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广东境内彻底镇压太平军以后,春回日暖。左宗棠班师返回福州,湖南巡抚李翰章则开始筹划援助贵州。清廷命令鲍超所部仍然入关,席宝田所部援助贵州。湘军将领们本该做官上任,多数人却请求回乡,壮丁则回家种田。

恰在此时,九大白和包大度等人领导的贵州苗民起义军,派兵深入湖南西部的镇筸、麻阳、沅州、辰州、靖州和晃州。贵州东部石阡和荆竹园的起义军势力强盛,湖南沅州的防务万分告急。

湖南的湘军兵力已经增加到二万人,分三路出兵贵州东部。

李翰章令兆琛与周洪印出任大将,领兵前往靖州,防备苗民起义军。另外起用李元度招募新军,前往沅州。宁乡人王永章率领两千人随李元度前往。

兆琛和周洪印对湖南与贵州边界的情况最为熟悉。自从贵州发生起义,他们统领军队已近二十年。兆琛从知县一直升任湖南按察使,周洪印从千总升任总兵,过于关心私事,作战功效越来越差。

清廷决定平定贵州的战乱,挑选懂军事的官员出任监司,将兆琛提拔为贵州布政使,任命席宝田为贵州按察使,责成江西巡抚刘坤一每月为席宝田提供四万两银子的军饷。

席宝田已卸甲归乡,部队未能集结。兆琛一直负责针对贵州的防卫,竟无功效,沅州和靖州照样遭到起义军的攻击。

戈鉴的部队疲于奔命,四援沅州,三援铜仁。在晃州解围后,戈鉴升任道员,加授按察使官衔。

李元度吸取以前的教训,锐意攻取。他领兵抵达沅州,进入贵州,听说在石阡和荆竹园一带,刘义顺与胡二黑的号军势力强盛,便亲自率领周洪印和他的部队发起攻击。号军顽强固守,湘军无可奈何,空有一腔勇气,无法施为。

湘军在贵州东部的战法,都是步步逼近起义军的根据地和关卡。起义军各自为战。湘军大部队到来,他们便全部撤走。湘军兵力少,则不敢推进,精兵无法发挥威力,一旦疲惫了,就会遭到起义军袭击。

起义军经常乘着雨天夜袭。湘军的军士们有的刚刚躺下就丢了脑袋。在树林和竹丛中行军,往往有人被偷袭者打伤或击毙。两军交战时,湘军未尝没有打胜仗,但荆竹园久攻不下,起义军照旧往来。边界县份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不可胜数。

那些以前失职的湘军将领,便传播流言,说兆琛等人并无过错,李元度来了也不过如此。湖南每月提供十多万两银子的军饷,简直是劳民伤财。

李元度又接到报告,回民起义军攻占贵州西南角上的兴宁,向东北方向推进,袭击永宁、镇宁和普安厅,并驻扎下来。

刘岳昭所部驻扎在贵州西部,于3月份攻克了贵州北部的绥阳。起义军首领吴元彪过去是团练军官,刘岳昭令他率领一千二百人投降,攻克同心寨。然后攻破黔仁号军,解了遵义之围。

清廷任命刘岳昭为云南巡抚,率领所部湘军转战前往云南。

四川和陕西境内的起义军已被镇压,但还是和以前一样养着军队。从四川出境的部队,有二万六千人,留下驻防的一万七千五百人,驻扎省城的二千五百人。胡中和仍然统领五千兵力,唐友耕统领三千五百人。陕西湘军有七千人。这些部队都靠四川供养,诚如曾国藩所说,四川的财源开始枯竭。

刘岳昭的任务是首先镇压贵州的起义军,与湖南的援军上下夹击。刘岳昭上奏说,贵州的造反者数量众多,飘忽无定。这次从西部的大定出兵,平定一处,就必须拔营前进,不能留兵代守。如果州县官员不得力,湘军一走,造反的部队就到来,劳而无益。应该由贵州巡抚挑选有能力的官员筹划善后。

清廷同意他的意见。

至此为止,贵州西部的郡县都被起义军占领,苗寨根据地连接成片,广延一千多里,湘军无法穿透。省城贵阳被起义军团团包围,孤立无援,清廷巡抚的号令,只能在城内传递。刘岳昭提出先攻贵阳西北部的仁怀和黔西,保卫贵阳以西的清镇,以打通与贵阳的交通。他说,省城重地,文报不通,就好像一个人要治病,咽喉却吞不下药,心腹不能运气。这种状况,要治疗四肢麻痹,就是良医也措手无策。清廷认为他说中了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