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提到,郭嵩焘在2月份作为清廷使者抵达英国,觐见维多利亚女王,并递交国书。这是中国皇帝有史以来首次以平等的身份与异国君王相互称呼。

中国公使一干人的到来,在伦敦上流社会掀起一阵中国热,连普通市民也好奇不已,频频围观,品头论足。

有一天,中国使馆的几名仆从上街购物,他们的装束引起了伦敦市民的好奇,一名醉汉竟用手杖敲击他们的脑袋,随即被路见不平者扭送到警局。英国法庭打算以伤害罪对醉汉判处劳役。郭嵩焘特意致信英国首相,请求豁免这位醉汉。

此事见诸报端,伦敦市民对中国人肃然起敬。日后郭嵩焘这些人上街常获礼遇,路人甚至对他们欢呼致意。

春天,郭嵩焘将他从上海到伦敦途中五十天的日记抄寄清廷总理衙门,并以《使西纪程》为书名刊行。书中记载了他途经十几国所看到的风土民情和宗教信仰,谈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苏伊士运河上有巨大的挖河机器,以及重视商业如何使西方国家得以富强。

在这本记事中,郭嵩焘提到外国已不同于从前,英国人也有两千年的文明。郭嵩焘还称赞了西洋的政教修明,说中国应该采用他们的治国之道。

郭嵩焘颇为关注英国君民共同主持国政的情形。4月13日,他去英国下议院旁听会议,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君王把国政向臣民公布,不把国政当作私事,并且以为这比中国传统上仰仗君德的做法更有保障。

在研究了英国从君权过渡到民权的历史后,他认为议会能够维持国是,市长治民顺从民愿,肯定了英国的议会和市政厅自选的进步性,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适得其反,从而否定了绵亘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这种说法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惊世骇俗。

郭嵩焘还注意到教育在建设现代文明中的关键作用。他参观了英国的各类学校,认为英国的学校教育都是从实用出发,不做表面文章。而中国招收虚浮而不扎实的学生,学习没有实际意义的诗文,败坏毁灭了天下的人才。他在写给沈葆桢的信中力陈教育的重要性,说人才国势,关系本原,没有比教育更急迫更重要的事情。他认为中国应该先在通商口岸开设学馆,进行征实致用的教育。

郭嵩焘于4月19日在南堪兴坦博物馆迁馆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上,看到了贝尔的电话和爱迪生的留声机。他在日记中记录了爱迪生为大家演示留声机的情景。

郭嵩焘看了爱迪生的演试之后,向这位发明家提问。爱迪生作了一番解释,然后说:“传言纳之筒中,推使其针紧逼轮孔,而后发机转动,则所传之言皆自罩中一一传出。”

郭嵩焘发现,用国际法和洋人打交道,居然能屡屡得胜。他开始悉心研究,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发给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以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所参本。

郭嵩焘在伦敦还一度被推为国际法改进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