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西部的苗民起义军在2月份攻占了开州和修文,距离贵阳不到百里,令清廷官府大为震惊,连忙戒严备战。

贵州巡抚张亮基对湘军的实力有过切身的体会,便把贵州东部的战事,全部委托给湖南,他自己全力对付贵州西部的起义军。

湖南派往贵州的援军,于3月份攻占了贵州东南部的古州,接着向西推进八十里,攻打都江。台拱和清江的苗民起义军,扎营在深山老林,营垒十分坚固,湘军不敢铤而走险,便绕道深入,苗民起义军认为湘军无能。

湘军深入山林后,起义军便来敲打湘军壁垒的营门,喊道:“我们要去攻打你们湖南了!”他们真的进入湖南袭击,战罢归来,又来叩击营门,说道:“多有打扰你们湖南了!”

湘军对贵州的增援,于是显得有些可笑。这与江苏人恽世临的偏执和任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此人登上高位之后,不用高人做幕僚,一心依靠赵焕联筹划军事,派往贵州的湘军将领,都是他的死党,却并非有胆识的书生。苗民起义军若有足够的实力,完全可以在湖南大有作为。湘军对贵州的增援,一直没有派出得力的人选,因此无法取得在江西和广西那样的战绩,只是长期地劳力费财。

左宗棠在4月7日进入浙江省城,发布命令,禁止抢掠,妇女财物各随其主,如果有人敢说是从太平军中取来,就要治罪。禁止军士进入民居,号召招商开市。

左宗棠擅长管理文书账目,所有州县官员都很尽心。

左宗棠上奏清廷,请求停止收取杭州的关税,设立清赋局,把杭州、嘉兴与湖州的税收减少到三分之一。布政使蒋益澧也不看重财富,而是重视人才。杭州善后事宜,一时获得广泛的好评。

杭州在繁盛时期城内外居民人口八十一万,湘军进占杭州时,人口只剩下七八万。左宗棠和蒋益澧同心一致,希望杭州能够尽快恢复昔日的繁荣。

左宗棠同时派亲兵出动,由杨昌濬统领,从杭州北上,攻打德清以西的武康,又派高连升所部北上攻打德清,派蔡元吉率部攻打德清东北方的石门。

曾国藩采纳了谋士们的提议,已经把鲍超的部队派到天京以东作战。鲍超于4月7日率领所部攻克句容。

4月9日,鲍超所部进攻金坛,冯子材飞马传书,请求先攻丹阳。

同一天,杨昌濬的部队逼近武康,守城的太平军投降。

4月10日,高连升的部队攻克德清。邓光明献出石门投降。其余太平军部队西奔孝丰,军心涣散。

邓光明是湖南人,县籍无从考察。他投降时大约三十四岁,改名为邓光荣,率领光字营,此后随湘军作战,坚决与太平军为敌。

陈炳文从杭州逃出后,提出防守湖州,佑王李远继则打算从安吉奔赴宁国,两人意见相持不下。

高连升派出的探子侦察到太平军内部的意见分歧,回来报告,高连升趁乱出兵攻击,在湖州境内打败太平军。

太平军乱了阵脚,折向西南方,绕过千秋关和太阳埠,向昌化撤退。

左宗棠见太平军向西进军,命令刘清亮率部防守严州。又担心太平军南下,令唐学发等部从水陆两路巡守桐庐一带。其余各路部队,都向湖州进军。

陈炳文和汪海洋见湘军逼近湖州,为了牵调湘军南下,兵分两路,向徽州进军,于是昱岭之内,又现太平军踪迹。

太平军的前锋已经从龙游取道婺源进入江西,后续部队络绎不绝。这些部队离开浙江以后,浙江全境除了黄文金、李远继和杨辅清继续坚守湖州,其余各地已无太平军。

蒋益澧率领各路湘军攻打湖州,高连升、王月亮和蔡元吉等部从德清进驻湖州西南,刘树元与何培章率部从石门进驻湖州东南,刘连升和罗启勇率领水师战船攻打湖州东南方的菱湖。

4月20日,鲍超撤掉对金坛的包围,在茅山设下埋伏,等待太平军出城追赶。太平军果然中计,追杀出来,中了埋伏,回身逃走。鲍超追逐五十里,太平军没有入城,城内的太平军反而逃了出来。

4月21日,鲍超的部队攻克金坛。唐仁廉以提督记名。

与此同时,李鸿章督率湘淮军围攻常州。这时城西的太平军军营仍然连接长达二十里,环列运河的左右两岸。李鸿章给各部分派任务,令刘铭传部攻破西北方的六座壁垒,令郭松林部和杨鼎勋部攻破陈渡桥的八座壁垒,令张树声部、周盛波部和郑国魁部攻破河干的二十多座壁垒。

各部得到命令后,奋力攻击,全部达到了预定作战目标。于是常州以西的通道,已完全被湘淮军控制。

4月27日,罗荣光的开花炮营发射炸炮,摧毁几十丈城墙,陈坤书派洋枪队堵住缺口射击,湘淮军发起冲锋,双方伤亡惨重,城防却没有崩溃。

这时,冯子材与富阿明率部从镇江攻击丹阳,太平军的壁垒多数投降。常州失去了西北方和西南方的两个屏障,更加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