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出为什么喜欢拉鲍。每天早上，为了工作在病房里来来往往的时候，我看到拉鲍，不，看到他的头，还不是头，只是埋在乱七八糟的被褥里的一双眼。他的神气有些象一头印度猪，躲在干草下面慌慌张张向你偷看。
每次走过，我对拉鲍做一个亲密的记号，左眼用力一眨，嘴唇一抿。拉鲍的眼睛也马上闭了，把憔悴不堪的脸画上无数的皱襞；这就完了事：咱们已经算打过招呼，谈过心。
拉鲍从来不笑。他是育婴院中长大的，大概幼年口渴的时候，没有充分的乳汁下肚；襁褓中短少的食料是永远补不足的。
拉鲍长着红头发，苍白的皮肤上洒满了雀斑。他的头脑那么有限，整个的人活象一头兔子或一只鸟。只要一个陌生人向他说话，他下嘴唇就索落落的直抖，下巴皱成一颗核桃。第一得跟他说明不是要打他。
可怜的拉鲍！只要能看见他笑，我出什么代价都肯。可是相反，一切都只能逗他哭：先是那些丑恶的、无穷尽的绷带，几个月来天天得换一次；再有是老躺在**，不能跟同伴玩，尤其是拉鲍什么都不会玩，对什么都不大有兴趣。
我相信我是唯一和他有几分亲热的人；而且我已经说过，所谓亲热只在于走过的时候对他眨一下左眼。
拉鲍不抽烟。遇到分发烟卷，拉鲍便拿着他的一份，玩弄一会，搬弄着被长期的病床生活变了样的细长手指。久病的农夫的手指，决不好看：一朝没有了肉茧，失掉了粗壮结实的模样，简直不成东西。
我相信拉鲍很想把他的烟卷儿送给邻居；但说话太难了，尤其是送人东西的话。所以他的烟卷只好躺在阁板上吃灰尘。拉鲍笔直的仰躺着，瘦瘦的一条，活象战争的巨潮卷来的一根小草，对一切都莫名其妙。
一天，参谋部的一个军官踏进病房，走向拉鲍的床位。
“是这一个吗？”他说。“好，我给他送陆军奖章和十字章来。”
他教拉鲍在小纸条上签了字，让他面对面的厮守着他的玩艺儿。拉鲍并不笑，他把匣子放在面前被单上，从早上九点一直望到下午三点。
到三点，军官又来了，说：“我弄错了，事情搅错了。奖章不是给拉鲍而是给拉蒲的。”
于是他拿起宝匣，撕了收据，走了。
拉鲍从下午三点一直哭到晚上九点，九点他睡熟了。明天，他从清早起又哭了。善心的院长谷孙先生动身上参谋部，回来带了一枚奖章和十字章，跟旁的奖章完全一样；他也教拉鲍在另外一张纸上签了字。
拉鲍止住了哭声。可是脸上罩了一道阴影，不放心的阴影，仿佛怕随时有人再来拿走他的宝贝。
几星期过去了。我时常望着拉鲍的脸，竭力揣摩他笑起来该是什么模样。白费气力。明明拉鲍不会得笑，他没有一个会笑的脑袋。
于是来了那位绿衣太太。
一个晴朗的早晨，她从门里进来，象大家一样。可是她又和大家不一样：她的神气象一个天使，一个王后，一个洋娃娃。穿装既不象院中的女护士，又不象来访问受伤的丈夫或儿子的，甚至也不象在街上看到的太太们。她要美得多，庄严得多：令人想起那般仙女，五彩大日历上光艳照人的图像，为画家在下面题着“沉思”，“幽怨”，“诗意”等等的。
一群穿扮齐整的漂亮军官簇拥着她，对她的片言只语都留神细听，表示最热烈的钦佩。
“请进来罢，夫人，”有一个军官说，“既然您愿意瞧一瞧伤兵。”
她在病房里走了两步，忽而停住，用一种深沉的音调说：“可怜的人们！”
全个病房竖起耳朵，睁开眼睛。曼利放下烟斗，太利桑把拐杖换手，那是他感情激动的表现；陶芒越和皮尼哀停止牌局，把牌覆在肚子上防对方偷看。波卜一动不动，因为他是瘫子；但显而易见是竭尽平生之力听着。
绿衣太太先向黑人索利走去。
“你叫索利不是？”她瞧着标签问。
黑人点了头点，绿衣太太便继续往下说，音调甜蜜悦耳，象舞台上的女子：
“你到法国来打仗，索利！离开了你美丽的乡土，在火一般的流沙中间，那片清凉而芬芳的水草。啊！索利！亚非利加的夜晚多美！少妇从棕榈树下的小径中回来，象一座黝黯的雕像，头上顶着水壶，装满了蜜和椰子汁。”
军官们发出一阵惊叹的喁语，懂得法语的索利，点点头说：
“椰子……椰子……”
绿衣太太已经踏上台阶，忽而又走向拉鲍，在床边轻轻坐下，好似一只停在电报线上的燕子。
“拉鲍她说你是一个勇士！”
拉鲍一言不答，照例挤紧眼睛，象一个怕挨巴掌的孩子。
“啊！拉鲍，”绿衣太太说，“对于你们，把温柔可爱的法兰西保持完整的你们，我们的感激怎么说得尽？但是，拉鲍，你已经得到最大的酬报：光荣！战斗的热情！冲锋陷阵的壮烈，白刃在阳光中闪耀；复仇的利剑刺入敌人腰肢的快意，还有那痛苦，因为替大众担受而变得神圣的痛苦；圣洁的创伤把英雄变做了神明！啊！美丽的回忆，拉鲍！”
绿衣太太缄默了，屋子里一片庄严，寂静无声。
于是发生了一件出人意外的怪事：拉鲍不象拉鲍了。他脸上所有的线条抽搐起来，乱七八槽的扭做一团，几乎是悲壮的神气。一阵嘶哑的声音，哆嗉着，从他有骨无肉的胸部迸发出来，大家都得承认拉鲍笑了。
他笑了三刻多钟。绿衣太太已经走了长久，他还在笑，夹着一阵又一阵的咳呛，好似狂嗽，好似临终的痰厥。
这样以后，拉鲍的生活起了一些变化。当他快要哭出来或是痛苦的时候，只要赶紧说一句：“拉鲍，咱们去找绿衣太太来。”就可使他平复，逗他微微笑一下。
田从哀班南到夏多-蒂哀里，玛纳河怡然自得的流着。两岸是灵秀的岗峦，布满了葡萄田和果园，绿茵如花冠般把山岗装成了乡村仙女，点缀着各式各种的植物，——它们原是法兰西土地的贵重、秀美、和优越的根源。
这是平和恬静的流域。育谷纳，陶芒，夏蒂翁，欧伊，卜达·班松，祝福你们这些笑盈盈的老乡村，让疲乏的士兵从凡尔登回来，开到一向平静的爱纳阵地时，享受些悠然神往的时间，象一道飞涌的泉水般甘美。
一九一六年夏天，第X路军重新集中在玛纳河畔，在索末一役的大牺牲中去流它的那份血。我们的一营耐心地等着渡河的命令，一边在山岗上数着急急忙忙奔向山谷的运输队，一边照例作着种种的揣测。
我们和几个同伴，在田野里过了一天最好的日子，不转什么念头，离开了前线杀戮的喧扰，只觉得浑浑噩噩的休息的快乐。
先是阳光耀眼的大热了几天，然后来了阵雨，天上隆隆的怒吼，发狂的云块互相击撞，大风一忽儿卷起灰土，一忽儿吹来薄雾。
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们走在从夏佛纳渐渐向南方的小林上升的大路上。
我们一共三个人，意兴阑珊，不想再谈话了。不知不觉的，又想到各人的心事，满肚皮的苦恼，上升的路一步一步的使我们的心越发沉重。
“在这坡上坐一会罢，”有人懒洋洋的提议。
大家懒得回答，一齐在银色的鸡头草中躺下，心不在焉的抓着野草，仿佛手里有了事，头脑就更加灵活似的。
我们脚下有一方小小的葡萄田，随着起伏的地形，一高一低的，伸展到一个阴凉而草地润湿的土坳里。那是香槟地区一块上好的葡萄田，干净，饱绽，受到如奉神明一般的照料。没有野草，只有肥大的菌与泥土，那些肥沃的泥土，给雨水冲了下去，又给乡下人每季满担满担的往坡尖上挑。
在和谐的绿丛中间，忽而探出一个痩削的老婆婆，起锈的皮色，一头蓬乱的头发。她提了一桶灰，一把把的撒在葡萄根下。
她一见我们便停下工作，把泥污的手指掠着随风飘扬的头发，盯着我们，说：“你们是哪一团的，你们？”
“步兵第一百一十团，太太。”
“我那几个却不是这一团。”
“你的儿子在队伍里吗？”
“唉，从前。有的是……”
大家不则声了，只听见牲畜的叫，狂风的奔突，**的枝叶的呼啸。老婆婆撒了几把灰，走近我们，说话的声音颤危危的，大半给风吹散了：“在部队里的儿子，从前我有的是。现在没得了。两个小的都死了，哪。还有一个可怜虫，但是已经不当兵哩，这时候。”
“大概，他受了伤吧？”
“是哇，他受了伤。胳膊都丢了。”
老婆婆把满满一桶灰放在地下，腰里掏出一根草杆，把伸在外面的葡萄藤掠到棚架以内，然后蓦地站起，嚷道：“象他那种伤是少有的。他丢了两条胳膊，大腿上开了一个窟窿，好放下两个铜子牛奶的一只碗。十天功夫，他只剩一口气。我跑去看他，对他说：‘克洛维，你总不肯把我孤零零的丢下吧！’因为老实告诉你们，他们早没有了父亲。他却老是回答我：‘明儿会好起来的因为老实告诉你们，再没比这孩子更和顺的了。”
大家一声不响。可是我们之中有一个喃喃的说：“你的孩子是勇敢的，太太！”
原来望着葡萄藤的老婆婆，重新掉过褪色的眼睛，突然之间回答道：“勇敢！糟就糟在我的孩子没有一个不勇敢！”
她似乎骄傲地笑了一笑，哽咽的一声笑，立刻给风带走了。接着她又象出了神：
“我的可怜虫，总还应该娶到一房媳妇吧，因为，已经告诉你们，再没比这孩子更和顺的了。但是两个年轻的，两个小的，一下子去掉实在太那个了。太那个了。”
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什么好说。头发在风中飘着，老婆婆重新撒她的灰，象一个阴沉可怖的播种者。她抿紧了嘴唇，整个面貌显出绝望、迷糊、固执的神气。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太太？”我糊里糊涂的问。
“我在撒灰呀，你瞧：已经到了除虫的时候了！我怕赶不上呢；要做的事太多了……太多了……”
我们一齐站起，仿佛扰乱了她的工作，觉得很惭愧。我们不约而同的对她脱帽行礼。
“再会，”她说，“但愿你们运气，你们这一批！”
我们一直往上，走到林边，不曾开一句口。到了那儿，我们回过头来眺望山谷。山腰里，在镶嵌图案似的农作物中间，可以望见那片葡萄田，那个一点点大的老婆婆，在乌云下疾卷的狂风中继续撒灰。雷雨将临的天空下面，柔和的田野有一副纯洁而隐忍的面目。东一处西一处，朴素而明快的乡村，嵌在农田里好比花花绿绿的宝石。就在那些琳琅满目、等待秋收的田中，许多小黑点儿在蠕动：大队的老年人正在跟土地拚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