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七月初八，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日,卒于获鹿（在今河北省）寓舍，归葬故乡系舟山下山村（今忻县韩岩村）。元好问墓位于忻州市城南五公里韩岩村西北，1962年被评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区。
兴定进士，历任内乡令、南阳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工诗文，在金元之际颇负重望。其诗奇崛而绝雕琢，巧缛而不绮丽，形成河汾诗派。晚年致力收集金君臣遗言往事，多为后人纂修金史所本。著有《杜诗学》、《东坡诗雅》、《锦畿》、《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续夷坚志》四卷、《遗山先生新乐府》五卷等，传世有《遗山先生文集》，编有《中州集》，现有清光绪读书山房重刊本《元遗山先生全集》。
他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诗、文、词、曲，各体皆工。诗作成就最高，“丧乱诗”尤为有名；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
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词集为《遗山乐府》。辑有《中州集》，保存了大量金代文学作品。著有其诗刚健、其文弘肆、其词清隽，缺点是“往往自蹈窠臼”。今存诗1361首，内容丰富。一些诗篇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乱和百姓苦难，如《岐阳》、《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诗，沉郁悲凉，追踪老杜，堪称一代「诗史」。其写景诗，表现山川之美，意境清新，脍炙人口。诗体裁多样，七言是其所长。
元好问之文继承唐宋大家传统，清新雄健，长短随意，众体悉备，为金代文学批评之巨子，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体例所写《论诗绝句三十首》，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颇大。
今存词377首，艺术上以苏、辛为典范，兼有豪放、婉约诸种风格，当为金代词坛第一人。今存散曲仅9首，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具有开创性。《续夷坚志》为其笔记小说集，为金代现存的优秀短篇小说。
人物生平
元好问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他的祖先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相传，他的祖先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儿子（一说为秦王拓跋翰，另一说为南安王拓跋余）。后来，后来的祖先又随北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大同市）南迁洛阳，并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分裂之后，户籍落至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五代时期以后，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县）。他的高祖元谊，在北来晚期徽宗宣和年间（1119－1225年）官忻州神武（虎）军使。曾祖元春（一作椿）任北宋隰州（治今山西省隰县）团练使，又从平定移家忻州，遂为忻州人。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任柔服（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亲元德明多次科举不中，以教授乡学为业，平时诗酒自娱，著有《东岩集》。
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即过继给他的任县令的二叔父元格（后元好问称他为陇城府君）。
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灭亡，蒙古本是金的臣属，崛起后征伐四方而灭掉金国。在这样的大战乱大动**的社会环境里，元好问也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
大致来说，他的一生可以分成这样几个大的阶段：
21岁前，他过的是学生和公子哥儿的优裕生活。这20来年，随着他的过继父元格，转徙于山东、河北、山西、甘肃的县令任上，一方面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早显露出文学才华，8岁即因作诗而获得“神童”的美誉。虽然初次参加科举未能魁名高中，但因多遇名人指教，学问大为长进，打下了做诗为文的深厚根基。太原王中立（字汤臣）、翰林学土路铎（字宣叔）、名儒郝天挺（字晋卿）等都对元好问有过指教师授的功劳。另一方面，丰厚的物质生活和科场失意的打击，使元好问养成了嗜酒的不良癖好。
22岁至35岁，是元好问科场多次挫折和遭受战祸、家破人亡，由山西逃难河南并在豫西逐渐定居时期。其间，他备尝了人生的痛苦艰辛。不过，通过应试汴梁，他得以与朝中名人权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不仅在学问上受到高明的指点，诗文大为进步，而且为以后的仕途进退也打下了重要基础。
自35岁中博学宏词科入选翰林院，到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二年（1233年）汴京城破被蒙古兵俘虏，是他宦海浮沉和仕途最终结束时期。这一时期，他因不满史馆的冷官生活，很快辞官回豫西登封家中闲居。后被荐举出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再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移家汴京，经历蒙古围城、崔立叛降、汴京城破、被俘囚押的饥饿忧愁、流血流泪、生离死别等恶梦般的生活。
自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到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八月49岁结束羁系生活，他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和自由。这期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奸贼的误国，并为了以诗存史，勤奋编辑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从窝阔台十一年（1239年）秋他50岁时返回故乡忻州，到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他68岁时在获鹿寓舍逝世，是他的遗民不仕和为金史编纂四处奔忙搜求有关资料时期。这期间，他的交游范围更广、作诗为文更多，对蒙古国的态度也逐渐转变。
才子元好问
元好问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他对当时所有的文学形式除金院本之类的戏曲作品未见流传至今的实证或记载传说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有，如：诗、词、歌、曲、赋、小说，传统的论、记、表、疏、碑、铭、赞、志、碣、序、引、颂、书、说、跋、状、青词，以及官府公文诏、制、诰、露布等，均掌握熟练、运用自如。
元好问的作品，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内容实在，感情真挚，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都对他的诗文有极高的评价。他的朋友徐世隆说他：“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他的另一位朋友李冶更誉其为“二李（李白、李邕）后身”。《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评元好问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元好问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他也主张作诗为文要“诚”、要写“情性”，还提出许多写作时的技巧原则，反对生硬晦涩，乱排典故，做学问要“真积力久”等等，都是他几十年亲身实践得来的结晶，有着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诗歌理论主张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主要理论观点在于提倡“自然”，主张情性之“真”；倡导雄劲豪放的诗风提倡性灵、神韵、格调的兼容；主张李、杜并列；提倡多元继承的诗风；开郝经诗歌理论之先端。元好问的诗歌理论观点影响也有元一代的诗歌理论。
元好问的主要文学成就
元好问诗歌的主要成就在于丧乱诗的思想价值和山水诗的审美价值。
元好问的丧乱诗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是真实地反映了金朝被灭亡，人民遭涂炭的社会现实，他的著名的《岐阳三首》为其中代表作品。真实是元好问丧乱诗最主要的特点。二是历史的反思。元好问的丧乱诗，包融了他对丧乱事实的历史审视，作出了历史的评价，从而增加了思想的深度。
元好问是金朝最杰出的词人，存词三百余首，无论词之数量质量，都为金词之冠；元好问的散文雄深简朴，独具一格，元好问有笔记作品《续夷坚志》，为金代笔记上乘之作。
元好问目睹亲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从政多年，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时刻关注着金国的命运和金国史迹的保存。当金如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他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灭亡后，他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他拒不应聘作蒙古国的官，以表明自己的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忱。但为了写金史，又不得不与出仕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也正因如此，而引起许多人对他的不谅解，“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弥，下辱子孙”。为了完成自己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O多年，直到去世，并为修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作为存放有关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多年的奔波，使他积累了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的《全金诗》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惜，正当他满怀信心地说只需破费三数月功夫，查阅抄录了《金实录》上的有关内容，即可着手《金史》的著述时，他的一个朋友却从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万户、汉军首领张柔处见到金实录，以致功亏一篑，使他抱恨以殁。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为后人所仿效。如明朝遗老万斯同拒绝应清政府的博学宏词科的征召，也坚决不要清朝给的七品俸的纂修官官衔，却以“布衣”参与修《明史》。民国三年（1914年）创清史馆，也有不少清朝遗老为报故主来参与《清史稿》的编撰。
元好问多才多艺，除了长于诗文、从政之外，还深于历算、医药、书画鉴赏、书法、佛道哲理等学问，他的朋友遍及当时的三教九流，既有名公巨卿、藩王权臣，也有一般的画师、隐士、医师、僧道、士人、农民等，据有人考证，其有文字可据者达500余人，例如李杲（东垣）、张从正（子和），被尊为金元四大医学家中的两位（另两人为金代刘完素，元代朱震亨）所以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元好问学问深邃，著述宏富，援引后进，为官清正，尤其在金元文坛上居首屈一指的地位，即使至明清、堪与他伯仲者也难得一二，被他的学生、师友及后人尊称为“一代宗工”、“一代宗匠”。迄今流传下来的据信是他的作品的有：诗138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6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202篇，《中州集》10 卷，《唐诗鼓吹》10卷。另有已经散佚的著作多种：《锦机》、《东坡诗雅》、《杜诗学》、《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金朝君臣言行录》、《南冠录》、《集验方》、《故物谱》等。
元好问政绩
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声誉非常高。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在内乡县令任上时，他“劳抚流亡，边境宁谧”，所以当他因母亲去世，按照传统礼制为其母亲罢官守孝3年“丁内艰”时，“吏民怀之”赞许他：“元好问劳抚流亡，循史也，不当徒以诗人自之”。他任南阳县令时，为当地人民争得减3年赋税，发展生产，使人民有休养复苏之望。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元好问）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
元好问十分重视和努力保护人才，喜欢奖掖后进。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初，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54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王鹗、杨奂、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杜仁杰、张仲经、商挺等，请来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而经他教育或指授出来的文坛名手如郝经、王恽、许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继先、阎复等多人。尤其是他保护和教育白朴的故事一直传为文坛佳话。白朴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为白朴的《天籁集》作序的王博文认为，这与元好问的教导分不开：“遗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残膏剩馥，化为神奇，亦于太素（白朴字）集中见之矣。然则继遗山者，不属太素而奚属哉！”
元好问对蒙古国的态度有一个矛盾变化的过程。他痛心于金国被蒙古灭亡，对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投降蒙古和出卖金朝后妃大臣极为痛恨，但对崔立开门投降，客观上使汴京百万生灵免遭一朝全部涂炭死亡之祸又并不完全否定。因此，他被胁迫参与了为崔立撰写功德碑的重要政治事件，这也是他后来一直耿耿于心、别人对他指摘嘲讽的重要口实。在金元交替之际，元好问的思想十分痛苦和矛盾。他一方面痛心金朝的腐败和混乱，希望有一个除旧布新局面的出现，当他看到金朝被蒙古灭亡已成定局后，就把金朝那54位“天民之秀”推荐给蒙古国这个“维新之朝”。对于那些归降蒙古国的金朝旧臣如耶律楚材、张桑、严实、赵天锡等，只要他们曾为减轻金国人民少遭屠戮之苦做过一些好事，他都能够予以谅解。他在蒙古国生活了二十四五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他对蒙古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他对中原那些出仕蒙古国的汉族世侯如上述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赞赏。尤其对蒙古贤王忽必烈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十分感激；对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的赫赫功业特别钦佩，为其歌功颂德。从而他逐渐把蒙古国政府看作像汉唐那样值得自己骄傲的合法正统的政府，在他的《刘时举节制云南》七律诗中，他直接称蒙古国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渐渐地，元好问也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对立的情绪逐渐消失。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元宪宗二年（1252年）春夏之间，元好问虽已63岁高龄，却还是与他的好友张德辉一起北去觐见忽必烈，请求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俩又提出蠲免儒户的兵赋，忽必烈也答应了。
元好问寻访
你听过雁丘的故事吗？ 1205年，金国一位16岁的少年赴并州赶考，途中碰到一个捕雁的人说，他今天捕杀了一只雁，另一只逃脱的雁悲鸣不止，然后投地而死。少年听后非常感动，从猎人手里买回了那只殉情的雁，把它葬在了汾河边上，立碑刻下“雁丘”二字，并即兴感怀写出一首传世之作《摸鱼儿》：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别离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
这少年名叫元好问，鲜卑拓跋氏后人，1190年生于山西秀容(今忻州市)韩岩村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别号遗山，是名冠金元两代的诗坛巨擘。他一生有44年生活在金末，有24年生活在元初，其间江山易主，风云动**，遗山愤世吟诗、为官恤民、为士请愿、奔走存史，最终于1257年客死他乡。
诗词大家，遗珠累累；千秋功过，任人评说。
2006年8月末的一天，细雨初停，阳光白花花地洒在油绿油绿的玉米叶上，我和忻州当地的两位朋友已经在一处紧锁的铁门外徘徊了半个小时。
难道这就是我们要寻访的元好问墓？那位生前为金元文化领军人物、身后引来历代名流大儒凭吊的元遗山之墓？
去年我曾寻访过毗邻的木芝村，传说中貂蝉的故里，陵园荒草芜杂，一片衰色。当时就想，红颜香冢怎可与那气势豪迈的诗人史家之墓相比。不承想，这秀容之地在一个大家凋谢八百年之后竟也生出一样的怠慢。美人何其娇艳，巨匠何其风流，而如今都一样被遗忘在历史的尘烟中，何其悲凉。
铁门开来，里面的破败比外面的寂寞更甚，荒草没膝，断垣残碑，松榆蔽日。
这处陵园一为元墓，二为野史亭。元墓为元氏祖坟，坟内葬有元好问及其曾祖、祖父、生父、养父、长子、长孙。野史亭为元好问51岁时为修金史而建，“朱门万户凄凉尽，惟有元家野史亭”。此两处遗址历经数次修缮，内有金、元、明、清以来大量的名家诗文石刻，古迹斑驳，难以考究。好在记者在随后的寻访中找到了忻州市文管所孙转贤先生，关于这些碑刻，他曾做过详尽的搜集和注释。
历史总是让人惦记，八百年前的元遗山到底在历史上书写了怎样的传奇和惆怅？
元好问在临终之时，嘱咐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题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元好问曾在金朝出仕为官十余年，而在金亡后的20余年，元好问又像一个矢志不渝的文化活动家、教育家、史学家，他长年奔波于晋冀鲁豫一带，宣扬儒学，搜集编撰金史。可是，他最想告诉后人的却是他对诗词的喜爱，他最为得意的大概也是他在诗词上的造诣，最沉重的是他以宣扬儒家文化、挽救天下斯文为己任。虽然他5次赴汴京应试，33岁才走入仕途，但“元才子”之名依旧誉满北国，“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他对自己的诗才也是极为自信。
元好问家学渊源，先祖元结为唐代著名诗人，父亲元德明诗才过人，不事雕饰。他被过继给叔父元格，元格对元好问的教育极为重视。元好问4岁读书，8岁学习作诗，后拜陵川名儒郝天挺为师潜心学习6年。元好问认为“士之有所立，必藉国家教养、父兄渊源、师友讲习。”而他的诗词修养也正是得益于此。元好问一生写了5000多首诗，今存1388首，词今存384首，尤其是金亡前后的“丧乱诗”成为继杜甫之后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峰。“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雁到秋来却南去，南人北渡几时回？”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山河的破碎，诗人的忧患，造就了这些经典的旷世诗作。
元好问不仅诗词功底深厚，而且自称“诗中疏凿手”，他在兵荒马乱之世，写就了一部不朽的诗评《论诗三十首》，“以诗论诗”再继杜甫风范。他提倡诗文刚健，反对纤弱，提倡天然，反对做作，提倡精练，反对繁冗。那年他才28岁。
然而，无论是元好问的诗词还是他的诗论，除了专攻学者，大众知之少矣。在大多数人心里，一代文坛领袖，就像他所处的那段乱世一样，只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影像。
野史亭上一布衣
1239年，旧朝已亡换了新庭，在山东聊城被羁押6年的元好问重获自由，返回忻州。这时的元好问已是天命之年，他饱学诗书，不甘心从此放浪山水，他精于史学，曾任史官，久怀修史之愿。蒙古大军围困汴京之时，他曾请求携带国史出走，未被准许。此时，他再次萌生了编撰金史的念头，希望以自己“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的余力，做到国亡史存。为此，他在自己的院子里修建了一座野史亭。
然而，元好问的修史志向并未得到新朝的支持，此后近二十年，元好问以一介布衣之身，每年都要为搜集史料长途跋涉，终于完成了一部上百万字的史稿《壬辰杂编》，并汇编了北方两百多首诗作《中州集》。《中州集》以诗存史，不仅收诗作，而且带有人物评传。时隔六百年后，清代名臣五台徐继在拜谒野史亭时写下如下感慨：“中都已弃汴京焚，累朝无复存文献。遗山乃构野史亭，河朔篇章搜罗遍。中州一集存巨编，微寓褒讥留小传。顿使金源生颜色，不与夏辽同鄙贱……”
夏、辽、金史料中，惟独金史较为完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史的许多内容来源于元好问的《壬辰杂编》。
野史亭盛名可谓久矣，八百年间，屡有大雅宏达之人或凭吊或修缮，留下诗文碑记众多，然，早在民国初年，山西教育会长梁善济就发出“今亭寥落如此，何其名实不相符”的叹息。如今又将百年，更显颓败了。
1233年，对于两个王朝来说，是一个此亡彼立的新旧拐点，对于诗人元好问来说，同样是一个命运的转折，而对于后世史学家来说，这里又隐藏着一段事关元好问名节的重大公案。
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汴京，金哀宗自缢殉国。1233年正月，金将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崔立认为他的行为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当时的翰林学士王若虚执笔，为他立“功德碑”。王若虚、元好问自认关乎名节，推给了太学生刘祁，刘祁写好后交王、元二人推敲，“直叙其事，敷衍成文”。这就历史上的“崔立碑事”。
元好问到底有没有参与崔立碑事件？假使参与了，是不是有损其名节？后世诽议不断。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降大任先生看来，元好问是被迫撰碑，尚构不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而史料考证表明，元好问虽然参与了此事，但耻于颂功的立场，说明元好问在这件事上没有屈节问题。元好问的学生郝经(郝天挺的孙子)曾做《辨甘露碑》一诗，其中一句“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历代学者认为这句话是郝经在为老师辩解，意思是不能独独怪罪元遗山。忻州市文联的李千和则认为，元好问根本就没有参与崔立碑事件，一切皆由趋炎重利的刘祁所诽谤。一个“独”字在这里是语气助词，不是单独的意思，郝经是在向世人疾呼，元遗山是清白无辜的。
关于元好问气节问题的争议，崔立碑事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另外两个焦点：一个是1233年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护资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并未给元好问回信，但元好问举荐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这一惊世骇俗之举，是有关他一生名节的重大公案，而实际上却是他高瞻远瞩，见识卓越的铁证，是他维护中原文化的一大贡献”，山西大学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编的《元好问集》中如此评价这一历史事件。后事也证明，那54名知识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记录，他们对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个焦点就是1252年，晚年的元好问觐见忽必烈，请他任儒教大宗师。尊一个不通儒学的蒙古统治者为儒教大宗师，这似乎趋势逢迎。然自金灭亡后，元好问并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职，一介布衣又何需趋炎附势！这在敬仰他的后人眼里似乎更像是某种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贱的政治地位，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能“以儒治国”，“以汉法治汉地”。
然而一名旧臣，没有随主殉国，没有战死疆场，没有树起反元复金的旗帜，也没有归于山林，反而与新朝“眉来眼去”，这样的行为终是引来了种种流言蜚语。元好问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蒙古大军围城时，元好问曾竭力谋求救国救民之策，“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封建的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李正民先生对元好问晚年的文化活动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奈何，旧朝老臣，以一己之力为着自己的理想奔走，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苦苦担当，全然不顾世俗的道德评判，其内心的焦虑，外在的困顿可想而知，“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世上有几人懂他的苦心！
八百年朝代更迭，历史的尘烟又在他身后筑起高高的块垒，这高高的块垒上刻着两个字———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