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汉庆的审讯工作由侦察员王超、李刚负责。他们是得到马汉庆被捕消息后飞往海南三亚市的专案组的成员。
王超从警多年，审讯经验丰富。
在三亚看守所，他们就对马汉庆进行了提审。
马汉庆说，他196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原是湖北省第六建筑公司工人，现在无职业。1990年，他因赌博被武汉市公安局治安处罚款5000元。他在三亚市使用的名字叫吴厚宜。
马汉庆交代了1996年在武汉作案后的基本情况。
他当时逃离武汉后，到过沙市，后从沙市坐船到了重庆，又自重庆坐长途汽车到成都。他在成都住了几个月。此后乘火车到广州。在广州他住了半年左右，住在花都一带。然后，从广州来到海口，住在东湖。住了大约三四个月之后，他来到三亚。
王超问他，在三亚居住期间是否离开过海南？
马汉庆说，他去过新疆。他说，第一次是从海口走的。他去新疆是因为当时西部大开发宣传得紧，他从小听过新疆歌曲，想到那边找个工作。另外，他在武汉作案后，想找个遥远的地方躲避一下。他想象着新疆地方大，人口少，又比较神秘，想去看看。
他说，他第一次在新疆呆了一个多月时间，在乌鲁木齐租的房子。那次他从一个开摩托车的人手里，抢了四万多元。
很显然，他说的这不是第一次，从我们最后掌握的情况看，这应该是第三次。
王超并没点破他。
马汉庆把2004年的犯罪，称为他第二次去新疆。他说，他这次仍是先到成都，成都建设很快，许多地方他感到陌生。然后乘火车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变化也很大，二道桥那一带他都不认识了。他带着衣服和枪，路上买了个旅行包。到乌鲁木齐后他住在马兰招待所。那期间，他的枪每天都随身带着。
他承认这次在乌鲁木齐抢劫了一个换外币的老头，抢走10万元。他离开新疆时为了逃避打击，先到了奎屯，混在拾棉花返乡的人群里，回到内地。他因枪带在身上，钱无法也放到身上，因此，他把钱分成两个包，放在了行李里。结果，一个包在火车上丢了。他说，他在西安呆了一天，买火车票到南宁，再转坐“高快长途车”，回到三亚。这一路花了1000多元。余下的钱，他回来就存在银行里了。
关于钱的事，他在这次审讯中，讲了假话。
王超问他，为什么不在乌鲁木齐火车站上车，他说，怕火车站有人查。
王超核实他作案后回马兰招待所的情形。马汉庆再次强调他买了两个蛇皮袋，把钱分成两份装在蛇皮袋子里。枪和子弹带在了身上。
马汉庆有随口编谎话的能力，不动声色，他编的故事在前后逻辑上不会编漏，他说两个袋子，是为他自称丢钱作铺垫。
王超问他枪哪儿来的？
马汉庆说，枪是十几年前在文山市平远街买的，用的赌博赢的钱。当时买了两把，每把2500元人民币。子弹是对方送的，他去了两个人，每人抓了一大把。他说，买到枪之后，距在武汉作案隔了五年。
马汉庆承认，去乌鲁木齐使用的身份证是假的，是他临出门前在海口花钱“办”的，乱写的姓名地址。他交代，前几次出门他也是在海口“办”假身份证。他忘记了以前办身份证所用的名字。
王超这时才砸他一句，你去过几次新疆？
马汉庆愣了一下，仍装傻地说，是两次吧？我印象中是两次。我记不清了。我现在记忆力很差。
王超开始问钱的事，他问，今年你在乌鲁木齐抢了多少钱？
马汉庆说：抢了10万元。
王超问：你带回三亚多少钱？
马汉庆说，不到5万。我路上花了一些，其余的钱我放在一个蛇皮袋里，在火车上被偷了。我带回的钱以吴厚宜的名字存了12000元，赌钱输了将近1万元，剩下20000万多元，给了我老婆。具体数目说不清了。
这是马汉庆所说的最愚蠢的假话。他表现的智商之低，连他自己后来也觉得惭愧。
王超转而再问枪，问他他平时枪在什么地方放着？
马汉庆说：在我房子卧室的衣柜里，用一个月饼盒子装着。枪和子弹用一个买鞋时包鞋的一个布包包着，在柜子后面放着。
王超板着面孔问：你把枪放在衣柜里，你老婆能不发现吗？
马汉庆也冷冷地说，她没发现过。
11月11日，马汉庆被捕的当天，三亚警察在马汉庆家里搜出了手枪子弹和一本七万元的建设银行的存折，一本14000元的邮政储蓄存折。
晚上，三亚公安局的警察向穆子颐询问了她的基本情况和家中财产情况。
穆子颐称，她是1996年到三亚打工的。她的丈夫叫吴厚宜，她不知道她丈夫是哪里人，他一会儿说是湖北人，一会儿说他是四川人。他的身份证是海南人。
穆子颐到三亚后，一直在歌厅工作。她和马汉庆就是在三亚港务局歌舞厅认识的，之后不久，他们就住在了一起。到2000年，她怀上孩子后，两人才正式住一起。
穆子颐称，当天下午警察在她家进行搜查时她在场，公安人员没有违法现象。她说，她在2000年4月购买了他们居住的房子，价格是人民币65000元。买房子是她在歌舞厅打工挣的钱。
警察问他，吴厚宜这次回来时带什么东西回来？穆子颐说，我没看见他带什么东西回来。警察问，你有几本存折？穆子颐说，我有两本，一本是中国建设银行的存折，一本是中国邮政储蓄的存折。建设银行存折里有7万元。邮政储蓄的存折里有14000元。存折里的钱都是我中奖得来的。
12日上午9时42分，三亚警察再次和穆子颐核对存折里的款项来源。
此时，穆子颐依然说，中国建设银行的一本通存折里存的7万元，是她打私彩中奖得来的。她说，我在10月份中了头奖，我是在第二市场建设街那里打的彩票，我领到手共有8万多一点儿。11月初我拿7万元到商品街建设银行那里存了。当时是我一个人存的钱。中国邮政储蓄存折里，有人民币14000元左右。这个钱也是我的，是我打私彩中奖得的八万多元中的一部分，我把七万存在建行，剩下的存在邮政储蓄里面……
警察核对中国银行存折。
穆子颐说，那是我丈夫吴厚宜的。他的钱从哪里来的我从不知道，我的钱他也不问。他从来没有给过我钱，反而他是经常花我的钱。
11月12日，王超问讯过马汉庆之后，于晚上6点半至8点询问了穆子颐。了解她和马汉庆相识、交往的情形，随后也问到财产情况。
穆子颐说，房子是2002年买的，一次性付款。买房子是用的她的钱。那是她自己挣的钱，那年她买私彩中了一个4万8。说到存折上的7万元，她仍说是她买私彩，这次中的是8万4。她坚持说，吴厚甫从没给过她钱。
王超做穆子颐的工作，警告她做假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他和三亚警察交换了意见。
三亚警察也给穆子颐做工作，希望她能认识马汉庆所犯罪行的严重性，不要被挟裹进去。
经过一夜的思考，第二天，穆子颐已从某种抵触情绪中清醒过来，上午8点半再次接受问讯时，她承认建行存折中的七万元，是马汉庆这次出门回来给她的。马汉庆用其他人名字存的钱，她不知道。
她说，吴厚甫喜欢赌钱，玩牌九。我挣来的钱几乎全让他赌完了。这次我们又快没钱了，他说再给他一点钱，他回老家去找朋友，要账。我就一次性给了他5000元。他走了，过两个月才回来。他回来给了她七万元，说这是他要账要回来的钱。我把钱存在了银行，一个存折上打两排，五万存一年期，二万存半年期，钱都是百元票面的，有新有旧。
穆子颐说，吴厚甫回来还给女儿买了一个能讲故事，能读字的玩具。然后她显得难过，回忆她这些年的生活，说，吴厚甫经常赌博，她也喜欢赌博，有时生气，把钱拿出来两个人一起去赌。她说，赌博多用的她的钱，她在舞厅工作时，每月收入比较高。吴厚宜没有工作，都是她挣钱养活他和孩子。
她说，她刚认识吴厚宜时，他还有钱。他那时住宾馆，经常带她出去打牌。赢了，就给她100元。她还说，他这个很小气，有钱没钱，平时花钱手很紧。
穆子颐还说，平时，吴厚甫从未和她提到过新疆。别人说他们两个长得像新疆人，他听后也只是笑一下而已。他在海南没有朋友，一天到晚呆在家里。据她所知，吴厚甫没有手机，她本人现在也没手机。她说，三亚公安局的人从她家月饼盒里拿出手枪，她才见到的。她说，我不骗你们，我从来没看见过这把枪。
这一次，她和新疆警察谈得不错，整个过程都很和谐。摆脱了7万元的困绕，她显得塌实了许多。
13日下午17时05分，依然在三亚看守所，王超第二次提审马汉庆，这次和他一起审讯的是新疆的侦察员陈辉。
王超说：马汉庆，你应该正确对待你所涉嫌的持枪抢劫的犯罪事实。
马汉庆解释说：因为有了个小孩，要上学，要花钱，所以我想到新疆乌鲁木齐再抢一次。得手后，转做正当生意。他说，他从三亚出发时，带了1000多元，并在三亚办理了一个邮政储蓄卡，卡上有5000多元。
说到买摩托车，马汉庆说他在乌鲁木齐盯了几个倒汇的人，跟不上，因此决定买辆摩托车，一方面盯梢方便，一方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随时抢钱。后来，无意中盯上了提着袋子步行到市场的维族老人。他说，买《早教机》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这对孩子确实有用，另一个因早教机的盒子可以用来藏枪和抢到的现金。、
他每天都带手枪，他说他一直都没有找到适合的机会，主要是无法确定对方提的是否现金。
王超问他，你带去的卡在乌鲁木齐市用过没有？
马汉庆说：在乌鲁木齐用了五六次，是在火车站或商贸城使用的。他还用公用电话给三亚打过长途电话，选择的地点离马兰招待所较远。
马汉庆交代，他作案后一路马不停蹄地返回了三亚。到家时是第四天的早晨。家里没人，他把枪藏在衣柜抽屉里，钱放在床下。就开始洗澡。然后，他去幼儿园接女儿。回来遇到买菜回来的妻子，他们一起回的家。
此时，马汉庆已经不回避他带回家里多少钱，因家里的存折显然与他的前期口供是对不上的。家中突然有钱，也和他离家时的家境对不上。马汉庆此时已有所意识。在试探警方已掌握他给过老婆钱的事实后，他也把事情挑明了。他说他回到家时，手里还有9万多元，给了他老婆7万元，他自己留下两万多元，其中13000元用吴厚甫的名字存了一张存单。其余的，推牌九输掉了。
马汉庆被押回新疆乌鲁木齐，此时新疆的天气已经转冷了。
他羁押在六道湾乌鲁木齐刑侦支队附近的看守所。此时的马汉庆心浮气躁。尽管近九年的逃亡生涯里他不只一次想到他可能被抓，但此次去新疆作案，刚刚回到三亚就突然被捕，他感到不可思议。他没有准备，也百思不解他究竟露在哪里。
像许多锒铛入狱的犯罪嫌疑人一样，他会花很长时间去思索他如何被抓，他哪个地方出了马脚。后悔的地方很多。他想到他长期隐藏已经产生了惰性，对周围的警觉不如过去敏锐。他也想到自己确实在海南在三亚住的时间太长久了，这是一大错误。他想到这次赴疆，几次做事的不顺利。这应该是有征兆的。他回家路上给孩子打电话，孩子果然说她不要爸爸了。这使他心里沉了一下却没有想到更多，这是不是也是他的麻木？
警察如何找到的他，对他始终是一个谜。他不大相信报纸所说。他认为武汉和新疆警察这么快就追到海南，一定是他这次赴疆有重大的失误。他冥思苦想也没想明白，他失误究竟在哪里。
马汉庆的心情是晦涩的，一如乌鲁木齐初冬寒冷的天气。
他不喜欢记者，在三亚时就不喜欢。他总在抱怨，他的案子并不那么大，却会惹得公安部如此兴师动众。他不愿当什么新闻人物，到乌鲁木齐后也有不少记者来采访他，他时时都抱着反感和不配合的态度。而当采访的高峰过去，他被冷落了，又难以忍受冷落的痛苦。
在新疆，他不得不结识一些新的人，看守所里的人犯，看守所的管教人员。像进了新兵连，和大家都要重新认识。马汉庆一直都不大喜欢和人打交道，不愿唠说，接受不了别人的讥讽也不喜欢听人奉承。他希望他的案子早点审理，早点判决。他终日心情不整，他不喜欢监号里的那些人，他从心里也瞧不起他们。
但他与王超警官处得不错，后来和看守所所长也处得可以。他们可以和他像聊家常一样说话，和他一起分析他作案是怎么回事，能说破他的想法，他对他们，能够服气。
在乌鲁木齐王超又提审过他几次。此时他已详尽地交代了武汉抢劫银行提款车以及1998年、2002年、2004年三次来疆所犯的罪行，补充了若干细节。
他说到他的工人家庭，说到他忠厚的哥哥，受他影响因伤人致死被判重刑的弟弟，年迈的父亲母亲，他还是很动感情的。他知道和他们可能是永远见不到面了。
武汉案件，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有一个环节，始终是模糊的，那就是，抢劫后，他们究竟分没分给张军钱。马汉庆坚持说分了，那天晚上张军和他和三毛一起在三毛家分的钱。每人20万。我们清楚地记得，张军始终声称他没分到这笔钱。他很失望。他在饭馆里为他的失望曾大哭一抱。马汉庆被捕后，武汉当年审理这个案件的警察也提供说，张军不称认拿了这笔钱，他也倾向于张军没拿到这笔钱。后来他们在审讯中反复做张军的工作，是因为张军所拿的车上的“零钱”，不是他所交代的数额。武汉抢劫银行提款人案的判决书中，也未认定张军拿到了这笔钱。至此，这依然是个悬案。
新疆警察感兴趣的另一件事，是为什么那两辆车到最后没有烧？
马汉庆这样描述那个过程。
他说，这个办法是他出的，事先他们做过多次试验，无一次不成功，他们认为万无一失。作案之后，依照分工由他负责烧车。张军按照计划把车开到预定地点下车走了。他把汽油浇到车厢里，在蚊香上绑了一根火柴棒，把蚊香点着放在了车里。他把门关上，躲到一边观察。大约过了10几分钟，汽车没有烧着。他走回去，打开车门发现蚊香已经灭了。他再次点着蚊香，放在车里，又过了10几分钟，车还是没有着。他第三次要走过去时，他发现几名很像便衣警察的人也在注意那辆车。他嘀咕了。那些人似乎也注意到他。他故作镇定地假装朝楼上喊人，喊了几声，没人应。他准备离开。那几个人仍在注意他。于是他走到旁边的菜市场，买了些青菜，离开了那里，坐公共汽车回家了。
他的这段供词，王超并不相信。
关于烧车事，王超对马汉庆人格的评价较低。认为他其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烧车是他的事。他的同伙信任他。但他没有完成。正因为车没烧掉，他很快就被警方发现，并牵扯到同伙。王超认为他做事不够意思，其实是他把他的同伙害掉了。当然这是从他的角度。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欢迎他犯这个错误。我们可以把他的错误当作礼物接纳过来。
我去采访的时候，王警官已完成了这几起案件的预审工作，正在整理材料，准备上报检察院。我对马汉庆的第一次采访，就是王警官本人陪同我前往的。
乌鲁木齐天气很冷，气温降到零下20多度。我们走向看守所时，脚下踩着咯吱吱响的白雪，那个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不知道马汉庆那些天在乌鲁木齐看守所怎样度过，他说他不喜欢冬天，他怕冷。他从温暖的三亚来到冰天雪地的西北边陲，是他犯罪走过的路，他没想到这也是他接受审判必然也要走的路。他应该在心里多想几遍，这是一个怎样的历程。
经警方批准，我对马汉庆的采访进行了两次。每次都谈了六个半小时，中午没休息，和马汉庆一起在看守所吃的便饭。第一次是12月25日，是个周末。第二次12月30日，元旦之前。
最鲜明的感觉就是冷，因天冷我们没去审讯室。第一次采访安排在看守所的会议室里。房间很大，但有暖气。因是周末，看守所一些工作人员休息了。我真是给他们添了麻烦。
开始时我有点紧张。为了避免马汉庆的思想产生波动，我被安排成新疆警方高调研的人员。
他来了，戴着手铐脚镣。他的脸上显得灰蒙蒙的，看见我们先和王警官打过招呼，然后猜疑地望望我。王超给他做了介绍，并说了开场白。
我们占了会议桌的一角。因要谈话，管教干部把他的手铐打开。我们两个坐在并排。这样谈话可以随便些。
他一开始就说了些牢骚话，为自己的犯罪寻找着理由。似乎犯罪都是社会原因造成的，今后，像他这样的犯罪还会更多。然后他说，他接受一些记者的采访，他和一些人谈不拢。话不投机，他宁可不说。他说这话，很有点先给我来个下马威的意思。
他是个烟鬼，烟瘾很大。我也是。他爱抽中南海，我抽恒大烟。他只好将就点了。烟我带得很多，烟鬼嘛，总是够我俩受用的。
我说明我的意图，打算和他探讨一下犯罪问题。我说案件可以不说或者少说，案件我都是知道的。我们仿佛瞎聊，渐渐就离开了案子，谈到他的家庭，他的历史，他的生活上的琐事，总之，一切我感兴趣的问题。
大约一小时之后我们就谈得比较入道。陌生感在减退，信任在上升。我采访不喜欢问话式，喜欢聊天式。他似乎也喜欢这样的谈话方法，于是他告诉我，我需要什么，他就讲什么。
总括来说，第一次我们谈得还是比较磕绊的，他把这归于他不大会讲话。到采访快结束时，他突然问我什么时候再来，他好象还有许多话想讲。我犹豫了一下，可我已经把准备问的问题问过了一圈，我不打算重复。我果断地告了辞，关于是否再来我含糊地说那要看情况。这次谈话我觉得从材料上说应该是够用了，但谈得并不够细致。有些需要氛围才能谈的话题在这次采访中没机会展开。这样看似乎再采访一次是必要的。
第二次在管教办公室。房间小得多，这次王超有任务，陪我过来的是另一位年轻刑警。还是那样，我们见面后他被打开了手铐，但仍带着脚镣。我们坐在一个小办公桌前，面对面坐着，谈话十分方便。
这次我们谈得相当和谐，几乎没出现任何阻隔。我想问的事，都问到了，他把想讲的也都讲了。像是在说心里话。这次我告诉了他我的真实身份，这在事先征得了警方的同意。我们间的对话显得坦诚、率直，像在谈心。后来我们谈得他比较服气，说，我对他的一些感觉是比较准确的，这可能和我见的人比较多有关系。他也在剖析自己，可能也思索了一些事情。分手时，他竟有点恋恋不舍，问我会不会再来。我告诉他，可能性不大，因为，我很快就要返回北京去了。
两次采访，马汉庆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我想，他的历史，他的癖好，他的思维特征和行为特征，与他的走向犯罪，与他犯罪的特点，不无联系，值得思索的地方还是很多的。摆在这里分析一下，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