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收完了,打麦场堆起了一个个饱满的麦堆,像一个个身怀六甲的女人一样丰盈而满足。而收割完毕的田地,突然显得空旷而宽阔,像刚生完孩子的肚腹一样坦**如砥。几只鹞子飞在田野的上空,慢慢悠悠,突然叫一声,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回**往复,经久不散。
打麦场成为了最热闹的地方。
孩子们在麦堆之间捉迷藏,欢声笑语像一群鸽子在打麦场上空弥漫。在打麦场边停歇了一年的碌碡现在派上了用场,麦子被平铺在打麦场,铺成了几个巨大的圆圈,每个圆圈的中间,都站着村子里驰名已久的庄稼把式,他们普遍干过几十年农活,每一种农具都使用稔熟,他们使用农具就像使用自己的手指头一样灵活自如。他们的手中牵着几根缰绳,每一根缰绳的尽头都拴着一头耕牛,每一头耕牛的后面,都拉着一个圆滚滚的碌碡。庄稼把式一声鞭响,牛群就拉动着碌碡慢悠悠地转起圆圈。在巨大沉重的碌碡碾压下,麦粒就从麦穗中破壳而出。
打麦场的旁边,是生产队的妇女同志们,她们手中拄着木叉,等待过会儿把平铺在地上的麦子翻个过,让另一面的麦穗被碌碡碾压。生产队的男人们,有的拿着木锨,有的拿着铁叉,拿木锨的准备扬场,把麦粒和麦壳分离出来;拿铁叉的准备把撵扁的麦秸秆堆成垛。麦秸秆是个好东西,铡碎后可以做牲口的饲料,还可以在冬季烧炕取暖。
打麦场上的每个人都喜气洋洋,脸上挂着笑容。马上就要吃上新麦了,都等了一年了。这是一年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
然而,福海妈却不快乐。
妇女队长福海妈,总是板着一张黑脸,那张脸上都能刮出二两铁锈来。她又瘦又小,走起路来,两条短腿迈得飞快。她的声音尖利刺耳,像两张瓷片相互摩擦发出的声音,听得人头皮发麻,而她却总喜欢说个不停。因为她是妇女队长,没人敢反驳她,也没人敢打断她说话,她想说多久,就说多久。
村子里没人知道福海妈的老家在哪里,只知道她是四川口音。她嫁到村子里的时候,只有十几岁。这么多年过去了,生了一大堆儿女,但从没见她回过娘家,也没见娘家来人看望她。
福海妈虽然身为妇女队长,但她管的可不仅仅是妇女同志们的事情,村子里的任何事情,她都喜欢管。
几乎全村人都去了打麦场,在打麦场分享收获季节的喜悦,但是福海妈没有去。
福海妈藏在打麦场边的树丛里,像个黑白电影里邪恶的地主婆一样,监视着每一个从打麦场走出来的人。
这段时间,正是青黄不接,很多家庭已经没有吃的了,就眼巴巴得等着新麦子下来,蒸馒头擀面条吃。
福海妈知道,这是抓小偷的最佳时机。
从打麦场偷麦子,这事大人干不出来,也不敢干。这要是被抓住了,那可不得了,因为你偷窃的是集体财产,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最少也要被关进监狱。
大人不敢干,但小孩可以干,小孩犯法,都会网开一面,监狱里从来不会关押小孩子。
有的大人就偷偷教唆孩子,从打麦场偷麦子回家。
偷麦子也有技巧,那么多人聚在一起,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怎么可能光明正大地偷窃?有的大人们,就让小孩穿着一双肥大的鞋子,故意在扬场后的麦堆里踩两脚,让麦粒灌满鞋子的缝隙,然后偷偷走回家。
因为鞋子缝隙灌满了麦粒,脚心被麦粒硌着,走路非常痛苦。
福海妈就藏在树丛里,偷偷观察哪个孩子走路姿势不正常,然后像一只老雕一样扑过去,从天而降,把早就吓坏了的孩子一把抓住,脱掉鞋子,里面果然是麦粒。
福海妈就这样,抓住了七八名孩子。
福海妈威风凛凛地走在前面,两只手臂摆得很开,一张黑脸上写满了洋洋得意。那些孩子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手里托着两只鞋,鞋里装着偷来的麦粒。
福海妈把这些孩子一直带到了打麦场里,让他们站成一排,然后在所有人惊讶的眼光中,歇斯底里地叫喊:“谁家的娃娃偷麦子,就站在你家娃娃的后面,这种事情,娃娃想不出来,肯定是大人教的。”
全村人都恨透了福海妈,但没有办法。得意洋洋的福海妈总是把自己当成了正义的化身,她说出的每句话都恐怖而正确,孩子的父母不得不垂头丧气地站在自家孩子的身后。
福海妈指着他们,大声呵斥着:“社员同志们,睁大眼睛看看,这些都是贼娃子,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蛀虫,大家以后都得防着他们。”
后来,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福海妈成为全生产队最穷的人,她总是好吃懒做,家里买不起电视,总是夜晚在别人家蹭电视看,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电视机。
有一年,我回老家,在村口看到晒太阳的福海妈,他对我说:“还是那时节好啊,要穷大家一起穷,现在这是个啥呀,穷的穷得没饭吃,富的富得流油,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嘛,这不就是开历史倒车嘛。”
能够从打麦场里偷出麦子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福海。
福海妈抓偷麦子的人,但从来不会抓他儿子福海。
麦子收割完毕,一年最忙的时候就结束了。这时候,货郎又开始走村串乡了。
货郎推着一辆小推车,摇着拨浪鼓,沿着山间小路走过来。货郎的身影一出现在那条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道路上,拨浪鼓的声音一传进村庄,整个村庄就轰动了。
每次货郎来到村庄,全村人都像过节一样高兴。
货郎的小推车上,只有几包糖精,几苗针,和缠在纸筒上的缝纫机线。有时候,还会有冰凌锤。冰凌锤是一种小玩具,戴在婴儿的手腕上,让婴儿磨牙。
货郎不收钱,其实社员们也没有钱,货郎只收烂鞋底。所有人脚上穿的都是手纳的布鞋,穿着布鞋干农活,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扬鞭催马运粮忙,割草积肥拾麦穗……一双新布鞋,穿不了几个月,就成了烂鞋,鞋帮破了,鞋底断了,就没法再穿了,留着给货郎吧。
货郎拿着一杆秤,称量鞋底,然后把破鞋底丢在小推车上,按照破鞋底的重量来换取针线。也有孩子把自己捡到的破鞋底,拿出来换取糖精。
糖精是一种小颗粒,纯白色,一杯水中,只能放一两粒,水就有了甜味。如果再放多了,水就变成了苦味。我在长大后才知道,糖精不是食品,它是一种工业用品,有毒。
但是,货郎把那么多鞋底送往哪里,这些鞋底有什么用处,我一直不知道。
每年麦子刚刚收割完毕,货郎来到村庄的时候,小推车上除了针线和糖精,还有黄色的成熟的杏子。
黄灿灿的杏子非常诱人,散发着香甜的味道,它牵引着每一个孩子的视线,让每一个看到的孩子都在偷偷咽口水。
但是,杏子只有用刚打下的新鲜的麦子交换,不能用破鞋底交换。狡猾狡猾的货郎知道杏子对每一个孩子,都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可是,麦子是所有人的**,生产队分下的那点麦子,和自家自留地里收割的更少的麦子,必须精打细算,才能吃到春节。到了春节,再穷的人家,也要蒸几个白面馒头吃,再穷不能穷过年。
孩子们哪里有麦子交换杏子!
货郎换完了针线和糖精后,就坐在村口的大树下,和社员同志们聊天,货郎总是能够带来最新鲜的时政新闻和社会新闻。他说,许世友能围着北京城墙飞三圈,陈锡联能飞两圈半……他说,许世友会轻功,屁股一拍,就藏在了电灯罩子上……他说,许世友隔着台湾海峡就把手榴弹丢过去,炸死了十几个台湾人……
那时候,许世友是全国人的心中偶像,人们传说中,他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他是无所不能的大英雄。
生产队了解外界信息的唯一窗口,就是货郎。货郎说,张家川一个女人生了个孩子,全身都是毛,他娘想丢了,可是那孩子一张口就喊娘……货郎说,武家堡一个男人正在打篮球,感觉小腿疼,蹲下去一看,腿上生出了一个孩子,这孩子一出生就会打篮球……货郎说,海家河有个光棍赶夜路,看到一只山羊,他把山羊牵回家,山羊变成了一个女人,给他当了媳妇……
张家川、武家堡、海家河,都是大家知道的村庄,有的距离远,有的距离近,但很少有人能够去看看。一年四季农活很忙,下雨下雪天才能停歇下来,但下雨下雪天既然不能下地干活,那当然也不能走村窜乡啊。
货郎的故事总是很传奇,但没人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
没有人留货郎吃饭,因为家家都缺吃少穿。货郎顶多抽几根别人递过来的羊群烟。
货郎把他的新闻卖完了,就推着小推车,踏上回去的道路。
他走到望不见村庄的时候,突然从树林里窜出了一个人,是福海。
福海穿着黑色粗布汗衫,宽大的黑布汗衫让他看起来更加矮小,汗衫干了湿,湿了干,散发着恶劣的臭味,似乎几十年也没有洗过。福海扶起汗衫下摆,货郎看到他的裤带上别着一个小包。福海摘下小包,打开,货郎看到那里面是新鲜的麦子,似乎还散发着悠悠的清香。
福海说:“给我换杏。”
货郎问:“你哪里来的麦子?”
福海说:“叫你换你就换,哪里来这么多烂话。”
货郎不再吱声,他称量过麦子,然后抓几颗杏放在福海的手中。
福海嫌弃地说:“就这么几个?”他边说边从篮子里抓起两颗杏子,然后飞快地跑了。货郎不敢得罪福海,因为他常年在乡间道路上穿行,担心受到任何人的偷袭。尤其是这类人的偷袭。
福海的麦子哪里来的?肯定是从打麦场偷的。
福海已经二十多岁了,但因为身材矮小,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福海在全村只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是二流子白家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两个游手好闲的人,很容易就成为了好朋友。生产队的老秀才王进坤就曾经说过,连秦桧这样的大奸贼,都有三个好朋友。秦桧是谁,生产队的人都不知道,但生产队的人记住了秦桧这个名字。
生产队的每个人都会把唾沫吐在二流子白家有的脸上,但没人会对另一个二流子福海低眼下看。因为福海妈是妇女队长。
福海妈名为妇女队长,实际上管的不仅仅妇女,她管的是生产队所有事情。用一句流行语来说:一心扑在集体上。
生产队里的土地,绝大多数是集体的,剩下的极少一部分,才会分给社员同志们做自留地。社员同志们对每家每户的那几分地,珍贵得不得了,精心伺弄,恨不得把每一泡尿都浇在自留地里,恨不得用自己的身体把自留地里的土耱平了,所以,自留地的庄稼,比生产队地里的长得好得多。自留地里的庄稼,打多少,今年就吃多少。而生产队地里的,基本上都交了公粮。
王黑炭家自留地里的粮食,舍不得吃,他妈就蒸成大白馒头,装在篮子里,让王黑炭挎着,偷偷去公社街道上卖。
公社街道上的,都是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国家工作人员,拖拉机修配站、生猪收购站、粮站、棉站、邮电所、变电所、供销社、配种站……公社旁边,还有一座火车站。这些国家工作人员,每月每人只能领到供应的三十斤面粉,很多人也不够吃。王黑炭把全家人舍不得吃的白面馒头,偷偷卖给他们吃。他们手中有钱,但也很难买到吃的。公社街道上有一间食堂,但在食堂吃饭不但需要钱,还需要粮票。粮票是定人定量供应的。
每次,王黑炭一走进这些国营单位的大门,他舍不得吃的大白馒头,就很快被人抢光了。
王黑炭卖馒头,害怕的不是没人买,而是害怕福海妈。
福海妈总是藏在村外的树丛里,像传说中的白骨精她妈一样,盯着马路上的每一个人,寻找任何蛛丝马迹,及时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
每次,王黑炭卖完馒头,总是要等到天黑才敢回到村庄。他一看到村外密密的树丛,双腿就在打颤。等到月亮隐在了云层里,王黑炭就硬着头皮,像被皮鞭追打的耕牛一样,撒开四蹄向着自己家奔跑。运气好的时候,福海妈这晚拉肚子来月经没有藏在树丛里,运气不好的时候,就被福海妈拦路截住了。
王黑炭一看到福海妈,他就把魂都吓掉了,一步也不敢走开。身材矮小的福海妈,在身材高大的王黑炭眼中,就像威风凛凛的门神一样,凛然不可侵犯。福海妈先检查王黑炭手中的篮子,然后搜查王黑炭的身上,把他身上的每一个钢镚都会搜走。
福海妈把王黑炭身上的钱全部拿走了,临走前还不忘说一句:“你这个投机倒把的坏分子,我一定要把你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王黑炭唯唯诺诺,不敢反抗。盛气凌人的福海妈,代表的不是一个女人,她代表的是整个生产队,代表的是生产队的权威。只要福海妈能够把他放回家,就是莫大的恩赐,他哪里还敢要回自己的钱。
这些钱去了哪里?被大义凛然的福海妈交给了生产队。
福海妈不是生产队长,可她管的事比生产队长还多。
放羊老汉死了,生产队缺少一个放羊的。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羊一顿不吃也会心发慌。
福海妈找到队长吕长苟,说道:“我对我们生产队赤胆忠心,满腔热情,我抓住了那群偷麦的贼娃子,还抓住了投机倒把的坏分子王黑炭……”
吕长苟说:“我都知道,你是我最得力的左臂右膀。”
福海妈说:“现在,羊群需要有人放,我寻思着,让两个壮劳力去放啊,耽搁农业生产;让两个娃娃去放嘛,又护不住羊群。”
吕长苟说:“你说说咋办?”
福海妈说:“常言说:举贤不避亲。我觉得让福海放羊最合适。”
吕长苟说:“你对村庄的每个人都很熟悉,你说哪个就哪个。”
福海妈踩着一贯坚定的步伐离开了,她走得很像那时候露天电影里的英雄人物。
在生产队里,放羊是一个肥差,顶一个壮劳力,一天一个劳动日的工分。那些壮劳力挑着担子给地里送肥,累得黑水汗流的,也是一天一个劳动日的工分。
放养有讲究。
放羊老汉会放羊,他把羊全部赶开,羊排成长长的一字长蛇阵,顺着山坡吃草,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头顶上,蓝天远,白云飘;山坡上,青草绿,羊群白,间或还有不知名的鸟雀从天空中飞过,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景色。放羊老汉就躺在这幅美景中,抱着羊鞭,头枕着摞起来的两只破鞋睡着了。
有时候,放羊老汉会被山鸡的惊叫声惊醒,他就知道自己要改善生活了。山鸡是一种又肥又大的笨鸟,飞不高,飞不远,在草地上和灌木丛中做窝。羊群排队吃草,像推土机一样,齐刷刷地推到了山鸡的窝跟前,受到惊吓的山鸡,就长声嘶叫着逃走了。
山鸡尽管飞不高,飞不远,但笨手笨脚的放羊老汉也追不上。放羊老汉要吃的,不是借助着山坡才能飞起来的山鸡,他要吃的,是山鸡窝里的山鸡蛋。
山鸡飞走了,放羊老汉总是能够在草丛或者灌木丛中,找到一窝山鸡蛋,多的有十几个,少的也有七八个。放羊老汉把这些山鸡蛋小心地聚拢在一起,然后架起柴禾烧烤。山鸡蛋烤熟了,剥开一片蛋壳,那种悠悠的香味,能够沁入骨头里。
天快黑的时候,放羊老汉吃饱了,羊群也吃饱了。落日将云朵染成了漫天霞光,放羊老汉踩着斜阳走上了通往村庄的山路。
放羊老汉最喜欢唱那时候的一首流行歌曲《打靶归来》,生产队的人只要一听见“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的歌声,就知道放羊老汉回来了。
但是,放羊老汉只会唱这首歌曲的前两句,后面的一直不会唱。他总是翻来覆去地唱着前两句。
放羊老汉会放羊,但是福海不会放羊。
福海放羊的时候,是把羊赶在山坳里,然后自己守着山口,不让羊跑出来。
羊在山坳里,挤成一团。哪里的草多,羊就挤在一起。为了吃草,羊常常打架,力气大的,打赢了的,就吃饱了;而力气小的,打输了的,就没草吃。到了黄昏回来,有的羊吃得肚子都快挨着地了,有的羊还饿得咩咩叫。
放羊老汉放过的地方,隔段时间,又长出了齐刷刷的青草。而福海放羊放过的地方,不再长草了,因为羊群抢着吃,连草根都拔出来吃了。
福海才不管这些,福海只想着自己今天又挣了一个壮劳力的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