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1 月8 日是我下乡当知青的日子。一个铺盖卷，一只帆布箱子， 几件衣物和日常洗漱用品， 便是我全部的家当了。我插队的这个村子有一个非常好听也很阳刚的名字———骏马。整个大队由南向北呈三角形分布着骏马、北陈、麦王三个自然村， 共七个生产小队二百多户人家。骏马村地处关中平原腹地， 村外南头有一座高大的封土墓冢， 也不知是哪位王侯将相的陵寝。登高远望， 平川沃野， 阡陌田畴， 绿树掩映、或高或矮、黄土墙鱼鳞瓦的农舍排列其间， 春天莺飞草长， 夏天麦浪起伏， 秋天则是一派成熟的景象……臭虫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下乡第一天， 一切都很新奇， 也很令人兴奋。先来几个月的知青带我到处参观。那时知青还没有统一的宿舍， 十几个女生全部住在大队一个像教室一样的大房间里， 打着通铺， 知青们开会学习也在这个房间里。而男生则被安排在各自生产队的农户家里。我被分配到四队， 和张秋生同住在骏马村一户村民的厦房里。房间不大， 墙角放了一张破旧的课桌， 上面摆着热水瓶和洗漱用具， 一盘土炕占了大半个房间。到了晚上没有柴火烧炕， 那时真是傻小子睡凉炕全靠火力壮。睡到半夜， 背上一阵阵难耐的奇痒把我弄醒了， 打开灯掀开被子一看， 好几只像簸箕虫一样的小黑虫唰唰地钻进席子缝里， 再看背上已是一串串的红疙瘩， 越挠越痒。张秋生说这是臭虫， 专门吸人的血， 叮人就是一串一串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臭虫， 并领教了它的厉害。下半夜我再也难以入睡， 总感觉有臭虫在后背爬。
为了消灭臭虫， 第二天张秋生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包六六六粉农药， 我俩掀开炕席， 在土炕上撒了一层六六六粉， 尽管从此睡觉总能闻到一股六六六粉的味道， 但臭虫明显少了。
盖知青宿舍
为了解决知青的住宿问题， 大队决定给知青集中建房， 地点选在四队养猪场旁的苜蓿地边上。盖房在当时可是一项大工程， 大队从各队抽了几名泥瓦匠人， 负责设计、测量放线、打胡基、砌墙粉墙、上梁铺瓦等技术活； 剩下的挖基槽、夯地基、和泥搬砖、传灰递瓦这些力气活则由我们七八个男知青在匠人的指挥下完成。那时盖房不是全用砖砌， 只是用砖砌基础和柱子， 其余用胡基填充。打胡基可是一项技术活， 没有一定的技术是打不了的。只见打胡基的匠人在二尺见方的青石板上放一个一寸多厚、一尺多长、七八寸宽的木模框， 从笼里抓一把炕灰， 手左右一抖撒在模框内， 往框里铲上两锨黏土， 上去左右一踩双脚一跳， 然后提起石夯砰砰砰三锤两夯， 放下夯用鞋底跐去边框上多余的泥土， 脚后跟趁势往后一磕， 打开模框， 双手一扶立起码好， 一块胡基就完成了。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极具节奏和韵律， 仿佛劳动者在舞蹈一般。辛劳忙活了近三个月， 一排八间砖混土坯房终于盖好了。接着是打院墙， 用四根约三米长的木檩做立柱， 用胳膊粗的木椽绑在木檩上做模板， 填上黏土夯实， 然后一层一层往上倒换模板， 直至夯到两米来高， 一段干打垒的土墙便封顶了。就这样围着院子一段一段夯起来， 最后留一个约两米宽的豁口当门， 知青院就算大功告成了。不等房子干透， 门窗油漆也没来得及刷， 所有的知青便搬到了这个院子。东头的两间当库房， 西边的六间当住房， 三到四人一间。从此这个院子便成了我们知青在骏马大队的家。
学干农活
下乡后要过的第一关便是下地干农活了。刚开始， 生产队队长看我们这些城里娃身体单薄， 干不了重活， 就分配给我们一些像锄草、拾棉花、推架子车等相对轻松的农活， 但工分也只能和妇女一样， 每天八分， 而男劳则是每天十分。那时年轻气盛， 干了一段时间后， 觉得男子汉每天和妇女一起干活太没面子， 就主动找队长要求干男劳的活。队长瞅了我一眼问：“真要干男劳的活？ 别吃不消了再来找我。” 我说： “队长， 没麻达， 你分活吧。” 从那天起， 我便和村里的男劳力一起干活了。记忆最深的是两项农活， 一项是挖苞谷秆， 另一项是拢畦子。每年秋收时， 妇女把苞谷掰完后， 男劳负责把玉米秆砍倒收回去， 或做喂牲口的饲料， 或做烧锅的燃料。挖苞谷秆可真是力气活， 整个劳作都要猫着腰， 左手搂着苞谷秆， 右手攥着一个一尺来长的小头， 朝着苞谷秆的根部砍去， 一头放倒一棵， 不能深也不能浅， 深了费劲， 浅了容易伤人， 贴着地皮刚好。刚开始挖， 头怎么也握不紧， 没挖几棵手上便起了泡，一晌挖下来手上已是泡破皮绽， 钻心地疼。拢畦子是每年小麦秋播之前把土地平整成畦， 以便冬春小麦的灌溉， 是一项颇有技术含量的力气活。用的工具叫刨耙， 像个一尺多宽的大锄头。
这个活一般由两人完成。一次我和队长一组， 先用一根绳子拉线取直， 队长在前面沿绳拢出印子， 我在后面按印子全力拢起畦来， 用力小了畦子太低， 必须抡圆了劲拢才行， 还不能和前面的人拉开太大的距离， 常常是一个畦子拢过去， 已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了。到了地头， 队长看了看拢起的畦子说， 这知青娃还行。
男生干力气活， 女生一般干的都是细发活。那时大队有一个实验站， 主要是搞引进新品种的栽培或新品种的培育， 需要心细的劳力来完成， 大队抽了好几个女知青在实验站干活。比如白菜的栽培， 等白菜叶子长到一定程度， 需要人工将叶子捆扎起来， 捆的松紧要合适， 太松了白菜长不瓷实影响产量， 太紧了影响其生长甚至会憋死。干活的几个女生像保育员一样将白菜捆得一丝不苟， 再压上一块小石头。经过一段时间的浇水施肥， 一棵棵大白菜便像昂首挺胸的战士一样接受她们的检阅了。
另一项细发活是给玉米授粉。每年秋天， 为了培育高产的玉米新品种， 都要对新栽培的玉米进行人工授粉， 即采集父本顶穗的花粉授给母本的玉米须， 这是一项需要耐心和细致的劳作。一位干活的女知青求知欲很强， 问站长： “授粉是弄啥呢？
父本母本是啥意思？” 站长狡黠地一笑回答： “父本就是娃他大， 母本就是娃他妈， 授粉就是两个一**才能结出棒棒， 生出娃来。” 听得这位女知青似懂非懂， 面红耳赤， 赶忙低头授粉， 再也不敢乱问了。
当然， 知青也有自己的活要干， 比如给灶上拉煤。那时知青灶上烧的煤是定量供应的， 要到十里铺或洪庆的国营煤场去买。
拉煤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因为煤场离骏马村有近二十公里的距离， 以往都是大队派马车去拉， 但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 大队让我们知青自己去拉。为了到十里铺拉这趟煤， 我们七八个人， 其中有三个女生， 头一天就准备了干粮， 用军用水壶灌满水， 拉着三辆架子车， 天麻麻亮就出发了。等我们赶到十里铺煤场已是近午时分， 不敢耽搁， 匆匆办了手续装好了煤， 坐在煤场外的马路牙子上， 啃了些干馍、喝了些凉水就往回返了。往返近四十公里的路程那可是一步一步量出来的， 一直到天快黑了才把三车煤拉了回来， 到达时大家已是疲惫不堪， 好几个人脚上都磨起了水泡。好在那时我们都年轻， 睡上一觉就缓过来了。
每年夏收是村民最忙的时节， 收麦、脱粒、入仓， 龙口夺食， 知青们也都不敢怠慢， 投入到三夏大忙中去。一个夏收过去， 人虽晒黑了， 但割麦、碾场、装袋、扛袋子便不在话下， 完全能胜任了。几个女生也巾帼不让须眉， 居然能扛起一百多斤的袋子卸车入库， 村民们惊讶地说这女娃娃真是“槐木小伙”。
我还干过一次特殊的农活， 就是下机井捞扳手。每年秋季队里都要淘机井， 淘井就是井里的水不旺了， 派人下井淘挖井底的泥沙， 使井下水脉畅通， 同时维修保养水泵， 以保障玉米的秋灌。有一次淘完村南的一口机井， 第二天电工给队长说，昨天把扳子忘到井下了。扳子可是电工的主要工具， 也是队里的重要资产。刚淘完井， 水上得很快， 用水泵抽干井水已不可能。看着电工着急的样子， 我主动向队长请缨： “我会游泳，我给咱下井把扳子捞上来。” 队长问： “咋向？ 行不行？” 我说： “没麻达。” 于是大家用吊筐把我放到三十米深的井下，刚到水里， 冰冷的井水激得我打了一个冷战， 刚刚淘过的井水已有两米多深了， 不敢久待， 一个猛子扎到水底。水压得我耳膜生疼， 水下光线很暗， 看不清楚， 只能用手一点一点摸， 连着两次都没有摸到， 第三次足足憋了近一分钟气才终于摸到。
当我举着扳子冒出水面的时候已是上牙磕下牙， 浑身发抖了。
井口围观的社员纷纷鼓掌， 说这城里娃本事大， 真厉害。
因为很少回家， 出工率高， 到了第一个年底， 除了队上分配的粮、油、菜等折扣以外， 我还分到了现金六十四块五毛八。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收入， 尽管今天看来这点钱微不足道， 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笔丰厚的收入了。记得当时拿着这笔钱去给母亲买了一块做衣服的布料。当我把那块灰色的布料交给母亲时， 不善言语的母亲拍拍我的肩头， 没有说话， 眼里却噙满了泪花……上塬平整土地
1976 年、1977 年两年夏收之后， 区里组织各公社农业学大寨， 上狄寨塬、洪庆塬平整土地。大队几乎所有知青都被派到塬上参加平地， 连续近两个月吃、住、干活都在塬上。一般都是住在放了暑假的学校里面， 在教室地上铺上麦草和席便是床了。那时候讲人定胜天、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 于是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全在田地里干活。任务是将塬坡上高处的土用架子车推到低处填上， 将土地平整成类似梯田的模样， 尽可能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上塬的头些日子， 大家还干劲十足。工地上红旗飘扬， 大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 每个队都暗中较劲你追我赶， 特别是各队的知青更是来回一路奔跑， 唯恐落人之后，整个工地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西安晚报》的王西京，后来成了著名画家， 也来到工地给劳动者画像， 并登在了《西安晚报》上。这样的干法， 十天半个月后已是人困马乏， 劳动效率明显降低。上塬的村民们找出各种理由回家歇上两天， 工地上的大喇叭不时地广播着各个公社、各个大队任务的完成进度， 反复播放着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歌曲， 给大家鼓劲加油。各生产队队长也安排灶房饭要加量， 让大家吃饱； 督促队员们不要磨洋工， 抓紧干活， 不能落后。即使这样， 整个平地进度还是慢了下来。四队的队长想了一个办法： 干够二十天的队员可以回去， 再换一拨人来， 以保持体力和干劲。而知青就这几个，没有人换， 疲劳程度可想而知。于是大家期盼着下雨， 盼着下大点下久点， 因为一下雨就可以休息了。记得一天中午休息，酷热难耐， 我和龙骏还有谁记不清了， 偷偷溜到鲸鱼沟去游泳， 结果不知被谁告发了， 这件事在全公社摇了铃， 大喇叭里向全公社通报批评了骏马大队知青违反禁令， 私自下沟游泳， 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大队责令我们写出深刻检查， 这件事才算过了关。
吃饱肚子是第一要务
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 乡亲们见面打招呼， 问得最多的是： “吃咧么？” 在农村， 最让知青们记忆深刻的也是吃饭问题。
知青是集体灶， 自己动手做饭。那时大家都是十八九岁， 正是长身体的年纪， 每天还要干繁重的农活， 所以饭量都很大， 尤其是男生。在粮食定量供应， 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 知青们虽然自己吃不好， 却很顾家， 常常把自己分的麦子磨成面， 和队里分的不多的食用油拿回了家， 给灶上交的粗粮多， 细粮少， 油就更少了。这就难为了做饭的， 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概有多半年的时间， 我和桥娃一个管灶一个做饭。一天三顿饭， 早饭大多是苞谷糁和掺了点麦面的苞谷面馍或发糕； 午饭一般是面条， 按忙时干闲时稀来做， 算是一天中比较好的饭了； 晚饭叫喝汤， 基本和早饭一样， 仍然是苞谷糁和馍。早餐的菜基本上是腌的咸萝卜或者的酸菜切成丝， 我们每年入冬前都要腌上一大缸， 要吃到来年四五月。吃面条的菜稍阔气点， 春天在院子里掐一把苜蓿下到锅里， 调些盐和醋就齐了， 其他季节就是青菜或白菜了。每年霜降前后， 都要把队里分给知青的白菜摆在院子里晾到半干， 然后码在灶房里用草帘子盖上， 这可是一个冬天的菜呀。因为菜总是很少， 大家就各显其能了， 有的从家里带一饭盒炒咸菜丁、一瓶子炒雪里蕻或者是油泼辣子。我偶尔会从卸过辣子的菜地里揪几个没卸净的辣子， 蘸点盐当菜咥面， 辣得直冒汗但是很过瘾，此后的几十年里我都很喜欢这样的吃法。苞谷糁苞谷面养女不养男， 几个月苞谷糁喝下来， 女生们一个个腰身渐丰， 脸也圆了，眼也眯了， 像熟透了的苹果， 白里透红， 而男生则黑瘦依旧。女生说男生吃得多还没良心。
我和桥娃有分工， 我负责记账和担水， 桥娃负责做饭。水井在五队的饲养室， 离灶房有一百多米的距离， 担一趟下来已是满头冒汗气喘吁吁， 二十多个人吃饭至少要担三四趟才够用。
桥娃擀面也有绝活， 二十多人的量一案擀成。只见他围着围裙，哼着曲子， 两个擀面杖上下翻转， 撒着面仆， 手舞之、足蹈之，一副很享受的模样。我觉得桥娃跳舞的功夫就是那时候练的。
如今已六十岁的桥娃已然是跳交际舞的高手， 总是抬头挺胸，腰杆笔直， 一招一式、举手投足颇具舞台范儿， 吸引了不少资深美女与之共舞。年轻时的桥娃更是东南皇城根一带知名的舞林高人， 舞场上与无数美女合舞过……哈哈， 扯远了， 言归正传。擀面是有技术的， 可舀面也是要有技术的， 特别是吃汤面条的时候。会舀的总是先用勺在汤面上不停地踅， 等面都踅到中间再下勺， 而且下勺要稳准快， 这样一勺上来面多汤少； 不会舀的， 常常一勺上来汤多面少。最后大家都练成了舀面高手。
桥娃厨艺高， 脾气也大。一次准备下面时， 孟宪花来灶房要灌一壶开水， 桥娃说： “不行， 水开了要下面。” 孟宪花说： “我着急用。” 俩人争执不下， 只听见桥娃大吼一声： “说不行就不行！ 你要灌我先给锅里尿一泡你再灌。” 说着就做解裤带状， 气得孟宪花一对丹凤眼里顿时涌满了泪水， 咬着嘴唇冒出一句：流氓！ 头一扭走了。回到房间越哭气越大， 谁劝都没用， 直至哭得背过气去， 几个女生又是掐人中又是抪挲前胸。我给桥娃说： “赶紧去给人家道个歉说不定就好咧， 别为这事出了人命。” 桥娃却仍不示弱， 对着孟宪花的窗户跳着脚说： “法律上说咧， 气死人不偿命……” 这场对峙一直到半下午才被劝开。
尽管一日三餐， 但因为缺少油水， 肚子似乎总是饿着的，常常是不等开饭已是饥肠辘辘， 尤其是晚上睡觉前更是饥饿难耐。条件好些的从家里带些干粮锁在箱子里， 饥饿时偷偷塞几块到嘴里充饥。没有干粮的就到厨房要一块冻成冰块般的发糕，拢一堆火来烤， 经常是外面烤煳了里面还是冰碴子， 只能烤一层啃一层， 直到把发糕啃下肚才上床睡觉。记得有一年春节前蒸了一次白面馍， 比现在市场上的馒头大许多， 大家三口两口就吞下去了。尽管噎得直抻脖子， 还是不停地往嘴里塞， 有一个女生竟然一口气吃了八个。因为很少吃到荤腥， 谁要是从家里带来的咸菜里有一点肉末， 那大家真是趋之若鹜， 很快被一扫而光。有一次记不清是哪个男生了， 将女生放在瓶子里的雪花膏当大油调到了面条里， 吞到嘴里才感觉味道不对， 但也舍不得倒掉， 硬着头皮吃了下去。在队里实在馋得不行了， 就把父母给的钱攒上几毛， 到三公里外的新筑镇上去开一次洋荤。
所谓开洋荤就是去咥上一碗红肉煮馍。我去吃过一次， 这是镇子上唯一一家国营饭馆。靠街面的灶头上架着一口三尺大锅，多半寸见方的肥肉在调和汤里上下翻滚， 上面浮着厚厚的一层红油， 肉香味浓郁诱人， 看得我直咽口水。赶紧到窗口买票，烧饼二两粮票五分钱， 红肉汤两毛五一碗， 花了四两粮票三毛五买了一份。将烧饼掰成指头蛋大的块放在一个粗瓷老碗里，递给炉头， 嘱咐多来点汤和油。当一碗热气腾腾、红油汪汪的煮馍端上来时， 我已是两眼放光， 涎水直流了， 恨不得三下两下咥下去， 又想慢慢享用这难得的人间美味。那种感觉如今再也没有过了。
那个时候穷， 没有钱还想吃， 于是就有知青为嘴使出自己的小聪明。我就在镇上的赶集日见过其他村的知青日弄卖火晶柿子的农民。那时的农民憨厚朴实， 自家树上的柿子熟了， 舍不得吃， 卸下来整整齐齐地摆在笼里， 提到集市上去卖， 换一点买盐的钱。我记得是一毛钱七八个， 买的人蹲在笼前先吃后付账， 吃完后数地上的把把(柿子蒂) 付钱。这时就见邻村的两个男知青圪蹴在了柿子笼前， 问卖主一毛钱几个， 卖主回答七个， 两人说太少了， 八个行不？ 经过讨价还价， 最后八个成交。只见两人挤眉弄眼， 一个与卖主胡吹浪谝分散注意力， 一个埋头吃柿子， 趁卖主不注意， 将柿子把粘到了自己的鞋底子上， 或拍拍卖主的肩粘在了卖主的后背上。如此这般， 两人吃得差不多咧， 让卖主数把把付钱， 卖主数了几遍似有疑惑， 感觉吃了不少， 怎么才不到十个把把？ 但又找不出更多的把把，只能按数收钱。待两个吃柿子的人走后， 卖主仍嘟嘟囔囔， 百思不解。这时另一个吃柿子的买者？： “乡党看看你衫子的后背上。” 卖主脱下衣服一看， 后背上竟然还粘着十几个柿子把，气得他大骂： “这伙狗日的， 日弄人哩！”
还有一次吃肉的经历至今难忘。那是我们四队一头半大牛犊， 不知是自己摔了还是被人打了， 一条腿断了， 这样的牛再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 队长决定宰了这头牛， 慰问正在河滩修防洪堤的社员们。宰牛的那天， 在饲养室门口支了一口大锅，把牛肉切成大块放到锅里， 加了调和煮。大概煮了有半天时间， 把肉捞出来晾干装在一个麻袋里。大概对知青比较放心吧， 队长派我和桥娃负责把肉送到工地上。于是当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 桥娃坐在后架上， 抱着半麻袋牛肉出发了。骑到半道上， 看看前后无人， 桥娃便松开绑麻袋的绳子， 掏出拳头大小的牛肉块来， 撕开给我嘴里塞一块， 自己嘴里嚼一块， 我俩甩开腮帮子大快朵颐， 那叫一个解馋呀。直到吃得牙困肚子胀， 快到河滩了才停下来， 估计一个人吃了足有两斤牛肉， 一直到晚上都不饿。现在回想起来， 如果再多吃些， 可能这辈子都不想吃牛肉了。
下乡纪念日
先我几个月到骏马的那拨知青是1975 年9 月26 日下乡的， 有十几个人， 于是9 月26 便成了下乡纪念日。每年的这个日子大家都要庆祝一番， 而庆祝的主要形式就是吃。当然要吃一顿与平时不一样的饭， 不用花多少钱还要吃得丰盛， 吃出花样来。于是男生们提前几天便开始谋划， 派几个熟悉情况的开始踩点踅摸， 菜地里有没有狗、有没有人看、什么菜在哪个队的地里， 都要弄得一清二楚， 还要做好保密工作， 好像搞地下工作一般。到了纪念日这天， 白天与平时无异， 管灶的到小卖部灌上两斤七八毛钱一斤的红苕酒， 再买些红苕粉条和一包酸梅粉， 采购的任务就算完成了。都盼着天快点黑， 等到八九点钟天完全黑下来了就开始行动。几个负责偷菜的男生， 神情严肃， 一人怀里揣一蛇皮袋子， 趁着夜色出发了， 仿佛要去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过了半个多小时， 偷菜的“勇士们” 陆续归来， 从袋子里像变戏法似的掏出萝卜、白菜、茄子、辣子、豌豆角、毛豆荚， 还有红薯、玉米棒……于是一阵忙活： 萝卜炒粉条、醋熘白菜， 蒸茄子、炖毛豆、煮玉米、熘红苕， 再将红苕酒、酸梅汤倒在各自的搪瓷杯中， 一桌丰盛的晚宴便开席了。大家欢声笑语， 手筷并用， 狼吞虎咽， 享受这难得的口福。几巡推杯换盏下来， 已是你拍我搂、互诉衷肠了， 有的倾吐着自己的惆怅与苦闷， 说到伤心处已是泣不成声……一直折腾到午夜方才罢休。
到了第二个纪念日， 大家已不满足于清汤寡水的萝卜白菜了， 必须要有荤的。荤的来什么呢？ 大家商量再三， 村里的鸡成了瞄准的目标， 于是留心如何下手。说来真巧， 就在纪念日的前一天， 不知谁家的一只母鸡竟然跑到知青院里觅食来了，这只倒霉的鸡算是撞到枪口上咧。几个男知青一拥而上， 围追堵截， 两个男生封住门口， 不能让它跑了。母鸡也是腾挪躲闪、左奔右突， 直到没了力气被一把抓住， 这场捕鸡战斗才算结束。鸡是抓住了， 但心里却有些发虚， 谁都知道母鸡是村民的钱匣子， 靠鸡蛋换点酱醋钱， 一旦主人发现自家的鸡被知青吃了， 肯定是要来闹事的， 但又实在抵挡不住鸡肉的**。记不清是谁出的主意： 到晚上宰， 把内脏和鸡毛在院子里挖个坑埋了， 这样就发现不了了。这天晚上到了很晚才把鸡杀了， 在锅里添上水， 加上酱油和盐， 把一只整鸡放进去开炖。所有参加抓鸡的男生都惦记着这只鸡， 迟迟不肯睡觉， 隔一会儿来灶房转一圈。炖了半个多小时， 鸡肉的香味就从锅沿边上飘了出来。随着这种久违的香味越来越浓， 大家的食欲也越来越强烈。张秋生说尝一点吧， 看看熟了没有， 桥娃说这鸡是给明天煮的， 今儿个不能吃。大家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鸡肉的**，掀开锅盖先撕下一个鸡翅， 你一口他一口， 再撕下一个鸡腿，你一块我一块， 最终这只鸡被吃得只剩下了骨头。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 过了两天， 埋在院子里的鸡下水竟然被一只嗅觉灵敏的狗给刨了出来， 紧撵慢撵还是叼着沾满鸡毛的肠子跑到村里去了。结果丢鸡的主人认出了自家鸡的毛， 在知青院子门口整整骂了一个多小时。
苦并快乐的冬天
关中农村到了冬天常常是冰天雪地， 万物萧瑟， 寒风凛冽， 最冷时气温降到零下一二十摄氏度。村里的男人们棉帽子、棉背褡、裹裆裤、棉窝窝从上到下全副武装， 女人们更是揣着棉套袖， 用头巾把头裹得只露一对眼窝， 仍然冻得缩着脖子、跺着脚……数九寒冬成了一年中最难过的日子。我们知青住的房子比较简陋， 顶棚上的席子四处透风， 窗户尽管用报纸把缝糊严了， 冷风仍飕飕地往里钻， 屋里屋外温度差不多。大伙把带来的所有衣服几乎都穿在身上， 就这样许多知青的手背、耳朵甚至脸上还都生了冻疮。
我和谭桥、牛建国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 每人用砖头支上一张箔子， 再铺上褥子就是床了。屋子里没有热炕也没有取暖设施， 早上起来盆子里的水结成了冰块， 墙上挂的毛巾冻得硬邦邦的， 好像折一下就能断。牛建国的床在屋门口， 夏天还不错， 到了冬天他那儿首当其冲受冷风吹。为抵御寒冷， 牛建国想出了一个很实用的办法。只见他找了一些竹竿， 花了几天的工夫， 围着床扎了一个约两米高的框子， 然后一层一层地糊上麻纸和报纸，在一侧留一个小门挂上厚布帘子， 一个既挡风又保暖的小单间便大功告成了。他得意地问我俩： “看我的单间咋向？” 我说：“还不错， 很实用。” 桥娃上下打量了半天说： “咋看着像个棺罩……” 牛建国说： “你这家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棺罩就棺罩， 只要睡着不冷就行。” 此后， 整个冬天只要不出工， 牛建国就谄活地躺在他的“棺罩” 里， 婑偞（舒服） 得不行。
冬天另一件痛苦的事就是上厕所了。厕所在农村叫茅子。
知青的茅子在院子外面， 离宿舍四五十米， 就是挖两个土坑，用一人多高的干打垒土墙分别围着， 男左女右， 便是茅房了。
到了冬天， 特别是夜里上茅子， 男生怕冷女生怕狼， 于是各有高招， 有的用瓶子有的用盆子解决问题。还是桥娃聪明， 不知在哪儿找了一截橡胶管子， 一头放到窗子外， 站在**直接就尿到屋子外面了， 我说： “桥娃你歪， 尿得远。” 没有这些工具的就得受冷出去解决了。记得一天夜里我在被窝里看《水浒传》， 牛建国从“棺罩” 里爬出来， 穿上衣服推门出去尿尿， 刚出门就缩了回来。我问他咋这么快， 牛建国红着脸说， 刚一出门就见朦胧的月光下， 女生宿舍门外一个明晃晃、白花花的屁股蹲着撒尿， 吓得他赶紧回来咧。桥娃问是谁， 牛建国说尻子朝着他， 没看清是谁， 又接了一句： “我的神呀， 原来女生也在门口尿尿呢。”
因为要做早饭， 我和桥娃起得比较早。有一天早上我俩刚出门往灶房去， 只见前面一女生房间门一开， 哗的一声， 一盆尿泼到了门对面盘在水泥杆上的玉米上， 尿水哩哩啦啦往下流，门哐的一声关上了， 根本没看见人， 也不知道是谁泼的。这下桥娃不干了， 冲着门里喊： “谁把尿泼到苞谷上了， 几步路都不倒到茅房去， 这苞谷你们还吃不吃咧？ 下次要是发现了谁泼的就给谁吃！” 屋里人一声不吭。
冬季按说是农闲季节， 但仍然是要下地干活的， 冬天干得最多的活就是平整土地。早上天刚亮， 穿戴臃肿的男女社员们便推着架子车， 扛着头和铁锨， 懒洋洋地往地里挪。到了干活的地方， 依然是把高处的土挖了装车推到低处填上。大家已厌倦了这样的活路， 干得无精打采没有劲头。每到这时便有人叫“虫虫” 来一段。虫虫是我们四队一个三十来岁林姓汉子的绰号， 此人个头不高， 眼睛不大， 念过些书， 脑子很灵光， 最爱跟媳妇婆娘们嬉戏玩笑、打情骂俏。一到歇息的时候便开始绘声绘色地讲段子， 要么是谁家新婚两口子用力太猛把炕给弄日塌啦； 要么是谁家媳妇黑咧受活声太大， 把隔壁光棍撩得夜不能寐啦； 一会儿又是谁家的男人不行， 婆娘在外面与野汉子苟合啦； 一会儿则是哪对野鸳鸯在村头的麦垛子下偷欢啦……话题总集中在下三路， 听得人们喜笑颜开， 一扫干活时的沉闷。而姑娘们则羞得一阵阵脸红耳热， 掩面偷笑。小伙子们虽然不言传， 但也乐于听这样的黄段子， 他们的性启蒙和性教育大概就是从这里偷听来的。最精彩的是， 虫虫讲的许多荤段子和黄色歇后语都是他自编自创的， 讲起来声情并茂， 肢体语言非常丰富。那情景真是讲段子的眉飞色舞， 听段子的前仰后合、嬉笑嗔骂。有一次讲到**处， 几个媳妇婆娘一哄而上，压倒虫虫要扒他的裤子， 直到虫虫作揖求饶才罢了手。
我们的文体活动
那个年代， 文化生活极其单调乏味， 广播里每天播放的都是八个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大部分知青都能把样板戏的唱段倒背如流， 每一个桥段、每一个情节都烂熟于心。最爱唱的是牛建国， 床头总放一台拉着天线的收音机， 除了吃饭睡觉整天曲不离口， 什么《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 还有《梁秋燕》《朝阳沟》， 包括后来的《刘三姐》《洪湖赤卫队》等， 从头到尾张嘴就来， 一段不错， 一字不差。尽管嗓子有点哑， 但唱得情真意切， 非常投入， 仿佛进入了角色。
到了夏秋两季， 每天晚饭后便是大家自娱自乐的时候。张秋生会拉二胡， 虽然总是拉那么几个曲调， 但常常是边拉边唱， 拖着长长的颤音。当有知青妹妹夸他拉得好时， 他那不大的绿豆眼一翻一眨， 得意地露出一对虎牙， 俨然艺术家一般。
王国强不知从哪儿搞了一副快板， 时不时抡开双臂， 呱嗒呱嗒来上一段， 尽管没有台词， 但也打得像模像样。我只会吹口琴， 但会吹的曲子不多， 只能是滥竽充数凑凑热闹罢了。最高大上的是谭桥， 居然会拉小提琴。自打他从家里带来了一把小提琴， 琴盒挂在墙上， 我们的房间顿时有了文艺气息， 简直是蓬荜生辉。关键是桥娃拉小提琴的势很到位， 只见他歪脖夹琴， 搭弓揉弦， 起伏转臂， 一招一式都显示着艺术才能， 听得人陶醉其中。和前面的土八路比， 那真是阳春白雪。现在回想， 当时的演奏水平还属初级阶段， 但在那个只有样板戏的年代已经是很好的享受了。要说演奏功夫好的， 要数七队一个姓陈的小伙子， 有二三十岁吧， 拉得一手漂亮的板胡。常常在月朗风清的晚上， 那清亮的秦腔曲牌便悠悠响起， 一会儿高亢激昂， 跌宕起伏； 一会儿委婉绵长， 如歌如泣。快板如骏马奔腾， 壮怀激烈； 慢板似小溪流水， 百转千回， 仿佛把人带入了那悲欢离合的剧情当中。每当这时， 我便放下手中的事情， 走出知青院子， 去聆听这穿越时空的诉说……除了吹拉弹唱， 知青喜爱的另一项活动就是体育了。没有器材就在门框上做引体向上， 在地上做俯卧撑， 仅有的一个篮球既当篮球打又当足球踢。胡永西在篮球上站平衡是拿手戏，比其他人都站得时间长。我们还用石头制作了哑铃(石锁) 和杠铃， 像模像样地扩胸， 练二头肌， 抓举挺举， 动作跟举重运动员的一样。而女生们则比较文静， 她们总是矜持地织着毛衣或翻着杂志， 顶多也就是跳跳绳， 踢踢毽子之类的， 不屑于男生的这种野蛮运动。好像就尚秀敏喜欢打乒乓球， 在小学校的水泥球台上见过她打球的身影。对抗性最强的要算摔跤了， 什么“大背跨” “过桥翻” “盘腿掀” 都比画过。记得一次和龙骏摔跤， 我个子小在下面抱住了他的腿， 他在上面搂住我的腰， 我锁紧他的手一个“过桥翻” 将他翻了过去。由于用力过猛， 我下颌两颗牙齿都松动了， 过了几个月才好。再就是游泳了。骏马村离河远， 游泳的机会很少。上次在鲸鱼沟游泳被收拾了， 游泳更成了奢侈的愿望。但机会终于来了， 大队派我们去灞河修筑防洪堤， 听说那里的挖沙坑里可以游泳， 我提前几天便兴奋不已。河边挖沙形成的池塘， 水的流动性不好， 里边有很多蚂蟥， 游一会儿腿上就被蚂蟥叮上了， 但是不大疼也感觉不到， 上岸一瞅， 半截子蚂蟥都钻到腿里咧。当地乡党说千万不能拔， 越拔越往里钻， 于是我也学当地娃拿鞋底子使劲抽， 直到蚂蟥出来了才停止。处理完蚂蟥， 我看当地的孩子从岸边的石头上往水里跳， 也上去扎了一个猛子。龙骏看见我跳， 也上岸来了一个， 没想到一会儿冒出水面满脸是血。原来他不知深浅， 加上个子高， 一头扎下去脸就蹭到水底的沙石上了， 于是赶紧扶他去卫生员那儿清洗包扎， 这次游泳也到此结束。
看《刘三姐》
最让知青兴奋的莫过于看电影了， 在样板戏无处不在的年代， 能看一场电影是最大的享受了。那时的电影也总是《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英雄儿女》之类的黑白片， 尽管有的已经看了许多遍， 但仍然是百看不厌，因为再没有什么可看的。打倒“四人帮” 以后， 陆续上演了几部让人耳目一新的电影， 印象最深的就是《刘三姐》了。记得有一次听说田王镇庆华厂要演《刘三姐》， 着实让大家激动不已。下午早早吃了饭， 四五点就准备出发。因为要去的人多，自行车少， 于是两个人一辆， 后架上载一个就上路了。尽管骏马村距田王有近三十公里的路程， 但大家抑制不住兴奋， 一路笑语一路歌声， 丝毫没有觉得累， 也没有人掉队。当我们赶到庆华厂放电影的那个篮球场时， 看电影的人已是乌泱乌泱的了， 银幕前后都坐满了人。我们约好了散场后的集合地点， 大家便各自找座位， 急切地要去观看这部期待已久的电影。等电影结束往回赶时， 已是月高星繁， 凉风习习。一路上大家哼唱着电影当中那动听的歌曲， 快乐的心情无以言表。等回到队里已是午夜时分了， 万籁俱寂。此后的好几天大家仍然沉浸在《刘三姐》的情节里， 赞叹刘三姐的聪明机智； 憎恶莫老爷的贪婪愚蠢； 钦佩阿牛哥的善良勇敢， 并羡慕他有一个那么漂亮的阿妹。
此后我还在灞桥镇（现灞桥区）、纺织城看过《刘三姐》，我估计大部分知青特别是男知青把《刘三姐》看了都不止三遍吧。这部影片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故事的主人公———美丽动人的刘三姐。她那聪明伶俐、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性格， 她那落落大方、天然去雕饰的青春气息， 她的一颦一笑、一嗔一怒，以及那优美的歌声， 吸引着无数男青年为之动情， 如痴如醉。
刘三姐的形象无疑是那个时候青春期男孩子的梦中情人。
穿西装照相
在那个以黄、蓝、灰为服装主色调的年代， 爱美的天性并没有被泯灭。那时候讲究穿军装， 两个口袋的是士兵服， 四个口袋的是干部服， 谁要是穿一件四个口袋的军装， 里面再盖着章子， 那真让人羡慕。搞不到真军装的就弄一件仿军装或红卫服， 但颜色必须是军绿色的。到了冬天女生都是对襟袄， 男生能弄一件军大衣那就牛了， 最次也得搞一双军用大头鞋穿上。
戴军帽不能正着戴， 必须压低帽檐， 往一边歪一点， 那才叫帅，戴正了那是坎头子。
知青们为了追求美， 常常在一些细节上下功夫， 比如在内衣里穿一个假领子， 最好是白的确良的， 在领口露出一圈白边来， 觉得很时髦。买不起假领子就用白线钩一个约一寸宽的领条， 缝在红卫服的领口上也很漂亮。口罩一般不戴， 而是把它塞在上衣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之间， 在领子两侧露出两截白线绳来， 感觉很美。而裤子则是一阵子兴宽裤腿一阵子兴窄裤腿。
有一阵子， 为了赶时髦， 大家纷纷把裤腿改窄， 我也回去让母亲把裤腿往窄了改， 就是这一改， 让我出了一回大洋相。那次是掂麻袋准备磨面， 可能是裤子改得太窄了吧， 刚弯腰往上一用力， 就听刺啦一声， 后面的裤缝绷开了， 在场的人顿时哄堂大笑。满脸通红的我赶紧捂着屁股跑回宿舍换裤子， 这件事让大伙笑话了好一阵子， 那是我在队上最窘的一次。
有一天刚从家里返回队上的谭桥悄悄告诉我， 他借了一套西装领带， 还把家里的照相机也带来了， 让我们穿上留个影去。那个时候西装可是“封资修” 的东西， 多数人见都没有见过， 更别说穿上照相了。我们既感到新鲜又很兴奋， 说先拿出来试试。只见桥娃从包里很神秘地掏出一件灰色的西装， 还有一条蓝底白点的领带， 我们几个你穿上试一下我穿上对着镜子照一下， 觉着挺美， 于是决定先给桥娃拍照。只见桥娃从箱子里把平时很少穿的白的确良衬衣拿出来， 穿在高领棉毛衫外面， 外边套了西服马夹。但系领带却犯了难， 都不知道该怎么系。还是桥娃灵光， 说应该跟系红领巾差不多， 于是就按红领巾的系法把领带打上， 再把西装往上一套， 还别说， 人立马精神了许多。为了拍出气势， 拍出情调， 桥娃又从包里掏出个镀银的蛤蟆镜戴上， 说手上还得拿点啥， 这个说掂个锨、拿把锄， 那个说要不拿根擀面杖当文明棍拄着， 桥娃说掂个锨就把西装糟蹋了。最后还是我灵机一动， 把照相机壳卸下来让他拿上， 显得很洋活， 再卷一本杂志就更有文化了。最后摆的Poss （姿势） 显得桥娃器宇轩昂， 像归国华侨一般， 于是桥娃拍了他人生第一张西装照。这张照片冲洗出来后， 我给桥娃说： “你妈拿着这张照片给你相亲， 成功率一定很高。”
光阴如梭， 日月流转， 一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 如今已是花甲老人了。现在回想在骏马大队当知青的日子仍然历历在目， 我们在那里经历了这辈子最难忘的时光。经历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的逝世，经历了唐山大地震， 经历了打倒“四人帮”， 经历了恢复高考，经历了招工返城……在那里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年华， 也留下了我们的喜怒哀乐， 让我们了解了农村和农民， 体味了奋斗的艰辛。回首知青岁月， 我们无怨无悔， 在那里的历练， 造就了我们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品德， 这些都成为我们终身受益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