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中的改革

不论是国家或企业,任何一个组织在发展路途中,常常会有两股相互交集、冲突、牵制及妥协的力量。其一是因组织对外不断扩张及成长所引发的求新求变的力量,其二是希望组织稳定不变的内聚力。求新求变者大多要求组织在观念及行为上,都能顺应环境做必要的改变,这些人通常被称为改革派。力求稳定者都害怕原来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会因组织的改变而受到影响,因此他们以组织的稳定为第一要务,拒绝必要的改革,这些人我们便称之为保守派。

其实,求变的压力,并非全是被动反应环境变化的需要,反而往往是来自于组织主动的适应要求。组织本身的成长及扩大,通常都会和客观环境产生相互影响,这股交相激**的力量常常压迫组织必须改变以适应环境。因此,求新求变和增加组织的活力及适应力,原本是领导阶层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但是,组织的领导权常常不是由最高层或少数当权者完全担负,而是由一群领导阶层所共同享有。这群领导层大多是组织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最害怕的便是特权受到破坏。因此,他们常以安定、逐步的自然适应为借口,进而反对任何刻意的改革。这也是保守主义者的一贯态度。主张针对环境变化进行革新最力的,通常是最高领导层以及组织中的无权阶层。无权阶层随着组织的发展而成长,因此他们需要以改变组织的运行规范来帮助自我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乱世出英雄,没有变动,无权阶层便也很难脱颖而出,所以他们在要求改革方面也最为积极。

当然,也有不少改革派或保守派的组织成员,立场的选择并非完全着眼于实质生活的利害,而或多或少是由于他们本身的观念或理想带动的。保守派大多着眼于目前的安定,重视过去或现有的经验。这些成员大多是在组织中负有安全任务者(国家中的军方或企业中的管理部门),或是退休及半退休的元老。

他们和既得利益者结合,的确常成为组织最重要的稳定力量。

改革派大多是理论或培训工作者,以及生活在未来的新生代(国家中的学生或公司中的新进人员)。他们渴望组织规范的变动,使未来生活运行能更合乎环境变化的需要。

处于其中最尴尬的,反而是组织中的最高层。由于负责组织运行的领导工作,他们对环境及未来的需要较为敏锐,也比一般领导层了解得更多。为了胜任领导工作,在基本心态上,他们常比较认同于改革派。《君王论》作者马基雅弗利认为,“君王最好站在平民的一边以对抗贵族阶级”,便是基于这个道理。

但在现实利害上,领导层也的确不能疏忽组织的安定性。

因此,他们必须向保守派妥协,另一方面要压抑改革派,以免他们彼此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伤害了组织的生存。所谓的稳定中的成长,便常常是现实上两派力量妥协,或领导层争取两派合作的结果。

宋太宗晚期,在长期的安定后,便开始重用寇准进行政府运作能力活泼化的革新措施。真宗时,基于安定性的需求,改革力量受挫,保守力量盛行。仁宗继位后,改革的要求逐渐增强,仁宗本人也有意于改革,但是由于过分追求经济层面的繁荣,社会安定的需求力颇大,加以仁宗本人个性温和,决心不足,因此妥协的结果,便只能做到所谓的“稳定中改革”。

其实,改革本来就是缓慢的,改革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正因为改革如此困难,因此,从事改革工作者需要决心,更需要积极的毅力。仁宗的庆历革新,便是为了保持盛世期经济成果而牺牲了改革的契机,虽拥有不少改革派名臣仍无济于事,反而使问题无期限拖延并日益严重,造成神宗时不得不以全面大变法来解决之。

改革的确需要细分轻重缓急逐步进行,集中力量先取得部分成效,才进入下一层次的工作。但稳定中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向组织成员显示改革的决心,明确列出时间表及先后秩序,使成员取得共识,才能真正达成改革的绩效,也才能真正维持组织的适应活力。

△对症下药

在纽约西边有一个很小的镇子,就是被人称为“纽约最大的鲈鱼类孵化所”所在地。这个地方风景优美,风俗保守。镇上有一个运动用具商店。一天,这个商店里有一男一女正在交谈。男的举止端正,气质高雅,女的相貌艳丽,雍容华贵,面带笑容。两人谈得那么亲切,那么动听,好像一对情人在倾谈什么购买物件的意见。可是,谁会想到两人原本却是买方和卖方进行买卖“钓鱼线”的生意交谈。

女的正是格莱汀公司负责宣传推销的副总裁———碧丽·克利曼。她正好到这里视察商店业务,巧遇这笔生意。

说到格莱汀公司,人们都知道这是美国最古老的钓鱼用具厂家。它的钓鱼用具闻名全美,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说到底还依仗于这位被称为克利曼太太的女总裁。

这位女总裁原先在音乐学院攻读,曾有一手绝妙的钢琴弹奏技巧,熟悉她的人都说她必将成为著名的钢琴家。但是,毕业后,她却和格莱汀公司的总裁肯兹·安格尔结了婚,除陪丈夫外出应酬外,她还在家里过起了一个“少奶奶”式的生活,并生了一个男孩。当男孩10 岁时,安格尔不幸逝世。他给她们母子两人留下了该公司1/3 的股权。

凭她这点股权和原公司总裁夫人的身份,她在这个公司干点什么或挂个什么头衔,都是不成问题的。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却执意在这公司制钓鱼线的工厂当了女工。

这个钓鱼线工厂,是公司最低一级的厂子。因此,工人们都奇怪,这位少奶奶、阔太太为什么不在家里享福,反到这儿受罪?

许多对她来说的逆耳之言就不断地吹进她的耳朵。但她毫不介意,也不泄气。她不怕困难,认真地学习,很快就成了一个合格的工人。

一年过去了,她和工人们熟了,情况也了解清楚了,然后,她又到仓库管理部门干了一年。两年工夫,她看到了管理松懈、浪费严重、工人吊儿郎当的情况。她对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心中有了数,她对各个环节存在的实质性问题也有了谱。

于是,她准备动手了!

原来她是想打进公司,了解内情,以便对症下药。

因为他的丈夫原公司总裁安格尔去逝以后,她常听到公司不景气的消息,甚至有的竟说,格莱汀公司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就非得倒闭不可。她作为公司的大股东,自然要关心倍至,非下决心解决不可。

但是,她非常清楚,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针对性地抓住要害,一针见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十分了解内情。而若了解内情,无非是查帐或是打进内部,摸清底细。显然,她非常清楚:查帐不是上策,因为这样做,就是跟负责人直接作对了。她决定不走此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打进去,摸个详细,然后对症开刀,对症下药。

因此,当她摸清了问题的症结以后,便当机立断,提出了“加薪”,声称:格莱汀公司应该改善员工的待遇。

这样一来,她赢得了员工和家长们的欢心,招来了格莱汀公司总经理罗吉斯的谴责。

罗吉斯亲自去找碧丽质问:“你身为公司的大股东,为什么带头闹‘加薪’,跟公司为难,拆公司的台? 你居心何在?”

当碧丽说明情由,公司总经理才明白了她的用心之妙。

碧丽得到了公司总经理罗吉斯的支持和赞赏。碧丽把几个领班的找了来,艺术地把他们的思路引入了自己思考的轨道。

一、要“加薪”,就得有钱。

二、要想有钱,就得把效益搞上去。

三、目前效益不好,主要是因为浪费严重。

四、浪费严重原因在于管理不善、制度不严。

五、管理不善、制度不严,其关键在于“人情”和“情面”。

她说,各位都知道,这个镇子只有350 人,其中一半以上在公司工作,不少都是为了糊口,对于工作和公司好坏,他们从不多想。由于都是邻里乡亲,碍于“人情”和“情面”,谁也不好意思严管。原来,问题的产生缘于“人情”和“情面”,今天解决问题还要利用“人情”和“情面”。

她的思想及一番话,如一石投水,在领班们的脑海中激起了层层波澜。领班们早已深深感到“人情”困扰之苦,因此,非常赞成碧丽的这番分析。

碧丽见时机成熟,便抛出了她的实施方案:(一)通过选举在工人中产生管理组织,拟订管理章程和赏罚标准,包括给工人的工作奖金和分红利办法。(二)将新管理办法向工人家属公布,使他们知道,要想改善待遇,就只有鼓励子女好好干,否则,子女不能“加薪”,甚至还有可能扣薪,那时家长出面说情将毫无用处。

方案公布后,领班们无条件同意,工人家长们也举双手赞成。

大家照这个方案行动了!

于是,这个历史悠久、曾趋衰退的公司,又振兴起来,出现了一片新的景象。新管理办法显示了威力,工人们工作兢兢业业,生产迅速好转,产量增长了50%。仓库的存货也越来越满了起来。

这时,产品销路又成了紧迫问题!

股东们急于物色负责推销的人选。碧丽自然又是被注目的中心对象。她,当初爱好音乐,而今似乎又有天赋的经营才能。

她,谈吐动人,仪态万千,有着一种不可言传的感人之力。凡是与她交谈过的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的这种天赋,又加上有效的方法,使人们感到尤其适于推销事务。股东们看准了,便召开股东会议议定,任命碧丽为专门负责推销的副总裁。

这位副总裁上任之后,便把选定的几个大城市中销售运动器具的商店名称和地址统统汇在一个本子上,然后一家一家地拜访,逐家逐店地谈生意。谈到结束时,她都是以这样一句话收尾:“请也给我们公司一个机会吧,让我们也好跟其他厂商公平竞争。”于是,便立即得到响应,几乎没有一家不接受。一位经销商说:拒绝这样一位女士的要求,是一位有教养的男人所做不出来的。在她的奔波、努力下,不到三年功夫,就跑遍了各大城市,在亚特兰大、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华盛顿、波特兰等地建立起销售网,使格莱汀公司一举成立全美知名的大企业。

△救灾式管理

激将法既可用之于敌,又可用之于己。激将法用之于己的目的是要振奋将领、部下和士卒的杀敌热情。运用激将法激励士气和斗志,是将帅带兵打仗的一种常法,也是经营管理中的一种常用艺术。

在现代管理中,有人将激将法拓展为精神刺激法和救灾式管理法。所谓精神刺激法,就是利用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条件在人们心目中必然产生的特点影响,骤然影响激发人的动因,并给予强烈地推动。孔明第二次激黄忠就类似于此法。所谓“救灾式管理”,就是利用灾难式的情况来促发被管理人员的潜能。

这种管理方法确立的基础是:任何人在面临危难时,就会最大程度地调动自己的一切智慧和能力。其处理情况的速度比想象的速度要快得多;其发挥出来的能力非平常所比;其工作效率会提升到最高标准。孔明第一次激黄忠的方法与救灾式管理有某些相通之处,但后者的含义要比前者广得多。就管理而论,这里的灾情可以从广义上去理解,它包括危及企业和职工的根本利益或特殊利益的一切预发性和突击性事件。作为管理者,其责任就是及早发现它,不失时机地利用它,使“灾情”明朗化,为众所识,以激起被管理者的潜力。在经营管理活动中,运用激将法要针对被激者(个人或群体)的某一性格特点或所处的客观情况而灵活实施。

1974 年,资本主义世界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普遍处于经济萧条的状况。日立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样,在经济上都遭受到很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日立公司采取了“激将法”。

首先,他们施用精神刺激法,让工人“暂时回家待命”,这种回家待命区别于一般的失业。按规定:工人离厂回家待命,保证发给大部分工资,这样不会影响工人的生活水平。从公司来说,这样也不会有太大的节约。但日立公司认为,在生产任务不足的情况下,让全体工人在工厂里拖拖拉拉只干10~80%的活,还不如让大部分工人回家待命,这样更有利于保持工人饱满的劳动热情。同时,离厂回家待命能使职工有一定的危机感,有利于刺激职工生产的紧迫感。

其次,按救灾式管理法调整管理干部的工资。1975 年1月,日立公司对4000 名管理干部实行了削减工资的措施,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减薪15%;高级干部、理事减薪10%;参赞、参事助理减薪7%;副参事减薪5%。这是该公司创立以来所采取的最严厉的一次措施,加深了管理干部的危机感。

这些刺激措施,促进了职工奋发努力,使该公司的恢复速度比其他公司快。日立公司为对付萧条时利润减少而采取的“激将法”是很成功的。

现代企业经营理论认为:当经商发展顺利,商品畅销不衰时,企业的决策者和经商者极易产生满足感,不思进取,人事关系处于疏散状态,从而潜伏下危机的种子。因此,企业发展顺利时,适时地制造一种危机可以使自己的企业长盛不衰。正如《司马法仁本》中所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有胆有识

1937 年8 月13 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抗战。

战争爆发前两天,民生轮船公司有艘装有古青记出口猪鬃的船从重庆航抵上海后,突然接到总经理卢作孚的命令,不等卸货,就原船启碇返航。这艘船原定在上海卸货之后,装运棉纱回重庆的。古耕虞知道卢作孚对南京的消息很灵通,要不是有极其重大的变故,他不会甘受损失,采取这种紧急措施。当夜他与鼎瑞、祥记、和祥三家字号也相应作紧急磋商,没有睡觉。他认为这个信息,预示着战争很快就会全面爆发,长江航运可能中断,而重庆的出口商是靠长江吃饭,业务可能因此停顿。于是,相互约定,抢在战争爆发之前,把他们三家的货,集中交给古青记(古青记的成交量大,存货不足),连夜装箱、装船,取得提单,向中国银行结汇。所得之款,先付清三家字号吸收的存款(旧式字号吸收的存款,大都是亲友的,有的甚至是孤儿寡母的);欠银行的不付。到了期,银行催清,由三家出面说好话,由古耕虞出面应付。同时,约定万一战争爆发,水路中断,三家字号的货,今后仍都交给古青记。古耕虞认为即使长江运输中断,还可由陆路出口,把货运到香港或海防,他可以设法在香港和海防把货售出,再付钱给他们。总之,一切听候古青记处理,但有个条件,这三家字号的班底,也得集中起来,听他调遣。有的人可能要去香港,有的人可能要去海防、昆明。至此,人们才明白古耕虞为什么要把重庆最后三家山货字号留下来。

沿海、沿江很可能都被敌军占领,出口停顿,政府没有外汇向外国购买军火,抗战的军火从哪里来? 出口商的货物运不出去,要四行的贷款又有何用? 古耕虞赞成马上开市,并表示山货帮不需要四行贷款,由他一个人包下来。他说:“我有200 万元在中国银行。山货帮要出售货物,可以统统卖给我,我是唯一的买主,保证不再跌价(当时猪鬃已由每担900 元狂跌到380元)。”他同时提出了三个建议:

第一,海关登陆。海关是管海的,战争期间中国已经没有海了,应该从陆上来管出口。只要出口不中断,人心就能比较稳定。

第二,由行营下令按战时法令征用一部分新卡车,华西公司就有20 辆(胡子昂当时是该公司的经理),再拨一部分公路局的车辆,组成车队,运送出口物资。目前,出口还可经由粤汉铁路,但要预防粤汉路也会中断,要利用重庆———昆明的军用公路。这条公路应该作为由昆明出口到海防的通道。

第三,恢复出口商与国外的通讯,要求军事机关不要扣留和检查我们的密码电报。

会后,叶元龙请他留下来,对他说:“你刚才提的要求,我无法在会上答复你。这三个建议,都是有关战时法令的,只有蒋委员长才能决定。我得先请示贺主任,等明天我陪你去见他。”

第二天,他由叶元龙陪同见了贺国光。他说:“当时的贺国光,其权力等于清朝的四川省总督,是代表皇上的。我见了他,照样说了一遍。他点了头,很快,军事委员会通知了重庆行营,由行营下令‘海关登陆’,出口商品可经由粤汉铁路从陆路输出,并且要‘令到执行’,不得有误,否则以军法论处。还命令南京财政部和总税务司补办手续。同时,决定成立四川省贸易局,由叶元龙任局长,何北衡、吴晋航为副局长(实际负责人是吴晋航)。华西公司的20 辆卡车也全部征用了,但公路局只拨了3辆。征用汽车的车款由古青记以预付运费的方式垫付,这实际上是使古青记取得了运输权。”

当时,重庆的出口物资,还可先由长江水运到汉口,转由粤汉铁路陆运出口到香港。但古耕虞认为粤汉铁路也可能会中断,于是先向滇越铁路作试探性的装运,把征来的卡车,以军事委员会的军车名义,装运少量猪鬃由重庆开到昆明,随车还派了两名法语翻译,以便与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办交涉。

试车很快就成功了。

这件事使他得到了三大好处:第一,在抗战初期,为稳定重庆市面和人心立了一功。第二,帮了重庆山货业同业的忙。当时出口货行情狂跌,银行又限制提存,如果他不收购,同业会陷入困境。第三,最大的好处归他自己所得。他以每担380 元的低价收购了重庆的全部猪鬃。“八·一三”后,国外的猪鬃行情恰恰与国内相反,不是狂跌,而是狂涨。对他来说,实际上是抗战一开始他就发了大财。而那最后三家字号,到了这时,也由原来的“松弛的合作”,进而完全受他控制了。

那一年,古耕虞32 岁。在行营召集的会议上,他侃侃而谈,那些年老的重庆工商界人士认为这无异是他在向那位“四川省总督”出难题。这是需要胆识的。他说:“在我看来,‘胆’是由‘识’来的,否则成了瞎大胆。”如果说,“一·二八”时,他把大批羊皮输出而发了大财,是他胆识的表现,那么,抗战开始时他的胆识就不是“一·二八”时可同日而语了。这是一个爱国的、精明的,能在大动**时期立即抓住机会,既能安定市面和人心,有功抗战,又能使自己发大财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的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