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起了战事，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师，朝中大臣议论纷纷。他们为大清朝的命运担心，也为自己的前程、命运而担心，生怕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会动摇自己的社会地位。
曾国藩就在其中。可是作为一介书生，也无非是不断上书朝廷，希望咸丰皇帝改革社会弊端、委派良臣赶往前线、尽快剿杀“乱贼”，他们又能为大清朝做些什么呢？
生活在天子身边的曾国藩很苦恼，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咸丰皇帝并非明君，咸丰皇帝派往前线的几个人并非能臣，大清的绿营军、八旗兵并不能有效地歼灭“乱贼”，大清朝已岌岌可危。身在朝中却不能施展个人才华、空有理论却不能付诸实际行动，曾国藩感到了一丝悲哀与痛苦。他已经四十二岁了，除了读书、做学问以外，几乎什么也不会。与其这般在京城里空耗时间，不如请求外遣，干点有实际意义的事情，也不枉为大清的臣子。
上苍成全了曾国藩，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十二日，正在府邸读书的曾国藩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喧闹，他放下书本往外张望了一下，只见府邸门前站了五六个宫中的太监，其中有一位专职宣旨的御前太监。他立刻意识到：圣旨到！
曾国藩连忙换上官服，出门接旨。御前太监扯着那副不男不女尖尖的嗓子，高声叫道：“吏部左侍郎曾国藩接旨！”
曾国藩“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他要恭恭敬敬地沐浴皇恩。御前太监宣旨：“江西主考官，着曾国藩去。钦此！”
“谢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曾国藩叩了三个响头，欣喜若狂！
太监们都走远了，他还呆呆地跪在冰冷的地上，傻乎乎地笑着。夫人欧阳氏最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轻轻地走上前，扶起了丈夫，小声说：“快准备行装吧！这是件好事，你发什么愣呀？”
“对！对！对！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得以实现，今天要庆祝庆祝。去，买点菜来，再打两斤好酒，我要开怀畅饮。”曾国藩喜滋滋的。
他一笑起来，眼角皱纹显得更多了。这时，大儿子曾纪泽下学归来，见父亲乐呵呵的样子，便知道家中有喜事。这位少年不仅聪明伶俐，而且乖巧懂事，问父亲：“今日发生了一件大事，对吗？”
“儿子，爹爹终于要圆梦了，我能不高兴吗？”
“爹爹的梦太多了，不知所指哪一桩？”
“今日皇上谕令你父亲我赴江西主考，这难道不是美事一桩吗？”
曾纪泽深知父亲的心愿，恭贺父亲如愿以偿。曾国藩曾经拜托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为他说情，希望皇上能加恩于他，恩准他回籍省亲。自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离开老家湖南，他就没有回过家。十四年过去了，老父、老母、兄弟姐妹牵着他的心；高湄山、涓水河的一草一木结着他的爱；还有那童年走过的小路、少年逛过的街，常常萦绕在他的心中，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忘怀。
一定是恭亲王帮了忙，皇上才谕令他赴江西主考。江西离湖南老家已不远，此次出行公私兼顾，美差也！除了回乡省亲，还能去看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如刘蓉、罗泽南、郭嵩焘、左宗棠、江忠源等人。听说他们都在乡间办团练，配合地方官员剿清“不靖”。
三天后，曾国藩带了五位随员上了路，按照十四年前赴京赶考的路线南下，可是，心理感受却大相径庭。那时，他穷酸书生一个，沿途搭旧车、住小店、吃粗米，谁也不在意他，谁也不愿理会他。如今不同了，堂堂的钦差大臣、朝廷二品大员，谁敢怠慢！一路风风光光、一路左请右送。尽管曾国藩很讨厌这种作风，也不喜欢那些场面，但又不能坚决不为。因为，沿途知县、知府、巡抚、总督太热情了。他们好不容易盼来一位钦差大臣，能轻易放走曾国藩吗？有时候，曾国藩推说自己头很疼，实在不能出席酒宴，知县、知府、巡抚、总督便拉走他的随员，也算得到了殊荣。
“群丑！”曾国藩在心里暗骂。他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了腐败的官场、黑暗的社会、微倾的大清朝和令人作呕的种种现象。他自言自语道：“大清朝养了许多只会‘叩头、喊万岁’的朝臣，养了地方上这一大批酒囊饭袋，还养了腐朽的绿营军、八旗兵，它还能支撑多久？皇上啊！皇上，臣为您的皇位是否稳定而担心，更为风雨飘摇的大清朝而担心。”
曾国藩忧国忧己，深深地思考这些问题，久久得不到答案。他认为自己还算是个清醒者，清醒者痛苦大于欢乐也。不过，清醒者比行尸走肉高尚得多。
这一天，他们一行来到了安徽境内的太湖县，打算在小驰驿住一宿，次日继续赶路。太湖知县得到消息后，跌跌爬爬地赶到了小驰驿，非要为钦差大人接风洗尘不可。曾国藩眉头一皱，说：“免了！本官公务在身，不能耽搁时间，以后路过贵地再相邀吧！”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接着便有人大喊：“曾大人！曾大人！”
曾国藩站了起来并步出屋外。他一看，是信差。信差一边下马，一边快速说道：“我从京城一路追来。这封信，曾夫人已拆阅过，她叮嘱我尽快送到大人的手里。”
一定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撕开封口，才看一小行字，泪水便簌簌落下。原来是母亲江太夫人仙逝了！
晴天一声霹雳！
万万想不到母亲已永远地睡着了。自从离开白杨坪，母亲的身影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忘不了母亲那慈祥的笑脸、忘不了母亲那双粗糙的大手、忘不了母亲临行前的叮嘱、忘不了母亲眼里的泪花……
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一切都不能再来！
“娘啊！儿子就要回去看望您，您为何不等儿子呢？娘、娘、娘，呜——”
曾国藩失声痛哭。随行人员陪着他哭，弄得太湖知县不知如何是好。曾国藩哭了一阵子，抹了把眼泪，对太湖知县说：“现在，真的要请你帮个忙了。你们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走什么路线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湖南境内？你连夜画个路线图，我明天一早就上路。”一位随员哭丧着脸，问：“大人，江西不去了吗？”曾国藩眼一瞪，冲他吼道：“你有几个老娘？混账东西！”
过了一会儿，他稍微冷静了一下，对随员说：“本官这便上奏皇上，请求皇上开恩。本官必须立刻回乡奔丧，在家守制三年。你们五人继续赶往江西，办完公差便回京。”
一般情况下，朝臣死了父或母，必须在家守孝三年。其间不做官，这叫丁忧。
曾国藩丁母忧，火速赶往老家湖南。离开太湖小驰驿时，他给京城的大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请信差递送。信中写道：惨闻吾母大故。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反而灾及我母。……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兹念京寓眷口尚多，还家甚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
他在信中叮嘱大儿子不要回老家奔丧，因为，京城家人七八口全靠曾纪泽照顾。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曾纪泽必须撑起那个家。从太湖县小驰驿往南行两百多里地，便可入长江至武昌，从武昌到长沙估计要走十来天，长沙离家就近了。归心似箭，一路疾驰，地方官员除了湖北总督常大淳，很少有人知道“曾大人”正路过此处。曾国藩没遇羁绊，很快到了湖南境内。不过，他没有经长沙，而是绕道间行，经湘阴、宁乡回到了湘乡县。因为，在湖北武昌的时候，常大淳告诉他：长沙被太平军围困了。
听到这个消息，曾国藩更痛恨清军的软弱无能，居然让一群“匪徒”包围了交通要塞——长沙。万一长沙沦陷，周边各小城镇也难保。不过，曾国藩顾不得这些了，他要回家葬母亲。
刚踏进白杨坪，就听见一阵阵哭声，那是从曾家黄金堂里传出来的。曾国藩一阵眩晕，几乎站不稳了。乡邻们听说他回到了村子，纷纷跑来问安。有的称“大人”，有的称“老爷”，有的称“翰林”，就是没有一个称“子诚”或“涤生”的。
曾国藩在众人的包围下，几乎要窒息了。他摇摇晃晃就要倒下去，这时，一个小老头儿赶紧扶住了他，伏在他的耳边低语：“宽一，节哀顺变。”
“宽一？”
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曾国藩定睛一看：春伢子！
春伢子才四十多岁呀！看上去却像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儿，怎么显得这么苍老？
曾国藩在王根宝（春伢子）的搀扶下，跪拜在母亲的灵前，泪眼蒙眬，心痛如绞。以前，他前往朋友家吊唁时也常说“节哀顺变”这句话，今天，他才意识到这句话是那么苍白无力。人在最痛、最伤的时候，有谁能做到真正的“节哀”？但是，“顺变”还是需要的。披麻戴孝为母亲守灵三天。其实，在他到家之前，大弟曾国潢早已主持了母亲的葬礼，此时，国潢、国华、国荃、国葆陪着大哥曾国藩再次守灵。他们的母亲原来也算乡间小才女，只因生了九个孩子，她那灵气与才华便和着柴米油盐、拌着吃穿用度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曾国藩的记忆中，母亲没直起来过腰，没赶过集，也没坐着吃过饭，更没穿过一件漂亮衣服。当年，曾国藩读书到深夜，母亲房间的油灯比他的熄得还晚，好像那一大堆针线活永远做不完；早上起床后，母亲总是默默为他送上一碗热粥，有时还有两个荷包鸡蛋。
母亲现在离他而去了，这个悲痛是无法弥补的。曾国藩未能尽孝于病榻前，竟成了终生遗憾。如何才能弥补这个缺憾呢？他想：母亲一心希望我有出息，能光宗耀祖，为大清国出力，忠于至高无上的皇帝。为了报答母亲的深恩，我必须尽忠于大清、尽忠于皇帝，让母亲在地下安息！他对未来做出了初步的安排：先在湖南老家守制三年，然后回京效力朝廷。
父亲用赞许的目光注视着他，点头同意了曾国藩的计划，他说：“你爷爷去世之前就叮嘱我们，他走后（去世）千万不要通知你。只要你在京城能干出点成绩来，他老人家泉下有知也就瞑目了。今日，既然你回到了白杨坪，就去山上给他老人家烧把纸吧！”
说话的时候，曾麟书老泪纵横，曾国藩也心酸不已。不过，自从那年满妹、纪第死后，他相继失去了国芝妹妹、爷爷、奶奶、外公、大舅，还有最亲爱的母亲，真的要节哀顺变。不然，就是流下一壶眼泪也洗不去心中的痛。
曾国藩在白杨坪过了四个月的平静生活。这四个月来，几乎足不出户，前来拜访“曾大人”的人一律被拒之门外，理由是“丁母忧，在家守制不见客”。不过，外面的事情，他也了如指掌：太平军正在攻打长沙，双方死伤都很惨重。清军用士兵的身体筑成城墙，太平军在城外挖战壕、埋地雷，炸开了一个个缺口，冲进去的少数太平士兵全被杀死；又一批冲了进去，也死了。
为了鼓舞清兵的斗志，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让下属做好后勤服务工作。一场战斗过后，长沙城内便杀猪宰鹅犒劳幸存的士兵，而且每人赏银二两。张亮基还下令湖南各地齐动员，以防地方上小股“乱贼”趁火打劫。不但如此，他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宣传，诬蔑太平军是杀人不眨眼的“长毛”。湘潭、湘阴、新宁、湘乡等地的老百姓人心惶惶，以为太平军真的是“红眼绿鼻子”的长毛，见男人就杀，见女人就**，见财物就掠。一时间，附近老百姓心神不宁。
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已经从事乡间治安活动好几年了，曾组织过“安良会”对付抗粮闹事的“刁民”。听说其手段相当残忍，只要逮到一个“刁民”，便令人挑断其脚筋，并杀其父母、妻子儿女。虽然乡间安宁了下来，曾国藩总不十分赞同他的做法。如今，“长毛”作乱，曾国潢又蠢蠢欲动。曾国藩劝导之，手段不要太毒辣，对于小股**适当镇压之，不要殃及他人。国潢不这么认为，他对大哥说：“不使用极刑，压不住刁民。”
曾国藩说：“你应该学会区别对待。对于直接参与闹事的刁民严惩不贷；对于有不良动机的人应注意防范；对于老实本分之人应加以教育疏导，使之同仇敌忾对付敌人。”
毕竟是进士出身、翰林学子，书没有白读。比起曾国潢来，曾国藩的智谋与手段都略高一筹，曾国潢不由得肃然起敬。他不能低估大哥了，大哥并不是只会吟诗作赋、讲解程朱理学的老学究，他是一位高不可测的智者。曾国潢虚心请教：“近日来，人心惶惶，有的人唯恐长毛打到家门口，便带着家眷远逃他乡，有的人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但也有的人兴奋不已，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太平军那边。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我们如何安抚民心？如何对付有不良动机的人？”
曾国藩告诉大弟：“要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形势，让百姓明白朝廷一定能打跑长毛，莫惊慌、莫胆怯。对那些浑水摸鱼之人，则应加以打击。”“怎么引导广大乡民呢？我总不能一个个说服教育吧！”曾国潢为难了。
“编写民谣！民谣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并流传迅速而广泛，是最佳的宣传形式。”曾国藩不愧是文人出身，他一开口总离不开诗词歌谣。曾国潢一拍脑瓜子，笑着说：“大哥此计妙也！”当晚，曾国藩编写了一首通俗易懂的歌谣，名曰《莫逃走》：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境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走天下一大半，唯有此处可避难。
走尽九州并四海，唯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却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只怕你们太胆小，一闻谣言便慌了。
一人仓忙四山逃，一家老小泣嗷嗷。
男子纵然逃得脱，妇女难免受煎熬。
壮丁纵然逃得脱，老幼难免哭号啕。
……
只因谣言自惊慌，惹得土匪吵一场。
茶陵道州遭土匪，皆因慌乱先徙走。
其余各县逃走人，多因谣言吓断魂。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坐稳钓鱼台。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义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第一次写出的“白话诗”，连他自己都感到可笑。写了三十几年的文章，有时文、有诗词、有歌赋、有奏章、有书信，就是没有民谣。若不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恐怕他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般“杰作”。
弟兄俩哑然失笑。不过，这首民谣倒也朗朗上口，很适合本土乡民的口味，很快便流传开了。他自认为民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才几天，民谣便奏效了。许多人不再也不敢逃走，恐怕自己出逃会殃及家人。湘乡县的知县朱孙诒闻讯后，十分感激曾大人。他三次登门拜访曾国藩，并请曾国藩再写几首民谣以搞好地方治安。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他欣然答应，又写了第二首民谣《要齐心》，第三首民谣《操武艺》：
要齐心
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
一人不敌两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强。
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
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
只怕私心各不同，你向西来我向东。
操武艺
要保一方好地方，大家学些好武艺。
武艺果然学得精，纵然有事不受惊。
石头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样。
木板只要五寸宽，箭箭要中靶子上。
……
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
耕田人家图安静，学习武艺也不差。
匠人若能学武艺，出门也有防身计。
商贾若能学武艺，店中大胆做生意。
雇工若能武艺全，又有声名又赚钱。
白日无闲不能学，夜里学习也快乐。
临到场上看大操，个个显出手段高。
各有义胆与忠肝，家家户户保平安。
民谣很快流传开了，对一部分乡民的确起了作用。但是，也有不少贫苦大众对此嗤之以鼻，说他在愚弄百姓，利用百姓的善良与无知，来对付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太平军。一时间，湘乡一带**不安。不过，曾国藩没打算介入其中，他只想安安分分地在籍守制，免得别人讥笑他太贪功名。听大弟国潢说，太平军围困长沙半年之久，也未能攻下长沙，还损伤了一位干将——西王萧朝贵，于是太平军放弃了这座城市，走宁乡、下益阳、掠湘阴、夺岳阳，继续向北“流窜”，已经进了湖北境内。
太平军已经离开湖南，进入湖北是事实，但不是曾国潢所说的“流窜”。当洪秀全意识到长沙难以攻克时，他与杨秀清等人认为没必要在长沙附近逗留太久，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继续北上、建都金陵。于是，太平军放弃了长沙城，保存实力、北上杀敌。
曾国藩在籍守制，依然很关心朝廷大事，只是不愿意抛头露面罢了。当太平军进入湖北时，他也曾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号称“天兵百万”的太平军不会四处流窜，他们有自己的明确宗旨、有严明的治军条例、有并不愚笨的领袖、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这股“洪水”不同于秦代的陈胜、吴广，不同于汉代的项羽、刘邦，更区别于前朝的李自成。洪秀全是有胆有识之人，他能打败李星沅、周天爵，能挫败赛尚阿、向荣，能杀死乌兰泰，足以说明了问题：太平军势不可当，洪秀全不可低估。太平军一时离开了湖南，不等于说永远不回来了，也许在某个合适的时候，他们会卷土重来。湖南地方官员的暗自庆幸是很愚蠢的，高枕无忧令人担忧。居安思危，古训不可忘记也！可是，他曾国藩不是地方官员，无权、也不愿过问地方上的治安。
且来享受这瞬间的安宁生活吧！
可瞬间的安宁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咸丰二年（1852年）冬，湖南巡抚张亮基向曾国藩传达了一道谕旨：“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钦此。”
接到圣旨以后，他先是一愕然，又一想，这事儿也似乎在必然之中。自从“匪祸”殃及南方诸省以来，咸丰皇帝接纳了部分朝臣的意见，已谕令多位臣子在原籍办团练。听张亮基说，本年九月，皇上任命前刑部尚书陈孚恩在江西办团练，后又任命借口在籍养病的周天爵于安徽办团练，任命工部侍郎吕贤基、翰林编修李鸿章也于安徽办团练。至今已有三十多人被谕令为“团练大臣”，曾国藩不过是其中之一。再者，出京之前，恭亲王也曾有过暗示，他也认为曾国藩应该出京，干一番大事业。也许，国难当头之际，恭亲王向皇上推荐了胸怀大志的曾国藩。
反正，“团练大臣”之名落到了他的头上。
“团练大臣”，几品大员？曾国藩不知道。它拥有多少兵权，也不知道。它与国家军队、与地方武装力量是什么关系，还不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是谜团，有待于他去解开。一向忠于大清朝、一向渴望建功立业，可是，今天他却犹豫了。一连好多天，夜不能寐。他与父亲共探讨、与弟弟们齐商量，冷静地分析了利弊与各种关系，终于做出了决定：在籍守制三年，不愿出山！主意已定，他打算过几天就上疏辞谢，恳请皇上原谅他。就在这时，曾家来了一位说客，他就是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
郭嵩焘又是如何得知曾国藩的心思的？这还得从左宗棠身上说起：左宗棠中举后，再也没有考取过什么功名，后来，他办起了私塾学堂。左宗棠这个人不入俗流，在乡间受到排斥。湖南巡抚张亮基到任后，他听说湘阴有个教书先生叫“左宗棠”，此人不会阿谀奉承，却很有见地。于是，张巡抚把左宗棠收到了门下，左宗棠便成了他的幕僚。曾国藩守制在籍，左宗棠听说后早想去白杨坪一趟，劝说曾国藩出山、共建大业。恰巧，圣旨到，谕令曾国藩在家乡办团练。左宗棠十分了解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态度，他担心曾国藩不愿从命，于是向张巡抚建议道：“曾国藩一向讲究礼制，他丁母忧在身，不一定能遵从圣命。我早年与他有过往来，深知他的秉性，一旦他‘言既出，行必果’，上疏辞谢，可就难办了。”
张亮基不屑一顾，说：“他不愿出山，难道湖南就没有能人了！”“张大人有所不知，曾国藩不是平庸之辈。他思想深邃、做事果断、善用能者，而且此人不贪财、不揽权，是位难得的人才。”“既然如此，你就去说服他吧！”张亮基被说动了心。他也希望湖南能出一个德高望重之人，以帮助自己剿清“乱贼”。
左宗棠直摇头，认为自己的话分量不够，于是向张巡抚推荐了郭嵩焘。翰林出身的郭嵩焘也是丁母忧在身，两年前，他回乡守制。在此期间，他与老朋友左宗棠有过几次接触，言语之间提起过有关“太平军”的话题，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皆认为大清朝的绿营军与八旗兵弊端过多，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希望能有一个人另行组建全新的军队，以有效地对付“太平贼子”。而且，他们还认为曾国藩是最好的人选。
有了“前奏”，这便来了“后曲”。当咸丰皇帝谕令曾国藩办团练时，左宗棠立刻想到了以前说过的话，郭嵩焘可劝曾国藩出山。张亮基请来了郭嵩焘，希望郭嵩焘去说服曾国藩出山。郭嵩焘能推辞吗？他连夜赶到了白杨坪，不需要拐弯抹角，直陈其事。曾国藩沉吟良久，依然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郭嵩焘急了，直截了当地问老朋友：“涤生，你到底顾虑的是什么？”
曾国藩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仍一言不发。国家不太平，作为大清的臣子理应挺身而出。可是，有太多的理由让他犹豫不决。其一，自己正在守制期间，若贸然出山，一定会招致不少人的讥笑。两年前，郭嵩焘在籍丁母忧守制，他却协助地方官员剿杀湘乡、湘潭一带的“半边钱会”“红黑会”“青莲教”等会党组织，刘蓉、罗泽南等人就曾写信给曾国藩，讥笑当年淡泊名利的“郭大才子”，今日竟不顾礼制、墨绖出山。曾国藩自己也写信给郭嵩焘，劝其退出地方武装组织，为其母守孝三年。其二，曾国藩翰林出身，在京做了十二年的文官，对于带兵打仗之事，几乎是一窍不通。若是奉旨办团练，一切都得从头学习，要经受不少磨难。他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表示极大的怀疑。其三，也是他顾虑最大的一个方面。多年来在京城看透了朝臣的尔虞我诈、官场的腐败黑暗、军队的软弱无能；如今来到地方上，又感受到中小地主阶级的庸俗卑微、地痞流氓的无耻散漫。若是出山办团练，免不了和一大批贪官污吏、地痞流氓、卑微小人打交道。那些人没有一个是“善人”，势必处处受其牵制，遍地荆棘，难以施展个人的才能。其四，大清的天子谕令曾国藩在地方上办团练，只给了一个“政策”，并没有拨经费。举办团练，要人、要枪、要粮，军饷从何而来？
以上种种原因促使他不愿出山。
郭嵩焘不愧为曾国藩的好朋友，看出了朋友的满腹疑虑，便耐心开导朋友。他说：“涤生，你当年为何苦苦读书，为此几易学堂；为何拼命跻身六曹，为此两度赴京赶考；为何上奏皇上，为此，又差一点丢了官俸。多少年来的努力，你究竟为的是什么？”
曾国藩低头不语，心里矛盾极了：出山？在家守制？
他只有一个选择。郭嵩焘问得对，当年为何苦苦读书？为何拼命跻身六曹？为何上奏皇上？那只有一个答案：曾国藩要干一番大事业，要尽忠于大清朝，报答皇恩。
如今，朝廷急迫，此时不挺身而出，更待何时！
可是……
曾国藩依然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郭嵩焘见状，说：“你知不知道，最初是谁向皇上保荐了你？”
曾国藩摇了摇头。郭嵩焘告诉他：“是你的恩师唐鉴向皇上保荐了你。你还记得两年前，唐大人告老还乡时，你写给他的送别诗吗？”
这句话提醒了曾国藩，自己写过的诗，怎么会不记得：
上相南征策众材，
军容十万转风雷。
书生却进安民策，
盗弄潢池事可哀！
诗中反映了曾国藩的远大政治抱负和个人对社会政治、军事问题的独到看法。曾国藩万万想不到唐鉴离京前，把自己推荐给了咸丰皇帝，使得咸丰皇帝对自己有所了解。
其实，郭嵩焘只说对了一半。
在咸丰皇帝面前认定曾国藩可堪大用的不只是唐鉴一人，恭亲王也多次在皇上面前推荐过曾国藩。所以，湖南一带起战事的时候，咸丰皇帝一下子想到了在籍守制的曾国藩可堪大用，这便有了那道改变曾国藩命运的圣旨。
“涤生，几个朋友中，算起来我还比较了解你。你这个人从不轻易做出重大抉择，凡事总要‘三思而后行’。这是你的优点，但也绊住了手脚，使得你有些优柔寡断。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贼子匪徒已经打到了家门口，还稳坐钓鱼台，这是‘大清的忠臣’所为吗？”
曾国藩一惊，问：“太平军不是已经打到了湖北境内吗？你如何说打到了家门口？”
郭嵩焘告诉他：“不错，太平军在湖北境内，他们攻克了武昌城。自古以来，武昌城为南北、东西军事要冲，它一失守，直接威胁着周边各大要镇。太平军喘息之后，有可能反扑长沙，到那时，你还坐得稳吗？”
曾国藩知道老朋友绝不是危言耸听。
“可是，我在籍守制，如此匆忙出山，好吗？再者，军饷怎么解决？”
曾国藩开始动心了。郭嵩焘一看有门儿，高兴了，便进一步劝说曾国藩：“古有墨绖出山的先例，今有守制大臣办团练，你还怕遭人讥笑吗？军饷暂时不用发愁，罗泽南、刘蓉，还有我都能支持你。听说罗泽南、刘蓉已经办了两年多的团练，他们手中有一千多兵勇，可以动员他们把团勇拉过来一起训练。”
曾国藩默默地点了点头，初步答应了这件事情。到了深夜，这对老朋友还在促膝谈心。他们冷静地分析了前两次清军为何溃不成军、被农民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的原因。最后，两个人达成了共识：大清朝的将领疑心太重、互相猜忌以致没有团结、协作的精神；大清绿营军、八旗兵腐朽无能，战斗力极差；层层官吏克扣军饷，以致军队装备陈旧。如果曾国藩出山办团练，他必须建立一支有凝聚力、战斗力的队伍，这样才有可能打败太平军。
当然，对节节胜利的太平军，他们也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一致认为太平军的口号“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姐妹”很得人心。若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人心的向背也至关重要。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天理！
他们还认为太平军沿途砸孔庙、毁学堂、杀儒士、宣洋教也引起了一小部分人的不满，那一小部分人便是“曾麟书式”人物，即中小地主阶级。若能把这一小部分人吸引到曾国藩的身边，既能壮大湘军的力量，又能解决军饷问题。
岂不两全其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