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

我一直听到有关莎士比亚的事情，同《乌有乡的消息》里的旅者有可能听到的那样，如果他不是那么急于回到我们这个喧嚣时代的话。人们穿过安静的街道，来到一家剧院。街道两旁是三角墙的红瓦房，体现着中世纪的建筑特色。剧院不是为了盈利而建造的，而是纯粹为了休闲娱乐而建的。就像精品店一样，让旅行者们高兴。街上没有横冲直撞的出租马车，没有喧闹的人行道，沿河有一座花园。我会在花园里小憩一会儿。没有料想到我会来这儿，这里现在只有这个空位置了。不过，没有人仅仅是因为饭后无处可去才来这里。在剧院图书室里，人们可以一整天不闻不和谐或喧嚣之事，一心旨在读剧本，看人们提到的明智之事和荒谬之事。剧院图书室有橡木镶嵌的墙，窗户装有有色玻璃和铅框。或者，人们并排坐在芦苇丛生的河堤上，坐在老旧的农舍旁，坐在大树掩映的旧教堂旁。如果人们打开报纸来读，那必定算是一大错误。因为班森先生每晚会给每个人发一份新戏剧剧本，人们在剧院只能讨论剧本。剧院里的橡木横梁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变黑了，露出切割它们的手斧的割痕。这周，我已经依次观看了《约翰王》、《理查德二世》、《亨利四世》第二幕、《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第二幕、《理查德三世》。这些戏剧由相互联系的纽带连接得天衣无缝。部分原因是那个地方的一种精神，部分原因是戏剧相互支撑的方式。该剧院让我从未如此感动过。

国王和王后奇特的队列，敌对的贵族的队列、奔涌而来的人群的队列、廷臣的队列、贫民的队列，在我看来极为吸引眼球、声势浩大、充满神秘的能量。如同我在戈尔韦海滨度过的那灰蒙蒙的日子所感受到的一样，我感觉一层薄雾笼罩在灰色的大海和灰色的石头上，就好像世界突然烟消云散一样，一点痕迹也不留下，即便一点灰尘也不留在脚下。我的心灵之眼看到的人们，他们有太多宏伟梦想。它们太过宏伟华丽，看起来就不只像梦想，一切事物在其面前都变得模糊不清。这些宏伟梦想就像我们拥挤的生活带来节制和妥协之前的艺术发明。

在伦敦，你会遇见这样一些人，他们欣喜若狂地沉醉在崇高的梦想中。他们会立即谈到乏味的事情，又会马上谈到兴奋的事情，谈到构建我们社会团结的思想主题。但在这里，他像镜子一样反射着梦想。如果我们不谈论戏剧，我们就谈论剧院，谈论会有多少人来剧院。我们不谈论寻常事，这让未来变得宏伟、重要。有人提到，剧院和图书室正处在初建阶段，未来要完成整个宏伟计划。还会再建一所学校，学校将教会演员所需要的一切能力，例如语言、动作、剑术。这将使戏剧节延至六周，将会邀请莎士比亚的主要演员，或许还会邀请该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杰出剧作家。这些主要演员需要带一部分他们的支持者。这样一来，学校就能让演员补充次要部分。他们会慢慢地找回音乐语言丢失的传统。另一个人确定，即使没有这所学校，戏剧节也需要新捐赠，它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有适当的机会，它或许会成为世界戏剧界的一大盛事。我指出，它或许有助于消除伦敦的不好名声。他听到此，变得激动不已。

当然，对伦敦的一点憎恨在那些爱好艺术的人士中成为一种标志。所有有憎恨之心的人都应该帮助建立诸如这样的艺术中心。旅行的舒适度在不断增加，这是从清空这个国家开始的；同时又是从填满这个国家结束的。诸如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的冒险旅程，它说明人们准备旅行，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甚至美国出发，去追寻他们最喜爱的艺术，与世隔绝，正如天主教徒所言，他们就好像在“归隐”。只有印象派画家才会假装喜爱街道本身，他们将街道隐藏在光和雾之下。要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国家遇到我们的朋友，听到音乐和诗歌，都是俘虏的我们，会永远离开痛苦。在伦敦，有那么两三次，我们在冬天听到有些人讲到我们喜欢的事情。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仅仅是想到音乐大厅中的歌者或是议会中的议员。但是，还有些人真的非常喜欢那些事物，以至于他们花费数小时时间去找寻那种事物。因为那些在乎艺术的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段亲密友谊，我们会在亲密的朋友中听到、看到。我们也会逃离那些我们培养起来的矫揉造作的品位和兴趣。我们或许还会在人们当中讨论某些事物，这些人是我们见面才几分钟的人，随后就不会再谈起。艺术会变得如同十诫那样严肃。

除了某些新房子以及剧院造型之外，我想我喜欢斯特拉特福德的一切。一座更大的剧院迟早要建起来，如果有人想到更好的造型，那也不足为怪。我想不到有任何理由会建造一座半圆形的剧院。那里的土地不昂贵，舞台听力范围内的观众也不多。或者，采用这种造型有更合理的理由，而不是因为它是遗留给我们的，尽管此时的舞台艺术已是不同的艺术。伊丽莎白时期的剧院就是半圆形的，因为演员们乐意在一个讲台上说台词，就好像在公共集会上的演讲者一样。

我们继续建造相同造型的剧院，尽管我们的舞台艺术是制作一系列图画的艺术。如果我们的剧院造型是一把半开着的扇子，就像瓦格纳的剧院，在那里，听众坐在升高的凳子上，面向宽敞的一端，而戏剧在狭窄的一端上演，他们的画面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几个视角看到，即上、下、侧面。不比买卖好多少的东西或许会成为艺术。人们从半圆的侧面，在大厅、在包间、在走廊上观看，看到结实的房子和单调的树木，树木随着微风摇摆。我们可以用盖毯来制作布景，这与大量十诫：耶和华给摩西约束犹太人行为的十条规定。

纯黑色的布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与简洁的或有装饰的小山、树木、房子的形状形成对比。同时，它们又不会像我们的自然景物那样淹没诗人的理想艺术，而且所花的开支也不大。自然的布景绘画并不是一门艺术，而是一种买卖。因为，它顶多是在努力复制自然更加明显的效果，通常采用普通风景画的绘画方式，借助这些方式制作一个大致的框架。它只不过是一种俗丽的风景绘画，它降低了品位。它认为好的品位是由更加精致的艺术形成的。另一方面，装饰性的布景绘画同舞台上物体的移动、演员的服装，还有灯光的照射密不可分。如果作为一座坟墓或者静态的事物，它就要混同声音以及戏剧的情感，同时又不会因为格格不入的兴趣爱好而盖住了它们。它会成为一种新的正统剧艺术，符合自身的品位，不复制任何其他的艺术。几天前，戈登·克雷格先生在珀塞尔学会的演出，就采用了这种舞台布景。虽然由于剧场半圆形的造型造成了不完美的效果，总的来说，这还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舞台布景。他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那里，一切皆有可能，例如以诗歌形式说话，以音乐形式说话，在舞蹈中表现生活的完整性。我希望能看到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也以同样的舞台布景来装饰莎士比亚的戏剧。似乎，我们不能回到讲台和帷幕的时代。赞成这样做的也不是没有意义，只是我们只能去除不真实的感觉，这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听莎士比亚的传统语言时所普遍的感觉，舞台布景也是传统式的。在情到深处时，他的人们反复地使用一种煞费苦心、精心制作的比喻，或者做某种荒谬的事，这会打破真实感。我们通过一种艺术强加在他身上的真实感。这种艺术既不是他的，也不是存在于他的心灵里的。他给许多动作的微妙动机添加重要意义，这种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在于此。我们的注意力有可能停留在这些动作的微妙动机之上。我们将这些微妙的动作设定在看起来很坚固的房子里。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屹立不倒的大树。

幻象终止，我们越是想要增强幻象，幻象就越会破灭。在他的艺术中，如同在世界上所有较古老的艺术中，存在许多幻象。我们的舞台布景也要记住这个时代，如我的保姆常常告诉我的，苍鹭在老人的胡子上筑巢的时代。班森先生并未冒险在《理查德三世》中采用这种舞台布景。在《理查德三世》中，如莎士比亚写的那样，幽灵出没。

班森先生采用的舞台布景同戈登·克雷格先生所采用的紫色背景布一样简单。戈登·克雷格先生的紫色背景布使狄多和埃涅阿斯看起来像是彷徨在永恒的边缘。他或许会发现，让理查德和里奇蒙德并排安营扎寨并不是什么荒谬的事。歌德说过：“艺术就是艺术，因为它不是自然！”它带领我们接近最初的思想，远离自然，这就是他们的镜子。

在《驴皮记》中，巴尔扎克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一位卖弄风情的女子，该女子似乎就是无情的象征。随后他又杜撰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她的主要受害者发现她唱歌唱得非常好听。但是，没有人听过她唱歌。巴尔扎克告诉我们，在她的歌声里以及她同仆人的对话中，看到了她真实的自己。他想让我们明白，在瞬间的自我背后是接受世俗的评判。这个瞬间的自我活在这个世上。即使伟大的诗人、小说家或者哲学家坐在世间的审判席上，也有不能被评判的东西。伟大的文学总是按这种精神来创造的。事实上，伟大的文学就是宽恕罪恶。当我们发现文学变成控诉罪恶的时候，如同乔治·艾略特[2]的作品那样，那么文学就开始转变成他物。乔治·艾略特坚定地将提托撕成碎片，就好像他是发条装置。乔治·艾略特将一个女人身上很难发现的凶猛变得极富争议。但是她的凶猛激活的思维习惯则是她那个世纪的特点，也是莎士比亚批评家们的思维习惯特点。批评家们和她生长在一个功利主义时代。那时，有关男人的事物似乎都不重要，只有他对国家的有用性才重要。只有行动才对国家有用，这种行动的结果能被理性评判。科里奥兰纳斯、哈姆雷特、泰门以及理查德二世的行动根本无任何明显的用处。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是他们个性的表现。所以，人们认为，莎士比亚在控诉他们，告诉我们要小心谨慎，以防我们也会遭到类似的控诉。批评家们没有想到，你不能从一个人的行动了解一个人，因为你不能时刻监视他的行动。男人经常由于太过丰富以及太过空虚而对国家一无是处。一个男人的职业有时或许就是启示，而不是革新。完全有可能，福丁布拉斯作为国王比哈姆雷特更优秀；奥菲狄斯比科里奥兰纳斯更通情达理；亨利五世作为一位士兵比理查德二世更优秀。但归根结底，那些人不会为了更好而改变，而是为了更差而改变，像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在神圣的等级中占有更高的地位？布莱克曾说“咆哮的狮子，嗥叫的狼，汹涌澎湃的海，具有毁灭性的剑，它们就是永恒的一部分，在人们看来它们超乎寻常”。但是，布莱克应该属于信仰的时代，他更多时候是在思考神圣的等级，而不是国家。因为理性只能彻底发现那些明显的行动的作用，这也是每个人所崇拜的。由于每种性格都要经受行动有效性的评判，所以莎士比亚式的批评就成了成功的低俗崇拜者。

我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图书馆翻阅了很多书籍。我发现几乎每本书中都提到了对立面，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加清晰和强烈。一种类型的代表人物如理查德二世，他“多愁善感”、“优柔寡断”、“自私自利”、“言不由衷”；其对立面的另一种类型代表人物如亨利五世，他是“莎士比亚笔下唯一的一位英雄”。这些书籍乐于贬低理查德二世，如同小学生恃强凌弱柔弱的孩子一样。柔弱孩子的身体不结实，不喜欢学校里的游戏。他们崇拜亨利五世，就像小学生在作业中写到崇拜水手或士兵一样。我不敢声称我深刻理解了所有书本，但是我认为，这些情感始于德国的批评家，他们在理查德二世身上看到了法国因素以及拉丁因素。我知道，道登教授是提到这些情感的第一个人，让他们看起来真实可信。他住在爱尔兰，在那里的一切皆失败了。他经常冥想性格的完美性。他认为，这些性格的完美性让英格兰成功了，如同我们所说：“水那边的牛有长角。”正如戈登曾说，他忘记了英格兰的成功在于她的冒险、她的人民的野性、想象力、古怪。他认为，亨利五世不仅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且他还是莎士比亚呈现在英格兰人民面前的模范。亨利五世被人们崇拜，这是因为他具有某些普遍的缺点。他甚至认为，有必要指出，莎士比亚他自己就是在借着写亨利的胜利来赚钱。在道登教授的后继者中，这种崇拜走得更远，甚至到达了帝国主义热情的时代。人们越加相信，这种普遍的缺点来自于地球。有名望的人（我记不清此人的姓名）写到，莎士比亚笔下众多的人物中，他独独崇拜亨利五世。

控诉罪恶带来了必然的结果，即憎恨一切充裕的、奢华的、丰富的事物，一切朝着遇难船驶去的事物，以及奉承暴民的平凡情感和传统理想。暴民即指控诉的首要资助者。

我认为，莎士比亚并没有以同情的眼光来看待他笔下的理查德二世。实际上，他知道理查德二世在历史的某个时刻不适合当国王。

不过，他也明白，理查德二世也有讨人喜欢的地方，充满变幻莫测的幻想，正如沃尔特·佩特把他称为“野兽”。莎士比亚是按照一个男人的模型来创造了他，这个男人有着法国人的优雅，正如他从霍林斯赫德身上所了解的品质那样。他赋予了生活一种新的奢华、一种新的光彩、对朋友们“极为友好”、对敌人们“极为仁慈”。当莎士比亚让他的国王失败之时，他头脑中必定存在这些事物。这部分是因为他缺乏某些品质，这些品质无疑存在于地位低下之人身上。但是，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具有某些品质，这些品质是各个时代不同寻常的。假设莎士比亚喜欢这些人，他们罢黜了他的国王。这也就是在假设，莎士比亚在用市议员的眼光来评判这些人。市议员们会评判市办事员的功过。如果就是这样来评判的，那么魏尔伦在其**呐喊：

“先生，你是笔创造了你，而我是上帝的呼吸创造了我。”他或许认为医院主管是好人吧。我认为，他在理查德二世身上看到了等候他的失败。不论他们是艺术家还是圣人，他们都发现自己，人们向他们索要一点能量，他们只能给予一些冥想的功劳，不论是愉悦的幻想，还是温和的脾气，抑或是梦幻的尊严，或是上帝的爱怜，或是他的造物主的爱怜。他看到这样的男人经历困惑和焦躁，然后又变得像普通人一样不诚实、狂暴，例如博林布鲁克、约翰王子；随后又能保持“甜美娇艳的玫瑰”。中世纪高贵圣洁的理想正在慢慢消失。当代的务实理想开始威胁着无用的苍穹。快乐的英格兰在衰退，但是又没有衰退到诗人不能观察世界的进程。人们会带着对人类的同情来观察整个世界，除了他们所做的和所看起来的那样，这就是悲剧性讽刺的本质。

莎士比亚不是很在意我们评判的来源——国家，他所在意的是国家的表现：卓越、动乱、战争以及野蛮人的怒火。事实上，他的确认为推翻国王是不明智的，使国家陷入内战也是不明智的。表现畸形出生以及天谴最后征兆的历史戏剧，例如《亨利四世》《理查德三世》等，是卡莱尔主教预言的实现。是“上帝选拔”卡莱尔主教来预言；但是，就像好设备，他没有很好的实用性，没有衡量功过的平衡标准。借助最新的改良，格维努斯和道登教授处理得非常巧妙。他像所罗门那样思考，不像边沁那样思考，盲目的抱负，不幸的事故，反复无常的**。世界在他眼中就如同在上帝眼中一样，几乎就是空无一物的。

被这些折磨得筋疲力尽，我恳求赐予我安息；——

看到功德落得乞丐的下场，

一无是处装点得快乐无比，

纯洁的信仰被无情抛弃，

无上的荣誉被可耻错放，

少女的贞洁被粗暴践踏，

正义的完美不幸被蒙上耻辱，

竭尽全力获得的力量被摧毁，

艺术被权威逼迫保持缄默，

愚蠢，像庸医，操控技术，

简单的真理被错称为无知，

囚禁的善良伺候邪恶首领：

厌倦了这一切，我要远离这一切

天啦！我死后，我的爱只能孤苦伶仃。

某位学者告诉我，希腊人认为，神话就是魔鬼的活动。魔鬼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和我们的生活。我常常在幻想，有一种神话适合所有人。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神话会让我们知道他的所做所想。或许，莎士比亚的神话描述一位智者，他无视智慧；描述一位无知的蠢人，他强迫自己离开本来的位置，看见无知所看到的一切。这就存在于哈姆雷特的故事里，哈姆雷特看到到处是重大事件，以致不能做生活中的小事。这就存在于福丁布拉斯的故事里，福丁布拉斯来自战场，“为了一小片领地开战”。该土地极为贫瘠，他的一位指挥官都不“拨款”来“开垦该片土地”。哈姆雷特以及其他人都认为他是唯一一位合适的国王。这就存在于理查德二世的故事里，那个未成熟的哈姆雷特；这就存在于亨利五世的故事里，那个成熟的福丁布拉斯。让人物性格保持平衡是莎士比亚艺术的一大要素。鲜有哪部剧缺少性格互补的人物。打造理查德二世的瓷船的同时，他也打造了亨利五世的泥船。他把亨利五世设定为理查德二世的对立面。他有着令人厌恶的恶习，他有点神经质，他统治着暴民。他对其朋友们不友好，当他们的时限到时，他将他们扫地出门。他像某种自然力一样不屈不挠，不易察觉。他的戏剧中最微妙的就是，他的老伙伴们纷纷绝望地放弃，或是纷纷走上绞刑架。理查德的脑海会冒出奔放的**，就像喷泉再次从泉源喷出。在自己的真诚中包含着太多幻想，以致在需要之时竟想不到。莎士比亚给予他的不是这种奔放的**和幻想，而是引起共鸣的华丽修辞。这些华丽修辞感动着人们，就像当今的头条新闻。人人都明白他的用意，人人都谈论他，就好像他已经成功了，虽然他最终失败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所有伟大之人以及渺小之人都失败了。他在海外的征服也被一位女战士弄得一无是处。他和凯瑟琳“合成”的那个男孩——“一半法国人的血统，一半英国人的血统”——将要去“君士坦丁堡，以后会长上土耳其人的胡须”。这个男孩最终成为一位圣人，丢掉他父亲在国内为他创造的一切以及他自己的生活。

实际上，莎士比亚看待亨利五世的方式同他看待幻想中的伟大灵魂不一样。他是以一种欢快的方式看待，如同人们看着某匹神采奕奕的骏马。他讲故事总是带着一种悲剧性的讽刺感情。

这五部剧，一部一部接着上演，实际就是一部大剧。它们制作精心、万分神奇、几乎算是神话。那些对死亡和巨大能量漠不关心的贵族，有时似乎同上帝以及希腊戏剧中的英雄一样，离人类的普遍境界相距甚远。要是没有文艺复兴，要是没有意大利的影响，引进这些异国他乡的故事，英国历史或许仅在英国人的想象中重要，就像希腊神话仅在希腊人的想象中很重要一样。许多诗人的戏剧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故事，故事的梗概如同希腊神话那么广阔，让活着的男男女女们看起来像燕子，在巨人的圣殿横梁上筑巢。英国文学，因为源自本土，或许具备希腊文学的那种简单和统一。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有人，即使是莎士比亚，能够写出完美的作品，如果他的网络由来自不同国度的线交织而成。如果大饥荒、大众想象力退化、传统幻想消失，种族能量减弱，这些因素让外国故事变得不必要，那些外国故事能传进来吗？由自然历史和经典神话合成的比喻以及委婉语，毫无疑问是一种必需品，即有些事物可能会被倒入空虚。但是，他们如何破坏了语言的简单和统一！莎士比亚创作的时代，即孤独的伟人们聚在火炉旁的时代，火在他们中燃烧；作品、思想、情感中的个人主义打破了古老生活节奏的时代；普通人死去的时代，基督教神话以及古老信仰的神话再也激不起他们的斗志。

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的人民，几乎不记得他的事，也未将他的成就编成故事传说。他们记得他是一个酒鬼，因此为他创造了一些不好的诗歌。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他不是那个酗酒无度、生活潦倒、善于骑马、满嘴脏话的乡绅，他们或许会编造他同恶魔斗争的故事，让其声名远扬。但在他那个时代，诗人的荣耀，如同一切想象力的荣耀一样，已经终止，或者几乎终止在一个小阶级之外。可怜的盖尔语打油诗人在他的邻里留下了高尚的记忆。邻里们会谈论天使，他们像火焰一样站在他临终的床边；还会谈论来自树莓丛里的声音。

这样，他或许就能拥有世界的智慧。将戏剧引入萨里的清教徒，他们就是一次神秘运动的组成部分，这次运动践踏了一些自由自在的思想。

19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