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美国，堕胎是违法的。
张爱玲去找好友炎樱，说她怀孕了，并说：“你知道我讨厌小孩。”（“You know I hate children.”）
炎樱愕然。
几个星期前，1956年8月18日， 她刚刚做了张爱玲第二次婚姻的伴娘。
张爱玲道：“赖雅也不想要这个孩子。我们都没有能力来抚养孩子。”
炎樱问：“你想怎么办？”
张爱玲道：“堕胎。”
炎樱惊恐：“人工流产是非法的。”
张爱玲道：“我知道非法。你要替我想办法。”
炎樱道：“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刚来美国。”
两个人沉默着。
第二天，炎樱把自己的女上司约出来喝咖啡，嗫嚅着道出了张爱玲的困境。
女上司道：“你们两个大妞儿，连这些事也不懂？避孕的方式很多呀！”
炎樱一脸可怜状。
张爱玲更是窘迫。
女上司迟疑半晌，终于给了一位医生的电话，再三关照，不能道出她的姓名。
炎樱将医生电话交给张爱玲后，就不再提起此事。
太隐私，她不想知道得太多。
赖雅和张爱玲借了别人的公寓。
赖雅拿着斧头道：“如果医生对你不敬，我杀了他！”
他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
她想起上海，全城戒严，姑姑去朋友家了。她一个人在家里，冷得不行，就生了一个炭盆子，那个乱世——浮世的悲欢比浮世的悲哀更可悲。
门铃响，医生来了。
三十来岁的男子，苍白，深褐色头发，穿戴十分齐整，提着个公事皮包，像保险经纪人，一副戒备的神情。
他取出许多器皿，洗手消毒。
原来是用药线。
《歇浦潮》里也是“老娘的药线”。
身死异域，死在民初上海收生婆的药线上？
时空远近的交叠，她觉出一丝嘲讽，对自己。
已经四个月了，担心打不下来，大卸八块。
一种模糊的恐惧。
为了爱，也许只是情欲，女人总是要把命拼上去的。
医生建议她祷告。
她已经很久没去教堂了。
是的，高中毕业以后，再也没有去过教堂。
现在祷告，来得及吗？
她讨厌对宗教使用机会主义。
事毕，私人医生迟疑了一下，留下一个电话号码道：“你不放心可以打这个电话。”
医生走了。
窗外，警车呼啸而过。
张爱玲躺在**，等候那个时刻的到来。
就义的姿态。
门楣上，啄木鸟挂钟嘀嘀嗒嗒。
催命似的。
一直没有动静。
赖雅去对面街买了一只烤鸡做晚餐，问张爱玲要不要吃一点。
张爱玲拒绝了。
继续挨着，挨着，如同大考前夕。
该发生的终于发生了——
一个男婴儿，一双眼睛大得不成比例，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她。
她生疏地抱起柔软的肉身，沿着床架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睡衣太大，裤腿灌满了季节的风，此起彼伏，如同一群白色的起飞的鸽子。
这么小的一个肉身，十英寸长，笔直地立在白瓷壁上，恐怖到极点的一瞬间， 她扳动了冲水把手，以为冲不下去的，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
消失了——花了400美金。自己的孩子，用自己的钱毁尸灭迹。
谋杀！谋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有什么东西，在底层破碎了。是的，她听见了。
萧红也是这样，出生的孩子离奇地死去。
莫非，也是自己谋杀的？
今天有两个葬礼，一个是婴儿的，一个是母亲张爱玲的。
从今往后，张爱玲再无做母亲的可能或者机会了。
她必须重新建设她的生命结构。
她发表了一通文字演说，意思是：一向对于小孩是尊重与恐惧的。倒不是因为“后生可畏”。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也多半是很平凡的，还不如我们这一代也说不定。
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兽祖先遗传下来的，家畜同样具有——我们似乎不能引以为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
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为什么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
她还说，从来不想要孩子，她担心如果有了孩子，一定对她很坏，替她的母亲报仇。这倒是真的。
堕胎后，张爱玲身子薄如中国宣纸，脸色惨白如日本艺伎，一度生命垂危，惊动了整个文艺营。
《对照记》里，一张张爱玲童年的照片，她母亲为这张照片上了颜色。
张爱玲说，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变得更坏、更坏，比当初想象中的不堪的境界还要不堪。将生命尽情地演出，不在乎别人的掌声。我喜欢自己三岁时怀疑一切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