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冬，在白色恐怖包围之下，临时中央已无法在上海立足，因而决定迁往中央苏区。张闻天于1932 年底化装成一个有钱的商人，通过“奉星社”的秘密通道，于1933 年1 月中旬来到江西瑞金。不久，博古、陈云等人也抵达瑞金。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瑞金后，瑞金人民怀着对党朴素的感情，敲锣打鼓，举行群众大会，欢迎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到来。那种欢庆的场面，令张闻天激动不已。
为了便于领导，随后由博古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合并会议，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博古任中央局书记，张闻天则当选常委兼宣传部长、党报委员会书记。
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军三次“围剿”，正面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极为狂热，竟提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借二十万担谷子”等过高过急的任务，并发动了反“罗明路线”斗争。张闻天初到苏区，对周围情况尚不熟悉，依然在“左”倾错误的阴影下徘徊，不仅发表文章指责“罗明路线”，而且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先后赴福建汀州和江西会昌、寻乌、安远等地，直接领导这些地方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得到半年时间相对稳定的发展，这时张闻天转向政府工作，对基层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接触与了解，逐渐觉察出以往“左”的错误，并注意在以后的工作中克服“左”的影响，对经济、政治、文化宣传、教育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和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张闻天与博古不断产生分歧与摩擦，这是赴苏区之前两人都不曾想到的。
张闻天与博古早在1925 年暑假便已经相识，那时张闻天到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并在苏州开展地下党工作，曾到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进行讲演，而博古正是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中的先进人物。在那里，两人相识，但没有深入的交谈。
同年10 月，张闻天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年底，博古也来到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张闻天以学识渊博而著称，博古以能言善辩而闻名，在“党务派”与“教务派”之争中，他们都站在“党务派”一边，都是米夫与王明的忠实追随者，亦同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
1930年，博古回国，在反对“立三路线”中，他与王明紧密配合，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博古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张闻天回国后，很快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王明成为中共中央实际掌权人后，实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过高估计革命形势，在白区也推行“进攻路线”，致使白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群众被捕被杀。对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同博古一样，是坚定不移的执行者。
而在张闻天觉察到“左”倾路线的危险性后，博古仍旧坚定地服从王明和共产国际，两人产生分歧便在所难免。而首次发生冲突，是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亦即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变化的认识，两人大相径庭。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接着在夺取古北口、喜峰口、界岭口、冷口等关隘后，大举入关，又占领了河北滦河以东的大片地区，直接威胁到了平津地区的安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大侵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
对此，博古从开展下层统一战线和打击中间力量的固定公式出发，认为“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只是对群众、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下级军官说的。至于上级军官，他们决不会接受中共的条件，共产党决不会去同他们谈什么条件，同他们订立什么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总之，“三条件”不过是个宣传口号，是用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的。
但张闻天认为：“三条件是宣传的口号，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广大工农群众和下层士兵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尤其经过“淞沪抗战”，他对国民党官兵的抗日热情有了新的认识。围绕如何理解“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张闻天与博古进行了激烈争论，但博古最终没有接受张闻天的意见。
随后，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方面，张闻天与博古再次产生分歧。
1933 年4 月15 日，博古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第一、二部分，重复了王明的观点，认为目前中国革命不但要“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且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斗争”。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工农民主专政“无情斗争”
的目标，主张对资本主义“系统限制”。
对此，张闻天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文章中，提出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观点，主张容许资本主义发展，采取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与博古的观点大相径庭。
随后，博古在6 月25 日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第三部分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张闻天的观点。两人你来我往，矛盾不断升级。
而张闻天与博古之间更大分歧，是对“福建事变”的态度与策略。
1933 年5 月31 日，蒋介石与日本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此后日本暂停南侵，蒋介石得以集中精力对付红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而当十九路军在红军的进攻下陷入进退维谷境地之时，原本与蒋介石有矛盾的蔡廷锴等十九路军进步将领，决定变“剿共抗日反蒋”为“联共反蒋抗日”，响应中共“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主动派代表前往红军驻地，秘密商谈停战反蒋事宜。
经过初步接洽，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作为和谈代表，于10 月初秘密来到瑞金，进行正式谈判。对此，博古的态度与张闻天有着明显的区别。博古虽然没有拒绝与十九路军谈判，但他并不相信十九路军是真诚合作，而认为这是蔡廷锴等人的缓兵之计，因而没有出席谈判，对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也避而不见，表现出轻视的态度。
张闻天则认为这是实现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的一个具体行动，如果能与十九路军达成停战反蒋进而合作抗日的协定，并得以顺利实施，不仅对第五次反“围剿”有着直接重大影响，而且对整个反蒋反日斗争，都将产生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他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热情接待徐名鸿等人，积极促使谈判顺利进行。
参加谈判的苏区全权代表潘汉年，从白区到苏区一直是张闻天的得力助手，在这次谈判中更是举足轻重；张闻天则是中共中央局具体指导谈判和签约的领导之一。10 月26 日，双方全权代表潘汉年与徐名鸿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确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然而，“协定”签定不久，中共中央便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报，于11月18 日对福建党组织发出指示，提出一套关门主义的方针，错误地宣称十九路军的若干领袖和政客制造了一个大的宣传阴谋，企图集合更多的力量阻止革命的怒潮；认为这些“左”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的力量，是阻碍中国革命进步的障碍物；断定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即使批准“协定”，也决不会付诸实施。要求福建党组织必须识破其政治阴谋，明了其政治阴谋的特征，在下层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与他们展开斗争，以此争取现在依旧附和他们士兵和普通群众。
事实胜于雄辩，两天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判断便被事实所否定。
11 月20 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同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了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1 月22 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军正式签订抗日反蒋协定。当天，张闻天发表《关于苏维埃政府的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从反倾向斗争的高度，对以博古为代表的关门主义观点给予了严厉批评。
但博古依旧不为所动，仍然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福建事变”
爆发后，不仅在政治上不给予声援，不去积极推动联合，反而背道而驰，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采取极“左”的诋毁与打击，指责福建人民政府的一切行动“不过是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其目的正是为了“维持”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军事上，张闻天的主张与博古态度也是完全对立的。
“福建事变”爆发之时，正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受到挫败之际，“福建事变”的爆发，使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出现了一个缺口。
如果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势必为第五次反“围剿”提供胜利保障。也正因为这样，蒋介石迅速改变计划，从“围剿”前线抽掉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这就使得“围剿”前线兵力减弱，为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一个绝妙的机会。
但博古等人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代表团的指示，不仅不与十九路军配合，侧击向延平推进的“讨逆军”，反而将红军主力西调，撤出闽赣边界，向赣江方向活动，去攻击永丰地域敌人的堡垒，企图越过赣江，进逼南昌。
张闻天获悉红军西调以后，立刻提出反对意见，主张红军东调援助十九路军。他反复强调，只有在军事上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才有可能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然而，当中革军委最终采纳张闻天的建议时，已经为时过晚，蒋介石的“讨逆军”已经进入福建腹地，“侧击”之机早已丧失，只能变为“尾随”了。1934 年1 月13 日，福建人民政府宣告解体。
张闻天与博古的冲突由暗到明，是在广昌战役失败之后。
广昌是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坐落在盱江北岸。蒋介石在打败十九路军之后，调集11 个师的兵力，自盱江两岸夹江南下，于4 月初向广昌大举进攻。面对技术、装备都远在我军之上的敌军，张闻天与毛泽东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博古与李德却决心保卫广昌，与敌人“决战”。他们调集九个师的兵力，采取堡垒对堡垒，集中对集中的阵地战与“短促突击”的战术，决定死守广昌，“拒敌于国门之外”。
自4 月10 日至28 日，红军主力浴血奋战18 天，尽管杀伤了大量敌人，但红军也损失惨重，广昌保卫战最终宣告失败，红军于28日撤出广昌。
在5月上旬中革军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李德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广昌战斗中与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
博古当即反唇相讥，给张闻天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称张闻天这种批评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 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面对博古的蛮横态度，一向温文尔雅的张闻天忍无可忍，当即予以批驳，他说：
“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污蔑！我坚持，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同时，张闻天批评博古不应过于信任李德，“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心骨！”
两人互不相让，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最终不欢而散。至此，张闻天已逐步走向博古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