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曾国藩身为礼部侍郎时就幻想过改良社会，也曾给年轻的咸丰皇帝提过不少中肯的建议，只可惜未被采纳。他所幻想的理想社会是康乾时代的那种太平盛世，所追求的是做大清王朝的忠臣。但理想很快就被残酷的社会现实碾碎了，他不再寄希望于朝廷自上而下的改革。那时，他忠于的大清朝已陷入种种困境，要稳定大清的基业，非流血牺牲不可。书生曾国藩选择了另一条全新的路——组建湘军，对付太平军，保住大清的江山。
如今，太平天国已被消灭，但大清朝仍存在着强大的敌人。那就是他们自己——腐败无能、百孔千疮的大清朝！战胜对手不难，可是，要战胜自己却很难很难。曾国藩担忧的是：大清朝能战胜自己吗？从京城到了保定，一路上所见所闻，皆让他一天比一天心灰意冷。门生赵烈文沉痛地说：“社会太腐朽了，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于事无补。大人，攻下金陵时，你在纪念碑上撰写的那十六个大字，至今学生记忆犹新：‘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你在告诫众人：记住太平天国这一历史教训！不要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百姓造反，统治者应负很大的责任。如今一路上所见所闻，不正是重蹈历史的覆辙吗？”
曾国藩感到力不从心，感慨万端：“我们能打垮‘粤匪’，但不能打垮多如牛毛的社会蛀虫。尽最大努力吧！能贡献多少力量就贡献多少力量，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他带着赵烈文、曾纪鸿等人一路观察民情、留心民意，至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九日才抵达保定。一到保定，他就身体力行、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治理工作。他排除了种种干扰，从严惩劣吏入手，整顿了腐败的直隶衙门府。他弹劾了一大批劣迹昭彰的官吏、清理了多年讼案、扭转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为朝廷所肯定。一时间，“曾国藩”这个名字在保定、天津一带被人传颂。
官声不错，老百姓十分爱戴，而且，朝廷上下有口皆碑，称曾国藩为“大清中兴第一汉臣”。仿佛一个曾国藩就能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大清朝，他几乎成了圣哲。可是，平地起风浪、山顶落顽石。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狂风把曾国藩推向浪尖，他从高高的浪尖上摔了下来，几乎摔得粉身碎骨。事后，他后悔不迭，对两个儿子说：“我早死三年，便是完人。”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曾国藩领了圣谕，前往天津解决问题，没想到此行让他进退维谷，最后身败津门。他成了千人唾骂、万人指责的“走狗”“汉奸”。
道光末年以来，英、法、美、俄等外国列强不断地对中国进行侵略。他们一共运用了三个武器：鸦片、军舰和宗教。以鸦片毒害中国人的身体，使他们健康的身体日益衰弱；以军舰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迫使大清朝割地赔款；以宗教的方式麻痹中国人的心灵，使外国的宗教文化渗透到中国的“肌肤”中。世界各国人民都有本能的反抗精神，中国人更如此。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光荣历史，有无数的爱国仁人志士，有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不允许外国鬼子来毒害中国人的心灵。企图奴化中国人，那是痴心妄想！一个是侵略，一个是反侵略；一个是西方宗教想渗透中国文化，一个是中国文化本能地抵御舶来品。这两者势必产生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其结果令人可想而知。同治九年五月上旬，天津市民发现法国天主教会育婴堂收养的中国儿童突然死亡三十多人。而且，尸体自外向内腐烂，这与一般情况下的自内向外腐尸很不同，人们不禁产生了怀疑。
几年来，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教案”，即英、法、美等国传教士与中国居民发生流血冲突事件，愤怒的中国人打死、打伤外国传教士或焚烧教堂。有几起较大的教案，如扬州教案、贵州教案、四川教案等皆由失踪儿童引起。近两年来，天津一带常常发生儿童走失案，有人传说外国传教士把育婴堂里的中国儿童当作实验品，进行实验。外国人打着“慈善”的幌子，戕害中国儿童。他们把中国儿童的眼珠挖掉当作药引子，配制出“长生不老药”；或者挖空孩子的内脏，把肝脏掏出来烧了吃。
孩子大批地死亡，腐尸现象又很特殊，人们不禁产生了联想。外国传教士企图以宗教文化传播的方式麻痹中国人民，培养中国人崇洋媚外的思想。他们到处盖教堂，建立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和育婴堂。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坚决抵制这些，外国人只好用金钱收买的方式吸收教民。那些教民有的十分贪财，便四处诱拐儿童，把儿童卖到育婴堂。孩子到了育婴堂同样受的是奴化教育，外国传教士欣喜地发现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会成为活脱脱的“香蕉”——皮是黄的、心是白的。春天各种瘟疫流行蔓延，不少孩子染上疾病。教会医院给病儿做手术，有的孩子死在手术台上，便草草缝合刀口，送到教堂外面的墓地里简单地掩埋一下。中国老百姓不能接受西医的手术治疗法，他们认为儿童被挖空了内脏为外国人的蓄意伤害。本来与传教士就矛盾重重，如今又出了这等事儿。五月二十一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在诱拐儿童时被人当场抓获，大伙儿扭送人犯至天津县衙。人犯口口声声说：“我有罪！我有罪！不过，罪魁祸首叫王三，是他让我到处拐骗儿童的。”
愤怒的人们大声叫喊：“说！王三是何人？不说把你剁成肉酱！”
“老实交代，王三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干的事丧尽天良，一定为钱而来。”
“王三呢？不把他供出来，你就死路一条！”
在众人的逼问下，武兰珍终于交代了：“王三是位开中药铺的老板，迷幻药就是他配制的。他是个天主教徒，甘心为洋鬼子卖命。迷拐一个孩子送进育婴堂，我就能得五块赏银。”
人们群起而攻之，纷纷用烂桃、土块等物砸向武兰珍。武兰珍抱头哀号，答应带领人们去找王三对质，以逃脱自己的罪行。天津知府张光藻本来不想过问此事，但是，愤怒的人们压制不了。他也听说外国教堂戕害中国儿童，便顺应了民心。他找到天津道员周家勋，两人向法国育婴堂发出照会，要求交出人犯王三。法国教堂大门紧闭，对中国人不予理睬。
这一下子真的激怒了张光藻和周家勋。他们一向耀武扬威，何曾受到过这种冷遇！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张光藻、周家勋带领一帮愤怒的群众，押着人犯武兰珍来到了法国教堂门前，要求交出王三。教堂的大门依然紧闭着，无论怎么拍打，他们就是不开门。张光藻、周家勋无奈离去，留下来的群众被激怒了，他们高声谩骂，并用石头、土块、垃圾等物击打大门。
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出面了，他带着武装人员气冲冲地去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崇厚立即派兵驱散教堂前的“暴徒”。
崇厚一怕洋人、二惧老百姓，他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迟迟不给答复。不可一世的丰大业狂妄地叫嚣着：“我不怕中国人！中国人再敢滋扰法国教堂，我会给你们点颜色看看的。”
崇厚与他争辩，他拔出手枪就朝崇厚开枪，崇厚躲闪得快，才幸免于难。当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时，老百姓就站到了他们并不爱戴的官员这一方。大家高呼：“杀死洋鬼子，为崇厚大人出口气！”
崇厚怕事态进一步扩大，连忙后退，并劝解老百姓不要意气用事。这时，天津知县刘杰闻讯赶来，他还没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丰大业就开枪射击他。随从高升用身体挡住了刘杰，高升被打伤了。
崇厚见状，也十分生气，但他制止了中方兵弁，不准开枪还击。老百姓都在心里骂他是个软骨头，恨中国官员软弱无能。刘杰坚决地站在崇厚这一边，帮助崇厚劝解疏导老百姓，但效果不佳。崇厚气呼呼地走了，刘杰也气呼呼地走了。教堂门外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丰大业气势汹汹，狂妄地说：
“没有人为你们撑腰了吧！一群蠢货！”
愤怒的人们怒不可遏，有人大喊：“打！打死他呀！”
又有人应和道：“对！打死他，让洋鬼子看看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忍无可忍，他们打死了狂妄嚣张的法国领事丰大业。人们冲进外国人开办的教堂、医院、育婴堂、领事馆和洋行内，砸的砸、砍的砍，一把火烧了几座教堂。人们还从法国教堂里搜出了人犯王三，救出被拐儿童。与中国老百姓负隅顽抗的外国人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打死。驻天津总兵陈国瑞带了二十多位亲兵，立马桥头为愤怒的中国人呐喊助威。这更增添了人们的斗志。
最后统计一下，约有二十个外国人死于这场争斗。“天津教案”震惊中外。
法、英、美、俄等国联合抗议，并迅速调集军舰，进行武装威胁。清廷恐慌了起来，他们意识到如果处理不好这件事情，将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西太后心急如焚，她令军机处几位大臣连夜商议对策。几位军机大臣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有的站在醇亲王这一边，主张采取强硬政策，对洋鬼子不可一味忍让，否则的话，外国人会得寸进尺；有的支持文祥，主张退让求和，向外国人做出些让步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礼让之美德”。
西太后更偏重于后者，谕令直隶总督曾国藩迅速赴天津查办此事。接到谕令后，曾国藩顿感头疼。他意识到此行荆棘遍地，自己很难处理妥当这件事情。对于外国人及洋教，曾国藩并没有什么好感，他甚至有些痛恨外国人；对于奋起抗争的老百姓，他寄予无限同情，有这样的老百姓，中国不会亡国也。
可是，西太后定下了“基调”，曾国藩是不可能去“改调”的。他考虑了很久，总觉得此去天津凶多吉少，弄不好，自己这把老骨头要抛在他乡异地。
曾国藩给大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也算是遗嘱吧：“今日之事非同寻常。外国人一向蛮横无理，动辄开枪射人；津门地方又不太平，民风强悍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即构怨兴兵，激成大变。身为直隶总督，不能坐视不管。但管又管不了，一旦战争爆发，我有可能落个‘为国殉职’。如果我死于这场战争，你们（纪泽、纪鸿）一定要从简办理丧事。把灵柩送回湘乡，葬在高湄山下。谢绝所有吊唁者，一律不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刻布。”
看来，他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而且，此时他患有严重的目眩症，身体状况很不好。但是，明知山有虎，不得不上山。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十日，他抵达天津。一到天津，他就能感到天津人民那种斗志昂扬的反帝情绪，情况与崇厚所说的“乱民**”有些出入。曾国藩谢绝了道、府、县各官员的邀请，一头扎进住处不出来。“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他的双耳灌满了有关“天津教案”的种种说法，好不容易才厘出个头绪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一口咬定是“乱民**”，一些人借死童大做文章，趁机闹事；张光藻、周家勋、刘杰三人希望朝廷能为他们撑腰，打击外国人的嚣张气焰；绝大多数老百姓义愤填膺，要求曾国藩站出来“护道”（维护中国的孔孟之道，打击妖言惑众的洋教）；一小部分教民为育婴堂及教会医院开脱罪名，说那些死去的儿童并非被“挖心取肝”，而是病重身亡。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对崇厚的媚外方针有些反感，对张光藻等人的行为有些生气，对天津士子高涨的反帝情绪有些害怕，对少数中国教民有些怀疑。
究竟该站在哪个立场上呢？门生赵烈文深知曾国藩的困难处境，一边是来自朝廷的压力，一边是来自舆论的压力，他为老师捏一把汗。夜已深，夏虫停止了令人心烦的鸣叫声。可是，曾国藩的唉声叹气不断传来，弄得赵烈文也难以入眠。赵烈文走向曾国藩的卧房，在窗下轻轻地叫道：“大人、大人，该歇息了。明天是十八日，按约定该会见法国公使罗淑亚了。您现在不睡个好觉，明天没精力和洋鬼子据理力争。”
“烈文吗？进来吧！”曾国藩的声音里充满了忧思。
赵烈文看得出来老师陷入了两难之中：天津人民情绪激昂，把曾国藩当成了反对洋教、维护儒学的伟大人物；朝廷给曾国藩出了一个难题，外国人得罪不起，必须妥善解决此事，尽快息事宁人。两难之间，难做好人！
“一切你全看到了。我踏进津门就被团团围住，上至士子名绅、下至黎民百姓，他们都把我当成了救护神。人们纷纷诉说洋人如何如何虐待中国儿童，打死洋人那天丰大业如何如何嚣张狂妄，崇厚又如何如何媚态十足，令国人反感。”
“大人，之所以天津士子名绅、黎民百姓把您当成正义的化身，是因为他们读过您写的《讨粤檄文》。咸丰四年（1854年），那篇《讨粤檄文》给多少人鼓舞了勇气，人们皆认为您是‘护道’的忠诚卫士，如今人们寄希望于您。”
“难啊！国人与洋人都不想得罪，进退维谷最难受！”曾国藩有些举棋不定。
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十八日，曾国藩会见了法国公使罗淑亚。罗淑亚提出了惩办天津府县官员、捉拿凶手、赔偿损失等要求。他的态度比较温和，与曾国藩事先预料的有些不同。见此情景，曾国藩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对赵烈文说：
“罗淑亚的要求并不太过分，‘惩办天津府县官员、捉拿凶手、赔偿损失’三项中，唯有‘惩办天津府县官员’有些不能完全接受，其他两项毋庸再议。教案发生之时，天津府县官员并未直接参与活动，为何要惩治他们？再者，三天前已将周家勋、张光藻、刘杰三人革职，我已经惩治过他们了，还要怎么惩治呀！”
“大人，不瞒您说，周家勋、张光藻、刘杰三人革职传开以后，天津士子与百姓已有闲言碎语，开始对您有些看法了。如果全部答应罗淑亚的要求，会引起国人愤怒的。”
曾国藩与赵烈文低估了罗淑亚。第一次会面，罗淑亚戴着温文尔雅的“面具”，他的主要目的是试探一下曾国藩的态度。两天后的第二次会面就不那么愉快了。罗淑亚一开口就在“惩办天津府县官员”一项上大做文章，提出了“三员论抵”之说。即以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直隶总兵陈国瑞三人为丰大业抵命。曾国藩怒斥罗淑亚，冷笑一声，道：“哼！岂有此理！中国官员并未参与械斗，丰大业是无知的老百姓打死的，与他三人何干？罗公使就不要做白日梦了吧！”
罗淑亚不再温文尔雅，拍案咆哮：“法国国民闻讯后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出兵中国，为殉职的领事报仇雪恨。目前，我们的军舰正开往中国，你们不答应的话，半个月后天津将被夷为平地。一旦发生战争，其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一席话镇住了曾国藩，他半晌没说一句话，心里想：是呀！如果因为自己处理不当引起新的战争，那对朝廷将怎么交代啊！临行前，西太后一再交代要以忍让为原则，不要引起更大的争斗。如今，法国公使咄咄逼人，我该如何处理呀？洋鬼子固然可恨、洋教也令我生厌，但是我惹不起他们！可是，“三员论抵”也太歹毒了，法国死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引起民愤，是被老百姓打死的，却要中国三位官员抵命，太过分了吧！
想来想去，曾国藩不敢轻易答应罗淑亚的无理要求，也不敢轻易拒绝他的要求。崇厚站在一旁“打圆场”：“公使先生，您的要求十分合理，我们可以考虑考虑。但是，‘三员论抵’恐怕有些不妥。中国的官员犯了法，应该交大清朝刑部治罪，你、我、他（曾国藩）皆无权惩治他们。这样行不行：我们立刻将张光藻等三人押回刑部，由刑部去定罪。”
罗淑亚一言不发，曾国藩觉得有回旋的余地，便急切地说：“捉拿凶手与赔偿损失都能进一步商榷，‘三员论抵’改为‘三员在押’，怎么样？”法国公使勉强地点了点头。曾国藩心中大喜，暗想：法国公使也算通情达理之人，他见好就收。还不错，事情总算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杀几十个参与闹事的人也是应该的，那些泼妇刁民不可骄纵；赔点银子也无所谓，每逢中外发生冲突，就以割地赔款为交换条件，朝廷也习以为常了。只要他放弃“三员论抵”就行，若是中国的官员为法国领事抵命，国人是不会答应的。现在“三员论抵”改为“三员在押”，罗淑亚不可能跟到刑部追究结果，他三人可免于重罚。
曾国藩被蒙蔽了，他不知道法国公使来势汹汹的背后其实是虚张声势。罗淑亚已得到确实的消息：普法战争爆发，法国不可能在中国开仗。所以大肆叫嚣为自己壮胆。罗淑亚达到了讹诈钱财的目的，他和他的英、美等国盟友得到了四十九万两白银，他们又发了一笔财。
曾国藩一边上奏朝廷，一边以养病为由，让张、刘二人尽快逃出是非之地。从心里讲，他不愿意看到两位下属受到制裁。孰料曾国藩晚了一步，总理衙门派大理寺卿成林亲提张、刘二人归案。曾国藩生怕落个包庇犯官之罪名，连夜把张、刘二人追了回来，录下口供后交成林带走。法国公使的两项要求已得到了满足，下一步，捉拿凶手便成了“中心工作”。曾国藩生怕引起法国公使的不满，他下令在较大的范围内搜捕“真凶”。搜来搜去，抓来的八十多个人供认不讳者只有七八人。天津市民抱成一团，谁也不愿意指证“真凶”。他对赵烈文说：“只杀七八个人太少了，洋人会不满意的。事情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如果因为抓不到真凶而再次得罪洋人，进而引发战争，岂非前功尽弃？”
赵烈文是位清醒者，分析道：“法国公使不过是头会叫的驴，高声叫几下罢了。法国正与普鲁士国交战，它不可能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
“可是，答应了人家的要求，就要让人家满意。不杀元凶，难以向罗淑亚交代呀！”曾国藩右眼眼珠一眨也不眨，左眼眼珠滴溜溜地转，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赵烈文稍稍背转了一下身子，有些不高兴，便直言相告：“大人，天津人已有议论。说您‘对付国人不遗余力、对付洋人软弱退避’。这话可不好听啊！”
“你也来指责我了。昨日，纪鸿和少荃（李鸿章）各来了一封信，他们似有劝阻之意，也认为我不该向洋人低头。难道我想做卖国贼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国人唾骂，我认了；朝廷指责，我也认了。但是，你和纪鸿、少荃非难于我，我心里痛啊！”
几天后，他下令对抓来的人进行严刑逼供，一定要凑足二十人以抵“天津教案”中死去的二十个外国人的性命。最后，他决定天津府县官员发遣黑龙江赎罪、判死刑二十人、流放二十五人。此外，还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亲赴罗淑亚处，向法国公使赔礼道歉。
“天津教案”基本结案。
曾国藩的心里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他被国人骂为“汉奸”“卖国贼”，在一片辱骂声中，他结束了为时两年的直隶总督生涯，接替位子的是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