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她大大地睁着眼睛，他看不见黑，却看见那两团白在莹莹地闪着光。他的手指犁过她汗湿的头发，将她的刘海儿绕成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圆圈。
“咱们丫丫没有过不去的坎。”
他咬牙切齿地对她说。
没有你我只能过一个蓝色的圣诞。
想起你我将会如此忧伤。
绿树上的红装饰也黯然失色，
皆因你不在我的身旁。
涓涓下班回到家，开始淘米洗菜做饭。借着哗哗的水声，她开始唱歌。歌喉像一部常年失修的机器，开始的时候有些生涩滞锈。摩擦碰撞了一阵子之后，渐渐地就有了几分平顺。
在上海打工时，她的一个同屋有一盘猫王的英文歌带，《蓝色圣诞》就是其中的一首。她虽然反反复复地听过了许多次，却始终只有一鳞半爪的模糊记忆。可是今天她却突然把歌词清清楚楚地回忆了起来，竟一句也没有遗漏。熟悉的旋律如一串串气泡按捺不住地从心底浮涌上来，又从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里渗漏出去，全身就都有了歌。她惊奇地发现，这首被忧伤拉得绵长柔软的歌，在她的身体里迂回地走过一圈之后，居然有了几分含蓄的欢欣。
蓝色的记忆，
随蓝色的雪花飘落。
“什么事，能让你乐成这个样子？”薛东从房间里钻出来，睡眼惺忪地问。
涓涓吓了一大跳，歌声骤然停止在一个拖腔上。下午薛东提前走了，说要去税务局办事，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涓涓的脸上就有了几分臊。
“荒腔走板的，把你给吓的。你要决定不租我房子了，我也理解。大喜事没有，小喜事到处都是，比如活着，比如四肢健全，比如今天还记得昨天的事。”
“再比如吃了上顿还有下顿。”
两人便忍不住呵呵地笑了起来。
薛东打开冰箱，取出冻肉，放进微波炉解冻。两人虽然在一个屋檐下住着，却向来都是分开起伙的。涓涓把肉抢出来，“咚”的一声扔回了冰箱，说得得得，今天吃我的吧，红烧笋干，你想不吃都不行。
薛东看着涓涓张牙舞爪叮叮咣咣地剁肉敲蒜切菜，满脸狐疑地问你该不是中了彩票吧？要不就是发烧了，今天怎么看你怎么不正常。
涓涓不答，眉眼盈盈的却都是笑意。半晌，才说：“薛东我们请人在厕所旁边修个试衣间好吗？前边的墙，也顺便漆一漆，挂起样品来好看一点。花不了多少钱的，自己都能干。”
原来那天下午，店里来了个中西混血的女顾客，是来取衣服的。取完了，就顺便和涓涓说起，这件衣服的左袖子，穿着总不是那么平服。那是一件织锦缎面料的改良旗袍，涓涓看了一看，就说是袖子上反了。当场就拆了袖子，重新安过，又熨过了。那人穿上，果真就平服了。
她告诉涓涓，这件衣服，是她花了大价钱在香港定做的，是她的戏装。
原来这个女顾客是怀尔逊学院戏剧系的学生，她们系里正在排练一出叫《花鼓女》的音乐剧，讲的是一个年轻的唐山女子漂洋过海到美国来寻找修铁路的父兄的故事。那人在里边演那个花鼓女的替换角。
涓涓听了，就说那时的广东女子穿的不是这样的衣服。首先面料太厚，领子太高，广东人受不了那样的热。袖子腰围也太窄。那花鼓女既是普通人家的女儿，穿这样的衣服如何能在水里田里劳作？再者那衣服上绣的花纹也不对路。那一串串的红果子其实是相思豆，相思豆是爱情的信物。花鼓女尚是情蔻未开的少女，清纯至极的，如何会穿着这样的衣物招摇过市？
那人见涓涓说得头头是道，很是吃惊，便问涓涓懂服装设计吗？涓涓说从前我在中国上学时学的课程里，有专门研究清末民初中国沿海民间服饰的。那当然是一句水分很足的大话。其实那时她只顾得和沈远吊膀子，哪有心思在读书上？只不过有阵子沈远迷上了古装画，她就跟着学了半吊子民俗民风。
那人大喜过望，就问涓涓如果重新设计一件戏服，需要多少钱。涓涓说了个数，包括了设计和制作在内。那人算了一算，比她原先的那件便宜了许多。就当场让涓涓量了尺寸，留下一张支票做定金，说改天过来看草图。
薛东听了，蒙着嘴抑扬顿挫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说我以为呢，不就一件破戏装吗？就把你懵得找不着北了。
涓涓正在兴头上，遭了这迎头的一瓢冷水，顿时便蔫了下去。半晌，才闷闷地说：
“出来之前，他就说过这多伦多不会有一个人买我的设计的。人家早把我看死了，像我这样的，只配在他的咖啡馆里混一辈子的。我偏就要让他看看，说不定我还真有别的活法呢。这只是第一桩生意。凡事总得有个开头。”
薛东知道涓涓的这个“他”是指林颉明，就仰着头呵呵地笑了起来。
“原来吭哧瘪肚的，是为了他呀？你以为他一天到晚睡着醒着都在管你是沉还是浮哪？我告诉你吧，这人一分手，就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这会儿心里要是存着一百件事，就是数到第九十九件，也不见得能数到你。”
涓涓突然就将砧板往墙上一掼。“轰”的一声巨响，砧板裂成了几片，满屋都是嗡嗡的回响。
扭身就进了厕所。
薛东吓了一大跳，站在水池子跟前发了一会儿怔。龙头哗哗地开着，水漫过池子，沿着桌面滴滴答答地流下来，流成了蜿蜒的一条细线，他也浑然不觉。
后来就过去敲厕所的门。不开。只好在地上坐了下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根烟，点着了，靠着墙慢慢地吸了起来。烟头在昏暗的过道里一明一灭，如晨曦之前寿数将尽的星子。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涓涓在里面咳嗽了两声。就将烟掐灭了，说你还是出来吧，我在熏黄鼠狼呢。
涓涓就开了门，也靠墙坐下。两人隔得不远不近，中间却是一片灰腻腻的翻搅不动的沉默。他想说对不起，又觉得那话经过了太多人的口，太轻太贱太烂，就将那话和着唾沫涩涩地咽了回去。
却伸出手来，搭住了涓涓的肩，将涓涓往胸前狠狠地搂了一搂。涓涓的身子僵了一僵，就闪开了，恨声恨气地说：“不就离了一次婚吗，不就分走了一点钱吗，又没要了你的命，怎么连人也不会做了？”
薛东却涎皮涎脸地说：“骂得好。骂得对。不过咱们还是先吃饭，吃饱了说不定还能骂出点新鲜的。你先下趟楼买块砧板赔我——那是印第安人手工做的，真木料，二十五加币一块呢。”
涓涓“呸”了一声，说：“别做你的春秋大梦。赔我是不赔的，大不了你扣工资吧。”
薛东拥着涓涓，两人穿过长长的过道朝厨房走去。这次，涓涓就没有躲闪。
“就是没人想着我们，我们自己也得好好活。”
涓涓靠在薛东肩头，轻轻地说。
如世上一切国事家事情事那样，新的危机的出现不露痕迹地化解了百合和薛东的现有危机。百合和薛东的全部注意力，突然都转移到了丫丫的病上。两人一致决定将三家干洗店中最远最占时间的那家店卖掉，他们好腾出手来，一心一意地寻医治病。
在经过了最初一系列的检查诊断之后，一家人开始进入了漫长的配制助听器阶段。他们找到了多伦多城里最权威的儿童医院助听中心，给丫丫试戴了不下五副的高级数码程控式助听器。可是他们沮丧地发现效果都不那么显著。
戴了助听器之后的丫丫，开始对环境声音敏感起来。抽水马桶的水声和突兀的关门声都可以使她惊恐万分，可是对语言的理解却停滞不前。两岁零十个月的丫丫依旧不会说最简单的话，依旧必须借助哭闹来表达她的一切情绪和渴求。
后来医生建议做耳蜗移植手术。薛东和百合知道手术的结果是不可逆的，甚至连医生也无法准确地预测成功率。对他们来说，仿佛左边是路，右边也是路。左边行过去是诅咒，右边行过去也是诅咒。然而不走却是更大的诅咒。
于是，两口子停在歧路口上，陷入了不可名状的绝望。
正在这个时候，百合的母亲从国内寄来一份剪报，说长春有一家康复医院研制成功了一种中草药合剂，对神经性耳聋，尤其是先天性的，有显著效果。两人立刻就做出了决定，让百合带丫丫回国求医。虽然是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意思，两人的心里，多多少少还是存了些朦胧的希望。
第二个星期百合就带着丫丫启程去了中国。一个疗程需要三个月，百合做好了两个疗程的准备，所以母女俩的日用品收拾起来，就装了满满的三大箱。
走的那个早晨，天突然下起了细雨。薛东帮百合套上夹克衫，又把拉链紧紧地锁上了。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到哪里都不能脱。不够，就再找我哥借。”那天百合的夹克衫内袋里装着一个厚厚的信封，里边是两万美金。
走到机场检票口，丫丫突然揪住了薛东的裤腿，惊天动地地哭叫了起来。丫丫几乎每天都要哭叫那么几回，只是那天哭得似乎有些特别。过了一会儿，薛东和百合才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丫丫叫的那一声是“爸爸”——那是丫丫说的第一句话。薛东蹲下来将丫丫搂在怀里，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
百合窸窸窣窣地擤过了鼻子，说你放心回去吧。就一手拉着丫丫一手推着行李车走进了安全检查通道。人流很快就将他和她们分开了。后来百合回了一次头，似乎在找他，又似乎什么也没找。百合的目光有些惊恐，有些茫然，也有些凄惶，犹如一只误入了丛林迷失了路径的母羊。他甚至觉得那一刻她的脸上只剩下了眼睛。在他还来不及托住她的目光的时候，她就被人流彻底淹没了。
当时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和百合永久性的分离，实际上就在这一刻开始的。
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岁月如水如沙流过他记忆的隧道，将属于百合的那个部分渐渐磨蚀得模糊起来时，他依旧可以毫不费劲地回想起百合那一刻的眼神。百合的眼神似乎脱离了百合的身体，化作细细的一根刺，落在他心里。当他心若止水的时候安然无恙，而只要他的心翻动一下，便有了细微的刺痛感，让他想也想不成，忘也忘不了。
百合回中国之后，只在青岛的娘家住了两天，就带着丫丫去了长春。经熟人安排，马上住进了康复医院。
薛东一天一个电话，询问治疗进展。百合说那家医院看起来还有点名堂，制订的医疗方案是三管齐下：中草药，针灸足底按摩，再加上语言训练。只是费用贵得怕人。丫丫的住院费是一百五十块人民币一天，加上百合在医院附近租房的费用，母女俩一个月的花销在七八千人民币。
薛东听了很是吃惊，问这样的治疗方案完全可以门诊处理，为什么一定要住院呢？百合就叹气，说不敲你加籍华人的竹杠，还敲谁呢？薛东赶紧安慰百合，说只要给咱们丫丫治好病，花多少钱也值。
一个疗程之后，丫丫的听力检测结果虽然没有明显的进步，却开始模仿起简单的语言声音来。百合决定带丫丫去北京小住一阵，看几个大学的同学，然后再回长春接受第二个疗程的治疗。
临行前，百合给薛东留了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薛东按这个号码打过电话去，却始终没有人接。一直到百合离开北京的前一天，薛东才找着了人——说是电话出了毛病。
薛东问百合同学见面玩得还好？百合说大家变化都挺大。薛东问是往好的变呢，还是往坏的变？百合咯咯地笑了，说有变好的也有变坏的，好的越来越好，坏的就越来越坏。薛东问那你呢，是属于更好的还是更坏的呢？百合突然就静默了下来。
那天百合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兴奋，也有些疲惫。疲惫是基调，兴奋是长长的基调中间的标点符号。仿佛是从山巅流到谷底的水，那低沉平静里边却包含了丝丝缕缕意犹未尽的激越。
百合回到长春之后，行踪就很是不定了起来。薛东打电话过去，常常找不到人。问了，不是说电话线路有问题，就说太累了，早早睡下了，没听见电话铃响。
有一天，百合却突然从长春挂了个国际长途来多伦多，让薛东再准备钱。薛东问两万美金怎么不到半年就花光了？百合说最近美金兑换率很低，每个关卡上的医生都要送红包，三五千不等，这钱就流水似的花出去了。
薛东马上又托人带回去一万美元。
谁知从那以后，百合便彻底失了踪。薛东打电话到青岛的娘家找人，娘家说不知道。打电话给北京自己家里，哥嫂说百合自回国以后总共才来过一趟，还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最近一直没有联系。后来薛东让哥哥去长春的那家康复医院找人，医院说丫丫一个星期以前就出院了，不知道去了哪里。薛东急火攻心，正要订飞机票亲自去中国找人，却意想不到地收到了一封远方来信。
信是百合写的，很长。
涓涓一早就去唐人街的华人商场买衣料，挑挑拣拣了半天，又讨价还价了一番，回到家，就是午后了。
从公车上下来，远远地看见干洗店门前正正地停了一辆大卡车，将门堵得死死的。走近了，又见门口贴了张大招牌：“本店因故暂停营业一天，望谅。”很是吃了一惊。
推门进去，只见柜台上铺了一张大大的塑料布，两个男人戴了帽子口罩穿了一身连体工作服正在粉刷墙壁。其中一个正是薛东。
涓涓就跺脚，说下了班漆不行吗？隔夜就干了，还非得关一天门。薛东嘿嘿地笑，说关一天门有什么？有你在，还怕挣不回来？涓涓骂了一句“贫”，就不理他，却仰了脸四下地看。
屋里已经漆了八九成。是灰不灰绿不绿的颜色，有点像日落之后的海水，也有点像遭遇了大旱的树叶子。那颜色虽是一种，深浅却分了好几层。正墙最深，到了左边的墙，就已经渐渐地淡了好些。越过玻璃门过渡到右边墙的时候，就只剩了若有若无的一丝浅绿。灯光一照，突然就有了些朦朦胧胧的舞台效果。
再往里走，又有了些新景致。厕所边上多出了小小的一间屋。那空间是用了几片薄板搭出来的，外边看上去简单至极，里边却另有一片天地。下半部的墙用了浅蓝色的漆，上半部的墙却贴了深蓝色的墙纸。那蓝也不全是蓝，又印了密密一片闪闪烁烁的星。那深蓝和浅蓝中间，还贴了一层花边，花边上是一层棉絮似的云。星和云之间挂了一面全身镜。涓涓站在镜子跟前照了一照，发现自己竟然很有几分细腰长腿丰臀的样子，这才明白那镜子原来也不是一面寻常的镜子，能叫人感觉腾云驾雾。
想起那日自己不过是随意的一句话，薛东却如此当了真，心里便有些感动。走出来，站在梯子底下，忍不住喊了一声“薛东”。薛东答应了一声，她却又无话。半晌，才眯了眼笑，说没想到你身上还有几个艺术细胞。
过了几日，涓涓就把戏装赶出来了。又照着那人的身材，擅自另做了两件。一件素色，一件略微花哨些，样式也不尽相同。三件衣服一起挂在墙上，花红柳绿的，各有韵致。那演戏的女孩带了一帮同学来试衣，试一件，爱一件，后来竟忘了最先订的是哪一件。结果一气三件都要了。
众人又纷纷来问涓涓，这个样式那个面料能不能做？那个样式把袖子改短一些行不行？这种面料有没有别的花色？比花鼓女年长几岁的女人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如此这般地打听了一个下午，涓涓竟收了十一张订单。价格便宜了百分之十，条件是将来正式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赠送两张戏票。
好不容易将这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孩子都送走了，涓涓已经累得瘫倒在地上。嗓子哑哑地对薛东说：“你再去买一台缝纫机。马上雇两个帮手，眼力好，懂得踩缝纫机就行。十一件戏装，下个星期就要，我一个人不吃不睡也赶不出来。”
涓涓熬了好几夜，紧赶慢赶，终于将戏装悉数赶了出来。
开演那天，涓涓早早地关了店，回家梳洗打扮。
薛东换上了一身深灰色的西服，系了一条猩红的领带，头发吹得油光水亮地坐在客厅里等涓涓。涓涓在屋里磨磨蹭蹭了有大半个钟头，才娉娉婷婷地走了出来。
那天涓涓上身穿了件杏红色的锦缎夹袄，高领窄腰敞袖，领边衣襟袖口用银线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地绣了些文竹，身子一动便有些银光闪闪烁烁的。底下是一条黑布长裙，细腰宽摆。裙边对应着夹袄的颜色缝了一圈杏红色的细花。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圆髻，上面斜斜地插了一支簪花，走起路来一步一颤。
薛东倒吸了一口凉气，说你好好地不在陈逸飞的画里待着，跑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涓涓却蹙起眉头，说你这一身西式，我这一身中式，这不打架嘛。快过过你的唐装瘾——我看过你的照片的。
薛东连连鞠躬作揖，说饶了我吧，你。这是在多伦多呀，我的小姐。
涓涓不理，却把薛东往房里一推，就关上了门，却隔着门笑。
薛东无奈，只好换了一身装扮出来。
这回是一件蓝色的对襟薄棉袄，上面织了些拳头大小的金元宝。脖子上松松地围了一条灰绒围巾。
涓涓上上下下地看了一眼，又点头，又摇头，说肚子里塞点棉花，再加一副黑框眼镜，就像了。薛东问像什么呀？涓涓掩着嘴哧哧地笑，说像乡下的新郎官呀。
两人说说笑笑，一路开车到了大学剧场。只见剧场门外的广告栏上，已经贴了一排《花鼓女》的海报。海报的背景是一条河，河边泊着一条旧木船，船头坐了一个年轻的女子。风起来，将女子的头发吹得飞飞扬扬的。女子的脸是陌生的，可是女子身上的衣服却是熟悉的。浅浅的绿，满身飞着豆花——那正是涓涓设计的第一件戏装。那河水里漂着一层银似的月光，照得那女子和女子身上的衣服也是亮亮的一片银。那银映在涓涓的脸上，涓涓的眸子里便也有了些光亮。
在海报下角一串长长的人名中，薛东找到了涓涓的名字。
“服装设计师。”
涓涓看见了这个和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词组。这是一个从前在国内学英文时背得滚瓜烂熟，做梦也喊得出来的词组。可是在那一刻里它却变得无比陌生。过了一会儿她才终于明白了它的含义，心底渐渐涌上了一股温热。那股温热在她的喉咙里凝成一团坚韧的柔软，她吐不出来，也咽不回去。那一晚她都是在这样的哽咽中挣扎着。
薛东见了，就跑去服务台，买了几张海报，卷起来留给涓涓。
那晚的戏很是热闹。人多，场景也杂。各样肤色，各种口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唱也唱得起劲，跳也跳得落力。把一个单调凄婉的中国故事，演绎成一个精彩热烈的跨国杂烩。长长的剧情被一阵阵掌声和笑声切割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娱乐点心，众人吃得都很开心。
涓涓既没有鼓掌，也没有笑。那晚涓涓的心思完全不在戏上。
涓涓的心思只在戏装上。
回家的路上，涓涓一直都很沉默，双手紧紧地搂着胳膊，仿佛是怕冷，又仿佛是受了惊吓。
两人一路无话地开到了家里，薛东忍不住问今天晚上你高兴吗？涓涓不答，却将脸贴在了薛东的胸前，两手凉凉地爬进了他的衣襟。薛东的身子被这样的冰冷猝不及防地烫了一烫，突然颤颤地生出一股热烧火燎惊天动地的**来。
就摸摸索索地去解涓涓的衣服。
衣服很烦琐复杂，如同一扇又一扇的门，将**山重水复地层层阻隔着。
后来他终于探着了她的温暖和柔润。
他拥着她躺到他的**，他发现她已经像一朵花似的软软地开放给他了。他鱼一样毫无周折地游入了她的身体。他听见她在身下轻轻地呻吟了一声，就慌慌地抬起身来，问她疼吗？她不说话。他去吻她的脸，有些湿，也有些咸，才知道她哭了。
她将他游离的身体扳回到自己的身上，他被她的力量吃了一惊。他被她整个地包围住了，紧紧地，毫无间隙地。他的身体似乎在那样炽热的包围中渐渐地销蚀了。当她最终松开他时，他觉得他已有了残缺——他的一部分已经无可挽回地留在了她的体内。
他和她像两只**的青蛙，大汗淋漓摊手摊脚地躺卧在欲望的废墟上。她喘着气，趴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没想到”。
他不知道她是说没想到今晚的成功，还是说没想到她会和他做了这件事情。
可是他没有问。
她身上的汗水渐涸，骨头渐渐从柔软中浮现。他的手指经过她瘦骨嶙峋的肩胛，突然想起这个冬天她大概消瘦了很多。这个冬天她经历了太多的事。他惊异地发现在经历过百合之后，自己还能对女人产生如此脆弱爱怜的情绪。
“今年秋天我要回多大读博士。店就交给你管了。”他说。
她很久都没有回应。黑暗中他听见她轻轻地笑了一笑。
“薛东，我是没有秋天的。其实我连春天都不会有。两个星期以后我的签证就到期了。我是用林颉明未婚妻的身份申请的签证。可是我们没有结婚，所以满六个月我就要回去了。”
每一个人都是有过去的。过去是我们的影子，没有人可以不带影子行走。过去不仅掌控现在，过去甚至还掌控将来。过去可以不依赖于现在和将来而独立存在，但现在和将来极少不是从过去延伸而来的。就像楼不可以没有基，树不可以没有根一样。
百合的那封信就是这样开的头。
百合是一个有过去的女人。
这个词组在现代言情小说里，常常被使用在一些沦落风尘最终又改邪归正的女子身上。而百合所谓的过去，其实也就是一个略微复杂一些的爱情故事。只是薛东对此一无所知而已。
百合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要好的男友，叫陶咏。两人是同班同学。
百合上的是京城一家颇有名气的大学，学的又是热门的财经专业。班级里的同学，大多是京城或外地的达官贵人子女，行事为人，自然就有一些虚浮夸张之气。百合和陶咏都是普通工人家庭出身，个性上都不喜好张扬，两人便自自然然地走在了一起。
大学的几年里，两人的感情天地风平浪静。虽不是死去活来的那种爱法，却也有一份心心相印的默契。
真正的故事是在走出校园以后才开始的。
百合毕业之后，在一家外企找了份工作。陶咏受聘进了一家事业单位。百合在单位附近租了一间小民房作为暂时栖身之地，陶咏在单位里和另外两位同事合住一间单身宿舍。男婚女嫁的事情，原本已到瓜熟蒂落的时节，却因他俩都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有住房，单位又都不可能提供房子，婚期就遥遥无期地悬挂了起来。
百合的公司在城南，陶咏的单位在城北。平时两人只能打打电话说几句悄悄话，到了周末，陶咏就转两趟车坐一趟地铁穿越大半个城市来到百合这里，两人在一起过上一个白天两个夜晚——那时实行的还是单休日。
陶咏是个细致温存的男人，和百合在一起时，总是不停地为百合洗衣做饭收拾房间，把百合照顾得极是周全。只是春宵苦短，周一一大早，两人就要恋恋不舍地从温热的被窝里爬出来。百合睡眼惺忪地看着陶咏慌慌张张地一头钻进京城灰蒙蒙的黎明里，头发在风里颤颤地支棱着，就不免有些凄惶的感觉。
她觉得他和她像是两粒细细的沙尘，被命运的风随意捻来撒在偌大的一个京城。他们是彼此的坐标和参照物，他们相互提醒着彼此的存在——即使只是两粒沙尘那样的存在。每次她起身送他出门的时候，她似乎都被一种不可名状的绝望压得几乎窒息。
日子周而复始毫无新意地滚动着，每一个周末只是上一个周末的翻版，仿佛是从复印机上揭下来的复印件。她看见自己像是一只爬行在一条深远的隧道里的蚂蚁，看不见一丝亮光，找不到一条缝隙。
她并不在乎片刻的黑暗，黑暗让她感受到了他的温馨和真实——那是一种校园生活里不可能拥有的真实。黑暗让她学会了依赖他，不是那种同学对同学，女朋友对男朋友的依赖，而是妻子对丈夫的依赖。
她害怕的是那种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在哪里结束的，无边无涯的黑暗。尽管那时她的阅历还很浅，她却已经知道，黑暗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一种特性。黑暗能缓慢地日复一日地磨平一切有光有亮的东西。
比如爱情。
比如希望。
可是陶咏没有让百合在黑暗中行走太久。
半年以后，陶咏的一个中学同学从日本带了一笔钱回国，在北京开了个建筑装修公司，拉陶咏过去合伙。决定辞职下海的那天晚上，陶咏带了几个清水螃蟹和一瓶桂花酒来找百合。两人吃些螃蟹喝些酒，渐渐地就有了些醉意。五六分酒力里滚在**做那件事情，突然就有了几分平日没有的癫狂。
癫狂过去，陶咏就说了辞职的事。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纸包，塞在百合的枕头底下。
“我现在只有这个。给我三年的时间，也许什么都有了，也许连这个也没了。三年之后你二十七岁，再嫁别人也来得及。”
他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她。她却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淡定——那是一种经历过决绝之后的淡定。这样的淡定虽然还不够让她害怕，却已足够让她收敛起往日的随意和不拘。
那晚陶咏没有帮百合收拾一桌的垃圾，他甚至没有在百合那里留宿。他走后，百合一人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外那一轮橙黄色的满月，才想起是中秋了。她摸出枕头底下的那个纸包，打开来，是一条细细的K金项链。坠子是两颗相叠的心。纸已经旧了，皱皱地泛着黄——大约买了有些时日了。百合将项链戴上，又塞进衣领底下，那两颗相叠的心轻轻地滑落在她胸乳之间，有些凉，也有些酥痒。
那一刻里，她才意识到她其实真是有点喜欢这个男人的。
从那以后陶咏果真就忙了起来，周末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穿越大半个北京城来看百合。两人的幽会地点和方式都渐渐起了变化，改在了一些更为折中的地带，通常是在餐馆茶室歌厅之类的地方。他从来不和她谈生意方面的事，也从不带她去他的公司。有几次她的话题在他的公司业务上擦了个边，他都用微微一笑替代了回答。渐渐地她就不再问。几年以后她才明白了他的用意，不禁感叹这个男人难得的细致和深远——那是后话不提。她根据他的衣着打扮和花钱的派头，猜想他大概挣了一些钱。他帮她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父母的医药费用和弟弟的学费，然而他很少给她买昂贵的礼物。
三年以后陶咏果真在方庄买下了一处住宅。两室一厅，带厕所厨房。十楼。朝南。开了窗户就是一室阳光。屋子的装修布局和他的行事为人一样低调而实用。地方虽然不大，却足够容纳下一个两口之家。他把钥匙放到百合手里的时候，嗓子有些喑哑。
“百合，你终于，可以不住那种地方了。”
百合接过钥匙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有那么一点惭愧的——三年里她曾经多次想过离开他，而且也暗地里约会过别的男人。百合的眼泪忍不住滴落在那块似乎可以打开一扇安逸之门的银色金属片上，心想最难的日子大概真是过去了。
当时百合完全没有想到她最难的日子其实还没有到来。
陶咏是在婚礼的前两个月出事的。
无非是行贿偷税漏税做假账那一套东西。
京城很多人都在做那样的事情，抓住的却只有那么几个。公司的大股东，陶咏的那个中学同学，是属于那类把事情做得满地开花，却不懂得擦屁股又没有靠山的人，出事自然在所难免。陶咏虽然是小股东，却是管账的，也逃不了干系。判了八年。
陶咏公司的员工和周围的朋友，几乎无人知道陶咏有一个未婚妻，所以没有任何人来找过百合的麻烦。至此百合方明白了陶咏以往的苦心。
陶咏判刑之后，百合去监狱看过一次。穿着囚服，理着囚头。眼里依旧是那样一丝的淡定。
“百合你到底还是白等了。”他说。
她哭了，她知道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他原本想用他的双手，将她高高地托举出污浊的尘世。谁知他非但没有托举出她来，反倒将自己跌入了万丈红尘。
后来百合再去探监，陶咏就死活也不肯见她了。
那些日子里，百合每天都在处理那些已经散发出去的结婚请柬。刚开始时，她只能把屋里的灯都关了，坐在黑暗中闭着眼睛讲电话。每打完一个电话，她的脸皮就厚了一层。到她终于取消完最后一张请柬时，她觉得她的脸皮已经坚如铁石，经得起任何风磨刀砺了。
后来她就决定出国。
后来她就在多伦多遇到了薛东。
再后来就有了丫丫。
那时所有的人，包括百合自己在内，都以为她的故事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任何新的发展都只能是主线上的枝节延续而已。谁也没有想到百合的人生却如一本放在过道上的书，被风随意地刮乱，跳过了夹着书签的那一页，又回到了起始。
那阵风就是百合的北京之行。
那次在北京的同学聚会上，百合非常意外地见到了陶咏。
陶咏在监狱里表现出色，给减了刑，未满五年就出来了。依旧经商。在京郊开了一家文化用品公司，据说还算成功。
在那种环境里生活过几年，人便越发地显得沉稳平实。站在那个喧嚣浮躁的背景里，一眼看去就是一种只可意会的不同。
百合的目光越过人群和时间的阻隔，犹犹豫豫地朝他飘过去，却被他结结实实地接住了。他们毫不费劲地找到了命运绳索上的那个断口。重新连接的过程是在瞬间发生的，甚至跳过了叙旧的铺垫。
于是就有了那个隔洋的离婚故事。
薛东当时并不知道，百合在财产分割一事上表现出来的几乎不近情理的固执，其实并不完全与金钱有关。在经历过那样的一个过去之后，百合这次决定以股东的身份加入陶咏的公司，亲自参与一切管理过程。
而百合投入的那些股份，正是她的离婚所得。
三月初的时候，雪突然就停了。天朗朗地晴着，难得地暖和起来，郁金香开始从湿土里钻出尖尖的绿芽。
这是一个多伦多罕见的早春。
涓涓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国。
她曾和母亲竹影轻描淡写地说过了和林颉明的事。竹影沉吟很久，才说你回来时最好先在上海住一阵再到温州。她立刻就明白了母亲的心思——母亲需要时间来考虑如何对亲友解释她的归来。
其实她自己也想在上海小住一段，当然是住在方雪花家里。她无法面对母亲竹影的锐利，至少现在不能。她需要在方雪花那里休养一番。竹影是一块浑身是洞眼的帘子，她在她面前无可遁身。方雪花却是一条丝毫没有粗糙之处的棉褥，可以让她放心地躺下，不怕挨着痛处，也无须遮遮掩掩地舔伤。此刻涓涓不免想起保罗教给她的一句英文谚语：一个人的美食是另一个人的毒药——一个碌碌无为的母亲，或许是儿女的福气。
她已经买好了带回温州的礼物。给母亲竹影的是一套伊丽莎白·亚顿的化妆品，给李猛子叔叔买的是花旗参和深海鱼油，给小双的则是一套汤米海菲格的休闲装。
她什么也没有给方雪花买，但是她决定用在加拿大攒下的钱，带方雪花参加一趟新马泰旅游。
现在涓涓依旧在干洗店工作，只不过白天有时抽空出去一趟，转一转城里没有看过的景致，去商场买些回去要用的物件。薛东已经雇了一个临时帮工，是个湖南来的女学生。涓涓这一阵子都在培训新雇员，主要是裁剪改衣方面的功夫。
涓涓每次上街购物办事都是薛东开车陪着。涓涓看着薛东不厌其烦地和店主讨价还价，大包小包地跟前跟后的殷勤样子，心里有些欢喜，又不全是欢喜。她期待着薛东的，是一丝不舍，一点失落，一句挽留。
可是他没有。
她很惊异地发现自己对薛东有了期待。她向来看不起那些只要跟男人有了肌肤之亲，就对男人有了这样那样期待的女人。她没有想到事到临头自己也未能免俗。心底有了这份挣扎，脸上就难免阴晴不定起来。
涓涓临行的前一天，薛东让那个新来的女学生看店，自己抽出身来专门陪涓涓去城里兜风。两人上了国家电视塔，站在瞭望台上看景致。
天是个绝好的天，晴空如一匹硕大无垠毫无褶皱的新布，高高阔阔地罩在地的边缘，除了蓝还是蓝。街市刚刚泛上了第一丝绿意。远处有一条细细的银线，在太阳底下闪闪烁烁着，一路蜿蜒地消失在天和地的衔接之处。涓涓知道那就是有名的安大略湖。
不禁想起到多伦多的第一天，林颉明带自己上电视塔的情景。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在多伦多的行程竟会在塔上起始，也在塔上终结。塔不变，街市不变，景致不变，只是站在塔上的人变了。六个月的时光，仿佛只是一瞬间，又仿佛已是一辈子。她早已不是六个月前的那个她了。不知林颉明还是从前的那个人吗？
就叹了一口气，对薛东说：“茶几上的那张海报，等我走了再交给林颉明。”
薛东点了点头，半晌，才试试探探地问你不去告别一声吗？他打过这么多次电话的。涓涓斜了他一眼，说有这个必要吗？忘了你是怎么教导我的：分手了，就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薛东嘿嘿地笑了，说我很荣幸能对你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我说的话里有很多真理，可惜你偏偏只记住谬误。
薛东问涓涓去过塔里的“玻璃层”吗？涓涓说没有。薛东就带着涓涓坐电梯下去，又让涓涓闭了眼睛，牵着她的手出了电梯。涓涓睁开眼睛，发觉自己站在一块大玻璃地板上，脚下便是熙熙攘攘的都市。只是那摩天的楼房，已成了火柴盒大小的灰匣子，汽车行人更是细如蝼蚁，绕着灰匣子极为缓慢地蠕动。涓涓感觉如履悬崖峭壁，一时惊骇万分。忍不住一声惊叫，便伏在了薛东肩上。
薛东哈哈大笑起来，说狗熊了吧？就扶着涓涓坐在了地上。
“薛东，我走了，你会想我吗？”
“你说呢？”
“那间房子空出来，谁搬进来住？那个帮工吗？”
薛东微微一笑，说涓涓你嫉妒了。涓涓“呸”了一声，说谁嫉妒了。薛东说嫉妒就好，我喜欢你嫉妒。涓涓又叹了一口气，说你喜欢又怎么样，不喜欢又怎么样？我走了，反正也看不见。薛东却捏住了涓涓的手。
涓涓你放心，你是我的药，除了你没有人能治我的病。
涓涓的眼泪就凉凉地流了下来。
那个叫薛东的男人毕竟还是懂得她的。可是他救不了她。她也救不了他。他和她走到人生的这一程，已经有了太多的伤。即使他们都愿意将自己撕碎了，做成块块补丁，也补不全彼此身上那些千疮百孔的疤痕了。明天他们就将天各一方，遥遥相望。也许他们还会通一两封信，也许他们还会打一两次电话，然而终究将归于沉寂。
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敌得过时间和空间的磨耗。
过去没有。
现在更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