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大臣及川说：“根据海军的报告，赫尔国务卿和其他人似乎并不准备挑起一场太平洋战争。既然日本也不想打一场太平洋战争，是不是还有些谈判的余地呢？”
松冈反问道：“还有余地？他们会接受什么？”
及川建议说：“一些次要的条件。”
松冈答道：“如果我们说，我们不会在南方使用武力，他们或许会听。此外他们还会接受什么？”
及川说：“难道他们不会接受太平洋的安全吗？不会接受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吗？”
“好吧，”经过一番进一步的讨论后，松冈答道，“我会考虑。”这就是他在跟同僚争论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7月13日，他装病躺在**，起初拒绝阅读美日友好关系的“建议草案”修订版的修正案。陆军和海军的访客轮流于7月14日来劝说他同意把这个修订案发给野村大使。然而在那天夜里，他觉得自己胆气豪壮了许多，便扣下了新的日本草案，只是拍电报通知野村：赫尔的最新修订版是日本不能接受的。
第二天即7月15日，松冈仍然泡在病**，其余内阁成员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开会。他们决定请求辞职，以抗议他的不合作。那天下午3点钟，近卫公爵抵达海滨的叶山夏宫讨论局势。他发现裕仁有点苦恼和疑虑。裕仁在近卫于1940年第二次组阁时曾让他宣誓“始终与天皇同甘共苦”。现在看来，软弱的近卫可能会在彻底完成“其使命”之前撂下首相责任的挑子。
“为什么整个内阁都要辞职？”裕仁问道，“为什么不单单撤换松冈？”
近卫解释说，对松冈无礼会影响国家的团结，最好让整个内阁全体辞职，以免松冈面子上有任何的不光彩。近卫叹息道，以后必要的话，他会接受新的皇命，组织一个新的内阁，包含一个不同的外务大臣。裕仁在绝对确信近卫是真的愿意组织第三届近卫内阁之后，便同意批准第二届近卫内阁辞职了。
7月15日那天夜里，一名皇家信使造访松冈的官邸，向他提出请求：既然他病了，无法参加内阁会议，那么请他将其签章借给近卫，以便用于在紧急国文上用印。作为一名忠诚的臣属，松冈没有选择，只能服从。但他知道，别人将会把他的印章用于整个内阁的辞呈，于是他在次日早晨打电话召集其在陆军和商界的支持者。近卫坐在电话机旁，也是同样繁忙地向其他内阁大臣保证：如果他们辞职，他们将很快就被重新任命复职。
在7月16日午后2点，裕仁从收拾内阁危机的事务中抽出一点时间，接见了“老虎”山下中将。山下曾于去秋建议在台湾成立82部队南进研究组，刚刚从为期七个月的德国考察中回国。他已呈交了一份旅差报告，在其中提出了警告：日本的陆军远远落后于欧洲军队，伞兵部队、中型坦克和远程轰炸机少得可怜。
山下曾远去了法国沿海，亲眼看到了英国皇家空军正在发展的空中优势。他跟助手们对一家德国雷达工厂进行了一次不速之客式的考察访问，离开时带回了一种知识：雷达在西方已经是一种可怕的战争工具，而在日本仍然是研制中的简陋玩具。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山下建议对日本所有的战争计划延缓两年执行，对日本的陆军进行全面的现代化。他的建议被参谋本部那些希望阻止日本在南边投入战争的下级军官用作一种政治武器。
在觐见裕仁的过程中，山下改变了思路，于是他从其德国实地考察中得出了新的结论。6月30日，参谋本部已经收到了台湾82部队提交的一份暂定南进计划。它揭示出英国的马来亚防务虚弱得令人吃惊，菲律宾的美国工事极不完备，荷属东印度的抵抗能力微不足道。山下拿着自己的属下即82部队的辻政信中佐提出来的这份评估，不得不承认，尽管日军不能在北方跟欧洲大陆的军队竞争，但也许能够在南边赢得胜利。他建议，如有可能，根本不应把陆军用于进攻目的，但如果战争不可避免，把陆军用于南方胜过用于北方。
山下从御前退下后，封住了参谋本部北进支持者的嘴巴，率领犹豫不决的战地军官南进。裕仁立即派他去满洲指挥关东特种演习部队，并将在四个月后让他指挥向新加坡的进军。
在跟山下交谈之后，裕仁接受了内阁总辞职，立即给近卫发布诏书，令他组建新内阁。第二天即7月17日的下午，近卫带着其拟议的大臣名单来到叶山夏宫，次日即7月18日下午，裕仁主持了新内阁授职仪式。松冈外务大臣还在打电话。其外相职务已在新内阁中由丰田副武海军大将取代，此人是天皇小集团中的亲信成员，曾于1921年在英国照顾裕仁。与此同时，松冈在敦促裕仁选择北进所做的最后努力中携手合作的首要盟友平沼男爵，被一个名叫田边治通的小人物取代了他的内务大臣职务。
君主摈弃了松冈，尽管在形式上做得非常温和，却是一个明确的指向，足以令这位著名的外务大臣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右翼对他的支持。他退隐到富士山下的小私宅，默默冥思政治权力的真正源头。五年后，他被盟国战犯调查人员挖掘出来，送进监狱，作为日本外交的大反派接受了几天审讯。在远东国际军事特别法庭开庭后的那个月份，他被免除了进一步的出庭受审，并被开释，在监护下就医。他在两个月后的1946年秋死于癌症。在其最后的日子里，他未曾就其作为一名“美国问题专家”用其夸夸其谈去欺骗裕仁和改变帝国计划的那种个人努力吐露一个字。他身后留下了家人，他们还得继续在日本生活。
25
近卫的最后机会
(1941)
石油危机
在同一天，即裕仁给新内阁授职的7月18日，罗斯福的美国内阁在华盛顿开会，批准了一项报复行动。松冈曾使之免遭废弃的已被美国破译的紫色密码使美国领导人得知，日本即将占领南印度支那并建立基地，用之威胁新加坡。美国政府于是批准了一项冻结日本所有在美资产的动议。停泊于美国港口的所有日本船只都不得起航。美国银行中的所有日本结余要被冻结。所有的日本商业交易都要悬于半空。从美国大陆流出的石油、废铁和机床，都将即刻停止外流。
在美国宣布这些经济制裁措施之前，在日军开进南印度支那之前，新的日本内阁于7月24日在皇宫中整修一新的帝国大本营举行的第二次联络会议上，听到新任外务大臣丰田海军大将宣布，美国政府可能会采取实际上已经采取的上述那些报复措施。丰田说：“美国会采取一种政策，即禁运关键物资，冻结日本资金，禁止购买黄金，扣留日本船只，等等。”
在新内阁于7月21日举行的第一次联络会议上，永野海军军令部长已经解释过：“在一场对美战争中，我们现在有机会取胜。但随着时间推移，机会将会减少。到了明年下半年，我们就难以对付美国了。再往后，局面会越来越糟。美国可能会把事情拖下去，直到它把防务建立起来，然后试图解决问题。因此，随着时间推移，帝国将会陷入不利的地位。如果我们能够不通过战争解决问题，那也好不到哪里去。但若我们认定冲突最终是无法避免的，那么我希望诸位明白时不我待的道理。此外，如果我们占领了菲律宾，那么在海军看来，就比较容易从一开始便最大程度地进行战争。”
由于日本舰队靠燃油为生，海军需要作战，要么立刻作战，要么永不作战，如果美国实行石油禁运，海军的需要将变得紧迫。不论是在东京还是在华盛顿，人人都懂得这一点，而挑衅和报复的机器无情地向前碾压。日本陆军的坦克完全按照计划于7月24日开抵西贡，用同时期一则媒体新闻的话来说，日军“和平地征服了该城”。第二天夜里，罗斯福正式宣布美国冻结日本财产的决定。日本以牙还牙，冻结了美国的资产。侨居美国的日本国民获准从其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中每月提取五百美元。侨居日本的美国公民获准每月提取五百日元，大约相当于前者的四分之一。
这种战线的划分对日本民众的感情有一种微妙的影响。他们开始接受了为他们储备的不可避免会有一战的理论。东京股票交易暴跌到1931年以来的最低点。横滨的丝绸交易完全关闭了。大报在其社论当中一致认为日本遭受了挑战，而且不会退缩。一份小报将美国的报复称为“粗暴无礼的挑战”。排名第三的大日报《日日新闻》声称：“如果认为日本会因为美国加强其经济制裁而越来越愿意和解，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敏感的裕仁甚至在宿命论的尸僵开始控制民众之前就感到了其顾问们宿命意识的危险。如果他能够得到他的所需，他是无意于走向战争的。他于7月22日警告杉山陆军参谋总长：不要成为战争心理的牺牲品，武力的使用只能视为最后的手段，因为“我们的国力弱小，我们的经济资源稀缺”。
杉山在他的备忘日志中记道：“这必须绝对保密，但从今天陛下的提问来判断，他一心想要使用非军事手段。因此我在将来会试图改变他的心情。我认为必须一步一步地引导他。”
7月29日，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试图让裕仁记住：在需要攻占马来亚时，必须断然决定向英国宣战。裕仁表示“极度不满”，警告永野不要采纳“对英美必有一战”的理论。他指令永野去跟其保护人即前任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商量。与此同时，内阁和陆海两军的参谋总长正在举行联络会议，讨论国民士气引起的问题。
下一天即7月30日，永野海军军令部长向宫廷回报，他和伏见宫都想尽可能避免战争。在假设战争的结果时，裕仁问道：“我们肯定会赢吗？”
永野答道：“不，不能肯定我们会赢。”
裕仁说：“那么我担心我们投入战争会意味着要在绝望中作战。”
陛见之后，木户内大臣向裕仁保证，永野采取了过于极端的态度。木户说，立即决定进行一场可能带来许多灾难的战争，或者决定接受国力因缺乏石油而不断削弱的现状，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多其他的选择。日本可以在华盛顿加紧实施外交攻势，办法是举行近卫首相与罗斯福总统的峰会。如果那个攻势失败，日本可以卧薪尝胆，采取一个“执著于向南终极渗透”的十年计划。
裕仁意识到南进的确可以推迟几年，由于动手过早而危害七十年的努力将是有勇无谋的做法。他于是要求木户判定，如果日本采取等待的策略，究竟是否真能改善其相对的地位。也就是说，在为日本起草一份十年计划之前，木户应对美国正常的发展作出预计。如果日本不能合理地指望在其合成石油的生产、在其重工业与机床制造能力、在其商船海运的绝对扩大方面超过美国，那么十年的应急努力并不会给它带来什么好处。
接着，裕仁召见了他的前私人侍从官及川海军大臣，征询他的看法。及川说，大多数海军军官反对跟西方开战。天皇点点头，而当时侍立于一旁的杉山参谋总长后来在其笔记中写道：“我不禁想到，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还没有走到能够决定针对英美发动战争的阶段。”
7月28日，荷属东印度跟随美英两国之后切断了对日本的所有石油装运。7月31日，美国早些时候宣布的石油禁运开始生效。在那个日子以后，日本对抗优势对手的能力只可能衰退下去了。
邪恶的选择
在1941年7月前景黯淡的最后一周里，整个日本都意识到必须做出一个决定，要么退缩，要么把一切都押在跟西方进行的铤而走险的战争上，这时候一名大胆的日本记者闯进了已经名誉扫地的前外务大臣松冈位于富士山下的住宅里，并设法得到了他的一份声明。松冈朝那座神圣火山的山顶挥了一下手，坦率地承认：“如同从此山的山顶上眺望风景一样，国际局势可以呈现出各色各样的不同前景。”
裕仁独自站在山顶。他独自充分了解陆军的计划、海军的计划、外务省的计划，以及其亲密顾问的决策思想。他充分了解立即选择战争与和平的必要性。他也许一直真心地希望，不用打仗，只要通过谈判和威胁，就能从英、荷、美三国手里榨取东印度群岛的一个立足之地。与此同时，他正在计划可能发生的战争，在这么做的时候，他全神贯注地思虑着其参谋总长视野未及的情况。
例如，他觉得，如果人民支持战争，他们首先必须焦虑地生活一阵，才会真心地相信国家正在流血至死。正如近卫首相于8月5日就华盛顿和谈一事觐见天皇之后对木户内大臣所说：“假定事实表明张伯伦被希特勒出卖了，你仍然无法不顾一个事实，即张伯伦曾多次会见希特勒，因而有助于英国进行备战。”
在方程式的另一边，裕仁用军事因素来耍花招。如果要对美国人进行奇袭并将之击败，就必须对日本的攻击计划绝对保密；计划的制订和执行必须细致入微；对于日本的官员，甚至对两名参谋总长，也要让他们一无所知，尽可能拖到最晚的一刻才让他们知晓。有些官员不得不跟记者和各国大使打交道，如果他们对攻击计划一无所知，那么会比他们知情而又试图加以隐瞒时表现得更为自然，远远更容易打消西方人的怀疑。
能够查阅到的文献表明，在7月份和8月初，当裕仁正在要求其陆海军参谋总长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时，这两名参谋总长都还不知道袭击珍珠港的计划。裕仁在1月份已经下令把计划交给大西海军中将进行独立的评估，这个事实，首次在一份冠以“1941年8 月22日”字样的备忘录中引起了永野海军军令部长的注意，而这份备忘录直到1941年10月30日才被写进绰号“厕所门”的杉山陆军参谋总长的笔记本。
“脑子里要有全局。”这是裕仁爱说的话。按照他的说法，他在8月初拒绝了已被裁减兵员的满洲关东军的司令官提出的一个要求，该司令官要求在应对西伯利亚红军可能实施的侵略行动时能有自由决定权。在同一周，裕仁鼓励近卫首相在可能的情况下安排一次跟罗斯福总统在夏威夷举行的和平会谈；他要求木户内大臣制定一份向东印度群岛进行和平经济渗透的十年应变计划；裕仁保持着安全意识，遵守规则，在另一个隔间里审核了陆军和海军分别为应付可能爆发的战争所做的准备。
陆军的计划是最先呈报上来的。驻台湾82部队的智囊辻政信中佐于1941年7月24日至26日，在为期三天的汇报中，向裕仁的侍从武官和参谋本部作战部的军官概述了这些计划。后来，杉山参谋总长祝贺辻做了出色的报告，并问他：“你估计你论证的作战能够执行的概率有多大？”
“如果我们在明治天皇节[11月3日]开始，”辻答道，“我们应该能够在元旦攻占马尼拉，在纪元节[2月11日]攻占新加坡，在陆军纪念日[3月10日]攻占爪哇，在天皇诞生日[4月19日]攻占仰光。”1
1结果进攻时间晚了一个多月，在12月8日发动，但预定日程仍将吻合辻的计划。马尼拉将于1月2日被攻陷，新加坡于2月15日被攻占，爪哇于3月1日、仰光3月8日被攻占。
为了支持辻的计划，裕仁于1941年8月份的第一周批准将大批军队调赴满洲。开到那里的援兵给人一种印象，即日本即将打击苏联。然而实际上是援兵把关东军经历过战斗的老兵从守备岗位上换了下来，让他们能够为南进而受训。“老虎”山下将军从7月末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紧张演习，其间他挑选并演练了日本陆军最精锐的部队，有些部队是为了占领菲律宾，有些是为了在马来亚作战，有些则是为了征服爪哇、苏门答腊和婆罗洲。
苏联间谍佐尔格接到其西伯利亚中心站的电报，要他将全部注意力转向评估日本最近在满洲集结兵力的意图。佐尔格立即回信断言，就他所能做出的判断，日本人没有进攻西伯利亚的打算。他于7月底报告说，日军正在征用一百万吨的商船，其运输的目的地不大可能是大陆，他以此来支持自己的论断。8月初，他让克劳森电告中心站：“[日本人]可能对荷属东印度群岛作战”。8月15日，佐尔格报告说，他在德国驻东京大使馆里的朋友已对日本协助对付苏联感到绝望。8月末，佐尔格通过尾崎-西园寺-木户跟天皇联络的环节，获悉裕仁在7月2 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反对北进。不过，佐尔格直到10月初才能电告莫斯科，称日本“最早也要到下年春季才会进攻[苏联]”，“本月或下月将会发生对美战争”。
华盛顿的美国情报军官在远方研究已被拦截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文，比东京的苏联间谍网提前很久地正确评估了裕仁7月2日的决定。在8月4日和9日的GZ-l和GZ-4两份备忘录里，海军情报局的阿尔文·D·克雷默海军少校从截获的电文里抽取了以下的突出要点，给赫尔国务卿身边的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日本不会在北方对苏联开战。
它将加紧“南进行动”的准备工作。
它会立即开始“为了对英美全面开战以打破英美的围困而武装起来”。
在8月份的第二周，裕仁开始审核海军的战争计划。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海军大将已经把1941年的春季和初夏用于进行演习，并将演习伪装成例行训练，以确保他的官兵、舰船和飞机在实体上能够进行他为他们设想的攻击。在九州的鹿儿岛、鹿屋和佐伯诸港以及四国宿毛港的海面上，其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的飞行员已经证明了他们有能力遵照地图和训令作战，并在陌生山区地带的上空以高度精准的命中率来执行困难的摸拟任务。现在，山本及其少数最信任的参谋军官于8月初抵达东京，向从裕仁的私人海军代表中挑选出来的一名干部解说他的军事信念。
山本仍然断言，对美战争是应该尽可能避免的，但他坚持说，如果有打仗的必要，他必须首先敲掉珍珠港舰队，否则日本将根本没有机会。由于他的想法还只有裕仁、高松宫和舰队中几名完全可靠的参谋军官知晓，所以他没有在海军军令部的机关里而是在海军大学去做兜售报告，他的报告会由该大学的教导长海军少将小松辉久侯爵主持，此人就是曾于1921年在“香取”号战列舰甲板上负责裕仁体育计划的那个皇室成员。
山本的参谋军官在海军大学混入学员当中，那些学员都是老练的舰队佐官和尉官，他们都想提高自己的水平，参加现代海战中的技术和战略层面的深造课程。山本担心，大学内任何一个显得一本正经的人都可能偶然走进他的研讨会，然后从这里把有关日本打算攻击珍珠港的流言带出去。不过，山本的台面演示终究还是未受干扰地进行下去了，使小松侯爵和高松宫相信，珍珠港计划经过了周密考虑，有实在的成功机会。
开战的最后期限
山本的台面演习刚刚结束，曾在海军大学出席演示的海军军令部军官立刻于8月16日给其在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对应人物提交了一份为战争从事必要政治准备工作的时间表。他们提议，将于9月初在御前开会的内阁，应该下定决心批准武装部队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应于10月初开始，除非美国在此之前显示出了对日本要求让步的迹象。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下属各部门的首脑同意这个计划，开始将之传达到整个军事机关以征求同意。尽管它得到了小松侯爵之流天皇亲信的支持，并据推测也得到了裕仁的支持，但它仍然只被视为一份意见计划书，直到月末的8月28 日，才给陆海两军的参谋总长过目。
也是在8月16日，当海军的下级军官首先谈论这个计划时，高松宫作为联络会议上的“某人”，向与会的大臣提出一个特殊要求。他说：“我们过去出过状况，由于在内阁中讨论秘密，而将秘密泄露出去了。因此，除了必须提交内阁讨论的具有重大政治性质的事情，最好不要就商于全体内阁成员。”
罗斯福和丘吉尔刚在大西洋中部进行了会谈，签署了他们对民主理想的历史性申明，即《大西洋宪章》。8月17日，罗斯福刚刚回到华盛顿，野村大使就得以跟他会晤几分钟，请求他在太平洋中部某个地方亲自会见近卫首相。罗斯福起初似乎好意地回应了这个建议，但在跟国务院商量以后，他通知野村大使，如果没有事先做好充分的基础工作，使一次相等级别的会议能够开好，那么美日的峰会是无济于事的。到了8月底，近卫和裕仁知道，即便能够安排这次太平洋中部的会议，那位随心所欲的美国总统也不大可能上钩。
9月2日，山本海军大将及其参谋军官再次在小松侯爵的位于皇宫南面三英里半处白金御苑边缘上的海军大学集会。这一次，海军大学是陆军82部队南进计划所要求的所有海军作战行动的排练舞台。山本的计划只是一个辅助行动，开战当晚可能用上，也可能不用。主戏是演示海军为支援协同作战部队在马来亚、菲律宾、威克岛、关岛、婆罗洲和爪哇登陆的战术计划。山本的三十九名同僚，都是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内最有才干最有技术头脑的将佐，曾经负责其制定这个战术计划。直到他们确信这场主戏切实可行的时候，他们才会考虑为山本危险的冒险行动调拨舰船和飞机。在六天时间里，山本观察并批评他们的演示，给其特遣部队压缩掉多余的保安范围，为自己的目的在此处要来了一艘驱逐舰或油轮，在彼处要到了一个飞行中队或一艘航空母舰。
在山本焦躁不安的时候，9月3日的一次联络会议讨论了陆海军为放弃谈判和决定战争设置的最后期限。永野海军军令部长以说明情况开始了这场讨论：“我们越来越弱，而敌人却越来越强。……当外交已无希望而战争不可避免时，我们必须准备好迅速拿定主意。”七小时后，与会者一致同意，如果美国到了10月10日“还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那时就要立即决定开始对美、英、荷三国采取敌对行动。”
当这次会议在午后6点钟结束时，会上通过的政策声明，即“执行帝国计划纲要”，被呈送到御文库以备查询。大家指望裕仁在当晚或翌晨阅读它。丰田外务大臣和近卫首相都为它感到不安，因为它似乎强调了备战，而不大看重跟华盛顿的谈判，而人们认为这场谈判可以不用战争就达到日本的目标。于是在次日下午，丰田外务大臣造访御文库，奏报华盛顿谈判已陷入僵局，看看裕仁作何反应。天皇没有特别的话可说。于是在第二天即9月5日下午，近卫首相觐见裕仁，向他指出，《纲要》的第一段只谈了军备，而外交问题放在了第二段。裕仁同意他的意见，说这是把重点摆错了位置，并许诺在翌日跟陆海两军的参谋总长说说这件事。近卫请求他立刻召见两位参谋总长，马上就跟他们谈谈。裕仁就商于木户内大臣，决定同意近卫的请求。
两名参谋总长于午后6点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御文库。根据杉山参谋总长在召见后立刻写下的备忘录，裕仁跟他们打招呼的方式，是唐突地口授一道命令：
“要尽可能利用外交与和平。不要在同一时间同等地利用外交和战争。让外交优先。”
两名参谋总长结结巴巴地为《纲要》段落的次序作辩解性的说明，而裕仁则问道：
“你们认为南方的作战能按计划执行吗？”
杉山就82部队关于菲律宾和马来亚作战行动的建议做了详尽的辩护。天皇打断了他的话：
“肯定会有事情不按计划进行。你说五个月能够完成，但难道没有可能五个月内无法全部完成吗？”
“既然陆海两军都对它研究了好几次，”杉山坚定地说，“应该能够大致精确地按计划执行。”
裕仁反驳说，两栖作战总是充满不可预料的困难，并指出最近在九州海滨进行的一次模拟登陆演习中，从理论上讲，攻击部队在到达滩头之前便已损失了一半兵力。
“之所以如此，”杉山说，“是因为我们的护航队在对方空中掩护被摧毁之前就开始行动了。我并不认为这种疏忽还会重犯。”
“那我再问你，”裕仁问道，“遇到不利的天气怎么办？”
“这个嘛，”杉山答道，“是我们必须克服的一个障碍。”
裕仁又问道：“但你真的认为你们能够做到计划中的事情吗？记得[1937年]你任陆相时，你说过蒋介石会立刻投降。但你至今还没有做到让他投降。”
杉山在其备忘录中接着以间接对话的形式继续他的记述。他写道：“我抓住这个机会向陛下详述并解释了趁着国家还有弹性时改善国家面貌的必要性。在全部国力耗光之前，我们必须直面困难，以开启国运。”
根据三年后近卫公爵为和平派就这次谈话撰写的另一版本的记述，杉山承认他低估了中国快速恢复的能力和幅员的广阔，为他对中国战场的前景所做的错误预测进行辩解。2
2近卫对于那个场景的记述是以前用英文发表的唯一记录。尽管它写于杉山记录的若干年后，尽管是为公关目的而撰写，但我仍在这里引用了其中一部分，因为我担心杉山即使是在神灵祖宗的面前写下其私人的笔记，也可能隐去了一部分裕仁对他所说的伤人的言词。
接着，根据近卫的记录，裕仁尖刻地说道：“你说中国的内地是辽阔的，难道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你怎能自信地说[这次将只需要]三个月呢？”3
3正如杉山在备忘录中所说，他说的是无疑是“五个月”而非“三个月”。82部队的时间表确实是要求五个月完成任务，即1941年11月至1942年4月。但近卫在若干年后回忆了日本实际进军的惊人速度，误认为天皇说的是“三个月”。
根据杉山自己的记述，天皇只是“高声地”说：
“你绝对肯定这次我们能赢吗？”
“我不敢说绝对有把握，”杉山答道，“但我可以说赢的可能性很大。我不能说绝对有把握，但我知道，以六个月或一年的短期和平为代价，我们买不起一场长期的国难，那是我们不能忍受的。我们必须考虑的是二十或五十年的持久和平。”
“噢，我明白了。”裕仁再一次“高声地”说道。
“我们并不乐意发动这场战争，”杉山坚持说，“我们只是在一切和平努力都已失败的情况下才考虑战争。”
永野海军军令部长插话，提醒天皇不要忘记1614 年冬天，当时首任德川幕府将军包围了曾于1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入侵朝鲜的伟大庶民将军秀吉的儿子的大阪城堡。永野指出，幕府将军最后攻克了城堡，所用的办法是先议和，说服秀吉之子填平城堡外的城濠，接着幕府将军悄悄地填平了第二道濠沟，又成功地越过第三道和最后一道濠沟，挥师攻击城墙，夺得了城堡主楼。按照永野的分析，日本应该提防跟美国达成一项可能会填平日本外城濠的协议，不应该满足于未能填平敌人外城濠的解决办法。“裕仁听得津津有味。”
最后，近卫首相说：“诚如两位参谋总长所公认的，我们将会把和平外交手段运用到底。我完全赞同两位总长的意见，即在那以后，惟有在那以后，我们才会按具体计划进行战争。”
那两名军人躬身退出房间，近卫则感谢裕仁的支持。接着裕仁去用晚餐。
第二天即9月6日上午，从10点至中午，裕仁主持了一次历史性的御前会议，将日本包装精美的战争炸弹打上了倒数第二个结。通常在这种会议上，审议中的重大事项会事先以书面形式传阅，由包括裕仁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阅读，但会上只会间接提及那些事项，而不会进行讨论。会上的发言都是套话，事先进行过排练，与会者大声念出来，只是为了留下记载，为了在神圣的宫廷档案中记下责任之所归。
在会议开始时，裕仁坐在房间一端的小台子上，默默地随便翻阅摆在他面前的意见书，表明他觉得那些文件很熟悉，而且编排得井然有序，这时候与会的全体内阁大臣和陆海两军的参谋总长也在竭力仿效他。有一份意见书写道：“对美、英、荷三国作战的目的，是为了肃清该三国在东亚的影响，以建立一个我帝国自卫自保的势力圈，建立大东亚的新秩序。”
第二份意见书写道：“对美英的战争将是长期的，会成为一场持久战。难以预测战争结束的时间，几乎不可能指望美国的投降。但我们不能排除战争可能会因为美国舆论发生巨大变化而结束，这个变化可能是诸如我们在南方的军事行动取得显著成功或者英国[向德国]投降之类的因素造成的。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建立一种不可战胜的地位：通过占领南方的重要地区以建立战略上的有利地位；通过开发南部地区的丰富资源，通过利用东亚大陆的经济力量，创造一种将会长远自给自足的经济；通过我国与德意两国的合作，联络亚洲与欧洲，以摧毁英美联盟。同时我们可以指望，我们将能影响事情的发展趋势并结束战争。”
摆在桌上的第三份意见书解释道：“我们必须尽可能秘密地进行军备，必须掩藏我们的意图，不要再把部队派往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一时期的外交谈判应该着眼于从使用政治手段转变到采用军事手段来进行。”
审议中的第四个文件涉及日本将会接受美国作为和平代价提出的“最低限度条件”和“最大限度让步”。它规定，如果“我们承诺不将武力用于南方，那么我们必须将中国完全置于我帝国控制之下。为此，至关紧要的是在那里驻屯必要的军队。……如果他们[美国人]不同意我们提出的条件，我们必须视之为暴露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即要让日本下跪。”
关于美国坚持要求以日军撤离中国为先决条件才能在远东进行认真的和谈，一份附录提议说：“我们不反对发表申明，我们原则上准备在事变解决后[从中国]撤军，但不撤出那些派去实现事变目标的部队。”
与会者迅速地翻阅这些辅助文件，9月6日的御前会议开始了。没有一个与会者指出日本跟美国进行面对面谈判是彻底无望和毫无诚意的。相反，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发言，对以下提议承担责任：在10月10日以前同时进行谈判和备战，在那个日子以后，备战工作应该完成，而继续谈判只是指望奇迹发生，或是作为一个遁词。首相近卫公爵、永野海军军令部长和杉山陆军参谋总长都发言赞成这个意向。外务大臣丰田海军大将坦率而真实地描述了至今为止日美谈判的整个过程。无处不在的铃木现为掌管日本经济运作机构内阁企划院的预备役中将，讲述了国家战略物资储备的状况，强烈要求立刻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得新的供给资源。
最后，枢密院的原议长站了起来。在这种场合，他已得到木户内大臣的严令，只能代表君主发言，并绝对清晰地记录裕仁在前一天对两名参谋总长讲过的话。于是这位枢密院议长在其部分发言中说道：
“我认为，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准备打仗，与此同时也在运用外交手段；也就是说，在各个方面我们将试图通过外交打破僵局，但若这方面失败了，我们将不得不诉诸战争。这个草案似乎暗示战争在先，外交在后；但我认为它的意思是，我们要在外交上不遗余力，我们只有在找不到其他途径时才会诉诸战争。”
当原议长发表了有利于天皇的观点后，及川海军大臣急忙向天皇保证，所有与会者都明白并尊重他的愿望。接着原议长继续说：“尽管我们会把备战当成一项政策，但是当首相在不久的将来访美时，他必须下决心运用一切可以想象到的外交手段去改善关系。如果审议中的建议得到天皇恩准，我要求在座的诸位通力合作，促进首相实现访美的目标。”
原议长接着向杉山参谋总长提出了关于苏联外交和军事力量的几个技术性问题。接着原议长说：“我知道这次的战争决定将要经过深思熟虑，因此我不会再提问题。如果我们能在附件中提出的条件下进行外交谈判，我会感到满意，所以我完全同意这个提议。”
由于大家都知道附件中提出的条件是美国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美国自四年前日本侵华以来一直未能接受那些条件，所以原议长代表君主所做的最后声明明确地解决了战与和的问题。原议长接下来对全国士气的情况做了一页评论，要求每个与会者压制持不同政见者，鼓励民众团结一致。最后他讲了结论：“我想看到大家采取果敢激烈的行动，那么哪怕是每况愈下，御前会议的决定仍能贯彻执行。”
在7月份松冈被赶出内阁时接替平沼的内务大臣田边治通就警方为了使民众安分守己而将要采取的措施做了详细的说明。接着与会者一致通过了要向君主推荐的文件，包括在完成战争计划期间进行五周谈判的决定，以及所有那些在沉默中提交给会议的支持这个决定的意见书。
裕仁站起来了，却没有如通常在这种场合所做的那样点点头并退出会场，而是动作夸张地从衣袋里抽出一张纸条，念出了其祖父明治天皇在四十年前对俄战争前夕所写的一首意思暧昧的小诗：
思来想去 ょものぅみ
四海之内 みなはらからと
无非兄弟 ぉもぅょに
几度风浪 なんどなみかぜの
喧闹撞击 たちさゎぐらむ
裕仁仿效天使和哲学家，以这种含糊不清的方式发言之后，便退出了会议室，留下那些身负重任的臣僚冥想其止水的深度，在“敬畏和惶恐”中默默想了一小阵。结果很快就会表明，他刚才是以腹艺的方式说服日本进入战争。
近卫公爵鞠躬退出
近卫首相在这次决定命运的御前会议刚刚结束后，便命令秘书打电话给美国大使馆，安排他跟格鲁大使之间的一次秘密会晤。这两人乘坐特供的挂着普通牌照的非官方汽车前往约见地点，这样就不会引起记者或警察的注意。他们会晤的处所是1909年在满洲被刺客枪杀的伊藤博文首相的养子伊藤文吉男爵家里。这家的所有仆从都被放了夜假，伊藤男爵的女儿亲自以饮食招待会晤者。近卫带了秘书牛场友彦，而格鲁大使带了大使馆参赞尤金·H·杜曼。四人一起进餐，谈了三个小时，用格鲁的话来说，“完全坦率地谈出了我们两国的基本观点”。
为了得到格鲁的帮助去安排近卫-罗斯福峰会，近卫甚至不惜向格鲁保证说：“我们确定无疑地全心全意地同意国务卿阐明的四项原则。”这些原则要求日本保证“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支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支持平等其中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不破坏太平洋现状，除非在现状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改变的时候。”
格鲁在其日记中继续写道：
近卫公爵承认，目前我们两国关系的可悲状况责任在他，不过他在对个人能力相当自谦的同时，同样承认只有他能够促使两国按照期望来修复关系。倘若他在这方面失败了，至少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会有任何继任首相能够取得所期望的结果。……近卫公爵告诉我，从华盛顿的非正式会谈开始的时候起，他就得到了陆海军负责任的首脑们最有力的支持。单是今天，他就跟[东条]陆军大臣会商过了，后者已承诺派一名大将陪同首相去跟总统会晤。……近卫公爵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即时间是最重要的。……他不能保证从现在起在六个月或一年内实施这一类的任何解决方案。不过他确实保证，他在目前能带领日本人民走向他已选定的目标。……鉴于日本当前的国内形势，他热诚地希望计划中和总统的会晤能够尽少拖延地做出安排。
近卫不顾一切地力求把格鲁和罗斯福卷入其持续了一个月的国内政治斗争，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美国国务院劝阻罗斯福，让他不要跟近卫会晤，直到“日本政府”承诺在其国际行为中能够进行具体的改革为止。那些意见书的作者和日本政府负责的大臣则拒绝让近卫作出必要的正式保证。裕仁克制着自己不去为近卫施加他那巨大的影响。
僵局的症结在于中国。美国坚持要日本承诺，在能够达成总体的太平洋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日本将会从中国撤兵。日本拒绝做出这样的保证，只是说了一些最含糊的搪塞之词。另一方面，日本坚持在谈判外交解决方案期间就要再次得到石油供应。美国拒不同意，要求日本采取可靠的拿出实质性诚意的对应姿态。
当局势的循环逻辑把所有的谈判者弄得精疲力竭时，在东京和华盛顿，日本的陆军与海军都在加紧推进他们的战争计划。在东京南部的海军大学，台面总演习由于担任裁判的老资格海军将领做出的一个决定，于9月8日已近尾声，那些将领让山本解释其珍珠港计划的战略价值和提议执行这个计划所依靠的战术手段。海军将领们说，从9月10日至12日，山本可以举行一次绝密的图上训练。他的表演是针对E队的五名军官（代表英国）和A队的七名将佐（代表美国），将有十二名与其表演有关的顶级战略家对他进行评判。
9月8日那天夜里，当山本刚已赢得机会去提出他的方案时，海军大学的教务长小松侯爵为皇室的成员和亲信举行了一次庆祝宴会。木户内大臣携母参加，其母曾是一名小公主，现在是个年逾七十的老夫人了。
第二天即9月9日早晨，山本向裁判们做了全面的演示，说明了他所需的兵力和期望取得的战果，最后还说明了早日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实施削弱性打击在战略上是绝对必要的。裁判们颇为所动，但保留了他们的赞美。如果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山本能在计划中的“特殊行动”中展示其计划的技术可行性，那么这个计划肯定会被暂时纳入全面的战争战略之中。
那天下午，午餐刚毕，两名参谋总长就到御文库奏报这场战争计划的进展。根据杉山陆军参谋总长的记载，裕仁愉快地欢迎他们：
“现在我完全了解我们的作战计划了。可是当我们在南边办事的时候，北方向我们施加压力，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旦在南方地区动手，”杉山回答，“我们就不能左顾右盼，直到我们达到目的为止。我们必须集中于一点而罔顾其他。我请求陛下批准这个提议。如果北方发生事变，我们可从中国调兵。但我们决不能中途停止在南方的军事行动。”
“我很高兴听到这些话，”裕仁说，“从中国调兵对你一定很难吧。”
杉山回答说，这是有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做到。
第二天即9月10日，裕仁批准两名参谋总长下令全面征召全国的预备役军人。“你们可以动员，”他说，“但若是近卫-罗斯福会谈成功了，你们就会停止，对吗？”
“绝对正确!”杉山回答。
与此同时，山本的图上演习已在海军大学开始了。他的部队假定已在完全的无线电静默下集结于日本的最北端即千岛群岛，开始进行一次远离贸易航线的秘密航行，越过北太平洋。当他们在纸面上逼近夏威夷时，在山本正在表演其战术游戏的那间拥挤的小房子里，一名文书军士站在一旁，用算盘计算舰队中各种舰船的燃油消耗量。4尽管身在邻室的敌对方海军将领根据他们对山本的了解、根据裁判公允地容许山本朝他们那边发出的假情报而采取了最狡猾的行动，但攻击珍珠港的舰队仍然出人意料地抵达了目的地，并造成了巨大损失。裁判们估计，在其撤退时，它可能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的舰船，但它给敌方造成的损失是值得付出这份代价的。
4这名文书军士后来在塞班岛被俘，在那里他让美国情报军官第一次知道了9月2日至13日的台面演习。他接受了笔者一位朋友即奥蒂斯·卡里的审问，卡里现为京都同志社大学的教员和该校阿默斯特大楼的管理人。
在这次裁定之后，山本于9月13日星期六胜利地回到他的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上。他的参谋军官花了一天时间认真阅读他从东京带回的文件，讨论了他们下一步必须采取的行动。接着在第二天即9月15日星期一，山本及几名副官登岸，第一次向陆军的一名代表透露了珍珠港计划。
在岩国航空兵大队的司令部，山本会见了前陆军整肃运动的将领寺内寿一伯爵，此人曾于1934年在台湾为南进重组了平民间谍网，曾于1935年为1936年的兵变协助宫廷进行安排和监督，又曾于1936年和1937年作为陆军大臣执行陆军对北进派的清洗。他现年六十二岁，裕仁已把南方地区最高司令官的位置许给了他。5他和他的门徒，即特为此事从满洲飞来的“老虎”山下中将，消化了山本海军大将的计划，承诺他们将在计划中给予支持与合作。与此同时，他们都同意山本的意见，认为这场战争将是孤注一掷的赌博，应该尽可能避免。
5“南方地区”是南进派的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泛指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所有陆地。
几天后的9月21日，山本及其僚属开始拟订第一号命令，这是一份细致入微的综合性战争计划，竟让一名经审查可以从事绝密工作的排字专家花了三天时间排版并印刷三百份。它是这样一份命令，一经裕仁用玺签字，就会在太平洋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近卫首相为备战推进的速度而不安，不愿为此承担责任，开始想办法辞职。他曾承诺跟裕仁一起苦乐与共到底，但他不想在青史上留下彻头彻尾的蠢才和恶棍的名声。他没有裕仁那种在军事事务上的兴趣和专长，他无法相信日本的武装部队对美国会有任何胜算。另一方面，他了解外交。裕仁指望他通过谈判和武力威胁来获取日本需要的东西，但近卫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裕仁从其祖先那里继承了从日本国土上清除蛮夷的神圣责任。而近卫则从其祖先那里继承了一项较为简单的使命：捍卫君主体制，保它传至后世。他现在开始认为，他可以从战败的废墟中拯救君主体制，但很难从裕仁似乎被驱使着要去追求的宿命中把天皇个人拯救出来。
9月18日，当近卫的座车正在驶离其镰仓的别墅时，四名大汉跳上了汽车的踏板，向他挥舞匕首和手枪。这个事件没有见报，但在官场小道消息中广为流传。甚至有人讹传一名暴徒开了一枪，子弹打在离近卫脑袋十八英寸之处。这些行凶未遂的刺客被捕了，在狱中关了几个月。这四人都属于右翼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曾长期得到近卫庇护的非暴力派别。结果宫廷里流传一个故事，说近卫本人为了取得公众的同情而发动了这次袭击，也是为了自己辞去首相之职而制造第一个借口。另一种解释说，主战派正在企图威胁他。
近卫在遇袭两天后，即在9月20日，参加了内阁与陆海军参谋总长的一次联络会议，他在会上心怀不满地同意把10月15日作为跟美国外交的最后期限。在那个日子以后，谈判可以继续，但主要是作为一个幌子，而认真推进的则是战争计划。9月26日，近卫告诉木户内大臣，第三届近卫内阁将不得不辞职，除非10月15日这个期限能够进一步放宽。木户回答说，近卫“表现得不负责任”。
第二天即9月27日，近卫躲回其镰仓别墅休整，在那里滞留到10月1日，拒绝跟任何人谈论公务。
裕仁几乎没有注意到近卫的不合作态度，因为他浸**于战争的利弊权衡。于是在9月29日，他要木户内大臣去调查美国已经储存的橡胶数量，并确定一下在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来源断绝的情况下，美国能从南美获得的橡胶的数量和质量。他满意地得知，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得不几乎全部依靠合成橡胶。
从10月1日至10月5日，裕仁为正在陆军大学举行的台面演习所吸引。这次演习将要决定陆军“从战备的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需要多长的时间。第一阶段要求集结大约四十万兵力，并在帝国心脏具有足够航运能力的港口附近待命。第二阶段要求第一波入侵的部队在帝国南部边界即台湾、海南和印度支那的运输船上待命。裕仁早些时候曾坚持说，第二阶段必须尽可能推后，以免妨害外交谈判。陆军曾坚持说，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需要三周时间。陆军大学的演习表明，这个困难而又危险的过渡期可以缩短到两周。
闷闷不乐的近卫首相终于在10月1日从其寓所回到了岗位上。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对驻华盛顿大使野村的一份口头声明中重申了美国的强硬路线，要求日军必须撤离中国，若要签署美日之间在远东持久和解的协议，就要把这一点写进去。随之而来的是，东京有了两周狂热的政治活动。有影响的日本人在幕后操纵，给天皇捎信，称与美国交战将是一场灾难。裕仁最亲密的顾问掐着自己的肉，互相诉说他们肯定是在做一场恶梦。及川海军大臣向东条和杉山两位将军暗示，海军投入战争没有任何胜算。近卫首相轮流向格鲁大使和裕仁天皇求助并请求安慰，但两人都把他拒绝了。在华盛顿，野村大使开始减少跟赫尔国务卿在华德曼公园酒店式公寓一个套间里进行秘密会谈的时间，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伤感的沉思中坐车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乡间转游。书本里充满了对那悲剧性的两周内熙攘来往的记述，但没有任何大事发生，也没有任何改变。
就连木户内大臣也有过动摇其对国家计划献身精神的时候。10月9日，他向近卫首相承认，世界形势过于复杂，很难断然地倾向于战争或和平。或许在寻求进一步的扩张之前，最好接受并忍受美国的经济制裁，满足于占领中国的几个省份，要求人民厉行勤俭节约，再用十年时间来增强国力。他说，如果近卫认为这对国家来说是上策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履行职责，赞成和平。木户说，如果近卫有信心采取收缩政策，那么可以说服天皇撤消9月6日御前会议的战争决议。近卫承诺认真考虑这种可能性。
第二天即10月10日，裕仁将其堂兄弟前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找来，询问他海军究竟是否准备好了打仗。伏见回答说，海军当中尽管有及川海军大臣那样的悲观论者，但仍然不仅准备好了打仗，而且准备打赢。在那同一天，裕仁批准成立了南方地区陆海军联合作战司令部，并且要求政府在即将来临的10月15日最后期限之前要下坚定的决心。
当内阁于10月12日开会时，东条陆军大臣对于在华盛顿继续谈判表示反感，认为那只是浪费时间并提高了美国的相关地位。及川海军大臣也认为战争有可能发生，但要求把外交视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手段。及川说，况且是战是和，现在就应该做出决定，如果外交拖得太久，就会变成不光彩的战争烟幕。
第二天即10月13日，裕仁含蓄地向木户内大臣承认，他在进一步的外交中看不到希望。“战争开始后的那一天，”他说，“我们不得不颁布一份帝国宣战诏书。请务必办理。”他接着推卸了煽起民众好战情绪的一切责任：他说，在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时，在1940年签订三国条约时，他发布的诏书中已经强调了他对和平的热爱。最后，他要求木户在战争开始后确保跟美国谈判渠道的畅通。他提议派一名特使前往梵蒂冈，以便把教皇用作一名中间人。
在10月14日，近卫首相通过马利诺教会的曾在十个月前首先为华盛顿和谈提供了基础的神父沃尔什主教之手，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最后一份绝望的信函。他叫沃尔什告诉罗斯福：如果美国不立刻摆出引人注目的和平姿态，第三届近卫内阁将不得不辞职，而和平解决的机会将会变得渺茫。沃尔什主教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个委托，因为现在他深信美国甚至比日本更不愿意去匆匆谈成一份和平协议。尽管如此，出于基督徒的责任感，他接受了近卫在一架飞往香港的飞机上为他提供的一席之地，于是他能赶上下一班横越太平洋的快船。
当沃尔什主教登机时，木户内大臣和东条陆军大臣在皇宫里达成了共识，认为必须把近卫内阁替换掉。木户在其日记里写道，东条愿意承担最后一次推迟军事行动的责任和进行最后一次外交尝试的责任。东条在跟杉山参谋总长的交谈中做了如下通报：
木户：下一届内阁将会难产。陆军说我们可以依据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作战，但海军还有担忧。我认为这是近卫首相下不了决心的原因。他必须像政治家一样思考。
东条：我问了海相：“9月6日以来海军的决心有无变化？若有变化，我们会相应调整计划。”但他说：“没有，没有变化。”……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停止为过去追究责任的尝试，正视我们究竟能否按照决定执行国家计划的问题。
东条转向杉山补充道：“海相[及川]不愿说他对胜利没有信心，但他谈话时仍然带着那种味儿。我们不能做决定，是因为他不愿承担责任。如果海军下不了决心，我们将不得不寻求其他解决办法。”
杉山与东条在进一步聊天后，一致同意，唯一的解决办法可能就是成立一个新内阁，任命一名新的海军大臣。
到了下一天即10月15日上午，身在宫廷的每个人都认为内阁的变动是不可避免了。近卫报告说，东条现在对拖延非常恼火，以至于他在内阁会议上再也不愿跟近卫讲话。令裕仁失望的是，近卫将会破坏其1940年做出的保证，即“与朕同甘共苦到底”。尽管如此，裕仁还是未表异议地批准了内阁的更迭，近卫的秘书和那位无处不在的预备役中将、内阁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整整一天穿梭于皇宫内外，去为物色一个合适的新政府而充当中间人。
为了承担起过去的责任，为了团结陆军与海军于未来，东条陆军大臣和近卫首相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最合适的首相人选将是裕仁那个诡计多端的叔父东久迩宫，此人曾于1920年最早吸收了东条和裕仁陆军小集团的其他人。木户内大臣和其他廷臣一想到值此日本可能投入一场危险的对美战争之际要把一名皇室成员推到菊帘的前面去，都表示了惊恐。裕仁说东久迩内阁会出现某些问题，但“有可能一切顺利”。
近卫跟一些人匆忙交谈了一个下午又一个晚上，在深夜前往东久迩宫的别墅去“进行试探”。东久迩要求给他几天时间考虑这个提议。在近卫离开皇宫期间，裕仁和木户内大臣会见了东条陆军大臣，劝说他担起组织下一届内阁的责任，并同时担任其中的首相、陆相和内相之职。
第二天下午，裕仁秘密召见东条，问他是否会愿意置9月 6日的战争决定于不顾，并在最后的战争命令推迟一个月下达的情况下，负责约束全国的武装部队。东条指出，这段额外的谈判时间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日本的力量相对于美国而言会持续衰退。但他欣然承认，他觉得在政治上有足够的力量承担这个责任。一个小时多一点之后，在午后5点钟，近卫公爵正式提交了其内阁的总辞呈。
第二天即10月17日，木户内大臣郑重地就商于七名仍然在世的前首相，即“旧臣”或老一辈政客。第八名前首相平沼男爵这次引人注目地缺席了，因为那一年的早些时候此人曾在松冈外务大臣吉诃德式的转移注意力的计划中支持过他。 6另外还有几人没有出席，如果他们没有遇刺身亡，可能是会出席的。在会上，满洲事变的心怀不满的上当者若槻礼次郎暗示宇垣大将可能成为一个好首相。1935年派系斗争的上当者林企图把这份责任摊在东久迩宫肩上。接着木户内大臣插话推荐东条。阿部将军和外交官广田都同意这个人选。冈田和米内这两名海军大将以及年迈的清浦派成员全部同意附议。木户将一致的意见奏报了天皇。
6七十五岁的平沼正在从8月4日一颗子弹擦破其脖子又划破其下巴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由于袭击他的暴徒是东久迩宫祷告**谋分子中的一些人，他们靠着东久迩宫对警方的影响而仍被保释在外，所以平沼的生气是可以理解的。天皇曾为他提供一名宫廷内科医生的服务，并曾送给他一篮水果，但这些都未能平息他的气恼。不过自从那次事件以来，他便放弃了对日本与德国结盟一事的坦率批评。
裕仁在认可东条肩负首相、陆相和内相这三份新的责任之后，于午后6点左右找来了即将离任的及川海军大臣。从1915年到1922年，及川一直作为侍从官附属于裕仁本人，曾于1921年随同裕仁登上“香取”号战列舰赴欧旅行。1940年，及川曾强迫海军接受三国条约。
现在，及川肩负的责任超过了其良知所能承担的程度。裕仁温和地告诉他，他会被海军大将岛田繁太郎所取代，此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也曾在裕仁小集团中靠近裕仁，还是东条的私人密友。岛田的责任将是和东条一起强迫海军老一辈将领违背自己较好的判断力去跟美国交战。裕仁感谢及川提供了长期而艰辛的服务。后来在1944年，他将任命及川为海军军令部部长。
于是当上日本首相的人就成了东条，在美国人眼里，他是日本八十年对西方作战计划的元凶。东条在就职以后，确实担负起责任，把战争的爆发推迟了一个月，给了武装部队中那些热烈的盲目追随者更多的时间酝酿和排练其作战行动，给了民众更多的时间去接受美国对日本的绝对排斥，给了外交官一个最后的机会在华盛顿谈判日本那些不可接受的要求。
10月18日，裕仁同意破格提前几年把东条从陆军中将擢升为大将。那天下午，裕仁和木户同往靖国神社，祭祀在上个世纪为国家计划效劳过的已故武士的亡灵。
10月20日，木户内大臣在跟裕仁的一次例行谈话中乘机解释，他提议东条为首相，是为了在投入一场仓猝的战争之前，给日本提供一时的喘息以进行郑重的思考。裕仁注视着他宠信的顾问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相当于日本人所谓的“不冒险，无所得”。
26
珍珠港
(1941)
佐尔格的被捕
在近卫内阁执政的最后两周期间，警察逮捕并关押了以理查德· 佐尔格为首的苏联间谍网的成员。当时德国的盖世太保观察员把近卫的倒台归因于他跟该间谍网中主要日本成员尾崎秀实之间令人尴尬的亲密关系。然而，西方的学者在查阅警察档案后已有定论，认为这些逮捕行动跟政府的倒台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近卫确实在为什么事情感到尴尬，那么“军国主义者们”却是与此无关的，因为对间谍的逮捕和审讯是由内务省的文职思想警察一手包办的。军方的秘密警察深为懊恼，因为在一件有关军事安全的事务中他们未能抢得先手。思想警察监视佐尔格间谍网已有一年多，这是在高得多的层次上与国策关联的行为。当该间谍网已不再能为国策服务时，他们很可能奉命肃清该网，作为一项例行的备战工作。内务大臣田边治通从1932 年至1938年在“满洲国”当过傀儡亨利·傅仪枢密院的副议长和操纵者。
对该网的搜捕始于1941年9月29日，当时思想警察拘禁了伊藤律。1在早先作为一名颠覆分子若干次遭到逮捕和受审之后，伊藤变节了，被改造成为警察的线人。他们当时在大川周明博士经营的间谍中心南满铁路研究所为他找了一份工作，而大川博士曾于1932年的恐怖时期充当宫廷与刺客之间的联络人。伊藤在研究所的任务是监视其同事即中国通尾崎秀实，此人作为佐尔格间谍网的成员，曾将早期从木户内大臣与小西园寺那里发出的情报传送给佐尔格，以让他传递到苏联。
1在英文中，他以前曾以其名字的另一种读法即“Ito Ritsu”而见称。
现在思想警察对线人伊藤进行了十一天的讯问，方才觉得已经掏空了他的脑子。对思想警察而言，他们很难相信佐尔格能够从事他在德国大使馆内那样的活动，除非他的活动涉及某种比其间谍网还要大的阴谋。然而审讯者最后满足于相信伊藤已招供了他所知的一切，于是他们继续进行下一轮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