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局工作期间,是王明归国后最为春风得意的快乐时光。在这段日子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与家人尽情地享受了亲人团聚的欢乐。

由于种种原因,王明从1925 年赴苏联留学后一直没有给家里写过信,到武汉后,他试着与家里联系,但由于交通不便,发出信后却依然不见回音。

1938 年春,王明在武汉工作的消息传到老家金家寨,王明的弟弟陈绍炜立刻前往武汉寻找哥哥陈绍禹(王明)。在费尽周折寻找两个月之后,终于打听到王明住在日租界中街89 号原大石洋行的八路军办事处。

当陈绍炜出现在王明面前时,王明又惊又喜。如果不是事先通报,他根本无法想到站在面前的这位27 岁的青年,竟是他的弟弟陈绍炜。当年他离开家时,弟弟只有14岁。端详着弟弟,王明喃喃自语:“长大了,长大了!”然后兴奋地问,“参加革命了吧?”

“是的,以前在六安县七区四乡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任宣传员,现在做教育工作。”

王明以为是家中收到了他的信,弟弟才来的,所以问:“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了?”

“我听说你到了武汉,就赶过来了,没想到找了两个月。”

“啊?”王明大吃一惊,“这么说你没见到我的信?”

“没有。”

王明迫切想与父亲、继母、妹妹们相见,又派弟弟返回老家去接家人。

在弟弟离去的第二天,突然楼下传来一阵欢声笑语,王明出门一看,迎面见到了一别13 年的老父亲。父子俩四目相对,大概都想到了王明离世的母亲,一时竟无语凝噎。

王明的父亲陈聘之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便卷入了革命洪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金寨地区立夏节起义,并被任命为六安六区赤色互经会主任,又先后被调到鄂豫皖根据地霍山县任专用公司经理、运输公司经理等职。1936 年国民党将在宁夏作战被俘的上千名西路军红军战士运到安徽,关押在立煌县监狱,陈聘之凭借自己是金家寨的老户,四处活动,先后保释了30 多名红军战士。

而王明的二妹妹陈映民正是这些被俘西路军中的一员,这位坚强的红军女战士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浴血沙场,又在敌人的监狱中饱受摧残。王明的大妹妹陈觉民也早在中国革命呈燎原之势时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父亲身后便站着王明的大妹陈觉民和二妹陈映民。兄妹相见,喜极而泣。

在这一行人的后边,是这个家庭的三位新成员,王明的继母黄莲舫、大妹夫汪惠生、弟媳李敏,而王明的二妹夫吕绍文已在长征路上壮烈牺牲。此次同来的,还有王明的四叔陈云溪夫妇、表弟付少庵等。

在抗战的烽火中,王明与家人一别13 年后相聚在武汉,成为这个家庭以后几十年中最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为了纪念这次难忘的团聚,王明赋诗一首,题为《久别重逢》:

(一)

一别家园十数春,

哪知今日又逢亲。

见儿慈父不相识。

请坐连忙问姓名。

(二)

几度琅当作罪囚,

为儿辛苦为儿愁。

发须斑白母何在?

背父沾巾泪涌流。

令王明兴奋与惊喜的是,他的弟弟妹妹全都参加了革命,入了党。一家人政见相同,惟有他的四叔持不同政见,他到此只是希望从王明这里谋份好差事。王明见叔叔只想着升官发财,料想他不会尽心做事,将他批评一顿后送走,并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差事。

王明的二妹陈映民想去延安党校学习,首先向董必武提出请求,经党委研究同意后,于4 月初到达延安,改名王营,进入中央党校文化班学习。

当时敌机不断对武汉三镇进行轰炸,王明对弟弟陈绍炜说:“我担心武汉最终守不住,不如你们先去新疆吧,那里有八路军的办事处,由毛泽民和陈潭秋负责。”

随即,王明的父亲、继母和大妹、大妹夫、弟弟、弟媳一行人离开武汉,到达西安后分手,陈绍炜夫妇去了延安,陈绍炜改名甘宁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陈聘之一行人前往新疆迪化八路军办事处,此后陈聘之被安排在县供销社做副经理,陈觉民的丈夫汪惠生被安排做了迪化县县长。

陈家一家人的团聚引起孟庆树强烈的思亲之情,1938 年秋,应孟庆树之邀,孟庆树的父母、弟弟、弟媳及孩子、堂妹、舅舅等一行人也抵达武汉。

由于当时战局吃紧,他们待了不久便离开了武汉。孟庆树的父母、弟弟、弟媳及孩子等人去了延安,孟庆树的舅舅怕延安生活艰苦回了家乡。长江局撤销后,王明与孟庆树回到延安,从此孟庆树的父母及侄女一直与王明夫妇生活在一起。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王明由于政治上失意,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心脏、肝、胆都出现问题。他以此为借口,称病不出,逃避检讨。

1941 年10 月14 日,王明因心脏病和扁桃体发炎住进延安中央医院,住院不久即出现大便秘结和卡塔尔性黄胆。担任主治医生的金茂岳在给王明静脉注射葡萄糖外,又开了口服清泻药甘汞。这样治疗几天后,王明的病情有所好转,金茂岳通知护士停止服用甘汞,但只通知了白班护士,白班护士没有通知夜班护士,而金茂岳也没有认真检查护病记录,所以夜班护士继续给王明服用甘汞,结果致使王明病情加重。

在西医治疗无效的情况下,王明转由延安著名的中医李鼎铭先生以中药治疗,病情终于得到控制。

这是一起医疗事故,但后来王明在1974 年所写的《中共五十年》中称:1941 年,毛泽东为了“消灭他的主要政敌”,于“10 月14 日,他强迫我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我”。此说显然与事实不符。

1943 年3 月20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此次会议作出调整和精简机构的决定,王明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5 年4 月20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做出明确结论,王明随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对自己的错误做出深刻检讨,在同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王明仍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6月,王明出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开始从事研究法律和起草宪法草案等方面的工作,1947 年被指定为宪法组组长,1949 年9月当选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以及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会理事。在《婚姻法》制定过程中,王明作出了一定贡献。

1949年3月下旬,中央各机关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王明一家因孩子生病,5 月份才开始搬迁。到北平后,一家人先是住在西郊香山一座独院中,数月后迁往东城东皇城根孟公府2号。

从沙滩沿着东黄城根往南走,穿过骑河楼进入孟公府胡同,很快便能找到孟公府2号。尽管政治上不如意,但这套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收藏了王明一家人的许多欢声笑语,王明在《小院春光》里写道:“当窗桃杏万花红,鹊噪柳西燕枣冬。”

王明、孟庆树育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长女王芳妮1932 年1 月18 日出生在莫斯科,俄文名字为季米特洛娃·法尼娅·格奥尔基根夫娜。王明的弟弟陈绍炜第一次见到王芳妮,问她叫什么名字,王芳妮回答说:“我叫脚盆。”甘宁一愣,只听王芳妮又说,“我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就叫脚盆。”

1937 年11 月,王明自莫斯科回国前,将王芳妮交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做了养女,因为季米特洛夫和他的妻子只有一个儿子,却在战争中阵亡,眼下膝下无子,倍感孤单,他们很喜欢王芳妮,将她视作自己亲生女儿一般。王芳妮后来做了一名苏联飞行员,于1985 年1 月27 日去世,终年53 岁。

王明的长子王丹芝,生于1939 年;次子王丹丁,生于1945 年10 月。

孟庆树对两个儿子十分疼爱,一直不肯放他们出去上学,小学课程都是在家亲自教授,直到初中才让他们进入学校读书。

孟庆树的父母与孟庆树的弟弟孟侃的女儿萌雅自1938 年秋到武汉后,一直与王明夫妇生活在一起,后来又跟随王明夫妇从延安到西柏坡,最后来到北京。王明对待两位老人十分尽心,对待萌雅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到北京后萌雅进了北师大女附中读书,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

对岳父岳母尚且如此,对自己的父母,王明更是竭力尽孝子之道。抗战胜利后,王明的父亲陈聘之、继母黄莲舫、妹妹陈觉民、妹夫汪惠生以及外甥女汪向荣,一行人于1945 年初冬离开新疆,准备回老家金家寨。途径西安时,与在延安的王明取得联系,王明希望他们留在西安,但陈聘之夫妇怀念老家,最终返回家乡。

然而,1946 年春节过后不久,由于受王明这个共产党的牵连,国民党李品仙部48 师将陈聘之、陈觉民与丈夫汪惠生逮捕,关押在霍山县监狱,以他们在外搞共党运动为由施以重刑。幸亏汪惠生的父亲是个小地主,变卖了几亩田地,终于凑了些钱,通过在南京做事的金家寨老乡给48 师说情,这才将陈聘之等人救了出来,这时候三人已在监狱中关押一年之久。

王明到北京后,仍然想将父母接过来同住,他给远房弟弟陈一新去信,请他帮忙将陈聘之夫妇送到北京。陈一新时任湖北省政府公安厅厅长,也是王明曾经的秘书,接到信后,立即派出两名卫兵到金家寨,将陈聘之夫妇接到武汉,在武汉过完春节后送至北京。

家中又添两位老人,顿时热闹了许多,王明让父母和岳父岳母各住两间阳面房屋,经常到老人房中坐坐,陪他们聊天,这个九口人的大家庭其乐融融。

双方老人都住在这里,亲戚们走动的也多了,孟庆树的弟弟、妹妹经常过来看望老人,王明的弟弟陈绍炜当时先后在北京和天津工作,也经常携全家过来看望父亲和继母。只有在金家寨的大妹陈觉民和在重庆的二妹陈映民没有来过北京孟公府2 号,让两位老人深感遗憾。

王明虽然很照顾家里人,但在公务上却不徇私情。当年王明拒绝为四叔陈云溪安排任何差事,陈云溪沮丧地回到金家寨,后来出任了国民党保安团团长。金寨县解放后,陈云溪又率部到山上打游击,成为政治土匪。

后来在王明的父亲劝说下投降,使得人民军队未费一枪一弹,轻易收了陈云溪的保安团,陈云溪因此得到宽大处理,回到金寨县。然而,平淡的日子没有过多久,陈云溪做保安团长时的警卫员因搞女人被捕,这名警卫员在狱中揭发陈云溪缴械时,私自藏了两把手枪没有交给政府,陈云溪因此被捕。

陈云溪毕竟是王明的亲叔叔,又是在陈聘之劝说下投降,因此陈云溪的被捕引起金寨县重视,他们没有立即处理此案,而是将此案呈报给皖北行署,皖北行署也没有对此案进行处理,而是呈报给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接到此案呈报材料后,立即交到王明手中。

接到这份材料,王明的心便提了起来。四叔做保安团长被父亲劝降的事他是知道的,当初父亲告诉他说四叔已经被宽大释放,没想到他会私藏枪支。王明硬着头皮将这件事告诉父亲,父亲眼里立刻涌上了眼泪,他问:“你能救他不?”

父亲的话让王明感到十分惊异,他看了父亲一眼,没有说话。

“都是他自找的,政府已经宽大他一次。”父亲又说。

“我们相信政府吧。”王明最后表示。

当时王明身为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但他不能因为自己的叔叔干预地方司法,他最终提笔写下四个字:依法处理。

1950 年10 月,全国掀起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 年,金寨县人民法院根据陈云溪的犯罪事实和王明的态度,判处陈云溪死刑,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