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援谋到“清乡委员会”实权
1941 年元旦，在台北的温泉旅馆里，汪伪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和李士群在一起，欢度日本式的新年。
李士群在离沪赴台北之前，晴气庆胤曾暗示过他：影佐祯昭特地召他去台北，是为了交给他一项新的重要任务。晴气庆胤对李士群说：“影佐预备招待你到台北去过新年，休息休息。他对你的印象很好，你不妨和他亲近些。如果他有意思要你做什么事，你就接受下来，有困难对我说好了。”
李士群听后，心中不由狂喜，于是欢天喜地带了翻译夏仲明和秘书，还有日本中岛少尉陪同，一行四人飞往台北。
一到台北，影佐便设宴招待李士群一行。席间，影佐对李士群说：“我们预备从江苏省开始‘清乡’，你掌握特工力量，你来做一定很好。
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李士群因为有晴气叮嘱在先，立即满口答应，连声说：“我绝对负责！绝对负责！”
“清乡”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汪精卫政府，于1941 年至1945 年间在华中和华南占领区推行的一个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活动。它发端于汪伪政权的中心地区江苏南部，扩展于浙江和江苏两省沦陷区的一部分县市，上海和南京两市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清乡”。这个“运动”前后持续了四年之久，给华中、华南沦陷区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深陷于侵略战争泥潭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此时“清乡”是为了能巩固刚成立的汪伪政权，确保占领区，掠取更多的战略物资，以支持其在太平洋地区从事更大的军事活动。
而自汪精卫沐猴而冠“还都南京”，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傀儡政权，形式上虽业已统一，但实际上由于日本侵略者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些地方的伪政权同南京汪伪政权依然貌合神离。特别是北平“临时政府”名义上虽已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可是它和汪伪政府分庭抗礼，各自为政。
所以汪伪政府所能管辖的区域，仅系原属南京“维新政府”的不完整的苏浙皖三省和沪宁两市而已。辖区既这么小，而原属“维新政府”的地方组织与人事，还要汪伪国民政府继承下去，不得变更与调动。因此，汪伪政府只好关了南京城门做它的小朝廷。汪伪的政令不能出南京一步，这与1939 年汪精卫未到南京前在上海组织“弄堂政府”时的情况，可说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好不了多少。
再者，苏浙皖三省的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燃起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在敌后狠狠地打击敌人，有力地牵制敌军的深入，阻遏了沦陷区的扩展；从而使日军在沦陷区的军事占领，仅及大、中城镇与铁路、公路等交通要道上的点与线，不能扩展到面；因此也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与以战养战的战略决策，使它在战争的泥淖中，愈陷愈深。同时，汪伪政府的政治力量，也因日军的军事占领情况未能渗入到农村。
上述情况表明，汪伪政府不但不能适应日本的需要，且由于它的统治不能深入到下层，赋税无着，政费难筹，反而使日寇多了一重负担。这是日寇始料未及的。
于是在1941 年初，汪伪傀儡政权的导演者、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向汪精卫提出“清乡”工作大纲。
军事顾问部提出的“清乡”工作大纲，正合乎汪精卫强化伪国民政府的需要；再者，汪精卫是日寇豢养的大汉奸，对于主子的旨意，自然是唯命是从，全部接受。因此，他立即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
对于主持“清乡”的人选，汪精卫意属当时的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罗君强。陈公博、周佛海也向汪推荐罗君强为“清乡”督办，认为罗有地方行政经验，又懂点军事。
有一天，汪精卫在其颐和路家里开过伪行政院例会后，对罗群强说：“你这个委员长，真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无异是个太子太保。我想给你一件实际的工作，你看怎么样？”
因为那时对汪伪来说，根本谈不到有什么边疆。罗君强一听汪精卫此言，连忙答应说：
“好，我静待先生的命令。”
汪精卫虽未说明要给他什么实际工作，而罗君强却已心中有数，知道指的是“清乡”。因为日军要举办“清乡”，这在汪伪政府里已是公开的秘密。
罗君强有神经质，而且官瘾很大，他自得了汪精卫的指示后，便认为这个官儿已稳稳地属于他了。于是，罗君强便积极操办起来，邀周学昌每晚到他家里去，起草什么“清乡”督办公署的组织条例与“清乡”计划等，忙个不休。见了熟人，也得意洋洋地自称本督办，姑且先来过这个“督办”的官瘾。罗君强还封官许愿，预约周学昌做他未来的秘书长。
正当罗君强洋洋得意的时候，早已从影佐那里摸到底细的李士群，便抓住周佛海与“公馆派”（指经常出入汪精卫家门的大汉奸） 之间的矛盾，向汪精卫进言道：
“‘清乡’是我们政权建立后的首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活动范围及所有地区，军力将牵涉到所有的和平军，事关重大，大权不宜旁落，人选应慎重考虑。”
此外李士群还暗暗走通陈璧君的门路，取得了她的支持。
最为重要的是，这“清乡”计划出自日本，要怎么办，由谁去办，作为傀儡的汪精卫是做不了主的。所以汪精卫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清乡”人选罗君强后，就让影佐打了回票。同时，影佐把他们预定的人选名单，从军装口袋里掏出来，交给汪精卫，要他发表。
这个日军看中的人选，就是李士群！
汪精卫无可异议，只得遵办。陈公博、周佛海目瞪口呆，无可奈何。这样，汪精卫开给罗君强的支票，没法兑现，变成空头的了。罗君强的“督办”，也成了黄梁美梦。自此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嘴里的“本督办”了。
李士群握有武装特务实力，而且凶狠毒辣，由他负责搞“清乡”，日本人是满意的。
李士群在汪伪时期，虽以凶狠毒辣出名，但在抗战以前，毕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统小特务。日方也觉得用他来担负“清乡”重任，资望不够，不足以号召。为使李士群有柄开山斧，有块挡箭牌，同时为显示“清乡”的重要，竟要汪精卫亲自主帅，而由李士群做实际推行者。为此，不仅可以把“清乡”装扮成为汪伪政权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措施，也便于李士群挟“天子”以令诸侯，调动汪伪党、政、军各方面力量一起行动，减少他在推行“清乡”罪恶活动时的阻力。为此，按日本方面提议，1941 年3 月24 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以伪行政院长与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双重身份，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由伪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陈公博、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副委员长”。至于李士群，他除以伪“警政部长”的身份任伪“清乡委员会委员”外，并兼做该会的“秘书长”。而“秘书长”却是“清乡”这项罪恶活动的实际负责者。
2援“清”出来的“江苏省主席”
汪伪政府的“清乡”，一般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军事“清乡”，这一阶段以日军为主，汪伪国警配合，打着“治安确立是第一着”的幌子，采取梳篦、拉网式的战术，分十几路、几十路向“清乡”区分进合击，妄图一下子扑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紧接着军事“扫**”，即在“清乡”
区边缘沿河流、道路构筑铁丝网、电网、竹篱笆等，在各要口设置“检问所”，并辅之以碉堡、嘹望哨等，断绝“清乡”区内外交通，实施封锁政策，企图用这种办法隔绝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第二步“政治清乡”扫平道路。
所谓“政治清乡”，拿汪精卫的话说，就是要“办保安队、办警察、办自卫队、办保甲，使组织坚固，训练纯熟，以便肃清共产党的力量”。
于是，汪伪“清乡”区内建立了警察、保安组织，省、专区、县分别设立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和保安大队，还有“清乡委员”会直属的“清乡”警察总队和各地的警察大队，花样繁多。汪伪以这些反动武装为支柱，强行将居民编组保甲，发放“良民证”，并实行连坐，发动告密检举运动，并推行所谓的自首政策，对“清乡”区内与新四军有过联系、有过抗日言行的居民，一律为自新户，限定日期登记自新。凡被视为嫌疑者就送到俘虏营进行感化，整个“清乡”区变成了庞大的集中营。
开始“清乡”三个月后，汪伪又拟定了一个更为详细的“清乡”计划，以指导“清乡”工作顺利进行。
至此，汪伪的“清乡”计划日臻完善，“清乡”运动全面展开。
李士群近照
1941 年6 月，“清乡”沿沪宁线展开，“清乡委员会”在苏州十梓街信孚里设立办事处，以就近指挥苏南地区的“清乡”。李士群自兼处长，汪曼云兼任副处长。到最后，南京“清乡委员会”只剩下12 人，专替汪精卫以“委员长”名义批准李士群在江苏进行的“清乡”活动。除此12 人外，其余人在李士群的带领下，浩浩****开进苏州，“清乡委员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机关。
李士群带到苏州的这千余人，给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的权势形成了威胁之势。而这正是李士群有意为之，意欲抢夺江苏地盘，取高冠吾而自代。江苏是汪伪政权所能管辖的几个省市中最富庶的地区，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而苏州又是当时汪伪江苏省政府所在地，属于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的禁脔。
高冠吾，崇明人，保定军校毕业。北洋军阀时代曾任贵州督军公署参谋长、左翼军中将参谋长等职。蒋介石政府成立后，任徐州警备司令等职，在国民党内属于胡汉民一派。附汪后，先任伪南京市长，后调任伪江苏省主席。没想到，此时的李士群正对他虎视眈眈呢！
伪清乡委员会的有关组织条例，为李士群扩展势力提供了方便。如《清乡地区特别区分署组织条例》规定：“为适应清乡工作，增进行政效率起见，特就清乡地区各县，划定一部分或全部辖区为特别区，设置特别区公署。特别区公署隶属于清乡委员会，并受清乡督察专员公署之指挥，监督处理全区一切行政事宜。”根据这个条例，“清乡”地区原属省政府的权力，将统统为李士群所掌握的“清乡”机构囊括而去。
驻苏办事处虽然设在一条弄堂里，可是其权力俨然是在伪江苏省政府之外，又一个“江苏省政府”，而气焰过之。不仅如此，按汪伪规定：凡属计划为“清乡”地区，该地区的行政、赋税及至教育、建设等，不论属中央或地方的，概由原来的行政机构划出，交给“清乡”机构接管，待“清乡”完成后，再拨归原属机构。这样的规定，无异使伪清乡委员会成为伪行政院之外的另一个“行政院”。难怪在实施清乡以后，周佛海、丁默邨乃至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等，都叫嚷“清乡愈扩大，‘行政院’的权力愈缩小”了。
与驻苏办事处成立的同时，日本第十三军团就在苏州设立“清乡指挥部”，派一名少将主其事。汪伪军事顾问部也设立了出张所，主事的便是李士群的靠山晴气中佐与小笠原少佐。名义上他们担负汪伪驻苏办事处与日军“清乡指挥部”之间的联系工作，实际上却按照“清乡指挥部”的旨意，牵着李士群的鼻子跑。导演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梅机关”，也在苏州设立出张所，派有专人与“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取得经常联系。所谓联系也者，亦无非是受其指挥而已。至于各个区公署，则由日军的江苏联络部派有联络官常驻在署。名曰联络，实际还不是同样地牵着伪署长的鼻子跑。所以在日伪时期，不论日军的官儿多小，可对汪伪政权里的大小汉奸来说，都是官大一级的太上皇。
这样一来，江苏省的实际权力，大部分到了李士群手中，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差不多已成了挂名“主席”。
但是，李士群并不就此满足，感到用“清乡”来蚕食伪江苏省权力的速度太慢，而高冠吾又不肯自动让出“省主席”这个宝座，于是预谋使用阴谋手段来赶走高冠吾。终于蔡洪田案给李士群找到了进攻的借口。
蔡洪田，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当时任江苏省伪民政厅厅长，是高冠吾的主要合伙人。李士群到江苏“清乡”，为了挖高冠吾的墙脚，除曾签请汪精卫任命蔡洪田“清乡委员会行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外，还拟请蔡兼任伪苏州地区清乡督办专员。而蔡洪田却认为李士群原来在中统内的地位不高，因此有些瞧他不起，不愿受他直接指挥而屈就这个兼职。李士群无奈，只好找张北生，但从此李士群对蔡洪田有些不痛快。
恰巧这时伪江苏民政厅科长王春元受蔡洪田的指使，敲诈扬州的伪江都县长潘宏器，要他拿出5 万块，否则以撤换相威胁。蔡、王两人以为潘宏器系伪维新政府留下来的旧人员，在汪伪政权中没有后台，且潘宏器在扬州已做了好多年官，腰里早已捞饱，这记竹杠是十拿九稳的。没料到，潘宏器的儿子是陈璧君家里丫头的丈夫。于是，潘的媳妇便向陈璧君哭诉，陈壁君又把这经过告诉汪精卫。汪精卫听了以后大为震怒，认为这不是科长敲诈，而是厅长勒索，因为科长决不敢如此大胆，要不就是县长潘宏器诬告。为了表示汪伪政府是清白廉正的，汪精卫要李士群查办此事。这对李士群攫取伪江苏省主席的职务，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从而达到排挤高冠吾的最终目的。
李士群首先将蔡洪田扣留，关押在苏州李士群住的鹤园。接着，便四处放风，说蔡洪田被扣押是因为伪江苏省政府贪污，把这笔账轻易地转到高冠吾头上。李士群一面把王春元捕交法院，逼迫高冠吾引咎辞职；另一方面，又通过他的后台———日本军事顾问晴气，向高冠吾施加压力。汪伪政权的傀儡官员都是看日本主子的脸色行事的，晴气出面反对，使得高冠吾再也无法安于其位了。
于是，1941 年12 月18 日，汪伪行政院第七十四次会议任命李士群为伪江苏省主席，12 月31 日第九十二次会议，又任命李士群兼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而高冠吾则调任伪安徽省主席。
李士群攫取了伪江苏省主席之职后，立刻对伪江苏省政府大换班，把驻苏办事处的那帮人都安插到伪江苏省政府里，担任要职。张北生以及“清乡委员会”的几个处长，分别担任了伪省财政厅厅长、建设厅长和副保安司令等职。伪江苏省政府的全部新贵，几乎都是驻苏办事处的班底。李士群总算如愿以偿。
3援建军办校，春风得意
1941 年5 月中旬，李士群决定在南京、苏州开办“反共清乡”训练班，人数达1500 人。一个月后，伪清乡委员会在南京成立“清乡干部人员训练所”，李士群任所长，令伪江苏省政府通知苏南各县，保送县职人员、乡镇长接受训练。这是最早的训练班。此后，赋税人员训练班、会计人员训练班、封锁检问人员训练班、军事人员训练班、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特种教育师资训练班、特种工作人员训练班等，纷纷出笼。
举办如此多的训练班的理由是为了“清乡”的需要，实则一是为了结党营私、扩充自己的势力外，主要是奔那200 万元的“清乡”经费。因为在当时汪伪政府的支出中，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于是大家见钱眼开，办训练班成为一个最好的借口。当时的“清乡费”与特务费一样是不受审计的，只要列出名目，如开办费、经常费、办公费、津贴费、结束费等，总有油水可捞。
随着“清乡”的推进，特别是在就任伪江苏省主席后，李士群已不满足于零打碎敲地搞训练班了。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李士群决定办一所“清乡干部学校”，抢得更多的地盘，取得更多的利益，训练更多的特务骨干。李士群根据自己在江苏“清乡”的经验，深深懂得利用汪精卫这块招牌的重要。为了提高学校的声望，使训练出来的人能合法地往各省市转送，必须抬出汪精卫的招牌。
于是，李士群通过日寇向汪精卫提出办校方案，以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的名义举办。由汪精卫任校长，李士群任副校长。
不过办这所学校要伪财政部在年度预算里列入一笔开办费与经常费，李士群知道周佛海是不会同意的。好在李士群有了江苏省这块地盘，所谓“有土则有财”，何况江苏是个鱼米之乡，尽可以向老百姓压榨勒索。这样，名义是中央负，费用由伪江苏省政府出，既卖弄了自己的漂亮，也为自己攫取副校长职位创造了条件。同时，钱是伪江苏省政府出的，也使这个学校设在苏州有了根据。校址选在苏州城内慕加花园一个停办的教会女校，筹务处主任傅也文当了教育长，即这所学校的实际负责人。
学生则由伪江苏省政府和各伪清乡机构保送，而且为防止不适合的人进来，对外不公开招生。可实际上军统、中统分子还是混进了不少。
最初学生人数大约为五六百人，学习时间定为两年。但到第一届学生毕业时，人数已不满一半。由于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很多人还没有被安排合适的工作，所以第二期学生人数锐减。
至于课程，把从前办过的几个训练班的主要课目，都放了进去。即以“清乡法规”一门来说，就搞得学生头昏脑胀了。
李士群生前对“清乡干部学校”的学生寄予很大希望：他想把他们作为第五纵队，去扩展政治地盘。谁知这批学生还没有毕业，李士群即被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毒死。等到他们毕业，就业成了大问题。各伪省市政府对这些李士群的学生颇多顾忌，多敷衍一下，就打发他们走人，曾引起他们的普遍不满，后来这批人基本各谋出路，自奔前程了。
李士群一直想建立自己的军队，借以拥兵称雄，争权夺利。日军对他既欲重用，又恐尾大不掉，处处欲加限制，防止他势力过于膨胀，加之汪伪内部倾轧甚烈，所以李士群只能搞成一支特务队伍以及“清乡”警察大队、“保安队”等地方武装，始终没有搞到“和平军”的正规番号。
早在江南“清乡”以前，李士群就密嘱汪伪特工杭州区区长谢文潮，拉拢驻浙东的“和平军”第十师师长谢文达，自己也曾千方百计拉拢过“和平军”第一方面军的徐朴诚、程万军、龚国梁、熊有衡等部，但仅止于“友好相处”，而无法收编为部属。因此，他决定在苏北“清乡”中实现建军计划。
在“清乡”过程中，李士群积极拉拢伪和平救国军的高级将领，动辄馈赠一二万、二三万元，企图控制汪伪的军队，实现军、警、特合流。
李士群的具体办法是，一方面，公开利用“清乡地区统一建制”等藉口，改编当地伪军、伪警；另一方面，吩咐姜颂平尽力进行。李士群对姜说：“你和李总司令（指驻泰州的汪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以及颜秀五、丁聚堂、陈才福等几位师长都有过直接联系，又和施师长（即汪伪第七师师长施亚夫，后据了解他是经中共组织同意打入汪伪组织的） 是老友，所以你此次成立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南通分区，首先要去拉拢他们，说明我的打算是把新四军赶出江苏，希望他们通力合作，将来总有出路。”因此，姜颂平在南通分区成立前就先去如皋找了施亚夫，转告了汪、李关于“和平救国”的主张，最后谈到李士群要求合作的意图。施亚夫表示愿意合作。姜颂平又请他介绍与伪三十四师师长田铁夫面谈，同样也作了转告。田铁夫也表示拥护“清乡”。后不久，姜颂平又陪施亚夫到苏州和李士群见面，李设盛宴款待施，又吹了一通其“和平反共建国”的谬论和他的计划，施亚夫自然也应答一番。但过了没多久，施亚夫就把队伍拉到了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反“清乡”斗争。田铁夫部有一部分被编为“清乡”派遣队，但还是由日军直接指挥，李士群的打算还是落了空。
对李长江部的联系，姜颂平交给汪伪泰州站站长李乃光去办。李长江表面还算客气，说：“好呀！我们全是姓李，本家，好说！好说！”实际上，李长江哪把李士群放在眼里，连一兵一卒也没给他。
南通地区原驻有伪军七师二旅张圣北、季达君、赵伦仪部，以及平潮自卫团张自健、天生港自卫团朱天放等部，他们都和姜颂平有点旧交。听说要“清乡”了，他们怕被改编吃掉，都来找姜颂平。长兴公司（狼山附近江边垦区）地主武装郑长继也通过宗子敬和姜颂平联系，姜颂平当然表示欢迎。
但特工组织没军队编制，姜颂平只能给他们一个外勤警卫中队名义。但他们都是当过团长、旅长的人，庙小佛大，只好派个下属来充中队长，自己弄个专员之类的名义。对此，他们都感到失望。姜颂平报告李士群，他也不能委以“和平救国”师、旅、团那样的番号，最后还是编成“清乡”警察人队，按“清乡”编制受张北生指挥。张北生对他们和姜颂平联系，早有醋意，再加他自恃有日军宠信，事事秉承日军旨意，不大尊重李士群。李士群非常气愤，多次表示：“这家伙太没良心。”
新四军汤景延部的假投诚，也是先同姜颂平联系的。起初，他带来120余人枪，姜颂平据情转报，上司也只委以汪特江苏实验区苏北分区外勤警卫第四中队番号，汤景延被委为苏北分区专员。之后，汤景延要姜颂平带他去见李士群。见了面，汤景延当面对李士群奉承一番，然后说他还有许多带兵弟兄，愿意拉来效力。李士群更加高兴，马上设宴款待，并写了手令要姜转给张北生以苏北“清乡”主任名义，派汤景延为南通“清乡”地区第五“清乡”警察大队长。汤景延回南通后，果然从启东海门一带拉来了500 多人枪。张北生派员点验整训后，日军命令该部分驻金沙、石港、刘桥一带，以分散其兵力。到1943 年9 月，汤景延便把部队拉回抗日根据地，同时破坏了当地的一些伪组织，打死了汪特金沙组长翟光耀、南通县伪警察局局长傅来群，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最终，李士群的建军梦还没有实现，就一命呜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