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介绍才知道，杜旭元和我同岁，都是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70年代中后期上中学的人。但那个时候物质与精神生活都十分贫困，如果一个爱看书的孩子能拥有一本小说，那如同持有一笔难以估价的财富。从杜旭元文集的《序言》和《后记》中了解到，为了能买到一套心仪已久的《红楼梦》，他不停地徒步到县城书店打探消息，并且为了凑够买书的钱，他还一连数天到山中挖药材，而最后还不得不依赖亲戚的帮衬，才终于如愿以偿。这个今天看来十分令人心酸的故事，太容易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了，因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故事，也曾发生在那时的我身上，我也是靠挖药材卖钱买文学书籍，靠在文化馆工作的表兄刘文君的赞助，和杜旭元在同一个时期，买到了一本《现代汉语小词典》。这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工具书，比现在通行的《现代汉语词典》减少了一部分生僻的词条，但它不仅让我成为当时班上唯一拥有词典（区别于普通的《新华字典》）的学生，而且还伴我一直到四年大学结束，甚至毕业后到师范教书时还在使用。我想，也许正是由于这本词典的作用，使杜旭元一开始就注意运用规范的语言写作，全然没有一般农民作者文章中常有的文字毛病。
所有在日后成为一名写作者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是从最初痴迷阅读开始的，或者说痴迷阅读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往往是让自己成为一名同样痴迷的写作者。杜旭元读完《红楼梦》，便尝试着写起小说来，甚至很快就写出了洋洋10余万字的武侠小说，之后仓促而又忐忑地投往邻省的《延河》杂志。而几乎和杜旭元同时沉入文学梦的我，则坐在泾川一中的一间教室里，由于担心被老师和同学取笑，于偷偷摸摸之中写出一篇3000字的小说，最后投往被众多写作者至今视为“名人文学”的《人民文学》。不同的是，杜旭元的稿件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对他的打击可能不小，让他后来几乎懒得再去投稿；而我一个多月后接到了退稿，但沮丧之余，让我十分惊讶的是，退稿中附了一页编辑亲笔写成的信，对我进行了表扬和鼓励。至今记得编辑在信的末尾特意叮嘱道：“搞课余创作，可不能不学其他文化课喽！”这个叮嘱对我起到了很大的劝诫作用，因而我始终没有忽视对基础课程的学习，终于在1981年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而正好因喜爱文学而偏废了基础课的杜旭元，却没有我那样幸运，高中毕业后无奈地回到了农村。诸位明鉴，我在评论杜旭元的文章时，这样不厌其烦地提到自己，并非自鸣得意和自我标榜，而是想说明，杜旭元由于没有迈过高考这道坎，或者说没有拿到进入主流社会的通行证，结果让他后来的文学之路，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和艰辛。他悄无声息地生活在崇信县一个无人知晓的小山村，远离闹哄哄的所谓文坛，身边也缺少可以相互勉励的文友，虽然在忙于生计的空隙中仍然坚持写作，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向报刊投稿，也不懂得发表作品的极其重要性。
写到此处，我禁不住要赞扬在“发掘”杜旭元时起过重要作用的两个人：一个是时任平凉市作协主席马宇龙，此君不仅是平凉文学届的年轻才俊，而且也是一位资历不浅的行政领导，更有一番令人为之感动的古道热肠。他在崇信县当文化局长时，惺惺相惜，爱才如渴，为了让在建筑工队谋生的杜旭元，能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来源和写作环境，曾四处奔走，上下张罗，终于帮其办起了一个小书店。另一个是时任平凉市文联主席李世恩，为了不让这位富有才气的农民作者被岁月尘封，他反复地鼓励杜旭元坚持创作，并且在他主编的《崆峒》杂志上隆重推出其作品，无非是想让杜旭元及其作品被更多的读者所熟知，获得他本应该获得的影响、荣誉和地位。的确，尽管早在2011年他就出版文集了，而且因参加《小说选刊》举办的笔会、作品获得一等奖而名震全场、惊艳四座，受到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时任《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先生等名家的重视和厚爱，也受到一大群与会者的追捧和崇拜，但杜旭元仍然没有能真正登上文坛，更没有让自己乘机借势而火起来。在文坛登龙术大行其道的今天，长期蛰伏在文坛之外、不谙个中行情的杜旭元，对于如何适应形势、进行市场运作、扩大作品影响十分木讷，因而太需要文友们的帮助、需要文坛大家们的提携了，任何一丝有利于改变他目前现状的好意，对于他都是一种难得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