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那个曾经指挥日军攻陷南京并在南京施暴的兄弟朝香宫一样，东久迩宫是一个拥有三十年经验的地道的职业军人，他的经历包括在欧洲为日本陆军情报局服役七年。他脖子粗短，脸庞扁平，额头高突，嘴唇歪垂，一副恬不知耻的神气，漫不经心而满不在乎，这正是其下层阶级的伙伴们所惧怕和羡慕的。他的一位密友曾说，他把人类“不视为人，而是视为气味”，人类弱点的气味，能够用于在酝酿阴谋时增添香气。他的专长是宗教欺骗。他在日本保护一些欺诈高手和骗子。他们回报以网罗一批容易上当的神秘主义者，为他精心策划的阴谋效劳，或者在降神会上刺探情报，供他作政治讹诈之用。
少女和狼人
在为日本做准备迎接美国入侵者时，东久迩宫及其国务大臣近卫公爵首先着眼于维持人民忠诚的国内问题。在投降当天，内阁下令“处理政府物资”。武器当然必须交给同盟国，但为“最后决战”而储备的其他所有物资都可以派送出去。约有价值一百亿美元的轿车、卡车、汽车、橡胶、锡、废铁、银线、铜、鞋、毯子、军服、钞票和炸药从陆军仓库中散发到民间。几年后，日本议会，即美国国会的日本对等物，试图调查这次派发的获利者，结果只回收了两百万美元。其余九十九亿九千八百万美元发给了旧日的陆军党羽，以补偿他们的效劳，或约束他们不去提供预期的服务。
内阁特别顾问石原莞尔，那个退休的满洲战略家，被选派去一座又一座城市，解释战败的原因。他是一名当红的英雄，在乡村地区拥有佛教信徒的狂热追随者。各地政府都安排了专列，把农民送到当地的行政中心，去听他演讲。听他演讲的群众很少少于一万人。他演讲的重点很明了：前首相东条引起了战争；此外任何人都没有责任。在20世纪30年代初，石原和东条曾在一起共事，为了争宠于天皇而激烈竞争。东条胜出了，而没人比石原更了解那些底细，可以用来把东条打扮成一只合适的替罪羊。在东京的家里，东条过了一年多的退役生活，他坦然地接受了这种诽谤，私下里对朋友们说：承担战争的全部责任正是他的愿望。朋友们尊重他的愿望，但其许多从前的下属和仆从却发出了抗议。例如首相官邸的看门人说过一句广为传播的话：东条是二十年来这座建筑物的居住者当中最人道最体贴的一个。
在收买了民众并向他们灌输了关于战争责任的官方解释后，东久迩宫及其大臣们转而对付外来的威胁。万一占领军实施报复，那么就需要组织游击队，使报复的代价变得高昂。日本军官们创建了一个由文化俱乐部、研究所和健身房构成的网络，作为抵抗事业的前线。在农商大臣默许下，他们建立了许多农业公社，把卸掉了枪炮的坦克用作拖拉机，对官兵们严加约束，得到通知就能马上效力。手枪和手榴弹藏进了山洞里。寺庙变成了飞机引擎的仓库。沿海无人居住的小岛上堆积着披上了伪装的枪炮弹药。价值二十亿美元的黄金和白金从朝鲜空运到国内，装入铅箱，沉入东京港。它在水下一直呆到1946年4月，才在麦克阿瑟批准下被打捞上来，回归经济。
中学的体育教师们受托保管为恢复武器技术所需的蓝图，以防日本目前的工厂全被夷为平地。在正对着日本海军学校的神濑岛上，一种20世纪日本文明的名副其实的时代文物密藏容器，贮存在沿着几百条地下隧道陈列的架子上。这些东西包括人类已知的几乎每一种有用物品的一个明确分类的样品：成卷的布匹，西伯利亚毛皮，中国瓷器，蒙古皮革；各种仪表和马达；照像机和镜片；收音机和录音机；化学试剂；锄头、坩埚、焊接炬和金属压模机。
这些为进行狼人抵抗而做的传奇式安排，作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期望在日后跟麦克阿瑟将军讨价还价时能起作用。还需要一些较为简单的措施，将美国占领军的直接**降低到最低程度。就连最老于世故的日本人，也担心波茨坦公告所预告的“严厉审判”，会反映于美国大兵的报复性的种族主义态度。到处传播着一种流言，说罗斯福总统老是用一把日本兵骨头做成的裁纸刀开启信封。人们想起了战时宣传故事中那个要在日本“阉割所有男人，奸污所有妇女”的美国秘密计划。现在新闻记者们一反常态，撰写有关美国文明的安慰性文章。但他们同时又提出有关如何对付美国大兵的建议，这些建议有时就不那么令人感到宽慰了：
“要穿旧衣，千万不要微笑；你的礼貌会被误解。”
“千万别在公共场所坦露**；美国人不习惯见到未被覆盖的女体。美国没有公共澡堂，很多女人不给婴儿哺乳。”
“一旦处在被强暴的危险中，要做出最有尊严的姿态。不要屈从。要呼救。”
城镇中的老一辈还记得本国军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召集群众开会，劝告贞节的妻子和女儿们疏散去农村。许多市政当局向雇员们发放离职金，用作疏散费用。数万名妇女听从劝告，逃往偏远的山村。但是更多的妇女拒绝离开，嘲笑政府所做的努力。十五年的宣传没能吓住她们。她们说疏散计划是“在战败时为了保全面子而分散注意力”。她们暗示市政官员们企图摆脱那些落后于时代的女秘书。在一些城镇的集会上，见过世面的学校教员们竟然说，美军到达时，她们在街上会感到比现在更安全，因为她们的左邻右舍都有半复员的日本军人。
在妇女们逃往山区或挑战性地站在家里的灶台边时，男人们通过大规模的调换岗位和篡改档案而逃避美国的“严厉审判”。日文从来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可以用作密码。凡是用象形文字记录的姓名，都有几种不同的发音。一个人可以改变其姓名中的象形文字而不改变其读音。然后他就可以说：“我不是那个佐藤广志，而是这一个。”或者相反，他可以改变其姓名的读音，然后说：“我的姓名是这几个字，但我们家里把这些字读成Sato Makoto。”如果向其他日本人咨询，他们会说此人讲的可能是实话。这种策略的成功，可见于下列事实：战争结束两年后，一百多名日本目击者在东京的甲级战犯审判中作证，他们记录在案的称呼，是其家人从来不知道的。
在投降以前几周，所有战斗单位的名称和番号都做了改变。现在许多军官被调到新的指挥岗位，其下属就不了解他们过去的经历。8月19日，即裕仁对人民广播四天后，有人向天皇提议一项变动，六天后又向他报告已经完成。在这次变动中，秘密警察和思想警察被授予新的证件，成了文职探员和交通警察。许多在集中营当过看守的人被允许改名换姓，消失于平民生活之中，仿佛他们的军事生涯并未存在。一名施虐狂，其在大森战俘营的受害者只用他那可怕的代号“布朗先生”称呼他，战后盟国的调查官一直没有找到他，尽管他的名字人们都很熟悉，尽管裕仁之弟的姻兄德川义友曾和他长期交往。德川曾作为日本红十字会的“观察员”驻在该俘虏营。一名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少佐，也逃脱了盟军战犯起诉部的追查，如今他在位于京都购物大街上的一家老瓷器店里，为几乎清一色的美国观光顾客提供服务。
“一个战败国为了应对敌人的占领而焚烧文件的火焰是充满悲哀和伤心的。”一名爱国者追忆说。8月16日上午，当他在把神风特攻队司令官自杀的消息通知其夫人之后回到东京时，他看到那火焰如同一场“大火的强光”。日本的每座城市在当晚都燃起了焚烧文件的火堆。大本营下达的焚毁命令，本身就标明了“阅后焚毁”，后来只从城市垃圾场里捡到了它的残片。各县图书馆处理掉了就可能的战犯嫌疑人提供生平信息的所有图书，甚至包括《名人录》及其日本对等物《人名大字典》。有些图书馆把那些书烧掉了；另一些图书馆只销毁了它们的文件目录卡片，图书本身则被图书管理员带回家安全保存。很少甚至没有重要文件完全丢失。它们可在今天接受访谈的前将军和政客们身边已经发黄的文件堆中找到。它们至今仍被视为秘密，拒绝外国人查阅。但收藏这些文件的老人们通常愿意提到它们，回答有关它们的问题，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一定会显出一副权威的神气。一个世代以前，当盟军的翻译官们展开对这类文件的搜索时，他们收获不大。上级指望他们查找白纸黑字的明确历史真相，但他们面对的却是灰色谎言和半真半假的令人头痛的记录。
如果占领军怀着善意来到日本，而并无复仇的渴望，那也是一个需要准备应对的突发事件。必须准备好欢迎他们并促使他们尽快捐弃战争仇恨的那些设施。裕仁的六十一岁的母亲，漂亮的节子皇太后，在好几个月前，就接见了前来请教接待问题的亲戚近卫公爵。尽管她是这场战争的严厉批评者，尽管自珍珠港事件以后她跟裕仁一直关系紧张，但她已承诺，贵妇人们将竭尽所能协助和平派的爱国之举。如今在投降前后的几天里，近卫和警察将宫廷后妃的许多建议付诸实施了。关闭了三年多的外国使馆有人去进行了检查，其从前的仆从班子被重新召集，凡是可能办到的地方，都要恢复昔日快乐岁月的原貌。1横滨附近的那块匾额，纪念培理海军准将在1853年用炮口打开日本的国门，在战争期间已被过于狂热的爱国者取下了。如今，横滨市的警察在一个漆黑夜晚的殷勤掩护之下，又把它挂了起来。
1但是通过屋顶上一个炸弹孔流下来的雨水，明显留积在美国使馆办公室的地板上。
在投降那一天，即8月15日，近卫公爵打电话给阪伸弥，东京都警视厅的总监，对他说：“我们必须保护日本的女儿们。我要求你亲自关照此事。”一本正经的中产阶级正在把他们的妻女藏到山区，并给了她们在遭遇不测时服用的氰化物胶丸。在贵族们的公馆内，其中养育的贵妇人们明白其父亲和丈夫的政治需求，她们坦然地，甚至怀着积极的愉悦，注视着并不那么悲观的前景。在贫民窟里，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妇女，她们从来没有权利自命不凡，也没有时间怀着爱国之心把自己想象为国家的财富。现在该她们上场了。阪警察总监召集东京主要娱乐行会的头头开会，他们是旅店、餐馆、麻将厅、艺妓茶室、舞女酒吧和普通妓院的管理者。到了8月23日，这些大佬们为盟军官兵成立了一个“游兴会”。其投资为两百万美元，通过劝业银行在天皇的朋友们当中发行股票而筹资。不过几周之内，游兴会就能在东京提供三十三家设施的服务，还有五家在外省，以及两所妇女医院。在分散经营之下，东京闹市区的一所大型兵工厂改造成了饭店。剑从来不会更适合打成犁。在这个地方最终宣布禁止进入之前，这座被人称为“柳溪”的饭店，拥有一条生产线，由二百五十个女孩和每天平均三千七百五十名定额的美国大兵组成。
游兴会及其同类组织得到一批工业家的赞助和担保，他们作为“一年一日元”薄薪的领取者而为君主效力。他们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是山下太郎，一名化工产品和船运巨头，他在过去十个月内一直出席和平派的会议，频繁地跟木户内大臣商谈。山下及其朋友们筹集了两亿日元即大约一千四百万美元的资金，作为献金送给天皇。这一捐赠隐含着某种互惠的关照，因为木户内大臣花了两天时间交涉它的接收。
在山下及其一年一日元的成员们承担的许多任务中，最微妙的任务就是跟麦克阿瑟及其助手们进行沟通。宫廷后妃们提议，如果那些思想狭隘的警方译员提供的不称职的服务能够摈弃不用，代之以真正具有语言能力的开明淑女所提供的服务，那么跟盟军总司令部的关系就能得到最顺利的发展。于是，一批曾在巴黎和伦敦生活过的公主王妃与侯爵夫人，同意与一批跟美国有良好关系的生意人通力合作。人们攒钱为战争遗孀购买新和服，她们小心谨慎投资的资产因贬值而蒸发了。家庭的公馆经过查验并根据其高雅程度和娱乐设施划分等级。私人俱乐部建立起来了，仿照在西方国家都市里见到的样式。一批批富有的才女邀请著名艺妓来给她们传授取悦男人的艺术。
和平准备工作的紧张忙碌，不时被仍然抗议投降的死硬分子的暴力行动所打断。天皇之弟高松宫不得不前往横滨附近的厚木空军基地，安抚一批持不同政见的神风飞行员，他们正在东京散发传单，号召继续战争。有二百名地方驻军哗变，向东京推进。十二名尊攘同志会的极右分子在东京芝公园的一座山顶用手榴弹把自己炸上了天。
马尼拉使命
当对死亡的狂热崇拜已经死去，而生活的计划以狂热的步伐发展时，日本跟征服者之间除了通过无线电以外没有任何联系。未来的入侵者仍然没有露面，只是通过摩尔斯电码下达指令，就他们自己讨厌的计划给予暗示。8月19日，即天皇宣布日本投降四天后，遵照麦克阿瑟在马尼拉发出的命令，陆军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乘日本轰炸机飞到冲绳，在那里乘美国轰炸机抵达马尼拉西南方的尼考尔斯机场。经过十二个小时飞行后，他和助手们下了飞机，进入一片海洋，其构成有美国的草绿色军服，有对伸向他们的手毫不理睬的军官，有不停地咔嚓作响的照相机，记录下日本代表团冷漠面孔上的每一次羞愧的皱眉和抽搐，还有站在警戒线外的菲律宾人群，用过去几年里向日本兵学会的咒语尖声叫骂。进城的路上经过西班牙城堡的一角，仅在六个月前，这座城堡被彻底破坏了，遭到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那些自杀的青年日本贵族的掠夺、**和屠杀。汽车停在俯瞰马尼拉海湾的罗萨里奥公寓前。这里的膳宿是舒适的，但交往却又是敌意的，因为一批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和一批被抓来做人质的菲律宾妇女，曾在那里度过他们最后的时刻。
在吃完以冷淡方式提供的美国晚餐后，日本代表团在设于已被半毁的马尼拉市政厅的麦克阿瑟司令部，开了八个小时的通宵会议。麦克阿瑟由其总参谋长理查德·萨瑟兰将军代表。 河边及其助手们花了整夜功夫向萨瑟兰一份一份地移交日军在东方的部署图和一览表。接着，美国人向日本人提出麦克阿瑟有关在日本接待和安置美军的指示。第一批美国运输机将于8月23日飞抵厚木空军基地，距此刻还不到八十个小时。
河边将军恳求放宽时间：“日本方面诚恳地建议你们不要如此迅速地着陆。至少需要十天时间做准备。”他详细说明了厚木基地神风飞行员的**。他没有提到一个事实，即厚木基地遍地弹坑，必须经过全面整修才能安全使用。
萨瑟兰将军同意延期五天，要求河边把横滨的新大饭店准备好，以备麦克阿瑟使用，还要准备一支五十辆汽车的车队，有次序地运送参谋人员。河边答应尽量照办，但在离开会场时提醒对方，一周的准备时间是不够的。“你们是赢家，”他说，“所以你们说了算，但照我们的想法，仍然有些担心。”
回到罗萨里奥公寓后，日本代表团的成员们看着旭日升起，又把美国人的其他要求浏览一遍。要为美国的每一名陆海军将官配备三名侍女，为每一名校级军官配备两名，为每一名尉级军官配备一名，难道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在跟中国人打交道吗？还有一份在华盛顿准备的声明，要求以天皇的名义发表。其日文版让天皇使用普通的谦称代名词我。众所周知，当天皇提及自己时，使用古老的中国皇帝代名词朕，意指对天讲话的月亮。在就寝前，河边把自己对这些要求和其他小问题的不满告知了罗萨里奥公寓的美国卫队。当他在四小时后醒来时，盟军译员们已准备好一包给东京的新指令，其中去掉了对天皇不敬的代名词和仆佣要求。
河边于下午1点起飞，颇为自己出使成功而得意。几小时之后，当他乘坐的贝蒂型轰炸机接近日本时，一条燃油管突然裂开了一条缝。飞行员改变航向，贴近日本海岸飞行。大约在午夜时分，最后一滴油都用完了，他把笨重的飞机迫降在本州中部距离一片海滩几码的浅海中。与海浪搏斗的代表团成员涉水上岸，发现自己仰视着月色之中的富士山，即幸运武士之山，日本火山的象征。这里距东京还有一百多英里。当代表们唤醒村民时，他们召来一辆卡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驶达首都，那时已经接近中午了。
河边将军立即到首相官邸报告，东久迩宫和他一起乘车前往皇宫。裕仁天皇于午后1点15分接见他们，听取河边耗尽精力艰苦办差的详细奏报。报告的结束语是肯定“总之敌方态度好得出乎意料”。第二天，一名能干的劳工骗子，天皇之弟高松宫的朋友，叫他的卡车司机和建筑工人开工，为美国人着陆而整修厚木神风基地。狼人计划几乎放弃了。文件的销毁和女孩的培训却在紧张地推进，以便赶上美国人已经提前的到达新日期。
那一周，在马尼拉的麦克阿瑟司令部，在华盛顿的国务院，灯光也亮到很晚。在整个战争期间，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智者们对于跟日本作战一直抱有矛盾的感情。在罗斯福的内部议事圈子里，日本一直被视为一个工具，而太平洋被视为第二战场。结果，对于日本应受惩罚的严厉程度，从未做过彻底的决断。这个民族向其欧洲拍档们表明了野蛮凶残之道，这个民族有人说它不仅和德国一样病态，而且是天生地掠夺成性。还有，这是一个很少被人了解的社会，一种较早而较为野蛮时代的文化遗迹，一个与世隔绝发展起来的国家，然后被培理准将和美国强迫着加入了现代世界。
日本成功地征服太平洋，是罗斯福在其最可怕的噩梦中也想不到的，而反攻之路也很漫长。但是从一开始，美国政府就知道仗会打赢，并讨论了战利之后该怎么办：按照许多澳大利亚人的主张，把日本降格为一个游牧国家？像一些新政派知识分子要求的那样，从根本上改造日本社会，重新教育其人民？听从许多老日本通的力劝，相信受到了惩戒的去军事化的日本会自行改恶从善？或者按照其前盟友英国的提议，只是剥离日本的殖民地，在其港口设置观察团？
这些建议，每一项都会带来可预见数额的费用和道德义务。为了使日本游牧化，需要一支军队进行野蛮的绥靖战，然后在未来许多年内留下来进行压迫性的占领。实际上，在日本人口有望于单靠农业勉强糊口之前，必须对之多次进行大量的杀害。按照西方观点重塑日本社会可能是较为人道的目标，但这也需要几十年的长期占领。过去的经验表明，以为日本已经吸取教训，能够自行改造，似乎是有勇无谋的。单纯地重罚日本，听任它再次从凄惨的贫穷中挣扎出来，好像同样是目光短浅。
要从这些不同的可能性中做出明智的选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信息可供研究。日本政府是箱内之箱，是一个封闭的秘密社会中的一个封闭的机构。没人知道日本的侵略决策是怎样制定的，也不知道决策者是谁。天皇据说是个形式上的摆设。议会只有有限的预算权。内阁频频更迭。在罗斯福的总统任期内，日本有过十一名不同的首相。参谋本部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官僚们，据信是他们主宰着日本这个庞然大物，却是非常频繁地调来调去，很少有人呆在同一岗位上的时间超过两年。但是肯定有某个人或有某一批人在掌舵，因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一贯发展的。何况，访问过日本的人一致认为，人民本身是温和有礼、遵规守法的，而这个国家的国内行政管理和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一样有序而有成效。
研究过日本的西方学者和在日本生活过的事业家也难以解开这个谜团。只有少数人能讲流利的日语，其余人无法令人信服地讲述日本的任何部分，只有每个人都懂英语的白种人居住区除外。比较接近地研究过日本体制的语言学家们，描绘了一个和西方参照物的框架无法轻松吻合的社会。武士们和秘密警察们并驾齐驱。大型工业联合体建立在封建忠诚之上，其经营如同采邑。人们不清楚，究竟是应该把南京暴行这样的滔天大罪视为布痕瓦尔德的类型，还是视为迪尔菲尔德大屠杀的类型。日本呈现出20世纪高度工业化的法西斯国家的邪恶表象，但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它又是“某种出自神话书页之间的东西”。
在有关处理日本之谜的各种提议中，宽容的英国方案和报复性的澳大利亚纲领有个共同点，即都认为整个日本民族应为其政府的行为负责。这样一种观点既不能吸引理想主义的美国人，也不符合已知的事实。美国的观点是，日本社会中的某些分子误导了人民，可以将之像癌肿一样切除。在国务院，以迪安·艾奇逊和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为首的新政派知识分子们，要在日本实现改革和民主化，只有通过推翻整个体制，即世袭的统治等级：皇家大祭司，职业官僚和警察头目，武士和将军，中世纪商人家族和现代联合企业所有者。一批智识较少而宽容较多的前外交官和商人，都曾在日本生活，他们跟前大使格鲁携起手来。他们令人信服地指出，统治阶级是唯一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唯一具有同外界交往经验的日本人。若要考虑改革，他们肯定是要改造的人；他们必定是重新建设的奠基石。否则日本会变成无政府状态，美国将被迫无限期地把它当作美国的领地进行管理。
这场辩论最后转化为在一个中心问题上的分歧：如何对待支配统治阶级的天皇。有些专家说他应该作为战犯受到审判，另一些专家说他应该被废黜，还有专家主张把他作为立宪君主留下来治国。在缺乏有关裕仁的任何可靠信息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日本的最后两名《纽约时报》记者，从同一个《时报》的译文和新闻报道的平台上取材写书，分别站在这个问题的对立面，休·拜厄斯选择保留天皇，奥托·托里斯丘斯则相反。这个争执无法解决，因为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是无解的。若不废掉其神王，日本能够得到改造吗？然后也可以问：若无其神王的合作，日本能得到改造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很明显的：“不能。”所以罗斯福在战争初期就决定了：最好的处理方式可能是把天皇挟为人质。如果巧妙地加以控制，他就可以用来发起改革，与此同时铲除他本人威望和权力的基础。早在1942年，军事情报局和战略情报局就通过列在其薪酬名单上的许多政论家、记者和作家散播一个建议：美国的卡通画家们应该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戴眼镜的东条将军，而非集中于骑在白马背上的裕仁。
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明智地决定，把执行罗斯福对付天皇的试探性策略的任务，交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后者的备忘录曾有助于这项策略的制订。麦克阿瑟在国内拥有压倒美国不同意见的声望，在东方拥有灵活而随机应变地执行这一策略的经验。杜鲁门于8月14日任命麦克阿瑟为驻日本的总督，那一天是收到日本投降照会的日子。从那时起，杜鲁门就支持麦克阿瑟充当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断专行的角色。在五年间，麦克阿瑟将在日本实行绝对的统治。他会漠视其他盟国政府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建议，而杜鲁门也会为他撑腰。自西庇阿·大阿非利加的时代以来，很少有一位总督对被征服的人民拥有如此的权力。从来没有人像麦克阿瑟这样受到将近八千万日本人民的欢迎。
麦克阿瑟自从1904年就一直出入于日本，当时其父亚瑟·麦克阿瑟将军负责在西班牙-美国战争后安抚菲律宾人。麦克阿瑟才华横溢：在西点为班上第一，后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师长和最年轻的参谋长。他于1937年从美国陆军退役，就任菲律宾陆军的元帅。他于1941年7月被密友和政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召回现役，参加菲律宾的防御。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一直是太平洋地区的美军统帅，有失败也有胜利。
1945年8月14日，麦克阿瑟一听说他被任命为驻日本的军事总督，便指示他在马尼拉的参谋和情报军官们从事占领的组织工作，就将要用于制伏并利用天皇的最佳途径献计献策。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查尔斯·A·威洛比和其助手们集体研讨这个问题，建议很有分寸地逐步地控制天皇。威洛比提议，裕仁应该被“开明的顾问”所簇拥，使他感到自己是“日本复兴”的“象征”。麦克阿瑟本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对需要怎么做有他自己敏锐的看法。他并不拿自己当任何东方国家的专家，只有菲律宾除外。他对日本现代史的细节所知不多，也不想了解。他觉得，过去的就该让它过去。如果美国人试图以自己的侦探工作去跟日本的欺诈狡猾较量，他肯定日本人会赢，没人比他们更精于此道。日本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于某个处方，或者说一个处方，它有一名良医的权威在后面撑腰。日本人必须治愈自己。
早在1944年9月，当麦克阿瑟在东印度群岛的莫罗泰岛登陆时，他就针对日本的病症和治疗方法发表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他把此症称为“一种与日本人民的许多基本冲动怪异不符的国家兽性”。他觉得其治愈是必然的：当日本公民发现“军队在其最需要的时刻无法救助自己”，“他就会停止对军队的几乎是偶像似的崇拜”。麦克阿瑟既不知道也不打算知道，大多数日本选民从来不把军队当做偶像崇拜，迟至1937年，他们还敢于在民意调查中说这样的话。或许是由于童年时代在阿肯色州的一个美国陆军基地跟印地安人有过来往的缘故，麦克阿瑟把日本人当成了部落民族，这种民族只要假神已被打破，马上就会失去自豪的认同感。他的看法是以恩人自居的观点，却是由虔诚的基督徒信念发展而来，他愿意拿自己的生命为其正确性打赌。当第一份投降照会于8月10日到达时，他提议由他率一支空降小分队，立即在东京机场着陆，以帮助天皇投降。这或许是他和日本人都喜爱的一种戏剧性姿态。如果他得到批准如此一试，他肯定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麦克阿瑟将要委托他们执行其对日政策的军官们都跟他一起呆在马尼拉，他们彻底学会了去干他期望他们从事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三名军官，是艾克尔伯格、威洛比和惠特尼。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厚道而聪睿，是麦克阿瑟依靠的左右手。他将担任第八军军长，该军将承担占领任务中非政治的、物质方面的那一半。他的部队将分散进入日本农村，他的宪兵们将执行由麦克阿瑟内部智囊团决定的搜查和逮捕任务。
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查尔斯·A·威洛比少将，德国贵族切佩威登巴赫的粗鲁、诙谐而伟岸的儿子，乃是麦克阿瑟的耳目。为了尽量保持自主指挥权，麦克阿瑟总是把以华盛顿为中心的战略情报局和军事情报局挡在他的战区之外，威洛比便成了其背景研究的唯一来源。正是这个威洛比，将会让麦克阿瑟了解其要打交道的日本领导人的履历，也是这个威洛比，他要为后来美国因为中国进入朝鲜战争而感到措手不及承担部分责任。
尽管在美国陆军服役长达三十年，威洛比仍然对世界事务保留了普鲁士式的看法。他在出版于1939年的题为《战争谋略》的著作中，称赞了日本在中国争夺生存空间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只有其“黄色手指抓住白种女人”除外。“历史评判，”他写道，“不受一时感情迷惑的影响，将会把一份功劳记在墨索里尼头上，即他通过为下一代重建白色人种的传统军事优势，而抹去了战败的记忆。”简言之，他是一个坦率的军人。他钦佩墨索里尼在埃塞俄比亚的成就，也勉强赞赏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其他征服者的战绩。他对偏僻殖民地战争中的战役具有渊博的知识。帮助麦克阿瑟制定了对日计划之后，威洛比便将之吹嘘为“利用现存的日本政府、天皇本人和传统精神力量”去缓和日本“可怕紧张局势”的“令人震惊的简明方案”。
陆军准将考特尼·惠特尼，占领军民政局局长，是麦克阿瑟的喉舌和笔杆子。他曾是一名吃苦耐劳的聪明律师，20世纪30年代在马尼拉为自己发了一笔小财。他将与日本领导人进行政治谈判，指导日本政府的改革，撰写麦克阿瑟的大部分言论。在阐述麦克阿瑟的对日政策时，他后来直言不讳：“我们讹诈日本。……关于天皇问题的讨论……设计为鼓励加速基本改革的行动。”
从河边将军访问马尼拉到第一批美国占领军在厚木神风基地着陆之间的一周里，华盛顿和马尼拉之间的信使和电报穿梭往来；麦克阿瑟的看法与国务院官员们的意见相结合，形成了美国政府的正式政策。形成的文件题为《投降后美国对日的最初政策》。其最终文本于8月29日通过无线电发送给麦克阿瑟，那时他已启程赴日，并已在冲绳过了一夜。它对麦克阿瑟指示如下：
美国针对日本的终极目标……是确保日本不再成为威胁……[并]促使最终建立一个和平而负责的政府，它将尊重他国的权利。……盟国并无责任强加给日本以任何形式的未得到人民通过自由表达意志而给予支持的政府。……鉴于日本社会当前的性质以及美国花费最低限度的军力和资源以达其目的的愿望，最高统帅将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器和机构行使其权力。……政策是利用日本现存的政府形式，而并不是支持它。
随后是麦克阿瑟将要执行的社会改革蓝图：解除武装；惩办战犯；分散土地占有与实业家股份；解放宗教、新闻出版、劳工和妇女。
美军降落
在河边将军从马尼拉返回东京的五天内，滂沱大雨敲打着皇宫的瓦房顶，吹上御所的树枝在风雨中摇曳不停。每天傍晚，裕仁都来到皇灵殿，立在滴雨的屋檐下，沉思着未来的严峻考验。白色雨雾笼罩着皇灵殿，使它那铺着闪光白卵石的庭院显得空前神秘，空前深邃，空前接近死人。裕仁并非唯一满腹心思的人。整个东亚地区的人们都在焦虑地等待。厚木神风基地的一名军官，准备迎接占领军，恳求部下在对征服者的任何行为动怒之前自杀。在遥远的南面，在马尼拉，一位美国兵一面擦枪一面低语：“一个民族不可能像热水龙头那样被别人开关。”他是几百名被选派跟随美国先遣队进入日本的军人之一，他们将在敌营之中着陆，那里有二百五十万狂热的日本兵在等待着缴械。
8月27日，天空放睛，一个美国的冒失鬼驾机从“约克城”号航空母舰起飞，未经批准便在厚木机场着陆，比计划提前了整整一天，使日本地勤人员大为吃惊。不出麦克阿瑟将军所料，他受到了殷勤招待。日本人确实帮他竖起了标语牌，上书“欢迎第三舰队的美军”。他他刚驾机离开，地勤人员马上搬走了那些标语牌，免得它们得罪定于明天抵达的认真的占领军。
第二天黎明时分，四十五架C-47排成单行，蛇行飞过镰仓大铜佛的头顶，一架接一架迅速在厚木机场着陆。作为规避危险的预防措施，它们顺风飞来，于是减速停在机场末端，那里是日本人最想不到的地方。当接待委员会启动一辆卡车，驶过漫长的跑道时，美国人已经下了飞机，手上端着卡宾枪。彼此生硬地交换了寒暄，走了一段长路，才回到设在跑道另一端的接待棚。在那里，日本人准备了一罐罐的鲜榨桔子汁。据说这是美国人喜欢的饮料，但这些美国人甚至都不啜一口，直到看见东道主先喝为止。在这种紧张的怀疑气氛中，日本指挥官介绍了一名俄国的海军武官，是他特意为此目的从东京带来的。不出预料，这位白人竞争对手使美国人为自己的神经过敏而汗颜。很快，日美两国军官们便互请抽烟，顺利地工作起来。一组美国海军人员乘日本人的汽车访问附近的盟军战俘营。午餐，配备了水果和美酒，由日本人端到了白色的桌布上。
午餐之后，日本人请示美军指挥官查尔斯·谭奇上校，如何处理一名患了阑尾炎的美国俘虏。日本人说，他正由一名能干的医生治疗，就是通常照顾战俘的那种医生，但又补充说，既然现已由美国人管事，他们或许会想接管自己同胞的治疗，或派一名医生协助阑尾切除手术。谭奇上校回答说，他充分信任正在处理这个病案的日本外科医生。他不了解该战俘已被送去的那所位于横滨北部的品川战俘医院有怎样的声誉。该院有一翼是专为应付检查而用的病房，如果美军派去了一名观察员，那么此处就会用于这次阑尾切除术。该院的其余部分则是虱子和粪便的恐怖屋。那名负责的医生后来被判处绞刑，罪名是进行施虐狂式的毫无意义的实验。健康人被放血致死，以获取他们的血浆。病人则死于古怪的注射。他曾把豆浆和尿注入病人的静脉。他把痢疾患者的胆汁用于肺结核患者，把疟疾患者的血清用于脚气病人。那天深夜，厚木的日军指挥官怒气冲冲地来找谭奇上校，因为后来的总统竞选人哈罗德·斯塔森指挥下的一支美国海军部队袭击了品川医院，偷走了那位阑尾炎患者，把他送到停泊在港湾的一艘美军医疗船上。
美国人的工作速度令日本人吃惊。在最初的四天里，约五千名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却是欣喜若狂的战俘，从东京-横滨地区的战俘营中撤到了近岸的盟军舰船上。一条十五英里长的新输油管铺到了横滨，在一周内就开始运转。第二天即8月29日整整一天，美国的C-54俯冲到厚木机场降落，每隔两分钟一架，到日暮时分，几乎吐出了整个第十一空降师。日本飞行员怀着遗憾的羡慕旁观。同一天下午，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全部在横滨登陆。其中一名队员描述说，这支队伍完全由“争取抢在麦克阿瑟之前登陆的海军上将”组成。
第三天，麦克阿瑟本人率参谋随员及战地记者们到达。“在这场战争所有惊人的勇敢行为中，”温斯顿·丘吉尔在几年后写道，“我把麦克阿瑟亲自在厚木着陆视为其中最伟大之举。”麦克阿瑟走下飞机，口衔玉米棒子芯做的烟斗，拥抱了他的同僚罗伯特·艾克尔伯格将军，说道：“这就是回报，鲍勃。”他坐进一辆由日本政府提供的破旧林肯，向十五英里外的横滨开去。大约四十辆轿车，其中多数是烧炭的，跟他一起出发。车队前面行驶着一辆破旧的红色消防车，时走时停。衣着漂亮的日本参谋军官们在美国人抱怨之下垂着眼皮，谦逊地声明，这就是日本剩下的最佳车辆了。
在整个十五英里的路线上，站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官兵，背朝公路，观察道路两侧原野中有无骚乱迹象。这种保安预防措施通常是只为天皇安排的。麦克阿瑟因此而非常高兴，竟然欣然接受了余下两个小时的汽车滑稽表演。此外，他在此后驻留日本的整个五年中都省却了保镖，不许和他一起步行或骑马的军官佩带随身武器。日本人证明了他对自己的信任是有道理的，从来没有朝他扔过一块石子。
那天夜里，在横滨临水公园内的爱德华大饭店，经理为麦克阿瑟及其同僚提供了一席出色的牛排晚餐。然而，他无法许诺早餐有一个鸡蛋，麦克阿瑟的一名将军派出了一支搜索队。在横滨的整个废墟里，在这座跟巴尔的摩一般大小的城市里，这番搜索竟然连一个鸡蛋都没找到。人民的饥饿令麦克阿瑟感触良深，他命令所有的美国人员严格按自己的定额进食，并指示他的军需官把二十一卡车粮食送给了横滨市政府。
跟麦克阿瑟一起着陆的美国战地记者们乘坐公交到达内地，占领东京。电车上和火车上的人们好奇地看着他们，然后以平静的礼貌给他们腾挪空间。日本同盟社的一名记者，曾在厚木接到他们，并警告他们要小心，他回到东京时，发现他们正在他的办公室使用他的打字机。
美联社记者罗素·布赖恩斯已经直接去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20世纪20年代初设计的阿兹台克式的帝国饭店。在用火山石砌成的门厅的凉洞里，站着饭店的经理，好像正在等待他的到来。“真高兴见到您”，经理说，“您要开房间吗？”
序曲
8月28日下午，当有关占领军行为的第一批警方报告到达东京时，它们立刻被送到了皇宫。裕仁很受触动，召见了东久迩宫。召对过后，东久迩撤销了先前散发陆军贮备物资的命令，并发布指示回购可能因误解已经散发出去的军火。美军的行为一直堪称楷模。到了8月31日，横滨地区已有近五万名占领军，警方只报告了二百一十六起对他们的投诉，而且其中有一百六十七起是警察本身就管辖权问题提出的。其余的四十九起大部分被断为偷窃。到了9月5日，即占领的九天之后，按照日本警方的报告，美军的犯罪率降到了平均每天两起，而到那天为止的累积总数仅有一起谋杀和六起“已遂与未遂的强奸”。
在美军着陆前暴雨倾盆的五天里，裕仁一直思索着即将降临到他身上的各种命运。他不害怕被绞死。以身殉国会确保国民忠于他的儿子。他也不怕被剥夺权力，成为立宪君主。只要皇位还在，他的后嗣就有机会复辟。最使他不安的是，盟国有可能蓄意在国民眼中贬低他的名声。如果盟国强迫他主持他们自己的报复行动，即主持他们的赔款和战争罪特殊法庭，那么国民就会幻想破灭。他们可能转向民主形式的政府。他们甚至可能放弃日本的一切事物，容许自己彻底美国化。
裕仁总是最低限度地估计民主观念扎根于日本的危险性。他觉得英美类型的政府过于强调个人的独特性，不能见容于日本社会。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每个选民都需要自己的良心和绝对的是非标准。但这些先决条件并不存在于日本。每一种行为，从投出一张选票到犯下一桩谋杀，究竟是对还是错，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家庭、家族或民族的利益。任何日本人为一种行为寻找的最高正当理由是“大义名分”，即个人对大义的担当。对于许多日本人而言，最能相信的大义只是封建的忠诚，忠诚于图腾柱上比他高一级的那个人。在君临日本的早年，裕仁曾向他委以职位和任务的每个人强调，所谓大义名分，指的是分担国家而非家庭或家族的正义。在裕仁看来，个人奋斗通过参照普遍准则而超越团体道义的观点，乃是西方的伪善。他觉得，个人主义只会带来苦难和恶劣的政府。2
2此处概述的裕仁的信念，取材于他与其前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将军的谈话记录。
关于美国人厚木行为的最初报告表明，麦克阿瑟企图通过友好的行为来完成对日本的征服。近卫公爵提醒裕仁要小心提防。作为天皇，他缺乏谈判和妥协的经验，但他有最终的决定权。现在，作为麦克阿瑟的傀儡，他会没有权力，只有讨价还价的地位。麦克阿瑟会要求他在美国的“改革”方案上用玺批准。其中有些方案可能会有助于裕仁的信誉，但大部分会铲除他的权威，毁掉他的声望。近卫建议，对裕仁而言，最保险的办法就是退位。不会有人要他十一岁的儿子承担受美国人摆布的责任。到一定的时候，美国人会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
裕仁抓住近卫关于退位的建议不放，在以后的几周里，他反复提出，几乎是威胁，要采纳这个建议。倘若他必须成为麦克阿瑟的傀儡，他希望每走一步都要表明，他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任何自私的动机，而在威逼之下采取行动。8月29日，在他看过来自厚木的报告而睡过一觉之后，他把特别顾问木户召到吹上御所之内的御文库，对他说：“挑出承担战争责任的人，把他们交给盟国，这种伤害，超出了我的忍耐限度。我在想，如果我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以退位的办法做个总的了结，事情会不会向好的方面转变？”
“陛下的高姿态极为令人崇仰，”木户答道，“但我根据盟国目前的态度和成见大胆推测，采取那样的步骤很难获得他们的同意。还有，由于外国的思想方法和我们难有相同之处，宣告退位会造成一种印象，即君权基础已经动摇。其结果是国家结构的民主化重组。一句话，就是共和。我们应该谨防引起此类议论。对陛下而言，关键是要表现得轻松而勤奋，十分审慎地关注对方的动静。”
裕仁态度暧昧地点点头，第二天他的叔父东久迩宫以首相身份前往横滨大饭店对麦克阿瑟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这次会见纯粹是走过场，但麦克阿瑟抓住这个机会提议，日本当局若能表现出一些先进领导的迹象，就会大大提高其在美国的声望。例如，它可以从修改日本宪法着手。
裕仁把日本宪法视为一份神圣的文献。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随心所欲地利用它、解释它，却不愿意修改它。它是裕仁那位已被神化的祖父明治颁布的，它赋予君主以绝对的权力，比罗马元老院投票赋予尼禄或凯撒·奥古斯都的权力还要绝对。它详尽地列举了转嫁给臣民的义务，却细致入微地限制了它勉强同意给予他们的权利：“在法律限度内”的言论自由，“在无损于治安并不悖于臣民义务限度内”的宗教自由。 其总的特色代表性地体现于一条有关请愿书的微妙的日本式条款上：“日本臣民可以呈递请愿书，但要遵守得体的礼仪，还要遵守特别为此制定的规则。”
由于裕仁对修改宪法根本不予考虑，他的廷臣们便挖空心思想出别的小恩小惠抛给美国的改革者。麦克阿瑟这方面仍然冷漠内敛，没有致力于跟进对东久迩宫的提议。他的一些僚佐建议他召见裕仁，把他对天皇的要求告诉对方。但是麦克阿瑟向他的助手们保证，天皇将在他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向前迈进。何况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每天都有一万多名美国人在日本登陆，分散去搜寻档案和隐藏的武器，派发巧克力糖棒，跟孩子们交朋友。
双方领导人都在准备于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港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正式的投降仪式。同盟国用飞机把乔纳森·温赖特将军和亚瑟·帕西瓦尔将军这两位美英高级军官送到日本，他们刚从日本的战俘营中获释。这两人都是骨瘦如柴。他们先前都曾作为败将坐在投降桌旁。温赖特在菲律宾，帕西瓦尔在马来亚。跟他们见面是非常丢脸的事情，以致难以找到跟他们军衔相当的日本人接受这个任务。裕仁本人率先制造麻烦，要求人们不要期待皇室成员去签署投降书。几名陆军军官立即效法，声称他们若被要求参加那个仪式就会自杀。参谋总长梅津最终接受了劝告去代表陆军，但裕仁一直没有对投降的法律文件给予个人的批准，直到必须签署文件的那天午前1点才用玺。
天气如此晴朗，以至于富士山，武士之山，在六十英里之外都能看见。阳光在美国水兵的白色军服上闪耀。东京湾到处漂浮着盟国的战舰，这是空前集结的最大的无敌舰队。麦克阿瑟发表了演讲，用五支钢笔签署了投降书。日本的签字者如同机器玩偶一般僵直地行走和讲话。仪式一结束，他们尽快登上为他们提供的摩托艇，驶回岸上。他们径直前往皇宫向天皇奏报。第二天上午，裕仁及其心腹顾问们前往皇灵殿，向其祖先和天照女神正式宣告战争结束。
那一天即9月3日下午，谈判认真地开始，以探明麦克阿瑟打算对日本干些什么。重光外相前往横滨的新大饭店拜访他，通知他日本的最后一批兵工厂现已关闭。麦克阿瑟说他很高兴。他说，如果日本政府继续如此良好地配合占领政策，那么最终有可能通过地方当局进行工作，而不必用美国官员取而代之。麦克阿瑟从来没有打算另辟蹊径，但隐含的威胁却很有效，外相表达了他的感激。麦克阿瑟乘势而进，提议说，如果日本政府还能配合逮捕战犯和修改宪法，那就有可能保留天皇制。
重光外相当晚便向皇宫奏报了麦克阿瑟所提的条件。裕仁听后没有留下记录在案的评论，不过，第二天在议会一次紧急会议的公开讲话中，裕仁拐弯抹角地提醒麦克阿瑟：日本是在某种谅解之下接受无条件投降的。他委婉地回避了“失败”一词，代之以“停止敌对”。他告诉国民：如果他们平静地遵守波茨坦公告的条款，日本就有可能重建并保持其“国体”即天皇制。第二天即 9月5日上午，重光外相继续到横滨跟麦克阿瑟谈判，微妙地指出：天皇的声明有一个对立面，即倘若不允许国民保持其国体，他们可能会不平静地遵守波茨坦公告。麦克阿瑟友好地忽略了这个暗示，再次让重光空手而归。
第二天，即9月6日，近卫公爵奉派前往京都，即日本的古都，为裕仁安排合适的隐居住所，为他万一决定退位做准备。在旧日本，在培理到来之前，退位是常用的皇家策略。在那些岁月里，天皇除宗教权以外很少行使权力，把军政大权交给幕府将军，即国家的大将军。不过，如果幕府将军未能尊重天皇的旨意，天皇就会让自己的一个孩子坐上皇位，自己隐退为京都某大寺院的住持和摄政者。此后他继续控制君权，摆脱了所有礼仪上的义务与责任，能够全力以赴地策划让幕府将军难堪的阴谋。
正是带着这样的想法，近卫公爵于9月7日离开了他昨晚消遣的可爱的老旅馆，乘车向西，穿过京都游乐区祗园五光十色的狭窄街道，在这个地方，给人以愉悦的技艺开发并流传了一千年。到了西北郊区，在一条绿巷的顶端，他下车步行，走进仁和大禅寺的白色庭院。住持领着他穿过一个长满松树和日本柳杉的园子，走上山坡，来到御室皇家别墅。近卫观赏了下面的美景，一个方向是京都，另一方向是一条小河谷。此地是裕仁度过晚年的理想之处。近卫下达了修缮装饰的指令，便返回京都去祭拜母亲的坟墓。
在近卫南行的时间里，麦克阿瑟举行了进入东京的入城式。9月 6日，他的一名新闻军官要求美国记者离开东京，因为“让记者当占领先锋不是美国的军事政策”。9月7日，所有日军部队都撤到北面，只留下大约一个近卫师团，秘密地呆在后面，身着便装，保卫皇宫。麦克阿瑟在第二天上午从横滨出发。他已指示日本政府不必采取安保措施。然而，当他的轿车在路上抛锚时，却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群警察和便衣，站在一旁帮忙，直到从后面开来了一辆新车。接着，麦克阿瑟继续前进，穿过一片遭到战争破坏的荒野，驶到东京城区。在那里，美国第一骑兵师身经百战的丛林战士们停止待命，为检阅而整装。一声令下，他们便开进敌人的首都，行进到麦克阿瑟未来的住处——美国大使馆。日暮时分，他们已在裕仁那灰色围墙的大皇宫四周布满了岗哨。日本帝国的核心固若金汤。两天后，即9月10 日，木户内大臣觉得可以放心地离开皇宫了，他一个月来第一次睡在了自己的家里。
逮捕东条
现在已有将近十万美军登陆，麦克阿瑟可以开始，小心翼翼地，把占领政策强加给日本政府了。在政治上，当务之急是战犯问题。在日本集中营里找到了三万名盟军战俘讲述的暴行故事，使立即逮捕战犯势在必行。在前一周，国务院和其澳大利亚的对等机构都公布了一批以前保密的文件，有关二战早期日本人在其他战区的行为，从而增补了战俘们大难不死的故事。在太平洋诸岛上，日本的将军们曾把美国飞行员烹而食之。在修建一条从泰国到缅甸的丛林铁路时，有一万六千名盟军战俘惨遭毒打，忍受饥饿，劳累致死。日本的秘密警察把赤身**的西方男人和女人囚禁在上海白渡桥刑讯室下面的地牢里。日本公众对这类野蛮暴行一无所知，只听到少数已经回家的厌战的日本军人私下传播。如今，随着这些可怕的故事刊印出来，公众的怀疑变成了恐惧和羞愧，日本领导者们越来越紧张地等待麦克阿瑟概要提出西方报复的条件。
9月9日，东久迩宫智囊团的两名成员告诉记者：“同盟国应立即公布战犯名单，让日本人民有所考虑，或许会增添若干名字。副首相近卫公爵和外相重光先生应该包括在内。”这种奇怪的指控，反映出东久迩内阁中刻骨的仇恨，却实在无非对事实的陈述。近卫和重光曾有助于把日本引向珍珠港，两人都曾向裕仁保证他们会承担责任，并充当替罪羊。
自1944年11月以来，美国已指令一个战争罪行专门委员会在重庆拟定嫌犯的名单。在中国人帮助下，分类整理出来的是那些难以识别的东方姓名，而不是犯罪行为。有时所有日本人好像都有罪，有时又好像谁都无罪。那里没有一个德国的戈林-戈培尔-希姆莱帮派那样的杰出领导人集团。那里也没有任何像纳粹那样容易识别的党派，可以通过它来判断隶属关系。每个西方专家似乎都知道一个不同的派别，认为它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顶梁柱。
在华盛顿的催促下，在焦虑的日本人本身的催促下，麦克阿瑟谨慎地着手处理战争犯罪问题。他责成他那位身材伟岸的德国人情报处长威洛比将军，跟艾克尔伯格将军的宪兵合作，建立了一个战争罪行调查局。该局跟威洛比的先遣总部分开工作，在东京北门外的原秘密警察大楼办公。9月10日，该局公布了第一份将要逮捕的战犯嫌疑人的暂定名单。
名单上的第一个人就是东条将军，袭击珍珠港时的首相。美国记者们立即乘吉普车从一个警察岗亭跑到另一岗亭，一路打听，穿过遭到轰炸焚烧的东京街道的迷宫，来到东条的郊外宅第。他们发现那个蓄着髭须的秃顶矮小男人，穿着灰色长筒袜、白色裤衩和衬衫，在他园子里扮演着绅士菜农的角色。跟近卫、重光或东久迩宫不同，东条将军是有信念的人：坦率，尖锐，讲理，易怒。他看出自己没法搪塞那些记者，便和他们一起坐在园子里的一条长凳上，请他们抽廉价的战时“希望”香烟，跟他们谈了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他说，“日本的战争是正义的。尽管我知道贵国不会接受这一点，但历史会判明谁是谁非。至于我，我承担战争的全部责任。”
一周之前，东条将军被下村陆相召去，后者是在1937年通过参谋本部强制推行攻占南京计划的那个将军。陆相代表政府要求东条在必要时服从逮捕，并放弃自杀，直到他有机会说服盟国相信，是他，而不是天皇，应对战争负责。东条答应继续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保护天皇，但警告说，他可能会觉得有必要为荣誉而自杀。他会按要求去日本的任何一所监狱自首，但他不会同意像战场上的俘虏一样被抓。他是一名军人，曾宣誓决不会被生俘。下村陆相感谢他，并暗示不管发生什么事，东条的家属都将得到财政上的关照。
9月11日下午，当美国记者们在东条家的前庭终日处于警察监视之下时，宪兵们终于来执行逮捕了。东条从书房窗口探头出来询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有逮捕状吗？带队的美国军官能出示证件吗？每得到一个答复，东条便缩进书房思考下一个问题。“这开始有点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阳台上的那场戏了。”一名美国记者打趣说。最后，东条请他们稍等片刻，同时打开了前门。他的妻子，曾在吉普车到来时被他打发出去，此时站在邻居的园子里望着自己的家。她穿了一条农妇的裤子，不会引人注意。她的任务是向东条家的其他成员尽可能多地报告细节。
在屋内，东条坐在一把他所喜欢的红色扶手椅上，拿起战时从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身上缴获的一支32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他的女婿古贺少校，正是使用这件武器，在投降当晚的皇宫政变之后杀死了自己。东条解开衬衣领口的扣子。在他的胸口，用炭笔画了心脏的轮廓，这是住在隔壁的大夫在一两天前画上去的。东条小心翼翼地对准靶区开了枪。子弹穿过了他的胸膛，嵌进了椅子的靠垫。这是解剖学的一个笑话，子弹刚好错过了他心脏，一颗反常的细长的心脏。子弹反而打穿了他的肺部，在他前胸与后背上留下的两个弹孔，在他喘气的时候，一个溢出血泡，另一个则往里抽气。美国宪兵破门而入，发现他还活着，神志清醒，于是召来了一名医生。
在两个小时内，东条流着血，请求让他去死，而美国记者们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角度给他拍了照，还把纪念手帕蘸上他的血。“去死要费这么多时间，真叫人失望。”他说，“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判决。”终于一位美国医生赶到了，给他缝好了前胸与后背的枪眼，并给他输了血浆。东条非常配合。医生把他送进一所医院，在那里，在几次输入美国兵所献的血以后，他痊愈了，能够经受审讯并走向绞架。
逮捕东条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内阁投票同意，抢在盟国审判之前行动，由日本本国的司法机构逮捕并审讯战犯嫌疑人。东久迩宫首相急忙赶到御文库，请裕仁批准这一招，结果碰了钉子。“所有这些所谓的战犯，”裕仁说，“是敌人所需要的，尤其是那些据称要对导致战争负责的人，个个都是鞠躬尽瘁忠心耿耿为我效劳的。以我的名义审判他们，会把我置于不堪忍受的境地。因此我要请问你，是否还有重新考虑的余地。”裕仁的意思是，如果美国人坚持要报复，那就让他们自己手上沾满鲜血。名义上的日本司法可能救下一些性命，但裕仁相信那些被告宁愿得到死在美国人手上的殉难和光荣。
麦克阿瑟已下令逮捕另外二十四名日本领导人，包括1941年珍珠港内阁的所有成员。那位易怒的外相，曾于8月9日在皇宫防空地堡中力主投降，也被列入了名单。无处不在的铃木贞一也在名单上，他在20世纪20年代网罗了裕仁青年军官队伍的大部分成员。麦克阿瑟要求他的宪兵们执行逮捕时不慌不忙，按照一天逮捕一个的计划进行。有人说他是在满足自己的戏剧感；有人说他希望战犯们在得到充分时间的情况下会自杀；还有人说他在等待裕仁同意亲自惩办战犯。
9月12日，宪兵们来敲海军大将岛田繁太郎的门，此人是东条在海军中的对等人物。在过道里，在应邀而来的客人会把鞋脱掉的地方，他们受到岛田夫人的迎接。她跪在室内高出一截的地板边缘，把前额触到了草席上。接着，她谦恭地微笑着，笑得脸上起了皱纹，请求看一下他们的证件。她再次鞠躬，承诺她丈夫十五分钟后就会跟他们走。美国宪兵们在门口烦躁地跺着脚，听着屋内匆忙服侍最后一顿饭的声响。十五分钟过去后，一名“二世”，即第二代美籍日裔，脱鞋进入室内。在二十分钟的末尾，岛田海军大将终于露面了，穿着一套崭新的绿色军服，还有刚从裁缝盒子里取出来时的那种褶皱。岛田要求看宪兵的证件。“叫他穿上鞋出发，”领队的美军少校说，“叫他少啰嗦。”岛田笑了，把一只手搭在少校肩上。“稍安勿躁，”他用蹩脚的英语说，“我不自杀。”当他穿鞋时，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跪在草席上行大礼。两个女儿在哭泣。岛田叮嘱她们要勇敢地生活，转身随宪兵离开，去度七年的牢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