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时，孔守正官拜殿前都虞侯。一天，他在北陪园侍奉太宗酒宴，孔守正喝得酩酊大醉，就和王荣在皇帝面前争论起守边的功劳来。二人越吵越气愤，以致于失去了下臣的礼节。侍臣奏请太宗将二人抓起来送吏部去治罪，太宗不同意，让人送二人回家。第二天，二人酒醒了，一齐到金銮殿向皇上请罪，太宗说：“朕也喝醉了，记不得有这些事。”
太宗托辞说自己也醉了，既没有丢失朝廷的体面，而孔守正他们也未尝不知道因此而警惕自己，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曹参入了相府，一切都遵循萧何的约束，只是日夜痛饮醇酒，无所事事。凡是有宾客来见，说有话给他讲，都是一到相府，曹参就拿醇酒给他们喝。饮酒之间，一说有话要讲，他又马上说：“饮酒，饮酒。”一直到大醉方休。来人始终找不到机会给他说什么。汉惠帝怪罪曹参不理政事，嘱咐他儿子中大夫曹窟，私下里叩问一下他父亲是怎么回事。一个休息沐浴日，曹窟回到家中，向曹参劝谏，曹参大怒，打了曹窟二百鞭。惠帝知道了，斥责曹参说：“这和曹窟有什么关系?他是我派去劝你的。”曹参脱去官帽，向皇上认错，并说：“陛下，你和高帝相比，谁更圣明呢?”皇上说：“朕怎么敢和高帝相比呢?”曹参又说：“陛下，您看我和萧何谁更有能力呢?”惠帝说：“君似乎不及萧何。”曹参说：“陛下说得对。高帝和萧何平定天下，一切法令都已经制定严明，而今陛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我辈恪守职责，遵训高帝和萧何所定的规矩，只要没有遗失之处，不就可以了吗?”惠帝说：“曹君算你对吧!”
不去遮盖短处，恰恰可以看出长处。
众所周知，酒是生活中最富有魅力的饮料了。对酒的嗜好，是最普遍的一种嗜好。以致近几年，我国成立了“酒文化研究会”。酒是我国人民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论在什么时候，我国都没有像国外那样以政府的名义提出禁酒令。
喜时喝酒，是助兴；悲时喝酒是浇愁。多数人不悲也不喜时喝酒，没别的原因，就是嗜好。酒能刺激中枢神经，使人兴奋，又能麻痹中枢神经使人麻木。酒与诗、书、乐、画有着不解之缘，连打架斗殴都用醉拳揍人。我国唐代诗人韩亻屋，在《醉着》这首绝句中写道：
万里清江万里天，
一村桑柘一村烟。
渔翁醉着无人唤，
过午醒来雪满船。
酒醉而眠的畅快，真是令人回味，叹赏不已。诗人李白的《将进酒》，更是道尽千古风流的酒中豪气与真情：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戏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同是杯中之情，有治国安邦之材，亦有酒囊饭袋之料。所以同是嗜酒之人，内容大不相同，有天子，也有蠢材，有官军，也有土匪，有清客，也有无赖。
9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就是将其考察对象放在男女杂处的环境里，看他是否好色。色在这里专指漂亮的女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陷入“温柔乡”而不能自拔、于国于家于身都不利。不少封建统治者沉湎于女色不理政事。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曾咏叹“君王从此不早朝”的景象，唐玄宗宠幸杨玉环姊妹三人，导致“六军不发无奈何”的局面。汉成帝沉溺于飞燕姊妹的“温柔乡”，累死榻上。史载，历代帝王大都短命，原因主要是纵欲过度。所以，《尚书》说：“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当然，作为一般人，没有“三宫六院”之忧，但我们也应以此为戒。
声色犬马，皆人之欲，声则为首。从科学角度来看，悦耳的声音不仅对心理，而且对生理都会带来益处。这道理可以说老少皆知。但历史上的唐明皇、陈后主却“因声误国”，最后落得个“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的下场。究其然，是他们过分沉溺于靡靡之音中，不理国事的结果。关于欲念上的事，绝对不要跌入其中，否则一味贪图享乐，便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一个人应有自制能力，抗拒欲念的**。
常言道：英雄难过美女关。人生中要经过几道关，金钱关、权力关、美色关就是其中的代表。能否过这些关，就看一个人的素质如何。品质如何，品质高尚的人，素质较好的人，一般来说都能过好金钱关、权力关和美色关等；但也有一些意志薄弱者，思想素质较差者，一般来说是难过这些关的。我们不反对男女间的正常来往和正常相处，我们也反对把男女只要在一起就是视为关系不正常。男女之间的正常关系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超过了正常的界限就是不正常的关系 。如有妇之夫，有夫之妇的男女，出现了第三者插足，出现了婚外恋、外遇等现象，就是不正常的关系。尤其那种好色之徒，好色狼，或卖**嫖娼者，更是道德的败坏者，这样的人将其男女杂之以处，就更能看出好色的现象，而那些思想道德好的人，能够处理好男女之间的正常关系，决不会因好色而摔跤。所以，识人，采取“杂之以处而观其色”是为上策。
10观其好恶而知短长
许许多多的人在自己的行为中，都有一种习惯的行为。有人喜欢散步，有人喜欢清洁，有人喜欢看书，有人喜欢下棋、打牌，总之花花世界，人各有一好。
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每人都有自己的习惯与爱好。人们总是在选择自己新的行为方向，或保持一个始终如一的行为习惯与行为定势。你看：有那么多的人抽烟、喝酒；那么多人的青年男女聚于舞厅；一次围棋比赛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以致于可以替代中国传统的打招呼内容；而一场足球大赛可以让商店提前关门，各具千秋的人物们纷纷提前下班，乃至为了一个球的得失，打架斗殴。如果天外来客看到，那么多人抢一个球，而几乎半个世界的人又在全神贯注地盯着他们抢一个球，一定会百思不得其解。似乎一个球的稀缺程度，胜过了一顶皇冠。一种嗜好的行为取向，的确可以使一个有才有志的人放弃对皇冠或亚皇冠的追求。
选择，意味着有取有舍。
没有什么别的行为比嗜好这样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在本质的了。嗜好，不必考虑别人的眼色，不受他人或法律的制约。它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所以，它是最能暴露出一个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了。因为嗜好的范围几乎完全是自我的孤独领域，它是不能强加于人的。
嗜好可以说是人的潜意识的最好流露。
玩物与嗜好所告诉你的，可以说是这个人的一切。它会给你讲，关于你感兴趣的那个人的优点、缺点，他的生命观、恋爱观、事业观等等，你想知道的一切，它都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当然前提必然是你要善于观察。有些看起来，不甚令人注意的行为习惯，也是一种嗜好，而且也许正是这个嗜好，将会告诉的一些本质性问题。
如果一个人，总是喜欢将一些心爱的东西，不按常人的方式放在某个固定的位置，而是藏在某个不应当放的位置，那么你至少可以判断这个人与人交往时，注重内在的、深层的交流方式，喜欢与朋友保持一种很深的、内在的、不为外人所察觉的关系。他或她不是那种善于表面应酬，而内心无所重属的类型，相反，这种人的心很重，感情相当深沉，颇重人与人之间的深情。再有，这样的人，是不好欺负的。如果一旦得罪了，他也许会以非常的手段报复。
从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嗜好中，可以发现和总结出其中的一些奥妙，一个出色的人类学家，每到一地，就可以立刻发现当地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取向与行为类型，由此，他就可以得出一些令人拍案惊奇的结论，实际上，为人所称道的福尔摩斯，也可以说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
嗜好、玩物、习惯看上去平平常常，司空见惯，而实际上它们不仅会与生理行为有关，而且，也会与文化行为有关，人类学家们往往就是这样一叶知秋的。杰出的政治人类学者，可以在一个家庭中，分析出整个国家的全部政治内容与政治前途。这种分析就是所谓的类型分析，而不是个案分析。当然二者的关系也是互补的。
那种认为嗜好不过是无足轻重的生活小节，从而掉以轻心的人，往往会铸成大错。他们不但会丧失了解个人的一种契机，而且，还会无意中深深地伤害别人。
11观其交游而知贤肖
古人云：“审其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这就是说，看看他所喜爱的和厌恶的，他的长处和短处也就可以知道了；观察他交往的朋友，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也就可以判断了。这是古代人识人所采取的一种方法，对我们今天的识人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俗话说，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人的行为相当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人与人之间总是有这样一种情况，情绪、兴趣、爱好、性格相互融洽者常常结为朋友，有以友情为重结为朋友，也有臭味相投者结为朋友。有为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走到一起来的；也有为了不可告人之目的而内外勾结，狼狈为奸者。正是根据不同人所交识的朋友不同，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点来认识所考察的人是贤才，还是不肖的坏人。
人们常说，知人难，知人心者更难。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人都是有朋友的，要想了解一个人，只要看一看他结交的、经常在一起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自然就会明白他的人品是好还是不好。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鱼交鱼，虾结虾，蛤蟆找的是蛙亲家。赌博的人周围是赌徒，好色的喜欢和女人打交道，搬弄是非的人经常与长嘴舌在一起，忠厚老实的人一定不会和诡计多端的人交结。
所以，欲其知人，不必费劲明察暗访，弄清他与谁交往也就够了。
《三国演义》里的魏延杀了长沙太守投奔刘备，诸葛亮不仅不觉得是一件什么好事，反而下令让人拉出去斩首。诸葛亮之所以如此不近情义，原因就在于他看透了魏延有反骨：
现在反叛太守，有朝一日也必要反叛蜀汉。果不出所料，诸葛亮一死，魏延就出了问题。
知人看交结，识人看处事。识别一个人只要看他现在的处事为人，就知道他会对你怎样了。
总是在你面前说别人闲话，记别人小账的人，在背后他必然要说你的闲话，记你的小账。整天算计别人，和别人过不去的人，与你关系再好，有朝一日你很可能要被他给算计了。对那种别人帮了他的忙不仅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的人，无论如何对他不可发善心，否则倒霉的只能是你自己。
这些都是具有规律性的常识，我们不可不牢记在心里。
辨别贤佞是个大难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但从理论上讲，要辨别肯定是可以的，问题是决定于用人的人，如能以公心来对待其下属的人的言行，并用实践效果来检验其是否正确，贤佞自必分明。王充在他所著的《论衡·答佞篇》比较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他以问答形式进行论证，有人问佞人和谗人有否异同之处?他答道：两者都是卑鄙的人，但表现不同，谗人是以口害人，而直言不讳；佞人以阴谋诡计害人，而隐瞒其动机。因此，谗人害人易知，佞人害人则难知。有人质问：这么说，佞人则不能知了?他答道：“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贤；不能知贤，不能知佞。唯圣贤之人，以九德检其行，以其效考其言。行不合于九德，言不验于事效，人非贤则佞矣。夫知佞以知贤，知贤以知佞；知佞则贤智自觉，知贤则奸佞自行得。贤佞异行，考之一验；情心不同，观之一实。”他认为能知贤则能知佞，知佞则能知贤，因贤佞是对立的，否定了此方则可肯定彼方。而辨别的标准是“九德”，看其言行是否符合，并用实践效果来检验其言行，贤佞则可辨别。对此，王充在《论衡·定贤》里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兹录于下：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夫如是，称誉多而大小皆言善者，非贤也。善人称之，恶人毁之，毁誉者半，乃可有贤。以善人所称，恶人所毁，可以知贤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贤，不知誉此人者贤也?毁此人者恶也?或时称者恶而毁者善也!人眩惑无别也。”
王充是反对所谓“圣人之言皆无非”的学者，他多“非礼”的言论。孔子答弟子子贡关于识别贤佞的问题时，认为全乡的人都夸奖或憎恶都不能肯定其人的好坏，只有乡里的好人称赞、坏人毁谤才能辨别。王充对此提出质疑：孔子又怎能知道称赞的人是好人，毁谤的人是坏人呢?也许是称赞的人是坏人，毁谤的人是好人。显然，如果是这样，按照孔子的逻辑，辨别贤愚则适得其反：把好人视为坏人，坏人视为好人了。所以，王充认为孔子所说的话仍使人迷惑，不能辨别好人、坏人。
那么，依照王充辨别贤佞的办法是什么?即他前面所说的以实践效果来检验其言行。
贤与佞其言行也不大不一样，如将之总结，也可窥见一斑。
12举其所美，观其所终
举其所美，观其所终。这是识人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常言道，英雄难过“美人关”。我们识人，也要通过各种不同的美去给予所考察的对象，从中去观察其对不同美的反映，从而识别其人的真实的道德品质。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不同的人对美的追求不同而能反映出不同人的思想品质状况。达·芬奇认为，“你们不见美貌的青年穿戴过分反而折损了他们美么?你不见山村妇女，穿着朴质无华的衣服反比盛装的妇女美得多么?”培根认为，“有些老人显得很可爱，因为他们的作风优雅而美……而尽管有的年轻人具有美貌，却由于缺乏优美的修养而不配得赞美。”人的美丽可爱，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容貌，首先决定他的精神面貌。一个品质高尚的人，永远是年轻和美丽的。
德谟克利特认为，“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的东西。”所以，人们常说，“鸟美在羽毛，人美在学问。”装饰的华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富有，优雅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趣味，但一个人的健康与茁壮则须由另外的标志来识别。只有在一个劳动者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一个嬖幸者的穿戴之下，我们才能发现强有力的身躯。所以，真正的美，是美在它本身能显出奕奕的神采。爱好时髦是一种不良的风尚，因为她的容貌是不因她爱好时髦而改变的。
美的特点并非刺激欲望或把它点燃起来，而是使它纯洁化，高尚化……如果加比都尔的维纳斯女神，或者一个以前放在即贝爵邸作装饰的缪斯女神在你身上引起肉欲，那你就不配欣赏美。
我们对识人的问题上所讲的美，不仅仅要观察其语言美，行为美，体型美，更主要地是看其心灵美，求得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统一。如果一个人追求美女而道德败坏，这样的“英雄”决不可作为人才而使用。
13废其所恶，计其所穷
“废其所恶，计其所穷”，这也是人们通过长期识人的实践所总结出来的一种良方。纵观人类诞生以来，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世间，既有善人，也有恶人。就是在一个人身上，既有阳，也有阴，有善念之时，也有邪念之闪过之时。人们总是喜善厌恶，主张勿因小善而不为，勿因小恶而为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我们要做到以正压邪，使好人吃香，坏人受气，就必须在识人时采取“废其所恶，计其所穷”的方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关键不在于人不犯错误，而在于人有了错误缺点是否勇于承认和改正它。有了缺点和错误就及时改正的同志是好同志；如果知错不改，甚至以恶为荣，那么此人就可恨又可悲了。一个善良的人，一定要弃恶从善，不做恶人恶事，要做善人善事，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行善避恶。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恐怕都忘不了刘备父子的故事。刘备一生谨慎，在诸葛亮的协助下，把弱小的蜀汉治理得富足安定能与强魏抗衡。刘备在临终时，总结一生之经验，对他的儿子阿斗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刘备所说的“善恶”，虽与无产阶级的善恶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个话还是说得好。一切丰功伟业都是一点一滴“积厚而薄发”，一切恶行坏事也都是从小到大，“积小患为大患”。“小善”与“大善”，实质都是“善”，“小恶”与“大恶”本质都是“恶”。只不过“大善”、“大恶”是“小善”、“小恶”的集合与发展。不培养青年人从一点一滴有利于人民的平凡小事做起，何谈建树继往开来的一代新风?不检点青年人一时一地损人利己的言行，怎能设想有“五讲四美”的崭新文明?
相传，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住着一群被人们称为“西壬”的女妖。凡有船只过往，西壬们就扬起动听而****的歌声。开始水手们不明底细，都竖起耳朵聆听，结果是无不神魂颠倒，一个个被妖歌驱遣投海身亡。为了避免这种惨剧，当英雄奥德赛的船只驶近该岛时，不得不用蜡把同伴们的耳朵都堵住。后来，幸亏名歌手奥菲士跟随亚尔古船英雄们远航至此，他迎着女妖的****的歌声，引吭高歌，用动人肺腑的歌声压倒了妖歌，使“西壬”们恼羞不已，纷纷跳入大海自杀了，英雄们才终于化险为夷，取得远航的胜利。
神话虽属虚构，但常常以动人的故事和深刻的哲理给人以启迪。古希腊航海家们对海妖之歌的三种不同对策，导致的三种不同结果，不正发人深思么!
起初“听之任之”，任其妖歌****，致使多少希腊水手葬身海底，造成“千古恨”。可以庆幸的是，靡靡之音戕害青少年身心，污染新一代灵魂的危害，已被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嗜痂为快、饮鸩止渴的入迷者仍有之；视而不“见”、听而不“问”的教育者也有之。“毛毛雨，易湿衣”，潜移默化更害人，同志们切莫轻看靡靡之音的危害。这是海妖之歌给人的第一点启示。
其次“以蜡封耳”，此举似乎“高明”一些，然而这种“堵耳术”不仅终属消极，而且实际上也难行通。古语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得一时却堵不了长远，堵住了此时此地“西壬”的妖歌，却难以防备彼时彼地突然冒出来“东壬”的魔曲。当然，对于反动的黄色下流的歌曲，我们是要采取查抄、禁绝的办法，这是很必要的。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不健康的歌曲，对于有些靡靡之音的东西，主要还是要靠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思想政治工作者想企图避开这些“礁石”，绕到一个平静的“生活港湾”去，不仅做不到，反而只能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增加对立情绪和“抗药性”。这是海妖之歌给人的第二个启示。
后来，“以正压邪”，“两刀相割，其利自见”。奥菲士引吭高歌，用“动人肺腑的歌声”压倒妖歌，赢得胜利。联想到现实生活中，一些青年将靡靡之音视为神奇，但甘愿饮鸩止渴、任其戕害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不知其害而身受其毒。倘若晓以利害，并将现实生活中的“奥菲士”之歌，即中外音乐中的上乘之作，推荐给他们，那些“西壬”妖歌之类的轻佻萎靡之曲，必将相形见绌，无路可行。
英国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谢灵顿，早年是一个横暴乡里的浪**子。他幼小丧父，无人管教，染尽恶习。有一次，他心血**，向一位女工求婚，不料那女工断然拒绝：“我宁愿跳进泰晤士河里淹死，也不嫁给你!”当头一棒，羞得谢灵顿无地自容。从此他咬着牙发愤攻读，改过从善，终于成为近代神经生理学的创造人，1932年获得诺贝尔奖金。
印度影片《流浪者》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主人公拉兹在过了多年流浪汉生活后，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进了一家工厂干活，但不久就被经理解雇，理由是：“这里不用贼!”绝望的拉兹有家难奔，有工难做。他质问经理：“做过贼的人，你不用，你打算让他去干什么呢?他要吃饭，不想饿死，不还得去做贼吗?”这痛苦和悲愤的质问，引起了多少人的强烈共鸣!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尖锐而又严肃的问题：如何看待犯过错误，以至失足的青年?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不妨再举一个抑恶从善的故事。在今天八九十岁的人们中间，大都很熟悉杨度。他在辛亥革命期间站在保皇党立场上，竭力鼓吹“立宪救国论”，主张皇帝加宪法。武昌起义后，同汪精卫合伙组织了“国事共济会”，为袁世凯登极制造舆论，到处奔走。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晚年时却转向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前后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1927年4月，杨度从敌人那里听到张作霖要逮捕李大钊同志的消息，立即密报我党。虽然李大钊同志终于被捕遇难，但杨度仍做了最大努力，多方营救，并尽力帮助被难家属。一个大半世站在旧营垒的人，终于投向了光明，它说明了在一定条件之下，不但青年浪子可以知返，甚至成年、老年的“浪子”都可以回头。切不可将人看死，把话说绝，视朽木不可雕也。
一个人一生，雾失楼台，月迷渡津，是可能发生的，尤其是感情易冲动的青年人。但是，大凡失足者都曾有过“迷途知返”的念头。有一位失足青年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曾先后有八次想改好。我呼喊着‘我是煤，我要燃烧!’可是每次遭到的都是奚落、嘲笑和冷眼相待，终于我心灰了，意冷了，又投入到‘扎卡’(教唆犯)们的怀抱而不能自拔。”“我是煤，我要燃烧!”这一呼喊，不比那拉兹痛苦而愤怒的质问更使人心酸，更催人猛醒吗?想一想啊!如果在这八次呼喊中，我们有一次或两次给他以热情与相援，点燃他那心灵深处一点尚未泯灭的改过自新的火花，那结果将会怎样呢?生怕“让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把失足青年拒之门外，这与电影《流浪者》中那位“不用贼”的经理，又何等相似!
浪子回头，庸人立志，鲜花迟开，明星后启。究竟是哪些因素成全了他们，将他们从“朽木”的泥滩上推上了人才的伟岸?当然具体到每个人来说，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究其当初，恐怕自尊火花的激燃，是首要因素吧。
14行为观察术
识人之良方，从根本上说，就是行为观察法。听其言，观其行，这是古今中外识人的方法之精华之所在。
古人说，善观人者索其终，善修己者履其始。就是说，善于观察识别人的人必须考察其所观察对象行动的最后情况，善于自我修善的人必然始终如一。观人必须考察人的行动的全过程。
论士必定于志行，毁誉必参与效验；不随俗而雷，不逐声而寄论。意思是说，确定、识别一个人是否人才主要决定于其志向和行为，评价一个人的好坏一定要参考其行为的效果和反响 。不能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我不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日间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为小人，而那些喜欢占便宜的便是。
总之，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即听其说话不如看他做事，看他做事不如观察其德行。
人们都追求“言”的份量，思想政治工作者尤应追求“言”的份量。一个人的话究竟有多大份量，不仅是看这些话里包含了多少真理，而且要把他的行为一起加进去计算。言行一致，则一言九鼎，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言行相悖，话再动听，也是轻如鸿毛，一文不值。“以身许国，无事不可为”，所以至今仍有激励人心的力量。是因为说这话的人——岳飞，就是一位“以身许国”的民族英雄，倘若这话出自秦桧之口，恐怕只会引起人们的恶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字字千钧，传颂百世而不衰!也正是因为说这话的文天祥英勇不屈的行为，表现了高风亮节。倘若这话是出自一般文人之手，其影响也不见得有如此之大。由此可见，同样是一句话或一番道理，出自不同人之口，“份量”也会大不相同，这是由讲话者的行为不同所造成的。而这，也正是我们在思想教育中，强调“身教”重于“言教”的原因所在。
正人务先正己，正己方利于正人。如果一个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或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甚至于每个行动都在无情地反驳他自己的每一句话。他向群众大讲艰苦奋斗，自己却贪图享受，怕苦怕累；他要求别人公而忘私，自己却假公营私，损公肥私。那么，他在“正人”时自然会感到心虚胆怯，从而使“正人”的效果大打折扣。有一则笑话，很发人深思，某剧场后台失火了，丑角跑到戏台前，向观众呼救，大家以为这是丑角在说笑话，竟喝彩了。丑角急不可待，比手划脚加以证实，并再次大声疾呼，但观众却越加哄笑，越加喝彩。对于某些沾染严重不正之风的身不正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群众也会把他们看作是生活中的丑角，对他们的话加以哄笑，以至嗤之以鼻的。
一个青年在成长道路上一时失了足，应该怎样对待他们?这本来是不难回答的。然而，这确实又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思想教育工作者，他们对犯过错误而又有悔改之意的青年，不是“热”，而是“冷”；不是“亲近”，而是“疏远”，据说这是疾恶如仇的缘故。落后青年身上的“恶”，当然要“疾”；但是，切不要“疾”到“如仇”的地步。要看到，有些青年沾染不良习气，乃至走上犯罪道路，有其主观原因，也有其社会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是犯罪者，又是受害者。“可怜天下沦落人”，我们应把仇和恨集中到社会上存在的某些腐朽的东西上。而对这些受害的“拉兹”，则应伸出热情相救的手，指出希望之路。
希望，犹如鼓帆的风，导航的灯。生命的绿树，要靠希望的火光温暖；美好的理想，要用希望的火炬点燃。希望，对于一个迷途知返的青年来说，就是光明，就是前途，就是向昨天告别，去迎接新生。
给以希望之路，要立足一个“拉”字。世界万物皆在变。人，更可变可塑。迷途可以知返，铁树能够开花，古往今来，不乏其例。南北朝刘义庆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里，有一个周处斩蛟的故事。故事说周处少时凶猛过人，横暴乡里，人人都疾恨他，把他跟当地水中兴风作浪的蛟龙、山中张牙舞爪的老虎相提并论，称为“三害”，而且觉得他比蛟龙、老虎更凶暴。后来有人怂恿周处上山杀虎，下水斩蛟，目的是希望他们相互厮杀，“三害”俱伤。周处先杀了虎，又斩了蛟。他从水中出来后，才知道大家原来是那种想法，心中十分难过。他决心改邪归正，把自己这一害也除掉。他就去拜见当时的大文学家陆云，恳切地对陆云说：“过去我糊里糊涂过日子，沦落到这般地步。现在重新做人，还来得及不?”陆云答道：“聪明人早上知错，晚上就改了。你年岁方轻，知错愿改，前途还是不可估量的。”陆云收下周处做学生，尽教他写文章和做人的道理。后来周处终于成了人所称道的忠臣孝子。据史记载，这个周处确有其人，字子隐，是江苏宜兴人氏，在西晋时担任过御史中丞，近几年还在宜兴发现了他的坟墓呢!尽管说他上山杀虎，下水斩蛟的事终属传闻，但他悔过自新的事情还是可信的。
15成果鉴定术
识人需要通过对其成果进行鉴定，方知其政绩和实绩如何，只有根据其成果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和优劣，才能辨别其是否是人才，是什么类型的人才，是什么层次的人才，最后量才使用。
识人采用成果鉴定法，首先是查看成果记录。一般来说，成果记录包括学术论文、革新方案、合理建议、设计蓝图、成果鉴定等等。一个人的水平的高低，反映在他对社会的贡献上 。除了他通过日常工作为社会作贡献外，他的成果是才能的结晶，因此，必须加以重视。
识人采用成果鉴定法，就是采取考绩。看教师的成果，主要看他(她)培养了多少人才和出了什么成果，既考察出人才，也考察出科研成果；桥梁工程师，看他造了多少桥梁和造了些什么样的桥梁；高明的烹调师看他做出了多少名菜。达到人们已达到的高度，表明是一种业绩的继承。超越前人已达到的高度，则是开创了新的业绩。后者高于前者。
识人进行成果鉴定，往往采取专家鉴别。专家鉴别，一般是指鉴别对象的学识、论文、工作成果，还要与之面谈等。有经验的专家通过实际接触，可以很快地发现一个人是不是本行业的人才。识人进行成果鉴定，往上采取实践鉴别。就是将其成果运用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看其成果所引起的社会价值之大小。 社会价值包括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军事价值、理论价值、现实价值等等。其中，尤其是创造性价值最为重要。因为创造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且也是成果价值中核心要素。如果一个成果与前人基本雷同，没有多少个人的独立创见，这样的成果在社会上是难以产生多少价值的。留传下去也不会多久。只有有独创的成果其社会影响才大，流传才广且久远。
识人采用进行成果鉴定，还需全面掌握人才考绩档案。人才考绩档案，是及时记载人才的业务活动情况，全面系统地考察其技术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成就的重要资料。人才考绩档案，是正确选拔、充分使用、有计划培养、合理调整人才的一项基本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工作。对各类人才考绩档案，可以运用电子计算技术，进行对业务工作考核记录、有关考试材料、答辩材料、评定晋升专业技术职称材料、著作或论文目录、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的情况、成果和评价及参加国内外业务学术活动情况等加以系统、规范地定量计算。所谓识人，就是全面地、历史地考察人和了解人。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看人的一时一事。而要对人的长处和短处及其成果的历史和现状和发展的趋势作出相应的鉴定，这就要在对人才的管理过程中加强对成果鉴定的管理工作，使之科学化、正规化和现代化。
16民意测验术
识人要同用人一样，所识之人才必须顺民心，合民意。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以在识人时，应当采取民意测验。即“取吏必取(人之)所爱，故十人爱之，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则万人之吏也；天下爱之，则天下人之吏也。”识人之准确与否，就应当看所识之人使天下的老百姓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只要天下老百姓对所识之人感到满意的，高兴的，就推荐使用，如果所识之人在老百姓中谁见了谁摇头，见此人的行为举止是很厌恶，那就不能推荐为人才而使用。
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贤能，书之告于上而察之。 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这就是说，必定从地方上，从各级学校里，让群众推荐有德有才的人，报告上级加以考察。上级认为他确实是有德有才了，然后根据他的德行的大小，才能的高低来任用。
识人为什么要进行民意测验，还在于“古之骏才，或隐于耕钓版筑，或出于商贾屠酤，皆足以兴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这就告诉人们，古代的英俊贤能之才，或者藏身在农耕、捕鱼、建筑人群之中，或者出身于行商、坐贾、屠宰卖酒之徒，他们都是以足以治国兴邦而成名、扬名于世的，不是仅仅从一个方面来选取的。既然人才存在于民众之中，也就只有民众对人才了解得更清楚，认识得更深刻，掌握得更全面。所以，识才用人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才能使更多更好的人才脱颖而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