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父亲的房间一看,发现医生也在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的。说是为了让病人轻松一点,正准备给父亲灌肠。护士累了一夜,正在别的房间里休息。做不惯这些事儿的哥哥,站在那儿手忙脚乱的,却又不知所措。见我来了,说了句“你来搭把手吧”,就自顾自坐了下来。于是我就代替哥哥,在父亲的屁股底下垫好了油纸。
灌肠过后,看样子父亲果然舒缓了一些。在父亲的枕边坐了三十来分钟,确认了灌肠的结果之后,医生说了声“我还会来的”就回去了。临走时,医生还特意关照说,倘若有什么情况,可再叫他过来。
我从随时都会发生变故的病人房间里退出来,又想去读先生的来信。可是,我根本无法让自己放宽心,平静下来。在桌前才一坐下,就总觉得哥哥马上又要大声地叫我。并且下一次叫我,就一定是最后了。一想到这儿,我的双手竟也因这内心惶恐而颤抖了起来。我下意识地翻动着先生的来信,眼睛也确实看着那些嵌在整齐方格中的笔画。可是,我竟然无心阅读,连跳着读的心思也没有,仅仅是按照前后顺序一页页地翻过去,一直翻到最后一页而已。然而,当我正要将其照原样折叠后放到桌上时,靠近结尾处的一行字跳进了我的眼帘。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估计我已不在人世了,应该早就命赴黄泉了吧。
“啊!”——我陡然一惊,感到自己那颗老是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冻住了。我又一页一页地倒翻回去,以大致每页一句的比例倒读上去。我的目光急速掠过那些跳动闪烁的文字,因为仓促之间我只想知道那些我必须知道的内容。而我此刻所关心的,仅仅是先生是否安好而已。至于先生的过去,曾经答应过要告诉我的那灰暗的过去,反倒是全然无用的。我一边倒翻着信纸,一边急不可耐地将这封不肯轻易提供有用信息的长信折叠了起来。
我又到父亲的房门口去看了看。病人的枕边出乎意料地安静。内心凄惶、满脸倦容的母亲,无精打采地木然坐着。我朝她招招手,问了声:“情况怎样?”母亲回答说:“现在好像安稳些了。”我又来到父亲跟前,问他:
“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吗?”
父亲点点头,并清清楚楚地说了声:“谢谢!”
想不到父亲的神志一点也不迷糊。
我又退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对照着时钟,我查阅了火车时刻表。随后,我猛地站起身来,重新系好了腰带,并将先生的来信扔进袖袋里。我从后门来到外边,径直跑到医生家里。我要跟医生问清楚,父亲能否再支撑两三天。并要拜托医生不管是采用注射还是别的什么手段,务必让父亲挺过去。不巧的是,医生不在家。我没时间坐等他回家,心乱如麻,一刻也安静不下来。我立刻叫了一辆人力车,直奔火车站而去。
我将纸片按在火车站的墙壁上,用铅笔给母亲和哥哥写了个便条。尽管只是寥寥数语,可我觉得总比什么也不说就跑掉要好。我拜托车夫将便条送回我家,自己则义无反顾地跳上开往东京的火车。在隆隆作响的三等车车厢里,我又掏出袖袋的那封信,终于从头至尾通读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