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孤泣
在1969年10月筹划不周的学生骚乱发生之前，日本又度过了将近三年的繁荣时期。这些骚乱很大部分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的元件论学者。由于公众并未对骚乱者表示同情，看来北进派运动的老党羽跟日本体制已经进行并输掉了其最后一次的唐·吉诃德式战斗。然而，曾支持学生并分享他们不满情绪的一个坚定的灵魂并不打算放弃。他要设法让国民和天皇看到经济帝国主义的危险，从而珍惜古老日本的美丽。几个月来，这个孤独的武士考虑着他可以自行支配的手段，终于决定采用一个传统的方法，即真诚的终极姿态——自杀。这将是日本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自杀事件之一。
在这场自我毁灭的行为中，这个没有把握的英雄或者说恶棍，不是别人，就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他出身于一个优秀的武士家庭，在战争期间毕业于日本最难进的学校即贵族学校。由于坚忍，由于明显的才华，他一路成长，变成了一个有些古怪的人。他用最丑陋的西方维多利亚式的家具摆设屋子。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一再被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视为候选人。从少年时代起，对于1944年至1945年神风飞行员的记忆，以及由于未能成为他们当中一员的不满足感，一直萦绕在他心头。按照其批评者的说法，他的作品神话化了一种生活方式，即每晚都过**，然后在接踵而来的每个早晨自杀。
作为一名剧作家，一名演员，也作为一名小说家，三岛是个戏剧性的人物。印在书页上的台词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够的；他要求自己用身体力行来表达信念。在所有的日本青年跟美国占领军相比都显得饥饿和矮小的时候，他进入了成年期，痴迷于健身，成功地改变了外表，从一个面色苍白的书虫，变成了肌肉健壮的日本阿多尼斯。他用从拍电影中赚来的钱，将他挑选的一批影迷装备成一支军队，即“盾之会”。他们的金色穗带和化装舞会的服饰令一些日本人目瞪口呆，以为是刻意嘲讽军国主义，但他们的真诚似乎是真实的。他们公开反对向日本施放的烟幕和自我欺骗；他们为古老日本文化价值的丧失而哀悼。他们批评裕仁从来未曾向民众坦率地说明他在战争中是要走向何方，为什么他在战争结束时拒绝战斗至死，如今在战后他又希望得到什么。
小说家三岛白天跟他玩具军人一般的追随者一起玩耍，夜里则奋力写作。在1948年和1968年之间，他发表了二十部小说，三十三部剧本，一百多篇文章和短篇小说。在其所有的作品里，他深耕一道犁沟，即死亡的主题和为一桩事业牺牲某人生命的必要性，这种牺牲的实现，既可以通过侵犯的暴力，也可以通过反省的自杀。
三岛崇拜1936年二月兵变的年轻军官，他们是北进与南进对峙中的理想主义受骗者，曾经抛却自己的性命，徒劳地呼吁天皇的良心。1969年，三岛对1936年叛乱者的同情，使他卷入一场跟皇室一名文人后代的论战。此人是二流小说家有马赖近，20世纪30年代参与皇室对左翼集团渗透的有马伯爵的儿子。有马坚持认为，1936年的叛乱“远非被人误导，而单纯的革命者是不折不扣的杀人凶手”。
1969年末，在跟有马争论期间，三岛给其朋友的印象是非同寻常地沮丧。他厌倦了被动的知识获得。他已到四十四岁的年龄。他在经历中年危机。他还在写作其最有抱负的小说中的最后一卷，那是一个题名为《肥沃之海》的四部曲。这是一个遁世的书名，指的是月球荒芜表面的一片名声不好的黑暗区域。
当三岛将近完成其巨著并且耗尽了他的言语时，他寻求让自己的想象力温和化，于是涉足了1969年10月的学生集会和骚乱。当这些骚乱落空时，他的忧郁加深了。1970年2月的一天，一名跟他素昧平生的高中生来到他家里，在他门前等了三个小时，只为问他一个问题：“先生，你打算什么时候自杀? ”
三岛对这个学生做出的反应，仿佛对方是德川幕府将军时代那种吩咐人们自杀的钦差。这次来访过后不久，三岛及其盾之会的亲信就如何回答那个学生提问的戏剧性计划，提到了最初的临时想法。
在日本封建黑手党式家族社会极端而终生的压力下，已经有很多人达到三岛这种精神衰竭的状态，并决定将自杀当作唯一的解脱。由于日本人从小就受到要节俭要有雄心的训练， 每一个有抱负的自杀者总是试图通过使其死亡有所意义而获得一点点不朽的声名。三岛也不例外。他从其美国文学界朋友那里得知，日本的间接性政治在西方得到的认同是很少的。他从他的朋友、主要的北进派党羽、日本自卫队主管中曾根康弘那里得知，为坦率的外交政策进行的斗争，已经在政府核心圈内进行，并已告失败。根据他对1936年二月兵变反叛者的研究，他还知道，让天皇难堪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死亡，以死亡来号召日本人向国际上公开表达自己的感情，号召由迂回传统的大师即天皇实行负责任的直接统治。
三岛意识到自己是在日本外部最著名的日本人之一，而且是以其世界主义和热爱西方书籍与家具而著名，于是他决定让自己做出确定无疑的国际性牺牲。他跟盾之会的一班戏剧军人一起，于1970年11月25日获准去市谷的日本自卫队总部。这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它是战前士官学校的旧址，1945年参谋本部机关的旧址，以及战后远东国际军事特别法庭的旧址。1970年，其内院被一组杂乱无序的兵营和栅栏所包围。任何普通日本人要进入内院，必须持有一张以上官方盖印的通行证，但三岛毫无困难地进入了内院。其六名穿制服的追随者和两名日本新闻摄影记者也很容易地进去了。
三岛及其下属走进其朋友间下金年将军的办公室，将他绑在一张椅子上，用刀剑威胁其副官，要求自卫队的军官集合起来听三岛讲话。面对三岛一班人的刀剑，大家没有办法，守卫总部的武装宪兵急忙跑开，通过扩音系统宣布集合。几分钟内，包括许多军官在内的一千二百人，便已集合在三岛将要从那里侃侃而谈的阳台的下方。当照相机快门咔哒响起时，三岛大步向前。他发表了十分钟的劝诫，请求日本回到其祖先的道路上，从其青山之上抹去烟雾，让天皇直接为统治负责，摈弃已经写进麦克阿瑟强加给日本的措辞单调的宪法中的虚伪的和平主义，放弃财政上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不负责任的依赖，直接承认自卫队是亚洲最精锐的陆军、海军和空军。
尽管自卫队领导人给三岛提供了相当的合作，但他们未能给他一只麦克风，所以大家未能听清他最后的讲话。集合起来听他讲话的一千二百人中，有些人对他叫喊“笨蛋”和“混蛋”，淹没了其雄辩的逻辑。三岛中断了讲话，从阳台上回身大步走进去，进入其姿态展示的艰难阶段，为此他已在心理上做好了最集中的自我准备。他跪下，用一把刀拉开其肚腹。他的一名金穗带追随者用一把剑对其脖子乱劈乱砍。当三岛终于被斩下脑袋时，轮到其刽子手跪下剖开他自己的肚腹，然后被第二名追随者斩首。
许多日本人评论三岛自杀的极度真诚和传统主义。由第二者斩首的血腥仪式自18世纪以来很少实行。20世纪大多数重要的自杀仪式都会确保有人协助，而协助者是手枪神射手，或者懂得如何从脖子后面切断颈动脉的人。
三岛在西方的朋友和崇拜者很难相信他竟然愿意牺牲自己卓越的才华。在他们为纽约、巴黎和伦敦的报纸撰写的令人震惊的讣告中，他们努力以纯粹的个人角度来解释他的行为，承认他们完全不理解他的政治冲动。没有人敢于探讨他为之杀死自己的那种事业的价值。
在日本，天皇派的社论作者山本健吉迅速地指出，暴力行为使三岛的一生成为一只罗马焰火筒，留下了“黑暗中的一下闪光，如此而已”。皇室小说家有马满足于做出私人的评论，大意是三岛死亡的徒然无益，暴露了1936年二月兵变如戏剧一般中看而不中用。
事后，接受新闻记者采访的自卫队队员全部为他们对三岛喝倒彩而表示后悔，并对其实践信念的勇气表示钦佩。不过，他们毫无例外地继续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坚持说，不应该也不可能让天皇为日本负责，在1971年，就和在1945年一样，不能让天皇负责。他们说，麦克阿瑟的宪法将天皇定义为“国家的象征”而非活着的神，是正确的。
“天皇应当是一个象征，”一名军士宣称，“是日本人民在心中可以依靠的一根支柱。他不应该亲自卷入政治，也不应该被那些置身于政治之中的人们所利用。”
尽管这些评论表现出虔诚的天真和对历史的无知，但日本报纸社论的主笔一致得出结论说，自卫队的官兵已经证明他们自己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真正的平民军人，是战后民主的真正产物。
在三岛的葬礼上，在这场由身着长外衣、迷你短裙和喇叭裤的时髦朋友参加的宽容的佛事上，一名赞颂者试图打破无处不在的自满情绪，向裕仁乞求“哪怕是来自皇室的一个字（以评论三岛的自杀）”。
在那座阳台上，在其登上那座阳台之前的若干年里撰写的散文和论文中，三岛一直在要求裕仁打破沉默，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说一些有意义的虔诚的话。裕仁当时没有回应，现在也没有做出回应。不过，1971 年1月5日，在三岛自杀四十天后，天皇公开露面了，在一年一度的诗歌写作竞赛会上主持了颁奖。该年的主题是“家”，其意思是“房屋”、“家庭”或“家族”。裕仁自己在竞赛中献诗一首：
雪松环绕，
房屋一簇，
雪松行行，
逐行离去，
越过砺波平原。16
16一片神圣的荒原，靠近本州西部的北海滨。
一些日本人认为裕仁在这首诗里道出了对污染的控制，主张多种树少盖房；另一些人则坚持说，他是倡导持续的高速经济发展，少栽树多建房。裕仁根本没有讲出任何明确的目的。明亮的电视光似乎令他不快。他闭上眼睛，好像睡着了。
未来
1931年，当日本入侵满洲并开始向珍珠港推进时，美国在东方没有军事力量来加以阻止。其结果，大约五百万人类生灵将会死去。如果美国懂得如何牵制日本的话，这种灾难，以及由之而来的亚洲在目前的所有不幸，或许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美国从那以后吸取了教训，懂得了威慑性的军事力量是牵制别国的先决条件。不过，在世界范围内，任何力量都不够起这种这种作用，除非它跟机械优势一起运用。威胁一个国家的整体，势必侮辱一个民族，树敌的数量太多，无法将其击败。明智得多的做法是，总是以武力为基础，跟潜在对手的关键领导人进行彬彬有礼的私下交谈。
如果美国的情报机构得到军力的支持，能够通过国务院的讲话谨慎地发出威胁，要在1931年9月前的任何一个时间揭露天皇的阴谋，那么太平洋那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非常可能被无限期地推迟了。无须流血，由此就能在亚洲得到对美国有利的一种局面，它肯定不会比通过大量流血而得到的局面更糟。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领导人又不得不严峻地考虑日美关系了。七旬至八旬的老者裕仁，是一名不再有用的武士，在1945年的耻辱之后，他再也不可能成为一名战争领袖。他在战败的耻辱下显得举止文雅，只要他在位，日本就会留在和平的道路上。1971年秋，他计划对波恩、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进行闪电式访问，以为其昭和时代壮一壮声势。他预订于9月27日启程，这个日子是他在其打造历史的1921年欧洲之旅后向诸神汇报的五十周年纪念日。此后，谣传他将把大部分国务交给其儿子明仁皇太子，后者在1971年12月将满三十八岁。
作为皇太子在占领时期的家庭教师，伊丽莎白·格雷·维宁给了明仁一份赞誉的成绩单，说他是一个聪明、迷人而敏感的年轻人。然而，据一些廷臣说，维宁夫人可能对其照管的孩子采取了宽纵的看法，对他在维宁夫人来日本前的一生最初的十三年中被培训出来的愤世嫉俗的思想方法闭目不见。尽管如此，明仁后来打破了传统惯例，娶了一名没有宫廷等级的庶民女子，他在一座网球场上遇见的一名富有的卡特尔老板的女儿，这要归功于维宁夫人的教导。在出访欧洲和菲律宾的海外旅行中，明仁以其优雅的举止和对地方问题的理解给外国观察家留下了印象。
和他之前的裕仁一样，明仁继承了一种宗教职责，复仇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和裕仁一样，人们可以指望他去做他在良知上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只有日本人民，只有作为个体具有道德和勇气并能识文断字的日本人民，才有希望在国家政策有了将日本再次领向无度的危险时将之改弦更张。目前，民众忙于享受其生活中最近的改善。他们没有兴趣唤起自己的良心和其爱国精神。不过，在麦克阿瑟留给他们的象征性的民主方案之内，很快就会要求他们做出选择，决定自己在有关日本应该终极追求的目标或复仇的讨论中站在哪一边。
过去，西园寺、荒木、松冈和三岛一类希望影响国家决策的人，曾以传统的日本方法，通过自我牺牲来传达热情而优雅的暗示。他们除了令其贵族后台难堪以外，未能起到更多的作用。如果要把君主当做真正的国家象征，当成日本大多数人利益的公仆，那么对君主的批评，以及对国策的批评，在未来可能不得不更明确地表达出来。
许多日本人将企图从脑海里驱走本书中叙述的这个丑陋的故事，使自己确信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叙述。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将是正确的。领导人的思想在本书中作为日本政治行为的主要动机提出来，然而在实际上，日本人倾向于仅仅从互相有利的朋友之间的个人关系的角度来考虑政治。如果本书对日本人的效忠和忠心的复杂性缺乏公正性，或许它将刺激日本历史学家详细而充分地讲述裕仁治下确实发生的事件所牵涉的个人关系。迄今为止，日本人对那个时期的说明令许多西方人觉得既有影射性的详述，又有神秘的宽泛之谈。
面对现实，赢得邻国人民的好感，使亚洲成为能够脱离美国、苏联和欧洲的负责的第四力量，都是没有吸引力的艰巨任务。它们的完成，只能通过驱除祖先的符咒，通过吹散围绕在君主四周的浓密的忌讳光环，通过打破将在宫中效力的人全部变成同谋者的那种虔诚的沉默。日本人了解并害怕那个替代的方案，那就是潜回太平洋，再次去跟培理准将的海上巨无霸搏斗。
词汇表
以下是一份解说性的词汇表，概述或详释《日本天皇的阴谋》正文中叙及的人物、事件、团体、组织和地理特点。国家政府的机关和部门另有叙述，见于374-375页的“日本战前政府”图表。皇室内部的关系阐明于268-270页的世系表。文中大写字母的名称（在译文中为加了双引号的名称。——译注）可参照其他词条。
阿南惟几（1887 -1945）：陆军军官，裕仁叔父“东久迩”宫和“朝香”宫的士官学校同学和门徒。从1926年至1933 年，他是裕仁宠信的侍从武官。此后，除了在1939年至1940年短期担任陆军省次官外，他大多数时间在战地服役，把士气带给他的官兵，并将第一手情报带回东京。 1944年12月，他被从其在新几内亚的指挥所召回，被任命为陆军大臣。他于1945年 8月14日投降当晚，怂恿未遂的宫廷假政变，接着切腹自尽。
反共产国际协定：日本和德国政府之间的协议，于1936年11月25日在柏林签署，以针对共产主义的传播而共同行动。该协定的秘密条款约束双方在任一方对俄国发动战争时从经济上和外交上支持另一方。
立宪民政党：由“滨口雄幸”于1927年创立的政党，对“立宪政友会”提供有组织的、职业经理的对抗。“西园寺公望”公爵为之募集财政支持。在1940年7月以后，立宪民政党与政友会都停止作为政党存在，为“大政翼赞会”所取代。
荒木贞夫（1877-1967）：陆军军官，大正天皇的门徒，“本庄繁”和“真崎甚三郎”的士官学校同学，“北进派”中口才最好的发言人。作为专攻俄国事务的情报专家，他从1909年至1918年供职于驻圣彼得堡使馆，然后于日本干涉西伯利亚期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特务机关跟“米内光政”共事。1925年至1926年，在从陆军中清洗“长州藩”领导期间，他指挥秘密警察。接下来是无所作为的岁月，其间他掌管陆军大学，在军官们当中聚集了一批拥护者，日益公开地讲话反对“南进派”的政策。1931年12月，在夺取奉天后，他作为陆军大臣跟政友会阁员们一起进入政权。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跟裕仁就国策狡诈地争斗，最终于1936年二月兵变后以失败而退休。在1939年“诺门坎”事件期间，荒木短暂地重新崛起，出任文部大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乖乖地服从了对他的战犯指控。1955年从无期徒刑中获释后，他立刻回到老路上，开始煽动加强日本的军力以对付俄国的威胁。直到在九十岁去世为止，他一直在各处收藏着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机密文件，作为其免遭迫害持续健康和自由的保证。
陆军整肃运动（整軍派）：由陆军中将“寺内寿一”伯爵在1934年至1935年提拔的陆军军官们当中的一个组织。其追随者们声称主张严格服从命令，不干涉政治。
朝融，久迩宫三世(1901-)：“邦彦”之子，良子皇后的兄弟，裕仁的童年玩伴。他于1921年毕业于海军大学，于1925年娶了其二表妹友子，即“伏见宫博恭”海军大将之女。1942年，作为海军少将，他指挥占领帝汶的空军中队。后来在战争中，他支持“高松”宫推广神风特攻队。在战后的日本，他经营久迩香料公司和一家婚介所。后来，当条件宽松时，他成了一名绅士农夫，以其牧羊犬和其兰花而闻名。
朝彦亲王，久迩宫(1824-1891)：第十九世“伏见”宫“邦家”之子。他成为“孝明天皇”的首席顾问，从东方驱逐西方蛮夷的主要支持者。良子皇后是其孙女。
朝香鸠彦，亲王(1887- )：“朝彦”第八子，裕仁之叔父。职业陆军军官。他是1937年驻南京的司令官，其间发生了报复性的大规模屠杀，夺走大约十四万中国人的生命。在战后时代，他以东京最佳高尔夫球手之一而著称。
兴亚院(興亞院)：由当时的首相近卫公爵建立于1938年12月，以协调对中国的经济剥削。“铃木贞一”陆军少将为该院政务部长。
坂西利八郎：退役陆军中将，日本在中国的情报老手，曾为驻北京的袁世凯顾问。20世纪30年代成为“文职谍报组织”首脑。
大哥哥：廷臣们所用的一个描述性称谓，指谓充满活力的贵族，为裕仁视同兄长。他们都比裕仁大九到十五岁。都曾常来裕仁的寄养家庭跟孩提时代的他一起玩耍。他们都是“贵族学校”的学生，他们或者是生于1887年的裕仁叔父“东久迩”宫的同学，或者是裕仁养父之子即生于1889年的“木户幸一”的同学，或者是生于1891年的“近卫文麿”公爵的同学，后者是宫廷藤原家族中最高级别的贵族。起初，除了东久迩、木户和近卫之外，大哥哥们当中最有影响的是“伏见”家族的后裔：“朝香”宫“鸠彦”，北白川宫成久，小松辉久侯爵。另外一些大哥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直是裕仁的重要顾问，他们是陆军军官井上三郎侯爵；廷臣“二荒芳德”伯爵，“原田熊雄”男爵，和冈部永景子爵；还有外交官重光葵与谷正之。
黑龙会(黑龍會)：一个日本爱国帮会，信奉“亚洲人的亚洲”的教义。强势的黑社会头目头山满于1901年创立该会，其最初目标是支持陆军参谋总长“山县有朋”的立场，即日本应控制直到满洲与西伯利亚之间交界处的穆尔河即黑龙江为止的全部满洲。 黑龙会首领头山是孙逸仙的赞助者，后者曾在东京的黑龙会总部会见中国的流亡人士，建立了一个革命党，即蒋介石的国民党。黑龙会后来支持陆军中的“北进派”，而当那个派系在20世纪30年代被逐步清除时，黑龙会的影响变小了。
血盟团(血盟團)：一批经过挑选的间谍新人，受训在中国工作，作为设在大洗的“日日明治传记研究所”的附属组织。属于该会的特工们于1932年在杀害井上准之助和团男爵的行动中充当刺客。
小集团：见“天皇小集团”。
内阁企划院（企畫院）：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控制日本经济动员的中央组织。由于其作为该院总裁所起的作用，退役陆军中将“铃木贞一”于1948年被发现有战争犯罪，被判处终生监禁。
樱会（櫻會）：陆军下级军官的组织，得到陆军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的支持。它于1930年为征服满洲和增加军费预算进行游说疏通。其成员当中的一些人获准进入“天皇小集团”。
秩父，亲王（1902-1953）：裕仁大弟。常跟裕仁意见相左，1936年“二月兵变”中他同情“北进派”。
长勇（1896 -1945）：陆军狂热分子，“樱会”和“天皇小集团”成员。1931年，他策划了“十月阴谋”。从1934年8月到1937年7月，他被雇用起草日本对华战争的计划。1937年12月，他是南京城外“朝香”宫的参谋长，为“朝香”宫发布臭名昭著的命令：“杀死所有俘虏。”1938年春，他在跟俄国的边境战争即所谓喀桑湖事件中指挥第七十四联队。在1941年夏季的南进部队训练期间，他担任“山下奉文”将军的副参谋长。在战争前夕，他被调往西贡“寺内寿一”伯爵将军的参谋部。战争后期，在1944年7月，他成为冲绳第三十二军的参谋长，1945 年6月，在进行了良好的防御之后，他自杀身亡，而不投降。
长州藩：本州岛中部西南角的一个大藩，其主要家族是毛利氏。在孝明天皇在其跟德川幕府的斗争中得到长州藩的支持和建议时，该藩首领们极力主张在天皇之下统一起来，并提出一份在亚洲大陆扩张以在日本与西方之间设立缓冲区的纲领。由“山县有朋”将军领导的长州武士们控制明治天皇的新皇军，垄断了关键岗位，直到皇军于1924年改组为止。不满的长州军官们和退役军官们在20世纪30年代为“北进派”提供了大量的支持。
“文职间谍组织”：一个准军事的谍报组织，协调和补充东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情报部门的工作。其理事会，通过慈善和文化组织了解皇宫，其成员主要是退役的军事情报军官。其特工们在外务省的外交使团和从事外贸的卡特尔的销售部门工作。其网络覆盖亚洲，延伸到西方的所有大城市。这个间谍组织由明治天皇的宫内大臣“田中光显”伯爵组建，在裕仁治下的大多数时期都是由退役陆军中将“坂西利八郎”领导。
立宪政友会（立憲政友會）：日本的首个重要政党，由“伊藤博文”首相成立于1900年，他希望创造一种对明治天皇独裁权力的制衡力量，一种立宪党政府的基础。立宪主义者们一般都赞成经济扩张而非军事扩张。在有权投票决定增加预算的国会里，他们寻求削减军事拨款。该党后来的领袖们是“西园寺公望”公爵；1918年至1921年（当时原敬被刺）为原敬首相；以及退役将军田中义一伯爵，他在1927年至1929年任首相时力图缓和年轻天皇裕仁对中国的渴望。
统制派（統制派）：“天皇小集团”在陆军中的少数派，从1930年到1936年一直忠于裕仁，并且支持裕仁和“南进派”扩张到东南亚与印度尼西亚的反西方政策。“统制派”这个名称，意味着要吸引那些担心裕仁对日本的政策可能缺乏自制的人们。“天皇小集团”中持异见的那一半是“皇道派”。“统制派”重要成员为“铃木贞一”、“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建川美次”和“小矶国昭”。
土肥原贤二(1883-1948)：陆军军官，“闲院”宫的门徒，“十一亲信”之一，以“满洲劳伦斯”著称。在20世纪20年代的整个大部分时间里，他都附属于参谋本部，去东西伯利亚和华北干一些间谍的差事。1928年3月，他被满洲军阀张作霖聘为军事顾问。1931年8月，他负责奉天的日本特务机关，在“满洲事件”爆发后，于9月19 日早晨宣布自己为该市市长。他于11月份在哈尔滨继续担任特务机关长，在那里他也为日本夺占该城做了准备。土肥原在新的傀儡“满洲国”的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1937年，当时他突然开始了作为体面的战地军官的第二生涯，在华北指挥第十四师团，后来指挥第五军。1940年10月，他担任专业角色，出任士官学校校长。1941年6月接受了军事航空总监职务。在战争期间，他在后方地区连续担任了三个威风凛凛的军队指挥职务。但是，土肥原在满洲的早期活动未被遗忘。1948年，他被宣判为战犯，并被绞死。
美元骗局（Doru-bai）：1931年至1932年三大阴谋的第一组成部分。这是“大哥哥”们和“十一俱乐部”中天皇的亲近顾问们主张的一个金融行动，通过邀请一些银行家和卡特尔老板在预先得知政府放弃金本位的情况下参加外汇投机，以赢得支持。政府在1931年末兑现了它的保证，对银行业和工业利益集团非常不利。
东亚同文会（東亞同文會)：在日本开始的运动，延伸到中国，发起者为藤原家族的近卫笃麿公爵，未来首相“近卫文麿”之父，旨在促进日本作为亚洲文化与政治领袖的使命。
十一俱乐部（十一會）：大约二十名思想与年龄大致相当的“贵族学校”毕业生的组织，他们或多或少是常规地于每月十一日晚上会见“木户幸一”侯爵。其中大多数人为廷臣或贵族官僚；少数是军官或外交官。他们讨论裕仁或其官方顾问们正在考虑的帝国政策、计划和阴谋。他们在修改政策或启动政策方面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木户侯爵于1922年11月11日开办该俱乐部，即大正治下第十一年的第十一个月的第十一天。该俱乐部于1945年 1月11日举行了其有案可查的最后一次会议。
十一亲信（忠心な人才の十一人）：“三羽鸟”认为足堪信任的可能为“天皇小集团”接纳而接近的下级军官。十一亲信中最杰出者为“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河本大作”、“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和山冈重厚。
天皇小集团（昭和陸海軍の忠臣）：于20世纪20年代募集的情报军官中的精英骨干，为裕仁在陆军和海军中的计划秘密进行工作。小集团的领导人们，于1921年10月由裕仁叔父大哥哥“东久迩”宫撮合起来，便是“三羽鸟”，即“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和冈村宁次三名少佐。他们迅速网罗了一批同僚的下级军官，号称“十一亲信”。这个小集团的直接目标是使陆军现代化，取代保守的“长州藩”领导。小集团进一步的招兵买马是通过“大学寮”、“铃木研究会”和“樱会”。在1930年前后，该小集团分裂为支持“北进派”的“皇道派”和支持“南进派”的“统制派”。
日日明治传记研究所（じょよ明治紀念館）：设于东京东北面五十英里处大洗的一个幌子组织，以协调“文职间谍组织”各分支机构提供的情报。附近有两所附属学校，训练从事谍报工作的特工。该所是由一名长期的廷臣即“田中光显”伯爵组建的，他曾担任明治天皇的内大臣。表面上它是一座博物馆，学者们在那里工作，撰写一部明治的官方传记。该所于1932年关闭，其班子搬到了别处，当时人们开始指出，它跟“五一五事件”中犬养首相遇刺有很深的牵连。
虚假战争（上海に牽制運動）：1931年至1932年“三大阴谋”的第二次行动，于1932 年1月攻击上海中国人驻守的那一半，以分散注意力。作为对于在战火蔓延到该城西方人驻守的区域前停战的报答，日本政府期待国联会放弃为日本侵略满洲针对其实施经济制裁的想法。他们的期待实现了，虚假战争于1932年3月结束。
二月兵变（二二六事件）：东京的武装暴动，由陆军精锐第一师团的军官们组织，他们希望说服裕仁改变其国策。他们寻求国内改革，恢复武士道德规范的传统价值。他们受到“南进”派和“北进”派成员们的唆使，两者都希望这次兵变可以用于推进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在1936 年2月26日凌晨，第一联队和第三联队的军人们，由两名大尉和十九名中尉率领，冲出其兵营，要杀死“天皇身边的坏人”。刺杀队杀害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海军大将和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将军；他们企图杀害冈田启介首相和裕仁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而未遂。乡下的同谋者们也未能在城外的行动中杀死前内大臣“牧野伸显”伯爵和“西园寺公望”公爵。叛乱者在投降之前占领了东京市中心达三天之久。裕仁拒绝答应他们的任何要求，在其被镇压后，他要求陆军的大多数将领辞职。他引人注目地留下了“陆军整肃运动”的寺内伯爵将军，此人出任下一任陆军大臣。兵变的两名军官领袖剖腹自尽，其他十三人被执行枪决。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实际上北进派的所有军官都从陆军退役了，为实施南进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准备。
藤原氏：起源于公元7世纪的一支皇族，受到天智天皇的保护。十三个世纪里，藤原氏的公主们作为妻妾为天皇们效力，而藤原氏的王子们充当君主的亲密顾问。最后的藤原氏王子当中，有两名是“西园寺公望”（1849-1940）和“近卫文麿”（1891-1945）。
伏见博恭，亲王（1875-1947）：贞爱之子，为第二十二世伏见宫。他成为一名海军大将，从1932年至1941年担任裕仁的海军军令部部长。
伏见，家族：皇室的一个旁系，形成于14世纪，历来为天皇未嫁的女儿们提供丈夫。通过邦家和朝彦的努力，其在宫廷的影响力到19世纪大大增加，当时其他的皇室分支因缺乏男性后裔而在衰亡。在裕仁治下的前半期，在跟萨摩藩及皇家海军的结盟中，伏见家族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一名伏见氏公主，良子，久迩宫的女儿，于1924年1月嫁给裕仁而成为日本的皇后。
二荒芳德，伯爵（1886-）：裕仁童年时的“大哥哥”们之一，后来娶了未来良子皇后的一个表妹。他于1921年陪同这位皇太子到欧洲旅行，此后继续作为天皇的公关代理人而效劳。他和“铃木贯太郎”主要负责在西方国家创造一种对裕仁的普遍印象，把他塑造为一个西方化的自由主义者。
滨口雄幸（1870-1931）：于1927年组建了一个新政党，以团结反对政友会的各派。1930年11月遭到一名刺客枪击，他丧失行动能力，最终死于1931年8月。
原田熊雄，男爵（1888-1946）：西园寺公望公爵的政治秘书，“十一俱乐部”成员，大哥哥之一。其祖父为原田一道，明治天皇的顾问。他跟其他“大哥哥”们一起就读于京都大学，跟“木户幸一”一起于1915 年毕业。跟随裕仁旅欧之后，他留在那里协助“东久迩”宫从事谍报工作。回国后，他于1924年成为首相加藤高明的秘书。从1926年至1940年，在他担任裕仁和西园寺公爵之间的联络官时，他写了一部九卷三千页的政务记录，名为《西园寺-原田回忆录》。
东久迩稔彦，亲王(1887-)：“朝彦”宫的第九子，裕仁叔父，陆军军官，“大哥哥”。他于1921年安排成立了“天皇小集团”，在接下来二十五年的几乎每一件阴谋、诡计和事变中都继续发挥个人作用。在战争结束时，他已获陆军元帅军衔，在日本投降后最初的屈辱的两个月内担任首相，为他造成的所有后果负责。
本庄繁（1876-1945）：陆军军官，大正天皇的门徒，“荒木贞夫”将军的士官学校同班同学。作为一名中国通，他从1921年至1924年担任华北军阀张作霖的军事顾问，为其效力。1931年8月，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以执行“天皇小集团”夺取满洲的周密计划。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于1933 年4月获赏裕仁侍从武官长的职位。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力图温和地说服裕仁放弃“南进”志向。他失败了。其外甥参加了“二月兵变”。在1936年3月，带着许多天皇眼中的污点，他被迫辞去其在宫中的职位。然而，在接下来的整个九年里，作为一名忠心的异见分子，他都被天皇召去密商机宜。1945年11月20日，他获悉自己将被当做主要战犯而逮捕，并为其在“满洲事变”中所起的作用而接受审判，他便进行了仪式性的自杀。他在担任侍从武官长时期所写日记中已经泄露的片段于1967年发表于东京。
本间雅晴（1887-1946）：陆军军官，“秩父”宫的门徒，在1927年和1937年之间，他反复为之担任侍从武官。虽然其同僚军官们认为他过于亲英，但其流畅的英语仍然得到重视。1932年，他在二十四小时内为天皇阅读并概述了《李顿委员会报告书》，一份四百页的文件。1941年担任入侵菲律宾的指挥官，因未能防止麦克阿瑟的部队在巴丹掘濠而受到天皇斥责。其指挥权很快被“辻政信”大佐和携带天皇命令来自东京的一批参谋们提前架空。丢人现眼的本间在其帐篷里生闷气，实际上被剥夺了权力；然而，为巴丹死亡行军而被同盟国于1946年处决的人却是他。
何梅协定：由中国将领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南进派将领梅津美次郎于1935年6月签署的中日之间的协定。它规定华北河北省的蒋军要撤走，面对着日本的攻击准备，留下华北地区开放于日本的渗透与剥削。
天皇统治协助会(大政翼贊會)：由首相近卫公爵于1940年组建的大党，取代日本的所有其他政党。
皇道派：“统制派”的对立面，是“天皇小集团”中的多数派。他们不满于裕仁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国家战略，支持“北进派”鼓动针对俄国的军备。在“二月兵变”中被裕仁打倒后，皇道派的领袖们于1936年从陆军退役，但其追随者们在战争中继续抵制天皇政策，并持续到战后的半个世纪。被清洗的皇道派主要领导人是“真崎甚三郎”和“三羽鸟”之一的小畑敏四郎。该运动未被清洗的重要同情者是“石原莞尔”、“山本五十六”和“山下奉文”。
石原莞尔(1889-1949)：陆军军官，因其智力高超而为人钦佩，但其大多数同辈友善地反感其宗教宣传、不妥协的坦率和自以为是的使命感。石原在士官学校中为班级之首，仅六年后便于1915年进入陆军大学。20世纪20年代，他在陆军大学任过四年教官，在柏林任过三年武官和情报特工。他成为“铃木研究会”成员，较迟地被吸收进“天皇小集团”。1928年10月，他被派往“关东军”参谋部，为夺取满洲制定计划。在“板垣征四郎”兜售的协助下，他看到其提议被接受，而在1931年至1932年，他以惊人的效率执行了计划中军事的那一半。从1935年8月至1937年9月，他被录用于监督关于征服华中的战争计划，但他多次坦言了自己的不安。在1936年“二月兵变”期间，他坚持严格执行裕仁的命令来对付年轻兵变者们。他拒绝站在“南进派”和“北进派”任何一边，所以在兵变后的清洗中得以幸免，但在对华战争的第一年，他发现自己对于最糟情况的担忧被证实了，于是坦率地批评天皇的政策，使自己越来越不受欢迎。在1938年12月以后，他被贬黜为驻军司令官。终于在1941年3月，他奉命以陆军中将衔退入预备役。他于1945年至1946年短暂地重新崛起，为政府演讲，为天皇辩解，指控东条将军。这份努力破坏了他的健康。在战犯审判期间，国际军事特别法庭派代表去其病榻旁向他取证。种种虚弱，因战时的缺乏营养而恶化，于1949年结束了他的生命。
矶谷廉介（1886-1947）：陆军军官，“十一亲信”之一。他于1935年为“何梅协定”进行了预备谈判，并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担任香港总督。战后他受到审判，被中国人判决犯有战争罪，但通过“辻政信”求情而取得蒋介石的原谅。
板垣征四郎（1885-1948）：陆军军官，“十一亲信”之一，中国情报工作中的顽强、风趣而善于交际的专家。1929年5月，他被调往“关东军”任职，从政治上协助“石原莞尔”策划夺占满洲。1932年他下令挑起“虚假战争”。从1932年8月至1937年3 月，他担任“关东军”参谋部“满洲国”事务首席顾问。在此岗位上，他和“土肥原贤二”共同负责对这块新的殖民地进行令人痛苦的侵略和剥削。在对华战争的第一年，他指挥第五师团。从1938年6月至1939年9月，作为陆军大臣，他主持了两次灾难性的对俄边界战争，即喀桑湖事件和“诺门坎事件”。此后在中国、朝鲜和马来亚担任后方部队的司令官。战后他为在满洲犯下的战争罪而受审，被绞死在土肥原身边。
伊藤博文（1841-1909）：长州藩武士出身，在明治天皇治下成为日本的主要发言人。他监督1889年宪法的起草。作为“山县有朋”大将战争政策的逐步对手，他试图阻止俄日战争。在他于1900年担任首相期间，他成立了“立宪政友会”。他于1909年被刺于朝鲜。
神武：传说中的日本或大和第一任天皇，按照传统说法他于公元前660年登上皇位，而根据考古学家们的说法则是在公元1世纪在位。所有日本天皇都是他的后裔，尽管不全是男性或长子。裕仁被视为第一百二十四任天皇。
闲院载仁，亲王（1865-1945）：孝明天皇养子，邦家第七子，比其兄弟中的最后一个还要长寿，从1923年至1945年位列皇室高级成员。与此同时又是一名职业陆军军官，法国军事学院的毕业生，通过军官阶层晋升至陆军元帅。闲院宫成为日本军事集团的幕后操纵者。他一直是个活跃分子，在1916年主持了暗杀中国军阀张作霖和占领满洲的企图。1921年他亲自向裕仁展示法国的世界大战战场。20世纪20年代，其门徒“建川美次”和“小矶国昭”协助他们的后辈，即“三羽鸟”和“十一亲信”，为“天皇小集团”招兵买马。1931年12月，在征服满洲期间，闲院宫接受了陆军中的最高职务，即参谋总长之职。他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保留了此职，直到1940年1月，当时对华战争正在进行。此后，在其将近八十岁时，他留在裕仁身边，操纵陆军元老们，直至他于1945年5月21日去世。
贺阳恒宪，亲王（1900-）：朝彦之孙，良子皇后的大表弟，节子皇太后的侄女婿，裕仁的童年玩伴。1934年，他和其妻对希特勒进行国事访问，回国后崇拜第三帝国，支持与之结盟。作为一名少将，于1943年担任陆军大学的教官，指导战争谋略。战后他在大正与日新人寿保险公司挂名任了个闲职。
木户幸一，侯爵（1888-）：大哥哥之首，“十一俱乐部”创始人。作为一名勤勉的官僚，他在商工省内负责大部分日本早期的战备工业规划。1930年他成为内大臣的秘书，1940年升任内大臣。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是裕仁最亲密的文职顾问。1948年，国际军事特别法庭判处他终身监禁。他在1956年获得假释。其日记于1966年在日本出版。
北一辉（1882-1936）：政治理论家，其主要作品，《国家重建的基本原理》，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许多基本思想，尤其是“北进派”的那些思想。“二月兵变”后，他因为兵变者们撰写宣言而被处死。
KMT.：国民党的缩写，最终由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党。
小矶国昭（1880-1950）：陆军军官，情报专家，“闲院”宫的门徒，“天皇小集团”的资深成员。作为参谋本部驻内蒙古的密使，于1915年至1917年安排蒙古入侵满洲，与日本人于1916年暗杀中国军阀张作霖的企图相协调。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负责安排让日本驻欧洲的使馆专员们收集的航空情报被充分利用于日本陆军航空兵的发展。1931年，他策划了“三月阴谋”。1932年任陆军省次官，1935年任朝鲜军司令官，1939年和1940年任内阁拓殖大臣，1942 年至1944年任朝鲜总督。小矶最后在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那几个垂死挣扎的神风月份里出任首相。战后他死于狱中，当时他正作为战犯服有期徒刑。
孝明，天皇（1831-1867）：旧日本的最后天皇，在其治下的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培理在大炮瞄准下强行驶入东京湾。在其一生的最后十四年里，孝明徒劳地想方设法寻找足够坚强的臣子，以驱逐西方入侵者，强制推行日本传统的锁国政策，维护日本海岸的神圣性，这是其皇家祖先们传交给他的宗教信仰。在其顽固的努力中，孝明为日本批准了一项长远的帝国政策：驱逐蛮夷，在邻国征服一个缓冲地区，使蛮夷永世不得再次入侵。他由于过早地坚持这个目标，他是要求其臣属们去做不可能的事情。率先向他建议这个目标的尚武的长州藩武士由于他坚持要立即行动而出丑了。该藩的领袖们在一个名叫岩仓具视的贵族同情者的默许下将其杀害了。其十五岁的儿子被接受为他的继承者。
河本大作（1893-1954）：陆军军官中的“十一亲信”之一。1928年，他炸掉了载着华北军阀张作霖的一列火车，于是发动了日本对满洲地区的侵略，由“满洲事变”达到顶点。在负责暗杀张之后，他作为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董事会的成员，过上了一份舒适的生活。他于1954年在其神户郊区的别墅中死于自然原因。
近卫文麿，公爵（1891-1945）：最高级别的藤原公爵，“大哥哥”们当中最年轻者。作为首相，从1937年至1939年，他承担了对华战争的责任；又是作为首相，在1940年至1941年，他默认了天皇的“南进”计划，组织“大政翼赞会”，为极权主义政府铺路。1941年10月让位给“东条英机”后，近卫公爵在战争期间担任“和平派”的名义领袖。战后，在他作为主要战犯被捕的前夕，他服毒了。其在普林斯顿接受教育的儿子文隆，或称“布奇”，因在满洲针对俄国人的战争罪行，被莫斯科法庭判服二十五年苦役；他1956年死于西伯利亚的伊万诺娃俘虏营。近卫公爵的兄弟近卫秀麿指挥东京交响乐团。
邦家，亲王（1802-1875）：第十九位伏见宫，光格天皇养子，本人所出十六个儿子的父亲。他是整个现代天皇家族的祖先，只有裕仁及其三个弟弟的家族除外。
邦彦，久迩宫二世（1873-1929）：朝彦之子，邦家之孙，良子皇后之父。他是空军和细菌战的早期鼓吹者。其门徒之一是“山本五十六”。
来栖三郎（1888-1954）：谈判“三国条约”的职业外交官，1941年11月派往华盛顿的特使，奉命指导“野村吉三郎”大使跟美国国务院谈判。
关东军（關東軍）：日本皇军之一部，驻在满洲的日本租借地。它被用于保护日本在大陆的利益，赢得了在陆军中拥有最坚强部队的名声。日本入侵满洲的成功，始于“满洲事件”，大部分是效率的结果。“天皇小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在其生涯中的某些时段，都在关东军担任过参谋，并由此而出名，尤其在西方，因“关东军帮”这一误导性的委婉说法而闻名。
关东租借地：“满洲”辽东半岛南部的地区，包括大连港和旅顺口。它在1895 年第一次中日战争后为日本获得，接着在国际压力下放弃；中国接着将该地区租给俄国。在俄日战争后，它被日本占领，日本又于1915年从中国得到对它的九十九年租借期。它成为“关东军”的基地，“南满铁路”网络的终点，以及日本在大陆势力的军火库。
李顿委员会：国联调查委员会，以英国的李顿勋爵为首，奉派调查日本侵略“满洲”的情况。该委员会的结论，在《李顿报告》中提出，称日本的行为并非“自卫”，由此而产生的“满洲国”并非当地任何独立运动的结果。该报告建议给予满洲以中国主权之下的自主管理。《李顿报告》为国联不顾日本反对而于1933年2月采纳，而随后是日本退出国联。
町尻量基（1889-约1950)：广结达官显贵的陆军军官，壬生基修伯爵之子，其父是“孝明天皇”宫廷著名的忠心贵族。他是町尻量弘子爵的养子，其养父是裕仁宫廷的典礼官，娶了东久迩宫姐姐的壬生基义伯爵之弟。町尻娶了良子皇后的大表妹由纪子，即“贺阳恒宪”亲王的姐姐。1919年，町尻陪伴“东久迩”宫去欧洲，在那里他协助网罗“三羽鸟”，成立了“天皇小集团”。回到日本后，他于1926年指挥皇家卫队的炮兵，于1930年成为裕仁的侍从武官和联络军官。他在“二月兵变”后短暂离开天皇身边，以便在陆军省内执行对持不同政见下级军官的清洗。他于1937年10月又离开天皇身边，在南京暴行之前的人事操纵期间，在陆军省中掌管很有势力的军务局。接下来执行其他敏感的任务，有些是在东京的陆军机关，另一些是在驻中国部队的指挥或参谋岗位。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七个月里，町尻经营陆军的化学武器部，该部管理毒气和火药。在二次大战期间，从1942年至1944年，他指挥法属印度支那的日本驻军。他于1945年5月从军事生涯退休，死于几年之后。
牧野伸显，伯爵（1862-1949）：萨摩藩贵族之一员，是皇太子裕仁在1921年旅欧期间的主要陪同人员；他从1925年直到1935年底担任内大臣，是天皇的主要顾问，密切牵涉到从陆军和政府统治集团中清除“北进派”拥护者的阴谋。
“满洲国”：日本为建立于1932年2月并最终包含满洲三省与热河省的虚假独立国家而起的名称。
满洲：中国东北的地区，包括日本“关东租借地”坐落于其上的辽东半岛。在17世纪，它曾是中国的满洲征服者的家乡。在1931年9月的“满洲事变”以后，关东军一片一片地将其占领，使之成为日本的一个奴隶国家，改名为“满洲国”。
“满洲事变”（滿洲事件）：日本对于由“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夜晚夺取满洲首府奉天的说法；这次攻击的借口是铁路上的一次爆炸。实际上日本政府通过委派各种陆军军官，尤其是“石原莞尔”，一直策划征服满洲达两年多之久。
“三月阴谋”（三月事件）：计划设计于1931年最初的几个月，设计者为天皇的亲密拥护者，主要是“牧野伸显”内大臣，其门徒“大川周明”博士，以及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南进派”军官们，以连累政治上温和的宇垣一成大将，他是陆军大臣和“政友会”的潜在领袖。阴谋策划者们将宇垣卷入一个夺占国会的奇怪计划中，宣称他本人是军事独裁者；该计划从来没有打算实施，但他足以暗示宇垣对天皇不忠。他被撤销陆军大臣的职务，被派到政治上无害的朝鲜总督职位上。对宇垣身边陆军温和派的恐吓，为激进分子们推行征服满洲的计划打开了道路。
松冈洋右（1880-1946）：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外交官，外务大臣，跟德国和俄国都谈判了互不侵犯条约，其有关对美国政策和意图的优柔寡断导致他于1941年7月被撤换。
“五一五事件”：日本人对导致犬养首相1932年5月15日遭到暗杀的威胁性政变的叫法。这次刺杀，由“天皇小集团”和“十一俱乐部”推进，因为犬养反对大量增加军事预算。它是所谓“三大阴谋”的最后行动；实际上它结束了日本的政党政府。
真崎甚三郎（1876-1956)：陆军军官，大正天皇的门徒，“荒木贞夫”和“本庄繁”的士官学校同班同学。他以忠诚和憨直而著称，在皇太子身在欧洲的那几个微妙的月份里，他于1921年7月被委派负责近卫师团第一联队。他后来成为“天皇小集团”中“皇道派”的首领。1931年，他和其追随者们支持彬彬有礼的“北进派”领导人荒木贞夫出任陆军大臣。在1932年和1935年之间，真崎首先担任参谋次长，然后担任军事教育总监，跟“东久迩”宫不和，反复批评宫廷的决策。1935年夏，参谋总长“闲院”宫公开要求他辞去教育总监之职。其结果，“天皇小集团”内部分裂加深，最终不得不在“二月兵变”的血腥对峙中来处理。兵变后，真崎被秘密警察审讯了数月，他拒不认罪，绝食表示抗议，终于被宣判无罪。他退出公共生活，将其最后二十年时间中的大部分，用于在其九州岛的祖业附近游**。
明治，天皇（1852-1912）：孝明天皇之子，他完成了推翻德川幕府的事业，实施了皇室直接统治的复辟。在其治下，神道教被树立为国教，工业化和外贸被委托给财阀，而皇家陆军与海军的组建则由1904至1905年俄日战争的胜利而达到高峰。明治由其子嘉仁即“大正天皇”继位。
三笠，亲王（1915-）：裕仁之弟，陆军军官，“辻政信”的后台。于1934年为士官学校录取后，他专攻坦克，于1936年毕业。在整个二次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附属于骑兵的战术联络司令部。1944年，作为“和平派”的准成员，他接受了军事教育局的一个职位，跟其他下级军官们一起工作，那些人曾是他的同学。1945年8月，在投降当晚，他的一批部下发动流产的宫廷政变。在占领期间，他回到学校，成为一名专攻巴比伦、埃及和日本古墓葬的“人类学家”。他以皇族中的非国教徒而闻名，喜欢穿运动衫，惯于开明地讨论共和观点和无产阶级观点。
士官学校阴谋（士官學校事件）：在东京举行一次武装暴动意在唤醒天皇“革新国家”的计划，于1934年11月由一批士官学校的学员所设计，有前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北进派”在陆军参谋中的党羽们做后台。“南进派”在士官学校里的间谍们，尤其是辻政信，向陆军省告发了这个阴谋，而其学员领袖们被捕。不过，阴谋者们的计划将会成为1936年“二月兵变”的基础。
霞浦航空发展站：海军航空兵训练站，在“山本五十六”指挥下建立，位于霞浦，在东京东北方三十英里处。其功能是培训海军飞行员的鱼雷轰炸技术，以备航母作战。一批霞浦飞行员在“五一五事件”中刺杀了犬养首相。
永田铁山（1883-1935）：于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天皇小集团”领导权并开始以“三羽鸟”中第一羽而著称的陆军军官。在1932年作为一名陆军少将，他领导陆军参谋本部的情报部，接着于1934年担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35 年，因为他反对对华作战计划，因为他参预“三月阴谋”，被北进派将领们揭露出来，使天皇更加尴尬，所以遭到暗杀。
梨本守正，亲王（1874-1951）：朝彦第四子，裕仁两名叔父朝香宫和东久迩宫的隔山之兄。他于1896 年从士官学校毕业；于1903年至1904年和1906至1909年隐姓埋名，化名永井，在欧洲游学；1910年升为大佐，1923年升为将军，1932年升为陆军元帅。1936年“二月兵变”期间，在皇室委员会发生分裂时，他以无可置疑的忠心迎合裕仁。1937年5月，他在满洲造访东条时，从留在“关东军”内的持不同政见的“北进”派分子那里得到了在计划好的对华战争中进行合作的保证。他于1937年10月得到报偿，被任命了有偿性的闲职，即国家神宫的监管大人和伊势神宫天照大神的主祭。他在宗教领域里一人独大，在陆军中仅次于“闲院”宫，继续作为裕仁最亲密的家族顾问之一，直到1945年10月为止。接着他被捕了，在谈判改变日本的基本法律和体制期间，作为麦克阿瑟的人质，被关了六个月。
国本社（國本社）：企业家和劳工领导人的右翼国家主义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有时对帝国决策进行煞车。其社长，平沼骐一郎男爵，是1939年“诺门坎事件”期间的首相，从1936年3月至1939年1月和从1945年4月至8月的枢密院议长。
国家大原理派（國大原理派）：持不同政见的陆军夏季军官们的一个组织，他们关心陆军在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南进派”与“北进派”之间的冲突。其组织者们同情涉身于1934年11月“士官学校阴谋”的军官们，将会成为1936年“二月兵变”的领导人。
爱乡塾（愛鄉塾）：贤明农夫们的公社，托尔斯泰主义的追随者，他们维持着一个位于大洗与水户之间地区的合作社。近卫公爵和“东久迩”宫于1930年为该社安排了一次捐款。
诺门坎事件：一次大的边界冲突，于1939年发生在满洲，对手为苏联。尽管当时加以隐瞒，但它牵涉数万人的部队，使日军付出了几千人的代价。挑起事端的日军遭到惨败。其结果，日本的“北进派”名声扫地。
野村吉三郎（1877-1964）：退休的海军大将，1941年的驻美国大使，他在袭击珍珠港以前跟国务院进行了日本的最后谈判。
十月阴谋（十月事件）：由天皇“大哥哥”们及其在陆军中的支持者们于1931年10月推行的计划，以在国联造成一种印象，即日本政府处于军国主义者政变的危险中。某些年轻的陆军军官受到怂恿，应募于一个虚构的阴谋，该阴谋是由桥本欣五郎中佐和长勇情报少佐设计，扬言要暗杀首相及其内阁成员。阴谋者们被及时揭露（但只是遭到软禁），而政府则能宣布其幸免于难。
大谷光瑞（1876-1948）：裕仁天皇的姨父，“南进派”的一名早期拥护者，东印度群岛和马来亚的佛教传教士。他跟柔佛苏丹的友情有助于在1942年2月得以迅速占领新加坡。
大川周明（1886-1957）：“南进派”的宣传家和理论家，“文职间谍组织”的顶级特工之一。他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哲学博士，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梵文、阿拉伯文和其他几种语言。从1911 年至1918年他为陆军参谋本部担任驻中国的情报特工。20世纪20年代，他担任“大学寮”的学监。他是“牧野伸显”伯爵的门徒，参与了“三月阴谋”、“十月阴谋”、“血盟团”和“五一五事件”。1946年作为东京战犯审判中的一名被告，他因装疯而逃脱审判。
大岛浩（1886-）：从1934年至1945年跟希特勒谈判的首席代表；从1938年至1939年，又从1940年至1945年，正式担任驻德国大使。
温明殿（賢所)：皇宮场院中的三大神道教神社，裕仁天皇在那里祭拜其祖先，向天皇皇权的三件圣宝即太阳镜、农业项链与战争之剑的复制品行礼。这三件宝物的残余部分保藏于地方上的神社里。那把剑，供奉于名古屋市的一块圣地上，于1945年毁于美国的炸弹。
“帕奈”号事件：由桥本欣五郎大佐指挥的日本炮兵，在夺取南京的作战期间，于1937年12月12日在长江中击沉美国炮船“帕奈”号。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大使约瑟夫·E·格鲁提出强烈抗议，接下来的国际危机可能妨碍日本进行其计划中对香港的攻击。（“十月阴谋”中的桥本大佐，“近卫文麿”首相的一名门徒，后来成为大政翼赞会的执行董事。）
和平派：参谋本部军官、外交官和政客的一个团体，于1944年和1945年制定了应对战败不测的详细计划。该团体由海军军令部的高木惣吉海军大佐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松谷诚大佐于1939年组建，战争期间在“近卫文麿”公爵的名义领导下，在“吉田茂”的积极领导下，在 “木户幸一”的全面监督下，逐步扩张。“三笠”宫和“高松”宫在宫中每周的皇室观看新闻影片的聚会上定期跟裕仁讨论其活动。到了战争结束时，和平派的组织包括来自日本生活各界的领袖们，其规划囊括从投降时的抗议示威到准备飞机空运和谈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