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我打算谈谈兴致,在我看来这是幸福的人所具备的最普遍、最突显的一个标志。

要理解所谓兴致,最好的途径是想想人们坐下来就餐时的不同表现。有些人觉得吃饭简直是件麻烦事,无论食物多么精美,他们都没什么兴趣。遍尝美食,顿顿如此。他们从未体验过饥饿难耐却没有饭吃的滋味,只知道吃饭是件按部就班的事,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规定要做的事。吃饭和其他事一样无聊,但也用不着大惊小怪,比起其他事来它还不算最无聊的。然后是病弱之人,吃饭是出于责任,因为医生嘱咐他们需要增加营养来保持体力。接下来是美食家,充满期待地开始,最终却发现没有一道菜能达到预期。再就是老饕,他们贪婪地扑向食物,大快朵颐,渐渐脑满肠肥。最后,有些人是这样的,他们食欲健康,喜爱食物,吃饱即止。生活的盛宴中,他们也用同样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奉上的美好事物。幸福的人相当于这最后一类食客。兴致之于生活便如饥饿之于食物。把吃饭当差事的人相当于拜伦式不幸的牺牲品。尽责任吃饭的病弱之人相当于禁欲者,饕餮之徒相当于纵欲者。美食家相当于挑剔苛刻的人,由他们评判的话,生活中一半的乐趣都不尽如人意。相当奇怪的是,除了饕餮之徒,可能其他类别的人都歧视胃口健康的人,而认为自己高他们一等。对这些人来说,因为饥饿去享用食物,以及因为多姿多彩的景象和奇妙的体验而去享受生活,都是庸俗的。他们从幻灭的高度俯视着在他们看来灵魂空虚的人。我不敢苟同。类似的醒悟都是某种病症,某些情况下,这种问题的确无法避免,但病症出现时仍应尽快治疗,而不是自视拥有了更高级的智慧。设想一个人喜欢草莓而另一个人不喜欢,后者在哪一点上胜过前者呢?没有任何抽象或客观的证据能够证明草莓好或是不好。对于喜欢的人来说,它是好的;对于不喜欢的人来说,它就是不好的。但是,喜欢的人因此具有了他人所没有的一份乐趣,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生活多了一份快乐,他也能更好地适应两类人俱在其中的这个社会。这种小道理同样也体现在大事情上。喜欢看足球的人,乐趣自然多于无此爱好的人。喜欢读书的人乐趣更是远多于不爱读书的人,因为阅读的机会远多于看球的机会。一个人的兴趣越多,乐趣便越多,受制于命运的情况就越少,因为他若失去一样,还可以找到另一样替代。生命短暂,兴趣有限,但还是以兴趣多到能充实我们的生活为好。我们都容易有内向的毛病,尽管绚丽多彩的世界就在眼前,我们却惘然不顾,只盯着自己内心的空虚。切莫以为内向者的不幸里有何辉煌之处。

曾经有两台火腿肠生产机,结构精良,能把猪肉变成最美味的火腿肠。其中一台始终对猪肉饶有兴致,做出了无数火腿肠;而另一台说:“猪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自身比任何猪都要有趣奇妙得多。”它放下工作,开始研究自己的内部结构。在失去了自己的自然养分之后,它的内部也停止了运作,而它研究得越多,越是感到自己的空虚和愚蠢。所有能够生产美味的机器都依然如故,它却沮丧地思索自己还能做些什么。第二台火腿肠机器就像是失去了兴致的人,而第一台则是兴致盎然的人。头脑是一部奇异的机器,它能以最惊人的方式组合供给给它的原料,但是离开外部世界的材料,它便无能为力了,而且它不像火腿肠生产机,它必须自己抓取外部材料,因为只有当我们对事件产生了兴趣,事件才会变成我们的经历:如果它们吸引不了我们,我们也就无法从它们那里获得什么。因此,注意力向内的人往往感觉没什么值得关注的,而注意力向外的人偶尔内省时常会发现,无比丰富多彩的各种成分都已被分析并重组成了美妙的或具有启发性的形式。

兴致的表现形式不胜枚举。也许你还记得,夏洛克·福尔摩斯碰巧捡到丢在街上的一顶帽子。端详片刻之后,他推断这顶帽子的主人因为酗酒而落魄,妻子也不像从前那样在意他了。对偶遇之事都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兴趣,这种人的生活决不会无聊。不妨想象一番乡间散步时可能见到的各种景象。有人对鸟类感兴趣,有人喜爱植物,有人留意地质,还有人关心农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你有兴趣,其实任何事都是有意思的,每一种东西都可能引起你的兴趣,因此,无论喜欢什么都比什么都不喜欢能让人活得更好。

另一种极大的不同,表现为不同的人对待其同类的态度。在一趟长途火车旅行中,有人完全没有注意到任何一位旅伴,另一个人却对所有人进行了总结,分析他们的性格,根据他们的情况精准推断,甚至可能洞悉了其中几个人的隐秘往事。人各不同,人们对别人的感觉各不相同,正如他们对别人的猜测各不相同。有些人觉得几乎所有人都挺乏味,另一些人则很容易对遇到的人产生好感,除非存在特别原因让他们有其他感觉。再拿像旅行这样的事来说:有些人到很多国家,总是住最好的酒店,吃着跟家里一样的饭菜,会见那些在家里也一样会见的富贵闲人,谈论那些在自己的饭桌上也一样谈论的话题。回来之后的唯一感受是,终于结束了一场昂贵而无聊的旅行。另一些人则是,无论到哪儿都只看它的特色,结识当地的典型人物,留意考察历史或社会趣闻,品尝当地食物,领略地方习俗和语言,回家时装满了新鲜愉快的记忆留给冬天的夜晚。

在这些各自不同的情形中,对生活充满兴致的人总比无动于衷的人更占优势。对于前者,甚至不愉快的经历都有用处。虽然不能虚言当时有多么愉快,但我很乐意去接近中国普通百姓和西西里岛村民(Sicilian)。探险者对船难、叛乱、地震、火灾以及一切不愉快的经历都有兴趣,只要不危及身体健康。比如他们在地震时会自语,“地震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会因为这个新的知识增加了他对世界的了解而快乐。不能说这种人就完全不受命运掌控,虽然并非绝对,但如果失去健康他们也很可能同时失去对生活的兴致。我认识一些经年忍受折磨而后去世的人,他们的兴致几乎一直保持到生命最后。有些疾病会破坏兴致,也有些对兴致无损。我不知道生物化学家目前是否能区分出这两者。当生物化学取得长足进步时,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服用药片来维持我们对生活的兴致,但在此之前,我们还只能依靠对生活的合理观察来判断,究竟何种原因造就了某些人对任何事都兴致盎然,而另一些人则毫无生趣。

有些兴致是寻常的,有些是特殊的,实际上有可能是非常特殊的。读过博罗的著作的人可能还记得《罗曼·罗依》(Romany Rye)中的一个人物。他失去了挚爱的妻子,生活一度极其空虚。但他对茶壶和茶罐上的中文说明产生了兴趣,借助法汉语法,通过学习法语,他慢慢破译中文,由此对生活有了新的兴趣,而他掌握中文知识全无其他任何目的。我知道有人全力以赴地搜集诺斯替教派(Gnostic)的异端邪说,还有人的主要兴趣是整理霍布斯的手稿和早期版本。我们很难预见一个人会对什么事产生兴趣,但大多数人都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强烈兴趣,而这种兴趣一经产生便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生活的烦闷。不过,作为一种幸福源泉,相较于寻常的生活趣味,过分特殊的兴趣首先很难充实一个人的全部时间,其次还存在这样的风险:他可能会穷尽这个成为嗜好的特别兴趣的所有知识,而这会让他兴味索然。

大家会记得,在生活之宴的各类宾客中包括我们不敢恭维的老饕。或许有读者认为,我们一直赞赏的兴致勃勃之人与饕餮之徒并无确切分别。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明确区分这两种人。

众所周知,古人视节制为基本美德之一。在浪漫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很多人抛弃了这个观点,转而欣赏征服性的**,哪怕是拜伦式英雄身上的那种破坏性的、反社会的**。但是,显然古人是对的,健康的生活一定会强调不同活动之间的平衡,一定不能在做与不做之间走极端。贪吃的人仅顾口福而牺牲了其他所有快乐,这样做最终是减少了人生的快乐总量。而除了食欲,其他很多欲望也可能会过度。约瑟芬皇后对服装的要求便毫无节制。起初,拿破仑虽然不断抱怨但还是为她买单。后来,他告诫她必须学会节制,将来他只会为她支付合理的账单。当再次拿到裁缝的账单时,虽有片刻不知所措,但她随即有了主意。她找到作战部长要求在军备款中支付自己的账单。作战部长清楚她能够决定自己的仕途,于是照办,结果是法国丢掉了热那亚(Genoa)。尽管我不能保证这是事实,但至少有些书上是这样写的。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无论它是事实还是有所夸张,其效果是一样的,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机会放纵自己欲望的女人会被对服装的贪恋带到何方。酒瘾者和色情狂也是同类问题中的典型。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我们所有的个性化的趣味和欲望必须要适应生活的整体框架。只有当它们与健康,与我们所爱的人的情感,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协调一致时,它们才能成为幸福之源。有些嗜好即便纵情也不致越界,但有些却不然。比方一个人爱棋,如果他是个自食其力的单身汉,全然无须克制,但如果他有妻儿且不能自立,便要严加约束了。而对于酗酒和暴食之徒来说,即便没有社会羁绊,从利己角度来讲也不明智,这种放纵会影响健康,是用长远的痛苦换取眼下的快感。某些需求构成了一个框架,任何单独的**都必须依存于这个框架,否则它们就可能变成痛苦之源。这些需求是:健康,保存健全的机能,维持基本生存的收入,担负基本的社会责任,比如对妻子儿女的责任。如果因为爱棋而牺牲这些需求,其危害本质上类同于酗酒。而我们没有严厉指责这种爱好的唯一原因是这种人比较少见,而且只有具备特殊天赋的人才会如此沉溺于这种高智力游戏。希腊关于节制的训诫就提到了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个酷爱下棋的人,白天工作期间期待着晚上能去下棋是幸运的,而放弃了工作只知下棋则是失去了节制的美德。有记载说,年轻时的托尔斯泰有一段时间很沉沦,他因作战英勇而获得十字勋章,但到了为他颁奖的时候,他却沉迷于一局棋而决定放弃领奖。这事放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难以置评,因为对他而言,得不得这个勋章无足轻重,但若出自一个无名之辈便是愚蠢之举。

上述论点有其局限性,需要补充的是,有些行为会被认为极其高尚,而为之牺牲其他一切都会被看作是合理的。为国捐躯而留下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的人不会被指责。专注实验、期待重大科学发现或发明而致家境贫困的人不会被指责,只要他的努力能够换来最后的成功。不过,如果一直不能达到期望的成功,舆论还是会指责他是个狂人,这似乎并不合理,因为谁都无法在类似的活动中预先确保成功。在基督纪元的第一个千年里,抛妻别子的隐修会被赞颂,而时至今日,人们主张隐修者也应该为家庭生计做些考虑。

我认为,饕餮之徒与美食爱好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些深层的心理差异。那些放纵于一种渴求而放弃其他所有需要的人心中往往深藏某些困扰,他在试图逃避一个幽灵。酗酒者的情况十分典型:他们为了遗忘而把自己灌醉。如果他们的生活中没有那种幽灵,他们就不会感到醉酒比清醒更好过。正如传说中的中国人所言:“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典型地代表了一切过度的、片面的**。它寻求的不是事物本身的乐趣,而是遗忘。然而,是以浑浑噩噩的方式,还是通过自觉的主观努力来遗忘,两者间有天壤之别。博罗的那个朋友通过自学中文来承受丧妻之痛,这是寻求遗忘,但他通过全然无害的活动来寻求,相反,这种寻求发展了他的智识。我们找不到理由来反对这种逃避。但通过酗酒、赌博以及其他无益的刺激活动来寻求遗忘就是另一回事了。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情形。厌倦平凡生活而在飞机或山巅上疯狂冒险的人该如何评价?如果他的冒险是为任何公共利益,我们敬佩他,但如果不是,我们只能说他比赌徒和醉鬼稍强一点儿。

除了那些意在寻求遗忘的,真正的兴致都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除非它已经被残酷的环境破坏了。年幼的孩子对看到、听到的所有事物都有兴致,对他们来说世界充满惊喜,他们永远热切地追寻着知识,当然不是学究式的知识,而是在熟悉了解吸引着他们的东西的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动物甚至在成年之后还保持着这种兴致,只要它们是健康的。猫进了陌生房间不会直接坐下,它一定闻遍每一个角落,看看会不会碰巧闻到一只老鼠留下的味道。一个人但凡未曾受过致命挫折便会存有对外部世界的天然兴趣,而只要这种兴趣依然存在,他便能发现生活的快乐,除非他的自由受到了过度限制。文明社会的兴致缺失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自由受到限制,而这种限制又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所需的。野蛮人饿了会去打猎,他的行为直接服从于冲动。每天早晨按时去上班的人实际上基于同样的冲动,即保障生活的需要,但在这种情形中,冲动并不是直接产生作用,冲动与行动的发生时间也未必一致:冲动经由抽象概念、信念和意志间接地产生作用。出发去上班的人当时并不感到饥饿,他刚刚吃完早餐。他只是明白饥饿会在某个时候来临,而现在去上班是为了避免未来的饥饿。冲动是无规律的,而习惯,在文明社会里是规律的。野蛮人即便进行集体行动,一直以来也都是自发性、冲动性的。部落开战时,战鼓燃起斗志,群体**鼓舞每一个人投入必需的行动。现代企业却无法用这种方式去运作。当一列火车需要准点发车时,我们不可能用野蛮人的音乐去激励列车员、火车司机、信号员。他们必须各司其职,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作用是间接的:他们没有采取这个行动的冲动,只有获得这样行动后的报酬的冲动。大量的社会活动存在着类似问题。人们相互交往,情非所愿,而是希望合作最终会带来利益。自由受限使文明人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藩篱中:高兴时他不能上街载歌载舞,悲伤时他不能坐在人行道旁哭泣,担心那会妨碍别人通行。年少时他的自由被学校限制,长大后他的自由被工作限制。所有这些都在消磨兴致,不断的限制导致了疲惫和厌倦。然而,文明社会又不能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自发性冲动进行控制,因为这种自发性冲动只能产生最简单的社会合作,而无法产生现代经济组织所要求的高度复杂的合作。一个人要想克服困难保存兴致,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充沛的精力,或者幸运的话,从事一份本身便有趣的工作。统计显示,最近一百年来,所有文明国家公民的健康水平都得到了稳步提升,但精力水平是很难测量的,而我怀疑,在身体健康的同时,人的身体活力是否还跟以前一样旺盛。这很大程度上是个社会问题,因此我在这里就不讨论了。不过这个问题也包括个人的和心理的方面,我们在论述疲劳的时候曾经谈到。尽管生活设置了重重障碍,但有些人还是保存着兴致,如果不是内在心理冲突消耗掉大量精力,能够做到这点的人会更多。保存兴致需要在完成必要工作之外有剩余精力,而精力来自心理机制的协调工作。如何促进这种协调工作,我将在后面几章做更多讨论。

在女人这里,由于“得体”(respectability)观念的误导,兴致被极大地压抑了,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女人对男人产生明显的兴趣,或在公众面前表现活跃,都会被视为不得体。女人学着不在意男人的同时,也往往学会了对所有事漠不关心,或者至多只关心如何举止得当。灌输一种消极、退缩的生活态度无异于灌输对兴致的排斥,鼓励自我关注,而这正是高度“得体”的女人的特征,尤其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她们不喜欢一般男人喜欢的运动,对政治毫无兴趣,对男人古板冷漠,对女人暗含敌意,因为她们断定其他女人都不如自己规矩。她们为自己离群索居而自豪,换句话说,对自己的同类毫无兴趣在她们看来是一种美德。当然,她们不该为此受到指责,她们不过是接受了千百年来盛行的女德训诫。她们做了压迫制度的受害者,令人同情的是,她们却没有察觉到这个制度的不公正。她们将一切偏狭当作善,却把所有宽宏看成恶。她们在自己的社交圈里千方百计荼毒快乐,在政治上拥护严刑峻法。幸好这类人在日渐减少,但还是远多于生活在自由氛围中的人们的想象。如果有谁怀疑这个结论,我建议他去出租屋地带找间房子,留意一下他遇见的女房东。他会发现她们是本着女德观念生活着的,其精髓部分是对生活中的所有兴致的败坏,而她们的大脑和心灵也会因此僵化和萎缩。合理的男德和女德之间并无差别,至少绝无传统教育所说的那种差别。兴致是幸福和健康的密钥,对男人如此,对女人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