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苏联就要利用日本在中国难以脱身和急于南进的时机，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稳住日本，与此同时，大力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信赖中国的抗日力量尽可能地拖住日本，使其无力北上进攻苏联……1942年1月日是，苏、美、英、中等26个国家在美国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苏联的西线战略进一步加强。
崔可夫出使中国
正当苏联面临纳粹德军入侵之际，在远东，日本在中国东北屯兵10万，欲意入侵苏联。1938～1939年，日军先后在张鼓峰、诺门罕对苏联公然进行武装挑衅。一时间，苏联东西两线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斯大林认真地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苏联的当务之急应当集中力量对付布尔什维克政权最危险的敌人——纳粹德国。于是，斯大林及苏联政府决定，一方面利用日本在中国难以脱身和急于南进的时机，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稳住日本，与此同时，大力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依赖中国的广阔地域和中国的抗日力量尽可能地拖住日本，使其无力北上进攻苏联。
为此，斯大林决定，选派得力的军事人员去中国，帮助中国进行抗日。1940年秋，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经过审慎的酝酿和筛选之后，决定派遣崔可夫前往中国，指导中国国民党政府抗日，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苏共中央委员会之所以选中了崔可夫去中国，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而且因为崔可夫具有一定的汉语基础，对中国作过实地考察，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另一个原因是崔可夫这时正赋闲在家。
20世纪40年代的斯大林。崔可夫1900年出生在图拉省奥谢特尔河谷的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一个农民家里。他1918年参加苏联红军，先后在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9～1932年任红军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处长，1938年任步兵第5军军长，第4集团军司令员。苏芬战争中任第9集团军司令。
1925年8月，崔可夫作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第5期的学员毕业了。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政治素质过硬，军事学院决定把他留在东方系中国部继续深造。在东方系学习期间，崔可夫不仅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社会法律等方面的知识，而且把很多时间花费在了学习汉语上。
崔可夫对中国古老的文明历史和丰富多采的风俗习惯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他总是找去过中国的人攀谈，了解中国的国情，并经常去纳里曼诺夫东方大学，参加有中国留学生参加的集会，与中国留学生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以及中国当前的时局。
1926年，崔可夫终于实现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去中国的愿望。他作为一名实习生，充当外交随员，与老布尔什维克罗日科一同前往中国。他们乘坐的特快列车，经过连续7个昼夜的长途跋涉，穿过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来到了中国东北边境。
崔可夫一行来到“东方莫斯科”哈尔滨时，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在东站热情地迎接他们。在哈尔滨逗留5天之后，他们继续南行至长春，在长春火车站由中长铁路转南满铁路至旅顺港。到旅顺后，他们取道海路，乘船经辽东半岛至塘沽，又由天津抵达北平。一路上，崔可夫深深感到日本在中国有很大的势力，对中国的政局、民众的生活都有一定的影响。
短期随团工作结束后，崔可夫回到了苏联。19271年春天，崔可夫结束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习，奉命第二次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崔可夫深深懂得，要做好中国军事顾问工作，必须先了解中国的实情。为此，他在中国做了多次旅行，到过京津各地，去过四川，走遍了几乎整个华北和华南。经过两年多的艰苦磨炼，崔可夫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了，而且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了。
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期间，崔可夫对中国革命有了比较细致的了解和感性的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它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指挥官，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推翻旧制度的热情，具有顽强的战斗精神，中国革命的未来只能依靠他们。1929年，中国东北铁路事件爆发，崔可夫奉召回国。
1940年秋季，苏共中央决定派崔可夫前往中国。作出这一决定后，斯大林提请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先征求一下崔可夫本人的意见，如果他没有意见，就让他亲自来谈谈。
接到斯大林的指示后，铁木辛哥紧急召见了崔可夫。崔可夫初接通知时，以为国防人民委员是为了了解第9集团军的情况而召见他的，没想到见到铁木辛哥后，才知道苏共中央是想派他去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
铁木辛哥给崔可夫分析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并告诉他，苏联政府决定，在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援助的同时，派遣军事顾问团前往中国，协助中国击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牵制日本人北进，从而达到从侧翼掩护苏联远东地区的目的。
铁木辛哥元帅要求崔可夫，必须摸清蒋介石阵营的情况，正确估量蒋介石的实力，并利用担任蒋介石军事总顾问之便，遏制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军队的行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的游击区进行封锁、围剿，并阻止中国共产党把枪口对准蒋介石，协调共产党的武装和国民党军队的抗日行动。
崔可夫可算得上一个“中国通”，他对中国军阀与蒋介石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知道，要促使蒋介石真正抗日并非易事，要协调好国共两党的关系、协调好共产党武装力量与国民党军队的行动，更是一件既复杂又微妙的困难工作。然而，作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更由于他正被免职闲置，他欣然接受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安排。
见崔可夫已同意赴华，铁木辛哥便带他来到斯大林的会客室。崔可夫怎么也没有料到，斯大林会亲自接见他。过去，崔可夫只是在观礼台上见过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苏联军队的最高统帅，面对面的交谈这是第一次。崔可夫异常激动地来到斯大林跟前，满怀崇敬的心情向他问好，斯大林向崔可夫表示了亲切的的问候之后，便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已经同意到你所熟悉的那个国家了，是吗?”
“我同意去您命令我去的任何地方!”崔可夫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听到崔可夫的回答，斯大林满意地微微笑了笑，马上又严肃地说道：
“先不要急于这么说!还是应当考虑一下命令你所去的地方。应当仔细考虑一下，要作些准备。你在20年代去过中国，当时是一种情况，可现在是40年代，今天又是一种情况。那时，国民党是以孙中山博士为首，他是一个心灵纯洁、道德高尚的人，他无限忠于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今，中国掌权的人已经不是那些人了，国民党也不是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了。蒋介石和孙中山相比，无异乎小猫和老虎。现在，中国已有了新生力量——共产党……整个小资产阶级、与日本资本没有利害关系的一些大资本家、封建主都在蒋介石一边。跟共产党人走的首先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你过去到过中国，应该知道，中国是个农业国家，而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中国共产党也正是依靠贫穷、受压迫最深和没有文化的农民……在现阶段，为了抗击日本的侵略建立了统一战线，但蒋介石和毛泽东没有消除旧的矛盾……毛泽东打蒋介石，蒋介石也打毛泽东。”
崔可夫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一边仔细地琢磨着斯大林的一番话，心想，最高统帅为什么派我到蒋介石那里去，而不是到中国工农红军中去呢?斯大林似乎猜到了崔可夫的心思，继续对他说：
“照理，对我们来说中国共产党人比蒋介石更亲近些。我们的主要援助应该给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与我们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都争取过来还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还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我们同蒋介石政府订有相应的条约。你熟悉所有这些文件，请严格按照这些文件行事。主要的就是联合中国的一切力量反击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有美、英的援助，毛泽东永远也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在欧洲，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美可能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蒋介石由于有苏、英、美的援助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可望长期拖住它。”
1939年，德军部队在奥地利。斯大林稍稍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
“不要以为，法国溃败后，西方的妥协者会退出舞台。即或是在英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刻，对侵略者持绥靖态度的人还往返于柏林和伦敦之间，只要希特勒德国掉转枪口进攻苏联，他们随时都准备作出新的让步。”
当时，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因而对中国共产党还存有偏见，他接着对崔可夫说道：
“一些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如果日本人粉碎了蒋介石的力量，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便能左右国内局势并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他们大错特错了。蒋介石一旦感到有丧失政权的危险或者我国和西方大国拒绝援助他时，那时他立即就会效法汪精卫，寻找同日本军国主义妥协的途径。那时，他们会合力对付中国共产党，而中国红军将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崔可夫同志，你的任务是不仅要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因为他害怕失去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害怕丢掉存入英美银行的资本……崔可夫同志，你和所有驻华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斯大林向崔可夫交待完任务后，要求他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向外泄露这次谈话的内容。斯大林指示崔可夫尽快作好准备，赴中国就任时，为了工作方便起见，先担任苏联驻中国使馆的武官，以便全面了解情况。待熟悉情况后，再担任苏联军事使团的团长，充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
1942年12月，崔可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带领着15名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从莫斯科乘火车到阿拉木图，然后乘飞机经中国新疆石河子到兰州。
作为见面礼，崔可夫一行携带了给蒋介石政府的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近300门火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及相应的装备、配件的援助清单。
崔可夫一行飞抵兰州后，受到了蒋介石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将军的热情欢迎。为了摸清苏联政府的态度和意图，老奸巨滑的蒋介石指示朱绍良，以重庆雾大、飞机不宜降落为借口，把崔可夫一行滞留在兰州。
在兰州滞留的日子里，第八战区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虽然带着崔可夫一行参观名胜，盛情款待，但由于公务在身，崔可夫一行一心想早日赶赴国民党首都所在地重庆。于是便派手下人员了解情况，经了解发现，并不是因为天气情况而不能飞抵重庆后，崔可夫便质问朱绍良将军。
也就在这时，崔可夫又得到领事馆的密报，说蒋介石在共产党控制区附近进行可疑的军事部署，他们很可能是要挑起一场内战。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情报，崔可夫即刻与苏联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取得了联系，但并没有得到最后证实。
崔可夫心想，就目前中国抗日前线的战局来看，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如果再抽出兵力围攻共产党的控制区，挑起内战，战局会对国民党更加不利。特别是现在苏联军事代表团刚刚到中国，代表团带着对中国军事援助的清单，如果蒋介石挑起内战，他就不怕失去苏联的这批援助?
正在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为了掩盖国民党军队的意图，匆忙派出飞机接崔可夫一行飞抵重庆。
在中国开辟东线战场
飞机抵达重庆后，崔可夫一行直接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与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会晤，随后来到武官处，与工作人员见了面。就在当天晚上，也就是1941年元旦晚上，蒋介石邀请崔可夫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专为外国顾问举行的新年宴会。宴席间，蒋介石与崔可夫进行了礼节性的会晤。在会谈中，蒋介石极力想从崔可夫那里弄清楚，苏联会给国民党政府什么样的援助，如何才能尽快得到这些援助，这些援助是否会分流到共产党手中，苏联政府对国际局势是怎样估计的等等。
赴宴前，崔可夫对这一系列敏感问题作了一些准备，因而面对蒋介石的询问，他避实就虚，尤其是极力回避苏联西部边境的紧张局势，尽量把话题焦点集中在西欧问题上，尤其放在英国问题上。
崔可夫代表苏联政府表态说，苏联现在和将来都施行和平政策，苏联政府竭尽全力避免卷入任何方面的战争，包括对德国也满怀和平的愿望。但是，如果希特勒胆敢侵略苏联的话，苏联将给予坚决回击。
在分析欧洲战场的局势尤其在谈到法国、英国失利的原因时，崔可夫指出：“如果不绕过荷兰从那里发动突然进攻，如果在阿登，当希特勒的坦克部队刚刚拉成一条线的时候，法国和英国的空军就给予狠狠打击的话，那么，战争可能在几天内就会结束，而且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蒋介石也对国际局势谈了自己的看法：“今天，世界上有三股力量没有卷入战争，即苏联、美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也没有卷入。中国可以抗战。未来取决于它们和它们的行动。换句话说，三个人物将决定世界的命运。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败。对中国来说，战争只不过是生病。而一切病都会好的……”
“但是，疾病会导致死亡。”崔可夫不同意蒋介石的看法，生硬地反驳说。
“不!我们不认为疾病会导致死亡。死亡并不是疾病，没有疾病也会死亡。”蒋介石对崔可夫的态度立即表示出不悦，为自己辩解说。
崔可夫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见就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心里很不舒服。来中国不久，崔可夫就了解到大量情况，经过初步分析研究，他认为，中国的武装力量在总数上超过日本，装备也正在逐渐改善，中国的抗日能够取得胜利，并且还可以向日军发起主动的进攻。
然而，出乎崔可夫预料之外的是，在他还没有来中国之前，蒋介石就提出了一个从整体上逐步限制和消灭共产党军队的方案，即“中央提示案”。这个方案规定，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全部开赴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使其处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之中。1940年10月9日，何应钦和白崇禧电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一个月之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并且应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蒋介石企图趁共产党军队转移之机加以围歼。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回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以及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并且表示，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可以把皖南地区的新四军转移到长江以北。
崔可夫抵达重庆的第6天，即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驻扎在皖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突袭。新四军被迫反击，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最后除大约2，000人突围出来之外，大部分指战员被俘或壮烈牺牲。新四军军长叶挺也被俘。17日，蒋介石倒打一耙，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声称要将叶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由于蒋介石对驻华的外国军事顾问严格保密，“皖南事变”发生之前，崔可夫对蒋介石的卑鄙行径一无所知。事变发生后，崔可夫与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紧急会晤，以便查明真相。
周恩来明确告诉崔可夫，蒋介石不去打日本人，而是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使共产党的军队去承担无法完成的任务，而且不给予任何支持，企图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在蒋介石看来，他的头号敌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而不是日本侵略者。
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崔可夫的心情异常复杂、沉重。这时他处在了两难的境地：从内心讲，他同情中国共产党，但苏联对华政策的重点又放在国民党身上，把中国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身上。在对华政策上，对华援助的物资不仅要如数交给国民党，就是在现在这种大事大非的关头，苏联政府也因为怕刺激蒋介石，影响两国关系，不敢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只能通过私人拜会的形式给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以阻止内战的爆发。
崔可夫知道，是国防部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署了剿灭新四军的命令。为了进一步探明事实真相，第二天，崔可夫便以驻华武官的身份拜会了何应钦。在双方会晤时，崔可夫耐着性子听完何应钦一大堆恭维的话之后，便开门见山地问何应钦：
“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是否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
老奸巨猾的何应钦知道纸里包不住火，告诉崔可夫说，在这场冲突中没有使用苏联援助的任何一种武器进攻新四军。在谈话中，崔可夫巧妙地从一个国民党要员的嘴里套出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新四军的事实。接着崔可夫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对这次交战，我应该怎样向我国政府汇报呢?”
何应钦狡辩地回答说：“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进攻新四军，是因为新四军没有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应该予以严惩。”
崔可夫进一步质问道：“即使是新四军军部由于这样或那样军事上的原因没有执行命令，最高司令部也应该采取别的办法，比如可以免去军长的职务，给予纪律处分，甚至可以交付军事法庭判决。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向自己的军队开战，不应该向普通军官和士兵开枪。”
崔可夫紧盯着何应钦继续说道：“中国现在正同日本侵略者打仗，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应该团结一致，为什么要打自己人呢?苏联政府和人民不能理解，大敌当前，中国的军队为什么不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反而互相残杀?”
苏联在战争期间加快了坦克等武器的生产。与何应钦会晤后的第二天，崔可夫又拜会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以及其他国民党政府要员，他一再申明，内战有害于抗日，同时暗示说，内战可能导致苏联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后，崔可夫开始关注这样一些问题蒋介石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同共产党的关系?会不会跟日本侵略者勾结起来?中国共产党能不能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维护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皖南事变”爆发后，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及各阶层人士的极大愤慨，中共中央为顾全抗日大局，采取了“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策略，在政治上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在军事上保持克制态度，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否则，中国的内战就会在所难免。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使国民党顽固派成为众矢之的，蒋介石集团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于是，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暂时收敛起嚣张的反共气焰。
崔可夫在中国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探明蒋介石对抗日的真实态度以及日本帝国主义1941年的作战计划。进入1941年夏天，希特勒入侵苏联的迹象日益明显，苏联政府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下一步将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何方?日本人会不会在苏联的远东地区挑起战争?为了弄清这一重大问题，苏联政府指示崔可夫和驻华大使潘友新，迅速查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计划。
1941年夏季以来，崔可夫搜集有关情报资料，分析了世界尤其是亚洲和中国战场的形势之后认为，从德、意、日3国订立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看，日本很可能与轴心国协同进攻苏联，而且自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以后，就准备以中国东北和朝鲜作为跳板，为侵略苏联远东作准备。日本帝国主义在苏联边境地带设置了18个防区，1939～1940年，关东军的数量由9个步兵师增加到12个步兵师，兵力达35万人；1941年，关东军总部又在极力扩大师的编制，并且用新式武器装备部队。
但是，日本要想打大战，严重缺乏原料和自然资源。苏联远东地区虽然有丰富的物产资源，而且日本人也垂涎已久，然而，日军在张鼓峰和诺门罕挑衅的失败，使得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在东南亚地区，由于法国败降，防御空虚，日本乘机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并逐渐扩大它在南方的海、空军基地。加之1938年日本占领的广州、海南岛、海防港等，日军在东南亚下手的时机日益成熟起来。
另外，由于日军陷足于中国，一则耽误了它夺取南方资源的时间，没有这些资源日本就不能认为作好了跟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进行战争的准备，二是就中国战场而言，日军无法迅速取胜，为了孤立中国，它更可能把兵力投入南方，以切断英、美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从兵力分布和兵种分配上看，日本南进的企图也日趋明显。日本苦心经营，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如不将海军投入南方，就无法发挥作用。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南进的可能性更大。1941年3月的一个偶然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
1941年3月，一架载有日本海军将领的飞机在中国广东上空失事，日本海军将领携带的全部文件落入游击队之手。经多方努力，崔可夫很快弄到了这些文件。从文件中崔可夫了解到，日本准备以海防、海南岛作为军事据点，作为南进的基地。
崔可夫将所获情报以及自己对日本下一步的行动将会转向南方的判断报告了苏联政府。这对苏联领导人确立日苏关系的政策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4月13日，在希特勒准备大举进攻苏联的时候，苏日中条约签订。
1941年12月，日本海、空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的南进意味着苏联避免了在远东开辟第二战场。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战场的得失与美英的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于是，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地位也日趋重要，美英等西方大国开始改弦易辙，向中国提供贷款和武器援助，并且派出大量的军事代表，帮助中国人民抗日。
在这种形势下，身处重庆的崔可夫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交给他的在华任务。因此，他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暗示，苏联在华的军事顾问在这种形势下已不可能再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已无存在的必要，请求中央召回在华顾问。
接到崔可夫的报告后，苏共中央转告崔可夫，很快将讨论这一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崔可夫为苏联政府惹了麻烦。在重庆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外国记者问及苏联将在何时对日开战时，崔可夫因一时疏忽泄露了秘密。他回答记者说：
“只要一消灭希特勒的军队，苏联就将对日本开战。”
1942年1月2日，报纸发表了这一消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苏联政府立即命令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中国政府，指责报纸上的报道纯系记者捏造，要求该报予以澄清。中国方面指出，崔可夫确实发表过这样的谈话，因此不予辟谣。鉴于这种情况，苏联政府迅速电召崔可夫回国。2月下旬，崔可夫乘飞机飞抵阿拉木图，从而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使命。
被绥靖政策孤立
1941年12月5日，苏军以英勇顽强的精神顶住了德军对莫斯科的包围和进攻。莫斯科防御战取得胜利之后，苏军在莫斯科城下实施了反攻，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
当地时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早已周密地作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日本与美国和英国的政治矛盾已经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它需要选择有利时机下手。
当日本决心在东亚不仅对英联邦，而且对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它已经在中国打了4年半的仗。日本原来打算把侵占中国并利用它的经济资源，作为扩大日本在整个东亚地区霸权的第一步。然而，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并没有使日本帝国主义达到目的，因为日本人非但没能速决速战，反而使自己深陷泥潭不能自拔。
希特勒正在察看德国制造的“虎”式坦克。法西斯德国1940年在法国取得的胜利对远东局势产生了影响，并为日本人开辟了新的前景。欧洲的战争使得英国实力暂时受到削弱。1940年夏，英国不得不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封闭了向中国运送武器的必经之路——滇缅公路。原荷兰殖民地已经没有宗主国，法国为了保住自己的殖民地，则要在大国之间看风使舵。1940年8月，法国被迫同意日本关于向它提供3个印度支那机场的要求，日本打算利用这些机场对付尚未完全停止的、经滇缅公路往中国运送武器的行动。随后进行的谈判导致日本和法国在1941年7月达成了协定。两国政府在这个协定中表示准备为共同防守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合作。这个协定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印度支那建立陆海空军事基地。
日本的这种南进，对英国在东亚的地位产生了潜在的威胁。缅甸以及拥有新加坡的马来西亚、荷属印度（即印度尼西亚）都成了日本人随时可能威胁的目标。由于欧洲战场的局势，英国无力独自保卫自己在东亚的地位，但是，就像在对德作战时一样，它再次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因为美国把日本的扩张趋势看作对自己利益的威胁，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1941年7月，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大量资产，并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不久，英国和荷兰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这对日本海军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从此以后，日本只能依靠自己的石油资源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有撤出它为之付出巨大人力和物力的印度支那和中国，只有参加战争以便攫取荷属印度的石油，才能消除对它施加的这种压力。
这时，日本人为了故作姿态和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再次试图同美国达成协议，并为此派了特别代表去华盛顿。但他们提出的要求，诸如停止对日本的贸易禁运、由美国供应石油、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等等，是美国人根本不能接受的。看来，谈判已经没有希望，于是，日本人认为，与其听任自己的经济被缓慢地扼杀，不如及时发动战争。
长时间地等待只会削弱日本而加强美国。根据日本人获得的情报，美国当时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英国作为日本在东南亚的敌人，几乎对日本没有任何危险，因为英国的所有海、空兵力都忙于同德国作战，陆军则在北非同意大利和德国军队作战。上述种种因素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好战分子再也等不下去了。就在日本外交代表还在华盛顿进行谈判的时候，日本的海、空军偷袭了珍珠港。
美国并不是完全没有料到会发生军事行动。美国人已经掌握日本的密码，并成功地破译了几份非常重要的电报。但是，日本人对珍珠港的袭击却完全出乎美国人的意料。这一严重的事件在美国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愤怒。国会两院一致同意按照罗斯福的意愿，授予总统抗击这一阴险的进犯，并把斗争进行到彻底胜利的全权。
1941年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丘吉尔在下院表示，英国要和美国取得一致行动，他宣布，尽管英国本身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但仍然要派英国海军中若干最好的军舰去远东与日军作战。荷兰政府也宣布荷属印度进入战争状态。
12月9日，中国政府向德、意、日宣战；12月11日，美国宣布对德、意宣战。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了最大规模。
战争的进程，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1942年1月1日，苏联、美国、英国、中国等26个国家在美国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宣言赞同《大西洋宪章》，并规定签字国保证用自己的全部经济、军事力量来对法西斯国家作战，援助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家；签字国不能和敌对国家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大大加强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得到进一步扩大，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既有当时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也有像英国、美国这些在当时属于非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还有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属于英联邦成员国家。在这个统一战线中，还有像中国、南斯拉夫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或抗战消极，或流亡国外，而由非执政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成为抗击法西斯的积极力量和主力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还有像法国、希腊、朝鲜、马来西亚及其他欧洲和亚洲被法西斯占领的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各阶层爱国人士，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抗击法西斯的斗争。统一战线也包括了法西斯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展地下斗争。尽管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在战争中的处境和地位各不相同，但是，打败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愿望，使得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武装力量终于联合了起来，结成了伟大的、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他们在战争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当然，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道路并不平坦。早在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初期，面对东、西方最凶恶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疯狂侵略扩张，反法西斯的各国为了保卫本国的切身利益，保卫民族的尊严和生存，都有联合起来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愿望。但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所以迟至1941年底和1942年初形成，有着多种多样的、复杂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英、法等西方国家当时的执政者所推行的绥靖政策。
德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在前线指挥作战。英、法两国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得到了很大的利益，但元气大伤。尤其在经历了1929~1930年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它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受到很大的影响，并且逐渐衰落。而德国和意大利则日益法西斯化，尤其是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后，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增长，英、法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东方的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又逐步向华北逼进，并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威胁到了英国在远东的利益。
面对德、意、日尤其是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疯狂进攻，英、法虽不甘心让出他们的霸权地位，但是又缺乏向法西斯开战的决心和勇气。在英国统治阶层内部，对于怎样应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挑战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以英国下议院议员丘吉尔为首的强硬派，主张对德国采取强硬的政策，主张联合起来制止和对抗德国在欧洲的扩张。他主张不仅要联合法国、美国，而且还要联合意识形态与英国截然不同的苏联，以便借助苏联的力量共同抗击纳粹德国。
然而，1937年5月，绥靖派的代表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他不顾国内反对派的反对，积极推行绥靖政策，企图在不损害英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以牺牲小国、弱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作为诱饵，把纳粹德国的战火引向东方。张伯伦幻想着希特勒德国到东方去开辟战场、在与苏联这个泱泱大国的冲突中两败俱伤，英国可以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
在英、法绥靖政策的纵容之下，纳粹德国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1938年3月12日，德国出兵吞并奥地利。同年9月，张伯伦首相穿梭于柏林和伦敦之间搞“外交妥协”。9月29--30日，英、法、德、意4国在德国慕尼黑达成了肮脏的交易，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
然而，纳粹德军在占领了苏台德区之后，仍然不知足，1939年3月15又侵占了布拉格，全面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不仅如此，希特勒又对波兰提出了领土要求。英、法舆论界在纷纷谴责纳粹德国的侵略野心的同时，指责本国政府奉行的绥靖政策。张伯伦在英国的议院中几乎下不了台。英、法绥靖政策的推行者们迫于形势和压力，不得不在策略手段上有所改变。除表示进一步对波兰承担义务外，恢复了同苏联的外交往来。
1939年4月15日，苏、英、法3国开始进行谈判，7、8两个月，3国的政治谈判和军事谈判先后在莫斯科举行。然而，时至此刻，英、法政府仍然缺乏诚意，由苏方主动提出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而告结束。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摸准了英、法绥靖政府的真正态度后，悍然出兵侵入波兰。为了向外界表示姿态，9月3日，英国和法国相继对德宣战。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西线处于一种宣而不战的状态。实际上，英法当权者仍然抱着把祸水引向东方的幻想不放。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大举入侵西欧。战争爆发当天，张伯伦下台，强硬派丘吉尔接任英国首相，这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在纳粹德军入侵西欧短短的一个月里，法国败降，英国的几十万远征军从敦刻尔克屈辱地撤退，英国本土也处于被德军入侵的危险境地。事实证明，以张伯伦为代表的英、法当权者执行的绥靖政策是一个既损人又害己的、目光短浅的、愚笨政策。它不仅大大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使得一些弱小国家深受其害，英国和法国也自食其果，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也由于绥靖政策的阻碍，未能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形成。
德军攻入斯大林格勒城内，地处大西洋彼岸的另一个西方大国美国，远离欧亚两洲。当它还没有受到德、意、日直接威胁时，采取不介入政策，坐山观虎斗，大做军火生意。在亚洲，美国坐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企图在不损害美国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以牺牲中国作为筹码来实现日美妥协。在欧洲，美国则支持英法的绥靖政策。即使在欧洲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仍然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特别是在法国败降、德国进攻苏联时，美国仍然无动于衷，并乘机大发战争横财。
希特勒的挑拨离间，也是战前未能形成统一战线的一个原因。在进攻波兰之前，德国一方面利用英、法的绥靖政策步步向西方逼进，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利用意识形态问题大做文章，利用英、法同苏联之间的矛盾，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阻止三国结成同盟。为了避免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达到战略上各个击破的目的，在进攻波兰之前，德国充分利用了英、法所推行的绥靖政策，利用了英法和苏联的矛盾，拼命拉拢苏联，并于1939年8月23日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争取了苏联的中立立场，避免了在发动侵略战争时陷于两线作战的困境。
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地跨欧亚两大洲，在战略上也面临着两线作战的问题：东面是日本帝国主义，西面是纳粹德国。为了争取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加速社会建设，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对付法西斯轴心国家的侵犯，斯大林曾力争同英、法结成反法西斯同盟。
在上世纪30年代，苏联外交政策的总方针是，联合英、法和东欧各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制止希特勒的侵略扩张行为。苏联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由于英、法推行的绥靖政策，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1938年9月，英、法、德、意4国策划了慕尼黑阴谋，把苏联撇在了一边，这就大大助长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对波兰提出了领土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全面爆发。
在东方，日本帝国主义继1938年7月29日和1939年5月11日先后挑起了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之后，苏联的安全已经面临着东、西两面入侵的威胁。在这种国际局势之下，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争取时间加强战备，苏联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德国由于取得了苏联中立的保证，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而这对欧战爆发之前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是一个不利因素。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由此而进入一个新阶段。
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疯狂侵略行径，激起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坚持正义的人们的反对和仇恨，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苏联抗击纳粹德国的卫国战争，中国抗击日寇侵略者的战争，其他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已经联成一体。
与此同时，法西斯轴心国的侵略扩张已严重威胁到英国和美国的切身利益。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日本的扩张已使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日美关系异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认为苏联抗击纳粹德国的卫国战争，可以大大牵制德国的力量，减轻他们自己的压力。苏联则因遭到德国大规模的突然袭击，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为了尽快转变整个战争形势，缩短战争时间，有必要联合英、美力量共同对德作战。同时还可以在亚洲牵制日本，避免两线作战。至此，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历史条件基本成熟了。
1941年，在斯大林的外交路线指导下，苏联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7月12日，苏联和英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两国在对德作战中共同行动的协定。7月18日和30日，苏联在伦敦分别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波兰流亡政府签订了彼此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一致行动的协定。8月2日，苏、美在华盛顿就物资援助问题互换照会。8月5日，苏联与流亡伦敦的挪威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8月9～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举行了会谈，12日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即关于对德作战的目的和战后和平的宣言。为了加速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苏联宣布支持《大西洋宪章》。9月29日至10月1日，苏联、英国、美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签订了关于美国、英国以武器和军用、民用物资供应苏联的第一个议定书，宣告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采取联合行动。三国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当然，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作为统一战线的主要成员，苏联、英国和美国之间仍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斗争。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英国的政策始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给苏联提供军事和物资方面的援助，另一方面又力图隔岸观火，坐收渔利。英、美两国对开辟第二战场的态度也不十分积极。美、英两国之间也是各打自己的小算盘。英国力图保持和恢复自己原有势力的范围，而美国在战争中除了反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共同特点外，也充分利用英国在战争中的困境和不得不依赖美国支持和援助的机会，极力排挤、瓦解和夺取英国的势力范围，力图在战后取代英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
1941年冬季来临之前，丘吉尔和罗斯福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苏联在尽全力挽救自已免于失败和崩溃的命运，而这种努力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在英国和美国军界，除少数人有不同意见之外，多数人一致认为，苏联的抵抗很快就会被德军所粉碎。为了了解实际战况，罗斯福总统特派哈里·霍普金斯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于1941年7月30日抵达莫斯科。霍普金斯是个非常出色的外交家，是罗斯福总统非常信任和最为亲密的顾问。他虽然体弱多病，但精力充沛，头脑清晰，而且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同盟国的事业。
苏军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进行了白热化的争夺。霍普金斯一抵达莫斯科，就受到了苏联方面的热烈欢迎。后来他这样写道：“我在俄国跟这么多人握手，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好几次，我自己咧开嘴笑，自己问自己，我是不是在竞选。”
当天，美国驻苏联大使把他接到美国大使馆，催他早点休息，以解几天的旅途跋涉之苦。但他身临莫斯科，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
来到莫斯科后，霍普金斯先跟美国驻苏联大使进行了长谈。大使告诉他说，任何人哪怕稍有点俄国历史方面的知识，几乎都不会匆匆下这样的结论：“德国人会轻而易举地取胜。当敌人突然对它采取攻势时，俄国军队可能显得无能，他们在拿破仑战争时也是如此。但是，当他们被号召捍卫自己祖国的时候，他们却是极为出色的战士。”大使接着说道：
“在莫斯科，任何局外人要想清楚地了解事情的真正情形，则是极端困难的。”
然而，霍普金斯决心要多少打破一下这道怀疑的墙。当晚，他得到充分时间的休息，第二天由美国大使陪同乘车游览观光。下午6点30分，大使带他到克里姆林宫去会见斯大林。
见到斯大林后，两人互致问候，霍普金斯转交了以罗斯福总统的名义给斯大林的信函，信中这样写道：
霍普金斯先生应我的请求，前往莫斯科，跟你个人并跟你可能指定的其他官员讨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如何才能够最迅速有效地使美国向正在对希特勒德国的背信弃义的侵略进行伟大抵抗的贵国所提供的援助得到使用。我已经告诉你的大使乌曼斯基先生，美国政府将给你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以便你们得到自己最急需的军火、军械及其他物资，这些大约在后两个月内可以运到贵国，以供实际使用。我们即刻与现在华盛顿的以戈利科夫将军为首的代表团，共同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细节。我觉得，霍普金斯先生现在对莫斯科的访问，对于我们美国这里弄清你们的最迫切的需要，以便能就简单化交货手续，加快速度方面达成最切实可行的决定，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今年冬季，我们将有可能完成你们政府想要从我国得到的大量军用物资的意愿。因此，有可能完成你们政府当前应特别关注的，是今后两三个月内可以到达俄国的物资这个问题。
请给予霍普金斯先生以那种就像你亲自同我当面交谈时所感到信任。你对他表示的意见，他会直接向我转达，他还会告诉我，你认为哪些是最紧迫的，我们可以给予帮助的各个问题。
在结束之际，请允许我对俄国人民为捍卫其自由和俄国独立所表现的非凡的英雄气概，表达我们美国所有人的钦佩之情。你们的人民和所有其他各国的人民反对希特勒侵略及其征服世界计划的胜利，对美国人民一直都是巨大的鼓舞。
会见是在坦诚直率、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斯大林坚信地向霍普金斯说，德国低估了苏联军队的实力，而且他们现在在整个战线上没有足够的部队既能进行成功的进攻战，又能同时守住他们漫长的交通线。斯大林强调说，德国人为了这种目的势必需要大量的兵员，最终不得不转入守势。在过去的10天里，苏军所受到的压力已经缓和了许多。目前，德国人已经不能为他们的机械化师和空军提供充足的燃料，德军要把大量的燃料运往前线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并且这种困难还将与日俱增。斯大林不认为这是由于德国缺乏燃料，而且由于运输困难，没有好的道路，特别是由于苏军给德军的交通线以有效的干扰。
苏军渡过第聂伯河，解放了基辅。斯大林说，战争不过刚刚进行了6周，苏军已经在前线逐步展开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苏军面临的是突然袭击，他自己原以为希特勒不会这么快动手，但他还是采取种种可能的预防措施动员他的军队。现在，苏军正在许多地点进行反攻，明年春天将有更大、更激烈的战斗。
斯大林强调说，他并不低估德国的军队。德国军队的组织极好而且他们肯定储备有大量的粮食、士兵、物资和燃料。他认为，英国人有一个弱点，这就是他们低估了自己的敌人；他无意重蹈英国人的覆辙。因此，斯大林认为，就动员兵力、物资、粮食和燃料来说，德国军队有能力在苏联进行冬季战役。不过他认为，到9月1日以后，德国人要想发动一系列进攻性的战役将是很困难的，因为那时是苏联的雨季，而到10月1日以后，由于地面状况很坏，德军将不得不转入守势。斯大林表示有很大信心，在冬季月份里，战线将停留在莫斯科、基辅和列宁格勒的前面，或许不会离开现在战线100公里以外。
斯大林谈完战场形势之后，向霍普金斯表示说，他非常感谢罗斯福总统对他们同希特勒作战所表示的关怀。他说，他愿意给罗斯福总统如下的个人信息。这一信息他本想用书面发出，但他认为还是由特使向总统转达更好。
斯大林说，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痛恨希特勒及其政府的不道德手段，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希特勒最大的弱点之所在。斯大林表示相信，被法西斯德国压迫的人民及其迄今尚未被征服的民族中的无数人民，唯有从美国那里才能够得到他们为抵抗希特勒所需要的鼓舞与道义力量，这是因为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与此相反，德国军队的士气已经非常低沉，而且如果美国宣告即将参加反希特勒的战争，那么，纳粹德军的士气就会低落不堪。
斯大林说，他相信苏美终归难免在某一战场上同希特勒德军搏斗一番。不过，他认为，这场战争将是艰苦的，大概也是长期的。最后，斯大林请求霍普金斯告诉罗斯福总统，尽管他有信心，苏联军队能够顶得住德国军队，但是到来年春天，供应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他需要朋友的帮助。
霍普金斯为能同斯大林会晤而感到十分高兴。他对于苏联人抵抗希特勒军队的信心及实力，主要是从斯大林提出要求的性质本身得出来的。斯大林的要求证明，他正是从长期的基础来考虑这场战争的。假使一个人担心失败已迫在眉睫，他决不会在要求清单上把铝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随后的几个年头里，霍普金斯是一个真诚的甚至无所顾忌的朋友，他对苏联人为赢得这场战争所作的巨大贡献表示十分钦佩和由衷的高兴。
霍普金斯在莫斯科紧张奔波一周之后，于8月1日乘军用飞机转道伦敦回国。他在离开莫斯科时，他已经对苏联战胜德国充满信心。几天后，斯大林在给丘吉尔的另一封信中写道，如果第二战场在目前不可能开辟，英国应当派出26～30个师在阿尔汉格尔或南部登陆，来打击我们的共同敌人。
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之后的报告，最终促成了美、英、苏三国协议的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