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绣又称川绣，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刺绣品总称。蜀绣历史悠久，其记载最早出于西汉文学家扬雄的《蜀都赋》：“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扬雄另作有《绣补》诗，表达了作者对蜀绣技艺的高度赞誉。古蜀王朝常用蜀绣与北方的战马进行贸易，从而成为主要的财政来源和经济支柱。西汉时期，蜀绣之名就已誉满天下，汉朝政府还在成都专门设置了“锦官”进行管理。到唐末，南诏进攻成都，掠夺的对象除了金银、蜀锦、蜀绣，还大量劫掠蜀锦蜀绣工匠……宋代历史文献中称蜀绣“穷工极巧”。至清朝中叶以后，逐渐形成大行业，尤以成都九龙巷、科甲巷一带的蜀绣店铺最为著名。
蜀绣的针脚与韵脚
蜀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与苏绣、湘绣、粤绣齐名。比如，湘绣以国画为底蕴，辅之以相应的云山雾水、亭台楼阁、飞禽走兽，写实主义是其基调，色彩明快，优美舒适，风格豪放，别具湘楚风度；蜀绣大都采用方格、条花等传统民间图案，多以花蝶、鲤鱼、鸳鸯、熊猫喜庆物为表达对象，严谨细腻、光亮平整、色彩鲜艳、虚实适宜、立体感强，富有装饰性，这暗合了四川民间务实的群体旨归。
成都地区因其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盛产丝帛，因此蜀绣的制作生产冠于天下。2006年5月蜀绣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蜀绣国家级大师孟德芝从事蜀绣三十余年，她熟练掌握了蜀绣的全部针法技艺，能刺绣蜀绣的各类产品，尤其擅长蜀绣双面异色绣和双面异形绣。我欣赏过她多年前创作的得意之作，这些精品只展不卖。她随和而干练，透露出一缕特有的静气。她笑称：“无论遇到多么烦心的事情，只要在‘绷子’前坐下来，就心静如水了。多年下来，绣花的工作逐渐成了一种心灵功课，我很知足。”
生产蜀绣的工具主要是绷子（也称绷架）、针和上千种颜色各异的丝线。绷子有竹制的和木制的，以木制为主。目前的分野在于，蜀绣的实用品以“机绣”为主，“手绣”次之。蜀绣工艺品则基本上是手工刺绣，体现出一股浓郁的手艺味儿。
民国时期，成都周边的蜀绣人多是乡间单干户，用传统工艺绣制出来的日用品，一般都送到科甲巷的店铺售卖。当时的民间刺绣品也很注意与时令结合，比如端午节来了，就会制作一些精美的丝线菱角包，很多人购买回家挂在床头；清明节、儿童节来了，又会制作一些丝线缠绕的铜钱鸡毛毽子，很受孩子欢迎；七夕节之前，绣女又会刺绣出一些“鹊桥相会”题材的面巾、被面、枕套……颇受市场青睐。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在成都成立了四川省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各县劝工局也设刺绣科。劝工总局聘请名家设计绣稿，同时钻研刺绣技法。当时一批有特色的画家如刘子兼的山水、赵鹤琴的花鸟、杨建安的荷花、张致安的虫鱼等画作入绣，既提高了蜀绣的艺术欣赏性，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刺绣名家，如张洪兴、王草廷、罗文胜、陈文胜等。张洪兴等名家绣制的动物四联屏曾获巴拿马赛会金质奖章。
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对刺绣的原有针法进行了一番筛选和改造，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些新的针法，其中特别突出的要数表现色彩的浓淡晕染效果的晕针，它是一种适应性最强而又最具特色的在近代使用最为普遍的针法，也是区分蜀绣与其他刺绣流派的主要标志之一。
我见到的蜀绣作品里，晚清、民国时期的绣品印象很深。质地优异的蜀绣可以长期保存而不朽坏；古代作品上的丝线颜色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一种淡淡的褪色，恰恰在这种时光的痕迹里，我们方能真切感受到蜀绣漫漶于时光的大美。
当时来成都的外国人，“多购买数十年外之旧绣品为玩物，能出重价”。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的寓所，两室一厅不过70平方米，中间十来平方米的客厅就是他的书斋，屋内装饰简单，墙上几联蜀绣书法是他岳父（已故妻子陈宁祖的父亲）所赠。陈宁祖是成都人，她的父亲是化学家。无论是迷恋针脚还是迷恋韵脚，悬挂蜀绣，都寄托了他对成都深深的思念。
刺绣“百子图”
一些“老成都”至今还记得，科甲巷中的张老头为“五老七贤”之一的尹仲锡先生60大寿，一波三折，刺绣“百子图”的传奇。
“百子图”由于含有大至无穷之意，因此把祝福、恭贺的良好愿望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图案描绘了许多天真烂漫的孩子在亭台楼阁间互相追逐嬉戏，他们手执彩旗，好像在站岗放哨，还有的在捉迷藏、打秋千、下棋……每个孩子神态形象都各不相同，他们表情天真可爱，十分有趣，刺绣者将每一个小孩的调皮可爱之处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仿佛让人们也能感受到孩子们的快乐。
据说，尹仲锡先生一见张老头的杰作“百子图”大为惊叹，决定让张老头训练一批徒弟，专绣“百子图”。但全年生产不过百十来件，而订货者络绎不绝。在这之后，科甲巷绣花铺为了使“百子图”使用范围扩大，将寿幛改为了床单和被面，一时轰动蓉城，人们争相购买。到七七事变的时候，科甲巷的绣花铺每况愈下，纷纷关门破产……抗战胜利后，“百子图”床单、被面的生产在科甲巷开始复兴，后又遭物价暴涨，“百子图”逐渐从市面上消失……这一故事，从一个角度展示了科甲巷蜀绣精品“百子图”的嬗变，其实也体现了科甲巷民族手工艺的兴衰。
当时来自省内各地的举子，为参加科举成为文甲之士，不少学子在这里食宿。但巷内的绣花铺女工成列，丝线与蜀绣在阳光下五彩斐然，摩肩接踵，足以让举子们目迷五色了。据说，绣花铺特意出卖一些**题材的绣品，借物传情，因此使蜀绣的百态千姿中孕育出妙龄韶华的风情。
农历七月初七，千百年来，民间把这一天称之为“乞巧节”或女儿节，是姑娘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是成都地区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宋田况《七月七日晚登大慈寺阁观夜市》有吟：“年年巧若从人乞，未省灵恩遍得无？”当日晚上，科甲巷绣花铺的姑娘、媳妇都要洒扫庭院，设香烛、瓜果，拜织女星，以求提高其绣技，民间称之为“敬巧神”。以碗盛清水，将灯草或豆芽截成短节浮于水面，观看水中浮现之水影，以验“乞巧”。用手搅动使其旋转，如有两节相遇，即是如愿得巧，便预示来年会绣出精妙的绣品，自然得到众多女伴的艳慕。清人杨燮《锦城竹枝词》云：“豌豆芽生半尺长，家家争乞巧娘娘。天孙若认支机石，块质犹存织锦坊。”（郑蓉《瑰丽精美话蜀绣》，见《文史杂志》2008年第2期）用针线“画”一幅油画
早年，作为蜀绣的王牌——成都市蜀绣厂里，集中了本地最为杰出的几双妙手，奇妙的是，并非纤纤玉手，而是粗大的汉子。工艺美术大师肖福兴身材高大，粗手大脚，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绣花针在他手里小得几乎是看不到。太神奇了，那么小的绣花针在师傅手里得心应手，居然能刺绣出那么精美的作品。是肖师傅的谆谆教诲和倾心的指导，使郝淑萍、孟德芝等一批后来者在蜀绣之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不了解蜀绣的人，总是称蜀绣艺人为“绣娘”，实际上在蜀绣历史上，大师中男性为多，比如乔子平、彭永兴、肖福兴、毛成武、胡云生、张万清、黄炳成、刘绍云等等。
蜀绣以软缎和彩丝为主要原料，针法包括12大类共122种：有晕针、铺针、滚针、截针、掺针、盖针、切针、拉针、沙针、汕针等，讲究“针脚整齐，线片光亮，紧密柔和，车拧到家”。在很多大师看来，除了运针、切针、盖针、铺针等基础针法外，还有高难度的别针针法。最为困难的技艺，比如有双面异形绣的秘技。薄如蝉翼的纱上刺绣龙、凤，稍不注意就伤到手指，这还不说，稍一出血就弄脏了作品……蜀绣中的“双面异色异形绣”，堪称蜀绣的绝活。要掌握这项技法，必须基本功扎实，掌握针法多，手法好，要有对色彩的感悟和成竹在胸的娴熟。既要传承传统针法，又要创新现代针法；既要擅长飞禽走兽，又要擅长各类人物。最后将这些技法融会贯通，才能绣好一幅双面异色异形作品。除了须有刺绣的天赋外，就是说，没有干坐十年冷板凳的扎实积淀，如何可能做到？！
2012年，孟德芝团队接手了一个富有深意的蜀绣大制作，也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当年初，人民大会堂确定在人大常委会大厅的过道墙壁上镶嵌春、夏、秋、冬四季为主题的刺绣精品。在蜀绣、苏绣、湘绣和粤绣四大名绣中，挑选优秀制作团队来创作这一组作品。孟德芝带领的蜀绣团队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按照人民大会堂的要求，蜀绣负责“秋天”这一主题的刺绣。可是，要将一幅秋意盎然的高原雪山摄影作品《高原秋色》用蜀绣表现出来，艺术要求相当高。可以说是要用针线“画”一幅油画作品。
为了尽可能绣出同原作一样的色彩效果，他们专门到苏州去购买了1000多种色彩的蚕丝。由于作品的色彩很丰富，很多颜色杂驳在一起产生色差，配色十分困难。大家只好先做一些配色的实验，然后再绣制。最后，决定采取“乱针绣”和蜀绣传统“平针绣”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蜀绣一般不采用“乱针绣”，大量采用“乱针绣”给作品增添了诸多难度。作品于7月中旬必须送往北京，由于时间太紧，工艺要求高，从4月4日开始，34位绣女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甚至还采取三班倒的方式……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幅长7.5米、高3.4米的单面巨幅蜀绣，画面针脚齐平、丝线细密，色彩如油画。后来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美术界的好评，这就是蜀绣的艺术魅力，也是命运和蜀绣对成都的厚爱。
如今，成都的蜀绣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郫都区、青羊区、金牛区等地，从业人员有两千余人，显示出方兴未艾之势。20世纪90年代前后，蜀绣大部分都销往国外，近年反而大部分都在国内销售。这恰是蜀绣面临的机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