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工商银行持枪抢劫提款车案因张军的被捕而真相大白。

此案犯罪嫌疑人三人,马汉庆在逃,邹勇开枪自杀,能说清案子经过的只有张军一人。武汉警方对张军先后进行了八次审讯,他时而侃侃而谈,时而狡辩推委,时而痛哭流涕,他的交代并无旁证,其中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只能将其所说如实地摆在这里,在某些方面其实很难辨析清楚。

张军,1961年出生,1979年入伍,在长春当兵。1982年复员,分配到武汉钉丝厂当工人,1984年停薪留职。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他因盗窃罪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至1988年,提前半年释放。此后,张军的身份是个体司机,开微型车一年,开“212”吉普车一年,开出租车半年。1990年结识了邹勇、马汉庆之后,未再从事正当职业,始终在社会上厮混。喜欢赌博,做过小买卖,间或也替其姐夫开开出租车。

张军的妻子是有机合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工人,为人老实,是厂里的骨干。他们有个女儿,当年才两岁。张军的父母已退休在家,父母都是工人。

1990年,放弃司机职业的张军在武汉市中南商业大楼门口卖磁带,因其没有合法执照,磁带被商业大楼的有关部门收走。张军请一个绰号叫“兔子”的朋友帮忙。这位“兔子”介绍他认识了当时年仅23岁的邹勇。

邹勇在圈子里的外号叫“三毛”,当时在工商局所属部门当协勤,帮助人家收管理费。兔子对张军说:“我有个朋友叫三毛,是工商局的,特仗义,这事找他没错。”张军跟随兔子找到三毛,说明情况。三毛果然托熟人把磁带给他要了回来。

此后,三毛经常找张军借看磁带,一来二去,两人混得熟了。三毛的义气,在圈子里是有口碑的,张军愿意结交这样的朋友。

那时,张军时而开开姐夫的出租车,他开车到汉口来找三毛玩,三毛问他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张军说:“也就千把块吧。”二人感叹一番,互相试探对方的“志气”,三毛说,将来有机会弄大钱的话,咱们兄弟一起干。这番对话里的意思,两个人都心领神会。

有一天,张军开出租车拉一位做皮货买卖的老板,那个人提着个数码箱,颐指气使,碰巧数码箱没关牢,下车时摔了一下,箱子被摔开,里边装着一箱子钱。张军看得眼晕,傻了半晌没还过魂来。大款下车后,他没心思再拉客人,顺路来到三毛家,和三毛说起他的见闻。

张军说:“这事事先也没个准备,早知道遇到这样一个主儿,搞他一下该多过瘾啊?”三毛也说:“这事可惜。”想了想又觉得无奈,毕竟这样的主顾在出租车上不好遇到,即便遇到了也不好动手。二人唏嘘一阵,三毛就说,我看准了一家银行,在银行外边转了很久,看到有人从银行里取出大笔现金,对周围也没什么警惕。张军听着点头,却没说话。三毛又说:“咱们有机会搞他一次,看准了人,等他们取出钱来就搞。”

话是说了,议论也议论了几次,两人还到一家银行伺窥过。似乎是总在寻找机会,又总是找不到机会,但抢劫的犯意已逐步形成。只是胆子小,事情还没到临头,两人就都退却了。

张军性格并不很强,做事犹豫。他对三毛说:“我们两人怎么搞?力量太单薄。”三毛似乎胸有成竹,告诉他:“我还有个朋友,叫马汉庆,绝对可靠。”

这时张军并不认识马汉庆,甚至没听说过这个人。三毛对马汉庆的推崇影响了他,像张军这样的性格偏弱的男人喜欢想入非非。渐渐,在他们的如意算盘里已经加入了这个人,后来又觉得,没有这个人他们简直做不成任何事情。

这样,见面就成为了必然。

不久,张军在三毛家见到了马汉庆。这是他们两人策划过的,张军不知道三毛和那边的马汉庆是不是也策划过。给张军的感觉,三毛也向这个人鼎立推荐过他。这次他和马汉庆见面,两人都十分谨慎。或许是过于警觉过于拘谨的缘故吧,张军对马汉庆印象并不好,过于矜持,过于寡言,那双眼睛里似乎有一股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的凶光。马汉庆对张军的印象也不好,这在他的眼神和言谈中能感觉出来。但二人都信任三毛,因是三毛的撮合,尽管二人都抱一份防备之心,但在合作做事上,都没打退堂鼓。前进的理由、撤身的理由都充足,一句话,他们听三毛的。

说话间这已到了1993年,32岁的张军因婚事与父母闹翻,他从家里搬出,在古田路租了房子,小两口子居住。他的妻子是有机合成实业有限公司的职工,这家公司有几千人,效益始终不错。有一次,张军开小卡车帮某货主给有机合成公司送货,恰赶上公司发薪。他看见八个经警,抬着一箱子钱到公司财务科,他再次看傻了眼,不觉中怦然心动。

回去后,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邹勇。

两人计算一番,就当年来说,公司的工资、奖金加在一起也得有30万。30万,在1993年绝对是个可观的数字。三毛觉得这是个机会。二人立刻开始了行动。

张军很快摸到,有机合成公司对口银行是商业银行古田分理处。他特意带着三毛到古田分理处所在地看了看,三毛对银行的地理位置感到十分满意——该银行地址偏僻,靠近郊区,人少车少便于下手;道路四通八达,马路很宽,搞到钱之后容易逃脱。

从这以后,每个月10号,邹勇都喊着张军到银行门口来观看,有时也进到银行里边,看他们如何提钱,如何把钱装上汽车,看每次来提款的都是哪些人,开什么车。

到了1994年春节前后,马汉庆加入到“观景”的行列。这时,张军对马汉庆的隔膜感已有所减弱,三人一起到银行“参观”了有机合成公司财务人员提款情况。此次踩点后他们达成了一致的认识,主要在两点上:一,这是个不错的机会;二,不可操之过急。为了研究抢劫方案,他们规定,每个月碰两次头。

他们制定方案的过程是极为缓慢的,因为,抢劫银行的确不是一件小事情。抢劫必须在上午9点至10点之间,此时银行附近行人较多;有机合成公司提款制度严格,每次提款,最少要来六至八人。他们要精确地抓准时机,要镇住对方,抢劫后还要成功逃脱。他们在任何一个细节上都不能犯错误。

在这个缓慢的策划过程中,马汉庆渐渐从边缘人物走到了中心的位置。这有两个原因,一是马汉庆头脑聪明,策划事情周密,点水不露;二是因为马汉庆有枪。

有武器,这是实施像抢劫银行这样的大案的必备条件。然而,当三毛告诉张军,他和马汉庆手里有枪时,张军并不相信。三人在策划抢劫计划时,把有武器当作已有条件,但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三毛和马汉庆并没把枪亮出来,拿给张军看。

到1995年春节前后,这样的时刻到来了。

三毛打张军的扣机,要张军马上去他家。张军到三毛家不久,马汉庆也过来了。他背着一个背囊,沉甸甸的。两人都显得严肃。马汉庆把背囊放在桌子上,从背囊里拿出两支军用手枪来。一只是“五四”式,另一只比“五四”手枪略大一点,是苏制手枪。马汉庆告诉他,两支手枪都能打制式子弹。随后,马汉庆又拿出一盒盒三五牌香烟,看上去就比真烟沉重。他把烟盒打开,里边装满了手枪子弹。

张军感到兴奋,兴奋之后却是深深的不安。

枪拿过来,给他看了之后,马汉庆又把它们背走了。但枪的存在已不容怀疑。枪能给人壮胆,枪也能令人恐惧。两条枪掌握都在马汉庆和邹勇手里,这已经决定了他张军的地位已从中心变为从属。张军不止一次想过,真的抢到钱之后,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大家可以相安无事,他们也可以一枪把他干掉。自此他留下一个心眼,他必须首先使自己万无一失。

正因为这个缘故,原定在1995年实施的抢劫计划,再次被张军以种种理由拖拉下来。

一次张军和三毛喝酒,三毛给张军详细讲述了他和马汉庆搞枪的经过。

并不多么恐怖,听起来居然有点诗情画意。的确,那很像一副南方雨后的风景画。

三毛告诉他,汉庆早就想搞枪。

马汉庆总说买枪是为了找个机会把枪再卖掉,赚点小钱。但邹勇认为,马汉庆是绝对不会卖这两把枪的。

第一次搞枪是在海南。马汉庆告诉三毛,他听朋友说,海南能搞到真枪。他说话总这样四平八稳,神秘兮兮的。那次,他带着七八千元,两人乘船,渡过琼州海峡到了海口,又坐一辆微型面包车到三亚。当时海南刚刚建省,各方面还都落后,上岛时还要边防证。乘出租车时和司机闲聊,司机告诉他们,到三亚先找个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他开车过来,拉他们去天涯海角旅游,谈好包一天车80元。司机愿意为他们开车,兼任向导。

三毛记忆犹深的是那天的风雨,风雨中他们的沉睡,睡眠中的幸福——醒来,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世界突然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他们被偷盗了。

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窃贼把房门钩开,给他们来了个卷包烩。

早上,马汉庆最先发现,他的裤子掉在了地上,拾起来发现丢了钱。三毛也爬起来,检查自己的物品,不值钱的东西都没丢,现钞被人家搜刮得分文不剩。两个人只剩下马汉庆戴在手上的一枚金戒指。

司机来了,可他们的钱已经被偷完了。

马汉庆告诉司机,天涯海角不去了,请他找个能典当戒指的地方。司机听他们说明了情况,说,你们既然来了,还是应该去玩一下。结果他找了个包车的人,拉着他们一起去了趟天涯海角。那时在天涯海角旅游还不收门票,门口照相的是个女人,对他们也很好。知道他们失了窃,笑他们出门无经验,而后却无偿地为他们照了相,以留做纪念。女人留下他们的地址,说好给他们寄过来。那时没有现在的“快相”,照片都是要冲胶卷要洗印的。那枚戒指典当了几百元,刚够两人返回武汉的路费钱。

马汉庆对三毛说过,因那次失窃,他对海南的印象不好。但对海南的人感觉不错,路上和三毛发过感慨,说这世界上还有好人的话,也就是在海南还有。窃贼在他看来肯定不是海南人。

买枪的事肯定是泡汤了,回到武汉之后马汉庆一直对没买到枪而耿耿于怀。

马汉庆好赌,一次赌钱赢了六七千块钱,他的买枪之心又蠢蠢欲动了。他们在上次去海南返回的火车上听别人说,云南省开远市有个平远街,人称小香港。在那里什么都有卖。枪支、白粉,什么都能买到。马汉庆再次约了三毛,两人坐火车到了开远。

两人在开远市住了两天,每天都出去走动。街上挺平静的,并没发现像火车上的人所说的那种情况。

晚上,马汉庆看地图,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告诉邹勇,说他们找错了地方——此时他已经找到了去平远镇的路线。

第二天,二人坐长途汽车到平远,到的时候天快黑了。一下车,一群小贩子们就围上来,问他们要不要白粉,要不要枪。

马汉庆十分高兴,高兴得直向三毛使眼色,意思是:怎么样,我说这次没白来吧?

马汉庆是有心计的,他避开了男小贩——他们是外地人,担心抢劫,专门和两个女小贩谈生意。他们跟随两个女小贩到了一个地方,女小贩拿出来几把家造的土火枪。马汉庆不满意,问她们,有没有军用枪?女小贩说:“有是有,但价钱很贵。”马汉庆说,贵也买,他要看货。女小贩嘀咕了一阵就信任了他们,带着他们七弯八拐地来到她们的家里,拿出一把五四式,又拿出一把比五四枪略大一点的苏制手枪,枪体上有刻有五角星。

两边谈价钱。马汉庆提出2500元一只枪。女小贩嫌少。马汉庆说他只有6000元,买了枪,还要回去。他算了算路费,留下600元,其余的钱全给了她们。枪买定了,可没有子弹。马汉庆又把身上的戒指、项链拿给她们。女小贩为他们包了一大包子弹。马汉庆要试枪,她们不同意。告诉他,枪肯定是好的,那条苏制枪别看旧一点,比五四枪还要好用。子弹是不能马上交给他们的,对方说好了子弹数量,包好,放在两个包里撂着。她们也在考虑她们自己的安全问题。枪里有了子弹那就厉害了,她们担心反遭抢劫。

第二天上车前她们来了,等马汉庆和三毛上了车,她们才把包着子弹的小包从窗口递给他们。

事先,两个女人已嘱咐过他们,上车后会有人检查。查车时你们要把枪和子弹丢在一边,被查到千万别说是你的。买了枪,能不能带出去,全看运气。

一路上又下起了雨,但这次的雨没给他们带来厄运。尽管车行得很慢,他们还是把两只手枪和一大包子弹带回了武汉。

回到武汉两人式过枪。在郊区打过,就像女小贩说的,两条枪都很好使。

开始,枪放在三毛的住室。三毛单独有一套单元房。在他的房间里也试过枪,那时两人的心性都有点野。三毛找到一个剁肉的木墩子,放在墙边做枪靶,两人朝木墩子射击。开始时把木墩靠在墙上,结果子弹射穿木墩,把墙体打坏了。后来我们变得聪明,把木墩子和墙拉开一段距离。结果,射击时子弹把木墩子打到墙上,很响,但子弹再没有射穿木墩子,留在木头里。

邻居曾经很反感,认为他们在房子里放炮,太不文明。因三毛社会上的朋友多,这些邻居不敢惹他。

后来三毛闹出过一次事故。他单独在家,手痒时随便开了一枪,子弹打到电视机里去了。电视机报废事小,但那颗子弹如被发现事情就闹大了。他费了很大工夫才把那颗子弹从电视机里抠了出来。

买枪的故事并不像张军想象的那么可怕,依照邹勇的说法,这两只枪到他们手中之后,还没使用过。就是说,他们还没用它杀过人。这多少缓解了张军的紧张心情。到了1995年夏季,在张军看来,抢劫有机合成公司提款人的计划似乎已经到了可实施的阶段。

马汉庆提出,他们三人在这一时期尽量少见面,在公开场合做疏远状,遮人耳目。但同时,每月两次秘密碰头却改为了三至四次。

三人的分工很快就固定下来。

抢劫时,马汉庆和邹勇持枪上去抢劫,张军开车接应。马汉庆和邹勇的分工又是邹勇直接上去开枪抢钱,马汉庆接应,马汉庆负责对付周围敢于干预他们的人。后来在现场的情形也是这样。邹勇开枪打提款人和押款人,那个麻木司机冲过来,按规定就要由马汉庆来对付。钱抢到手,张军立刻把车开到,拉着他们快速离开。

依照张军的说话,马汉庆考虑问题是非常细的。作案前,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快速逃脱。如何抢钱在他们的讨论中往往放到第二位,如何安全离开却是他们在讨论中用时最长的话题。

开始时,三毛对张军说:“你开过出租,弄车方便,抢劫之后,就用你的车子跑。”张军不同意,认为那样警方的注意力一下就会放到他搞的那辆汽车上。马汉庆也否定了这个方案,他说三毛思考得太过简单。

做案子,车是一定要有的,但不能牵连到自己人的头上。这样分析来,分析去,三人都认为,搞车,只能抢,没别的更好的途径。下一步的问题是怎样抢,抢什么样的车。

马汉庆提出,搞车就要搞好一点的,能跑路,不能中途出毛病。大家商定搞桑塔纳、捷达或神龙富康出租车。

然后他们研究了搞法。

张军跑过出租车,他知道汉口的出租车很少到武昌去,武昌的出租车也很少来汉口。他们决定,搞武昌的车。搞了车,把车开到汉口,因为车还要放一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短时间内不被发现。

再往下讨论细节,他们商量了很久,最后一致认为,必须杀死司机。定下这一条之后,半天谁也没说话。大家心里都有种不是滋味的滋味,但谁也不愿表现得懦弱,后来这条始终没有再议,杀掉司机已板上钉钉制定下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搞几辆车。

这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开始时他们打算只搞一辆车,但在讨论逃跑的最佳方案时,马汉庆提出,搞就搞两辆,而且要搞两辆完全不同,有明显差别的出租车。两辆车一辆用于抢劫,一辆用于逃跑。

最后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两辆出租车用过之后怎么办?

张军主张弃车,立刻遭到马汉庆的反对。马汉庆担心车上留下指纹,而从抢车到抢劫银行提款人这一长过程中,他们戴着手套作案又太不方便。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在使用完这两部出租车之后,迅速把车烧毁。

而烧毁的议题又带来新的问题,持枪抢劫银行动静很大,作案后武汉警察会迅速出动,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车开到市郊偏僻的地方,从容地处理汽车,也不能在城市里公然点火烧毁出租车,必须找到一种像定时引爆那样的方法,在他们离开出租车的一段时间内,让出租车自行起火。

为此,马汉庆做了多次实验。最后选定,用蚊香加火柴引燃的方式最为稳妥。首先,在汽车车厢内泼满汽油,然后把点燃的蚊香放入车内,在蚊香相对长的地方并排绑上数根火柴,当蚊香点到这个地方必然引发明火,点燃车内的汽油,烧掉汽车。

马汉庆为邹勇和张军做过多次演练,果然,在蚊香燃烧到一定时间后,点燃了火柴,火柴又点燃了他事先洒下的汽油。这一试验被他们认为万无一失。

马汉庆的三人犯罪团伙制定这个方案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张军始终是犹豫动摇的。三人中,最嘀咕的就是张军,他总是迟迟疑疑,优柔寡断;最卤莽的是三毛,但他基本属于有勇无谋那种:而最让人不可琢磨的是马汉庆,他那张不动声色的脸,常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张军始终对马汉庆、邹勇手里有枪而心存疑虑,担心抢劫成功后的朋友反目。他信任三毛,但从来没信任过马汉庆。他和马汉庆之间谈不到朋友,他们间没有任何交情。

张军的优柔寡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奈中他竟然用身体不适为由,无休止地向后推拖,一直托到1995年的冬天。

这次是马汉庆把邹勇、张军叫到一起,他冷着面孔说了三条:第一,社会上抢银行的案子已时有发生,正在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再不动手,一旦警方形成一套严密的防范办法,他们将束手无策,以前准备的一切都会付诸东流。

第二,他的实验已获成功,用蚊香点燃汽油烧毁汽车的技术,他已演练得炉火纯青。这样,抢劫后他们能不动声色地把两辆出租车烧掉,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第三,马汉庆郑重告诉大家,市公安局买来20多台马自达巡逻车,这对他们的作案是个致命的威胁,警方加强了机动作战的能力,他们的目标就会化为泡影。

连张军都没找到更多可说的,他也感到,再不行动,他就成了懦夫,只能承认自己的无能。

在这种情况下,三人把作案时机选在了1996年春节前的元月10日,武汉有机合成实业有限公司发薪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