话中也有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说法。事实上并非如此，很多在学业上杰出的人，不管他们多努力，全都赚不到什么钱，而中途退学的那些家伙常会赚大钱。
日本本田汽车公司的创建人本田宗一郎曾在东京告诉记者说，他进过高级工业职校，可是被开除了。他说：“别的学生记书本上的东西，我是用实际经验来和他们比，我的分数没有他们高，校长说我一定得退学。”当然，本田也就因此成为他那一代最成功的工程师之一。他自己也承认，要是他参加他所在公司举行的入门考试，他一定会被刷掉。
在美国，一位大学退学的学生包鲁西，后来建立了一个大食品批发企业，他的确用假名参加过自己公司的用人考试。他接受一般进入公司所必须做的心理测验，评语是“不适合担任负责职位”，因此而被刷掉。没过多久他就以6000美元卖掉他在这家公司的股份。
历史写满了年轻时似乎没有什么出息的人的大名。范德比尔特是个有抱负的暴发户，他在19世纪的美国发了大财。他从未进过学校，而是在艰苦的纽约码头上训练出来的。虽然后来他会读和写，但直到他老死，他仍然不能准确地拼音。像这类的例子可说是不胜枚举，它们所证明的只有一件事：致富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最好的办法就是注意行为的态度和形式，假若用在适当方向，再加上幸运的支持，也许会得到满意的报酬。
绝大多数拥有高学历的人都满足于为别人工作，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可靠的薪水，就感到心满意足，这种人都是尽责和可靠的工作人员。他们不想努力求得致富，同时因为他们不愿从事这方面的努力，他们致富的可能性也就不大。
还有些人喜欢自己当老板，但他们的雄心只限于自己那点小规模的生意：一间酒吧、一家餐馆或店铺什么的，从来不想弄问比较大的房子。麦当劳兄弟将他们名字的权利出售给克罗克，自认为一家餐馆就已足够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对克罗克说：“看到那边那幢房子没有?那就是我的家，我喜欢那里，假若我们开了连锁店，我永远都无法回家了。”
还有些杰出而特别能干的人，他们惟一的目标就是要爬到一家大公司最高的职位，有些是因为拥有这家公司的股票而致富，但大多数都是这一生为别人作嫁衣。
另外，还有些男人和女人对能上能下这些都感到不够，他们的眼睛一直注意自己的机会。他们是机会主义者，随时随地都在找可以征服的新世界。他们一般个性坚强，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人认为他们不太适于在大公司担任主管角色)，并勇于接受挑战。
但很多机会主义者失败了。史拉特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被视为英国最伟大的商界神童。他以极少的资本起家，几年中就建立起价值6亿美元的银行集团，但由于野心太大而使整个王国最后也垮掉了。我们每个人随时都有失败的可能，而史拉特和在街上走着的那些人所不同的地方，乃是他更大胆，所冒的险也更大。
哈佛退学生中的赚钱天才
哈佛大学并非只有MBA们才出色，不少人都知道，美国电脑大王比尔·盖茨是哈佛大学的退学生。但比尔·盖茨绝不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退学生。在他之前，还有不少的哈佛先辈们因退学而成名。
例如，在1894年，有一位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因迫不及待要投入石油开采行业而从哈佛大学退学。他后来果然因石油开采而成为美国的巨富。他的名字叫霍华德·休斯(HowardHughes)。
在1926至1927年和1929至1932年间，有一位学生在哈佛大学断断续续地读了三年的书。最后他禁不住各种科研工作的**，还是自动中止了在哈佛大学的学业。他后来获得了500多项的专利，是继爱迪生之后美国最出名的发明家，他的名字叫波尼·莱特(BonnieRaitt)。他最有影响的发明就是飞机。
在1966年，有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哈佛二年级学生，因创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乡村乐队“国际潜水艇乐队”而从哈佛大学退学。他后来成为当时一名著名歌手，他的名字叫格兰姆·帕森斯。
当然，在所有哈佛大学退学生中，比尔·盖茨的退学大概最具戏剧性。比尔·盖茨于1973年入哈佛读书。在此之前，盖茨被公认是数学天才，他也曾一度想成为一名数学家。但到了哈佛之后，盖茨很快发现，竟有人比他还有数学天分，这曾使他甚感沮丧。后来，他一门心思钻研电脑，认定这是自己的生财之道。但当时，他并没有从哈佛退学的打算。盖茨最后下定决心从哈佛退学，得归功于他的老搭档艾伦。为了拉这位小兄弟回华盛顿州去创业，艾伦不惜放弃原来的工作，随盖茨来到哈佛，并就地找事做，以便劝说盖茨退学。
在为阿尔泰电脑研制软件那一年，在艾伦三天两头的劝说下，盖茨终于动摇了读完哈佛大学的信念，在大三时退学。
不过，当比尔·盖茨和艾伦1975年7月创办的微软公司在1986年3月13日上市后，当即就成为亿万富翁，而后又在不到10年内使自己的个人财富跃居世界第一的宝座，现在甚至让“世界第二”远远不能企及。
盖茨当初决定从哈佛退学，曾受到许多亲朋好友的劝阻，其中也包括他的一位室友。有趣的是，数年后，当这位室友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攻读MBA课程时，盖茨又来劝他退学去共创天下。他禁不住昔日室友的轮番劝告，最后真从斯坦福退了学,去出任盖茨那间20来人小公司的总经理。
他，就是当今微软公司大名鼎鼎的行政总裁史蒂夫·鲍尔默，说来他也是一个退学生。
第一桶金
李嘉诚也坦言，赚第二个100万比第一个100万简单容易得多。
但问题是，如何使自己拥有第一个100万呢?
对于今天的创业者来说，能够拥有创业的“第一桶金”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因为这意味着创业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一个良好的开端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我要在25岁赚到第一个一百万
比尔·盖茨还在湖滨中学读书时，就对同窗哈克斯认真说过这样的话：“我要在25岁的时候赚到我一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美元。”哈克斯回忆说，“我听了这话，心里非常震惊，因为他说的是第一个一百万美元。这意味着他把一百万美元看成一个很小的数目。那么，他到底准备一生赚多少钱呢?”
然而，这话在别人，可能是吹牛皮说大话，而在比尔·盖茨，仿佛是无可怀疑，是那样地准确无误，就像数学中的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确实。
从读6年级开始，卡尔·爱德蒙德就成为盖茨的好友。在整个高中阶段，可以说他俩形影不离，比如看电影、郊游、驾车兜风，玩没完没了的弹子游戏。在夏季的周末，他们常常一起去胡德运河滑水橇，并一起练习跨越障碍的水上滑翔。
在他们读高中时，爱德蒙德在西雅图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零工。有天，一位中年妇女走进银行，把几张1000元面值的美元存在她的账号上。那时候，1000元面值的美元还极少，爱德蒙德从来不曾见过。晚上跟盖茨说起，盖茨也很惊奇。他们多么想自己也拥有一张千元大钞啊!第二天，盖茨从父母那里要了一沓20美元钞票，央求爱德蒙德从银行换到一张面值1000美元的现钞。他俩别提有多神气了，于是想到了一个鬼点子。
当天晚上，盖茨和爱德蒙德去了一家快餐店，各要了一份快餐。当食品端上来时，盖茨不慌不忙地打开皮夹子，把那张崭新的1000元现钞递到女侍者手中。女侍者看见这样大面额的现钞，眼腈都瞪大了，认真地端详了一会儿钱，又抬头打量了一会儿盖茨，眼珠子转来转去的，欲言又止。最后，她向值班经理走去。
片刻，值班经理走过来，板着一副生硬的面孔问道：“有小钱吗?”
“不，没有任何小钱。”盖茨一本正经地摇头回答。
“好吧。等用餐后，我们也许能把它找开，但现在不能。”经理尴尬地解释。
盖茨和爱德蒙德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来。当然最后，他们还是用身上仅有的两美元零钱支付了餐费，然后驱车离开了快餐店，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尽管在这件事上，更多地是一种孩子式的恶作剧心理，盖茨自己也并不完全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觉得自己无疑有本领挣到许许多多的钱。
当然，比尔·盖茨的亿万富翁之梦并不只是空想，他后来所赚到的钱是100万的8万多倍。要成为一个富人，100万是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就没有赚到更多钱的“资本”。越早赚到它，你就越早可能成为巨富。
现代玩具之父的“第一桶金”
现代玩具之父、美国人瓦列梅克，创业初期手里不过只有1000美元，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穷人。凭着他对玩具进行革命式的改进，他成为了富翁。
那时候的玩具主要是木偶，硬邦邦的没有一丝生气，放在桌上欣赏一下倒还可以，要是让孩子们拿着玩，就很快令人乏味了。瓦列梅克心想，为什么不让这些木偶的手臂活动起来呢?他想了很久，却没有什么办法。
有一天，他在马路上候车，等得很是无聊，便浏览马路上来往的车辆，看看它们是怎样行走的?于是他特别留心车辆的滚动情形。他看到车上的轮子，用两条轴承穿着，装在车厢底下，只要轴承装得牢固，轮子滚动时候便不会发生障碍了。他突然灵机一动，不由自主地将两支手臂向前伸直，不断地转动着，转了好一会，便满面笑容地叫道：“我想到了!我想到了!”
他一直发狂地奔回家里，连衣服也来不及脱，就拿出一把小锯子和一个长柄的手钻，随手把桌上的一个木偶拿起，将它的两条手臂锯下。在锯口当中钻了一个小孔，再插进一根小圆铁条，把那两条锯下来的手臂装在小圆铁条上。轻轻转动木偶左手，它的右手也跟着转动了。他把这个“改造”过的木偶拿去给自己的儿女们看，逗得小孩子们嘻嘻哈哈高声大笑。瓦烈梅克马上把这个木偶的样子交给一个木匠去做，先行试做1000个。
他把这些做好的木偶拿回来由自己涂色，把色彩配置得非常鲜艳悦目。这1000个试验品拿到百货公司推销时，大受欢迎，不到3天，便把这1000个转臂木偶卖光了，而且还接到了12万个转臂木偶的定货单。
瓦烈梅克并不以这样的成就为满足，他认为这是个初步的小小的成功，只是行万里路的第一步，所以再继续努力研究。他再根据转臂木偶的原理，再创造了活腿木偶。这种四肢活动的木偶打击了不少木偶制造工厂，使他们自叹不如了。瓦烈梅克在自己开设了一家拥有370个工人的工厂之后，越发小心翼翼地去研究。他不仅研究如何把木偶做得更好，还研究如何把木偶的成本尽量减低，如何使木偶更能引起顾客们的喜爱。
有一天，他忽然异想天开地想到，如果这个四肢活动的木偶，能够像真人一样在地上行走，这一定更受孩子们的欢迎的。但是怎样才能使这个木偶自动地走路呢?
他把这个新概念记录下来，四处去询问别人，想从别人那儿获得一些宝贵的意见。可这种新概念并未引起他的朋友的兴趣。他们带笑地听取他的意见，也似笑非笑地嘲弄着他：“亲爱的瓦烈梅克，假如你能够制造出一个自动走路的木偶的话，我相信天上的太阳会因此而改变轨道，由西方升起，向东方降落了!”
瓦烈梅克没有放弃，终于，他还是从车轮行走的原理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他首先想到只要有一根曲轴穿着前面的两个轮子，再用一条直轴引着这根曲轴，则这根直轴由车轮牵动时，那根曲轴便同时被牵动了，这样轮子便会转动了。如果把轮子拆去，装上木偶的手和脚，他不是可以自动走了吗?
他很快地把这个新发现写下来，并且附图说明，马上发送到工场去，调用了4个老技工来从事这个新的试验。半个月以后，第一个自动行走的木偶制造出来了，使得整个木偶制造厂的工人都欢天喜地的围拢在一起，观看这个新奇的出品，他们啧啧称奇，认为这是玩具业里的一种新创造。
瓦烈梅克再根据这个原理，把自动木偶的一些小毛病改正了。抽调了一半工人来试行这项生产，并且要那4个老技工，试行制造一个四五尺高的自动木偶，用来放在一家大百货公司的大堂里面，作为广告招徕顾客。这批自动木偶推出来发售了。第一天光是纽约一地便售出了17万个!瓦烈梅克凭借对前人的发明创造加以改进，赚到了自己一生中的一个100万，最后成为一方富豪。
保罗·高尔文的“第一桶金”
保罗·高尔文是摩托罗拉公司的创始人，他最初一文不名，最终却使摩托罗拉公司成为当今世界最知名的公司之一。
1929年10月25日，美国爆发了规模最大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是一夜之间，大小公司纷纷倒闭。高尔文当时所开的一家小公司也因库存过多而陷入困境。祸不单行，生活上的不幸也伴随着事业的挫折接踵而至。前后5个月内，高尔文相继失去了父亲、母亲和岳母等好几位亲人，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他悲痛得都快麻木了。
不过高尔文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困难与挫折或许会使生活的弱者一蹶不振，停顿不前，但对于真正的强者来说，它却是前进的路途上不断鼓励自己的动力。高尔文回到公司重整旗鼓，并大胆地作出决定，准备大规模地安装汽车收音机。他认为这种产品市场潜力巨大，眼下正是创立名牌的好时机，一定要占先。
研制汽车收音机的那段日子是高尔文终生难忘的。失败，失败，再失败……命运仿佛总在捉弄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几乎要放弃了，只好中断对失败次数的登记，大家互相鼓励着继续坚持下去。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30年6月，他们终于研制成功了一台能播放的样机。这台样机的性能无法跟今天的汽车收音机相比，但在当时来说已是了不起的成就了。它运转情况良好，汽车发动机开动时，收音机的信号也能听得很清楚。高尔文带着它前去参加在亚特兰大市举办的“收音机厂商协议会”。作为一家初出茅庐的小公司，会场里没有他们的展位，没有他们的职位，就连供他们表演的地方也没有。
情急之下，高尔文便在会场附近的马路边上为自己的产品找到一个停放的位置，在发动机起动的噪声中演示自己的产品，吸引那些来散步的人偶尔驻足观望一番。
虽然这次亚特兰大之行没有取得大的效果，但却使不少商家和消费者认识到了汽车收音机这一新产品的存在。高尔文对自己的产品充满信心。汽车收音机还存在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高尔文和他的工程师们针对这些缺点作了进一步的改进，终于使其性能更加优良，安装也便利多了。
1930年，高尔文制造公司向市场投放了他们生产的第一种型号的汽车收音机。新产品的商标是“摩托罗拉”，这是高尔文一天早上刮脸时偶然得到的一种灵感。它兼有“开动”和“收音机”的双重含义，显得既醒目又充满生机。由于有在亚特兰大公开演示的铺垫，新产品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摩托罗拉也得到了“美国最好的汽车收音机”的盛誉。
高尔文由此也认识到公关广告的巨大影响力。他找到了一位极具才华的广告人员维克·欧文，两个人共同合作向市场发起了猛烈的广告攻势。在欧文的策划下，摩托罗拉发起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广告促销活动。开始是在《星期六晚邮报》的第三版上刊登广告。他们一鼓作气再推出了一种新颖的舞台广告形式。另外，欧文还主持了摩托罗拉大型公关广告的设计工作。在全美纵横交错的公路两旁，闪耀着摩托罗拉名字的红、黄、黑各色广告牌令人目不暇接。这种广告花费不多，但却使摩托罗拉的大名家喻户晓。
就这样保罗·高尔文赚到了他一生中第一个100万，摩托罗拉公司从此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
德古的成功秘诀
让·克鲁德·德古的成功源于20世纪60年代某一天的突发奇想：把城市的公共设施免费提供给法国各市市长，通过广告对此进行资助。
这一个想法很快被他付诸实施并大获成功。如今，这位遮雨篷候车站和街头小公厕的发明者已经建立起一个业务遍及全球1200个城市的帝国。他是一个忠实的戴高乐主义者，作为保卫共和联盟的成员，他却在1993年选举中曾在香榭丽舍大街为政治对手阿兰·朱佩树立起巨大的竞选广告牌。他同世界各大城市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却口碑不好。如今，这位年逾62岁的、崇尚整洁的老人已不再顾及其他，他将沿着自己开创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每天超过1．8亿的匆忙过客都会使用我们设在全球各地的街头小公厕，你们算过吗?”虽然街头小公厕只占公司业务总量的1％，但让?克鲁德?德古仍对自己的计算结果兴奋不已，德古当初的突发奇想曾引起各个方面的怀疑，而如今他的成功改变了一代人的卫生观念。只要进入位于巴黎西部的公司总部，对这位老板的洁癖便可见一斑：院子里一条整洁的小路曲径通幽，草坪修剪得如高尔夫球场般平整。明亮的办公室里，设计人员都备有一块抹布，每晚下班前都要将办公桌擦拭一新。车库的地面清理得如山羊皮般光亮。而这里的主人，这位62岁的老人依然保持着苗条的身材，一身无可挑剔的西装和衬衣显示出老人的睿智。正是这位崇尚整洁的老人管理着一个年贸易额高达89亿法郎的“帝国”，仅年利润就达6．4亿法郎。
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人说这位爱干净的工业家的好话呢?
实际上，在布告栏和标志牌行业出来后就没有过正当竞争。在德古把自己的新观念引入之前，法国的标志牌行业一直为Avenir、Dauphin和Giraudy等被称为“三家帮”的三大传统公司所统治，德古的出现使自己一下子成为了别人的敌人。德古曾说：“我是冒了很大的经济风险的，但我赢了，所以，我的竞争对手总希望让我付出代价。”
建立“候车篷公司”的想法萌发于60年代初的一个飘雨的日子，年轻的德古当时是一个小广告招牌公司的头儿，一度在生意上危机四伏。当时的财政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准备下令禁止在公路和高速公路两旁设立广告牌，“三家帮”则在公共汽车站棚上乱贴邮票并为此自鸣得意。当1971年“三家帮”终于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他们希望把禁止设立广告牌改为许可经营，免费把带篷车站提供给市政府，允许任何人在上面做广告。但他们的挑战失败了，德古获得了政府电信部长的支持，在自己经营的候车篷里安装公共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