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社会主义宣传，被神学院开除，坐牢、流放，斯大林有一个革命家应该有的典型经历。天将隆大任于斯人，必使其经历苦难。他在党内搞清洗、搞肃反，也带领人民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五年计划的成功，很难想像苏联能在二战中抵御德军的进攻……一场大规模的肃反和清党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斯大林要挖出隐藏在党内外的一切敌人，一个不留全部肃清，是功是过，只能留给后人评说。
从教士到战士
在欧亚两大洲交界的高加索山脉之中，有一个岩石遍布的小城镇，这就是格鲁吉亚的古老城镇哥里。
这里居住着大约5，000人。公元1879年12月21日，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和妻子叶卡特琳娜生下了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叫约瑟夫（昵称索索）。后来，小约瑟夫长大以后又用名柯巴，最后他用了斯大林这个名字。斯大林一词在俄罗斯语中是“钢”的意思。
小约瑟夫的父亲约瑟夫·维萨里昂是距第比利斯不远的迪迪一利洛村人。维萨里昂的双亲与他们的先辈一样，都是农奴。对维萨里昂来说，解放就意味着他可以做鞋匠的生意。大约在1870年前后，年轻的维萨里昂作为一个摆脱了农奴地位的自由人，心情愉快地来到了哥里定居。
在小约瑟夫的童年时代，母亲叶卡特琳娜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由于父亲嗜酒如命，因而单靠修鞋挣来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于是，叶卡特琳娜不得不靠帮助邻居们缝洗衣服来挣些零用钱，用以补贴家用。后来，维萨里昂到离哥里50英里的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的一家制鞋厂干活，这样，叶卡特琳娜母子俩的日子才算稍稍好过一些。她可以安下心来干家务：洗衣服、烤面包、收拾屋子、缝制衣服。
在拥有5,000人的哥里一共有4所学校，其中一所是初级神学学校。
从1888年到1893年，小约瑟夫在哥里的学校里度过了5年学习生活。他聪颖好学，而且具有很强的上进心。他通常都是班里最好的学生之一，甚至是班里最好的学生。教师和同学们很快就注意到，这个贫穷的、脸上带麻点的孩子聪明过人，各门功课对他来讲几乎不费什么劲。他们也注意到，小约瑟夫好胜心特别强，甚至有点任性，喜欢出风头。尽管班里的一些富家子弟看不起他，但无论如何，他在班里却有一种明显的优越之处，这就是：比起那些出身于葡萄酒商人或小麦商人家庭的纨绔子弟，他能够更轻松地朗诵课文，能够准确地回答老师的提问。在操场上，在课外活动中，他的敏捷和胆量更是富家子弟无法比拟的，因而大家都情愿听命于这个鞋匠家庭出身的穷孩子。正是在这所暗淡无光的教区学校里，小约瑟夫、未来的斯大林第一次体会到了阶级的区别和阶级仇恨。
同样是在这所学校里，小约瑟夫第一次领略了即使在他成年之后也一心一意研究、关注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格鲁吉亚语是父亲的民族语言，母亲也根本不会说俄语。在学校里，大多数功课都用俄语教授，课程表中规定每周只有很少几节课用格鲁吉语教授。在小约瑟夫读书的那个年龄段里，他很快就掌握了俄语，但出了学校之后，在家里，他仍然讲格鲁吉亚语。政府当时极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强迫实行非俄罗斯族俄罗斯化，在学校里，尽管有不少说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高加索方言的学生，但俄语却统治了一切。民族同化政策使得当地的非俄罗斯族怨声载道，甚至10多岁的孩子们也举行罢课和示威，以示捍卫他们的民族语言。
1894年7月，小约瑟夫离开了哥里神学学校，并获得了一张考试优等证书。由于成绩优异，校方保送他到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
当小约瑟夫被录取人校时，第比利斯神学院已经变成一个反对俄国当局的中心。1885年，一个叫西尔韦斯特·季布拉泽的学生由于袭击院长丘杰茨基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袭击院长的原因据说是由于他曾说过格鲁吉亚语是“狗语”，而季布拉泽被流放后，成了一名革命领袖。1886年6月，一个叫约瑟夫·拉吉耶夫的学生由于表现有反俄态度而被开除，哥里地区一个牧师的儿子一气之下暗杀了院长丘杰茨基。1890年3月，学生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罢课运动；1893年底，米哈伊尔·茨哈卡亚和拉多·凯茨霍维利领导了一次学生罢课运动，警察关闭了学院，87名学生被开除，两位罢课运动的领导者后来都成了积极的革命活动家。
虽然如此，但学院里的生活照例每天都很严格。早晨7点钟，全体学生必须按时集中到礼拜堂里做长时间的东正教祈祷。白天，上课和祈祷交替进行。学生只能在得到特殊允}午时才可以在课后外出两个小时，但必须在下午5点校门关闭以前返校。校纪森严，学生哪怕是有小小的过失，也要在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单独关禁闭。修道士的迫害，低劣的饭食，以及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使不少学生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在神学院的头两年里，小约瑟夫留给老师的印象显然是个用功听话的学生。第一年，他在全班名列第八，第二年名列第五。他脑子反应快，记忆力强，能够不费劲地记住神学课的内容。他从未丧失过对祷文以及新旧圣约全书的韵律和诗意的兴趣。此外，他所学的课程还包括数学、希腊语、拉丁语、俄罗斯文学和历史。尽管所学课程多拘泥于形式，范围狭窄，但总还算得上是良好的基础教育。
与此同时，小约瑟夫也学会了造反者的谋略。他开始憎恨学院和修道士，憎恨他后来所称的“屈辱人的体制”。他很快就接受了当时在学生中风行一时的造反精神。但是修道士们却并没有觉察出他的真实感情，直到后来他再也不想掩盖时，他们才有所察觉。
这个时期，小约瑟夫读书的范围更广了。第比利斯有一个流动图书馆，他就从这个图书馆借书。他读的作品不仅有格鲁吉亚诗歌，也有俄罗斯和西方的经典著作。果戈里、谢德林、契诃夫和托尔斯泰都是他喜欢的俄罗斯作家。他阅读巴尔扎克、雨果、撒克里作品的译本，撒克里的作品《名利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爱看历史、经济和生物学方面的书籍。在他阅读的书籍中值得一提的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勒图努的《民族文学发展史》和门捷列夫的《化学》等。对一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读书活动。如同谙熟祷文和圣经一样，他读过的东西也从不会遗忘。多年以后，他常引用或提到许多他在这一段时间里所读过的书籍里的东西。
对小约瑟夫来说，这个时期，他对自己的前途仍然举棋不定。他明知自己不配当教士，也确实失去了对东正教的信仰，可是他又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在这个时期里，萨莎·楚鲁吉泽和拉多·凯茨霍维利出现在小约瑟夫的生活里。他们年纪都比约瑟夫大，而且才干超群，对小约瑟夫的影响很大。他们是19世纪末叶俄国涌现出来的一批出类拔萃的青年中的典型。这些年轻人勇敢，相信应当打破这个制度，从而实现人民安享正义和富庶的太平盛世；至少用类似的办法摧毁或铲除少数人，使多数人享受到这种生活。
楚鲁吉泽出身于皇族家庭，是个有文学才干的知识分子。他投身革命事业，用格鲁吉亚文为两家大型刊物《沟》和《伊比利亚》撰稿，大力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1905年6月患肺病去世，当时所有的格鲁吉亚革命者都参加了他的葬礼。结果葬礼变成了一次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小约瑟夫把楚鲁吉泽的文章收集成册，于1927年出版，作为对朋友的纪念。
拉多·凯茨霍维利的性格与楚鲁吉泽大不相同。楚鲁吉泽是个狂热的知识分子，而他却是个不知疲倦、富有事业心的实干家。他也在哥里神学校和第比利斯神学院上过学，然后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893年12月，神学院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罢课风潮之后，他到了基辅，并在那里被捕，坐了3个月的牢，出狱后一直受到警方的监视。1897年，他回到第比利斯，以巨大的热情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这两位朋友激发了小约瑟夫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大概是他们介绍小约瑟夫加入了麦撤墨达西社（第三小组），这是格鲁吉亚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组织。创始人有：诺伊·饶尔丹尼亚（曾在神学院上过学，从1918～1921年任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主席）、K·齐赫泽、G·策烈铁里和西尔韦斯特-季布拉泽。诺伊·饶尔丹尼亚是这个小组的领导人。
麦撒墨达西社（第三小组）当时是个合法的组织，活动得到警方的许可。它出版《沟》（格鲁吉亚文日报）和《先驱》（月刊）。楚鲁吉泽和凯茨霍维利猛烈抨击这两种刊物。他们主张反抗沙皇政权，鼓动谋反，主张采取激烈的暴力行动。
尽管如此，参加麦撒墨达西社却是小约瑟夫成长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步。与两位朋友的讨论和与小组其他成员的接触增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当时让他负责一个工人学习小组。斯大林后来在追忆这些活动时说：“我在斯图鲁阿同志住处接受了做实际工作的第一课，在场的有季布拉泽（他也是我的老师）、乔德里什维利、齐赫泽、波乔里什维利、尼努阿等第比利斯有名气的工人。”对一个年仅19岁的革命者来说，给工人讲课，是一种新的尝试，因此他十分兴奋，然而，他毕竟是个神学院的学生，行动自由上的严格限制无疑使他十分苦恼，因为这个时期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小约瑟夫那时虽然年仅19岁，但已经显示出是个有才华的学生。他博览群书，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神学院的生活对小约瑟夫来说，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加入麦撒墨达西社以及给工人学习小组讲课，使他感到生活有了目标。在他摸索自己前进的道路并最后确定全力以赴地投身革命工作的过程中，小约瑟夫曾征询过别人的意见。
作为一名革命者，小约瑟夫当前的任务是给几个烟草工人、泥瓦匠、鞋匠、织工、印刷工和马拉有轨车工售票员讲授社会主义。工人们都组织成为学习活动小组，每组10多人到20人不等，每一个志愿前来的学生都被分配给相同的工作，因为这个年轻的组织十分缺乏有文化、有觉悟的人才来启蒙它的成员。这些小组大多聚集在工人拥挤的窝棚里，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莫合烟气和汗臭味。门外总有一个人放哨，以免遭受警察的突然袭击。在这里，年轻的小约瑟夫得到了锻炼、提高，从而感到了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在这里，从身份上看，小约瑟夫虽然还是修道士看管下的一只驯服羔羊，实际上，他却把精神上的炸药放到了沙皇帝国和教会的基础上。工人们在年龄上虽然比小约瑟夫大得多，但却都在恭恭敬敬地听他演讲，把他当成自己的精神领袖和领导人。
1902年在巴统被捕时的斯大林在这样的集会之后，小约瑟夫必须匆匆忙忙赶回学校，向修道士解释，并为自己长时间地不在学校寻找借口，然后装作十分虔诚的样子，到教堂去同其他人一起进行祈祷。也就是说，约瑟夫过着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双重生活。作为一个不信教者，他却要假装是虔诚的教徒；作为一个革命者，而且在城里已经是一个重要人物了，在学校里他却又不得不重新扮演未成年学生的角色，听任修道士们的指责呵斥。无论如何，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在他留在学校的最后几个月里，学生品行登记簿上还没有提到他进行过任何社会主义的宣传。他显然想方设法地隐瞒了自己这方面的活动。
1899年5月27日，他被学院委员会开除了。斯大林自己后来说过，他是“由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被赶出神学院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离开神学院之后，自称柯巴。年轻的柯巴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所弄到的各种革命材料，与那些具有革命新精神的人接触、交谈。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由于他远在格鲁吉亚，因而他还不能与革命运动取得真正的联系。
在被学校开除后的几个月里，即从1899年5月到这一年的年底，柯巴既找不到工作，又没有固定的住处。他到哥里同他的母亲待了一段日子，后来又返回了第比利斯。这段时间，他大概是同听他讲课的一些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住在一起。靠着朋友的帮助，他在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中教课，挣得一点点钱。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他谋到了一个职位，即在第比利斯天文台当一名职员。虽然他的薪水十分微薄，但这个职位却有重大的好处。他的工作并不太忙，并且在天文台里有单独的一间屋子，这使他第一次尝到了清静的味道。这时他能够不时地在他的屋子里举行集会，并且希望利用天文台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暂时逃脱警察的监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警察逮捕了一些“麦撒墨达西社”成员，而他却安然无恙。他懂得如何使自己不引人注意。小心谨慎，沉默寡言，敏锐机警，沉着镇定，他已经在许多方面成为一个理想的地下工作者了。
在天文台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同其他一些人忙于准备高加索的第一次“五一”节游行示威。这是对欧洲工人表示团结的行动，也是一次对当局的挑战。在指定的那一天，大约有400～500名工人出了城，到第比利斯远郊区的盐湖去集合，因为那里大概不会受到警察的监视。到了目的地，示威者排着整齐的队伍，举起了红旗。工人们举着横幅，上面用俄文、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写着革命标语；自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画像也高高地举起来了。柯巴在会上作了他第一次的公开演说。另外还有两三个人发表了演说，随后，示威的工人们唱起社会主义者的歌曲。第比利斯的社会主义者在柯巴的领导下，正是以这种方式开始聚集自己的力量。他们决定下一次“五一”节游行示威将在市中心举行，以示对沙皇俄国政府及其暗探局的公然抵抗。
在此以前，柯巴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偶然写一些短的传单和宣言，现在他已经试着写一些革命的理论文章了。拉多·凯茨霍维利躲过了第比利斯警察的缉捕，来到了巴库，并且终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他日思夜想的秘密印刷厂。他现在已经可以着手用格鲁吉亚文出版一家“非法的”报纸了。这家报纸叫做《斗争报》，于1901年9月创刊。
《斗争报》第二期于3个月后的1901年12月出版。它登载了一篇相当长的未署名的文章，题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它的作者就是年轻的柯巴。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吸收并融会贯通了《火星报》，特别是列宁本人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的。
在这篇文章中，柯巴完全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思想，文章中所认为的可以给工人、农民和资本家以平等权利，是同当时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精神相一致的。也许令人吃惊的是，还在早期阶段，即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前几年，柯巴年仅22岁的时候，他的观点就已经是未来的布尔什维克观点了。
1901年11月11日，柯巴被选人第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第比利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25名委员组成，委员会委员们要求实行比麦撒墨达西社（第三小组）更激进的政策。两个星期以后，柯巴来到巴统。
巴统，位于黑海沿岸，是个只有3万多人口的城镇，而且约有一半人是土耳其人。这座小城和亚热带沿海地区是在1878年俄土战争以后落入俄国手中的。巴统实质上仍是土耳其人的穆斯林城。然而，由于外国资本的流入，也由于这一地区的石油资源以及与巴库相连的石油管道，使巴统成为俄国的一座新兴的石油工业基地由于高加索地区四分之一的工人都居住在巴统，连接巴库和巴统的外高加索铁路于1883年竣工；那里建起了10个大型工业企业，包括罗思柴尔德、诺贝尔、曼塔谢夫这几家炼油厂，因而迅速发展成为俄国的一个工业中心。
居住在巴统工业区的工人大约有1．1万人，他们干着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工资却十分低下，生活条件也非常差。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虽然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宣传，但还没有能够建立一个联系紧密、团结一致的秘密组织。柯巴去巴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空白。
革命的笔杆子
柯巴于1901年11月抵达巴统后，立即着手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几个星期以后，1901年12月31日，在一名工人家里，以举行新年晚会为由，召开了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会议，并成立了巴统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
柯巴还设法搞了个简易的印刷所，后来他用从第比利斯带来的设备扩充了这个印刷所。不久，印刷所便印出了传单和宣言书。到1902年2月底，柯巴就在各大工厂的工人中间建立了11个社会民主党组织。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巴统这个工业城市中活跃着一种新生的力量。
巴统3月9日发生示威游行，工人们的奋起反抗，接踵而来的流血事件，使外高加索各地的工业中心的工人运动达到了沸点。当局被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吓破了胆，警察也开始采取行动了。他们四处搜捕革命者。年轻的柯巴在他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第一次被捕了。
坐牢，与漉放一样，在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中，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沙皇的监狱远离俄国城市，通常是些革草盏起来破烂不堪的房子·拥挤的巴统监狱也不例外。在巴统监狱的一年（1902年4月5日~l903年4月19日）里，柯巴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一清早起来锻炼身体，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学习。
1903年4月19日，柯巴被转到离巴统监狱80英里远的库塔伊斯监狱，他在那里又被关了6个月。一个当时被关押在这个监狱的温和派社盒民主党人后来回忆说，柯巴走路蹑手蹑脚，偶尔也拘谨地笑笑，但从不大声喊叫，也没发过脾气。他的克已和镇静当时已经很突出，在他向着最高权力迈进的过程中，他一直保持了这些特点。
在参加巴统示威游行的人员中，有的人受到审判；有的人（包括柯巴和坎德拉基）的案子则由行政当局判处。1903年7月9日，柯巴被判处3年流放。
柯巴去西伯利亚是取道诺沃罗西斯克，罗斯托夫，察里津，萨马拉，最后去伊尔库茨克。当他到达新乌达村时，已经是11月27日（俄历14日）。他有生以来一直住在炎热的格鲁吉亚，西伯利亚的严冬对他来说无疑是个非常严峻的考验。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逃走，不久他便回到了格鲁吉亚，于1904年2月抵达第比利斯。他直奔社会民主党人米乔·博乔里泽的住所，在那里见到了谢尔盏·阿利卢耶夫，后者在回忆里追述了这次见面。柯巴告诉他，他刚到新乌达村后不几天就想着逃走，然而，他对严寒却几乎毫无准备。他在西伯利亚遇到过一次可怕的暴风雪，差一点冻死。当他及时回到原地后，脸和耳朵都冻坏了，但他终于在1904年1月5日进了出来。
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斯大林（后排左三）大约在这个时候，柯巴与迪迪·利洛村的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结了婚。她是在铁路上傲工的社会民主党人谢菌·斯瓦尼泽的女儿。她的哥哥亚历山大在第比利斯神学院上过学，约瑟夫可髓是通过她父亲或哥哥认识她的。他自己从未谈及过他的婚事。革命者多半都把这种事看成是私事，而且他天性就不爱谈自己的私生活。有荚他第一次结婚的事差不多都悬从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中了解到的。
1903～1904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也是年轻的柯巴成长历程中的重要阶段。
在这段时期里，有两件事对柯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件事是1903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另一件事是大约在1904年初，柯巴阅读了列宁撰写的小册子《怎么办?》，这本小册子对柯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03年7月30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后因警察的威压，会址迁至英国首都伦敦，并于8月10日闭幕。在这次会议中，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两派。柯巴在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到格鲁吉亚以后，了解了党代会的全部情况，并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一边。
柯巴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原因是，他坚信这是俄国进行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列宁在《怎么办?》中已经从理论上阐明了什么是他所坚信的正确的行动方针。在柯巴看来，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马尔托夫、查苏利奇等侨居国外的知识分子，并不了解俄国工人和农民的现状，所以他们常常喜欢空谈政治觉悟的自发增长，而柯巴却深深懂得：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很难自发地行动起来进行革命，即使起来革命，也未必能取得最后胜利。当时在党内，只有列宁才可能有所作为，与喜欢空谈的知识分子相比，列宁及其支持者才是唯一积极的、可靠的力量。因此，每当遇到党内意见分歧的时候，柯巴总是立场坚定地、毫不犹豫地站在列宁一边。
柯巴对普列汉诺夫写文章攻击列宁的《怎么办?》一事非常气愤。列宁认为，不能依赖工人阶级自发地产生革命觉悟，工人必须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而普列汉诺夫则对列宁的这一观点表示怀疑。普列汉诺夫在当时得到了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而柯巴这位年轻的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却不一样，他以辛辣的笔锋写道：
此人不是完全发了疯，便是心怀仇恨和敌意。我想这两个原因都是有的。我觉得普列汉诺夫是落在新问题的后面了。他以为在他面前的还是旧时的论敌，所以他总是唱老调，说“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现在我们关心的是，怎样把各种思想创造一个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理论）……究竟是群众向自己的领导者提供纲领和纲领的根据呢，还是领导者向群众提供呢?
像列宁一样，柯巴认为，党消极地等待工人觉悟到自己的革命作用，这是不能想像的。后来几个月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列宁以及列宁的支持者柯巴的看法是正确的。
在俄国各地，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掀起的风潮越刮越猛。各地区的政治事件、罢工、暴力以及纵火和破坏活动次数更加频繁。沙皇和他的大臣们一筹莫展，他们也和老百姓一样，感到国家将面临着一场大风暴。
1904年2月爆发的对日战争，加剧了人民这种一触即发的情绪。帝国陆军的惨败以及次年5月海军的惨败，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对沙俄政府的信任。
俄国处在黑暗势力束缚之中。在动**不安的局势中，俄国各大政党都组织起来参加杜马（新的国家议会）的竞选。立宪民主派（立宪民主党员）要求制定宪法或基本法，其中有些人要求仿效英国的模式实现完全的议会民主，甚至要求建立共和国。十月党人却没有提出过激的要求。
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陷入一片混乱。他们全都激烈反对新成立的自由党派，反对议会，反对十月宣言。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所发生的事件降低了他们的信誉，他们得不到人民的真正拥护。但是，社会民主党人中少数核心分子都没有气馁，他们抱着顽强的信念向前看。
柯巴显然游离于这几个月的大事变之外。他在西伯利亚过了一段为时很短的流放生活，于1904年初回到第比利斯，这时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有了新的发展。外高加索的各个党组织于1903年3月召开了一次选区代表大会，建立了一个由9人组成的“高加索联盟委员会”，负责领导运动。柯巴在返回第比利斯后过了一些时候，被补选人该委员会。
1904年，柯巴作为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的委员积极开展活动。6月，他来到巴库，建立了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夏天他又周游外高加索各地，主持讨论会，并坚持不懈地与孟什维克党人进行斗争。9月，《无产阶级斗争报》（联盟委员会用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出版的“非法”报纸）刊登了他写的一篇题为《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的文章。这份报纸的前身是《斗争报》，即柯巴3年前发表文章的报纸。它在停刊一个多季度之后，改为现名重新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中，起义士兵在冬宫前合影。1905年1月，柯巴又在《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柯巴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55～64页），政党是“战斗的领导集团”。
同年5月，柯巴撰写的小册子《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用俄文、格鲁吉亚文、亚美尼亚文出版。他在这篇文章中，坚决维护列宁的基本论断，即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党的教育和领导才能取得革命觉悟。他批评诺依·饶尔丹尼亚，因为此人批评过这个论断。饶尔丹尼亚在报上著文答辩，《无产阶级斗争报》8月15日又刊登了柯巴写的两篇反驳文章。
在这些激烈的论战中，表明柯巴已经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观点。当时外高加索最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饶尔丹尼亚竟与他公开论战，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柯巴已不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无名小辈。7月，柯巴在《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革命的火焰燃烧得越来越猛烈”，并强调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这篇文章有力地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组织和训练“战斗队”、使革命斗争有秩序有纪律的必要性。
柯巴的文章不仅在外高加索而且在国外都受到了重视。1905年7月，克鲁普斯卡娅以列宁的名义写信索取一本《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的小册子，并要求定期寄送俄文版的《无产阶级斗争报》。列宁对这本小册子以及《无产阶级斗争报》登载的文章和直截了当阐述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做法感到高兴。柯巴驳斥饶尔丹尼亚对小册子的答辩使他尤为满意。列宁在谈及这篇论文时说它是“出色地阐明了关于‘从外部灌输觉悟’这一著名论点的问题”。
尽管这本小册子和文章都没有署名，但是列宁大概了解作者的身份。柯巴第一次引起他的注意是1904年底通过从库塔伊斯写的信。直接联系是从1905年5月开始的，柯巴作为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委员写信给列宁，向他汇报了该地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力量对比的情况。列宁正在物色这种类型的支持者，大概不会忽略这个活跃的格鲁吉亚人。
柯巴利用“十月宣言”后当局放松对新闻检查的机会而办了《高加索工人新闻报》。1905年11月出版的第一期刊登了他写的一篇短文，措词强烈而有力，表明了他反对自由派和孟什维克以及反对参加杜马（议会）选举。像他写的其他文章一样，这篇文章也表现出柯巴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立场。柯巴以坚决拥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形象在高加索地区出了名，而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本地区寥寥无几。
从1902年到1913年，柯巴先后被沙皇政府6次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中有5次他都只在流放地待了很短时间，就设法逃了出来，并迅速地来到秘密工作地点，以旺盛的精力和极大的热情夜以继日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到1905年的时候，由于杰出的才干和勤奋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作为一名党的实干家和组织者，柯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这一年的12月，作为党的代表，柯巴出席了在芬兰坦默福斯召开的党代会。
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无论对柯巴本人，还是对布尔什维克党以及俄国革命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26岁的柯巴与党的领袖列宁第一次见面了。柯巴早就十分敬仰列宁，自从他读了列宁的《给一位同志的信》和《怎么办?》等著作后，革命的目的更加明确，从而使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这次会见列宁，更使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坦默福斯代表大会以后，俄国革命处于低潮阶段。1906年初，年富力强的柯巴回到了他生活、革命的地方——高加索。
“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被镇压之后，孟什维克责难工人的武装起义，并且反复宣称“本来不需要动用武器”。他们尖刻地责难武装斗争这种革命途径，提出应当放弃武装起义。与孟什维克失败主义的叛卖立场针锋相对，布尔什维克则对工人阶级的“十二月武装起义”给予了高度的赞扬。1906年1月7日，柯巴在《两次搏斗》一文中，对孟什维克的失败主义观点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无产阶级绝没有被击溃，因为无产阶级被击溃就等于无产阶级死亡，恰恰相反，它仍旧像从前一样活着，并且日益强大起来。它不过是退却了，为的是聚集力量来同沙皇政府进行最后的搏斗。
年轻的柯巴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风范，他坚信，俄国无产阶级绝不会放下血染的革命旗帜，绝不会把起义的领导权让给任何人，无产阶级将是俄国革命唯一胜任的领导阶级。
1906年，柯巴发起成立了巴库石油业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按照不同的产业部门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并把各民族的工人联合成统一的国际主义的大家庭，以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来教育他们。
在巴库，柯巴曾被逮捕，在监禁了8个月之后，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期为两年。1909年6月，柯巴从流放地逃了出来。一回到巴库，他便立即着手《巴库无产者报》的复刊工作，并在报上发表了《论即将到来的总罢工》的文章。
1911年9月，柯巴来到彼得堡后，与列宁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开始了他革命生涯中的新的历程。
来到彼得堡，年轻的柯巴结束了他革命斗争生涯中的高加索一章，将自己今后的精力投身到全俄国的革命斗争中去并正式用名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