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新文化运动宣传了民主、科学等思想，促使了人们的觉醒，并使许多爱国学生、进步青年、工人、商人参与其中。在这次运动中，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成为领导者。
巴黎和会是点燃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索。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英、美、法、意、日等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此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是徐世昌，但实权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手里。为参加巴黎和会，北京政府专门组织了代表团，团长是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另外还有南方军政府的外交人员参与。
巴黎和会名义上是为了拟订对德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骄横的列强对于落后、腐败的中国政府的要求根本就不予理睬，甚至百般阻挠、嘲笑。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标是：一、将一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归还中国，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二、取消1915年袁世凯对日本承认的“二十一条”；三、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包括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势力范围等；四、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家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但是这些目标一个也没实现。尽管中国是战胜国，但是中国的这些要求，和会根本就不列入讨论的范围。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只是拿中国问题作为同日本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它们根本不可能也不想使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全面让步，更不愿意让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受损，相反，他们还要谋求在中国的更大利益。列强们无耻贪婪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和会只讨论了战前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问题。对于中国的胶州湾，理应归还给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是战胜国。但就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也完全失败了。日本声称，胶州湾已经在事实上为日本占有，而且1917年9月北京政府在同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中，已对于日本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所以日本振振有词地提出，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只能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到中国，引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慨。哪里有什么公理，哪里有什么和平！分明是列强摆明了欺负中国。谁叫中国政府软弱无能呢？
但中国人民却是不答应的。国内马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而学生则成了这次运动的排头兵。5月份，北京各学校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开始组织起来，决定联合各学校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并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游行队伍想进入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表示抗议，但却受到使馆巡捕的阻挡。愤怒的学生便冲向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时任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1915年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他和章宗祥、陆宗舆又是段祺瑞对日本诸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因而成为最受舆论指责、国人唾骂的三个卖国贼。学生群众包围和冲进了曹宅，曹逃走了，却正好抓住了在曹宅的章宗祥。学生们放火烧了曹宅，又痛殴了章宗祥。
北京政府妄图镇压学生运动，派出大批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并进行爱国宣传。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似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并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
北京政府被迫在5月6日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提出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下达了制止学生干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并组织了许多学生在北京附近铁路沿线演讲。6月1日，北京政府下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扬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激起了学生们的更大愤怒，学生们从6月3日起再次走上街头进行演讲。
北京政府进行了更加疯狂的镇压。6月3日，有170多名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学生被捕。但是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达到5000多人，北京政府已无法加以压制。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各行各业人士都参加进来，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形成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
工人群众是运动中的生力军。全国产业工人这时已发展到200多万人，形成了一个发展壮大的阶层。他们的加入，极大地增添了运动的声势。他们多数为民族资本家开设的工厂和外国设立的工厂中的工人。辛亥革命后，各地工厂开始建立工会组织。1915年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日资工厂中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二十一条”。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帝国主义强行扩大租界地区。1919年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立即在工人群众中得到响应。特别在6月3日后，以上海为中心，工人群众走上斗争的前列。接着，日本资本的其他工厂，英国资本的工厂，美商、法商、华商的电车公司的工人也宣告罢工。随后，沪宁路的沪杭路铁路工人，京奉路唐山工人，京汉路长辛店工人也相继罢工。汉口、长沙、芜湖、南京等地都有工人罢工。
商人也不甘落后，参与其中。北京的商会在五四后立即表示赞助学生的行动，接着，天津、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商会也纷纷响应。各地商会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6月3日的北京学生和反动政府形成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上海的商界受到学生的影响，于6月5日宣布罢市，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抗议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附近的城镇以及全国许多城市也随之发生罢市行动，声势浩大。
五四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广度和深度上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人、商人的参与，使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感到十分震惊，在全国人民的力量面前，他们感到惧怕。工人罢工使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有陷入瘫痪的危险，使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害。北京政府感受到巨大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宣布“批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辞职”，并且改组了内阁，不过改组后的内阁仍然为段祺瑞的势力所控制。巴黎和会上，由于社会各界和全国舆论的反对，中国代表团在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即凡尔赛条约）时也没有敢签字。
【精彩直击】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已发展壮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和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段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揭开了代近史上崭新的一页。
红军万里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除项英、陈毅等率领部分红军和工作人员3000人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红一方面军主力8万多人分别从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今于都)和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开始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占据了领导权，他们惊慌失措，在战略退却中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出发前不做政治动员，以至多数战士不知往何处去。转移中，不能把握时机去寻机歼灭敌人，行动迟缓，处处被动挨打。国民党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设置四道封锁线，进行围追堵截。红军英勇奋战，突破三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红军于11月下旬行至湘江东岸，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进行堵截，“左”倾路线的领导者错误地坚持死打硬拼，希望和湘鄂川黔边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红军与敌军激战七天，渡过了湘江，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伤亡惨重，减员至3万人。
1934年12月，红军占领湖南的通道城，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研究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主张放弃进军湘西的计划，提出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方案，多数与会者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红军于是改向贵州进发，12月18日攻克黎平。整编后，继续挺进。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狮场。1935年1月，强渡乌江，攻占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的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总结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取消博古（秦邦宪）、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在党内，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后，红军向川南进发，计划北渡长江和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急调川军刘湘部在赤水、古蔺地区堵截，令薛岳部和王家烈部渡乌江北追。1月26日，红军到达土城，川军两个旅已达赤水城。28日，红军向川军郭勋祺部发起猛攻，数日不克，川军后续部队又至，形势危急，毛泽东等人当机立断，撤出战斗，西渡赤水。29日，中央红军在土城南北渡过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并寻找机会北渡长江。
这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封锁长江沿线，毛泽东等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2月初，红军到达云南威信，进行整编，而此时国民党军也开始向威信逼近，毛泽东突出奇兵，挥戈东向，二渡赤水。此举迷惑了蒋介石，急令黔军堵截。2月下旬，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再占遵义，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8个团，俘敌3000余人。3月初，蒋介石飞往重庆，亲自督战。中旬，红军在与国民党军激战后，三渡赤水，西进至川南古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国民党被引向赤水以西地区。
蒋介石以为红军要渡江，调军在川黔边界防守，同时派兵向西追击红军。为摆脱敌人，红军再次回师，四渡赤水，东进贵州。蒋介石急调滇军驰援贵州，同时令薛岳部与湘军在湘黔边境布防。但红军只是佯攻贵阳，主力快速进军云南，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敌兵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渡长江的目的。5月中旬，红军到达大渡河边安顺场渡口。18日，强渡大渡河。之后，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过了沼泽遍布、荒无人烟的草地。6月16日，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中国革命在西北发展的胜利基础。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7月上旬，红军连续翻越大雪山，到达四川松藩的毛儿盖。
张国焘反对北上，借口拖延，为团结张国焘，在7月18日芦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由张国焘代替周恩来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会议还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坚持反对北上，9月9日，张国焘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得到消息后，立即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同张闻天等紧急磋商后，认为争取张国焘北上已不可能，遂率领右路军离开阿坝地区。9月初，右路军在毛泽东率领下，进入四川俄界。12月，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会后，红军以顽强的革命毅力，渡过栈道，突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进入甘南，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长征取得了胜利。
张国焘危害党中央的阴谋破产后，不顾中央和左路军其他领导人的多次劝阻，率部向川康边境一带退却逃跑。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松岗绰木碉召开会议，宣布了一个由他“钦定”的中央，自封主席，设立了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等非法机构。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中央委员职务及党籍，公开走上了分裂党的道路。
张国焘的行动受到同左路军一起行动的朱德和刘伯承的坚决反对。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中央’的行动，无异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命令张国焘同志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方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经过党内既讲原则又有灵活性的斗争，加上张国焘南下碰壁和林育英的工作，终于使张国焘放弃了他的第二“中央”，率四方面军到了陕北，并走向了抗日前线。
1936年10日，从湘、鄂、川、黔边境出发开始长征的红二方面军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伟大的长征至此胜利结束。
长征的胜利结束，中国革命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精彩直击】 长征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那种不畏艰难、具有顽强毅力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西安事变
东北三省沦陷后，日本加强了对中国的进犯，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蒋介石仍坚持不抵抗的政策，同时，加紧进攻陕北的红军。当时在陕北的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即第十七路军），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结束内战，共同抗日，对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早在1935年12月，汪锋被毛泽东派往西安会见杨虎城。杨虎城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和解救广大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远大抱负，和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中共北平局也有联系。因此，他见到毛泽东的信后非常高兴，从内心里赞同共产党的政策，对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作战的反动政策十分不满。1936年，双方经多次协商后，达成了四项合作协议。不久，杨虎城即按协议设立了交通站，帮助中国共产党购买所需物资，方便同中共人员的往来，共产党派张安彬为驻十七路军代表，杨虎城任命他为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
争取西北军的同时，中共把争取东北军作为工作的重点，因为东北军在西北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是由于其数量大，当时，陕甘宁苏区周围有敌军173个团，其中东北军就占有60个团；二是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同时又是国民党军的副总司令，在国民党军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由于东北军是在东三省沦陷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被迫撤进关内，将士怀念故土，强烈要求抗日，收复家园，他们从心里都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因此，中共非常重视对东北军的工作。
但蒋介石一意孤行，强令东北军对红军进攻。1935年10月到11月，东北军在对红军的作战中，连战连败，被俘近万人。红军对被俘者不杀、不辱，愿留的，分别留任职位；愿回的，一律发给路费；负伤的，同红军伤员一样治疗。
1936年1月上旬，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67军619团团长高福源，经过中共的思想工作，接受了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回到洛川后，他规劝张学良、王以哲联共抗日。此时的张学良，正处于彷徨之中。“九一八”事变后，他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丢掉东三省，大军一撤千里，被国人斥为“不抵抗将军”。年轻有为、满怀抱负的他深感无颜见江东父老。东北军流亡关内后，全军上下一致呼吁“打回老家去”，身负国耻家仇的张学良也希望回师东北，报仇雪恨。但蒋介石偏派他攻打红军。
战场上，东北军毫无斗志，连连失败，损兵折将，官兵怨声载道。张学良异常苦闷。1935年10月，张学良趁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机会，专程到上海看望了他的好友《新生》主编杜重远和东北义勇军将领李原。他们都反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主张抗日。他们的意见对张学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对红军的政策和苏区的状况毕竟了解不多，经过高福源一番慷慨陈词，张学良深受感动，表示愿意和中共联络谈判。
高福源回到陕北，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后，两人非常高兴，当即派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前往洛川，进行接触。1936年1月17日，李克农抵洛川，同王以哲、张学良商谈，张学良表示愿为国防政府奔走游说，并与红军各守原防，互相通商。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采取主动姿态，于1月25日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合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口号，表示红军愿意先同东北军联合，作抗日先锋。
1936年8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抗日联军的设想，在西北地区实现了。
蒋介石对西北局势的变化非常恼怒。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自飞往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调集260个团的兵力，准备对红军大举围攻。他还准备撤换张、杨，另派他的嫡系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派胡宗南到陕西边境，切断东北军、西北军同红军的联系。这年冬，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20多位将领聚集西安，战争一触即发。
张学良对蒋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满，曾多次规劝蒋介石。12月7日，张学良又痛切陈辞，恳求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蒋介石勃然大怒，拍着桌子痛斥张学良，骂他年幼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高喊“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二人不欢而散。随后，杨虎城又劝说，又被蒋严辞拒绝。张、杨见蒋不可救药，开始考虑“兵谏”。
12月9日，西安万余青年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蒋介石严令特务军警镇压，学生群情激愤，准备前往华清池向蒋请愿。蒋介石令张学良派军镇压，如不听劝阻，格杀勿论。张学良乘车到场劝说学生。群众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群众的悲愤呼号，不畏死亡，激发了张学良的爱国热情和勇气，他流着热泪对学生恳切地说：“诸位放心，一个星期之内，我必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群众回去后，张学良直奔杨虎城处，开始商谈捉蒋的计划，下定决心“兵谏”。
张、杨二人经具体部署后，商定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捉蒋，西北军负责拘禁在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经过周密策划后，行动开始了。12月12日晨5时许，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久率一个连冲进华清池，与守卫士兵激战。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仓皇出逃，翻墙时跌伤脊椎骨，躲到骊山一块大石后，捉蒋部队立即搜山，在草丛中将缩成一团的蒋介石捉到，将他解至西安新城大楼。同时，西北军也展开行动，在军官训练大队副队长赵寿山的带领下，将南京军政大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数十人活捉，拘禁在西安招待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张、杨通电全国，申明“兵谏”的目的，提出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反响强烈，各界爱国人士对张、杨的爱国行动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各帝国主义国家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态度各异。日本政府阴谋制造大规模内战，从中渔利，极力主张讨伐张、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危胁英、美的在华利益，因此，英、美等国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张、杨对事变后纷乱复杂的形势无所适从，他们迫切盼望中国共产党派代表来商讨解决事变的办法。
12月16日，应张、杨的邀请，周恩来、秦邦宪等到西安，与先期抵达的叶剑英会合后，前往参加谈判。周恩来将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转告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肯定和支持，对他们说明，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民党内爱国力量日益增长的形势下，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在华利益的冲突，是有可能迫使蒋介石同意抗日的。如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会实现全民族抗战，否则，可能引起更大的内战。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就可以释放他回南京。这样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的精辟分析，坚定了张、杨逼蒋抗日的决心。
23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西安方面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最后达成了六项决议。达成协议后，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不做书面签字，提出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西安方面以民族利益为重，表示同意。和平谈判获得初步胜利。25日下午3时半，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直奔西郊机场，同蒋介石一同飞回南京。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
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在经历二个多月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后，终于争取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亲日派扩大内战的阴谋破产。国共两党从此开始了共同抗日之路。
【精彩直击】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当时扭转时局的关键，它使长达10年的内战基本结束，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局面，国共两党有了新的合作，并走上了共同抗日的道路。张学良、杨虎城以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超人的魄力。
三大战役
解放战争的第三年，中共处于进攻阶段，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比前两年有了加强，并建立了炮兵及五大野战部队，基本形成了野战军、地方军和游击部队三者结合的完整体系。而蒋军却下降为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用于第一线者174万人，但在战略上正被我军分割成五大孤立集团。
1948年5至6月间，解放军发动了冀热察战役、豫东战役、兖州战役，先后歼敌20万，使各地敌军进一步孤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统观战争全局，果断地作出了战略决战的英明决策。
战略决战是从济南战役开始的。济南是支撑华北的战略要地，蒋介石以其嫡系部队重点防守。在华北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敌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郑经文率领所部三个旅约两万人起义，济南迅速被攻克，使华北和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在全国的五大战场中，东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上我军占优势，而且东北敌军孤立分散的态势突出。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将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东北战场。东北是重工业基地，如果战役成功，东北的工业可以支援全国的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
辽沈战役的作战中心在锦州，打下锦州，控制北宁线，关闭东北大门，对蒋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而且只有攻打锦州，才能歼灭辽、沈各地援锦之敌。
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了。这一天，东北野战军突袭北宁线，到10月1日，完全切断了蒋从华北援军的道路，东北的蒋军被孤立起来。廖耀湘指挥西进援锦的军队不能直接进入，进至彰武一带，妄图威胁解放军后方，解锦州之围。东北野战军配置2个纵队阻止敌军进攻，警卫团被钳制在彰武、新立屯一带。从10月9日起，东北野战军经过5昼夜战斗，扫清了外围据点，并俘虏10万余人，15日解放锦州。锦州解放后，蒋军10军军长在解放军的威慑下，率部起义，10月19日长春解放。
锦州的攻克和长春的解放，使东北国民党全军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在解放军的努力下，11月2日解放了沈阳、营口，随后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战役自9月12日至11月2日，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余人，为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鼓舞了人心。
1948年9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进行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第七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步歼灭徐州、连云港地区之敌；第三步在两淮地区作战。
徐州是华北、华中的交通要道，兵家的必争之地。蒋介石把兵力调到徐州地区，准备与津浦、陇海、平汉线之间的解放军决战。
中原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的主力奉命动作，神出鬼没，从徐州东、南、西、北几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华东野战军13个纵队从山东境内向南推进，横扫陇海铁路北侧300里宽广大地区的敌军基地，而另三个纵队则由徐州东南向西北攻击。敌军被分割成互不联系的好几块，黄伯韬部在东碾庄地区被包围。解放军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夜间挖壕作业，充分准备，逐个歼灭敌人。敌人战斗力薄弱的100军和44军，在经过4天战斗后，即被全部歼灭。
19日晚，在敌人的弱部被逐个击破后，解放军向敌方司令部发动总攻，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激战，黄伯韬部下的10个师全军覆灭。蒋介石派重兵救黄伯韬出水火，但仍被解放军切断在碾庄之外，黄伯韬被我军击毙。
在两个野战军的配合下，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报捷。第二阶段，采取南北堵截、中间围歼的方针，以中原野战军为主，华东野战军配合，围歼黄维兵团。
11月15日，中原野战军完成了对黄维兵团合围，使其成为了“笼中之鸟”。而蒋介石误认为解放军可能先围歼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命这两个兵团放弃蚌埠，阻止我军南下，同时命黄维兵团向蚌埠靠拢，令徐州杜聿明放弃徐州南下，配合行动。
在中原野战军的合围之下，黄维军团被打得落花流水，不敢突围。华东野战军另一部追击李、刘兵团，歼其一部。
蒋介石为保存实力，企图南北夹击，攻中原野战军侧背以解黄维兵团之围，尔后一起南撤。解放军采用平行追击、多层拦截、多处围捕的战术，并采用“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围住杜聿明，阻止李延年”的方针。
经过20多天激战，黄维兵团被全部歼灭。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就此结束。
在第三阶段，毛泽东考虑到平津战役已经开始，而此时敌人准备南撤，为了麻痹蒋介石暂不海运平津地区军队南下，促使他们在江北苦战硬拼，采取了“围而不攻”的办法。
1949年1月初，毛泽东命令对淮海战场的敌军发起总攻，从1月6日下午至10日下午，解放军终于摧毁敌人最后一个孤守点——刘集。淮海战役结束，历时65天，歼敌55万余人，是三大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
在1948年11月初，东北全境解放后，傅作义集团在华北面临东北和华北两大野战军联合进攻的威胁。傅作义慌了手脚，将兵力收缩，部署于东至唐山，西至张家口1000多里距离的东西一线上。于是中央军委决定发起“平津战役”，意将傅作义集团消灭在华北地区。
为统一指挥，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组成党的总前委，林彪为书记。1948年12月5日起，我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在广大人民支援下，发起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首先将傅作义军团分割到张家口、北平、天津等地，切断其南撤、西退之路。和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一样，对敌采取了“围而不打”的战略态势，遂先打两头、后打中间的办法，使傅作义集团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傅作义由于仍然有相当力量，一面拖延时间，派代表与我军谈判，一面围固待变。而我军则采用了“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的方针。
我军全歼敌之第35军。该军是傅作义嫡系部队，是华北我军的死对头。我华北第2兵团3个纵队，6万人将该敌包围于新保安后，当日扫除外围据点，并于22日全歼第35军军部及所属两个师，共1.6万人，给傅作义以沉重的打击。
解放张家口。中央军委命令华北第二兵团秘密前进，诱歼援敌，并派东北第4纵队及北岳军区部队10万余人追击西北的守敌，将敌人包围于西甸子至马拉哈达的一条狭窄山沟内。我军仅以900人伤亡的微小代价，取得歼敌5.4万人的伟大胜利。
攻克天津。敌军在天津筑有坚固工事，以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为首的部队共13万人准备“以拼命精神保家”，“坚持至粮尽弹竭”。我军共22个师，34万人攻击天津，各部一面扫除外围据点，一面进行攻城准备。根据敌军中部兵力和工事较为一般，市区南北长、东西窄的特点，我东北野战军集中兵力和火炮向中部实施主要袭击，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1949年1月14日，我军向天津市区发起总攻，经过29小时激战，全歼守敌，解放天津市。17日，塘沽守军第17兵团的5个师5万余人乘船南逃，其后卫3000余人被追歼，塘沽解放。
至此，北平20多万守军，完全陷于绝境，经过努力争取，在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三大战役的胜利使中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的主力被消灭，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精彩直击】 三大战役使国民党的主力军被消灭，使它的军事力量受到沉重的打击。三大战役的胜利为共产党即将登上政治的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