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台钟的发条，圆圆软软的，不易变形。
—作者自题
刚过母亲节不久，6月7日，就是在十年前的今天，母亲离开了我们，那年她94岁。恍恍惚惚，似乎就在眼前的事，她还和我住在一起。
一
母亲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她6岁曾随家人逃难海门时，父母还要她手里抱着一只鸡。后来外公在上海宁海东路上开了个杂粮铺，生活才算安定下来。她是大小姐，按理说生活一定不错。但不知是她太 好强，还是潮州人的重男轻女思想，她11岁就去绞丝厂做童工了。在滚烫的锅里将蚕茧撩上来，抽茧丝。日本那摩温（工头）看到有的员工手脚慢点，或不顺她们的意，就会用缫丝的那桶滚烫的水浇到你身上，母亲刘凤珠年轻时
使人疼痛难忍，母亲也曾给她们浇过。母亲对日本人一直很恨，哪怕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她都会和我们说，日本人很坏，中国人吃了他们多少苦头！她会和我们讲东洋乌龟在大世界门口扔炸弹，有的人被炸弹削掉半个屁股还在走，当旁边人惊呼时，他才倒地的惨状。后来母亲到香烟厂工作，我们小时候还在五斗橱里看到那几个金属盒子，说是香烟厂包香烟用的。
外公的杂粮铺里养了很多食客，店里永远是高朋满座，侃大山、讲大话的声音总在店堂里回**。到了吃饭时间，大家都坐下来蹭饭。而我母亲很小就去做工赚钱，也从没觉得不公。她对家里的一些做法有看法，曾经和外公理喻，但都给外公斥为“女人鬼，话真多”挡回来。这大概就是当时潮州人家里女孩的地位。外公热衷于要儿子，不会把女儿放在心上。他嫌大舅一个不够，还从乡下领了二舅，再添了小舅。而且对领来的二舅比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还要好，后来演绎了很多故事。大舅和二 舅先后生了儿子，可能两个舅舅的文化差别，大舅是大学毕业生，儿子在家叫小易，二舅从乡下领来，文化程度不高，他的儿子在家叫猪仔。
但外公就是喜欢猪仔，三天两头带猪仔外出吃点心。小易很是不服，他毕竟是正宗孙子。一次外公午睡醒来，发现自己的皮鞋不在床前，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以为给 作者的外公和外婆老鼠拖走了。过了几天，他忽然在三楼阳台上望下去，发现玩具摊上面的太阳伞上有他的皮鞋。
一问，小易承认是他扔的，把外公气坏。外公什么事都为二舅着想。公私合营时，外公将资方权益让给二舅，他那店铺变成了二舅和国家公私合营，二舅每季度可拿几十块钱的股息。那时钱大，几十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啊。但“**”来了，二舅是资本家，被斗得很苦，有段时间还被隔离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后来没事，但身体却变坏，50多岁就病故了。那都是后话。
二
母亲生下我，似乎如释重负，前面都是女儿。按理是很高兴的事，但是外公就不快了，因为二舅妈正好头胎生的是个女孩，和我同日。
“凤珠总是生女儿的，这次也生了儿子，你怎么生女儿呢？”外公还这样指责二舅妈。
母亲从外婆处听到外公的话，很不高兴：“我怎么不能生儿子？”
母亲从外婆处还听说二舅的孩子并不和我同日生，因风水先生说我的生辰八字好，他们才改了和我同日生。我母亲又高兴了，不管他们改不改日期，只要我儿子的生辰八字好就行。在二舅的大女儿60岁逝世的追悼会上，我听到了她的生日是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的。那是后来的事。
母亲在医院生下我时，还闹了场虚惊。出院时，护士小姐将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交给母亲，母亲满心欢喜，刚出生几天的孩子都是差不多的脸。母亲打开小孩蜡烛包时，小孩的小鸡鸡没有了，母亲急起来，直叫护士。原来护士将隔壁床位的女孩错抱给我母亲了。后来母亲每每讲起此事，总笑着说，他们家是唱戏的，错抱的话，你现在说不定去唱戏了。还好错抱的是女孩，母亲才会那样警觉。
我出生前后的这几年，是母亲经历的风霜雨雪最多的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一切百废待举。父亲的财会工作本来就没有个长期固定的，基本歇在家，母亲的香烟厂也显不景气，做做停停的，母亲只得到外公的杂粮铺拿点米和豆子。外婆倒是挺体贴母亲，也会时不时地送点吃的东西过来。到我出生后，香烟厂老板托人带话过来，厂里也不景气，你就在家里带孩子吧，待厂里好了再来叫你。有人劝母亲不要答应。
母亲无所谓，因为生了儿子，要带儿子，就应允了。后来香烟厂好了，哪还会来叫我母亲去工作？母亲讲起这事，总说，我为了要领你，饭碗也敲脱了。在我小时，总好奇地问母亲，那打碎的饭碗是瓷的还是玻璃的？引来一片笑声。
那段时间，家里的小菜多是煮熟的黄豆、黑豆，都是从外公的店铺里拿来的。我总是吃很多，有的没有嚼烂就咽下去了，致使生了肠胃病。这也是我小时候唯一的大病。母亲再也不敢给我多吃，总留家里最好的食物给我。
在外婆逝世前，她对母亲说，阿奴（潮州人统指男孩的爱称）要一周岁了，家里应该给他过次生日，高兴一下，并告诉母亲，她已托朋友帮我父亲找到了工作，叫我父亲好好去工作。这大概是外婆对我家最后的帮助。从此父亲在橡胶制品厂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外婆走得早，才50多岁，母亲一直非常怀念她，直到母亲离世前半年时间里还常常讲起要去看外婆。
三
母亲是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她一直要我们记住，是阿姨帮助我们度过家庭最困难时期的。记得阿姨生第三个孩子时，她将唯一的儿子问问临时寄放在我家，那是我母亲很愿意做的事。那时问问就三四岁，第一晚半夜醒来，将我父亲认错为他父亲，哭了。以后他逐渐习惯了和我们相处。母亲始终认为，阿姨比她金贵，阿姨的儿子当然比自己儿子金贵。加上母亲本来就特别喜欢男孩，洗脸，问问先洗，然后才轮到我洗，就用一盆热水的。后来问问回忆起来，就说“大姨妈洗脸痛来西”，母亲怕洗不干净，手脚可能重了点。每天一个荷包蛋，那是问问的专利，我们都没有嫉妒的。几个月后他回去了，一直讲起这段特殊的岁月，他和我们关系特别好，常来看我母亲。我们表兄弟的关系因此而特别好，以至于到现在60多年后，比亲兄弟还好。
母亲身材虽然不高，微胖，但很结实，双臂雪白丰腴，我小时特别喜欢用双掌抱着母亲的臂膀，有种特别有依靠的感觉。母亲浓密、乌黑的头发配一张白皙的脸，看上去还有点福相。眉骨稍突，鼻子有点扁平，有着南方人明显的长相。我看到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很有大小姐样子。烫过卷曲乌黑的头发，大大的眼睛上弯弯的细眉，耳朵上吊着金耳环。黑丝绒的短袖上衣露出雪白的臂膀，手腕上还戴着翡翠的玉手镯。
但我自小看到的母亲，从来没有那么漂亮。
母亲身上有时还能看到过去当大小姐的痕迹。她出去走亲戚时会向脸上拍粉。过一段时间会对着镜子用线在脸上不停地拉动，清理脸上细微的汗毛；有时还用一种特殊的刨花，浸在她那特有的银盆里，倒上一些水，用梳子蘸着那有点黏的**梳头，护理头发，当然抵不过现在年轻人上美容院做面膜，护理头发。母亲常贬自己难看，和阿姨天壤之别。阿姨确实是潮州人里的另类，年轻时走在马路上被误认为广东著名演员红线女，受到围观，直到年老时还是那样出彩。但母亲更像劳动人民，健康、自信，可能和她的经历有关。
她们老姐妹俩特别要好。我们小时候就是喜欢跟母亲去阿姨家。
母亲到了那里，就会围起围裙，帮她做家务，洗刷餐具，洗衣服……总把盒里的肥皂头子先用掉，似乎还在家里大姐照顾小妹一样。在困难时期的年份，阿姨没什么奖励母亲，就给她嘴里塞块冰糖。我们往往跟在后面蹭饭。阿姨家里条件好，又烧得一手好菜，我们在那里改善生活。
当然母亲见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常想到给阿姨送去。我就曾做过为母亲去送菜的任务。但每次去，阿姨总要把我送到车站，7分钱的车费，阿姨总塞给我5毛，使我很过意不去。记得有次清明，到联义山庄为外婆上坟，时值国家困难时期，一个人一旬仅二两肉票。母亲将肉票积攒下来买了块不小的白切猪肉，放在盘子里做供品，母亲看到姨夫他们不经意地对猪肉看了一眼。母亲回家后，连忙将那肉洗一下，稍微回下锅，就叫我二姐送过去。以后的日子，姨夫和阿姨家总讲起那块肉太好吃了，并感到后来吃的肉都没那肉好吃。母亲总笑答，你们不知还我们多少东西了，本钱早就还来了。老姐妹俩到老了，走得更勤，见了面无话不说，糖尿病治疗的交流，就闹出了尴尬。母亲患的是轻度糖尿病，不知是阿姨用的药太好，还是什么原因，阿姨的糖尿病似乎比我母亲的重。阿姨怕我母亲用的药太差，将自己用的最好的药给我母亲用，结果母亲反而低血糖发作，昏迷过去。救护车送到医院后才知道原委。
母亲虽然比阿姨大十岁，但遗憾的是阿姨在80岁后就离世了，那些日子，母亲一直胃口不好，吃不下饭。
作者母亲（中）和阿姨刘秀梅、姨夫徐开垒四
母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进的扫盲班。她读的书，我姐姐都把它作为顺口溜来念。我那时还没上小学，但也背得出那么几句：“不识字，真苦恼，拿了糖票当油票。爱人来信看不懂，门牌号码勿认得……”后来她不断识字，在她七八十岁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新民晚报》的小说连载，津津有味，碰到不识的字就来问我们，不懂的意思还要我们讲解，使我十分佩服。一次姨夫知道这事，还建议我，将母亲读报的事写给晚报的《读者 · 作者 · 编者》专栏，反映有这样一个晚报的忠实读者。
母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深知在社会上做人的道理。有一肚子含哲理的潮州谚语、俗话，平时说话中时不时地就会蹦出一句，真够我们学习一辈子。她讲得最多的是“不识钱，教人看；不识人，该去死”，还有什么“作精作怪，都是几个铜钿在作怪”“多吃滋味少，少吃滋味多”，等等。她的“瞎子不怕枪”后来成为我工作中讽刺人瞎搞的经典语言。我很惊愕，一个不识几个字的妇道人家竟懂那么多的人情世故经典语句。前几年，我曾想把母亲的经典语句收集成老娘语录，但因为很多潮州话，没有那种音的字，意译又不押韵，完全失去原来的韵味和经典，只好作罢。
五
母亲是家里的总管，她把家里安排得服服帖帖。那时家里不富裕，但总吃得舒舒服服，穿得暖暖和和，哪怕是三年自然灾害时，也没特别困难的感觉。家里总有吃肉的安排，总有吃干（饭）的日子，饼和馒头我们很少做，因为我们不太喜欢吃。母亲喜欢买栗子山芋，很少买糖炒栗子，因为栗子山芋能吃成栗子味，价钱又低廉。鸡是很少买的，但菜场里有鸡壳子，母亲即使排队也要争取去买来，烧鸡汤，骨头边还有肉，那是母亲为我们改善生活的项目。当然浪费是不允许的，哪怕是穿着。
家里女孩多，母亲很少给她们买新衣服，基本实行“新阿大、旧阿二、补阿三”的原则。我妹妹小时就轮到这状况，一次她生病，母亲领她到地段医院就诊，医生看到妹妹穿的衣服都压着补丁，就问我妈：“这孩子的爸爸是踩三轮车的吗？”其实父亲那时已是月薪95.03元，收入很高了。
我们虽然多是穿着补丁的衣裤长大的，但母亲总是帮我们洗得干干净净。母亲自己更是穿着打补丁的衣裤生活，直到我们都工作了，家里生活条件好了，她那裤子还是补了又补。三姐常买给她衣裤，她也很少穿，说是穿在里面又没人看见，这种裤子穿了舒服。后来母亲把自己最好的中长的海富绒大衣改成海富绒短大衣给我妹妹，还挺时髦，不知是否弥补妹妹小时候穿旧衣服的缺憾。
家里的三顿饭菜都是母亲打理，从买菜、洗菜、烧菜到洗碗，饭桌上她吃得很少，但剩饭剩菜总由她解决，我们从不管这事。一次我下乡劳动回来，肚子很饿，一下子就把家里的半锅剩粥吃了。母亲很是高兴，说是我帮她吃掉了一周吃不了的剩粥。母亲吃剩菜剩饭，我是到她老了才注意的。每天饭菜总有剩下的，总有人要去处理，她总是扮演这个角色，她认为这些饭菜都是钱买来的，扔了可惜，不会像现在人们，隔夜菜大多会倒掉。直到我父亲老年时，有的菜竟然反复烧煮五六天，吃得倒胃口。我也深感对他们关心太少，但和母亲讲也未必有效。
六
母亲心肠很软，从来不吃牛肉，因为她觉得牛一辈子在田里耕作太辛苦，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按理，牛肉是潮州人家里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但在母亲当家的日子里，饭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牛肉菜肴。她的有些事，还得到我们的嗤笑。小时候，门口常有来讨饭的，她总会盛一碗或半碗饭，加一点菜给他们。那时我们生活也拮据，尤其是自然灾害那几年。我们很不理解母亲这样做，认为叫花子太多，又不认识，我们自己也是省吃俭用，没必要去接济，有时还讽她为东郭先生。但母亲总说这种人很可怜，我们少吃一口，饿不死，大家都不给他们吃，他们将饿死。有段时间，我们家门口常有个中年女人挑担高嗓门儿来吆喝，叫卖潮州菜、橄榄菜和荷兰豆，20世纪50年代只有潮州人才会买来吃。我们弄堂里有十多户潮州人，她们才会来叫卖。但邻居买的人不多，可能价钱较贵，母亲总会买一点，说她们挑担过来不容易。记得还有个我们叫她卖猪头肉老婶的，每次来我家，手里不是提块潮州烟熏猪头肉，就是潮州鸭脯，那时市场上是买不到这种食品的，她叫我母亲大小姐，问要不要买。母亲总把它买下来，还留她吃顿饭。母亲和她聊起一些事，似乎还很熟，我估计是母亲在娘家时就和她认识的，临走她直讲“大小姐良心真好”。后来过了很多年，那个卖猪头肉老婶一直没出现，母亲还会在我们面前念起，不知她过得怎样，是否还在世上。至于有些做潮州鱼圆生意的，有时也会来问要否，我母亲买了，就会想到给我阿姨送去。姨夫虽然是宁波人，但特别喜欢潮州鱼圆，他有时会从碗里吊一只放进嘴里咀嚼，喜形于色。
母亲在特定环境下的思维，给我留下很深印象。50年代后期，大舅被打成右派分子，母亲一直为他不平。大舅在旧社会大学毕业，学的是财会。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一些同学一直鼓励他去海外，当时他已在中国银行工作。一次，他的要好朋友来问他，香港一个大机构需要一个懂财会、会英语、会讲潮州话的人，工资很高，问他愿不愿去。他觉得新中国成立了，新社会也需要有用之才，拒绝了高聘。1957年，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苏联银行制度的弊端》。在反右斗争后期，说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他批评苏联老大哥，就是攻击共产党，反党，被套上右派分子帽子，从银行调到杂货店当营业员。大舅不服，写了申诉信，但每次申诉就加重他的罪孽，说他右派想翻天，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困难时期差点把他送到安徽农村去。
母亲很为大舅愁苦，她清楚大舅不会仇恨新社会、反对共产党的，否则早就离开大陆了。由于大舅被评为右派，大舅妈原来是优秀小学教师，现在什么也不是。也因此影响了子女很多发展机会。母亲在我们面前常露出对大舅的同情，她一直坚持大舅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就是嘴臭，好发表自己观点，惹的祸。母亲从没疏远过大舅，来往走动还很勤。母亲常去看望大舅，他们家在三楼，扶梯陡，道路黑，母亲要在下面叫他们开电灯才能上去。母亲的叫声给大舅家人留下很深印象，听到这声音，他们就知道大孃孃来了。前几年，大舅的儿子小易（已在美国定居）从美国来上海，我们表兄弟聚餐，小易就学我母亲在楼梯口大声叫大舅的名字。小易虽然不会讲潮州话，但我母亲的叫声，他学得惟妙惟肖，我们笑倒一片。大舅也时常来找我母亲，一进门就“阿姐、阿姐”
的，看得出，他和我母亲在一起很舒心，姐弟俩会背着我们讲很长时间话。大舅一直在我们面前表现得很乐观，当他右派平反时，他已老了，还得了癌症，但他还是很乐观，请他香港朋友做担保，将儿子小易送到美国读书。
母亲在“大跃进”年代，解放妇女劳动力时，也去里弄生产组工作了，先后做了糊纸盒、做皮革件等活。组里总有几个碎嘴婆，其中一个被母亲讽为“缺牙”的，门牙缺一个，不知是否嚼舌头太多把门牙也嚼了，总是盯着母亲，嫉妒我父亲工资高，一个抵她老公两个。当然她对其他人也评头论足。组里有个阿姨，每次买棒冰时总问：“三分钱的断棒冰有吗？”而给“缺牙”起了个“三分头阿姨”绰号。那时正遇我妹妹毕业，因病休在家，里弄来动员去务农，那个“缺牙”更是抓住话题，“家里工资大，不放子女去农村是不响应国家号召”，还说得上纲上线，组里还有人应声附和。母亲不予理喻，但时感头也抬不起来。她回到家里，和我妹妹说：“去不去你自己定，想想好了再定。妈妈不会逼你，家里有饭你总可以吃的。”后来妹妹病休，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
七
从我懂事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母亲待我特别好，或许家里有四个女儿，我是独子的关系。母亲喜欢儿子，看什么都是好。“你看，男孩子吃奶起来也和小姑娘不一样，小脚用力一蹬，啊呜一口，爽爽气气。
囡五（女儿）要给她吃奶了，她嗯一记，头别别转，弄得我奶涨煞，每趟要看医生，贴消肿药膏。”甚至在家抱怨，养女儿草纸也要多用点，说得姐妹们老大不快。那时家里经济拮据，母亲还会想着给我开“小灶”，午睡醒来，母亲会抱我在弄堂口，等敲梆卖粥的“梅兰芳”（因他声音“聒勒”松脆，大家都叫他梅兰芳），买一碗白糖粥给我吃。中学开始，我口袋里的钱总比其他的同学多，打完篮球，我会到城隍庙馒头店买两个广东叉烧包充饥。那时母亲要我不去羡慕同学，会定期给我5 毛或1 元零用钱，那时钱大，叉烧包仅5 分一个，我总有点小积蓄。在我长身体那几年，母亲每年冬天专门烧点东西给我补身体，炖猪蹄筋一大砂锅，每天早上盛一碗，热给我吃，从冬至吃到立春；有时桂圆煮蹄髈，甜的，每年轮换着。我的姐妹也没妒忌。我在同辈中买自行车、进口手表都是算早的，也是算少的，这些都是父母对我的厚爱。我知道家里并不比其他人家富，因此很爱护买来的东西，口袋里的钱不随便乱用，不使母亲难堪。在我33 岁那年，我因工作忙，熬夜写单位材料，自己又不重视，阑尾炎穿孔导致腹膜炎，在曙光医院高烧19 天，创造了该医院手术后发高烧的纪录。每天下午我的体温都要到38.6 ～ 39 摄氏度，母亲担心我活不下去了，旧社会多少人因为发高烧而死？她几乎每天求医生，寻亲戚，找邻居，真是到了见人就讲、见鬼就哭的地步。母亲为我流了很多眼泪。幸好，医生陈权不断改进医疗方案，加上我的身体体质还行，终于渡过难关，母亲才放下心来。那年，母亲为我瘦了一圈。
母亲对我也是用男孩要求来养的。记得小时候有几次任性，母亲就会训斥我，这像啥男小囡，今后还会有出息？男孩子不能这样的。虽然没打过我，但话语是重的，不断把我引导到正确轨道上来。
在我结婚的事上，母亲为我们做出了第二次牺牲。母亲和父亲商量，将他们的房子让出来，给我们结婚。因为我们暂时没法申请住房。
家里虽然搭了阁楼，但母亲还是去附近的二姐家过夜。虽然时间不长，我们很快解决了住房，但想起这些事，就感到对父母深深的歉意。后来我先后四次给父母改善住房，越住越好，但总抵不过母亲对我们感情的伟大。
母亲信佛，虽然没有前楼阿婆那样常常诵经，念读佛经故事，但也常拜佛，逢初一、十五，一定要吃素的，希望菩萨能保佑家庭平安，后代聪明，有出息。她和我说，是34岁开始的，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她为我开始吃素。这吃素习惯，她一直保持到90多岁。在那段时间，她喜欢挂一本日历，每天撕一张，怕误了初一、十五吃素的日子，否则前面白吃。她就是这样较真。
当然，母亲还保有那个时代过来人的观念习惯。妻子在生孩子奶奶刘凤珠和孙子马思亮
时，母亲在家待了一天，已等不及了，自己走很长一段路到红房子医院门口张望。当她看到我时，隔着很远，就尖着嗓门儿问，生了什么？当她得知是男孩时，高兴得屁颠屁颠地回去了。等我回到家里，妻子生儿子的消息，左邻右舍都已知道了。母亲对孙子的喂养，真是倾心倾力的。妻子休假56 天就去上班了，孩子白天喂牛奶、领养，都是母亲和父亲两人包掉，毫无怨言。母亲对我儿子的喜欢溢于言表。每次见到他，总要他过来说话，一直到他成人。但我儿子成家生了个女孩，母亲第一次听到时，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没有说一句话。那时母亲已经90 多岁了。
母亲看到我永远是高兴的，尤其是父亲离世后，我把她接过来和我同住。妻子为了照顾母亲和她自己的父母，提前从政府机关退休。
我还和妻子开玩笑，你现在真心照顾我母亲，以后我会回报你的，如陪你去澳大利亚等。妻子退休前，组织上安排她去过美国、加拿大、欧洲多地，连迪拜也去过，就是澳大利亚没去过。但她只是笑着说“你放心”三个字，令我感动。当然她也知道母亲在我心中的分量。
至今，因她腰不好，我还没兑现自己的诺言，妻子根本不在乎去澳大利亚那事。
家里留了一间朝南的大房间给母亲住，使母亲能享受夏凉冬暖的快乐。那时我还在上班，常常要出差和出国，我三姐和妹妹也希望母亲到她们那里去居住，尽孝。有段时间，母亲同意轮流去住，但每次都要带二十八九个包裹过去，在我车里塞得满满的，可没到住期，就唠叨着要回家了。我姐她们问，回家？回哪家？答，儿子家。她们说，儿子、女儿的家，都是你的家。母亲坚持，儿子家是我的家，把姐妹们弄得气死，只得通知我开车把她接回去。她看到我去接她，特别高兴，笑嘻嘻地用潮州话叫着“阿奴（儿子）来了”或“阿成来了”，一下子就钻进我的车子里坐定，不管我们怎么帮她搬着那20多个包裹。随着年龄增长，她不愿去姐妹家居住了，我专门请了护工定期给她洗澡、洗头等，搞好个人卫生。家里虽有两间厕所，但买了个活动马桶放在她床旁，便于她晚上使用，床前还专门铺了地毯。母亲在我处住的最后六七年时间里，我把对父亲没尽到多陪他外出吃饭的亏欠，弥补在母亲身上，过些日子就开车出外陪她吃饭。每天晚上回家，第一件事就会推开母亲的房门，她醒着，就和她说几句话；若她已睡了，就会看一眼，轻轻掩上门，不惊醒她睡觉。母亲到后期牙齿已很少，吃饭有点困难，妻子给她烧肉糜菜粥煮烂喂她吃，和她说，不吃没力气了。她很是配合，也能吃大半碗的。后来她有点老年痴呆，常叫错人，但我和妻子的名字一直没叫错过。
尾声
母亲出生在动乱年代，又成长于特殊家庭环境，形成了她特有的性格和脾气，心软而做事坚定，有时甚至到固执。家里的事都由她在决定。无论是非观念还是传统旧习惯，在她心里都难以改变，就像老式台钟里的发条。孩提时，我曾经为探索时钟运行的秘密拆卸了台钟的零件，发现它的发条像是人的心脏，输送着动力。它盘卷着，捏上去软软的，有弹性，但它不易变形，除非折断。
母亲是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虽然我和她生长在不同的时代，人生经历千差万别，但从我的性格和脾性来看，时能显现母亲影响的烙印。
我和母亲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无论是小时候或年老时，我都时时感到她对我的温暖和教诲。她走后，我每年至少两次上坟祭扫，和父母说说话，哪怕这次疫情肆虐，稍一放开，我就想着到坟上去看他们。每每想起她，她的微笑脸庞总浮现在我脑海，使我泪目，常感她还和我生活在一起。我有一个为子孙什么都能舍弃的伟大母亲，我怎么能不敬重，怎么会不骄傲呢？我感到无比幸福！
母亲曾经和我开玩笑，说来世还希望我去做她的儿子。那是我很高兴的事，我又能享受她的母爱，还能再续我们的母子情，让我再尽我的孝心。
“妈妈”，阿成在叫您，您在天堂听见没有？
草于2020年5月
改于2022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