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1992年3月，微软中国区负责人来北京，王志东跑到香格里拉饭店对他讲，自己正在做中文之星。这位负责人给王志东泼了一盆冷水：“你这东西在台湾有人尝试过，已经灰溜溜地放弃了。你们别再冒这个险。”王志东就耐心地给他讲自己软件的特色和功能，但没能够引起注意。
不久，PWin策划经理来北京，和王志东谈得挺投机，他好心好意地跟王志东说：“咱们都是好朋友，你的中文之星赶紧卖，还可以卖半年，9月份我们的中文版就出来了。”
接着，又有人告诫王志东：“搞中文，你就别跟我提了，我在台湾做了很多年，你做的什么技术我都知道，你说的根本不可能做出来。千万不要和微软对抗。”
但是到了1996年的时候，微软开发部主动来找王志东了，说希望买多内码技术。王志东这时开始摆谱了：“除非价格很满意，一般价格只能买使用权。”经过三四个月的艰苦谈判，微软认为多内码技术也没那么复杂，王志东不应该拿那么大的架子，就决定自己做，但做了一年，在香港推了一个NT国际中文版，用户反应平平。
王志东不认为RichWin是和微软直接竞争的产品。“RichWin不是操作系统，它支持PWin。1996年3月，PWin95正式上市后，RichWin市场不但没有萎缩，反而是一年比一年增长快，特别是微软刚推出PWin95的时候，RichWin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
程序源代码被视为程序员的**，但王志东正经写程序的五年间三次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源代码。第一次，是在王选教授的研究所，王志东把自己做出的第一个汉化Windows留在了研究所；第二次，是他离开方正的时候，他交出了BDWin的源代码；第三次，是离开新天地的时候，他还是交出中文之星1.21所有源码和所有开发资料，而且还把中文之星2.0的开发框架留下了。王志东每交出一份源代码，都这样劝慰自己——这个产品只是我的一个习作，我会用新知识，写出一个更好的。
王志东交源代码是因为他明白：技术人员必须自爱，单位的权益一定要尊重。而且，他也相信，自己有能力不断地创新。王志东特别看不起某些人拿着十年前写的产品，跳来跳去，到哪都是那个东西，一辈子好像只能干一样东西似的。“这样做是对所有参与开发的合作伙伴的不尊重，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因为你要背着一个包袱走以后的路。”
王志东交出源代码，也交出了包袱。王志东带领一班人马写RichWin的时候，对他的同伴说，“中文之星的源码，你们要全忘掉。”
王志东不怕别人从他这里学技术。“包括双桥，他们都承认是从RichWin学的。一项新技术三五年后就基本流失了，所以，要不断有创新，才能让别人永远跟着你学。只有一种方法能让别人不学你的东西，那就是你的东西做得很臭，根本没用。”
王志东对自己的评价是不笨。“有时觉得自己聪明得不得了，很得意，可忽然又觉得自己不行了，很倒霉。”这或许和他总爱走没谱的路有关，总在波谷与波峰之间起伏有关。
第五节、张朝阳自述
张朝阳（CharlesZhang），1964年生于陕西西安。
198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86年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国留学，七年后，获麻省理工学院（MIT）物理学博士学位，并于1993年任麻省理工学院亚太地区中国联络负责人。1995年10月，回国任ISI公司中国地区首席代表。
1996年10月，创办爱特信公司（ITC）。
1998年2月，成功推出搜狐(Sohu)网站，同年10月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数字英雄"。1999年7月张朝阳博士被《亚洲周刊》选为封面人物，9月又被邀请参加“全球财富500强论坛”。
以下是张朝阳的自述
成功的原因
成功的原因？开玩笑，是因为掌握了心理学。也许因为我是学物理的，所以对任何事情想得都比较多，想来想去，最后都想到是人本身的问题，把握住人的主线后，我做的事就不会人云亦云，不会随大流。比如我回国，如果从表面上来讲，在当时是个非常疯狂的举动，不像现在，谁都想回来做一番事业。当时美国互联网都还没发展出个样子，还是被别人指责成根本要失败的。1995、1996年时，在美国的华人还都在互相比较，谁读了MBA，谁在华尔街做分析员，一年10万美元的年薪，谁在美国能够生存下来。
我的想法是从人本身来想，从我自己的感觉来想，捕捉内心的感觉，迎接内心的挑战。我曾是西安中学的高材生，作为天之骄子到了清华大学，好像这辈子要不拿诺贝尔奖，要不竞选总统。可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你有一腔的热血要做大事情又怎样，那个社会不把你当回事，你是从中国来的，甚至和别人聊天开玩笑还得问：这是什么意思来的?在那个社会，你会觉得怀才不遇，一天到晚觉得过得非常窝囊。我意识到我完了，我这辈子在美国是完蛋了，在美国我只能过个世外桃园的生活，说得不好听的话，是在美国寄生。
当时我离开的中国不像现在这样发达，连高速公路都没有，当你开着美国车，在美国的公路上行驶时，你怎么能不崇拜美国，而对中国失望，但你是中国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在这个社会上有信心地活着?这是很大的挑战，你必须在内心解决了这个问题，迎接内心的挑战。只有克服自己的自卑，走出这个心理误区，与美国人打交道、作很多决定的时候才不会有错。
心里误区在哪？比如，很多人会认为回国即使干得再成功，但国家是落后的。而我现在是在美国的公司工作，哪怕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只作技术，公司上层肯本不把我当回事，也许就炒说把我炒了……但这些都无所谓，只是因为我是在一家美国的公司而显得洋气、骄傲。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就是这样想的，那么他是不会回来的。有这样想法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种美国崇拜的误区，如果内心不克服这种误区，在作决定时，就一定会失误。
在美国我过得不快乐，内心很难受。在别人的国家生活有一种很不踏实的感觉，没有当家作主人的感觉。如果你对自己的感觉不重视，而只是在乎别人怎么说，那么你会留下来。但这样做是对自己不够尊重，对自己不认真。这样做，你可能赚了很多钱，买了房子，买了车，结婚了，生孩子了，小孩子长大了念了哈佛了，但到头来，你会问你自己，我得到了什么?
如果在美国的每一个华人真正地问问自己，过得痛快不痛快。可能他说痛快，那他可能处在一个麻木的状态，因为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但当他回忆十几年前，在中国时，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就会不可避免地意识到巨大的反差，那么他会轻易地作出决定：必须回国！我觉得当时不回国的人是很疯狂的，但我被他们认为我是很疯狂的。如果我在美国呆着，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一个著名的品牌，搜狐的品牌在中国人头脑里的占有率比Yahoo!在中美国人心目中的占有率要高。这件事在美国是不可能产生的，也许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会有这样的机会。
而我回到北京以后，和政府的官员打交道，接受电视台、报刊记者的采访，在一个星期之内，我能见到好几个记者，接受电视台的采访，见到政府的官员。相当于我在美国见到了华盛顿邮报、纽约日报的记者，接受了NBC的采访，跟美国的议员吃了顿饭。如果要在美国实现这些，我可能要在美国呆二十年，都实现不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关心的都是美国人关心的话题，他怎么会采访你呀?一个议员整天要拉选民、拉选票，你又没有钱，没有地位，你说的什么话，选民又不会听，他干嘛与你一起吃饭呀?两种不同的结论就是因为心理误区有没有克服，看不起自己、看不起自己国家的人还大有人在。
跨越自卑
和媒体朋友聊的时候，因为我有在中国、美国的经历，对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理解有很多文化、经济上的心得体会，我有这样的经历，有很多观察，看到一些东西，我愿意讲出来，所以我聊的不只是互联网，有时会更有兴趣聊人本身的问题，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会有好处。我们每个人成长都有过挫折和自卑，但我要说的是整个民族潜意识里的自卑感，是我们地球上的华人人人都面临的问题，会影响到每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长期以来，自卑都是进步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不断地想这个问题，并把它克服掉，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变得特别轻松，能够与西方人不卑不亢的打交道。我在回国以前，已经成功地克服了自卑，回到国内后，观察了很多从大到小的现象，大到国家与西方的对话，很多谈判，小到每个人。比如在没有出国的人群里面，有没有自卑存在；比如我的一个华人企业家朋友的亲身经历，当他与一个美国手下一起与中国人谈判时，他说话，中国的谈判对手不太听，而美国手下说话却被很认真地记下来。
我们往往表现得对西方的批评过于敏感；我们的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在国际上获得某项荣誉时过度的兴奋；我们对自己国人的不尊重、不重视，对西方人反而那么尊重；我们意识不到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品质，反而西方人觉得中国的文化非常好；包括中国人可以说“不”，本身就是自卑感的表现……当我们走向富裕，当中国民族复兴时，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让自己的心理提前进入贵族心态，与美国人平等的心态，树立起中国人的自信心，否则会影响到从政府行为到每个公司、每个人的行为。
中国人不仅有聪明的大脑，而且有优秀的文化品质，我回国以后，简直为中国人的自我牺牲精神而感动，中国人可以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可以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中国的父母对孩子仁至义尽的态度是西方人望尘莫及的，所以中国的孩子对社会、对人都非常地奉献，把自己放在最后；因为父母都是这样做的；中国人在一起做事情，是很容易融合的，西方人做事经常发生冲碰，而且冲碰得非常历害，所以必须靠法律来规定。我们这么保贵的品质，我们却没有意识，老是指责自己。如果我们非常自信，你会认为美国人怎么如此糟糕。如果我们克服民族的弱点，我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会让社会快速地发展，通过几代的建设，把中国建设得特别发达时，我们会耻笑西方人的冲碰和不合作的精神。
互联网产业的商业模式，是一个彻底市场化的经济，给中国其它产业的市场化带来了很多的借鉴意义，给创造性、创业者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会，让其它的行业如汽车业、房地产业等都可以学习这种创造精神。互联网的使用，使网民能够接触信息、使用信息，让人们都可以获取信息，知道更多事情，见多不怪，这是一个启盟的过程。在新的世纪，这种启盟很重要。
理解WTO
中国加入WTO对互联网业、对整个经济是一个极大的促进，我现在也还想不到什么负面影响，简直太好了。造成中国比美国落后的原因不在于技术的积累不够、资金的积累不够，而是中国的市场程度远远落后于美国。WTO强迫我们走向市场，解决了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致命的环节，把这个环节解决了，中国经济一下子就起飞了。WTO从宏观上讲，最大的益处是强迫我们按国际惯例来进行市场化的运作，80年代，里根把自由经济的概念在全球传播开来，所有接受自由经济的国家都发展得比较好。经济的竞争力来自于人，不来自于多少积累，尤其是对现代经济上来讲，把人的能动性解放出来至关重要。研究人们消费行为、公司管理等，这些都要靠人，这些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财富。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认为我们中华民族足够聪明，用足够开放的心态去吸收好的制度，我们国家绝对可以产生出很强的竞争力，绝对能迎接挑战，绝对能够在中国本土打赢。我老说一个例子，温洲的鞋不怕重复建设，一个街都是造鞋的，比来比去，比出最优秀的造鞋工厂，行销全球，这是竞争出来的。如果要保护，根本产生不了品牌。
变革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人失业，这些失业的人，又很快地在新的行业中找到工作。失业恰恰反映了整个市场新经济秩序的重新建立，员工被解雇、下岗，说明他所从事的企业的经济产出已经不适合市场的需要了。对每个人来说，可能引起的心理恐慌比较大，唯一的应战的措施就是要不断地学习更新，获得新的技能，在新兴的行业里去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工作机会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最喜欢做的事
人是缺什么想什么，跟人说话太多，清静就是我特别喜欢做的事，到一个安静的环境，拿一支笔整理自己的思绪。比较烦被打扰是最近一年的事情，在美国时，电话铃声一响，我心情就一阵激动，谁给我打电话，我特别高兴，但在过去的一年里，谁打我手机，我首先会不高兴，我都终于能有一会清静的时间了，怎么又来事了。而且又是公司其它部门都可以管的事情，我就会不高兴。
在过去一年，处理事情头绪太多，公司里的事情很多，作为公司的发言人，面对外界又有很多事情要谈，造成了自己信息带宽的拥挤，而注重力有限。喜欢炒作、被采访是公司的市场战略，尽管我不喜欢被打扰，但CEO有一部分责任是面对公众，把公司的理念告诉给公众，公司需要我这样，我还是会做的，尽管我每天说话嗓子都会说哑。
最害怕的事
我大学时的人生目标是获诺贝尔奖，现在是要活得年轻、活得快乐，活得快乐是需要很多的财富、需要成功，但是不会以整天的担心、恐惧、变得苍老为代价。幸福总是相对的，有了多少钱，还需要更多的钱，没完没了。年轻还是苍老是对人的整体生活质量的一个决对的指标，我说的不是心理状态年轻，是生理状态的年轻。工作的压力在于你怎样对待它，忙是不会让人衰老的，忙可以睡好觉，可以一张一弛地工作，恐惧、担心、烦燥、生气、痛苦才会让人衰老，人减缓衰老的秘决就是有一种轻松对待人生的态度。所以如果能够高兴的活着，就能减少这种衰老的过程。人是可以活一百三十多岁的，我想活一百三十多岁。如果我发现我在一段时间特别衰老的话，我会重新思考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哪怕我在这段时间赚了很多的钱，变得很成功，但我付出的代价是我变得特别苍老，那我会很遗憾，我会在这样的事发生之前就调整自己。把因果关系搞对了，把人生的重要性搞对了，人生目标第一是要活得快乐、健康，第二才是赚钱、成功。我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我还是比较年轻的。
最大的威胁
我在1999年一年把最大的威胁都给克服掉了，现在可以轻松一点了。公司建立一个团队来适应新规模的发展，国际资本的运作按步就班股东、董事会的理解、沟通不错，使公司能够沿着一致性方向前进。我们的融资一环扣一环，没有浪费一分钱，有时融资太多会对公司的股本结构过分地稀释，未来没有更多的张力释放给股票市场，公司还没有到IBM的规模时，不应该有IBM那样的股本结构，否则会影响企业创业的能力。搜狐在这方面钱花得非常省，每次融资只融适当的资金，这样也会赢得股东的信心。选择投资的来源要看它在商业上有没有价值的贡献，风险投资或战略投资过去是不是有过成功的经验?因为董事会对公司的方向有非常大的影响，一旦投资进来想变都没法变，就好像一个婚姻一样。因为搜狐的发展很早，有足够的时间来理解市场、形成品牌，所以对资金的耗费不那么历害，对股东的稀释非常少，公司有足够多的股份分给员工。互联网泡沫不破的原因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高清晰度电视等的美好想象不一样，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技术。互联网不会消声匿迹，未来会有五亿人依赖互联网生活和工作，构成五亿人的消费群体，有了消费群体，就有了新的经济，介入新经济的公司肯定会搛钱。
最敬佩的人
根据业绩来说，Steve Case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他能够经营AOL十几年走过来，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想想我们当年批评瀛海威时，还在说瀛海威走的是AOL早期的模式，硅谷的人在1997年年末时，还会说AOL要完蛋了等等，但1998、1999年一下子就不一样了。SteveCase能够坚定不移地，在那么多非议中、在预言他要失败的过程中把AOL从1983、1984年开始一直带到成为Internet领域中的龙头老大、山中之王，人有这样的信心，是很值得敬佩的。
对待婚姻
我的生活支离破碎，在美国呆了九年，然后回国。而且我太看重内心的感觉，太有反叛精神，对传统的很多事情不太以为然，对婚姻不会像传统那样特别尊重，但也不会特别不以为然。当然我有我的社会生活，我会希望我的生活品质有所提高。到这一分钟为止，我一直没有觉得婚姻迫切，我35岁了，作为企业发言人，我很少谈个人的事情。
第六节、北京首家风险投资公司成功运作7项目
当人们愈加关注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热点话题时，北京市首家具有创业风险投资性质的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公司已在一年半的运作中，投资7个高新技术项目，投资额达56000万元。目前该公司各项风险投资项目运作良好。
据经济参考报消息，1998年10月27日，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北京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公司成立了。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公司董事会当年就明确公司的工作任务是积极开发项目，加大加快投资力度，年末完成1－1.2元的长期投资项目股权，实现利润2000万元。
董事会的意图是明确的，总之是要当年见利润分成。在这种形势和压力下，这家风险投资公司开始摸索一条中国特色的风险投资之路。
公司首先积极开发投资项目，通过各种渠道（项目发布会、有关部门及公司推荐、企业自荐等）共搜集项目资料1000余份，其中属于北京地区企业、研究机构及高校项目资料约500余份。
注重技术的先进性和实用性是这家公司的又一特点。该公司投资控股的国信贝斯软件有限公司就是一家拥有自主开发的IBASE非结构化数据库技术的高科技公司，这项技术突破了传统关系数据库的种种限制，解决了重复字段自理、子字段处理及对数据库进行全文检索等关键技术，打破了国外数据库一统天下的状况，是一项我国自行研发的民族品牌。目前该项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国家计委内部网、国家信息中心通讯网、全国药品价格网等多家大型网络。
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公司还特别注重技术的支撑能力和企业效益的高增长性。据介绍，风险投资的特点就是风险性，高收益必定有高风险。有人曾对美国和台湾风险投资进行过比较，美国的风险投资成功率仅占10－20%，而成功股权投资回报率高达60倍以上，台湾的风险投资成功率高达80%，但成功股权的回报仅有6倍左右。在该公司投资的7个项目中，他们并没有把投资重点放在一些新概念上，而是着力寻找风险度和效益期望值的结合点上。由于公司刚刚起步，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弱，加上股东要求回报的实际情况，他们在投资决策时采取了较为慎重稳健的原则，投资参股的清华同方光盘公司的消费电子项目就属于风险不大，而有较好收益的项目。截止目前，公司投资的项目整体发育不错，在投资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股权均有不同程度的升值，个别投资项目股权已有其他投资者愿以3至5倍的价格进行收购。
公司总经理祁榕深有体会地说，经过实践，我们对风险投资的运作有了直接感受，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更多的是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处理好这些问题对公司今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风险认识：实践经验表明风险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技术风险，要认清技术领先的程度和被赶超、被取代的风险。二是转化风险，主要是判断所投资技术的产业化程度，能否保证规模生产。三是市场风险，要对未来市场的要求做出预测重点判断具备商业化运作的条件。四是人才风险，考核创业者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协调能力以及人品、信誉、敬业精神等，这是风险中最大的风险，也是最主要的风险。
关于投资原则：公司运作之初即确定了投资五项原则，即效益原则、股权投资运作原则、相对集中原则、投资合理组合及及时退出原则、自下而上原则。在投资活动中，这五点原则起到了一定的积累效果，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实际情况相脱离的问题。如原来确定投资不控股、出资比例一般只占投资项目注册资本金的15%－25%，这一原则对将来股权的撤出带来了一定难度。
第七节、携程公司CEO季琦的创业故事
座落于硅谷的Oracle总部是三栋数据库形状、气势雄伟的大楼，位于Stanford大学的西北。而相距不远的Yahoo！则位于Stanford大学的东南方，与Oracle隔街而居。
1994年9月17日，一个如同往常一样的周末，其时的Yahoo！还刚刚起步，而Oracle总部大楼里，却有两个年轻的中国人正为前所未有的体验而共同感受着未来无与伦比的撞击。
“我去Oracle总部的时候刚好是中午，”刚刚成立不久的携程公司（Ctrip.com）CEO季琦回忆说，“我在Oracle工作的同学当时正好有空，就提议说要给我看样东西，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当时用的还是特别早期版本的Mosaic浏览器，就上到了杨致远刚刚开发的SearchEngine上面，速度非常非常的慢，所以我们两人只好一边等一边喝咖啡。不过，当我要查询的信息终于一行行从屏幕上显现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到极度的兴奋，这东西太神奇了！”
一个人生活中的重大转折，经常是神奇地决定于那些突然降临但起始时并不曾引起格外关注的某段遭遇。而那些能在Internet形成之初就直接接触并感受到它的革命性力量的人，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命运格外的垂青。
“我当时对这个东西就有种特殊的、痴迷的感觉，”季琦说道，“觉得跟它可能有种缘分，而且我将来的生活很可能与这个东西有关。就这样，我们俩从中午一直折腾到傍晚，直到不得不吃晚饭了，我才恋恋不舍地与我的同学离开。”
Oracle总部东面是一个湖，在夕阳的映照下，湖面上飞翔的鸟群和漂亮的Oracle总部大楼，构成了一幅华美而精致的印象派图景，在季琦转头离开的一瞬，这幅图景和从此挥之不去的互联网就永远地链接在一起并深深地铭刻在了季琦的脑海中。
互联网之旅的首站
不久，季琦的这个在Oracle工作的同学就放弃了Oracle给他的10万美元年薪的待遇，去了Yahoo！，而他目前的身价则已经近一亿美元。
“我则于1995年2月回到上海，开始自己创业。”季琦说道，“那时候，国内IT领域还只有系统集成投资收益率比较高，但因为互联网对我的冲击太大了，所以1996年前后我便在上海开始投资做ISP，因此也成为了国内第一批做ISP的人。结果因为不赚钱，一年之后我就撤了出来。”
随后，1997年，季琦创办了上海协成科技公司，继续做系统集成业务，同时也在观察和思考，如何在国内续圆他的Internet之梦。
“最早我在美国刚接触互联网的时候，”季琦说道，“我当时就直觉地认为，这是一个能够给人带来巨大机会的事物，同时也是一个能够使人的全部才能得以完全施展的场所。这种判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互联网的发展，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日益明确、清晰和牢固。对我个人而言，一直不存在是否要做互联网这样的决策取舍，而关键是如何去做，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这样的切入点很快就被季琦发现了。1999年2月22日，刚刚过完春节，季琦就迫不及待地邀请他的同学、好友吃饭。“当时，我们俩就互联网、互联网经济、美国的网络公司、Nasdaq和IPO等话题热烈地讨论了一夜。”季琦说道，“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决定一起在中国做一个向大众提供旅游服务的电子商务网站。”
季琦对他的这次互联网创业充满了必胜信心。“我们的最大优势在于我们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季琦说道,“携程的高级经理组合当中，既有国外投资人、拥有多年外企管理经验的技术专家、旅游业的专家，也有深谙中国民情的本地经营者，这样的组合是国内目前许多互联网公司所难以具备的。比如说我们的董事长沈南鹏，就是出身于耶鲁的MBA，曾经在纽约花旗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德意志银行等一系列国际著名金融机构任职，是个具有多年投资经验的银行家。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或者放弃在外企工作的丰厚薪水，或者丢掉自己经营多年的公司而投身到Ctrip的事业中来，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对这个事业有信心，另外一方面也格外坚定了我的信心。”
在高层管理人员厘定之后，季琦于1999年5月份正式从上海协成科技公司退出，组织携程的网站开发和内容建设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就像所有的互联网StartUp公司一样，携程公司也在很早就成功地引入了风险资本。“9月份，IDG上海的章苏阳先生来我们这看了一次，一星期后就做出了投资决定。”季琦说道。
投资者的信心往往是判断网络公司能否在未来取得成功的一个良好指标。据说IDG对携程就很看好，并希望将来在携程公司中能够继续追加投资。在管理团队建成和一期融资圆满结束之后，携程公司终于于1999年10月28日在上海登台亮相做了首次新闻发布，2000年1月10日携程公司又在北京做了新闻发布。
初创期各项工作进展得如此顺利，这令季琦很是兴奋，“互联网真的会给你带来很多远远超出你想象范围的事情，所以我常常有种强烈的感觉：互联网就是奇迹本身！”季琦说道。
人生之旅上的价值发现
空闲时喜欢看VCD、打电子游戏当然也非常喜欢旅游的季琦，成为一名企业家经历了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
“我出身于农村，1989年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本科毕业之后，就接着读机械工程系的研究生，主攻机器人方向；”季琦说道，“我刚到上海读书的时候，什么都缺，什么都不如别人：钱也没有，知识也没有，好象文化也没有，所以就拼命地学东西。记得第一次走进交大图书馆时，我竟然一下子不敢进去：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那里会有那么多的书！”
上了研究生之后，季琦生活的真正转变才开始发生。“因为当时接触计算机较早，我又很快地掌握了组网技术，就有朋友、同学以及外面的人来找我干活，所以我很快就在学校里成为了‘有钱人’，”季琦说道，“当时，有钱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一个呼机，然后就是租房子等等，到我1992年研究生毕业时，我和我太太每人手里都存了几万块钱，相比于四周的人，我心里头一次感觉到生活格外地踏实。”
研究生毕业后的季琦被分配到当时上海的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计算机系统集成公司。“我在那一直做到市场部和销售部经理，”季琦说道，“实际上起初整个部门只有我和我的助理两个人，但我们的业绩却非常大，占了当时整个公司80%的营业额和利润。然而，终究因为是国企的缘故，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有些施展不开了。所以，1994年时，我就以出国陪读的方式离开了那里，去到了美国。”
然而，此时的季琦早已经被自己创业这个念头牢牢地捆住了头脑，美国的这段经历更强烈支持了他的这一内心决策。“说老实话，当时我走的时候就根本没有想到要去美国定居，”季琦说道，“我自己很清楚，去美国就是要开开眼界，然后寻找一下机会。当时在美国我着实地转了一大圈，读过书、打过工，在美国的电脑公司也干过，还赚了些钱。那段时间我们也没有多少经济上的压力，这使得我可以从容地观察美国并思考自己的未来。”
但几万美元年薪这种有保障而平稳的生活前景终于没有羁绊住季琦那颗充满无穷渴望和自信的心。于是，美国游学8个多月之后，季琦又踏上了中国这块充满无穷机会的土地，并等待着时机以便将自己发射上预定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