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及其帝国大本营的僚属预计陆军在新几内亚的猛烈穿插将是以后几个月战争活动的焦点。然而，在新几内亚登陆后的那一天，即1942年7月22日，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从新西兰的惠灵顿出发，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战区，这是东京陆海军的参谋本部完全未能算计到的。这支海军陆战队在新西兰北部的新赫布里底群岛举行了一次彩排，接着在8月7日，在更北面名义上由日本人占领的所罗门群岛的一座岛上登陆了一万一千多人。他们选择的目标是岛链中从南边数起的第二岛，一个他们将使之闻名于世的岛屿，一片跟特拉华州一般大小的由珊瑚、雨林和死火山构成的丘地，即瓜达卡纳尔岛。
瓜达卡那尔岛由二千五百名日本人控制，其中四百人是军人，余者为劳工与工程人员。他们的工作是在那里修建一个前沿简易机场。他们没有试图抗击美国人的登陆，但给北面六百五十英里外的拉包尔日军据点发送了一份哀伤的电报，问道：“这会是什么船？”当那些军舰开始倾吐其内容时，他们急忙放弃其修了一半的简易机场，退入岛内的丛林。
日本人不大作战令一些海军陆战队员失望，但大多数人发现，他们不必跟敌人交火拼杀，就已经够忙的了。单单是丛林就阻止了第一波官兵抵达他们在登岸第一晚应该占领的阵地。在他们身后，海滩上高高堆着未经分类也未搬动的给养，而这是后勤的噩梦。远处，在拍岸的浪花里，登陆艇在四处乱窜，彼此争抢海滩上的长条空地，在那里卸下更多的货物，然后尽快地离开。
裕仁和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海军大将都迅速得到了有关美军登陆的通知，在不到四小时内，便有四十五架位于拉包尔之外的日本飞机奉命从一次袭击中转向新几内亚，去攻击刚建立的美国滩头阵地。几个月前被留在日占布干维尔岛的一名澳大利亚海岸观察哨看见贝蒂式和零式飞机从头上飞过，在其丛林发报机上就它们的到来发出了四十五分钟的警报。结果，当日本飞机飞来时，从“萨拉托加”号、“黄蜂”号与“企业”号航母起飞的几百名美国飞行员,已在美国滩头阵地上空严阵以待。他们避开十八架零式战机，向二十七架贝蒂战机俯冲，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以致日本的投弹手只取得一弹直接命中“玛格福特”号驱逐舰的成绩。
幸存下来的贝蒂战机不到一半，开始返航。零式战机留下来寻机报复。格鲁曼野猫战机的飞行员只好激战一番，但他们小心翼翼。他们凑到一起，以六架为一组，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数量上的优势。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损失了几架飞机，而只击落一架零式战机。不过，他们夺取了对霞浦飞行大师的士气影响更大的一种东西，即夺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空军王牌飞行员之一坂井三郎的右眼。
坂井自1937年以来一直在空中激战，其成绩单上有六十架飞机，有可能还要加上二十架或更多。他从后面蹿向一组八架飞机的腹部，以为它们是野猫式战机。当他接近这个机群时，他意识到这些飞机比野猫更大，是几架新式的复仇者级别的鱼雷轰炸机，但为时已晚。从后面看去，它们颇似野猫战机，它们假装害怕，收拢编队，以此引诱他。他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后，让引擎过度加速，企图以猛烈的火力跳过这个机群。他击中了其中两架，被其所有的十六挺尾部机枪打成了筛子。一阵爆炸粉碎了他的挡风玻璃，击中了他的头部。
过了一会儿，坂井在灌进穿孔座舱的完全清新的滑流中苏醒过来。当时他虽然不知，但其右眼已毁，其左眼被头伤的干血遮住了。他把唾沫吐在围巾上，擦掉干血，朝右上方飞了一阵，接着反复地上下翻飞，在突兀地转向或冲到水上时一次又一次恢复意识，总算是沿着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飞回了拉包尔。在空****的洋面和偶尔可见的绿色小岛上空，他在短时清醒中对罗盘进行的研究和回忆给了他奇迹般的帮助。他靠着留在其左眼中的一点点视力，在其飞行队中其他掉队飞机已经飞回两个小时以后，他在当晚将飞机着陆了，当时机上的汽油已经烧光。东京最好的眼科医生使他保持了左眼视力，所以他当了飞行教官和试飞飞行员，甚至将在1944年重返战斗，在硫黄岛上空驾驶一架零式战机对抗下一代的美国飞机。他将又一次幸存下来，并将以击落中国、英国、荷兰和美国六十四架战机的成绩脱离战争，这份记录是太平洋战争中其他活着的王牌飞行员都未能超越的。1
1另两名已经死亡的日本人取得了更高的战绩：西泽广吉，一百零四架；杉田璋一，八十架。然而在欧洲，坂井的记录被两名芬兰王牌飞行员和二十多名德国飞行员盖过了，他们在“乌克兰黑魔”埃里希·哈特曼领导下，击落了不下三百五十二架同盟国飞机。同盟国的顶级王牌飞行员，不包括苏联人在内，是美国空军的理查德·邦，他击落了四十架飞机，都是在太平洋战区取得的战绩。
萨沃岛的炮火齐射
在坂井飞回拉包尔的那段时间里，裕仁正在考虑美国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的威胁。当时他正在位于东京以北约七十五英里处的德川家族宏伟的陵城日光度假。作为一名地理专家，他无须别人指点，就知道瓜达卡纳尔岛位于日本前沿空军基地拉包尔以南六百五十英里处，位于新赫布里底群岛埃法特岛上的美国前沿空军基地以北七百八十多英里处。他不清楚究竟有多少美军上了岸，但显然美军打算待下来，因为据报，他们已把给养运上海滩，并已架起了防空炮。如果听任他们去做，他们会修完裕仁自己的工兵开了头的简易机场，从这个不沉的平台上，他们将能夺得南所罗门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反制美国的威胁有两个办法，一是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部队，力图把美国人赶出去，一是在南所罗门的其他岛屿如圣克里斯托瓦尔岛或马莱塔岛仓猝而秘密地修建一个敌对的机场，以图压制美国的新基地。由于日本到拉包尔的航空路线短于美国到新西兰和新赫布里底群岛的供给路线，所以哪怕是南所罗门群岛上的一个日本简易机场，都会强过美国正在修建的正式机场。
尽管如此，裕仁在其军事侍从官的劝告下，决定对瓜达卡纳尔岛发起一次反入侵。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决定，因为那些将不得不为这次进攻提供部队的陆军最高级将领，可能会认为瓜达卡纳尔岛是海军的问题，而拒绝承认其战略意义。持不同政见的北进派的聪明司令官们，曾被授予保卫满洲防止苏联攻击的责任，只是最近才收回了他们于1941年借给南进派的精锐部队。他们极尽其官场权谋之能事，不愿把部队再借出去。山下将军已怒气冲冲地回到他们中间，其入侵澳大利亚的计划已被否决。在他从新加坡返回奉天途中，东京没有为他举行凯旋阅兵式。实际上，当局根本就没有批准他在日本着陆，甚至没有批准他去见其家人。
由于山下将军及其关东军党羽郁闷的态度，杉山参谋总长打算只使用帝国东部可以调动的部队去驱赶美国入侵者。他向裕仁保证，这些兵力将是绰绰有余的。以前隶属第十七师团的第二十八联队，现在处于凭自身能力组建为一个师团的过程中。该师团原是准备参与已经流产的对中途岛的入侵，所以开到了关岛，目前正在关岛待命。第十八师团的第三十五旅团，能够从菲律宾和菲律宾群岛东部帕劳伊岛的占领军中抽调出来，派遣到该处作战。若有必要，第二师团和第三十八师团大部，也可以从东印度群岛的守备任务中抽调出来。总计有六万名训练有素的军人可以扑向美国人，而根本没有从山下将军势力范围内的大陆兵力中抽调一兵一卒。问题将是如何提供运输和海军护航，来调运对瓜达卡纳尔岛实施反入侵所需的部队。
拉包尔的司令官三川军一海军中将立即开始测试运输问题的困难程度。就在美国人登陆的当晚，裕仁刚刚做出反攻的决定，三川就命令拉包尔所有能够抽调出来的水手与士兵登上六艘小型运输船，送他们启行前往瓜达卡纳尔岛。第二天即8月8日下午，美国潜艇“S-38”号拦截了这支小型船队，用两枚准确瞄准的鱼雷击沉了其最大的一艘运输船。三百多名军人淹死了，三川只得将其余五艘运输船召回拉包尔。
当晚，瓜达卡纳尔岛北岸海面上的两个小岛即图拉吉岛和加武图岛上的大约五百名日军，在战斗中损失了其最后的残余。他们让二百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跟其同归于尽了。在这场小型而猛烈的战斗中，双方残酷厮杀，给裕仁的决定打上了鲜血与骄傲的印记。谁会拥有瓜达卡纳尔岛上两千平方英里丛林的权利，将由双方在接下来的五个半月里进行激烈的争夺。
几个小时后，在8月9日午前1点钟，三川将军本人率领五艘重型巡洋舰、两艘轻型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抵达瓜达卡纳尔附近的洋面上。他的乘组官兵处于完美的战前健康状态，未因补充兵员而削弱，也未被已经突然降临到日本航母水兵和飞行员头上的人员损耗过程所吓倒。三川的官兵曾长期专门从事夜战，多年来都是为了这个时刻而接受训练，为了参加日本与美国水面舰队之间进行的这第一场炮战。
三川奇袭了一支装备了雷达的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势均力敌的美国舰队，将其击沉了。在这场萨沃岛之战中，同盟国的四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沉到了海底。另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受伤瘫痪，必须将之送回干船坞。大约一千六百名同盟国水兵，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在这次战斗中丧生，这次作战的确切伤亡人数，美国海军部至今仍然没有正式列表造册。三川将军没有损失军舰，只有五十八名官兵阵亡，五十三人受伤。他后来将其胜利归因于美国指挥官的疏忽大意，美国炮手的拙劣射击术，以及日本氧气动力鱼雷的优越性。
尽管获得了胜利，或者应该说正因为获得了胜利，三川将军返回拉包尔时，只让几百名士兵登陆，去增援隐藏在瓜达卡纳尔丛林中的那一小撮日本人。
裕仁缩短了他在日光的假期，于8月12日返回东京。
于是，对作战双方而言都是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致命的一套求生的日常程序开始了。每天下午将近黄昏时，当美国飞机已经开始飞回其瓜达卡纳尔岛上的简易机场时，一支通常是由驱逐舰组成的日本水面舰队，便会从以拉包尔为基地的日本空中优势地区向南行驶。日本袭击者以接近三十节的速度，朝着新乔治亚岛与圣伊萨贝尔岛之间的航道“狭缝”航行，将于午夜后不久抵达瓜达卡纳尔岛附近的海面。他们在那里花一个小时轰击现已命名为亨德森机场的美国简易机场，同时在该岛日本人那一端的埃斯佩兰斯角登陆援兵。大约在午前1点半钟，它们将掉头返航，赶在被黎明时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飞机撵上来之前，及时地赶到从拉包尔起飞的日本清晨巡逻机队的羽翼之下。
到了白天，局面便会逆转。亨德森机场上的弹坑将被填平；受伤的美国飞机将被从矮树丛中拖出来，经过修补，以惊人的神速又被驾上天空。在日落以前，美国的这个陆地空军基地将对方圆一百多英里的洋面重新行使无懈可击的控制权。日本的舰艇将会避开这个海域，而在瓜达卡纳尔岛他们那一端行进的日本军人，将会小心翼翼地绕开林中空地。
美国的战略家一再企图打破日本对夜晚的控制。从理论上讲，美国的舰长们拥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尚未装备在日本军舰上的雷达，使得美国军舰能够“夜视”，并在接近的日本舰艇上的乘组人员各就各位之前，就对那些舰艇进行瞄准。然而，警惕的日本水兵睡在他们的大炮旁边，在遭到炮击时会迅速地回应。而美国的大炮当时还没有装备无闪光的炸药，日本的炮手和鱼雷手只要在夜里看到火光一闪，便发现了一个目标，总是能够发挥其娴熟的射击术。其结果，日本驱逐舰的夜间“东京快车”一再冲出美国人布下的圈套，实事求是地声称他们伏击了伏击他们的美军。
至于日本的战略家，则一直试图打破美国对白昼时光的控制。一次又一次，大批零式和贝蒂战机在几个小时内夺得了瓜达卡纳尔岛上空的制空权，狙击美国的航空设施，并在遭到惨重损失后返航，却没有取得任何持久的战果。第二天早晨，总是又有飞机从从亨德森机场起飞，抗击下一次的日本空袭。
日本没有几千架飞机可以一波波地从拉包尔起飞，而这是对瓜达卡纳尔岛保持不间断的白昼空中优势所需要的。因此，美国的飞行员总是有时间在日本人空袭的间隙中着陆并加油。此外，由于他们是在家门口作战，他们在其飞机严格说来被击落之后，往往能够跳伞逃生并幸存下来。一两天后，他们将开着一架新飞机或是开着一架由亨德森机场不可思议的机械师用一打飞机残骸拼凑起来的飞机重返战斗。随着日子推移，美国的这些有利条件对日益减少的霞浦飞行员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新的日本飞行员每天从速成飞行训练班来到拉包尔，表现得越来越不胜任工作。强大的零式战机飞行过于频繁而没有经过适当的检修，表现得越来越不可靠。到了8月底，日本飞行员只是执行单程的飞行任务，他们将这些最高的爱国行动节省下来，用在他们的行动能够具有价值的场合，以扩大下一晚“东京快车行动”的目标。
东条的第三顶帽子
正在恶化的瓜达卡纳尔岛局势使裕仁心神不宁，并使内阁突然发生了危机。东乡外相坚持把南进的战利品视为暂时的收获，认为南进的胜利只是为了达到跟美国做一笔更好交易的目的。裕仁承认，假如这场战争出了差池，日本已经夺占的土地可能必须归还，但他拒绝将其看成仅仅是赌博的筹码而已。他已经将之从西方殖民主义手中解放出来。他已将那些土地的力量添加到帝国身上。至少至少，它们代表着会使蛮夷付出巨大代价并使之多年离乡背井的距离和战场。
有了这些征服的土地作为缓冲区，裕仁认为他有望于进行一场长期而缓慢的战争。在中途岛之战后，他已下令，在1944年底，要准备大规模生产日本的下一代飞机和其他武器。他已经鼓励陆军的指挥官在新加坡和马尼拉为日本阵亡者建造纪念碑，开办学校给当地人教授日语，挑选当地的领导人当傀儡政府的头，在菲律宾选了何塞·劳雷尔，在印度尼西亚选了苏加诺，在缅甸选了巴莫和吴努。
东乡外相拒绝把东亚的共荣圈和新秩序当真。他指派低级的外务省办事员处理跟各个卖国贼政府的关系。他把所有熟练的外交官留在处理和平问题的工作岗位上：处理跟可能的赢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关系，对付可能的调停者即中立国家。
在无处不在的退休中将即现任内阁战时立法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强烈要求下，裕仁已决定创建一个大东亚省，这将解除东乡对于共荣圈内部外交的责任。东乡起初同意建立这个新省，作为帝国的一件华丽的服饰，但转念一想，他意识到他在跟西方进行和谈时会受到妨碍，除非他能头头是道地代表前西方亚洲殖民地中的本地政治领袖发言。
特别是，东乡看出，他必须保留跟蒋介石谈判的权利。如果亚洲的全部外交都归于拟议中的那个新省的权力之下，那么跟蒋介石联系的唯一渠道只能通过汪精卫的傀儡中国政府。汪会把水搅浑，会阻碍日本跟中国采纳那种实事求是的解决办法，而东乡将这种办法视为跟西方讲和的必要前提。中国挨了打。日本正处于挨打的过程中。亚洲必须自救于劫后余烬之中。裕仁已经原则上同意，全部日军应从中国撤出。有了这个保证，东乡对于跟中国订立一份相互保全面子的条约抱有高度的希望。没有这样一份条约，东乡就看不到跟美国做成交易的前景。如果他不能按自己的想法放手做事，如果他不能不受拟议中的大东亚省的限制，他担心自己将无法跟蒋介石进行有成效的谈判。
东乡在跟于1942年8月20日搭乘一艘外交人员交换船只回到横滨的野村、来栖和前日本驻华盛顿的其他成员交谈之后，感到自己的信念增强了。木户内大臣的女儿及其女婿都留重人，一名律师和谍报机关的成员，也曾在那些被遣返回国的人员当中。这些归国人员讲述了珍珠港事件给美国带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团结，讲述了美国工业的可怕的总动员。裕仁于8月21日给野村与来栖赐了午餐，于8月25日听取了遣返回国的横山一郎海军大佐的汇报，此人也是前驻华盛顿官员，曾经负责日本在美国的谍报工作。
也是在8月25日，东乡外务大臣来到皇宫，陈述了对于拟议中的大东亚省的反对意见，请求裕仁尽快地、尽量真诚地寻求跟蒋介石谈判。裕仁默默地听着，跟来自华盛顿的遣返人员谈些不相干的事情，拐弯抹角地提醒东乡：外务省在去年12月未能及时地宣战。刺儿头的东乡感到受了训斥，于是离开皇宫，显得比往常更加生硬地遵循礼节。
一周后的9月1日，设立大东亚省一事正式提交内阁投票表决。东乡外务大臣不肯投出一致的票，他坚持说，如果建立这个新省，他将不得不辞职。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向皇宫报告说，如果不能说服东乡，他也不得不辞职。裕仁垂询，为什么不能用另一名外务大臣将东乡取代了事呢？东乡告诉他，没有一名胜任的外交官愿意立刻穿上东乡脱下的鞋子，把自己当成东乡这个正直人士的对手。裕仁建议说，既然如此，东乡首相可以在担任陆军大臣和首相的同时，再兼一份外务大臣的差事。
东条没有同意。他已在政府里担起了代表文武两派的责任。如果他还要承担在政府里代表战争派与和平派的责任，那么其政治立场就会宽泛得站不住脚了。
裕仁为东条将军的谦逊而“吃惊”，于是召见岛田海军大臣，要他设法迅速找到打破僵局的出路。岛田从皇座殿出去后，直接去跟东条首相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密谈。9月1日午后5点，当这场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时候，岛田打电话给木户内大臣，请他向天皇进一步地、更加彻底地澄清东条的立场。二十五分钟后，当裕仁已经承诺谅解东条顾虑中的所有微妙之点时，东条心软了，同意炒掉东乡，答应由他自己戴上首相、陆军大臣和外务大臣的所有三顶帽子。
两周后，当执拗的东乡已经下台而外交热情已被平息时，“十一俱乐部”的两名次要成员谷正二和青木一男在重新复苏的东条内阁中分别担任了外务大臣和大东亚大臣的职务。在此过渡期间的9月7日，那个长着马脸的律师平沼男爵，日本最体面的保守分子的领袖，在有关“重庆行动”的单独召对中见到了天皇。第二天即9月8日，根据裕仁的旨意，一名特使被派往中国，去跟蒋介石重开谈判。那些谈判在这场战争余下的时间里将会在同样高级、秘密而正式的层面上断断续续地继续下去。谈判将毫无收获，只是交换想法，直到日本最终承认战败为止。不过，这种谈判当时有一个作用，就是使日本陆军实际上将华东移交给了蒋介石的军队，而不是移交给毛泽东的军队。
供给拉锯战
在华盛顿，瓜达卡纳尔代价高昂而又无法解决的局势，也引起了许多政治上的苦恼。美国政府正式投入了对大不列颠反德战争的全面支持，而极少注意日本对澳大利亚的威胁。不过，罗斯福总统已任命欧内斯特·J·金海军上将为两支美国舰队的总指挥，而金是以注重太平洋远胜大西洋而著称。在上任后，他便自作主张地将几名重要的美国官员一个接一个地投入瓜达卡纳尔岛的赌博。现在，在罗斯福总统支持下，他一直在反复地寻找能够从“欧洲圣战”中减省下来的新的飞机与军舰，去填塞在日本对瓜达卡纳尔岛的顽固防守中被炸开的裂口。
为了争夺瓜达卡纳尔岛上传播疾病的沼泽地和阴森空**的森林，进行了不下于七次大型的舰队作战，打退了不少于四次大规模的日军陆地进攻。只是在经过这些战斗之后，美国人才能够将瓜达卡纳尔岛上的这个小小滩头阵地称为自己的，并继续去占领和调查该岛其余的二千四百平方英里土地。
萨沃岛的交战是美国海军几次灾难中的第一次，接下来便是自从中途岛挫败后一直在关岛待命的日军第二十八加强联队于8月16日在瓜达卡纳尔登陆。该联队由一木清尚（其姓Ikki通常被错误地写作Ichiki）大佐指挥，此人是裕仁1933年前的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的亲属。一木大佐率部攻打美军阵地，其攻势是这场战争中最初的一批大规模高喊“万岁”的攻击战之一。深沟坚垒的海军陆战队员站在其机枪旁边，以可怕的杀伤力击退进攻，击毙八百多名日本人，而海军陆战队员仅损失五十人。
紧接着发生的另一次海战，是为了争夺在瓜达卡纳尔岛上登陆更多援兵的权利。此战作为“东所罗门群岛之战”而为人们所纪念。这是一次空战，于8月24 日和25日进行，交战双方为日本和美国的舰载飞机飞行员。此战以美国在数字上的胜利而告终。日本失去了一万吨的“龙骧”号轻型航母和“睦月”号驱逐舰，而美国的“企业”号航母在被三枚炸弹直接命中并损失大批生命之后被迫撤退。
尽管美国打赢了，但日本人得以将其从菲律宾和帕劳调来的第十八师团第三十五旅团大部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这就给一木第二十八联队八九千人的残余部队增添了一万人或更多的兵力。新来的部队由百武清吉少将2指挥，此人是裕仁侍从长百武三郎海军大将之弟。
2又名百武春义和百武春吉。他本人使用了“清吉”这个既定人名的汉字化形态，提供给战前的名人录。其父母更喜欢“春义”这个日本式的读法。在以前的英文记述中又作“春吉”，这是由盟军最高司令部一名翻译杜撰的一种混合读法。
当百武所部穿过丛林向其阵地推进时，日本的海军力图亡羊补牢地调整一下东所罗门群岛之战留下的那份资产负债表。8月28日，海军陆战队的俯冲轰炸机在日落时撵上了“东京快车”，打得“朝雾”号起火，致使这艘日本驱逐舰爆炸沉没。8月31日早餐时分，“I-26”号潜艇用鱼雷攻击美国航母“萨拉托加”号，迫使它在三个多月内撤出了战区。9月3日和5日，三艘老旧的正在执行运输任务的美国驱逐舰被击沉，“科尔豪恩”号是被炸弹炸沉，“利特尔”号和“格雷戈里”号是被“快车”的炮火击沉。
百武的新到部队于9月12日和13日夜间对海军陆战队的沟堑阵地发起了全面的拼刺刀冲锋。在这两夜的战斗中，留下了五十九名海军陆战队员和七百零八名日本人阵亡的记录。9月16日，裕仁亲自通知木户内大臣：日本的反击已经失败。
百武命令所部后撤，凭借穿越丛林的长途跋涉进行整编。他们缺乏粮食。他们缺乏药品。他们找不到可以掠夺的农庄。雨林的树皮和药草提供了苦涩的营养。到了他们已经执行完命令的时候，他们因疟疾和饥饿而致死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被子弹打死的人数。
9月14日，在百武所部撤退期间，“大哥哥”小松侯爵的狼群潜艇交了一连串的好运。它们重创了停泊在瓜达卡纳尔岛海面的美国战列舰“北卡罗来纳”号；致命地破坏了“奥布赖恩”号驱逐舰；当场击沉了“黄蜂”号航母。太平洋上只剩下两艘美国航母即“大黄蜂”号和“企业”号能够航海了。尽管美国吃了败仗，尽管东京在为此庆贺，但美国的弗莱彻海军上将于9月18 日把一支出人意料的舰队送到了瓜达卡纳尔岛，赶在拉包尔的日本飞行员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成功地登陆了美国的整个第七海军陆战师及其所有的给养。
瓜达卡纳尔岛上的美军第一次得到了充足的给养，有了口香糖、香烟、挖土设备和弹药。诚然，给养中的一些东西不是绝对必需的。例如白鞋油，马上在海军陆战队员以货易货的市场上供过于求了。另一方面，一些没用的物品却具有很大的士气建设潜力，而在第七海军陆战师登陆几天后，给岛上的每个大男人都随早餐一起配发了三个**。欢呼声雷动，几乎传到了拉包尔。官兵中的空想家谈起了护士和陆军女兵连将会抵达岛上的日子。现实主义者则写信回家，描述将会普遍派发的在沼泽地里给糖果保鲜的新式容器。9月23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准将对该岛东端的日军阵地发起了其首次认真的进攻。当六十七名海军陆战队员被从选址恰当而工事完备的日本机枪阵地发射的火力撂倒时，他迅速地放弃了进攻。
十天后，裕仁不顾东条首相的反对，公开赞成对跟杜立特尔一起轰炸东京的被俘美国飞行员中的三人处以死刑。于是他给日本公众造成一种印象，即他们处于一场必死的战争中。
10月11日至12日的夜间，美国舰队再次伏击“东京快车”，这次成功了。美国人付出了“邓肯”号驱逐舰被击沉的代价，而日本的舰长失去了“古鹰”号重型巡洋舰以及“吹雪”号、“丛云”号与“夏云”号三艘驱逐舰，这些军舰是被美军击沉的。美中稍有不足的是，日本军舰在沉没前已经把为百武所部提供的主要给养送到了岛上。日本的这个小小的成功在10月13日立即就被抵消了，美国陆军的第一六四团先头部队当天开始在岛上登陆。不过，那天晚上，两艘日本战列舰跟随通常的驱逐舰“东京快车”驶过“狭缝”，将大炮对准亨德森机场轰击了七十分钟。三十九架美国俯冲轰炸机中有三十四架，四十架野猫式战斗机中有十六架，被摧毁得无法修复。
日本人的海军牺牲之后，接下来是逐步增加的日本地面部队又发动了最大的一次攻击。除了一木所部和百武所部的残余以外，从东印度群岛开来的日本第二师团之大部现在正从四处潜越丛林。大约三万兵力的日本联合部队由新指挥官丸山政男中将指挥，他是裕仁两名叔父的前士官学校同班同学，是裕仁在欧洲的早期间谍网的后进（1923年）成员。丸山作为一名地道的职业军人，不像他跟前的一木和百武，只是天皇宫廷的裙带附属品，他保证会有肯定的结果。他集结部队发起三路进攻，这次行动将与日本舰队的一次大攻击协调进行。
由于通信联络的故障和丛林造成的延搁，日本人的这次大行动如同一串受潮的鞭炮在为期四天的时间里把自己消耗掉了。坦克攻击提早了一天，在10月23日发动，因为坦克指挥官未能听说行动要推延二十四小时。结果是九辆坦克和六百名步兵完蛋了。10月24日，丸山的主攻行动在海军陆战队的战壕前堆积了二千具尸体，却未能以刺刀尖攻克战壕。两夜之后，一个日本联队为丛林所阻，在一片最后的“万岁”嘶叫声中，从一片树林里冲出来。两千多名日本军人被击毙，夺走了不到二百名阵脚稳当的海军陆战队敌手的生命。用一名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的话来说，丸山的官兵成了“冲动、自大和战术僵化”的牺牲品。
在10月25日的地面行动中，美国和日本的航母舰队逼近到彼此的攻击距离之内，以图在圣克鲁斯群岛之战中为陆上的官兵提供空中掩护。日本特混舰队在“瑞凤”号与“翔鹤”号两艘航母及“筑摩”号重型巡洋舰遭到重创而“由良”号轻型巡洋舰被击沉后，便撤出了战斗。然而，美军已经永远失去了“波特”号驱逐舰和“大黄蜂”号航母的服务。太平洋上只剩下一艘航母即“企业”号还能作战，但这艘令人敬畏的“企业”号再次承受了很大的打击，包括四十四名乘组人员阵亡的损失。
饥饿与被困
裕仁于10月27日沮丧地对木户承认：“第二次进攻失败了，我们要再次攻击。”木户花了那一周的时间怂恿和平派完善其地下组织，并继续准备应对战败不测事件的封面故事。他于10月21日在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会见了近卫，从那以后已经安排了所有重要和平拥护者在11月初参加一次秘密会议，在会上他们能够听取有关和平政治问题和指派具体任务的报告。10月28日，在承认了“第二次进攻”的失败以后，裕仁亲自指令新任驻罗马大使日高信六郎，授权他向梵蒂冈保证：如果和平能够恢复的话，日军准备撤出中国，日本有关在东南亚获得特权国家地位的诉求将是最低限度的。
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也很紧张。作为一名航海爱好者和前助理海军部长，他为美国航空母舰从瓜达卡纳尔岛洋面上的消失感到惊恐，担心海军陆战队的英雄在1942年国会选举的前夕会被切断空中支援。当“大黄蜂”号航母在圣克鲁斯群岛之战中被击沉几分钟后，他给参谋长们写了一份简短的公文，要求“确保将各种可能的武器运入那个地区以守住瓜达卡纳尔岛”。
为了回应罗斯福的压力，海军陆战队于10月30日对瓜达卡纳尔岛的日本人那一端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在七十一名海军陆战队员阵亡后再次被击退。日本人遭受攻击的阵地由百武将军所部防守。丸山将军和一木将军都迷失于该岛的内地，在其经历一周前的惨败之后，仍在退却、挨饿和企图整编部队。
在海军陆战队进行选举前夕的攻击期间，百武将军发出急电，为其虚弱的部队求援。在11月份的第一周，来自东印度群岛的日军第三十八师团的两个大队，大约有五千人，适时地由“东京快车”送来登陆，添加到已在那里的饥兵之中。
11月8日，随着选举结束，美国南太平洋海军司令威廉·哈尔西海军中将亲自造访瓜达卡纳尔岛，以实地考察战局。他第一晚所受的款待，就是“东京快车”的炮击和“洗衣机查理”的投弹轰炸。后者是独一无二的日本杰出夜航飞行员，他定期地往亨德森机场上投掷照明弹和一枚二百五十磅的炸弹，为近海的驱逐舰指示目标。哈尔西在腐烂的沙袋后面呆了一夜之后，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为赢得这场战争开了一份著名的处方：“杀小日本。杀小日本。继续杀小日本。”
一周后，日本为哈尔西处方提供最必需的成分即炮灰而作的努力达到了其顶点，当时有十一艘日本运输舰载着第三十八师团剩下的一万七千人，在适当的海军护航下，从拉包尔起航。接着就有了瓜达卡纳尔海战，其间日本舰队再一次以高超的炮击技术和舰只管理，克服了美国雷达先知先觉的优势。这场战斗连续三晚重复进行。当它结束时，美国海军已损失七艘驱逐舰，外加三艘可抢救的弃舰；两艘巡洋舰被击沉，两艘巡洋舰受重创；一艘战列舰被重创。日本人在舰队中仅损失两艘战列舰和两艘驱逐舰，但随之失去了十一艘运输舰和第三十八师团援兵的十分之一。幸存的步兵掉落在埃斯佩兰斯角附近的海里，其中有些人游到岸上，加入了日本的瓜达卡纳尔远征军；大部分作为被救者乘坐日本的驱逐舰返回了拉包尔。
美国海军遭受了又一次丢脸的失败，但日本海军也未能达到将一个全副武装的日军师团送到瓜达卡纳尔岛登陆的目的。美国在“运河”已有两个师，每个师在火力上等于日本的一个师团，两个师加起来在兵力上等于一个日本师团。日本人在岛上仍有一个师团以上的有效兵力，但几乎没有足够的弹药、粮食和药品来使他们成为体格健全的部队。
海军最近的这次胜败相参的消息于11月16日清晨时分传到东京。东条首相当即取消了对马尼拉和南方各地的预定访问。裕仁命令其前体育导师“大哥哥”小松将军设法用其狼群潜艇提供给养，使瓜达卡纳尔岛上的官兵不致挨饿。木户内大臣迟至第二天即11月17日傍晚才获悉该战的消息，当时他正在听伟大的德国音乐大师费利克斯·瓦格纳举办的一场告别音乐会上的《诸神的黄昏》交响乐片段。两天后的19日，裕仁要求木户做好必要的安排，很快就去正式拜访京都的天皇祖陵，以便裕仁能够前往伊势半岛，在天照大神即太阳女神的神殿里祈祷。
小松将军的潜艇舰队采用以鱼雷管发射防水米桶的办法试验了几周。在进行试验的过程中，瓜达卡纳尔岛上的三万名日本人靠树根烧汤和存放太久已经发霉的鱼干包维持生命。到了11月底，占据日军战壕的前线部队中只有少数人还能行动自如。其余人步履蹒跚，因为脚气积水而脚踝肿胀。“东京快车”驱逐舰继续在夜间从埃斯佩兰斯角的海面投下桶装给养，但美国的鱼雷艇阻止这些投放在近岸进行，而在清晨，美国飞机的扫射，加上善变的潮水和涌流，使得许多桶装给养根本无法被海滩上饥饿的日本人打捞上来。
到了月底，日本人被迫在“东京快车”军舰的甲板上堆放粮食容器，甚至在一些驱逐舰的鱼雷管里填塞大米和豆酱。11月30日下半夜，哈尔西所部以六艘驱逐舰和四艘重型巡洋舰埋伏着，等待这些给养运送中的一次行动。海军少将田中赖三，或者按照“运河”上的海军陆战队的叫法，“东京快车的犟田中”，当晚仅率八艘驱逐舰前来，其中六艘已为运输任务做了改造，卸下了部分武器装备。田中未得到警报，驶入美国的埋伏圈，凭借其神炮手在最佳状态下以最好的运气连续射击，从另一侧逃走了。美军方面接下来的惨败从来未曾得到充分的解释，但美国的一些军舰确实既遭到日本人的射击，又遭到自己人相互之间的射击。田中在当晚没有投放给养，但其小舰队打光了所有的鱼雷并驶回了布甘维尔，只损失了一艘驱逐舰。他在后面留下了一片混乱。重型巡洋舰“诺思安普敦”号沉没了。重型巡洋舰“明尼阿波利斯”号中了两枚日本鱼雷。重型巡洋舰“新奥尔良”号仍然令人难以置信地浮在海面上，尽管失去了一百二十英尺的舰首和五分之一以上的舰身，居然还以五节的航速靠自身的动力摇摇晃晃地返航了。在重型巡洋舰“彭萨科拉”号的后轮机舱里，一场大火失控地燃烧了十二个小时。伏击者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美国的舰长们看得很明白，在他们能够依靠雷达之前，关于雷达的使用方法他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田中的辉煌胜利丝毫未能平复裕仁为瓜达卡纳尔岛上三万多名日军挨饿的担忧。他有些刻薄地命令“大哥哥”小松将军，即其疏忽在中途岛战败中起了巨大作用的那个人，要他不惜牺牲其精锐的潜艇部队来冲破美国的封锁。小松不顾其艇长们的抱怨，派出十一艘潜艇立即执行瓜达卡纳尔岛的任务，并把更多的潜艇调入干船坞，改装成水下运输艇。到了1月初，二十艘伊级潜艇已经准备好承载“货运管”。这是一些筏子，由两枚鱼雷驱动，由一个大方向舵和一名缠着腰布的水手驾驶。在这个奇妙的装置从潜望镜的深度发射后，它会起伏着浮上水面，行驶两英里半的路程，将两吨食品载到海滩上。到了1月底，这种水下雪橇及其勇敢的舵手正在给瓜达卡纳尔岛上三万名饥饿守军中的每个人送去每天十盎司的大米。然而在输送给养的行动中，小松将军损失了其潜艇群中的两艘老狼，即于12月9日损失了“I-3”，于1月29日损失了“I-1”。
战争的第一个生日
在瓜达卡纳尔滩头上，美军指挥官等待着饥饿与疟疾对日本官兵发挥作用。美军现在有了四个陆军师的部队和两个海军陆战师的部队。12月7日，即珍珠港事件的美国周年纪念日，海军陆战队的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将其指挥权移交给陆军少将亚历山大·帕奇，伴随其第一海军陆战师生病而疲惫的余部开往澳大利亚去休息生养。还适合蹲在战壕里的官兵不到三分之二了。其中许多人在登船撤走的那个高兴的日子里，竟然已虚弱得挤不进装卸网，不得不靠吊索将其拉上运输舰。然而，在看到瓜达卡纳尔岛掉到地平线以下时，没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员虚弱到讲不出最后那个表示满意的四个字母的单词。
裕仁于第二天即12月8日庆贺战争第一年的结束，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交换空洞的贺电。日本的航母舰队已在中途岛失去。余下的霞浦王牌飞行员一个接一个在亨德森机场上空掉下来。陆军的步兵未能对美国步兵显示出他们长期自夸的精神优越性。只有在水面舰队作战的过时的技艺中，武士之手还保持着它们的精巧，这种技艺曾在明治天皇的时代使日本作为军事强国站在前列。
裕仁的那杯苦水被其母节子皇太后加兑了分量，溢到了杯外。在珍珠港事件前三天，节子就从东京退居于她在沼津的别墅，她在那里跟已故西园寺公爵的好友一起隔绝于世，明显地展示其反战的情绪。裕仁曾抱怨她缺乏爱国之心；最终，在9月18日，他以一种格外谦恭与诚挚的姿态，派良子皇后亲赴沼津向皇太后进谏。五十八岁的可爱的皇太后无法拒绝良子的请求，同意于12月5日返回东京，届时她将完成了整整一年的自我流放。她遵守了自己的诺言。现在，在12月8日，她回到了其遵礼所属的东京皇宫。但是裕仁几乎希望自己让她呆在沼津。他明白，皇太后一回到故居，就开始告诉她的朋友：她回到东京是来和东京的民众分担今后数月的苦难的。
1942年12月9日，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天，裕仁精力充沛地跳下床，想要在事业上从头来过。10点半，遵照奇特而古老的宫廷习惯，他将其一些服饰和其他纪念品赐给他最信任的廷臣，接着于10点35分唐突地跟木户内大臣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谈话。木户恳求他不要鲁莽从事，而要护理国家的资源，尽可能长久地进行战争，给其政治顾问以最大的机会去抢救某种有利的解决办法。
裕仁接着跟两位参谋总长和主要内阁大臣召开联络会议，那些人在会上详尽地讨论并最终提交给他一份最奇怪的国家法案以建议他批准。该法案规定，从现在起，天皇将继续自由参加联络会议，如同他在过去十五个月里所做的一样，但其与会不再将会议进程自动地转变为御前会议。相反，这种会议现在将正式定名为“碰巧在御前进行的军政联络会议”。3会议记录不必再存入宮廷档案。会上的发言不再是一个男人赌上其荣誉和身家性命的有官方约束力的对君上的禀奏，而只是他的想法而已。
3御前における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
东条首相亲自站在只是非正式到场的裕仁身前，承诺在皇座殿正式向裕仁解释这个决议的目的。它将使裕仁能够“经常跟其大臣沟通他就国家的皇家事务与战争指导做出的决定”；它将容许裕仁满足其有关“确保政府与最高统帅部成员作为其责无旁贷的助手具有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坚定意志”的需要；最后，它将首开“有陛下参加的摆脱了复杂程序和限制的频繁会议”的风气之先。
裕仁点头同意，退至其外宫的皇座殿，听取东条首相关于刚在皇宫内大本营举行的这次会议的正式奏报。终于，在国家的这个紧急时刻，裕仁可以自由地公开行使他的权力而不必承担责任，不必作为一个神圣的名器在祖先和太阳女神跟前为他嘴里吐出的每一条意见负责。这个可笑的仪式结束了，从现在起，如果美国人打赢了，将不得不仅为大众和美国人而保持这种表象。
三十六个小时后，在1942年12月11日星期五午前7点50分，裕仁堂皇地出了皇宫的二重桥门，在警笛的尖叫声和汽车车胎的呼啸声中及时抵达东京车站，正好在午前8点钟，乘坐他自己的装饰了**纹章的专列出发。列车于午后4点10分停在京都车站。十五分钟后，裕仁走下了他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踏上了其祖先的宫苑。4
4在这段间隔里，他曾朝着聚集在车站欢迎他的达官贵人们颔首致意，曾在交通高峰期通过了旧京狭窄而拥挤的街道，这段行程，现代的“神风”出租车司机通常需要十五分钟才能开过，哪怕是在日出之前的清晨时分。
第二天，裕仁以同样快的速度，在同样的防卫下，沿着从京都南下伊势半岛和太阳女神即天照大神神殿的支线旅行。伊势车站位于一块有葱郁山头环绕的圆形洼地内，他的车队从这里驶向神圣的伊达河，穿过标志着进入神圣禁地的π形木质大拱门，越过朝圣者宿营的空旷园地。他停在“净溪”之旁，按传统啜一掬水。裕仁现在改为徒步，和其随从走进了环绕着圣中之圣的那片巨大柳杉的树林。他们在庶民不能进入其内的围栏前停下，接着走进了神殿建筑物的神圣围场。在属于谷物女神的外殿，裕仁为了其人民的持续丰产和繁荣主持了祭祀。
接着，日本的天皇将其世俗的侍从留在身后，独自深入树林，来到天照大神的内殿。这是一所极为简朴的小屋，保留了裕仁祖先在两千多年前还住在东南亚某地时所使用的建筑风格。它用的材料是未经刨光的柏树，或称日本扁柏，即太阳之树，它用扁柏的树皮盖顶。人字形的房椽从屋内穿过绳索，伸出屋顶，在屋顶的两端形成一对角。屋檐和门柱包裹在亮铜的装饰里。入口前的白绸帘在微风中飘舞，两旁树立着学名为cheyera ochnacea的红淡比神树的新枝，这种植物是不列颠古代德鲁伊教徒使用的槲寄生的神道对等物。
在内殿外面，裕仁由担任伊势首席女祭司的一名远房表妹招待了一顿午间便宴。裕仁现已精通于神秘的宗教仪式，不再因他在其中担任的大祭司角色感到窘迫。他曾于1921年离日赴欧的前几天首次造访这所神殿。他曾于1924年回到这里禀报他的婚姻，于1928年禀报其正式登基，此后又有几次来禀报过胜利。他现在已比他之前的其他任何天皇，包括其虔诚的祖父即那个机敏的做秀大师明智天皇在内，都更经常地来这里朝拜。
裕仁慢慢地大声嚼着配了菜的米饭，凝视着高大的柳杉。接着他命女祭司退下，独自走进那圣地中的圣地，那里收藏着天照大神的智慧圣镜的残片。他在里面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祈祷，而其随从则在抛石可及之遥的外神殿，坐立不安地保持着虔敬的静默。
木户在其日记中写道：
由于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场合，我不敢揣测其情感的深度。作为他的一名随从，只要担当能够在这样一个重大仪式上陪伴他的光荣就足够了。
转进
裕仁通过跟其种族和其力量的源泉进行交流而坚定了意志之后，于第二天大为放松地返回东京，同时准备紧缩开支并继续战斗。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其侍从长之弟百武将军不大费力地在瓜达卡纳尔岛上击退了美国人的第三次进攻。在易手的每几英尺土地上，都有一名呆在战壕里的日本兵和五名新近抵达的美国陆军大兵阵亡。在付出了几百人的伤亡之后，美国大兵撤退了。不过，百武将军没有庆贺胜利，因为在他的战线后方，官兵们继续不光彩地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皇宫大本营的参谋军官叫喊着要日本人进攻，但百武劝告说，他的部队过于疲惫，不堪发动攻势。根据在伊势得到的清醒认识，裕仁决定吞下他和陆军的自尊，从瓜达卡纳尔岛的惨败中解救尽可能多的官兵。
帝国关于撤出瓜达尔卡纳岛的决定于12月31日早晨由裕仁在皇宫树林中的装甲大本营棚屋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正式下达。会后，裕仁对杉山参谋总长说：
“我们撤出瓜达卡纳尔岛是令人遗憾的。从现在起，陆军和海军必须更好地合作，以达成我们的战争目标。我本来在考虑，如果我们夺取了瓜达卡纳尔岛，要颁发一份贺诏。你认为好歹颁发一份如何？官兵们苦战至今，所以我想发这样一份诏书。什么时候合适呢？”
“最好立即颁发，”杉山若有所思地说，“但诏书不能公开发布。一定要秘密地发给指挥官们。”
一周后，百武和瓜达卡纳尔岛上的其他日本指挥官按时收到了天皇的表彰。其中有些人嘀咕说，他们宁愿要一份命令他们爬行向前去决一死战的诏书。其中有些人跑到前线去，看看他们是否能够领导一次“万岁”冲锋，以结束所有的痛苦。但堑壕里的士兵病得太重，无法行动，而他们的军官也缺乏足够的耐力来组织他们采取任何协调的行动。
据一份机智和诡诈的杰作宣称，从东印度群岛第三十八师团开来的一个新的大队于1月15日由“东京快车”运送，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了，发誓要在日军发动的一次新攻势中打前锋。前线日军从其散兵坑和用木头层层搭建的雨林掩体里得到消息，听到了一个令人感到安慰的承诺，即上级正在对他们重新部署，要进行一场胜利的决战。日本的舰队从其在所罗门群岛北面加罗林群岛特鲁克的主要基地集结力量，开始向南航行。
美国指挥官预计到会有从陆地与海上发起的自杀式进攻，便收紧其腹部的肌肉，准备主持一场大规模的杀戮。其实呢，只是在南面的伦纳尔岛海域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海战，而当战斗进行时，“东京快车”从1943年2月1日至7日每晚都从瓜达卡纳尔岛撤走了一千到三千名日本人。当八天的大撤退已经结束时，至少有一万一千名体格健全的日本军人已经逃走；美军发现了另外的二万一千人，将之计算为尸体；另有将近一万人从名册上消失了，列入了“失踪”这一笼统的类别。
东京的宣传家将这次撤退吹嘘为一次大捷，一次艰巨的策略行动，他们用术语称之为“转进”。然而日本的平民没有受骗，俏皮地传播了有关“转进”好处的许多笑话。美国的指挥官也没有过分得意，因为他们被活着的猎物蒙骗了，只是摧毁了一座停尸房。何况美国海军在伦纳尔岛附近的海域跟日本的诱饵舰队进行了一次最糟糕的交战。经过几天作战，日本舰船返航了，只有几块装甲板被击弯，而美国的驱逐舰则从被击沉的重型巡洋舰“芝加哥”号接载了其乘组人员。
总计起来，在跟瓜达卡纳尔岛有关的七次海战中，即在萨沃岛之战、东所罗门岛之战、埃斯佩兰斯角之战、圣克鲁斯岛之战、瓜达卡纳尔岛海战、塔沙法隆加之战与伦纳尔岛之战中，美国海军的损失，驱逐舰是十一比六，第一线作战的重型军舰是六比三，航母是二比一。不过，美国的潜艇和飞机通过在日本受伤战舰返回基地的漫长而半速的航程中进行捕猎，将总数拉平了。总计美国舰队在海上失去了两艘大型航母，六艘重型巡洋舰，二艘轻型巡洋舰，十五艘驱逐舰，以及一艘大型运输客轮，即“柯立芝总统号”。美国舰队在修船坞里损失了一艘大型航母，两艘战列舰，三艘重型巡洋舰，三艘轻型巡洋舰，以及八艘驱逐舰。
相比之下，山本海军大将损失了一艘小型航母，二艘战列舰，三艘重型巡洋舰，一艘轻型巡洋舰，十一艘驱逐舰，十六艘小型和大型运兵船，以及五艘潜艇。5其遭受重创的舰艇无一艘成功地驶返港口，而他手上有两艘大型航母、四艘重型巡洋舰、一艘轻型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害，需要返回其本土岛屿的船坞。
5美国舰队舰艇损失二十五艘对日本舰艇损失二十三艘的这个计算，不同于海军历史学家塞缪尔· 埃略特·莫里森给出的经常被引用的二十四对二十四的计分。那么，逐舰开列如下：同盟国损失了航母“黄蜂”号与“大黄蜂”号；重型巡洋舰“堪培拉”号、“文森斯”号、“昆西”号、“阿斯托里亚”号、“诺斯安普敦”号与“芝加哥”号；轻型巡洋舰“亚特兰大”号与“朱诺”号；驱逐舰“贾维斯”号、“科尔豪恩”号、“利特尔”号、“格雷戈里号”、“奥布赖恩”号、“邓肯”号、“梅雷迪思”号、“波特”号、“巴顿”号、“拉菲”号、“库欣”号、“蒙森”号、“沃克”号、“普雷斯顿”号与“本哈姆”号。日本联合舰队失去了轻型航母“龙骧”号；战列舰“比睿”号与“雾岛”号；重型巡洋舰“加古”号、“古鹰”号与“衣笠丸”号；轻型巡洋舰“由良”号；驱逐舰“睦月”号、“朝雾”号、“晓”号、“夕立”号、“吹雪”号、“凌波”号、“高波”号、“照月”号、“卷云”号、“丛云”号与“夏云”号；潜艇“I-123”、“I-172”、“I-15”、“I-3”与“I-1”。
日本能够宣称在瓜达卡纳尔岛的海战中打了胜仗，甚至能够宣称取得了一次小型的战术成果，乃是因为他们成功地撤出了该岛。不过，在地面和空中，日本损失惨重。日本杀死了大约五千名美国水兵，只付出了损失三千名日本水兵的代价。6但它失去了约两千名航空兵，却只击毙了不到六百名美国航空兵。而地面部队其损失大于十比一：两万多名日本军人对不到两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陆军大兵。从美国人的观点看，瓜达卡纳尔岛是一场海战，是海上的一场惨败。从裕仁的观点看，它是伟大海军和贵族的一场胜利，伴随有陆军庶民生命的可怕损失，以及霞浦飞行骨干队伍以高昂代价培训出来的军士生命的可怕损失。
6这些数字是我自己逐舰计算的总数，其根据是伤亡报告或关于舰只破坏的描述。官方的数据，如同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塞缪尔·格里菲斯在其《瓜达卡纳尔岛之战》中的挖苦话所说，从未“列表统计”。
不劳无食
在瓜达卡纳尔岛上进行了六个月拼死作战之后，日本和美国的战斗人员再也不会平起平坐了。日本人逐渐地在海上、在空中处于数量上的劣势，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的舰长们往往享有舰只数量上十比一的优势，而美国的飞行员在飞机上享有五十比一的优势。通过控制海洋和天空，美国地面的指挥官能够选择战场，选择在日本陆军的兵力无法召集到作战中的地方，选择在美国军人能够确保在火力上占有压倒优势的地方。
裕仁是训练有素的战略家，能够在中途岛之战后就预见到这些无可逆转的趋势，并在瓜达卡纳尔岛徒劳的“万岁”冲锋后确认这些趋势。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日本要战斗下去，而当日本的战争死亡人数从不到十万人猛增到一百多万人时，他还继续坚持要这么做。
裕仁向其民众强求这种可怕的牺牲，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看到自己一生幻想的破灭是不可忍受的。他无法让自己承认在征服、统一和“启发”亚洲这一使命中的失败。他无法向诸神禀报，西方世界主义、个人良心、灵魂和救世的有害教义，仍然逍遥于日本的国土上。不过，最重要的是，裕仁认为他能够继续战斗，因为他的顾问劝他这么做。
自相矛盾的是，木户内大臣力劝他必须为了人民而继续战争。他担心，如果战败过早到来，对君上会有普遍的不满。在1905年的对俄战争以后，各大城市都有暴民闹事，抗议明治天皇用堆积于旅顺口和奉天城外的日本人尸体换回微不足道的金钱和土地的收获。这一次，在中国、马来亚、吕宋、爪哇或遥远太平洋上的异国岛屿上失去的官兵，将根本换不来任何东西。一定要谨慎小心地让日本公众做好接受这场亏本交易的心理准备。在1943年，当任何一名下水运货车夫或萝卜菜农都能在报纸刊载的地图上看到旭日的光芒撒播在三分之一的地球上时，没有一名政客能够不受惩罚地签字放弃新征服的土地，再次把日本局限于弹丸之地的本土岛屿。
民众在接受这份损失之前，必定会因自己的失败而失去其沾满血污的战利品。更微妙的是，他们在愿意放弃战利品之前一定会投身于帝国的冒险事业。胜利曾经来得那么容易，那么少的日本人参与其中，以至于大多数民众对其只有知识上的兴趣。如果要将战利品放弃，乡村的教员会叫嚷这是叛国，而民众会怨恨鲜血白流了。但若要争夺每一英里的外国海岸，那么民众就会觉得遥远的珊瑚海滨跟村子里死去的男孩有关联。他们会敏锐地同情每一次后撤，会开始认识到裕仁为他们谋划的帝国的荣耀。最终，这个国家的母亲们会高喊：“够了！”只有那时，才是安全交还战利品的时候到来了。
所有问题中最微妙的便是分担罪责的问题。每个日本人都有份要求统治全球，接受一度骄傲的中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纳贡，但很少有日本人曾经希求烧掉中国人的眼睛，阉割英国人，或者吃美国人的肉。裕仁的秘密警察专家打算通过发布将会诱使大批日本人实际参与这类兽行的谨慎命令，给整个民族这样一种负罪感，即它绝不会敢于让任何一个人，尤其是裕仁，去为日本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通过分担罪恶感，全体民众能够做好欣然接受任何和平的心理准备，这种和平不会强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
就是这些阴暗而微妙的控制民众的想法，导致了日本集中营的恐怖。没有一只替罪羊在其中受苦。裕仁的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看守执行死刑时没有怀抱种族、信仰、肤色和性别的偏见。幸运的是，他们执行死刑时，还没有使用科学烤炉和煤气室的便利。尽管如此，对于任何一个非犹太血统的人而言，日本集中营是比德国集中营更为致命的。在第三帝国的军人所俘获的二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三名英美军人中，有九千三百四十八人，或者说百分之四的人，死于纳粹集中营。在日本人俘获的九万五千一百三十四名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军人中，有二万七千二百五十六人，或者说百分之二十八点六五的人，死于日本集中营。7
7在被俘的二万一千七百二十六名澳大利亚人当中，死了七千四百一十二人，占百分之三十四；在二万一千五百八十名被俘的美国士兵和水兵中，死了七千一百零七人，占百分之三十三；在一百二十一名被俘的新西兰人中，死了三十一人，占百分之二十六；在五万零一十六名英国人中，死了一万二千四百三十三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在一千六百九十一名加拿大人中，死了二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十六。死亡率的差别部分反映出日本人对有关各国感情的不同，部分反映了各国俘虏群温顺度和适应性的差异。关于被俘的荷兰军人和印度军人未见完整的数字。不过，部分数据表明，荷兰人遭罪的总人数与死亡百分比大致与美军相同，而印度人则大致与英军相同。
日本人给关押的平民发放的粮食定量跟军人俘虏相同，但平民的遭遇好得多。的确，一些平民集中营里的死亡率低于美国同样规模社区的正常保险统计期望值。没有体重超标的问题，没有锻炼不够的问题；没有兴奋剂，很少有亢奋状态。作为东方的居民，这些平民了解日本人和当地的保健法；他们在外面有土著朋友会给他们送来食物；他们有妻子、儿女和医生跟他们关在一起，或关在附近，保持着他们的卫生标准、欢乐与群落感情。他们面对着相同的俘获者，相同的潜在暴行和郁积的仇恨，但他们没有遭受日本人对待投降军人的那种鄙视。他们也未被日本人用作奴隶劳工。
各人局限于切身的体会，会有不同说法，战后由日本人的前俘虏所写的几百本书也显示了这一点，这已经使许多历史学家相信日本的暴行是无组织的、个别的、偶然的。这并非那些图书的大多数作者的本意，也没有记载于可见的日文资料。相反，战俘情报局和战俘管理处的尚存的指令文件表明，帝国的政策是要逐步地、耐心地、貌似合理地、几乎合法地消灭所有的俘虏。从局部看，日本集中营的指挥官和看守为了施行人道而理解来自东京的指令，但他们从来不必为了野蛮行事而延伸其得到的指令。此外，在每一个集中营，无论是好一点的场所还是地狱一般的地方，每一套来自东京的新指令都会带来至少是严厉程度的暂时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