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由于斯大林挑明了自己的意思而有些尴尬，他说只要他们三个共同指挥这场伟大的人还活着，就没有发生冲突的危险。但是他们的后继人还能继续团结一致吗？即使是他们自己，虽然想着把目前的团结维持到和平时期，并根据他们共管和势力范围的原则来考虑未来的发展，但是战争越接近结果，他们各自内心的保留、怀疑和恐惧就越强烈。
丘吉尔访问莫斯科
当苏军胜利地向西挺进之时，丘吉尔对苏联影响的不断扩大越来越感到不安。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经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他此时关注的是波兰、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前途。更使他焦虑不安的是，正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美国“对共产主义影响的高涨却领会得十分迟钝，这种影响从前是渗透进来的，现在又随着克里姆林官指挥的大军**到来”。
于是，丘吉尔提出要于1944年10月访问莫斯科，以便进行初步的讨论。斯大林立即发出了热情的邀请。在此之前，丘吉尔曾函告斯大林有关罗斯福出访西欧的计划，同时建议在海牙举行一次会议。但是，斯大林不愿离开莫斯科。在同英国和美国的大使谈话中，斯大林“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发了牢骚”，说他只有在莫斯科才感到身体好些，甚至他到前线视察也对他身体有坏处；他的医生反对他坐飞机，从德黑兰回来后，他休息了两个星期才恢复过来。
在艾登和三军首脑的陪同下，丘吉尔于10月9日抵达莫斯科，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斯大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亲热友好。丘吉尔和他的随同人员也都感到这次所有的苏联人表现得要比他两年前访问时更为友好。前一次正值苏联人在德军的大规模入侵中遭受惨败和重大伤亡，对第二战场的开辟又疑虑重重，这给苏联人对盟国的态度投上了一层阴影。而现在苏联人对红军节节胜利感到自豪，这使他们的态度同上次大不相同。人们对西方抱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疑心似乎也减轻了。
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大剧院安排了一场隆重的芭蕾舞剧和红军歌舞团的招待演出。当丘吉尔站在包厢里受里全场观众经久不息的热烈鼓掌欢迎时，他心情十分激动。斯大林进入包厢时，受到了全场更为热烈的欢呼。
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在先前的一次会议中曾邀请斯大林来英国大使馆进餐。英国使馆的楼房与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斯大林肯定从自己办公室的窗子里对这座楼房看过不知多少次了。宴会是丘吉尔访问中的**之一。宴会的那天晚上，从克里姆林宫到使馆的几条街道停止了交通，军队在路边列队警戒。
斯大林抵达时，只见他身着一件灰色军大衣，头戴一顶箍有红带大沿帽。军大衣内穿着元帅服，胸前只佩带着一枚勋章。身穿华丽外交服的莫洛托夫同斯大林一道，在英国大使的陪同下上了楼。维辛斯基到达使馆时，他手指着周围的警卫人员对译员伯尔斯打趣说，“显然红军取得了又一个胜利，把英国大使馆都占领了。”
斯大林心情轻松舒畅，有一次他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挂在宴会厅墙上的足有一人高的皇家画像，其中有一张是乔治五世的画像。他转身问坐在他身边的伯尔斯说，“那不是我们尼古拉二世吗?”伯尔斯不得不提醒斯大林，这两位君主是一对表兄弟，两人的外貌的确十分相似。宴会过后，当他们来到另一间屋子时，莫斯科的礼炮为庆祝攻克罗马尼亚的克卢日开始响了起来，英国使馆在克里姆林宫城墙里的祝捷礼花的照耀下一片通明。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丘吉尔和艾登之间进行的会谈成果很有限，其中最棘手的是波兰问题。为了避免盟友生气，斯大林作了某些妥协，但是他坚持说苏联政府不能容忍在波兰有一个仇视苏联的政府。不过他在第一次会议中答应立刻邀请流亡在伦敦的波兰人领袖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齐克和他手下的两名部长来莫斯科同卢布林委员会的代表进行磋商。然而，这些波兰人之间的会谈也是毫无成果。在关于未来政府中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上，他们根本无法统一意见。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双方也不肯作出让步。
苏军攻入柏林城内。在第一次会议上，丘吉尔判断这时斯大林的情绪适于商谈问题，便说
“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也有我们的利益，有各种派遣团体和代理机构。不要为了枝节问题致使我们的意见相左。”
为了准备同英国人进行军事会谈，斯大林责成安东诺夫起草一个提纲交给他。但是，当斯大林在孔策沃收到安东诺夫拟定的草案时，他感到不太满意，便修改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他很重视苏军占领地处欧洲中心的匈牙利的利益。他写道，由于这一原因，他们必须使盟国相信苏军在巴尔干翼侧的兵力要大于实际现有的兵力，他们在这一战场上的主要战略是摧垮匈牙利，从南面进军德国。
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发现安东诺夫态度友好，十分健谈。安东诺夫将军原任外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后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和副总参谋长。他也是斯大林非常信任和器重的将领之一。华西列夫斯基的得力助手。在华西列夫斯基外出或奔赴前线时，他就承担总参谋长的重任。安东诺夫具有很高的军事理论水平，卓越的组织能力，清醒的头脑，坚毅的精神，而且是一个辛勤工作、精通参谋业务的人，具有突出的军事才干。他能够把领导几百万大军的军事行动的一切线索，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他知识渊博，加之年富力强，因而在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lO月14日的会谈中，布鲁克汇报了盟军在缅甸和欧洲的军事行动，迪恩将军谈了美军在太平洋的战略，然后安东诺夫叙述了苏军的行动情况。艾登发现他汇报得清楚明了，舒畅如流，但同时也注意到他不断地看着斯大林，以征得他的同意。斯大林常常打断他的话，回答一些问题。最后斯大林对安东诺夫的迟疑失去了耐心，便自己讲了起来。
第二天晚上是谈太平洋战争。美国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和迪恩将军代表他们的总统出席会谈。他们重申了美国对苏联尽早参加对日战争的关注。斯大林当即担保在打败德国后的3个月内，苏联就开始对日本开战，为此目的，在东边的红军部队将由现在的30个师增加到60个师。但是，条件是美国必须提供备用补给品和澄清“苏联参战的政治含义”。斯大林还同意让美国部队使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海军基地和机场，但它们得使用太平洋的航线，而不能使用横贯西伯利亚的路线。
说到这里，布鲁克问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是否能够维持红军60个师所需的补给。安东诺夫望着斯大林等待回答，而布鲁克肯定安东诺夫自己是知道答案的。斯大林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安东诺夫就解释说，铁路可以满足红军补给的需要。这时斯大林插了进来，作了一番布鲁克称之为“有关铁路技术细节的惊人介绍”的发言，最后的结论是这条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线不能维持足够的补给运输。布鲁克感到斯大林的军事才能给他留下了空前深刻的印象。
第三次军事会议只有苏、美两国代表参加。斯大林简要地介绍了他的军队将在远东执行的战略方针。接着他便交出一份补给清单，列出的物资总计达百万吨以上，要美国提供。这些物资包括供150万军队两个月所需的食品、运输工具和燃料，5，000架飞机以及75，000台各类车辆。显而易见，斯大林认为既然美国如此迫切地要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他就有权利要求尽可能多地获得补给。他这种想法的根源在于，他觉得极为富有的美国在本土上从来没有遭受到战争的摧残和破坏，而苏联则作出最大的牺牲，现在有理由要求获得最大限度的援助。
在政治会谈中，丘吉尔和艾登都感到在肢解德国、处理战犯和其他事情上已达成了全面的协议。丘吉尔没有提出当时同苏联政府有异议的关于联合国组织的问题，当时三大国都在积极地考虑这一问题。根据罗斯福的提议，他把此事留给将在11月底召开的三国领导人会议上去讨论。显然罗斯福完全绕过了丘吉尔，直接同斯大林安排了这次会议，丘吉尔是从斯大林那儿才得知这件事的。
离开莫斯科时，丘吉尔和艾登都认为他们这次访问是值得的，他们所受到的友好接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仍然遗留一些问题未能解决，但他们之间达成了全面的谅解。丘吉尔和艾登感到，他们完全可以信赖斯大林关于同盟国之间加强合作的意愿。
1944年底，从维斯杜拉河发起大规模进攻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斯大林亲自指导计划的制订，计划的首要目标是攻占上西里西亚这一重要的工业城市。这一计划需使苏军从自己的阵地前进100多英里。然而，斯大林的目标还不止于此，他想的是奥得河和柏林，这就需要前进将近300英里。
为准备这次冬季攻势，斯大林改组了3个主要的方面军，他手下3名最出色的并且善于进攻的将领来担任关键的指挥任务。科涅夫仍然指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但朱可夫接管了处于中心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调任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司令。再往北，指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率领部队开进东普鲁士。这样，就由朱可夫和科涅夫担任主攻。不过，斯大林决定，他身为最高统帅将亲自协调这4个主要方面军的行动。
为这次攻势而集结的部队和装备，其规模大大超出了以往任何战役。朱可夫和科涅夫指挥的两个方面军就拥有220万人，32,143门火炮和迫击炮，6,46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并得到4,772架飞机的支援。在这些坦克中，还有大批量新式的“约瑟夫·斯大林”式坦克，它们是装有122毫米火炮和厚厚装甲的新式坦克。
12月的西线战场上，英、美军队在阿登山脉遇到卡尔·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反攻的严重威胁。1945年1月6日，丘吉尔致电斯大林，询问盟军是否可以指望“我国部队于1月份内在维斯杜拉河一线或其他地方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斯大林立即作了答复。准备工作已开始，但是发动攻势的时间原定要推迟到气候转好时。“然而考虑到我们的盟军在西线战场上的情况，最高统帅部决定加速完成准备工作，并决定，不管气候如何，至迟在1月份的下半月，沿着整个中央战线向德国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决定派他的副手，空军中将阿瑟·特德爵士去莫斯科说明盟军的困境。特德于1月初抵达莫斯科。特德不拘礼节，讲话简明，老练而又内行，正合斯大林的心意。在他详细地叙述盟军的行动和阿登战役后，斯大林兴奋地称赞说：“我就喜欢这样，介绍得清晰明了，有条有理，没有任何外交上的晦涩含糊。”苏军的攻势于1945年1月12日上午10时开始。科涅夫的10个集团军势如破竹，不到10天就横扫上西里西亚，打到了奥得河畔。两天后，朱可夫开始了他的攻势，他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向前挺进的速度更为壮观。他解放了华沙，到1月29日，他的军队合围了波兹南并直达法兰克福的市郊。此时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已扫**了波兰北部，而在他的北面，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三方面军已深深地插入东普鲁士，到月底就已作好了强攻柯尼斯堡的准备。
雅尔塔分赃
1945年2月初，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黑海之滨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这是继德黑兰会议之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举行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德黑兰会议之后，经过1944年一年的战斗，到1945年初，整个战场上的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纳粹德国正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命运，日本帝国主义也处于日暮途穷的境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国取得彻底胜利而告终的前景已经确定无疑。在这一重要时刻，苏、美、英3国政府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打败德国、铲除德国军国主义、对德占领、苏联对日作战及战后安排等问题。
苏军在军事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并没有使它对盟国的态度发生变化。斯大林丝毫没有表现出胜利者的盛气凌人，也没有采取强硬的态度。实际上，三位领导人谈得很坦率，除波兰问题外，达成了广泛的谅解和协议。
美国代表团住在利瓦吉亚宫，这里原是历代沙皇在黑海海滨的行官。每天下午的全体会议都在这里举行。英国代表团住在沃隆佐夫宫。军事会谈和三国外长会议在尤苏波夫宫召开，这是建筑在山坡上的一座大型别墅。除了正式的会议外，三国领导人还进行了秘密会谈，另外还按常规举行正式和非正式的午宴和晚宴。雅尔塔会议被称为一次“高速度、大马力”的会议。期间最艰巨的莫过于翻译工作了。
德军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一行与苏军洽淡投降事宜未果后离去。英国译员伯尔斯叙述道，在最后一次晚宴上，斯大林站起身来，手拿酒杯说，“今晚以及在另外场合，我们三位领导人聚会在一起。我们相互交谈，又吃又喝，十分痛快。但是我们的三位译员则一直在工作，他们的工作并非易事。他们没有时间吃喝。我们依靠他们相互交流思想。我提议为我们的译员们干一杯!”他说完便绕桌子走了一圈，与三位译员一一碰杯。丘吉尔举起酒杯郑重其事地说，“全世界的译员，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听众!”丘吉尔这句幽默的玩笑把斯大林逗得哈哈大笑，笑了好一阵才停下来。
有一次，斯大林被一件事惹怒了，他认为是对他的无礼行为，后来这件事只是在引起了斯大林的幽默感时才化为乌有。此事发生在一次午宴上，虽然丘吉尔事先已劝告罗斯福不要开这种玩笑，但罗斯福仍然告诉斯大林和全体在场人员说，他和丘吉尔在密电中称斯大林为“约大叔”。斯大林真的生气了，他愤怒地问道：“我什么时候可以退席?”贝尔纳斯挽救了局面，他说，人人都谈论山姆大叔，所以“约大叔”这一称呼并没有恶意，也并非无礼。斯大林体会到这是以友好口吻叫出来的名称，便平静了下来。
在2月5日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了德国的前途问题。大家都同意德国在无条件投降后应予肢解。根据罗斯福的建议，三国外长被指定在一个月时间内制订出肢解和控制德国的计划。斯大林原来不同意让法国参加进来，但现在他对丘吉尔的请求作了让步，同意让法国管辖一块占领区并参加管制委员会。建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在莫斯科秘密地审议关于德国赔款的复杂问题。
在三国领导人的心里，仍然想着如何把目前的团结维持到和平时期，并根据他们共管和势力范围的原则来考虑未来的发展。但是，战争越接近结束，他们各自内心的保留、怀疑和恐惧就越强烈。每一方都对其他一方作出一些让步，但又都在为这种让步寻求有效的保证。
他们的心理状态，可以用斯大林和丘吉尔的一段对话来加以说明。这是在雅尔塔讨论联合国组织的章程时发生的。讨论集中在有关否决权的条款上，各大国都想在这个组织的安全理事会中为自己保留这一权利。斯大林比他的两个伙伴更强调这一点，要求使否决权更加严格，以抵制任何打消或削弱它的企图。丘吉尔也大致说了这样的话，他认为这个组织还应该有能力采取行动，反对某个大国可能产生的统治世界的企图。斯大林回答说：
“我倒愿意请丘吉尔先生指出哪个国家可能打算统治世界。我肯定英国是不要统治世界。这就从怀疑的名单中消除了一个。我肯定美国也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因此另一个国家又排除于打算统治世界的国家之列。”
丘吉尔打断话头问道：“我可以答复吗?”
斯大林不耐烦地提出自己的明确观点：
“等一等，将来的危险就在于我们自己中间可能发生冲突。”
斯大林挑明了丘吉尔的言外之意——丘吉尔显然是怀疑苏联的，而且希望使联合国的章程尽可能地使苏联难以达到目的。丘吉尔由于斯大林挑明了自己的意思而感到有点尴尬，他回答说，只要他们三个共同指挥这场伟大战争的人还活着，就没有发生冲突的危险，但是他们的后继人还能够继续团结一致吗?
斯大林依然有些不悦，他提醒客人们记住苏联的一次旧恨：1939年，在第一次苏、芬战争时，国际联盟曾经当众羞辱苏联，并把它开除出这个组织。然而，同一个国际联盟却从来没有动一个指头来反对希特勒，也从来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来反对任何侵略行为。苏联不允许在将来重新受到第一次苏、芬战争时所受到的羞辱。
第二次会议考虑的是设立维持和平的世界性组织。在敦巴顿橡胶园举行的有关安理会内表决权问题的讨论最后陷入僵局。现在，大家又对罗斯福提出的一种妥协方案进行了讨论。他的建议是安理会的每个理事国应各有一票。一切冲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指需加以经济、政治和军事制裁的；另一类是指那些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解决的。只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才能实行制裁。这样，否决权就会成为在安理会职能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
斯大林对这一建议十分感兴趣，毫不掩饰地想弄清其内容。他说，“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自己之间发生冲突，因为如果我们保持团结，德国的威胁就不至于十分严重。因此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如何保持我们将来的团结，如何保证三大国（可能再加上中国和法国）能够维持一条统一战线。”接着他便谈到了苏、芬战争，谈到了英、法是怎样把苏联从国联开除出去的。他希望能得到不让这类事情再度出现的保证。第二天继续开会时，斯大林宣布苏联政府接受需有三大国一致同意的新表决方案。
在敦巴顿橡胶园，苏联政府要求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应成为创始会员国，每个加盟共和国都应有一票，英、美认为这种要求太过分，表示异议。而现在在雅尔塔，莫洛托夫宣布只要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这3个加盟共和国，或者至少其中两个能成为创始会员国，苏联政府就满意了。在这些和其他好几个重大问题上，斯大林都表现出愿意妥协的精神。丘吉尔在2月8日给伦敦写的一份报告说，“尽管有着令人沮丧的警告和预言，雅尔塔会议至今为止进展得相当好。”
朱可夫元帅宣布受降仪式开始。波兰问题给会议带来了分歧。罗斯福认为波兰“500多年来一直是一个造成麻烦的根源”。丘吉尔后来把波兰说成“导致大同盟垮台的第一个重大原因”。
斯大林清楚地解释了他对波兰的政策。在历史上，波兰既自己进攻过俄国，又充当过其他敌人进犯俄国的走廊。在过去的30年中，德国人曾两次取道这条走廊。苏联愿意有一个强大的波兰，能够通过用自己的力量来守卫这条走廊。斯大林没有明确地说出来，然而他显然不能容忍由伦敦的波兰政府所代表的、由苏联的死敌组成的旧政权复活。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把同盟国分裂了。斯大林关心的是苏联的安全。丘吉尔和罗斯福认为自己是在坚持民主原则。
在8次全体会议中，有7次都讨论了波兰问题。关于波兰的边界线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波兰西部边界线的最后划分尚待和平会议上去确定。但在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争论。最后商定卢布林委员会临时政府应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民主领袖”。另一条规定是，莫洛托夫和美、英大使应同波兰的各派领导人进行协商，以便根据这些原则改组政府。另外，还商定“这个波兰全国团结临时政府应当保证迅速根据普遍选举与无记名投票方式举行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选举。”
远东战争的问题原先并未纳入议程。但是美国人担心这场战争可能再拖两年，所以急切地希望苏联参战。2月8日，罗斯福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保证在德国投降后2～3个月内，苏联就会投入对日战争。他提出的条件是维持蒙古的现状，并恢复1904～1905年俄日战争前俄国在远东的权益。这些条件被接受了，罗斯福答应去取得蒋介石的同意。
通过一系列的非正式会谈，三国领导人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各自的观点和问题的了解。斯大林极其重视这些非正式的接触。他特意表明了他对三国同盟的信心，并希望“这一同盟不会丧失亲密无间和坦率发表意见的特点。在外交史上，我从来未见过像这样密切的3大国同盟，而且盟国之间有机会这样坦率地交换意见”。他深深地相信大国间的联盟和联合国是未来世界和平的基础。但是2月11日这三位领导人分手时，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次一起相会了。罗斯福此时已体弱多病，显然离人士已为期不远了。斯大林和全体苏联人民对他怀有崇高的敬意，把他看作一位政治家和朋友。他们对丘吉尔也怀有敬意，甚至某种感情，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战争领袖，不过，他们对他和英国人仍然怀有某种不信任。
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国领导人都率领各自的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与会，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一共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除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是讨论欧州战场的军事计划之外，其余各次会议讨论了关于分割德国、联合国中大国的否决权的使用、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苏、波和德、波疆界、波兰政府的组成和南斯拉夫等战后的重大问题。会后发表了克里米亚声明。
关于对德国投降后的处置问题，三国领导人进一步交换了意见。在讨论中，斯大林对丘吉尔提出的允许法国参加对德占领和参加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建议，表示了异议。由于丘吉尔强调法国在战后的作用而美军又不能久留欧洲，罗斯福又当场表示美军留在欧洲最多不会超过两年，最后才达成了由苏、美、英、法4国分区占领和管制德国，并铲除法西斯主义的一切形式与制度的协议。
关于德国的战后赔偿问题，苏联提出了一个在10年内由德国以实物支付总额为200亿美元的赔偿计划，并要求“按功分配”，给苏联的赔款不少于100亿美元。经过讨论，美、英同意以苏联的建议为基础在莫斯科成立一个三国组成的赔偿委员会，研究关于德国赔款的数额和方法等问题。
关于波兰问题，包括疆界和政府组成两部分。会议决定：“波兰东部边界应依照寇松线，而在若干地区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5公里到8公里的逸出。”波兰的西部边界，英、美主张以奥得河和东尼斯河为界，苏联坚持以西尼斯河为界，最后达成协议，“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的让与”，“波兰西部疆界的最终确定，应待和会解决。”关于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在会议中争论得最为激烈，因为在雅尔塔会议召开时，波兰存在着两个政府。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受到英、美等国的支持，苏联则不予承认；而在波兰国内建立的临时政府受到苏联的支持，但英、美等国则不予承认。经过激烈争论之后，最后达成协议：“目前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改组，以容纳国内外的波兰民主领袖。这个新政府应被称为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会议授权由苏、美、英3国成立一个委员会，首先在莫斯科与现临时政府的成员以及国内外的其他波兰民主领袖进行磋商，以便根据上述方针改组现政府。事实上，雅尔塔会议没有具体解决波兰政府的改组问题。
1944年8月21日到10月7日，苏、美、英3国和美、英、中3国分别在美国华盛顿郊区乔治城的敦巴顿橡树园大厦举行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两次会议都是为筹建联合国而举行的。在雅尔塔会议讨论关于联合国的组织问题时，首先由美国国务卿报告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草拟的方案，围绕还没有解决的两个问题，即关于在安理会内表决程序和关于苏联的白俄罗斯、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列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问题进行了讨论。经过争论，对于第一个问题依据美国提出的一项折衷方案，决定在安理会中常任理事国除了对有关程序以外的一切问题均可行使否决权。也就是说，一个常任理事国不能用否决权来阻止安理会讨论问题，但它可以行使否决权来阻止安理会采取行动。关于第二个问题即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列入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问题，经过争论之后，美、英也同意了苏联方面的建议。
在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在驻苏大使和翻译人员的陪同下，分别于2月8日下午和10日下午，两次单独会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重点讨论了远东问题。
根据美国军方的现状，罗斯福总统预计，如果美国单独与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那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尚需付出100万人的伤亡及一年半的时间，因而迫切需要苏联尽早参加对日作战。经过磋商，苏联有条件地承诺在欧洲战争结束后2～3个月内对日作战。
德军凯特尔元帅在德军投降书上签字。在各项战争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后，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3国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雅尔塔协定》。
罗斯福总统去世后，由他的后继者杜鲁门指示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协定的内容通知了蒋介石，并说罗斯福生前以及现任总统杜鲁门均已同意这些内容。当时蒋介石未作公开表态，许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著作都认为，《雅尔塔协定》实质上是一个肮脏的分赃协定，特别是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讨论和决定有关中国主权和利益问题，是十足的强权政治的一种表现。
争夺柏林
1945年2月初，德军在柏林接近地上的兵力已十分有限，防御相当薄弱。这对朱可夫的部队一举拿下柏林并尽快结束这场持续了数年之久的残酷战争而言，是极为有利的。对此，朱可夫心中十分清楚。
最初朱可夫给部队下达的任务是，在6天内巩固已经获得的战果，等后续部队跟上并补足油料和弹药之后，于2月15～16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第三帝国的心脏——柏林。这一作战计划曾得到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批准。
然而，就在朱可夫的部队向奥得河全力推进之时，德军在其右翼的东波美拉尼亚实施反攻的威胁也一天比一天增大了，因为德军在东波美拉尼亚迅速集结了40个师的部队。德军统帅部企图把这些部队隐蔽在格鲁琼兹地域，待朱可夫的部队向柏林发起进攻之时，就以出奇不意的攻势，向朱可夫部队的后方实施突击。如果德军的这一企图得逞，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将会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在决定是否一鼓作气地攻占柏林问题上，使朱可夫感到为难的原因还有：一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刚刚实施的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中，部队伤亡较大，装备和人员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这就必然影响到对柏林实施进攻的能力。二是部队后勤供应问题。朱可夫部队在20天的进攻时间里，不断地向前推进了500多公里，这样后勤供应就成了大问题。
考虑到这些因素，朱可夫认为还是不宜冒险攻打柏林。1月31日，朱可夫元帅向斯大林报告说：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左翼脱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右翼过远，到今天为止，我方面军战线的宽度已达500公里。如果罗科索夫斯基的右翼仍继续停滞不前，敌人就会对拉得过长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右翼采取反攻行动。”
朱可夫向斯大林提出建议说，应该命令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立即组织部队向西进攻，使其尽可能地靠近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右翼；同时应使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迅速前进到奥得河。
2月10日，斯大林命令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向东波美拉尼亚的德军发起进攻。为了配合白罗斯第二方面军的行动，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右翼转入了进攻，从而加快了苏军在东波美拉尼亚的推进速度。
3月初，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的部队已经前出到波罗的海沿岸和奥得河下游。到3月底，白俄罗斯第二和第一方面军结束了东波美拉尼亚战役。至此，整个东波美拉尼亚已经牢牢掌握在苏军的手中。
与此同时，苏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在2月和3月里，在西里西亚胜利地完成了两个战役，并在3月底前进到尼斯河，与先前到达奥得河的朱可夫部队连成一线。
在同一时间里，苏军乌克兰第二和第三方面军成功地实施了维也纳战役，一举粉碎了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30多个师。4月中旬，苏军进入奥地利，占领了维也纳，打开了向捷克斯洛伐克中心地域进军的道路。
这样，到4月底，苏军战略正面的几个方面军基本上处在同一线上，这就使得苏军在柏林方向占有一条宽大的作战面，并在两翼获得了可靠的保障，为粉碎德军的柏林集团和攻克柏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就在胜利在望之际，盟国之间开始产生了新的矛盾。英国首相丘吉尔1945年4月1日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封信中，把矛盾的要害问题提了出来。丘吉尔写道：
俄国军队毫无疑问将占领整个奥地利并进入维也纳。假如柏林也由他们占领，难道他们不会不适当地得出印象，似乎是他们对我们的共同胜利作出绝大部分贡献?难道这种印象不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将给未来造成极为重大困难的情绪?因此，我认为从政治观点来看，我们应尽可能向德国东部推进，如果柏林是在我们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我们毫无疑问应将它占领。
随后，美、英军队统帅部一改过去那种犹豫拖延的态度，而是加足马力，以最快的速度向德国的中心地域和柏林推进，努力在苏军到达之前将其占领。
德国投降后，朱可夫元帅与英、法等国次在庆祝仪式上。3月的一天，还在苏军实施东波美拉尼亚战役期间，斯大林召朱可夫飞回莫斯科。
朱可夫元帅从机场直接乘车前往斯大林的别墅。两人见面互相寒暄问候，斯大林向朱可夫询问了前线的一些情况后说道：
“我今天有些不舒服，我们出去走走吧!”
朱可夫再次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最高统帅，只见他面容憔悴，举止和言谈中都透着一种疲劳感。作为斯大林的副手，朱可夫比别人更清楚，在4年的残酷战争中，斯大林肩上的担子、身上的压力比谁都重、都大，他的工作异常地紧张繁忙，常常睡眠不足，他确实太疲劳了。
散步时，令朱可夫元帅感到出乎意料的是，斯大林一反常态，不是同他谈论作战计划，也不谈国际关系，而是谈起了他那遥远的童年生活。
他们两人边走边谈，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突然，斯大林停了下来，说道：
“我们喝茶去吧，还有些事想跟你谈谈。”在返回的路上，朱可夫元帅似乎已经摸透了斯大林的心思，于是，直截了当地说道：
“斯大林同志，我早就想知道有关你儿子雅科夫的情况。有没有关于他的最新消息?”
原来，在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在前线被德军俘获，一直关在德国的战俘营里。听到朱可夫的问话，斯大林默默不语，仍然慢慢地向前走着走着，看样子，好像在回忆什么……
还在1941年8月7日那天，A·A·日丹诺夫看到一份非一般内容的文件。
西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A·A·日丹诺夫同志：
今送上敌机在我方战线撒下的传单三份
附件：传单三份。只交收件人。
西北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1941年8月7日
（签名看不清）
这是些什么传章？为什么要向如此高级的领导人汇报，而且标有“秘密”的字样？传单的全文如下：
红军指战员同志们!德国人虐待你们甚至杀害俘虏的说法是不对的!这是卑鄙的谎言!德国士兵友好对待被俘人员!他们欺骗全体人民!恫吓大家，制造对德国人的恐惧。为避免无谓的流血，放心地投向德国人方面来吧!
这里有一幅两个德国军官和一个俘虏合拍的照片，下面写着：
德国军官正在与斯大林的儿予稚科夫·朱加什维利进行谈话。第14装甲坦克师第14榴弹炮兵团炮兵连上尉连长雅科夫·朱加什维利向德国人投降了。像这样重要的苏联军官和红军指挥员都做了德军俘虏，那十分明显地说明，对德国军队的任何抵抗那是毫无意义的。因此，结束这场战争并到我们这边来吧!
传单背面印着手写文字的副本：
亲爱的父亲!我被俘了，身体健康，不久将被送往德国某地一个军官集中营。状况良好，祝您健康，并问候大家。
雅科夫
背面的下边有一个印刷体注释：
雅科夫·朱加什维利给他父亲斯人林的信。此信经外变途径转交本人。
不论这封信是否交给了斯大林，但A·A·日丹诺夫向斯大林汇报了儿子发生的事情，这是肯定的。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书记、西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日丹诺夫深得斯大林的信任，经常在斯大林家或自己的家里遇见斯大林的儿子。
为俄罗斯献出儿子
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是斯大林第一次结婚生下的男孩。雅科夫的母亲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是一位贫穷妇女，她一面抚养儿子，一面帮人作工，为人缝补衣服，拆洗被褥，把得到的几个可怜工钱交给自己的父亲。1907年，年仅22岁的母亲因患伤寒病丽去世。母亲死后，雅科夫被姨母领回家去抚养。后来他到了莫斯科跟父亲住在一起，在九年制学校毕业。
南方方面军第6集团军政治部得到一份德国传单，从传单中得知雅科夫·朱加什维利上尉被俘的地点和日期。传单批语：“传单撒在尼科波尔州。1941年8月13日。第6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员格拉西缅科。”
传单上有一幅照片，下面写着这样的说明：
这人是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的长子，第14装甲坦克帅第14榴弹炮兵团炮兵连连长。7月6日在维捷布斯克市附近和成千上万的指战员一起被俘。
铁木辛哥和你们的政治委员奉斯大林的命令教育你们说布什维克下投降。然而，红军战士却一直向我们这边走来。为了恐吓你们，政治委员竟向你们胡说什么德国人虐待俘虏。
斯大林亲生儿子的模范行动证明他们说的是诺言。他投降了。因为抗击德军的任何企图今天都是徒劳无益的！学习斯大林的儿子吧，他活着，健康，心情愉快。你们何苦要作无谓的牺牲，到前线来送死呢？你们最高领导人的儿子已经投降了！
你们也过来吧！
法西斯思想家异想天开，指望苏军战士看到他们这张骗人的传单之后，会大批地向他们投降。为此，传单上还附印了通行证，准许苏军指战员持该证到德军方面投降，人数不限。
通行证
持证人不愿为犹太人和政治委员的利益作出无谓的流血，决定离开被战胜的红军转向德意志武装力量方面。德国士兵和军官对来者给予热情的接待，供给伙食并安排工作。
雅科夫·朱加什维利做了“中央”集团军群第4坦克师的俘虏。
德军进行了突击审讯之后，把雅科夫交给了专职人员看管，准备留下来使用。
斯大林与苏军高级将领们合影。审讯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京特·冯·克鲁格元帅司令部驻所内进行，由职业间谍施特里克尔德大尉主持。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谈起这段往事时，认为准备留用雅科夫的想法是一种失败的尝试：“一副清秀、聪慧的面孔，端正的格鲁吉亚人脸型，他态度庄重，礼貌待人，开赴前线之前跟自己的父亲通了最后一次电话。他坚决驳斥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妥协。不相信德国人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德国法西斯分子曾经建议让他给家里写信，发表广播讲话，编写传单等，都一一遭到了他的严厉拒绝。
然而，戈培尔造谣机器却在全速转动，编造并利用五花八门“特别引人注目的”传单：学习斯大林的儿子吧!他投降了，他活着，生活愉快，你们领袖的儿子都已经投降了，你们为什么还要送死呢?祝苦难的祖国平安，刀枪入库!
然而，审讯记录也好，德国的传单也好，都没能回答这样的问题雅科夫·朱加什维利究竟是怎样被敌人俘虏的?在战争年代，前线战士看到这种传单之后，很多人不相信，认为雅科夫绝对不会自愿干这种事的。
卫国战争的一名女参加者的证明：
我觉得，这份材料不仅是雅科夫·朱加什维利一个人的问题，而涉及到被俘的所有战士的命运。雅科夫也不单是一名苏军的指挥员，他肩负着维护父亲荣誉的重担。
关于雅科夫的被俘经过及以后的命运问题，我们在前线听到许多颇近真实的推测和传说。其中有一个比较逼真的，我把它讲出来。
1942年，我师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接近地的保卫战。法西斯投入大量的军队和武器，试图摧毁我军的抵抗。他们撒下传单，策动我军战士投降，无线电台播放传单的内容。
在一张传单上，我亲眼看到了雅科夫强颜苦笑的照片，周围站着许多德国官。法南斯分子不吝惜传单，随处投撒，许多人看过，怒不可遏，纷纷议论，我将其中一个一字不差地转述如下：
在平静的时刻，医务室窑洞门前坐着几名战士，围成一圈，他们在谈论雅科夫的事儿。我没有靠上去细听他们具体讲些什么。侦察员卡塔马泽的大声叫喊引起了我的注意：“咳!谁说雅科夫自愿向敌人投降，简直是胡扯。德国人选派最老练的特务分子跟踪雅科夫！有叛徒盯着他。有一次，把他打昏在地正要架走的时候，战士们拥上前去救回了他。此后，雅科夫的性格有了变化，孤僻，多疑，躲人，最后害了自己。为了损坏斯大林的声誉，他们打昏了雅科夫，并偷偷地绑架走。”
有人问他：“你从那里听来的?”卡塔马泽回答：“朋友讲的。”
我听过不少人讲雅科夫的被俘经过，非常逼真。对比事实，自然会想到这是一桩暴力与出卖的行为。格鲁吉亚的军人很多。如果不是被人出卖，法西斯分子能从哪里知道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是斯大林的儿子呢?很遗憾，我们的作家和记者对前线老兵的回忆太不重视了。有时候前线上出现的一宗区区小事也能使我们看到战争的景况，了解士兵的顽强性和勇敢精神。找前线战士去了解吧!他们中也许有人了解雅科夫·朱加什维利被俘的真相，用羽着再推测和虚构了。
前军区医士科瓦谬娃·
利季娅·尼基季奇娜
莫斯科市
说雅科夫·朱加什维利的被俘是德国情报机关活动的结果，也有证明可供参考，请看：
1941年7月，我在雅科夫·朱加什维利上尉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奉司令部的命令，派我第26坦克团装甲车EA-6排担任第14炮兵团榴弹炮兵连的野外警戒。命令规定：一旦德国人冲击过来情况紧急的时候，一定要先把炮兵连长雅科夫·朱加什维利从战场上送走。
然而情节有变，正当我们准备护送的时候，突然有人交给他一份命令，要他立即去炮兵营指挥所报到。一同前往的参谋被打死，而他则一去不复返。我们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专门设置的圈套。撤退命令早已下达，营指挥所现在早已无人了。
到达卡腾车站之后，我们遇到了特工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一再盘问我们三个人。这三个人是第l战炮排长、雅科夫·朱加什维利的传令兵和我，我任野外警戒装甲车排排长。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炮兵连、警戒排全都回来了，而雅科夫·朱加什维利却当了俘虏?盘问我们的少校反复地说：“非割掉你们的脑袋不可。”幸好!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
在苏军后方撤下的有雅科夫·朱加什维利照片的传单，从各个方面判断，造成了两种印象。无可讳言，传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并不经常如此，更多是在怀疑。现住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埃拉布格市的居民、当时的目击者A·X·马斯洛夫在来信中谈起这件事时说：
1941年8月底或9月初，红军在某地继续退却的时候，在新勒热夫普什金山区有一群兵士和我们三个青年军官凑到一起谈起了战争，大家各抒己见，发言热烈。
话题转到红军后撤和被我们丢下的领土上来，大家心里很难过，你问我，我问你，对当前情况百思不解。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为什么要后撤，只用小股的军队作战，大部队哪里去了?紧靠我们的驻军为什么突然调走，撤往东方，把我们这些历尽艰辛的人留下来，等等。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坚决粉碎敌人，我军必须集中起来，需要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谁也不谈我们的失败。
有一个士兵，他信得过我们，从衣兜里掏出一份德国传单来（收藏敌人传单，当时不无风险）。这就是说，宣扬雅科夫·朱加什维利事件的绝不是一种传单，像您文章中说的那样。我拿到了敌人的传单，当年我是22岁的中尉坦克兵。传单的上角有一幅照片!椅子上坐着或半仰着一个穿我军棉布军服的汉子，没有佩戴军人符号，头部悬在椅背左侧，脸部死气沉沉。
传单的内容大致如下：
请大家看看，这位是什么人。他是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这样的人物向我们投降了，而你们这群傻瓜，还在打仗。下面号召士兵去投降。传单的另一面大谈我军的失败，使人惊异。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第一次遇到的事情，自然把我们搞糊涂了。
第一个醒悟的人是上尉炮手。他激动地说我认识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我们在一起工作过，这样的人绝不会投降敌人，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我不相信德国人。他们很可能拾到雅科夫的尸体，把他放在椅子上，拍下了这张照片。你们看，像活人吗?很清楚，是僵尸一具。
对传单我谈了自己的看法。传单错误百出，文理不通。在那么多被俘人员中，德国人竟找不到一名有点文化的叛国分子，写出一张文字比较通顺的传单来。恐怕不是这个意思。德国人故意使用这样的数字来搞乱人们的思想，编造假话，从中渔利。
另一名士兵手里也有一张传单，当时把它撕成碎片，扔在地上。
责怪炮手说谎，我没有这个勇气。这位上尉从“道昕途说”中可能知道一些雅科夫·朱加什维利的情况，但他那坚定的语气说明他对我国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不愿看到周围有抱怀疑态度的人。真有这种事儿。
同时，印有朱加什维利照片的传单仍在大量印制，除了以前见过的两种外，现在又有了第三种。新传单里，有一张大尺寸的照片，中间站着雅科夫，身上披一件军大衣，敞着衣领，心情沉重。
时任苏军驻德最高指挥官的朱可夫元帅。
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些照片中没看到一张照片是他眼睛望着镜头拍下的，很清楚，这些照片都是偷偷拍摄的。
1941年秋，德国法西斯分子又搞了新花样，想从特种战俘身上捞取政治资本。
把雅科夫押送到柏林，交戈培尔直属部门看管，安置在费合涅别尔的“阿德隆”饭店住下，由盖世太保监督。这里出出进进全是格鲁吉亚过去的反革命分子。看来，这是一个精心炮制的阴谋，企图用战俘营艰苦生活与饭店特殊优越条件对比的方法讨好战俘。这里经常放映报道红军失败的影片。
雅科夫·朱加什维利和格奥尔吉·斯克里亚宾（好像是当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的儿子）的合影照片就是从这里伪造出来的。照片是以秋天景色为背景拍摄的，两人头戴船形帽，身穿军大衣，没扎腰带，双手插在衣袋里。斯克里亚宾的眼睛看侧方，雅科夫看地面，面孔严肃，脸色沉郁。照片注明的日期为1941年11月25日，文字说明：“看看他们!这是你们昨天的同志，他们看到继续抵抗无益，只有前来投降。这两人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儿子!他们都做了德国人的俘虏，他们活着，健康，吃得饱，穿得好。战士们和军官们!学习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儿子们吧!你们自己将来也会看到这边的新生活。新生活比你们‘领袖’强迫你们过的那种生活要好得多。”
希特勒分子为什么要把朱加什维利和斯克里亚宾拉到一起?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比较客观的资料可查，显然，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利用这种方法动摇苏联老战士的信念，改变立场，投降敌人，然而，法西斯分子的这一招破产了。
1942年初，他们把朱加什维利转到哈明尔堡“奥夫拉格XⅢ-Ⅱ”的军官战俘营，希特勒分子又采用新法，想用疲劳和饥饿来打击他的斗志。然而，这一招又落空了。
1942年4月初，雅科夫被转移到吕贝克的“奥夫拉格XC”集中营，这里关押着对第三帝国特别危险的军官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其中包括2,000名波兰军官和200名士兵。雅科夫的近邻是战俘雷内·布卢姆大尉，法国政府主席列昂·布卢姆的儿子。
一道特别的命令指定集中营警卫长冯·法赫莫斯特上校亲自专门管理苏联战俘的事务。不让雅科夫·朱加什维利领取食物包裹，他也不能收国外寄来的信件，而在押的波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却无这种限制，甚至还发给他们津贴费。根据波兰军官会议的决定，雅科夫每月可以分得一些食物包裹。
几名波兰军官和朱加什维利组织了一次越狱逃跑。他们失败了。这次把朱加什维利转到了萨克森豪森死亡营，跟反希特勒同盟各盟员国高级领导人的被俘亲属安置在一起。
这个集中营是现有战俘中最残酷的一个营，在这个营里死去的苏联公民达10万人。德国人很想使用这一手段施加压力挑动苏联最高统帅的感情，迫使他向希特勒提出交换被俘儿子雅科夫的要求。
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德军惨重失败告终。希特勒是否知道俘虏营中有一个被俘的朱加什维利呢?当然知道。在当时时局的发展中，雅科夫成了希特勒阴谋中特别重要的人物，有了他，可以找到一个对失败负责的人。看来希特勒想用雅科夫换回保卢斯·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参加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制定“巴巴罗萨”计划的主要参加者之一，集团军司令。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是他向部队发出了停止抵抗、向苏军投降的命令。斯大林能这样干吗?
斯大林就这个问题是否和别人商量过，抑或自己作出了决定，今天无从知道。通过瑞典红十字会主席贝尔纳多特伯爵转给德方的一份正式答复中说：“士兵换元帅我不干。”
慢慢地，斯大林从沉思中回到现实，然后，语气低沉地对朱可夫说道：
1945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英国外交大臣文登在一起。“雅科夫无法从战俘营逃出来，法西斯强盗会把他枪毙的。据说他们把他跟其他战俘隔离开，诱劝他背叛祖国。”
朱可夫默默地昕着，心中感到沉甸甸的，一时不知用什么话来劝慰自己的最高统帅。
接着，斯大林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不会的，雅科夫宁愿死也不会背叛祖国。”
斯大林对自己的儿子是了解的。他没有估计错，雅科夫无愧为斯大林的儿子，无愧于苏联人民的儿子，无愧于一名苏联红军。尽管法西斯刽子手对他施展了各种手段，他始终没有背叛红军，没有背叛祖国，也没有背叛自己的父亲。后来，雅科夫被法西斯刽子手杀害在集中营里。对于雅科夫之死，斯大林是后来才知道的。
进到房间，两人无语地坐在桌子旁，朱可夫察觉到，性格刚毅的斯大林为将要失去儿子而极度悲痛，他非常理解斯大林，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一阵沉默之后，斯大林感慨地说：
“多么艰苦的战争，它夺去了我们无数人的生命。看来，我们很少有没有牺牲亲人的家庭。这种体验只有在斗争中受到锻炼的、意志坚强的、在共产党教育下的苏联人才能够承受得住啊!”
说完这段话，斯大林的心情似乎好了一些。接着，他给朱可夫介绍了雅尔塔会议的情况，并且表示对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满意的。斯大林说，他对罗斯福总统的印象很好，在谈及波兰问题时，他说：
“丘吉尔希望与苏联毗邻的是一个敌视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波兰，而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我们希望一劳永逸地有一个跟我们友好的波兰，这也是波兰人民的希望。”
两人又谈了一些有关战场上的局势后，朱可夫元帅起身告辞，因为他要准备参加国防委员会在第二天召开的关于实施对柏林总进攻的战役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