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为一半人类的代表，常被称为矛盾的典范，因为女性内心的直觉超出了男性“算术思维”的理解力。中文中意为“神秘”或“不可知”的“妙”字，就由意为“年青”的“少”字和“女”字组成，这正表明女性身体的魅力和思绪的细密不是男性粗率之心所能解释清楚的。
然而在武士道的理想女性身上却缺乏神秘，只有表面上的矛盾。我说过这一理想女性有如亚马逊妇女般骁勇，不过我只说对一半。象形文字中，表示妻子的“妇”字，意为手持扫帚的女人（当然不是挥舞扫帚攻击或防御其配偶，也不是为了施展巫术，而是将扫帚用于发明之初的无害用途）。如此看来，妇女的含义，也就和英文中从“纺织者”（weaver）发源的“妻子”（wife）一词，以及德文中从“挤奶者”（duhitar）发源的“女儿”（daughter）一词一样温馨而家常了。武士道中的理想女性虽没有像德国皇帝所说的那样，活动范围局限于厨房（Küche）、教堂（Kirche）和孩子（Kinder），实际上也以居家为主。乍一看，居家似乎与勇敢的个性相悖，但在下文中我们会看到，在武士道看来二者并非不可调和 。
武士道本来是主要针对男性的教导，因而它所注重的妇德绝非女性化的美德。温克尔曼[58]说：“希腊艺术中的极致美感与其说是女性的，毋宁说是男性的。”莱基对此进行补充，说这一希腊艺术的特点也同样适用于描述希腊人的道德观。同样，武士道最为赞赏的女子能够“从女性的脆弱中解放自己，而展现出足以媲美最勇**子的刚毅”[59]。因此，女孩自幼接受抑制感情、强化神经的训练并使用武器（尤其是名为薙刀的长柄刀），以在遭遇不测时保护自己。不过，练习武艺的主要目的并非着眼于战场，而是出于保护自身和家庭的需要。女子并没有自己的主君，而是为保护自己的身体。她们热忱地用武器捍卫自己的贞洁，有如丈夫忠诚地捍卫主君，而她们所接受的军事训练在家庭中主要用于孩子的教育。
剑术及类似武艺尽管很少被付诸实践，但对习惯久坐的女子能起到平衡作用而有益健康。练习这些武艺并非只是出于健康目的，在实际需要时也能派上用场。女孩子收到短刀（怀剑）作为成年礼物，用来刺向攻击者的胸膛，或在必要时刺进自己的胸膛。后者实际上经常发生，但我不想就此严厉谴责她们。尽管基督徒于良心上厌恶自杀，却也因为佩拉基娅[60]和多明尼娜这两个自杀的少女的纯洁和虔诚，将她们编入圣典并列为圣徒。当与维吉尼亚[61]遭遇类似的日本女性看到自己的贞操不保，不等父亲的匕首，早已将自己的武器放在怀里。对日本女性而言，不知如何自杀是一种耻辱。一位女子虽从未学过解剖学，却必须清楚哪里是割喉的正确部位，在哪里用带子缚好自己的膝盖以免死时肢体姿态走样——不管死时的痛苦有多么剧烈。这难道不应与基督徒珀佩图亚或者贞女科妮莉亚[62]相媲美吗？若不是因为一个常见的误解，我也不至于如此唐突地质问——一些人根据日本人男女老幼共泡一缸的洗澡习惯及其他一些琐屑小事，说我们不知贞操观念。[63]事实恰恰相反，对女武士来说，贞操是最重要的德行，比生命还重。一个妙龄少女被敌人俘虏，发觉自己即将面临粗暴军人的凌辱，便请求允许自己给因战争而失散的姐妹们写几行字后，再任他们为所欲为。她写完信后便走向最近的水井，为保住名誉而溺水身亡。信的开头是这样几句诗：
前路层云暗，不愿历此番。
高山悬新月，速与幽冥还。
我不想给读者一种错误的印象，即唯有男子气概才是我国女性的最高理想，因为实际上远非如此：她们不仅要具备艺术和优雅生活的才能，还不能忽视音乐、舞蹈和文学。我国文学中一些最优美的诗句就表达了女性的绵密心思，女性在日本的文学史上也起到重要作用。教武士的女儿舞蹈（不是艺伎的舞蹈），是为了让她们生硬的动作变得轻柔；教她们音乐，是为了在她们的父亲或丈夫烦闷时慰藉他们。因此，学习音乐并非为技艺本身，最终目的是净化心灵，因为古语说，只有心律和谐才能让音律和谐。与此前谈到的对年轻人的教育类似，在对女性的教育中，技艺的成就从属于道德上的训练。她们只需适当的音乐和舞蹈让生活典雅而明快，而绝不是为了培养骄奢习气。波斯王子在伦敦一个舞会上被邀请加入舞蹈时，他生硬地回答说，在他们国家有专职女子负责向王室献艺，不需他亲自参与。我十分同情这位国王。
我国女性的技艺并不是为了给他人表演或作为社交场中向上爬的阶梯，而是一种家庭消遣，即使在社交场合的表演也只是尽地主之谊——换句话说，只是款待客人的一种方式罢了。操持家务的思想指导着她们所受的教育。古代日本女性无论是学习武艺还是文艺，可以说主要是为了家庭——无论在外漫游多远，她们决不会忘记炉灶。她们当牛做马，任劳任怨，甘于奉献，只为维护家庭的名誉和体面。她们日日夜夜对着自己的小爱巢唱着刚强而又温柔、勇敢而又哀婉的旋律。作为女儿，她们为父亲牺牲自己；作为妻子，她们为丈夫牺牲自己；作为母亲，她们为儿女牺牲自己。因此，她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否定自己。她的人生不是独立自主的一生，而是从属奉献的一生。作为男性的助手，如果她有用处，就会同丈夫一道站在前台；如果她妨碍丈夫工作，就退到幕后。一位年轻男子爱上一位少女，少女以同样的热情来回报他的爱，而当她看到爱人因迷恋自己而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时，为了减损自己的魅力而毁伤自己的美貌，这样的事并不稀罕。当武家心目中的理想人妻代表发现丈夫的仇敌爱上了自己时，便假意参与那男子的阴谋，同时设法充当丈夫的替身，让情人的刺刀落在自己忠贞的头颅上。
以下信件是一位年轻大名的妻子在自尽前写下的，其内容大概无须注解：“我听说一切皆非偶然，缘分命中注定，共栖一树之荫，共饮一河之水，都是前生之缘。自前年结下偕老之盟，我心便与你如影随形，心心相印。然而听闻此番征战是你生命绝唱，在此我只能献上离别情话。听说中国有位项王勇敢过人，败北后却与虞姬依依不舍。木曾义仲也勇猛盖世，与妻诀别时却也难分难舍。我已不恋尘世，何故还带着对你的执念活着？何不在世人必经的黄泉路上相见？愿您别忘了秀赖公[64]多年来山高海深的恩情。”
女子为丈夫、家庭以及家族而牺牲自己，与男子为主君和国家而牺牲自己是一样的。没有自我牺牲，任何人生谜团都无法解开，而自我牺牲正是男子效忠于国家和女子效忠于家庭的基础。妻子不是丈夫的奴隶，正如她的丈夫也不是封建君主的奴隶一样，她的作用被称为“内助”，即内部的协助。站在逐级上升的奉献阶梯上，女子为了男子牺牲自己，男子由此得以为主君牺牲自己，主君也由此顺从天命。我深知武士道在自我牺牲上的局限性，而基督教此时就明确体现出优越性：它要求所有活着的生灵各自直接向造物主负责，而不是借牺牲个体，以服务于更崇高的使命。这里我所说的奉献的教义——即牺牲自己而服务于更高使命的教义，是基督最伟大的教导，并构成其使命的神圣基础。由此而言，武士道是基于永恒真理之上的。
读者大概会责怪我，说我过分美言奴隶般屈从于主君意志的行为吧。我大体上接受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黑格尔所主张和捍卫的观点，即历史是自由逐渐展开和实现的过程。我想要说明的是，武士道的全部教诲都浸透着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对男性女性都是如此。因此，在武士道的影响完全消失之前，一位美国女权倡导者关于“所有日本女子都应反抗旧习俗”的轻率见解大概在我国是不会被接受的。这样的反抗能成功吗？它能改善妇女的地位吗？通过这样的轻率举动获得权利，如何能抵偿我国文化传统中女性甜美性格的丧失带来的损失呢？古罗马的主妇不再以家庭为中心之后，紧随其后的难道不正是难言的道德沦丧吗？这位美国改革家真的能够确定我国女子的反抗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吗？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即使没有革命，改变也定会发生。与此同时，让我们看看女性在武士道制度下的地位是否真的低下到必须来一场革命。
我们听过不少关于欧洲骑士对“上帝和淑女”尊敬的溢美之词——这两个词的不协调曾让吉本脸红。此外，哈勒姆曾说，骑士精神的道德是粗野的，其中对女性的过分殷勤包含着邪恶的爱情。骑士精神对弱势性别的影响给哲学家提供了思维的食粮：基佐先生认为，封建制度及骑士精神带来积极的影响；而斯宾塞先生认为，在军事社会中（封建社会不是军事社会又是什么呢？），妇女的地位必然低下，只有伴随工业化才能有所改善。那么，就日本而言，基佐先生和斯宾塞先生的说法，究竟哪一个正确呢？我可以肯定地说，二者都正确。日本的军人阶层仅限于人数约二百万的武士，其上是身为军事贵族的大名和宫廷贵族的公卿——这些出身高贵、安闲舒适的贵族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武人而已；其下是众多贫民——农、工、商三个社会群体专门从事和平时期的各行业工作。赫伯特·斯宾塞指出的军事型社会的特点仅仅限于武士阶级，而工业社会的特点则通用于武士阶级以外的其他阶层。这正好可以解释妇女地位的成因，因为在武士中，妇女享有的自由最少。奇怪的是，社会地位越低，夫妻的地位越是平等，例如在手艺人中就是如此；在更高身份的贵族中间，两性的差别也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有闲贵族已名符其实地女性化了，所以突出性别差异的机会也就少了。这样看来，斯宾塞的说法在旧日本就有了充分的例证。至于基佐的说法，读过他的封建社会论述的读者大概会记得，他的着眼点是高层贵族，因而其结论适用于公卿大名。
如果我的论述让读者对武士道中妇女地位的评价甚低，那实在是我对史实的论证有失公允，请容我在此致歉。我确信女性并未得到与男性同等的待遇，但是除非我们了解差别与不平等的区别，否则关于这个问题的误解将一直存在。
想到男性间的相互平等只体现在极少数情况下（例如法庭和选举投票等），用男女平等的讨论来自寻烦恼，看来实为徒劳。美国《独立宣言》中说，人人生而平等，这并不是指智力和体力天赋上的平等，而只不过重复了乌尔比安[65]很久前说过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罢了。这种情况下，合法权利就是平等的尺度。如果法律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那么判断其地位高下，就如用磅和盎斯来判断体重一样容易了。然而问题在于，真的有衡量男女相对社会地位的正确标准吗？比较男女地位时如果像比较金银价值时那样用数字算出比例，这样的衡量方法真的正确而全面吗？这种计算方法忽略了人类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价值，即内在价值。考虑到男女各自为完成在世使命所需的各种条件，用来衡量二者相对地位的尺度必须具有复合性—— 借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说这一尺度必须是多本位的。武士道有自己的标准，即双本位。在这一体系下，女性在战场的价值通过她在厨房的价值来衡量：在战场，女性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在厨房，女性则顶天立地。对女子的待遇呼应了这一双重评价体系——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因其贡献有限而评价并不高；但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则受到最高的尊敬与最深的爱戴。为什么在古罗马那样的军事国家里妇女会受到高度爱戴呢？难道不因为她们是母亲吗？古罗马男人在她们面前低头，不是因为她们是战士或立法者，而是因为她们是母亲。就日本人来说也是这样：父亲和丈夫离家远赴战场时，家务就由母亲或妻子操持，对子女的教育和保护也都托付给了她们，我之前提到的妇女军事训练，目的也主要是让她们明智地教导子女。
我注意到，在一知半解的外国人中存在一个肤浅的见解：因为日语中常称自己的妻子为“拙荆”，他们便认为日本人轻视而不尊重妻子。如果外国人知道日语中还有“愚父”、“犬子”、“拙己”等日常用语，这一结论的谬误不就显而易见了吗？
在我看来，日本人的婚姻观在某些方面要比所谓基督徒更深一层。“男女应合为一体。”盎格鲁_撒克逊的个人主义从未摆脱夫妻是两个单独个体的观念，所以在两人争执时，他们各自的权利均得到承认；而在两人和好时，则用尽各种无聊的阿猫阿狗的昵称——完全是无聊的相互讨好。一个日本男人对别人谈到他的妻子时（另一半的好坏姑且不论），如果说她可爱、聪明、好心眼等等，在我们日本人看来实在不可理喻；如果一个人夸自己说“我好聪明啊”或者“我脾气真好啊”，实在算不上有品位。在我们看来，赞扬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就是赞扬自己的一部分，而自我表扬至多是种极坏的品位——我想在基督教国家也是如此吧！我在此稍稍跑了点题，因为礼貌地贬称自己的配偶确实是武士习俗的一部分。
条顿民族在部族出现之初就有对女性迷信般的敬畏（实际上这点在德国正在消亡！），而在美国社会成立之初，人们就痛感妇女人口不足[66]（我担心，美国的妇女人口现在增加了，殖民时代女性所享有的特权随后是否会迅速丧失），因此，男性对女性的尊敬成了西方社会的首要道德标准。然而，在武士道的伦理中，区分善恶的主要分水岭则在其他方面：它蕴藏于一连串的责任之中，这种责任首先将自己和自己的灵魂紧密相连，再同他人的灵魂建立联系，由此引出我在前文论述过的五伦。五伦中，我论述过忠义，即臣下与主君的关系，而对其他方面只是偶尔附带谈了一下，因为它们并非武士道所独有，而可能是基于自然感情的全人类所共有的特点。不过在某两三点上，可能武士道的教导略有侧重和强调。与之相关，我想到男性友谊间呈现的特殊力量与美感，常给结拜兄弟的盟约增加浪漫色彩，而毫无疑问，这种爱慕由于青年时代男女隔绝的习俗而增强。而正是这种隔绝，堵塞了西方的骑士精神或盎格鲁_撒克逊各国的自由交往中爱情的自然流露。在日本，也有像第蒙与皮西厄斯或阿基里斯与帕特洛克罗斯那样的故事；在武士道故事中，也有着大卫与约纳丹[67]那样的深情厚谊。
武士道精神独具的美德和教导不仅限于武士阶层，这并不足为怪。由此引出了下一章的内容：武士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