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杰日达的母亲并不赞成她和斯大林的婚事，她与斯大林是多年的老朋友和亲密无间的战友。尽管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党内有一定的地位，但这位母亲并不想高攀，何况她也饱尝了嫁给革命家的苦头，而这一切都以纳杰日达的自杀得到了证明……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经查实他在海外没有任何存款，在苏联国内，他一生的积蓄也只有3，000卢布……
斯大林的家庭生活
十月革命胜利的日子，也正是斯大林的前妻叶卡捷琳娜去世IO周年的时刻。在胜利喜悦之余，斯大林总感到身边缺少点什么。多年的战乱使他无心回顾令人心碎的往事，更无暇返回故乡看望年迈的老母和年仅十岁的儿子。在彼得格勒唯一的好友就是阿利卢耶夫一家了。斯大林刚刚从流放地回来，首先就去阿利卢耶夫家落脚。那时，斯大林还不曾想到，一年之后竟与他的女儿结成夫妻。
锁匠出身的阿利卢耶夫是一位忠诚可靠的革命者，他一家亦可称为地地道道的革命家庭。他的父母早年都是农奴，他年轻时参加革命。婚后，他那聪明、开朗的妻子也随他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他们生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二女儿纳杰日达1901年出生于巴库，童年是在高加索度过的。1904年，斯大林在家乡从事革命时就见过她。那时，她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13年后，斯大林再次见到纳杰日达时，她已长成一个亭亭玉立、文质彬彬的女学生了。她高高匀称的身材充满青春的活力，那双质朴的眼睛里充满浓厚的东方气质。斯大林那颗冰封已久的心，不禁加快了跳动。从纳杰日达的身上，斯大林看到了前妻叶卡捷琳娜的影子。
当时，女孩亲眼看到斯大林和一批革命者秘密在她家开会；看到列宁在她家躲避临时政府的通缉。尽管开始她对眼前的一切还一无所知，但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她很快成长起来。1917年10月，当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隆隆炮声传到寂静的斯莫尔尼中学校园时，老师和学生们再也无心上课了。这所有名的贵族学校也成为苏维埃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所在地。就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等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也认识了后来成为其丈夫的斯大林。在纳杰日达眼里，他们是高尚而伟大的英雄人物，在少女心中对他们充满无限敬仰和崇拜之情。
按照常规。纳杰日达应在斯莫尔尼中学读到18岁。可是，十月革命改变了纳杰日达的生活道路。学校停课期间，她除了学习钢琴和圣经以外，经常到其母校——现在的斯莫尼宫听革命领袖的演讲。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啊：蜂拥而至的人群，慷慨激昂的讲演，暴风雨般的掌声，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无一不撞击少女那颗年轻的心。特别是列宁的演讲，那么富于哲理，铿锵有力。一种强烈的想成为一个“女布尔什维克”的愿望在少女心底油然而生。纳杰日达在1918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到：“一周来，我们天天参加全俄苏维埃工农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和列宁讲起话来很有意思，人们特别爱听。明天，1月17日是代表大会最后一天，我们一定都要去。”少女纳杰日达完全沉浸在对革命领袖的钦佩、对革命前程的向往、随时准备为之奋斗和献身的革命**之中。
对于斯大林，纳杰日达并不陌生。她知道他是个四处奔波的革命者，曾得到过她父母的保护，后来又作为一个革命家从西伯利亚回来了。尽管他沉默寡言，不善表达，但他那稳重的作风和特有的魅力，同样深深地打动了少女的心。
1918年夏天，女孩毅然随斯大林开赴南方战场。在察里津，他们俩共同度过了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残酷的环境使他们结合的愿望更迫切了。1919年春天，他们结婚了。
开始，纳杰日达的母亲并不赞成这桩婚事。她与斯大林是多年的老朋友和亲密无间的老战友。尽管十月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在党内有一定的地位，但这位母亲并不想高攀。何况她自己饱尝了嫁给一个革命家的苦头。她料到女儿嫁给这位心里只有革命的政治家不会给她带来多少幸福和欢乐，况且他俩的年龄又相差22岁。可是，母亲说服不了天真、浪漫、痴情的女儿。她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支持妹妹的选择。纳杰日达决心像斯大林一样发奋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贡献终生。斯大林则喜欢她的东方气质，喜欢她的单纯和朴素。爱情的立足点显然不同，但结合是不可避免的了。悲剧就这样有了一个美好的开端。
婚后，他们在莫斯科安了一个家。无疑，这个家是相当简陋的。20年代的俄国第一批领导人生活都很简朴。婚后的斯大林并没有因为成立了家庭和拥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而改变多年养成的独身生活的习惯。他工作起来仍然是没日没夜，没有节假日和上下班。特别在他担任总书记以后，秘书每天送来的一叠厚厚的报告、文件、电报、人民来信，堆得像小山一样，他都仔细地阅读、认真地批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事业中去。在他的脑海里除了工作和事业以外，似乎不存在任何爱好与乐趣。在生活方面也往往显得对自己过分苛刻，唯一的奢侈品是在餐桌上多加一杯格鲁吉亚的纯葡萄酒。斯大林在喝醉酒时往往粗鲁、冲动，甚至丧失理智。这也许是格鲁吉亚民族的习惯或父辈影响的结果。可想而知，对于这样一个人，家庭和妻子在他心目中能占有多少地位呢?
除了饮酒，斯大林没有任何爱好。后来，在戏剧的音乐方面，他似乎受到妻子的感染，偶尔也牺牲一点工作时间去莫斯科剧院欣赏一下高雅艺术。从20年代末期开始，斯大林就养成了每周看一两次电影的习惯。但是，他认为：电影和其他艺术，其功能仅仅是为了“教育人”，除此之外，别无他用。因此，他在审视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时，也总是紧紧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斯大林在欣赏艺术的时候也像是在工作。在他看来，除了政治的需要之外，艺术的存在几乎是没有价值的。
斯大林出席苏联最高国务委员会会议。他的妻子与他不同。她酷爱音乐，喜欢唱歌和弹琴。为此，他们的住宅里买来了一架钢琴。
对于居住条件，斯大林更是无心过问。也许是早年贫寒身世的原因，或者是多次流放生活的习惯。工作繁忙的时候，办公室就成了卧室，沙发就成了床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没有那种贵族习惯”。
受他的影响，斯大林自己的家里则更是极其俭朴，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沙发椅上罩着布罩。睡觉时盖的是军被。他特别坚持用国产货，而拒绝使用进口的东西。这也许标志着他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对于丈夫紧张的工作作风，纳杰日达是能够理解和体谅的。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干的是解放全人类的宏伟事业，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生”的革命壮举。因此，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支持丈夫的事业中去。起初，她在斯大林所属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任秘书，后来在福季耶娃领导的列宁秘书处工作。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她都默默地支持着斯大林。在丈夫不回家的夜晚，她总是抱着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去度过漫漫长夜……
斯大林艰苦朴素的作风对妻子也是感染至深的。她从不因丈夫做了国家领导人而追求特殊化。她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但她穿的上衣腋下和裙子衬里全是补丁。这样的衣服一直保存了几十年。后来，她的姐姐把这些遗物转交给了斯大林的孙女。
1921年，纳杰日达生下一个儿子，取名瓦西里。五年后，他们的女儿也出世了，名叫斯维特兰娜。纳杰日达发现，在幼小的儿女们面前，斯大林那原本粗暴和冷漠的性格会发生一些改变。于是，她经常把一双儿女带到斯大林面前，让他亲近他们，爱护他们。
在祖巴洛沃别墅里，除了斯大林一家四口外，斯大林前妻的儿子雅科夫，纳杰日达的父母、姐姐和哥哥也住在这里。这里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充满了天伦之乐。纳杰日达待人谦和，她对别墅里的工作人员十分宽厚，对所有的亲属和邻居都很热情。斯大林前妻的哥哥亚历山大是斯大林的同乡、老战友，一个忠心耿耿的布尔什维克。他是这所别墅里的常客。所有类似这样的亲属都有别墅的出入证，可以随时进出。
除了斯大林的亲属外，还有克里姆林宫的同事及他们的妻子，如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卡冈诺维奇、布哈林等人及他们的妻子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见面，聊天，有时在树林里弹琴唱歌。斯大林的儿女都特别喜欢客人们来聚会，喜欢愿意逗孩子玩的布哈林的到来，因为每次他都带来玩具，甚至还带来小动物，如刺猬、小蛇、狐狸等。每当这时，树林里就充满欢声笑语。
纳杰日达是一位纯朴善良的女性，她爱生活、爱孩子、她尤其喜欢斯大林的大儿子雅科夫。1921年，雅科夫从老家高加索来到莫斯科时，刚刚14岁。他是个文静内向的孩子，并有谦虚、正派的好品格。纳杰日达作为继母，仅仅比他大6岁。他们之间在性格、年龄上丝毫没有“代沟”。继母待他就像亲生儿子，这使雅科夫对继母产生了一种敬重和依赖之情。
在斯大林的家庭里，虽然有许多和谐明快的线条，但这并没有掩盖和驱散生活中不断出现的痛苦阴影。它一次次地使人心碎、令人震惊，这一切都源于家庭的男主人——斯大林。
他对长期没有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大儿子雅科夫比较冷漠。他认为儿子的性格很不像自已。他把儿子的谦让看成软弱，把儿子的诚实看成笨拙。他不满意雅科夫的第一个未婚妻，并粗暴地干涉他们的婚姻。在他的眼里，雅科夫是一个不能成才的庸人。
由于父亲的冷漠，雅科夫曾用手枪自杀，幸好没有打中要害才免于一死。但伤后良久未愈。而当斯太林看到受伤的儿子时，只是冷冷地讥讽说：“啊，没打中，你的枪法都不准。”善良的妻子科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是这样一个心冷如冰的人。可严酷的现实使她又不得不正视这一切。
大概从那时起，妻子就与斯大林产生了分歧。斯大林希望纳杰日达做个专职妻子就足够了。可妻子却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她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以后，希望多为党和国家作些贡献。对于优越的生活环境和众多契卡（保安人员）的包围，她感到很不适应，她希望能和普通百姓一样地生活，一样地尽享天伦之乐。尽管丈夫身居高位。拥有无隈的权利和威望，可是她却感受不到幸福。她想不明白，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完美的家庭里，有三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有两位纯朴，宽厚的老人（斯大林的岳父母），有忠实、善良、任劳任怨的妻子，但这些和谐的音符为什么就谱写不出优美的乐意呢？在百思不得其解的苦恼中，渐渐地，她对这个家庭失去了信心，并开始责怪自己的丈夫“不关心家庭和孩子”。
太儿子雅科夫战死沙场英勇牺牲的事迹使父亲斯大林既骄傲又难过。骄傲的是：他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他为祖国而死，人民不会忘记他。然而，作为亲生父亲，斯大林觉得对不起儿子——对他的爱太少了。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出生在动**的1921年。当时内战刚刚结束，国家一贫如洗，人民仍生活在极端穷困之中。斯大林和他的妻子在莫斯科安排了一个简朴的家。政府按规定分配给任民族事务委员的斯大林一所别墅，它是一个大资本家遗留下的房产。别墅内风景秀丽、格调典雅、曲径通幽，颇有俄罗斯古建筑的韵味。瓦西里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诞生并度过他的童年的。
瓦西里长大以后，称父亲是“职业革命者”。但在幼年，他的确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忙些什么；不知道家乡是在哪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老家中还有一个慈祥的奶奶。有一次，不知是什么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他感到很新奇。于是，他神秘地对妹妹斯维特兰娜小声说：“你知道吗?咱们的爸爸是格鲁吉亚人!”
30年代初，瓦西里到莫斯科实验示范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集体生活和学习。小时候，他习惯有众多的服务人员围着他，突然改变了环境有些不适应。老师们很快发现了他那种不沉稳、好冲动的性格。这再次证明他的天生秉性不像爸爸而更像爷爷。另外，斯大林按照格鲁吉亚家乡的老习俗，常爱给瓦西里一些度数较低的红葡萄酒。虽然母亲对此事很反感，瓦西里还是养成了饮酒的习惯。这与他长大以后酗酒成性、**不羁不无关系。
瓦西里11岁那年，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母亲突然离他而去了。在那个漆黑、可怕的夜晚，他似乎隐约知道一些母亲去世的真相。因为，当时他被那个可怕金属器械发出的声音惊醒了。据知情者介绍：瓦西里从**爬起来，径直走到父亲面前，质问母亲的死因。但他没有得到回答。看来，当时斯大林的心情是极为矛盾的：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究竟是叛徒还是烈士。他为失去纯真、善良的爱妻而难过，但又不能容忍妻子的固执、直率和缺乏高瞻远瞩。对于妻子和事业，斯大林最终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是痛苦的。在斯大林看来，政治斗争要比战场上的厮杀更为残酷。因为它要付出比死亡更可怕的精神代价——心灵之血是“一滴一滴地”献出去的。面对儿子的质问，斯大林只能保持沉默。当时，他理解儿子的感情，他更怜惜正在熟睡的女儿!等到天明，年仅五岁的孩子醒来时看不到妈妈，这该怎样向她解释呢?在场的人第一次看到：像钢铁一般坚强的领袖在儿子和妻子的遗体面前流泪了。
经过这次的重大打击，父亲和儿子的性格都有些改变。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生疏了。瓦西里对父亲的严厉教导甚至产生一种逆反心理。斯大林索性把管教儿子的权利全部交给服务和保卫人员。
进入青年时代的瓦西里经常过量地饮酒。“借酒消愁”的颓废思想使他成为一名不守纪律的大学生。斯大林对儿子的不轨行为，除了责骂，除了委托契卡人员对他严加管教之外，几乎毫无办法。
在学习能力方面，瓦西里远不及自己的父亲。因为他缺乏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上课漫不经心，思想容易开小差。他对自己的才能估计过高，并有很强的自尊心。因此，老师和服务人员都不敢严格管教他。
在职业的选择方面，最早他想当一名骑兵战士。他最钦佩骑兵团长布琼尼。布琼尼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还喜欢布琼尼**的那匹马。一谈起马的习性来，他兴致勃勃，滔滔不绝。但他最终并没有从事骑兵这一职业，而是当上了一名威武的飞行员，他唯一擅长的是爱好体育锻炼，所以他选择这个职业是挺恰当的。
1941年6月，20岁的瓦西里正式成为红军空军监察部的一名飞行监察员。三个月后，就荣升为红军空军监察部部长。
卫国战争开始后，瓦西里勇敢地飞往前线战场。
雅科夫被俘后，斯大林希望次子不要再发生雅科夫那样的不幸，并且在飞行中派人保护瓦西里。但瓦西里表现得英勇顽强，在四年的卫国战争中多次驾机迎敌，击落敌机，荣立战功。后来，瓦西里虽成为一名将军，但作为不大。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把瓦西里监禁起来。瓦西里孤独地生活了十几年，最后死于喀山。他的墓碑被人们毁坏得不成样子。
斯大林非常喜爱他的小女儿斯维特兰娜。在她年幼的时候，父亲总是亲切地称她为：“我的小主人……谢坦卡。”在她母亲去世后的岁月里，斯大林总是尽可能多给她一些温暖，给她一些爱。
妻子去世后，斯大林的家庭越来越冷清，亲属们不再来了，而且厄运接踵而来。斯大林前妻的哥哥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和纳杰日达的姐夫列金斯都在大清洗中被处死。纳杰日达的姐姐安娜的命运最为悲惨。她曾因间谍罪被投入监狱，在严酷铐打下，她承认了自己的“罪恶”，出狱时已精神失常，后来死在医院。安娜蒙受不白之冤，主要是因为她曾经写过斯大林光辉事迹的回忆录，并在国外发表。斯大林得知后大为恼火，说：“她没有资格写领导人的回忆录。”这是她的主要罪证。
在斯大林所有的家庭成员中，有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也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人物，她就是领袖的母亲——叶卡特林娜女士。一方面，她确实是个最伟大的母亲，她生育了一个坚毅、果敢、极有能力、甘愿为无产阶级事业奉献一生的儿子。她的儿子使整个苏联甚至半个世界大大改变了模样。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最平凡、最普通的母亲——个农奴的女儿，一个朴实无华、又精明强干的女人。这位虔诚的妇女没有文化、不懂俄罗斯语言。她一生厮守在自己的故乡格鲁吉亚，过着简朴而恬静的田园生活。
老人的晚年是孤独的。儿孙们忙于革命，几乎没有机会使老人享受天伦之乐。当他的儿媳纳杰日达去世后，想起三个失去母爱的孙儿们，老人深感忧伤。
在老人去世前不久，斯大林回家乡看望她。母亲语重心长地说出了一句她一生都想说的心里话：“你没当上神父，真可惜!”
老人纯朴简练的语言提出了一个令人们思考的问题：如果斯大林当年听从母亲的安排，去当一个神父，如果斯大林不成为苏联的领袖，那么苏联应怎样发展?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也是不可改变的。它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也不可能以斯大林母亲的意志为转移。1936年，她去世了，终年约80岁。
两袖清风的最高统帅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就已经感到非常疲劳了。紧张的战争耗费了他的精力。他并非一个冷漠麻木的人，不能不受各种危机和挑战的影响。他易动感情，事事留神，这从他的各种情绪的变化和发脾气中可以看出。与此同时，斯大林也有巨大的自制力、充沛的精力和复元力。在波茨坦时，他虽然心情轻松，态度和蔼，但已经显得有些老态龙钟。据他女儿斯维特兰娜说，对日战争结束后不久，他病得很厉害。但当贝尔纳斯和贝文于1945年12月来莫斯科参加外长会议时，斯大林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恢复，并且接见他们了。像整个国家一样，他也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他没有时间休息。
当翻开1946年的第一页日历的时候，苏联人民惊喜地发现，阔别4年之久的和平之神又降临到了他们身边。莫斯科卸掉了战争的盔甲，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巨大的红五星在克里姆林官上熠熠闪光，辉煌的彩灯把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重新装扮起来，红旗、横幅标语牌和领袖的画像醒目地挂在各个重要场所，人们在街上安祥地走来走去。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由和平建设代替战争的新时代的开始。
就在这一天，即1946年的1月1日，苏联《红星报》在头版最显著的位置上刊登了巨幅照片。照片上，斯大林身穿大元帅军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紧站在他旁边的是朱可夫、伏罗希洛夫，靠后一点的还有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布琼尼、铁木辛哥，他们个个神采飞扬，面带微笑，胜利的笑意写在脸上。
然而，在此时此刻，斯大林并不感到轻松。因为战后的苏联，面临着安顿人民生活和重建家园的巨大问题。在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之内，有800万人从武装部队复员，有450万人从德国的苦力营和其他集中营回到祖国，有被疏散到乌拉尔以东的800万人正向西拥来寻找自己的家园。但是，不能允许慢慢地恢复大家渴望已久的和平时期的那种比较好的生活条件。所有的有劳动力的人都很快投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重建工作之中，这需要他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那种大干精神。
渡茨坦会议之后，斯大林确信苏联正在受到威胁。苏联在西面、远东和南面都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是一个超级大国。战后的苏联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无法与之匹敌或竞争。
14年以前，斯大林曾经宣布：“旧俄国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落后而不断挨打。”目前苏联面临的危险是：经过这场战争之后，苏联变得非常虚弱，如果不在短期内迅速地恢复经济、医治好战争创伤，那么，苏联还会再次挨打。斯大林决心不使这种悲剧在苏联重演。
苏联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变成了世界第二大国。在历史上，俄国曾有两次取得过同样的大国地位，一次是在1709年彼得大帝取得波尔塔瓦的胜利之后，另一次是1812年打敢拿破仓之后，但每一次获得胜利之后俄国又很快衰弱下去了。这一次，斯大林不能再让它重蹈复辙。苏联要依靠自已的努力在经济的废墟上重建起来，并保持大国的地位。
1945年8胃19日——意味深长的是这是在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之后的几天——斯大林命令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一个重新建设的计划。结果产生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并且于1946一年3月18日被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这个计划规定了优先项目并为战后发展定下了惊人的速度。重工业是经济垒面恢复和强大持久的军事工业的基础，因而有第一位的优先权。
第四个五年计划号召苏联人民要全面提高工业产值，到1950年时，工业产值应该超过战前水平的48％。该计划具体规定了新的建设项目和各重工业部门应达到的指标。消费工业和农业增长指标比较低一些。对于一个被战争破坏得疮痍满目的国家和蒙受了巨大牺牲、并正在继续忍受粮食和住房不足、生活艰苦的人民来说，要在短短的5年内达到这样的指标似乎高得不可能实现。而且，除了战争赔款之外，这个计划必须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资源来实现。
斯大林与幼年的斯维特兰娜在别墅渡假。旁边是基洛夫。与此同时，苏联奠定了自己的核工业基础。这一事业耗费了苏联本身已经缩小了的资力的很大一部分。苏联在1946年到1950年之间投入工业各部门的资金，同1928年到纳粹入侵时共13年的总投资相等。苏联的核工业在战后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发展着。如果说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比美国晚了好几年的话，那么，苏联1953年生产的第一颗氢弹只比美国晚了一点点。与工业的恢复和高速发展相比，苏联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要稍微慢一些。这是因为在战争期间，敌人占领了全国最富足的粮仓，国家其余地方的农业生产下降到正常年份的不到一半。战后第一年全国的收成只达到战前的60％。粮食储备已经枯竭；很多牲畜被屠杀了；机器和拖拉机急待修理，而且数量上也显得十分不足，甚至种籽的储备或者本身耗干了，或者被吃掉了。休耕多年的土地也没有人手去耕种。
1946年，全国又发生了可怕的旱灾，局势变得更加糟糕了。按照官方的宣布，这是从1891年以来半个多世纪中农业生产遭到的最严重的灾害。它远比1921年旱灾和风灾的范围广泛。1921年的灾害曾摧毁了伏尔加地区的全部庄稼，使3,600万农民陷于饥饿。1946年的农业危机恶化了整个农业结构。集体农庄处于半解散状态中。农民们更加留意他们私人拥有的小块土地，他们正是依靠高价出售小块土地上的产品，弥补从集体农庄得来的微薄收入。战争期间，农村居民拼命劳动来维持自身生活，供应军队，认购战时公债，并给他们在前线的父兄和丈夫寄食物小包。当战争结束时，只有极少数家庭看到自己家里的人转回乡村。农村损失了人力中最壮健和最能生产的一代同龄人，在战后年代，只好由老人、残疾人、妇女和小孩来耕种。
跟苏联经济恢复密不可分的是，必须保卫和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斯大林认为，苏联共产党虽然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和考验，但在战后特定的历史阶段里，它既受到资本主义阵营的挑战，又有内部的危险。有这么多红军官兵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财富，斯大林敏锐地从这一实际情况中看到了严重威胁的可能性。他们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同苏联的条件作出不利于后者的比较，因为苏联当时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西方生活的情况会在正期望享受胜利果实的苏联人民当中传播。一种危险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在他们当中蔓延，战争造成的厌倦情绪也可能会使他们对什么事都持冷淡的态度。过去，经过一个时期全国性的巨大努力之后，许多人都感到精疲力竭，一部分人甚至会变得懒散。斯大林要求他的人民尤其是共产党员应该时刻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他决不允许有任何的懒惰情绪。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及时地号召人们必须加倍努力，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建设一个拥有比过去更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苏联。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能真正享受胜利的果实。
斯大林自己对吸收新一代知识分子入党很重视。从战前起，他就一贯提拔这些新的优秀人物，把他们看作苏联未来的领导人物。这一政策在战后党员的成分上有显著的反映。到1952年，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党员的年龄在35岁以下，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党员的年龄在45岁以下。
1946年2月9日，在选举新的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前一天，斯大林发表了讲话，突出的部分是重新强调党的作用。他的演说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作用。资本主义阵营的危机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一场危机的爆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苏联人民来说，这次战争是一场灾难，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考验和检验的大学校”，它证明了苏联的社会和国家制度及其武装部队的力量。这个国家将为迎接未来新的挑战而作好准备。
斯大林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毋庸置疑的。颂扬是无止境的，这种颂扬后来以“个人迷信”而闻名。
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前，在夏天里，斯大林常常喜欢在花园里工作，冬天在阳光灿烂的时候，他常常坐在窗前阅读、审批有关报告和文件，接见各级领导人。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斯大林常常全天都在别墅里度过，很少到他的克里姆林官办公室去。每年夏末，他到南方去，在高加索度过两个月，那里有几座别墅终年为他准备着。
在去逝之前的几年里，斯大林的唯一社交生活是孔策沃的晚餐。经常参加晚餐的有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人，这些都是工作晚餐，他们边吃边讨论和决定有关政策问题。
在孔策沃进晚餐的时分，斯大林谈论国家大事，作为一个老人回忆往昔，只有在这种场合他才感到舒畅，但即使在这个时候也只是局部的舒畅。他经常回忆战争；他怀念那些年代的威武雄壮的战役。在1944年的一次晚餐上，斯大林反驳了一种关于德国人需要50年才能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说法。“不，”斯大林说，“他们会恢复过来，而且会非常迅速。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它拥有技术熟练和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和有技术的知识分子。给他们12年至15年的时间，他们就会重新站立起来。”他站起身来又补充说：“我们将在15年或20年里恢复过来，到那时，我们还得有一次较量。”
在孔策沃，也像在克里姆林官的办公室一样，斯大林常常感到孤独，他十分怀念近20年以前去世的妻子纳杰。1948年，斯大林第一次公开跟女儿斯维特兰娜谈起她的母亲，很明显，对她的怀念深深地折磨着他。
他所爱的人和可能部分地填补了他生活中空虚的人，是他的女儿。但是，她易动感情，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献身和自我牺牲精神。自从她当学生时发生迷恋阿列克谢·卡普勒的事件起，她就感到跟她父亲疏远了。1947年7月当她打电话告诉斯大林她已经毕业时，斯大林叫她回来看望自己。他对她取得毕业文凭感到高兴，但是不赞成她上大学学习文学的计划。“你想当一位风流名士……不行，你必须去受良好的教育。还是学历史吧……学历史，以后你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
在战争期间他们不常见面。1944年5月，斯维特兰娜到孔策沃去告诉她的父亲，她想同格里戈里·莫罗佐夫结婚，斯大林虽然不同意这桩婚事，但是，他也并没有像斯维特兰娜所担心的那样禁止这门婚事。“是的，春天来了。见你的鬼，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斯大林拒绝见她的丈夫，也不允许他住在他的家里，但是，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外面给了他们一套房间。斯维特兰娜怀孕后，斯大林放宽了禁令。“你需要多呼吸乡下的新鲜空气，”他说，并允许他们使用祖巴洛沃的别墅。但斯大林从来没有见过莫罗佐夫。
1947年春天，他的女儿婚姻破裂，斯大林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因为他从来没有赞许或从感情上接受过女儿的丈夫，然而，他对他的孙子约瑟夫却有着深厚的感情。1947年8月，斯大林约请斯维特兰娜和她的儿子到索契去一起休假。这是一次不适意的假期。她发现跟他交谈非常困难，而且不适应他夜里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那里，只在白天睡一会的那种生活习惯。她对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等人来共进晚餐十分厌烦。但为了表示她对父亲的爱戴，她总是耐心地坐陪。
岁月蹉跎，他们之间又没有联系。1949年春天，斯维特兰娜与尤里·日丹诺夫结了婚。他的父亲安德烈·日丹诺夫一度被看作是斯大林可能的接班人。这门婚事使她的父亲感到十分高兴，斯大林了解这个家庭，尊重这个儿子。显然，他想女儿和女婿可能会搬到孔策沃别墅的第二层楼里来住。斯维特兰娜自己注意到，“父亲随着人已年迈，他开始感到孤单了。他在此时已是如此与世隔绝，如此高高在上，他好像是生活在真空里一样，没有能够与之谈点什么的人。”但是，她和丈夫并没有搬进那座别墅。1948年夏天，她谢绝了到高加索跟他一起度假的邀请，斯大林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只是到了1948年11月，她跟父亲在南方度过一个短假期。跟着父亲乘火车回莫斯科时，斯维特兰娜再次对他孤独的生活方式感到忧郁和心情沉重。这是一列专车，载着他和警卫人员，他们把他包围了。每个车站都戒严。停车时，斯大林就下来在月台上散步，跟机车人员聊天。她确信，他事先没有下令作这样的安排，而且，他总是埋怨那些给他设置障碍的将校卫士们。斯维特兰娜写道：“这是制度，在这一制度里，他自己像一个囚徒，看不见人，孤独、空虚使他窒息。”
她好久又没有见到父亲。她的第二次婚姻和住在日丹诺夫家里的生活使她非常不愉快。1949～1950年冬，她又一次怀孕了，而且不幸的是，她得了严重肾炎。生了女儿之后，她在遗憾和沮丧的心情下给父亲写信，以求得到安慰。斯大林及时地回了信，这是她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小斯维特兰娜！收到了你的来信，我很高兴。你总算平安地过来了。肾炎是开不得玩笑的，又加上分娩。你说我丢下你不管了，你是从哪里想出这些来的，做梦才能看见这些东西。我劝你不要相信你的梦。珍重万千，好好照看你的小女儿。国家需要人，早产婴儿也不例外。再稍等一等——我们就会见面了。吻我的小斯维特兰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