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援表面勾结，内心暗斗
“丁默邨和李士群最先开展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把周佛海也拉进特务关系网中。经过密电往来，不久之后，两伙汉奸建立了联络通道，各自按照日本人的需要走到一起来了。和他们直接联络的日本人叫做晴气庆胤。1939 年2月10 日，晴气根据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的“训令”，帮助汉奸丁默邨、李士群建立特工组织，成为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后台。”
1939 年4 月底的时候，日本在中国的特务机构负责人晴气收到一份用罗马字写的电报：“请到‘浅间丸’上来收领佛像一尊、梅钵一个。”发报的地点是香港。
晴气开始很困惑，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恍然大悟，不由得笑了。佛像一定是指周佛海，而梅钵则是梅思平。他暗自思忖：如果真是他们，那么汪精卫来上海无疑是近在眼前了。
第二天，航行在旧金山航线上的“浅间丸”豪华客轮的庞大船体横靠在黄浦江上的栈桥边。等到船客都走开了，晴气避开人们的视线飞快地登上了轮船。事务长看到晴气的证件后，把他领到仓库内一间船员寝室里。在走廊的入口处站着一个男仆，他身强力壮，大概是保镖。打开紧闭的房门，房间里有两位身穿西装的中国绅士，他们就是“佛像一尊”和“梅钵一个”。
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晴气的到来。初次见面，周佛海操着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使晴气感到格外亲切。晴气向周、梅解释说，上海恐怖活动非常严重，要开展“和平运动”，应该对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工活动有所了解。周佛海兴奋地对晴气说：
“我们正想取得他们的帮助，现在就去拜访他们吧。”
晴气亲身体验过上海的恐怖场面，唯恐让这两个汉奸遇到他上次的那种李士群和特工人员合影
经历，就把他们安顿在查理饭店，然后自己去找丁默邨、李士群。
原来，晴气第一次去李士群和丁默邨建立的特工总部，是约在上海西面的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
兆丰公园地处上海西隅。要到那里去，就必须进入公共租界，从南京路出发，经过跑马厅，穿过静安寺路，再一直往西。晴气知晓公共租界是极端危险的，心中一直在敲鼓，心里埋怨这两个汉奸做事不慎。
晴气越过苏州河，第一次来到恐怖活动的老窝———公共租界内，脚下像踩在河床的薄冰上，他竖起两只耳朵，警惕地注视外面的变化。汽车已经驶过跑马厅旁边，向西奔驰而去。在那里，今天似乎又发生了恐怖活动，因紧急戒严而受阻不能通行的中国人，挤在马路上，十分喧闹。穿过静安寺，来到愚园路，有个上海的游览胜地———兆丰公园。因为天气阴沉，游人稀少。
在公园外面，有一棵高大的榆树，直挺挺地伸向灰色的天空。晴气身穿白色西装，十分惹眼地站在榆树底下，默默地抽着香烟。这里正是他与李士群约好的地点。
突然，一辆黑色的奔驰不知从哪里驶近了晴气的身旁，只见李士群那张苍白的脸从车窗里一闪，他向晴气挥了一下手，示意晴气靠近汽车。就在此时，从车内跳下一个握枪的大汉，高声向晴气喊：“快上车！”
一刹那，晴气已被大汉拉进车内。当晴气抬头看时，却见这辆汽车是一辆防弹汽车。车子坚固异常，车体包上了钢板，车窗的特种玻璃看来有一寸多厚。
“快，快……”李士群不断地催促驾驶员。这辆防弹汽车沿着大西路的住宅街道飞驰而去。在驾驶席和助手席上，四个中国彪形大汉圆睁双目，警惕地注视着前方和两旁。李士群也瞪起眼睛向车外张望，并有意识地将上半身靠近晴气。车厢里令人窒息的空气，使晴气都可以感到自己有力的心跳声。汽车像是没有了刹车，一路急驰，也不顾租界上英国人警戒线的封锁，风驰电掣般地冲了过去。
忽然，汽车响起了一阵像是信号般的喇叭声。李士群指着一幢高大住宅的黑色铁门，说：“就在这里。”令晴气感到奇怪的是，汽车并没有停下，而是径直从那扇铁门的前面驶过，全速前行。此后，大约又过了五分钟左右，汽车又发出长时间的喇叭声，嗖地一下驶进了那扇铁门内。晴气这时才仿佛从梦中醒来一样定睛向四周看了看，这还是先前的铁门和先前的宅院。
李士群的汽车是为了甩掉尾追的租界警察而绕了个大圈子。
丁默邨一脸愁容地迎上前来。不知院中谁大喝一声：“快把门关上，别放松外面的警戒！”李士群也慌忙催促晴气：“来吧，快到里面去。”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晴气拉到里面的房间里。
坐住了，晴气定睛一看，只见有许多神色严厉的便衣各自都用木棒和枪枝武装起来，站在院子和房间里加强防范。一路上的颠簸和惊吓使晴气十分惊慌。这时，一个像是队长模样的、胖墩墩的中年人进来报告，话说得很快。丁默邨和李士群都紧皱眉头听着他的报告。李士群听罢，伏在他的耳旁低语了几句，那个人点点头，走了出去。接着就听见院子里有一阵动静，可能是有几个特务出去了。晴气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如果再发生什么类似刚才的那一幕，恐怕他的脚已经软了，再也爬不起来了。
看到晴气苍白的脸孔和微微的喘气，李士群不慌忙地对他说：“好了。
一切都好了。”
经过这一幕，晴气是不打算再冒险了。他偷偷找到丁默邨即向他建议说，“周佛海正在查理饭店等候，是否去拜访他一下？”晴气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这种先来后到以及尊卑的礼仪可能有所了解，但是还是没有领会到，中国人爱面子胜过一切。如果周佛海来访，表示丁默邨有面子，反之，则表示丁默邨不够尊贵。
丁默邨寻找到一个借口，就说：
“说实话，有一个为我们工作的市党都委员约好马上就来，商谈明天的工作。而且，今天夜里在特工总部将发生危险，能不能明天去拜访周先生？”
对于丁默邨的搪塞，晴气心知肚明，因为平日里丁默邨话里话外地总流露出对汪精卫一派的不服气。
这时，李士群从旁插话说：
“不，蓝衣社要来袭击的谣传不只是今晚一次了，经常是这样。即使来袭击，只要留下吴四宝就行了。”
丁默邨狠狠地瞪了李士群一眼，似乎怪他乱插嘴。此后，丁默邨便紧闭双唇，一言不发了。
晴气在一旁坚持要丁前去拜访周佛海，并且等候消息。不久，就知道蓝衣社来袭击的情报是假的，而市党部委员也终于没有来。时间已超过10 点钟了。由于李士群一再从旁说服丁最好去拜访周佛海，这时丁默邨终于让步了。
丁默邨、李士群和晴气一行来到查理饭店，周佛海站在房门口迎接。他热烈地与丁默邨握手，一边用湖南话与这个老乡寒喧起来。丁默邨原先的不满一下子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向周佛海报告了上海的严峻形势，态度十分悲观。而和他相反，李士群却颇有把握地报告说，这种形势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很大的转变，令周佛海十分开心。
这次会谈以后的两三天，周佛海移居重光堂附近的新的隐居处，由李士群派来了精悍的卫兵，负责在周佛海等人身边进行警卫。在周佛海隐居的地方，日夜停放着汽车，进出的人不断。整个住宅处在日本海陆战队的森严戒备之中。
2援利益至上，汪李合流
1939 年，汪精卫在河内的日子很不好过。1 月18 日，汪精卫、陈壁君夫妇等人借口讲演，从重庆逃往昆明。在云南省主席龙云面前，他们又谎称要为汪治疗枪伤，飞往越南河内。终于辗转离开中国，开始筹备建立独立的汪伪政权。但是蒋介石的刺客也远远追随到河内，随时准备下手。
3月29 日晚上，汪精卫在高朗街的房子再一次被包围起来，但是汪并不知道。他忙着接待来追随他的秘书曾仲鸣一家，并让出了主卧，让曾和妻子睡在自己的房间。
汪府当夜沉浸在忙碌过后的疲惫中。佣人们也都很早都休息了。在睡梦中，忽然有人听见斧子劈门的声音。守卫立刻打电话通知了法国警察局，就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一连串闷闷的枪响也让所有人都惊恐万分。
就在三楼右首的房间里，大门被斧子劈开了一个窟窿，伸进一只拿着枪的手，对着床下一个半裸的男人连发数弹。歹徒正待上前确认两人是否毙命，屋外已经传来了警车的声音。几个凶手夺门而逃。
瑟瑟发抖的汪精卫不知道是该庆幸自己又逃过一劫，还是等待下一次的谋杀。
曾仲鸣最后死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而他的妻子方璧君在抢救之后活了过来。汪精卫抓到了蒋介石的把柄，便大加利用，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文章《曾仲鸣先生行状》，接着又在《华南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这无疑是对蒋介石和杀手的又一次挑衅。
在重庆蒋介石的公馆里，他看着报上的《举一个例》，脸色越来越青紫，越来越狰狞。汪精卫在此文中披露了1937 年12 月6 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以此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自己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河内的一声枪响，宣告了蒋汪之间的彻底决裂。1939 年3 月25 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初到上海，这群汉奸深恐遭遇曾仲鸣的下场，整日盘算，殚思竭虑以防不测。日本《富士》杂志曾记载这样一件事：“一到上海，汪精卫氏因欲检查血液，要求介绍日本方面能够负责的医生。当时我们暗中还以为汪先生自己要检查身体，所以立即介绍海军陆战队医院。但是，到医院来的，竟有汪先生以下40 余人。他们并不是来检查有否病毒，唯为预防同志不测起见，先事检验彼此血型，以供紧急情形之需。”可见当时上海反汪运动的高涨。
在这种情形下，丁默邨和李士群接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指令，提出与汪集团联合的主张。参加双方会谈的汪精卫一方，除了他本人外，还有周佛海和诸民谊。
丁默邨上来就提了两个条件：一是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10 月份后，经费由汪精卫供给；二是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人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席位。这一手是丁的黑吃黑计谋，令汪等极感意外。
汪精卫毕竟老谋深算，他推说要和其他人商议一下，就走出房间。丁、李开始变得十分紧张。
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进来答复他们说：“我很高兴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要与影佐大佐会谈后决定，不会有大的问题。但是，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的位置是决不能给你们的，因为上海和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还有，我认为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来兼任是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因此，可以从内政部中把警察行政分离开来，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
他的答复很不合丁默邨的理想，丁的胃口很大。他说：“谈到合作，要有诚意。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获得上海市长这一职位。”
李士群感到，这样谈下去会弄僵的，于是他说：“既然上海是运动的中心，具有号令天下的地位。咱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些具体工作，不涉及政治大局，我看这个上海市长的位子就不要了吧。”
汪精卫用赞赏的目光看了一眼李士群，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常通情达理，而且很善于与人合作，懂得进退。心里想：日后找机会提拔他。为了不使丁默邨丢面子，汪精卫又圆滑地许诺：“8 月份左右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
这样，双方才算拍板成交。
丁默邨、李士群双双起立垂手，向汪精卫表示：“愿意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就“和平运动”进程制定了时间表。李士群认为“清除”租界的抗日势力，到7 月份以后才能结束，他要求在此之前能够停止上海的政治活动。于是，会议决定在这段时间里，汪精卫等“和平运动”
的要人一同前往日本商讨建立汪伪政权的一系列问题。会议还决定，汪精卫尽快搬往沪西，由特工总部负责全部警卫工作。这使得丁、李领导的特工组织从直接为日本侵略军服务转变成为日本傀儡汪精卫集团不可缺少的支柱。
经过汪伪国民党“六大”，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正式成立，由周佛海任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邨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同时，以丁默邨为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而特工总部的办公地点就是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 号（今万航渡路435 号），即后来臭名昭著的“76 号魔窟”。
3援成立特工总部———“76 号”
李士群最早从事特务活动是在大西路67 号。随着人数增加，活动范围扩大，当初仅仅作为情报站的大西路67 号已经不适用了。1939 年春，由叶吉卿出面，向上海银行经租处租到忆定盘路（今江苏路） 95 弄10 号洋房一座，对外称“叶公馆”，作为活动基地。
1939 年7 月，汪精卫开始在上海建立伪政权，日本侵略军为了配合这场丑剧的“演出”，增强其实力，就同意把丁、李的特务机构奉送给汪精卫。
这样一来，忆定盘路的房子，显得又不适用了。因为这套住宅是缩在一条狭长里弄里面的，汽车只能直入，却无法在弄堂里调头。当时，为了安全，吴四宝还派人在弄堂口摆了个水果摊，负责望风，经常有人在弄堂里出出进进与之联系，使外面情况得以通报入内。
李士群感到，这里不仅气派小，而且非常不方便，虽然房子比大西路要大一些，但是特务的人数也比那里多上好几倍，赶上捕人，院内更是拥护不堪。李士群找到晴气要求调换。最后晴气亲自为他们选定了极司非尔路76号，使这里成了汪伪集团主要活动基地和汪伪汉奸的避难所。
沪西极司非尔路，属越界筑路，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外强行修建起来的。马路治安由工部局巡捕房管理，马路两侧治安则由中国警察管理。
造成的结果是，这条路成为两不管地区：罪犯在马路上作案，只要逃入路旁弄堂，巡捕房就无权追捕了；反之，在马路两侧犯罪，只要窜上马路，中国警察也只好干瞪眼。于是，这里遂成为不法歹徒横行之地，社会秩序特别混乱。
76 号是北洋军阀陈调元建造的一座花园洋房，坐落在极司非尔路中段。
它本身的结构非常适合隐蔽的工作。院子很大，四周筑有高大的围墙，不易遭受外面的侵袭。但门外的马路是处于工部局巡捕的控制下，无法设岗。于是，丁默邨和李士群决意把戒备队全部设在二道门以内，原来的洋式二道门，也被改造成牌楼式，墙上开了两个洞，用于架设机关枪。二道门的东边一侧新盖了20 多间平房，作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审讯室兼驻地。花园里的大花棚，改成了临时的缉押所。中间有两幢主楼，东面一座称“高洋房”，是丁、李等头目所在地，一楼有会客室、会议室等，二楼是丁、李的寝室兼办公室。
丁默邨生性多疑，又处在蓝衣社活动频繁时期，他每天晚上并不上床休息，却睡在浴室内。他把浴室的四周装上防弹板，睡觉时就在浴缸内放上一张棕棚，起床后再把棕棚撤掉。
东首主楼的侧面，另有一幢三开间的平洋房，驻扎着日本宪兵分队。
“76 号”的戒备非常严密。警卫总队长吴四宝在“76 号”西邻华村里弄的西尽头墙沿下，搭了一间木屋，还派几个小特务在此开了一间白铁店，又在华村东头康家桥口乐安坊附近租了一个店面，开了一家杂货店，作为两个固定的外围“望风哨”。吴四宝还从曹家渡新康里起，到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 秋园附近，派小特务设置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作为外围“流动岗哨”，随时可与“望风哨”取得联系。“76 号”的大门，除了汽车进出，平时是不开的，人都由旁边的小铁门出入。它的门警层层加设，共有四道，凡是与“76 号”有来往的人，必须持有通行证，方可出入，十分森严。
站岗的警卫虽然还是那些流氓恶霸，但现在也规规矩矩地穿上了制服，一改往日那副令人厌恶的形象：黑衣裤衫，敞胸露怀，帽子歪带，口叼香烟，手掌里转着两个铁球或核桃，一副地痞流氓的恶相。只有吴四宝我行我素。
有一天，李士群把吴四宝带到晴气那里接受训斥。因为日本宪兵报告：“76 号”成员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到处称王称霸，敲诈勒索，骚扰民众，为非作歹，希望晴气加以管束。晴气看到：吴四宝是一个40 多岁的壮汉，黑黝黝的胖脸，油光满面，令人生厌。他那混浊的双眼游移不定，手指上戴着金光闪闪的大戒指，胸前挂着金光闪闪的锁片，显现出一副贪得无厌的样子。他提心吊胆又低三下四，—举一动却流露出一副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凶相，一看就知道是个愚蠢无知的暴力集团的大头目。
李士群当着晴气的面狠狠地训斥他，要他对违纪的行动队队员严加管柬。因为大部分行动队员都是吴的“小兄弟”，李士群所下的威严命令是要通过吴四宝贯彻下去的。吴四宝频频点头称是。
待吴四宝走后，李士群对晴气叹息道：“那个人曾经当过我轮船公司的保镖，是个流氓大头目，勇敢而且有统率的才能。所以我把行动队交给他管理。与蓝衣社的正式较量即将开始，他虽是一个能起作用的人，但没有教养，因而在行动上缺乏理智，颇为棘手。
要整顿行动队，加强“76 号”的纪律，就必须对他开刀，但在粉碎蓝衣社前，我想暂时不要去深究他。”
李士群对吴四宝一伙人的心态是矛盾的。但是，他很清楚，要想打击蓝衣社，在日本人那里讨好，为汪伪政权建立“功勋”，就不得不依靠这帮流氓亡命徒。他不时地施以手段拉拢这些人，他常说：“我这里就是水泊梁山，来我这里的人，都可以小秤分金，大秤分银。
只要肯舍得性命，我是不会亏待他的。”
他以“草莽英雄”自居，散布乱世出英雄的谬论，施展各种诡计，使这些凭义气混的流氓阿飞，像飞蛾追光一样，整天围着他转。
当时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虽未公开开张，而“76 号”的特务活动，已在先行交易了。它之所以迫不及待，是有一个原因的。当初李士群找丁默邨出来，把丁推为前台经理，自己甘居幕后时，李士群颇为得意，因为这时的李士群还看不到有什么政治前途。他曾对汪曼云讲：因为太穷了，从日本人手里弄些钱花。所以叫丁默邨做他的代理人，做得好，李士群也有份，做得不好，让丁负责任。他的这一手，连老奸巨猾的丁默邨也被蒙过了。
李士群只顾躲开这个汉奸头子的名声，却不料想，横里窜出一个更大的汉奸汪精卫，而且日本人还要让汪精卫来组织“政府”。李士群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现在丁默邨不仅和汪精卫拉上了关系，而且，丁还把他的这份家当拿去做了本钱。这样下去，今年丁默邨不仅官会比他做得大，即使捞钱，也会比他容易得多。
李士群待要反悔，却又找不到借口。况且丁默邨与周佛海又是同乡，即使翻脸，也不一定会占到上风。李在心里暗自盘算，不如去抱汪精卫这株大树，要汪精卫知道，丁默邨的这批“本钱”是我的，然后再在汪精卫那里下些工夫，待时机成熟，再下手不迟。
为此，在李士群与汪精卫第一次见面后，李士群写了一封长信，托汪精卫的堂内弟陈春圃转交给汪，信中说明了丁默邨的这份本钱是他的家当，因为丁在上海沦陷后潦倒不堪，他与丁私交较笃，甘愿推丁为“大哥”，代为出面，自居幕后，现在汪先生既然亲临上海，因陈经过，并“甘为前驱”。
对于这封效忠信，汪精卫没有复信，但他却记住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