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园寺的间谍秘书原田穿过叛军阵线，跟几名被扣的贵族谈了话，在回家的路上被一名认识他的造反军官拦下了。那名军官后来作证说：“如果他没有显出恐惧，如果他试图对我撒谎或逃走，我会干掉他。但他跟我说话时声气那么小，所以我警告了一下就把他放了。”
在下午暂时的平静中，每个人都在等待裕仁之弟秩父宫来到东京，此人是造反领导人的私人朋友。人们预料秩父当晚在预定召开的皇室会议上会跟裕仁对抗。内大臣秘书木户把当天的大多数时间用于跟朝香宫和东久迩宫开会讨论“补救措施”。谣传造反者或陆军打算绑架秩父宫，于是在午后5点17分，当他的火车开进上野车站时，有一名侍从官和一支强大的警察卫队来迎接他。其车队全速行驶，鸣着警笛，穿过了大约四英里长的市街，于十三分钟后抵达内宫。他立即被领到御前，接着私下跟天皇共进晚餐。
大约在午后7点，这对皇家兄弟在皇族会议室跟其他血统亲王相会了。4根据侍从官的私下议论，会议中的嗓音是有节制的，气氛是温文尔雅的。裕仁依次询问了每一位亲王，听到了事先准备好的简短讲话，内容涉及各种主题，包括中国、长远军事计划和国内改革。不过，主要的关心则是，如果不迅速建立一个新内阁，并设法与陆军做出妥协，造反精神可能会蔓延到地方。裕仁向亲戚们表示了感谢，承诺考虑他们的意见，而在8点半，会议在不明朗的虎头蛇尾的局面中休会了。秩父宫接着去跟“大哥哥”木户会议了半个小时。
4根据“皇室法”，“皇室成员应受天皇支配”，皇室会议“应由已成年的皇族男性成员组成”。此外，希望天皇要求一名外族证人在场，尤以内大臣、宫内大臣、法务大臣或最高法院院长为宜。1936年，有十六名皇室成员具有出席皇室会议的资格，六名高级成员称为“亲王”，十名低级成员称为“王”。六名亲王是裕仁的三个弟弟加上三名非嫡系的王子，后者是由皇家选举产生的，即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以及曾于1934年访问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的贺阳宫。参加2月27日委员会会议的王子是：裕仁的弟弟秩父，弟弟高松，堂弟伏见，都是亲王；叔父东久迩，叔父朝香，堂弟梨本，以及闲院宫之子春仁，都是王。
皇室会议上只浮出了两个具体结果。正在海滨小田原的别墅里感到不乐意的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接到通知，让他“哪怕并不方便”，也要前往东京做天皇的后盾。闲院于第二天服从了命令，但在一周时间内，没有得到与其君主相会的任何理由。也是在那天夜里，秩父宫给其朋友野中大尉写了一张亲笔字条，此人是军阶最高的造反军官，他要求此人给个面子，撤走他的部队。野中经过一天的考虑做了答复：将一把手枪塞进自己嘴里扣了扳机。侍从官欣慰地看到，血统王子尽管可能为其在下级军官中存在许多友情和担当而感到窘迫，但在对抗发生的时候，他们还是选择站在裕仁这边。秩父于当晚午后9点10分再次在一支警察部队陪同下离开皇宫。
第二天上午，裕仁把他对委员会会议的印象写给了宗秩寮的总裁“大哥哥”木户，以载入皇宫档案：“高松宫[朕弟]表现最好。秩父宫[朕弟]自五一五事件以来已大有改善。梨本宫在要求我宽恕[此次造反]时动情流泪。我很欣赏他。春仁[闲院宫之子]很好。朝香宫谈到个人的正义感，谈到其在君主大义之中的地位，但在激进的影响之下，他是并非无可指责的。至于东久迩宫，他正在表现出颇强的判断力。”
裕仁作为家族纪律执行者，刚刚根据廷臣的要求阅读了警方有关东久迩宫最近参与勒索阴谋和宗教诈骗的案卷。天皇是根据忠与不忠来评价其亲属，而不是根据普通日本人的道德标准。在平静的家族会议上，他已证明自己甚至超越于自己亲属的影响。
委员会刚刚休会，真崎、阿部和西大将便造访陆军大臣官邸，告诉在一楼指挥的那五名年轻反叛军官，他们必须放弃希望，顺从天皇意志。北进派领袖真崎许诺，如果他们不从，他会亲自率领部队去消灭他们。那些年轻的军官感到既厌倦又痛心，同意屈服了。午后11点半，这三位将军返回皇宫复命，于是有命令发布给宫廷卫队与第一师团的哨兵：当晚要宽待企图从造反者占领区逃跑的普通士兵。
然而，并非一切都结束了。造反者在其整个可悲的行动中，一直跟呆在东京郊区隐匿处的北进派激进思想家北一辉保持着无线电联系。北一辉此前在其作为一名职业革命者的漫长生涯中，总是避免公开参与政变阴谋。然而现在他意识到他已陷得很深，若叛乱失败，他可能被处死。在最近两天里，他一直站在其无线电发报机旁，在每一个关头都给造反者打气，就政治的微妙性给他们忠告，向他们转达其妻鼓舞人心的预言，后者作为一个具有神秘力量的女人，享有一定的声望。
当大将们在2月27日即事变次日那个夜晚离开陆军大臣官邸之后，北一辉在午夜时分跟两名造反军官谈了话，告诉他们还不到放弃的时候，因为宫廷的压力正在加大；如果他们不能长期坚持，便会不经聆讯而被草率处死。北补充说，他妻子梦见了一个天启，在其中，年轻军官成功地统治着一个日本人没有贫穷的天堂。造反者听了这话，同意了了他的意见。
第三日
2月28日，事变后第二天，又是阴云密布。本庄侍从武官长于午前7点接到造反者心意改变的通知。这就意味着，造反者将必须被消灭。这就意味着，本庄的女婿山口一太郎大尉将必须为帮助现已确定为逆贼的人们而去坐牢。这就意味着，本庄本人在度过长久而忠诚的事业生涯之后丢脸了。认识他的人们后来说，他在那一天老了十六岁。
大约在上午11点钟，那位女婿山口去了戒严总部，雄辩地恳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反对发布使用武力对付造反者的命令。将佐们十分同情地听他辩论，但一语未发。终于，在将近中午时，戒严参谋长石原莞尔大佐，曾经策划满洲作战并一直宣扬应跟中国和平相处的杰出的宗教狂，从长条形会议桌的顶端站起来说道：“我们将尽快攻击。”他走出房间，把书面命令交给通讯兵去传送。
第一师团和近卫师团为进攻而集结，飞机发动机旋转起来去轰炸叛军工事。造反军官从无线电里听到：“不投降就会挨打。”叛军回答，他们“不会服从由歪曲天皇意图的元件说理论家构想的命令”。
就在这时，“暂缓出击”的命令送达正在等待的攻击部队，因为秩父宫的信函正要送交野中大尉，而“老虎”山下还有最后一个妥协的主意。在街垒举行一次谈判后，山下于下午1点钟在川岛陆军大臣陪同下来到皇宫侍从武官室。他把叛军军官的一份保证书交给本庄侍从武官长，那些人保证，如果有一名侍从官走出宫墙，按照规定的所有礼节见证他们的行为并将之向君主奏报，他们就会全体切腹自杀。本庄立即向裕仁奏报了这个提议。
裕仁说：“如果他们希望自尽，他们尽可以自得其乐地去干。要给这种人派一名皇家见证人，想都不用想!”
本庄痛苦地嘟囔说，其女婿在那里当值班军官的第一师团不愿意参加针对从前同桌吃饭的战友采取的行动。
一种尖锐的鼻音混入了裕仁的声音。他说：“如果第一师团的师团长认为他不能有效地行动，那么他并不明白自己的责任。”
本庄记载道：“我在天皇身上从未见过如此的严厉和愤怒。”
陆军领袖为裕仁驳回自杀的提议而大吃一惊。女婿山口既绝望又狐疑，致电本庄，求他去跟天皇再谈一次。本庄反复对他解释，称天皇已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他的意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当女婿一再求他时，他伤心地挂断了电话。
午后3点，据说其面孔“如厕所门一般漠然”的滑稽的杉山参谋次长请求觐见，向裕仁做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存在一个误会。造反者并非期望一名皇家见证人去看他们自杀。他们只是希望会有一名侍从官在事后看一下他们的尸体，以向天皇奏报，他们是否以正确的方式执行了挖掉肠子的仪式。裕仁以重燃的怒火驳回了这个保全面子的新方案。听到这个消息时，一名叛军军官悲叹道：“可是就连飞机失事也要奏报君主啊！”
杉山参谋次长返回裕仁身边，用了将近一个小时，使尽弄臣的哄骗之策，力图使裕仁更为宽容。最后他在一条门道躺下，叫天皇从他身上踩过去。天皇只是从他身上跨过，去另一个房间等待事态的发展。终于在午后4点半，杉山和戒严部队司令官5香椎浩平中将向天皇禀奏由于时间已晚当天不能进攻，但向他虔诚地承诺明早第一件事就是发起攻击。裕仁生硬地叫他们退下，召来本庄侍从武官长，谴责陆军领导总体抗命。
5召集了不下于二万三千四百九十一名士兵和三百五十名军官去对付一千四百八十三名哗变者。
“有谣言说，”裕仁说道，“陆军是属于天皇的。又有谣言说，陆军故意拖延，以增强这次事变的份量。”
“在过去几小时内，”本庄回答，“人们一直在说，在目前局势下，陆军对于遵循天皇圣意是态度暧昧的，他们说陆军有意建立一个军政府。这种议论是对皇军的极大侮辱，无视陆军为迅速而和平地解决事变而做出的真诚努力。”本庄后来在其日记中写道：
于是我向天皇吁请说，对于陆军误会的公众氛围是残酷无情的，令官兵们无法忍受。那一刻，我未控制自己的感情，泣不成声。天皇走出房间，一语未发。
过了一会儿，他召见我，说道：“你，侍从武官长，向我吁请，理由是陆军遭到了不公正的批评，而你吁请时流泪了。但我告诉你，如果这次事变不迅速解决，接下来将会是动**的局面。三天过去了，政府的状态仍未恢复。外汇几乎停顿，银行很快就可能发生挤兑。不安正在京城外传播，存在造反的危险。第一师团的忠贞分子也可能加入他们战友的行列，那些人杀死了我的手足，对老人们干了最残忍的事情。因此我允许你，侍从武官长，向最高军事会议正式提出你自己不同的意见和感情，然后我要求你使这个局面得到立即的解决。
本庄本来应该对天皇有关军事事务的所有意见承担正式的责任。在过去，当这两人意见分歧时，裕仁或者哄诱这位老将军就范，或者自己稍作让步。现在裕仁明确解除了本庄的责任，要求他正式地公开表明作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意见。裕仁一口气接着说，他非常尊敬本庄，他不会再要求本庄作为一名知己提供服务。
[本庄在其日记中写道]于是我向军事委员会提出要求，请其派一名代表来我的办公室跟我谈话。[北进派领袖]荒木大将来了，而我一方面向他提出了我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提出了天皇旨意。荒木大将说：“我想，既然皇命已下，除了行使武力以外别无他法了。”
这两位大将，荒木五十九岁，本庄六十岁，苍凉地四目相对。他们曾于1898年一起毕业于士官学校，从那以后，曾在一打不同的任务中为参谋本部共事。他们都知道裕仁过去经常从意见相左的谋臣的观点中做出选择。他们都知道裕仁有时会不厌其烦地寻找一名将会提出一条他本人愿意行走的行动路线的谋臣。但裕仁以前从来未曾无视其所有军事参议官的忠告。如今这位三十五岁的神王已从菊帘后现身了，承担了所有独裁的责任。当这两名大将草草地相对鞠躬时，他们也是对天皇的意志鞠躬。今后所有陆军元老的行为，都会好像没有其自身的责任，而只是服从命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这两名大将分手时，只是轻轻地耸了一下眉毛，便接受了这个事实。
最高军事参议官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以阻止裕仁让君位处于危险的暴露地位。午后7点半，他们的一个代表团，包括前陆军大臣荒木大将，前陆军大臣林大将，以及参谋次长杉山中将，在闲院宫乘火车从小田原到来时会见了他，试图劝说他去改变裕仁的主意。闲院宫拒绝插手，乘车前往其王府。陆军元老的代表团来到戒严总部，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参谋会议，阐明了形势，并提出了一条一致的意见：“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一次将会摧毁陆军士气的武装冲突。”
戒严部队的参谋长石原莞尔大佐，满洲作战的策划者，已经看到他的命令自中午以来都被阻搁。他虽从未以机智著称，但他此时站了起来，盯着代表团的发言人荒木大将说：“这是违反最高统帅权。请报出你的名字和军衔，先生。”
“你完全知道我是荒木大将。而我知道，你在试图侮辱一名上级军官。我劝你住口！”
“我不能住口。”石原说，“军人使用天皇的武力去反对天皇，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那不符合常识，而且跟陆军士气毫不相干。你自称为大将，但我不相信如此愚蠢的人能在日本当上大将！”
由于这番虔诚的情感爆发，石原在未来几个月的大清洗后仍然留在陆军。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将会以“最后一名北进派”而著称。当他大步走出参谋室时，荒木和其他将领已经无法阻止计划在早晨发动的攻击了。但他们的确劝动了戒严司令官香椎尽可能以非武力的方式说服造反者。广播车和无线电整夜沿着叛乱外围反复广播：“不投降就灭亡。”轰炸机掠空而过，撒下传单，承诺宽恕军士与列兵。广告气球在黎明升空，请求部队为了官兵妻儿的缘故投降。
也是在那天晚上，本庄侍从武官长的女婿山口大尉被秘密警察逮捕了，当局认为他涉嫌叛逆重罪。
裕仁的解决办法
2月29日即事变后第三天早晨的8点半钟，第一师团各部通过叛乱边界上未设防的部分，开始从预期的战场疏散平民。叛军逐步后撤到他们已经占领的主要建筑物。9点钟，戒严司令官香椎开始广播，向全国宣布：“那些年轻的军官最终沦于被视作反叛者的地步。”10点钟，当部队和带刺的铁丝网把他们圈起来时，反叛者纠集的士兵三三两两地穿过其工事周边白雪覆盖的草地和停车坪向政府投降。中午，秩父宫的好友野中大尉自杀了。两点钟刚过，所有叛军都投降了，其军官被秘密警察拘押。
裕仁直到最后仍然固执地怀疑着。当那天早上8点半陆军已经屈服的情况首次明朗时，内大臣秘书木户建议他“任命一个新内阁以安抚人民”。裕仁回答，他将“等到完全平定之时”。接着，当事情完全平定之时，他却变得急不可耐了。两点钟，他让人用电话而不是按照惯例派皇家信使把向西园寺公爵提出的请他前来东京推荐一名首相的那个传统要求传送到兴津。西园寺以腰痛为借口，要求给他一点时间来为旅行做准备。4点钟，裕仁又叫人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组阁是紧迫之事，他必须尽速赶来。
在西园寺定神之时，3月1日那天过去了。那是一个星期天，惟有这个星期天，东京官场不仅享受了每周一天的西式法定假日，而且度过了一个真正极度疲惫而安宁的日子。裕仁却是例外。他起得早，穿上陆军制服，一直坐在书桌边，直至深夜。这是他在未来几周内都将坚持的生活规则。他放弃了每天的锻炼时间，甚至当其主要大臣的一个代表团于3月18日来到他身边，请求他保重贵体时，他也未加理睬。他很了解那句军事上的至理名言，即若不穷追猛打，直到最后一名步卒投降，胜利就可能是虚假的。
3月2日，可敬的西园寺终于来到东京，裕仁的“大哥哥”们已经做出安排，使其头目近卫公爵得以用尤里乌斯·凯撒的方式拒绝权力，首先拒绝首相的桂冠，接着拒绝掌玺大臣的顶戴。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姿态，把它摆出来，是为近卫在对华战争开始的时候出任首相铺路。近卫从未出任过任何公职，而仅以贵族院的一名领袖闻名。民众需要通过宣传才会想到他是当首相的料子。尽管温顺的民众现在可能接受他，但他不愿在陆军将要遭到无情清洗的时候负责。这会令他在战时难以领导陆军。
西园寺试图揭露近卫候选资格的虚伪性。当他发现做了充分准备的政客从各个方面把近卫这个名字推给他时，他跟近卫交谈了，发现此人不愿意出山。当近卫的谦逊在报纸上受到赞扬时，西园寺逼近一步，不顾近卫的反对，坚持正式向君主推荐他。裕仁本人却打破先例，提出反对意见，说近卫的健康状况可能不是很好。西园寺声称近卫很健康，并再次推荐他。裕仁在礼仪上没有选择，只得于3月4日召见近卫，要求他组阁。
近卫在觐见结束出来后，对内大臣秘书木户讲了心里话：“我惹上真麻烦了。”一夜睡眠之后，近卫回头找到西园寺，向他求饶。他带来了一份医生的证明，声明他的健康状况至少在未来三个月内也就是说直到陆军的清洗结束之前不允许他担任公职。
西园寺当时能够毁掉他这位年轻亲戚的事业前程，只要他宣布，近卫在一个危机时刻曾拒绝遵从皇命组建政府。不过，在经过长久讨论之后，这位老人心软了。他让记者知道，他对不能为国家牺牲其健康的政治野心家评价很低。不过，他接着便返回了皇座殿，宣称他虽极为尴尬，但他不得不变更他的推荐人选。这一次他推荐了裕仁中年心腹圈内的一个较为次要的人物，即外务大臣广田弘毅。6
6一名职业外交家。广田作为帮会头目头山满的一名个人门徒开始其事业生涯。他曾于1921年结识近卫公爵，成为近卫在黑龙会中的线人之一。
广田奉裕仁之命于3月5日组阁，但直到3月9日才最终被任命为首相。在那四天的间隔中，军方和政界交替对他提出了贪得无厌的要求，既是针对其内阁的政策，也是针对其内阁的人事。7当广田的困难抢先成为头条新闻，使得日本没有一个正式的政府时，裕仁却靠自己悄悄地推行了许多严厉的纪律措施。
7在陆军坚持下，牧野伯爵的女婿吉田茂，即将在1946年至1954年之间五度出任首相的那个人，未能就任内务省权力很大的警察大臣职位。
3月4日，枢密院在裕仁御前开会，一致建议他下诏，让那些年轻军官秘密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不给他们申诉的权利，并尽快执行对他们的判决。3月2日，所有陆军大将已提出辞呈，作为就“最近不可饶恕的事变”向天皇悔罪的象征。如今在3月6 日，裕仁接受了集体辞呈，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姿态，而是当做一件真事，于4月23日生效。此外，他认为点名将三人置于通则之外是符合规定的。陆军整肃运动的领导人寺内大将及其助手西大将和植田大将不会辞职。寺内将会就任陆军大臣，西则就任军事教育总监，而植田出任关东军司令官。
当抗议的呐喊和皇宫走廊上的急匆匆的脚步声已退去之时，本庄侍从武官长在其强制性退役之前痛苦地等待了两周，作为让他挽回面子的延搁。他在日记中写道，那三个例外是“天皇至高权力的一部分”。裕仁按照同样的脉络在3月9日规定，最高军事会议和陆军高层唯一不必递交辞呈的成员，为陆军元帅闲院宫，陆军中将朝香宫，以及陆军中将东久迩宫。
当广田内阁终于为本身建立了一个能够开展工作的环境并于3月9日就职时，裕仁继续身穿军服，从早晨到午夜坐在其办公桌边，以非元件的命令给其对手以实例的教训。他改变了自己在国文上的正式签名，由“大日本国最高君主”改为"大日本国天皇”。8他考虑将曾为兵变提供过士兵的那四个联队撤销，接着，他摆出对忠皇的大多数官兵宽宏大量的姿态，允许他们保留军旗，仍然作为武装部队的一部分。
8此为他自1月底以来一直在考虑的一个措施。
与此同时，他暂且批准了一份新的国防计划草案，它是由国防设施中许多不同机关分四部分起草的，一个是财政部分，“根据宪法”可以向议会出示；一个是全盘政策和战略部分，可向内阁报告；一个是有关动员和人力的部分，可向首相透露；一个是详细的作战计划，其全貌仅能为天皇及参谋本部的少数官员所见。其中一个小节正是在1936年3月成型的，是一份在北京附近从事夜间演习的计划，它能够用于并将在十六个月后实际用于发动全面的对华战争。
新防务计划的主体较少讨论针对中国的具体战备，而较多地阐述国家军事力量的总体建设。日本不仅要做好战胜中国的准备，还要吓退西方的干涉。广田内阁制订了一个严密控制的纲领，即便在当时也是以“准战时经济”而闻名了。军费开销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翻了三倍多。曾由在兵变中遭到杀害的聪明的已故大藏大臣高桥控制到了最低点的赤字财政，如今却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工厂模式到外汇，都被变成了滥印钞票和政府严密控制的奴隶。
与此同时，裕仁还做了无微不至的秘密安排，以扩大陆军的规模，由十七个师团扩充到二十四个师团。那七个新的师团是从预备役中抽调的。在供给、军官、训练设施方面，事先为他们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因此，在对华战争的开局几周内需要他们投入时，他们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作战实体。于是，如果我们愿意相信官方记载，那么第一一四师团是在1937年10月创建的，还不到一个月便开到了中国，向南京进军了。
当陆军整个规模急剧扩充百分之四十一正在计划之中时，愤怒的裕仁却要求彻底清洗将要指挥这支军队的军官，这场清洗将会导致在未来两年里严重短缺训练有素的军官。然而清洗的必要性是不可否定的，并由闲院宫于3月3日在他跟西园寺的间谍秘书原田的交谈中做了雄辩的解释：“如果没有最近这次突发事件作为理由，我们就无法取得进展。也就是说，我们的原则是，无论如何绝对不可让家丑外扬，所以我们这次被迫要把活儿干彻底，哪怕干到残酷无情的地步，也要把陆军打扫干净。”
这个不受欢迎的从事门户清理的任务，落到了新任陆军大臣即推行整肃运动的寺内大将肩上。在1936年3月至8月之间，他把陆军中八千多名现役军官中的二千多人送到了牧场。北进派几乎被消灭了，陆军战略智囊的一大半也随风散去。通过补救措施，这次清洗最沉重地打击了上层，因而为新鲜青年干才的最终擢升扫清了道路。
为了反对紧随着君主最近的独裁措施而必然会冒出来的愤恨和政客与退伍军人的新同盟，“十一俱乐部”的“大哥哥”们设计了一个办法，通过它，裕仁能够否决任何不称心的内阁，而且能够不露形迹，使他看上去在此事中未起任何作用。每一届内阁都必须有一名陆军大臣和一名海军大臣。根据1913年修订的法律，允许这两个职位由陆军和海军的现役或预备役大将来担任。由于只有现役军官才受皇命的约束，那么在理论上就可能由西园寺推荐的首相候选人在没有事先得到天皇批准的情况下来填写内阁大臣的整个名单。当然，天皇可以拒绝批准这样的一个内阁，但他会有失于风度，不得不暴露其派性。于是在5月初，枢密院在天皇御前开会，向广田内阁建议修改法律，只有现役军官才有资格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内阁同意这个变更，而裕仁迅速地将之签署到法律中。直到此事于5月18日成为既成事实时，才向媒体和公众宣布。此后裕仁及其核心圈子经常利用它来阻挠不称心内阁的组建，或者推翻已经为其效劳过的内阁。那头不明事理的畜生，即“陆军”，总是公开地承担了责任，而胆小、虔敬和被禁忌约束的民众，礼貌地忽视了真相，即裕仁自从这次兵变以后，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名义上都是陆军的总司令。9
9在1913年至1936年的二十三年内，没有一名预备役军官被任命为现役大臣，尽管这种任命是合法的。然而，在1944年，当其在理论上并不合法时，裕仁却会委任一名退役的海军大将为海军大臣，他只是给海军人事局打了个电话，把那人的名字——米内，重新列上现役军人的名单。
当日本的结构发生这种重大变化时，二月兵变的主角悄悄蒸发了。本庄侍从武官长起初受到寺内陆军大臣的鼓励，要他留任。“我也处在遇到大把麻烦的位置上，”他于3月8日对本庄说，“所以请不要考虑辞职。”
可是在3月16日，本庄在其日记里写道：“寺内来看我，告诉我女婿山口所犯罪行的详情，并说他为我感到难过。……那一天，山口的家属搬来我家了。他们的家具存放在山口[一名中将]家里。我女儿及其孩子被送来跟我同住，是应山口家人的要求。”
第二天，3月17日，本庄跟天皇沟通了其辞职的意向。“天皇问我：‘你的亲戚涉事有多深啊？'
“我回答：‘不清楚有多深，但在目前情况下，首先要考虑的是清扫陆军，我觉得有义务辞职，但愿做个榜样。'
“天皇答道：‘这也许是对的；我要好好考虑一下。’”
到了3月28日，辞呈被接受了。本庄收到了天皇送的许多礼物，包括现金、艺术品和来自天皇办公桌上的一对镇纸。“我给你这些东西，”裕仁说，“因为是我长期使用过的。”皇太后送给本庄白金袖口链扣、鲜鱼和她亲手制作的过节吃的年糕。4月22日，本庄奉命和曾在满洲事变期间作为陆军大臣当过他上司的南大将一起编入第一预备役。
“我无法驱散心头的伤感。”他写道。
其他嫌疑犯受到了更严厉的待遇。直率诚实的北进派第二号领袖真崎大将被秘密警察关押了一年半。在1936年的最后几周里，他仍然顽固不化，进行了为期一月之久的绝食，在绝食的尾声中他甚至拒绝饮水。他在医院里通过药物的强力治疗恢复了健康，最终被裁定无罪开释，对于这份裁定书，其朋友荒木大将，能言善辩的北进派第一号领袖，后来称之为“历史上最奇怪的法律文件之一”。这份裁定书无微不至地列举了真崎的所有叛国行为，接着突然以一个简单的宣判将他开脱。对他的赦免，大家都认为归因于近卫公爵的努力，此人希望治愈派性的伤口，团结全国支持战争的努力。
曾为宫廷在北进派内部当坐探又曾在跟年轻造反者的谈判中充当中间人的“老虎”山下少将，被调任驻朝鲜一个旅团的旅团长。有几个月，他担心自己在转达来自宫廷的指示时过于宽泛，担心自己在剌激叛乱或努力调停时走得太远。他郁郁寡欢，据其妻子说，他开始四处寻找平民职位。接着，在1936年12月，他的宫廷联络人前侍从武官长川岸文三郎中将，作为其上级指挥官来到了朝鲜。川岸给山下带来了裕仁的私人信函，信中对他表示鼓励和赞赏。读了此信之后，山下振作起来。他在裕仁的心目中继续不断攀升，直到他在1942年为帝国征服了马来亚。
那些诉诸暴力的年轻军官全被枪毙了。曾暗杀第一羽鸟永田的相泽中佐在兵变后返回军事法庭，此法庭再也不向公众开放了。他于5月7日被判处死刑，并于7月3日被处决。九天后，曾经领导兵变的十九名幸存的军官中，有十三人步其后尘被交给了行刑队。他们都曾希望有机会在法庭上表白其抱负和悲哀。他们每人只得到一个小时在绝对保密的听证会上面对一个由陆军司法军官组成的陪审团。
其中大多数人在临死时都最后喊了一声“万岁”，祝愿天皇能活一万年。其中有些人添加了一声嘲讽意味的“万岁”，这是为了其令人失望的朋友秩父宫。其中几个人喊道：“我把尸体留给你处置！”其中一人嚷道：“我恳求特权阶层的人深刻反省。”另一人平静地说：“大家似乎都在天堂的台阶上为天皇哭泣一万年，所以我也再为天皇喊一声万岁，再为我的帝国喊一声万岁。”
还有一个人，试图表达一种技术难度更高的陆军信息：“既然日本人对其皇军寄予绝对的信任，那么他们的信任被背叛了。苏联无法在中亚被击败。那将把日本引向毁灭。”北进派曾想只在苏联极东处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攻击该国。在占领中国的主要城市和农业区域后，裕仁将会力图越过蒙古沙漠，在中亚，在俄国柔软的下腹部对其进行打击。这种企图将会失败。
当二月兵变中的平民面对其行刑队的时间到来时，北进派的老资格理论家北一辉俯视着来复枪的枪口，说道：“要我坐着，还是就这样？”当他被强迫蹲下时，他喊道：“哈!这么说不再允许像耶稣基督和樱宗吾[1645年被钉上十字架的爱国者]那样站着了，啊？”别人对他的这个讽刺充耳不闻，对他的处死，没有引起媒体的多少兴趣，因为这是在1937年8月19日发生的。在那时，日本人民分享了他那尖刻的愤世嫉俗的宿命论。在那时，他们已容许自己被编列成队，被驱赶前进。在那时，他们已处在对华战争中，并已跟中国打了一个月。
第六部
亚洲三雄
22
让俄国中立
(1936-1939)
沉掉发报机
1936年5月一个早晨的7点钟，时在裕仁镇压陆军哗变之后两个月，东京新宿火车站月台上的日本通勤乘客好奇地看见了两名欧洲的长途旅行者，弯腰背着显然是非常沉重的帆布背包。通勤的乘客都是前往东京闹市区的。这两名外国人背着背包，登上了一列朝相反方向开往富士山的火车。其中一人是马克斯·克劳森，一名红军通讯兵的毕业生，生于德国北部海滨一个岛上的贫困家庭。其同伴布兰科·德·沃克里奇是一名南斯拉夫摄影技师。克劳森到日本才几个月，诡称想要开办一家晒图社，复制建筑师和承包商的图纸。沃克里奇则以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已在日本活动两年多。两人都是苏联间谍。他们帆布背包中的重物，是从一架秘密无线发报机上拆下来的变压器。
这两名间谍乘火车穿过乡间闪亮的稻田，换乘一列直线电车，随后又改乘出租汽车在一条土路上走完了其旅程的最后一段，来到富士山脚山中湖畔的度假旅馆。旅馆仆役帮他们卸下背包，立刻议论他们带来的沉重行李。
“我们带来了六瓶啤酒。”克劳森急忙解释道。
“咱们这里啤酒够多啦。”旅馆经理以受伤的语调说。
当晚，那两名长途旅行者尽快地在旅馆的海滨租了一艘船，背着其两背包的“啤酒”出门几个小时，去钓鱼赏月。他们离开岸上的灯光后，在日本神圣火山的夜影下，把帆布包里装的东西倒入湖水深处：三个变压器，一大卷铜线，和一打气体三极管。他们长舒一口气，放下心来，因为他们已经把一台笨重而设计粗糙的苏联无线电发报机的最后一点可能泄露秘密的残余部件处理掉了，这台发报机是在两年前偷运进日本的，一直未能把情报传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为了取代这台被沉掉的发报机，这两名长途旅行者之一，即德国人克劳森，已经装配了一台更紧凑、更强大、更容易拆卸的发射机，所用的零件是从东京商业区银座几家已经完善的高保真商店买来的。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克劳森将用这套新装置不断给符拉迪沃斯托克发去历史上最成功的谍报组织之一即佐尔格间谍网的情报。
佐尔格网络之所以获得成功，并不是因为它向克里姆林宫揭露了日本人的秘密，而是因为它维持了克里姆林宫和东京皇宫之间的某种联系。其报告有助于揭露西伯利亚苏军司令部里存在一个反斯大林的“南进派”，这个派别希望攻击法西斯的日本，遭到斯大林无情的清洗。更重要的是，其报告反复向斯大林担保：日本陆军中的北进派积极分子决不会获准行动。其结果，斯大林只部署少量军力防守苏联与日本的漫长边界，而裕仁则发现自己很容易控制其热心的北进派盲目追随者，并将他们用于别处。总之，佐尔格网络有助于在1936年至1941年的危机岁月里维持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和平。它在斯大林和裕仁之间建立的微妙谅解，使得一方得以准备防御德国，而另一方则得以准备对美国的攻击。
佐尔格，间谍大师
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特工认为东京是世界上一个由于语言障碍和当地人爱国的缘故而无法进行开发的情报中心。那个“不可能建立”的苏联间谍网，由理查德·佐尔格建立于东京，此人是一名中产阶级的德国知识分子，其母是俄国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德军在西线服役时，已经对战争怀抱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憎恶。佐尔格是一名出色的记者，得到各种女人的爱慕，能和各种男人成为朋友，真可谓谍中之谍，喜欢自行其是，又是脚踩两头，以至于就连他自己在第四局或红军情报局的上级也不完全信任他。直到1964年，他被日本人处决二十年以后，他才被追认为苏联英雄。当他在日本服务期间，他为苏联冒着生命危险，将其所有最好的情报送往莫斯科。但与此同时，他也给德国情报机构提供情报，并容许自己被用作一个情报培植基地，因为那些情报是裕仁的密友希望传达给莫斯科的。
佐尔格于1920年在汉堡加入共产党，时年二十四岁。他于1924年前往莫斯科，成为共产国际的职业特工。1928年以前，他也在斯堪的纳维亚活动。1929年他被调到红军情报部，被派往上海，他在那里把自己塑造为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的一名中国农业问题专家。 在1929年至1932年之间，他在上海结识了两名当地出生的日本人，此二人后来为他在东京当特工。两人都是联络员，跟日本间谍组织关系密切，他们是靠跟左翼圈子交朋友开创事业的。
1931年6月，英国警方在新加坡对一名马来亚共产党人的讯问，导致上海所有共产党活动的出资者被捕，其全部密码和账簿都被缴获。此后，上海的英、法、日巡捕对佐尔格紧盯不放。佐尔格告诫自己不要慌张，在上海逗留了十九个月，撰写其关于中国农业的文章。接着他返回莫斯科汇报，并等待重新分配。
佐尔格自己提出，他下一步应去日本活动。经研究，红军高层接受了他的提议，给他一项单纯而明确的任务：针对日本人的任何入侵西伯利亚的计划，提前向莫斯科提出警示。为了让自己做好执行这项任务的准备，佐尔格回老家德国住了几个月。他申请加入纳粹党。他跟几家新办的德国报纸签订了自由投稿合同。他向一些德国要人求到了写给日本要人的介绍信。终于，他在1933年9月抵达横滨。
在初到日本的一年半内，佐尔格很少做事，只是联络各方，确立自己的记者地位。日本警方按照对待西方陌生人的惯例，对他紧密盯梢，却未采取措施制止他的活动。他豪饮，乱搞日本姑娘，而后者则及时向警方报告，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是个情场好手。他不讲日语，主要跟其他欧洲人交往。他成了一个大家熟悉的人物，在东京夜总会的酒吧跟其他德国人或其他记者交谈。他跟驻东京德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交了朋友，并让自己成为使馆专员们的有价值的线人和好伙伴。
与此同时，他力图缓慢而秘密地得到一个日本人的特工网络。莫斯科天真地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共产党内给他派来一名冲绳出生的美籍日本人，作为中间人来协助他。这个加利福尼亚人，一个名叫宫城的艺术家，就像佐尔格本人一样，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尽管如此，宫城还是为佐尔格安排了跟日本自由派和左翼人士的许多次秘密会晤。其中大多数人都同意给佐尔格提供情报，按照他们的理解，这是为了“防止俄日战争”。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佐尔格敏锐地意识到，有了这种共同的关心，东方和西方的所有意识形态的口号都能搁置一边，而为了这一个目标，克里姆林宫能跟许多最爱国的日本人达成共识。佐尔格或许没有意识到，有一个爱国的日本人是最能被他的提议所吸引的，此人就是裕仁天皇，而他也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交往的那些日本特工是忠于裕仁的。
1935年夏末，佐尔格短暂地返回莫斯科，告诉他的上司，东京间谍网已准备好开始认真工作，只是其无线电报务员的不胜任，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情报难送回国，使工作受到了阻碍。莫斯科立即召回了先前指派给佐尔格的那名无线电报务员，给他派了一名上海的老朋友作为替代。这就是那个长途旅行者马克斯·克劳森。此人曾被交给伏尔加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劳动改造营，因为他拒绝放弃他从上海带回去的一名反共的白俄情妇。不过，佐尔格对克劳森技术能力的赞赏，对于此人重新受到重用是举足轻重的。克劳森对这种友好帮助的感激，使他对佐尔格怀有个人的忠心，这种忠心在接下来的那些意识形态混乱的岁月里，在一个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看来是不可能存在的。
1935年11月，当佐尔格返回东京时，克劳森随同而来。克劳森到达后，立即着手用当地能找到的配件装配了一台其自己设计的无线电发报机，这台机器他能在十分钟内装拢，又能在五分钟内拆开。在1936年3月间，他开始进行试验。4月份，他跟“威斯巴登”建立了联系，这是苏联建立在西伯利亚以监听其发报的工作站。5月份，他和间谍网的摄影技师沃克里奇把旧发报机扔进了山中湖。现在这个间谍网准备运作了。
日本的几名忠心犹大
在沉掉那台发报机的三个月后，俄国间谍网在第二个水边风景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安全感，这一次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默塞德河。1936年8月15日至29日，太平洋关系学会，一个由美国慈善家们支持的机构，在那里召开一个学者会议，以讨论解决审议中的中日问题。日本的与会代表团有日本自己的影子间谍组织的执行董事作伴，他是退役的坂西利八郎中将，就是这个人，曾在1932年的前三次政治暗杀发生之前跟裕仁进行商谈。
坂西带领着一批讨人喜欢的知识分子，他们被挑选出来，向世界展示日本最自由的面貌。其中一人是首相制造人的孙儿，三十岁的西园寺公一，自从1933年贵族学校出了赤色丑闻以 来，裕仁宠信的“大哥哥”木户侯爵经常向此人咨询有关共产党的所有问题。西园寺带了一名新朋友和门徒，即三十五岁的尾崎秀实，此人是佐尔格自1930年以来已交上朋友的两名日本“左翼分子”的上司。尾崎将于1944年被东京秘密警察作为卖国贼绞死，但了解内情的日本贵族却把他当作他那个时代一个最重要的爱国志士来加以纪念。
尾崎出生于1901年5月1日，比裕仁刚好小一岁，其出生地是台湾岛上具有南进派思想的日本冒险家居住的一个特殊的大院。这个大院是由大正天皇的首相桂太郎和“大哥哥”木户侯爵的岳父即明治寡头执政者儿玉原太郎将军组建的。有了这样的后台，尾崎的父亲，一名穷寒的记者，能够将小尾崎送进帝国最好的学校。这个男孩进了台北的一所预科学校，它是专门为当地南进派精英的二十六个有天赋的孩子设立的。他又进了东京第一高级中学，这是一所最好的学校，把年轻的爱国者输送到东京帝国大学，即日本的哈佛。
尾崎十八岁时被那所大学录取，开始专攻德文。他最好的朋友中有两人是牛场友彦和松本重治，前者后来成了近卫公爵的私人秘书，后者也是近卫“厨房内阁”的未来成员。1这三个年轻人都以近卫公爵之父的门徒而闻名，而他们的这个保护人是东亚同文会（原文为大亚洲同文会，似有误。——译注）的创始人。
1如今松本在东京经营国际宾馆，一家为海外的年轻访日学者提供食宿的旅馆，并以最低的收费提供各方面的照顾。牛场在战争时期负责近卫公爵为和平派口授的“回忆录”和“日记”的最终定稿，以作为有关天皇的封面故事。
尾崎毕业后继续进修一年心理学和社会学，学费是台湾的一位老朋友支付的，此人是很有影响的医生兼行政官后藤信平，曾于1891年向明治天皇自荐，其自荐的手法是毒死首次对华战争计划的主要批评者。
尾崎二十五岁时，在尽可能长久地留在学术界之后，在东京的大日报《朝日新闻》参加了两年的记者业务学习。他的表现说明他是个文笔晦涩的写作者，一个没有进取心的记者，于是被《朝日周刊》作为随笔作家短期试用后，于 1928年被外派到上海。在那里，他找到了自我，不是作为一名记者，而是作为许多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朋友。他自己开始阅读马克思，学习必需的辩证行话。
1929年，尾崎跟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交上了朋友，此人是来自密苏里的一个富有进取心且具男子气概的政治不满分子。她也是一名记者。她以成为东方被压迫者的朋友为己任。在20世纪20年代的八年里，她曾在柏林跟一名印度革命者未婚同居。现在她把尾崎拉进其亚洲民族主义者的圈子，而据她自己的夸口，已让尾崎成了她的情人。
1930年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把尾崎介绍给“一个名叫约翰逊的美国同情者”，此人实际上就是理查德·佐尔格，尾崎后来的间谍上司。尾崎和“约翰逊”彼此一见如故，建立了一种男性知识分子的友谊，超越并凌驾于双方的个人思想意识之上。从有关这两个圆滑练达、十分合群而又守口如瓶的男人的证据总和来判断，佐尔格认为苏联是一个世界性组织的祖国，该组织会给所有民众带来平等与和平。尾崎则较为狭隘，但同样心怀理想。他认为日本是救世主式的国家，将领导整个亚洲摆脱贫困，摆脱西方剥削的奴役。他认为苏联只是许多潜在的西方盟友中最好的一个，而他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社会团体的分配信条，日本几个世纪以来都在把这种信条当作一种帝国理想加以宣扬。
佐尔格和尾崎从来都不曾窥探过对方的私生活和思想，而这两人却注定要在十四年后死在一起，仍然作为忠实的朋友，死在东京思想警察的禁闭室里。在前六年的友谊关系中，尾崎只知道佐尔格是“约翰逊”，从未试图去搞清楚佐尔格究竟是接受苏联红军的命令，还是接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指导机构即共产国际的命令。反过来，佐尔格也从未询问尾崎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不问他究竟是不是也从他本国政府的某个非空想的机构接受命令。
1932年2月，当苏联在上海的间谍活动正在紧张进行时，尾崎被其《朝日新闻》报社召回日本。十九个月以后，佐尔格才到达日本。1934年春，他将其美籍冲绳裔的中间人派到尾崎那里，要求跟他秘密会面，地点是附属于8世纪日本京城奈良一所佛寺的一所鹿苑，在京都以南二十五英里处。尾崎赴约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欣然同意”向佐尔格提供他作为一名日本读者和一名上升期的记者所能得到的任何情报。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佐尔格通过信使经由上海偷带出日本的情报，几乎全部都是基于尾崎的记者洞察力。由于佐尔格的写作能力，那些报告使红军第四局感到满意，但它们并未揭开多少秘密的面纱。例如，佐尔格有关1936年兵变的报告，显示出他完全不知道那个事件所牵涉的派系、动机和高层宫廷的参与。
尾崎本来能够就那次兵变写得更加切合实际，因为他的朋友和以前在上海的左翼伙伴川井定吉，佐尔格间谍网的未来成员，曾参与兵变的准备。川井曾于1932年离开上海，于1933前往华北的天津渗透到中国共产党的圈子里。他在天津的住所就在驻天津日本特务机关的街对面，根据其活动的结果，很难说他究竟是为中国共产党人渗透到日本人的圈子里，还是为特务机关渗透到中国共产党的圈子里。1935年，他回到日本，住在富士田勇家中，此人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工，曾于1928年协助刺杀张作霖，并协助了1931年的三月阴谋和1931年在满洲对奉天的占领。在整个1935年，尾崎为富士田效力，跟将要参与兵变的年轻的理想主义国内改革者交朋友。当佐尔格向俄国情报机关、德国情报机关和几家欧洲报纸发送有关那次兵变的备受赞扬的分析报告时，尾崎未能就这种复杂的背景跟佐尔格作任何的交流。
1936年，在“二月兵变”之后两个月，尾崎在日本核心社会中的地位突然飙升。由于他跟近卫公爵之父的小集团有老关系，由于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他被近卫公爵身边的一批年轻人吸收了，那些人希望将裕仁对中国的军事野心合理化与温和化。首先，他们让尾崎当上了由其《朝日新闻》报社组织的中国研究委员会的委员；接着，他奉派跟随小西园寺和特务机关的坂西中将前去向全世界展示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
在约塞米蒂，尾崎发表了一番说辞，为日本在中国的活动进行头头是道的辩护，从而大大提高了他在日本右翼分子中的声望。约塞米蒂会议后，他被吸收进裕仁“大哥哥”们的“十一俱乐部”圈子，与此同时，作为一名羽翼丰满的间谍，他被吸收进了佐尔格的间谍网。1936年9月，在东京法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帝国饭店的阿兹台克·哥特式建筑物中举办的欢迎约塞米蒂代表团回国的茶会上，尾崎被正式介绍给“约翰逊”，并被告知：他的“美国”老朋友实际上是名叫佐尔格的德国人。两个月后，尾崎被吸收为昭和研究会的创始会员之一，该学会是预先组织起来撰写意见书和口号，供近卫公爵按照预计在1937年当上对华战争的首相之时使用。
此后，诚如许多作家所说，尾崎充当了苏联特工佐尔格从日本政府高层收集情报的主要来源。然而，由于无法得到某些重要日记的全文，西方学者没有注意到，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每当日本和苏联之间出现危机时，裕仁宠信的“大哥哥”木户侯爵一定会就商于西园寺公一。接下来西园寺又把他的印象告诉尾崎，而尾崎又转告佐尔格。通过这条情报链，裕仁反复利用佐尔格的间谍网来消除多疑的约瑟夫·斯大林的种种疑虑，使日本避免了对苏战争。
内蒙古
正当尾崎这个跟苏联的新关系被接纳到裕仁的圈子之时，满洲的关东军沿着西伯利亚南部边界试探性地开进了内蒙古。
这是1936年11月。雨雪聚积在侦察飞机的双翼上，尤其是当它低飞时，其缓慢的飞行显得危险。日本女间谍东珠的情夫田中隆吉中佐紧张地抱着裹在其平民伪装即中国长袍下摆中的硕大膝盖，从驾驶员座舱的窗户窥视下面白雪覆盖的平原上的那些斑点。田中屈辱地注视着那些斑点。他们是蒙古骑兵，自从九天前于11月10日开始进攻以来，他们一直在他的麾下。如今攻势已经结束，这些骑兵正在东撤，退回“满洲国”边缘的日本控制区。在过去的整整一周，田中曾从空中指挥他们的行动，通过无线电跟其他日本侦察机保持联系，偶尔也低飞下去，投掷装有命令的竹筒。
尽管有日本的装备和领导，那些蒙古的驯马师仍然未能完成使命，即未能从中国手中夺到内蒙古并再次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鞑靼国家。在百灵庙，他们曾与前满洲军阀张学良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打输了为期一周的战斗。田中中佐内心苦恼，因为他奉命不得不飞回奉天，而不能同地面上他那些后撤的部下共渡时艰。他在关东军中的同僚参谋将会取笑他。东珠会失望，生气，斥责。2最糟糕的是，他在蒙古人当中的面子如今会丢失了。多年的努力将会吹散于草原上，全是因为缺乏几个大队的日本正规军，以支持勇敢却不守纪律的蒙古骑兵。
2这一时段东珠的主要情人和主要支助来源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大阪骗子，名叫松尾昌直，化名伊藤半新。通过她介绍给驻华日本情报局官员，松尾当上了一名联络员，走私枪支，从日本陆军运送到国民党持不同政见的粤系。他直接为东条少将和其他主要关东军参谋军官工作，经手了价值约八百万美元的特务机关经费。他自己把约二百万美元的回扣和佣金放进了腰包，而东珠尽其所能来帮他花费。不过，由于松尾遭受怀疑，她已回到满洲另寻后台和更好的前程。
蒙古的德王是东珠的一名亲戚，曾于1933年3月首先同意跟田中合作。从那以后，德王在百灵庙领导了一个秘密跟日本勾结的蒙古政府。它在内蒙古七十七个部落或“旗”中一点一点地赢得了五十九个旗的拥护。1936年1月，关东军的谋略课，大多数西方学者委婉将之译为“战略计划课”，指示田中把整个内蒙古都公开地置于德王麾下。裕仁和东京的参谋本部批准了这个计划，只有一个条件，即其费用不得超过几百万日元。
从东京的优越地位来看，一个横跨中国北部的独立的蒙古国将是恰当而有用的。它会切断从俄国通入中国的古商道，会有助于在日本计划的针对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权的战争中孤立蒋介石。田中不了解总体战争计划，自士官学校毕业后专务蒙古事务，对他而言，“中国与苏联之间的一只楔子”已经成为生存的一个前提。它将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将在时机成熟时方便针对苏联的北进。而最重要的是它会复兴蒙古族，田中有一种神秘的看法，认为该民族是日本民族本身一个失落的部落。
田中曾要求东京给予更多的支持，但未能成功。当他看出这事没有指望时，他便着手用他能在满洲募到的款子将就着去做。满洲航空公司的“独立志愿者中队”为他提供了十三架轻型飞机用于空中支援。满洲国电气公司给这些飞机装备了收发两用无线电设备。南满铁路公司提供了一百五十辆小车和卡车。关东军提供了三名参谋军官的服务和价值一百八十万美元的黄金。
现在一切都完蛋了。田中的飞机低飞下去，以便让他投下最后一个装着命令的竹筒。接着他便返航了。当晚，他在奉天开始了两天的醉酒狂欢，抗议其上司的小气。他成功地促使上司给蒙古德王提供更多的钱，借助这份财力，德王的一名将军短暂地夺回了百灵庙。此后所有的蒙古骑兵成功地通过雪地撤回了。其中少数人加入了一支或另一支日本在满洲的傀儡保安队。其中有一批人觉得干保安队实在太无趣，在12月10日杀掉了带队的日本军官，逃进了大草原。不过，当德王于12月10日弃绝日本而宣告重新效忠蒋介石时，大多数蒙古人都跟着他。
被劫持的委员长
1936年11月18日，当百灵庙战役开始变得不利于田中那些乌合之众的骑兵时，蒋介石亲自乘飞机抵达战线后方视察作战。蒋介石已经把满洲和其他东北省份丢给了日本，乐意把自己跟一场中国对日本的胜利联系起来。自从1936年晚春以来，当他的情报表明东京的陆军兵变丝毫也未能推迟日本人征服中国的计划时，他一直忙于在可能被日本人利用来试图把他撵出华北的铁路线上加强戒备。与此同时，他宣布了在西北针对毛泽东共产党的第六次剿匪作战。
自1925年以来，蒋介石还未曾遭到敌人如此的困扰。他的权力仅在长江及其支流流域的华中是可靠的。在达赖喇嘛控制下的西藏，现在实际上是英属印度的一片采邑。外蒙古和广袤西部的新疆省已经成为苏联的经济属地。满洲和北京地区为日本所控制。毛泽东的共产党小集团在西北收税。长期持异见的国民党粤系将领在东南扬言要造反。孙逸仙有关一个统一中国的梦想已经失去了其青春的冲动，而身穿孙逸仙斗篷的蒋介石，处于仅被视为另一个军阀的危险之中。
蒋介石前往前线，是希望确保张学良及其流亡满洲人的拥护。他曾在第六次剿共中对张学良给予重要的委任。但张学良没有猛攻共产党，反而画地为牢，将其能够省下的兵力调到其最右翼去参加内蒙古的战斗。南京有传言，称张与共产党已商定首先抗日，然后再解决他们自己的分歧。
蒋介石在视察之旅中带了二十万字的重要国事文件，包括他自己在统治国民党这些岁月里所写的日记。他需要这些文件来让张学良相信，他一直是为了中国的最高利益而行动，他一再向日本让步，是为了换取宝贵的时间。反过来，张也必须表现其与政治家身份相称的精神，认识到从长远来看，跟共产党结盟可能比暂时屈服于日本人更危险。张学良固执地拒绝接受劝告，他跟蒋介石谈判了三个星期。接着在1936年12月12日，或许是为了胁迫蒋，或许是为了在不可避免的摊牌之前挽回蒋的面子，张学良劫持了他的领袖。
时为清晨5点钟，蒋介石穿着睡衣。他听到枪声，便跳下床，跑到其下榻寺庙的后面，爬上一道十英尺高的围墙。跳下围墙的另一侧时，他扭伤了背部，只得痛苦地手膝并用，爬上对面的山坡。他后来讲述，有两只白色的野兔把他领到一块突出的岩石下，他在那里可以藏身和休息。他在岩下呆到将近中午时分，遇见了一批正在灌术丛中搜索他的叛军，鼓起勇气要求他们，要么将他击毙，要么给他提供适当的护卫，返回他的住处。持不同政见者中有一名营长恭敬地提供了其宽阔的肩膀，背着穿睡衣的蒋下山。张学良和蒋自己的当地剿匪专员把他舒适地放到**，加以守护，并恢复谈判。
当晚在上海，蒋介石夫人及其兄长和姐夫，以及蒋的澳大利亚籍顾问W·H·端纳，把蒋被劫持的消息作为独家新闻告诉《纽约时报》的哈利特·阿本德。他们由此而确保这个消息会首先从一家权威的西方媒体而非从一家可疑的中国媒体抵达日本。在中国，新闻总是受到严密的控制，这是一种古怪的花招，更喜欢宣传人们已经预见到的事件，而不喜欢让公众关心某种已令其感到震惊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西安这座蒋被扣押于其中的西北城市，张学良开始阅读蒋要求他在他们恢复谈话之前必须研读的二十万页（似应为二十万字。——译注）的国家文件。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张在阅读，蒋介石则躺在**，拒绝进食，并扬言要自杀，让中国失去领袖。张请来未来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周恩来，来为毛泽东的事业申辩。到了第三天末尾，蒋介石已在“原则上”同意建立一个所有中国爱国党派的抗日统一战线。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天里，他留在**雄辩地讲授孙逸仙的共和原理，并谈判一个精心设计的办法，为他自己将来可能要跟日本人打交道保留面子。
蒋的澳大利亚秘书W·H·端纳于1936年12月14日飞抵叛军据点西安。蒋的妻兄宋子文四天后加入了谈判。蒋夫人于12月21日抵达西安，以添加她的份量。当蒋的僚属许下秘密的承诺时，蒋继续躺在**保全面子，冒着其劫持者暗杀他的危险，以顽固的勇气和愤怒，坚称其过去为国家所做的所有决定都是正确的。
在1936年圣诞节，蒋及其发言人获准飞回南京。张学良跟他们同行，把自己作为自愿的人质交给蒋氏残暴的秘密警察。这是张向中国人民表明其爱国热诚的方式。蒋介石对此表示赞赏。警察没碰这名人质的一根头发，只是将他软禁在南京最舒适的一座公馆里。在他让自己习惯于一种闲散的生活时，其软禁者蒋在履行他自己被扣押时做出的无言保证。他取消了针对共产党的第六次剿匪作战，开始在其山上的乡间别墅里召开一系列会议，会见应该效忠于他的所有将领和军阀。他逐个地要求他们站在他这边，进行一场长期而严峻的全面对日战争，对于其中每个人，他都给予了兵权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