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陈赓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月，任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陈赓又开始了为新中国的军队和国防建设奔劳。

战争年代的伤痛和长期积劳成疾，陈赓的身体渐渐变差。1957年陈赓发生第一次心肌梗死。

这一年2月份，他到南京、无锡、镇江、苏州等地视察防务。3月又从上海出发，去沿海岛屿勘察。由于过度疲劳，他曾摔倒在浴室里。这时他已严重失眠，靠服药才能入睡，经常感到头晕目眩。4月回北京，紧接着又是各种会议。6月底又离开北京，冒着酷暑，前往广东、福建等前沿勘察。9月，出访苏联。10月，海陆空大演习，他从上海回来时脸色蜡黄，不住地用手摸着胸部，对傅涯说：“我可能坚持不了啦！”但他还是支撑着，照常上班。

12月19日，吃完早饭，他穿好军服，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因为有人登门，稍稍耽搁了一会儿。客人刚离开，他的胸部就出现了疼痛，整个胸部像个不停充气的皮球，窒息得他有种濒死的感觉。他从椅子上滑到地板，不醒人事。正在办公室地板上玩耍的小儿子吓得大哭起来。

哭声传到前院。大家跑来一看，陈赓倒在地板上，马上叫人向北京医院打电话。

陈赓被抢救过来时，突然近乎谵妄地喊道：“对他不能让步！”

陈锡联知道他说的是前天会议上的一场争论，便安慰他：“你命都不保了，你别想那么多啦！”

他在医院卧床3个月。1959年上半年，他任副总参谋长，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京郊20公里处试车，他要亲自去观看。这天一早，家里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军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是中央保健室打来的，都是叫傅涯劝阻陈赓不要到试车的地方去。傅涯放下电话，追到门口，陈赓的汽车已经开走了。傅涯又给那个单位打电话，请他们准备些急救药品。中午，陈赓回来，一进门就大声嚷嚷：“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然后，有些生气地说：“妻子的约束很重要，可你不要约束我的工作自由啊！”

这年五六月间，陈赓第二次心肌梗死。这以后，陈赓被迫退居第二线。

1960年11月，陈赓的心脏已接近停跳的边缘。组织上安排陈赓和妻子傅涯到上海华东局执行所疗养，但是陈赓自己不去，也不让傅涯跟去，后来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给傅涯安排了一件去上海的调研工作，陈赓才同意。1961年2月，陈赓到达上海，第二天他便催着傅涯去上班。

这时，陈赓明显地衰老了，头顶开始秃了，脸皮松弛。其实，他才刚满58岁，是多年的病痛令他如此衰老。但是，包括傅涯都没意识到他危在旦夕，陈赓也根本不承认病有多么严重，动不动就说：“过去打那么多仗都没有死，现在好好的就死啦？”因为心脏病，医生不让他吃肥肉，他就当着众人面，冲着傅涯大喊大叫：“傅涯你最坏了，不让我吃大肥肉！”

到了上海，傅涯依着他，让他吃肉，陈赓却把盘子朝旁边一推：“主席、总理都不吃肉啦，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吃肉？”

他犯病之后，战友来看他，他冲着人家问：“你们又开会？什么内容？为什么不告诉我？”

到了上海，他一直嘀咕：“在广州，他们开会，不告诉我；到了上海，连看的人也没有了。”

傅涯跟他解释：“许多人都来过了，被医生挡驾了，怕影响你休息。”

他马上对傅涯说：“那他们一定骂我官当大了，架子大了，不行，你明天登门道歉！”

陈赓的举动有些反常。在上海，他开始练大字，又教女儿练字。练累了，他就叫女儿上楼去玩儿，叫秘书念文件给他听。秘书看他身体不好，多是挑主要的念。一天，秘书念了一份文件：“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将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整个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

陈赓微笑起来，又皱起眉头。他拿过那份文件翻了最后一页，用手指戳了一下：“这份文件我在北京就应该看到，怎么到上海才接到！”

“他们可能担心首长身体。”

“我还没死！他们是成心的！”他激动地一把摘下眼镜。

陈赓吃力地拄着手杖，站了起来，望着墙上一张中国地图，忽然神秘地一笑。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大病初愈的感觉——那么温和，那么轻快，那么自信！他的衰弱似乎从肩上抖落了，留下了一脸凛然难犯的尊严：

“我这条瘸腿走遍大半个中国，打了30多年的仗，现在不总结，更待何时？你给我找一份作战地图，我列个纲目，我口授，你来写！”

晚上，傅涯赶回来了，陈赓急忙把秘书写的开头给她看，他自己躺在沙发上叹气：“我觉得我的本意似乎未能充分表达。”

傅涯附和道：“这么重要的总结，恐怕秘书很难体会你的思想。等你身体好些，自己亲自写吧。”

听到这话，陈赓颇有些兴奋，从沙发上爬起来，坐回办公桌前：“我这就动手！”

“哎呀，你现在怎么能写？”傅涯急了，后悔刚才不该说那些话。

“我现在不写，什么时候写呀？”

面前的稿纸仿佛打开了他库存的智慧闸门，使他浑身是劲儿。情绪非常高涨，抄起稿纸就奋笔疾书：“第一章：序言；第二章：作战准备；第三章：进攻；第四章：防御；第五章：追击；第六章：转移……”他饶有兴趣地前后排列着章节，然后开始动笔。

“在战术上，要强调夜战、近战。我们可以利用夜晚掩护接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都不习惯夜战，害怕夜战，火力不能发挥，指挥紊乱，士兵恐慌，甚至开小差。……这种打法，不但原子弹、导弹用不上，飞机大炮也用不上。只要能和敌人扭在一起，就对我军有利。”

他写到后来，完全离开了原来的考虑，信马由缰，在战斗艺术的莽原上驰骋开来。傅涯送来茶点和报纸，陈赓沉浸在高度集中的思考中，以致于迟迟没有理会她的到来。傅涯站立在丈夫的后面端详稿纸，心里百感交集。

3月的上海，阴雨连绵，气温降到了3℃，陈赓坐在**，倾听起外面的雨声。到了夜里，他久久不能入睡，他侧身凝视着对面**的傅涯，深情地问：“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

傅涯伸手打开台灯，侧转身来，默默地望着陈赓。那灯光的出现，仿佛缓解了他痛苦的心情。看得出来，他此刻所涌现的激动心情，甚至可能比同傅涯第一次会面那天更加激动。他心里明白，剩下的时光已经不多了。他想说话，不停地说话，说出自己的感情和他所经受的一切。……

傅涯对着陈赓望了一会儿，就劝慰他：“不舒服就好好睡一觉，暂时别想写文章的事情了。”

陈赓苦笑着摇了摇头，又伸出右手晃了晃，然后指脑袋惨然一笑：“机器一开动，怎好停下来。”

可惜傅涯没有完全意识到他当时的心情，以后想到此情此景，她总觉得无限遗憾。

第二天黎明，天色阴暗，朔风吹得门窗发出怪叫声。一大早，陈赓被剧烈的胸痛惊醒，他的前额上面渗出了密密的细小汗珠，陈赓的心肌梗死又发作了。傅涯赶快给医院打电话。

不巧这一天是星期天，况且当时对心肌梗死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医院里的主治医生都回家了。陈赓已经不行了，这时，他软弱无力地转动着身子，喘息着问身边的傅涯：“今天是不是应该打肝素啦？”

医院的医生还没有来，陈赓痛苦的脸和额角上渗出了冷汗，傅涯紧紧握住他的手，焦急地望着他的眼睛。陈赓已经把牙齿咬得格格发响，使尽最后的力气挣扎着。

当医院的大夫终于赶来时，陈赓已经昏死过去了。打强心针。无效！按摩。无效！作人工呼吸。还是无效！穿刺。依然无效！

1961年3月16日8时45分，陈赓大将没有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