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其他平民审判，即对井上和尚及其十二名血盟团门徒的审判于1934年3月26日重新开庭时，被告已经很少有什么可说的了。井上谦逊地发表意见：“日本的政党政治是特权阶级的政治。在德国，右翼政治是诸神的政治。政党政治应该进行修正，应该由天皇最后拍板。……我在思考未来的社会，但我才疏学浅，无法独自决断如此重大的事情。”
对于这种独特的日本式的辩论术，日本民众大部分做出了赞同的反响。特别是关于力量来源于农村的想法，关于天皇直接统治的宗教价值的想法，拨动了反响的和弦。一份要求宽大爱乡塾成员的请愿书，有三十五万七千名组织良好的爱国者签署。不同法庭上的军官收到了十一万多封来信，提出同样的要求。新泻市有九人剁下了小手指，泡在酒精里面寄给荒木陆相，并附上一封信，称那些被告“虽然犯了法，但其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令我们深受感动”。大阪律师协会走得更远，竟然通过一项决议，声称那些刺客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只是采取了自卫行动。
在这些审判的尾声中，那些陆军士官生于1933年9月19日被判处四年监禁，而在1935年新年庆贺期间因表现良好而获释。当时在监狱门口有九辆高级轿车迎接他们，开到皇宫的二重桥行谢恩礼。霞浦湖的那些海军飞行军官于1933年11月9日被判处一到十五年徒刑，其中只有三名首犯服了几个月以上的徒刑。爱乡塾的会员于1934年2月3日得到宣判，被当场赦免，并于2月17日被裕仁赐予自由，只有其危险的能言善辩的首领桔好除外。血盟团的成员于1934年11月得到宣判，除了井上和尚与那两个实际上扣了扳机的人以外，都于1935年初被赦免。
圣诞
不论是荒木还是裕仁，只要说一句话，那些审判本来有可能变成北进派与南边派之间一场相互指责的表演。然而，在荒木惊愕的注视中，那些审判便在几个月完全训练有素的演讲中流逝了。荒木曾经希望，审判中的被告针对农村和劳动条件所表示的不满，可能被社论执笔者和街头示威者采用，将之转化为反对裕仁总体政策的强烈抗议。然而，他的希望在1933年12月23日破灭了，那天良子皇后又生了一个孩子，一个盼了很久的儿子，即皇太子明仁。
在1931年把厚子公主带到人世的上一次分娩之后，裕仁嘴里说着牢骚话，走进了花园，采集苔藓标本去了。现在呢，爱抽雪茄而又爱谈哲理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冲进裕仁在御文库的那间朴素的西式书房，挥舞着他的和服袖子，就像一只宣布好兆头的大蝙蝠。
“是男孩！”他喊道，“我亲眼见到了男人的光荣标志。”
裕仁起身，穿着满是皱纹的陆军制服，离开他那张简朴的小写字台，叹息一声，面露微笑，下令在当天剩下的时间里大开香槟，让来访的所有贺客开怀畅饮。西园寺的间谍秘书原田从电话里得到通知，进宫来喝了几杯，有微醺之感，告诉本庄侍从武官长，人们对他怀有多深的感激之情，因为他已让陆军明白并相信了“天皇个人的睿智”。比较稳健的木户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最大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这个受到祝福的事件的全部意义在两天后的圣诞节得到了承认，那一天，政友会和民政党捐弃前嫌，“为了国家的缘故”举行了一次“纯社交性”的集会。皇太子的诞生使君主的影响力被注入了非常需要的多情民众的支持，而那两大政党于1933年的12月25 日友好地同意，如今已没有任何办法反对君主了。12月31日，东久迩宫从他在仙台的指挥部抵达东京，进宫对新生的皇太子致敬，然后让人们知道：“荒木出局的时刻到来了。”
接下来是为期两周的内讧，荒木在其间努力让自己至少能够任命其继任者。1月3日，“大哥哥”木户和原田秘书拜访西园寺，发现他精疲力竭了。
三羽鸟中的第一羽永田少将在东京郊区的第一旅团司令部拼凑了一个非正式的班子，重新撰写了关于“首先改组中国，然后改造日本”的政策意见书。
1月7日，木户侯爵、无处不在的铃木和裕仁“大哥哥”兄弟会的其他成员，乘坐不显眼但很缓慢的私人汽车，聚集到近卫公爵的镰仓别墅。他们一致认为，不管荒木怎么想，下一位陆军大臣必须是这么一名军官，他能左右陆海军中主张跟中国友好的说客。他们特别总结说，松井石根将军，即后来的替罪羊“南京屠夫”，最好能由某个名叫林铣十郎的将军来领导，此人于1931年在接到正式命令之前，就忠诚地把部队从朝鲜派到了满洲。
裕仁对荒木的道德观念和他的面子做了一个让步。他同意，为了从政治上对荒木和近卫进行安慰，宣布赦免参与杀害犬养首相的在精心安排下流产的“五一五”政变的平民。天皇还会大赦全国，作为皇太子诞生时皇室慷慨宽容的象征。
“我们会排除盗贼、杀人犯和冒犯陛下的人，”斋藤首相向君主解释说，“不过，这次大赦会给血盟团和‘五一五'的那些人减刑。”
裕仁回答说：“法律尊严不可玷污，但我认为，在此限度内，大赦是可以容许的。”
大赦使得荒木能够和平而体面地下台，而没有推翻整个内阁。大赦兑现了他对那些在蓄意谋杀的“五一五”政变后为他入狱的党羽所做的私下承诺。而辞职现在将会兑现他对国内改革与北进的信徒所做的公开承诺。
于是，在第二天，即1月16日，荒木躲进军医大学的医院，声称自己得了肺炎。他把自己那一派的将军、大佐和少佐召到床边，一一告诉他们，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替代他，他打算遵照医生的建议辞职。在接下来的五天里，他力争把真崎将军放到他的职位上，此人是他耿直诚实的党羽，曾任参谋次长。然而，裕仁说真崎有个性上的问题。六十八岁的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在八十年前培理到来时向孝明天皇献策的朝彦宫仅存的弟弟，从幕后简短地显身，亲自承担了排斥真崎的个人责任。
荒木于1934年1月22日辞去了陆军大臣职务，其忠实助手真崎将军受到安抚，被任命为名义上重要但实质上没有影响的军事教育总监。祷告**谋已经到了赞美诗的阶段。以北进来应对所谓1936年国际危机的战略观念，已消逝于天皇反对意志的阴云之后。这个国家现在将陷入两年的太平无事和狂热的劳苦。人民大众可以压抑他们的疑虑；农民和士兵可以怀着强烈的不满而苦干；但大部分军官已经缩回他们的角落，在荒木最终出局之前，等待着新的警报和另一回合的较量。
零式战机
裕仁得以腾出手来准备南进，第一个行动就是研制一种优良的海军飞机。到现在为止，日本制造的唯一一种热门军用飞机，是用大部分进口的零件，象赛车一样一架一架装配起来的。1934年l月，当荒木退休在即时，“十一俱乐部”的成员做出个人的努力，让空军摆脱对西方部件的依赖，开发出相容的日本机种，由国内设计，以满足日本人特殊的需要。在1月12日，又在2月9日和13日，东久迩宫，“大哥哥”木户，以及间谍秘书原田，会见了飞机制造厂的经理，以及陆海两军航空兵总部的军官，以建立一所陆海两军联合的东京帝国大学航空研究所。几个月后，该研究所就诞生了，其所长是“大哥哥”木户的兄弟，航空工程师丸田公六（此人是查尔斯·林白上校的朋友），以及七十七岁的物理学教授田中馆爱桔，他是给天皇讲授航空知识的讲师。研究所立即设法获得了英国索普威思公司天才工程师赫伯特·史密斯的效力，此人因设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虽不稳定却具有很高机动性的索普威思骆驼式战斗机而著称。在一年内，在史密斯与三菱一个团队协助下，该研究所的专家已试飞了一种一流的日本战斗机，即A5M战机，这便是著名的零式战斗机的先驱，而零式战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将使同盟国的鹰式战机和水牛式战机的飞行员感到恐惧。
让别人自作自受吧
1934年2月8日，侍从武官长本庄试图告诉裕仁天皇：北进派仍在活动，陆军中仍有很多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裕仁询问，那些发誓要服从命令的陆军官兵，特别是承认自己怀有希望天皇直接统治的信念的那一派人，怎么可能会想到制造骚乱，或对政治哪怕会有一点点兴趣呢？本庄回答说，对政治抱有某种程度的兴趣，是一名军官的可取之处，因为他的职责是向其农民部队灌输政治操守和爱国主义。
裕仁立刻明白了应该把这场谈话引向何方，他要就农民的困境给本庄再上一课。那是农业上的一个灾年。日本的北部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饥荒的**，而陆军就是从那里招收其最强壮的新兵。农夫们在19世纪鬻女的做法又流行起来了。1932年，受契约约束不得不从北部农村来到东京工头手下的女孩为一万二千一百零八名。在1933年，这个数字翻了四番有余，多达五万八千一百七十三名。其中一万九千二百四十四人已订立契约当保姆；一万七千二百六十人当了工厂的工人；五千九百五十二人成为酒吧女郎；五千七百二十九人打零工；四千五百一十二人成了普通妓女；三千二百七十一人成为卡巴莱女招待；只有二千一百九十六人由于长相最漂亮，得到了相对体面的职业，当了艺妓学徒。裕仁曾派侍从官去视察严重受灾地区，并赐语慰问。他曾协助向三井卡特尔施压，使之建立了一个千万美元的慈善基金，对无依无靠的农民进行再教育。但他未以个人的名义，或代表政府，采取任何重大措施去缓解农民的厄运。
面对本庄，裕仁说道：“军官们，尤其是最接近士兵的军士们，会对农村的悲惨情况产生一定的关心与同情，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关心过度了，就是有害的。”
本庄回答：“我并不是说他们应该卷入政治活动，或对之有什么偏爱。他们的确不该有超出职责要求之外的关心。”
“尽管人们自然会对农村的困境感到同情，”天皇坚持说，“但农民在田园的天堂里自有其乐趣，人们不会说，出身高贵的人就一定总是快活的。例如我，在访问欧洲时，发现那里的自由感对我是个很大的变化。只要我能享受它，它就能给我最愉快的心境。谈及先皇虽属放肆，但我记得，当父皇还是王子时，他极有活力，极为健康，在造访其姑母的别墅时，自在而机敏。然后，在他登极之后，对他而言，一切都有了限制和约束。由于他生来体质虚弱，他终于病倒了。相信我，这是不忍目睹的事情。想起他的榜样，就觉得农民不该喋喋不休地抱怨生活中不愉快的方面，而应该专注于其身边大自然的乐趣。总之，在引导农民时应该强调，一个人必须依靠道德勇气，而不能一心想着其命运是否合法合理。”
根据本庄自己的记述，他“满怀敬畏与不安”，聆听了天皇的英明训示，接着提醒裕仁，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在给国家以道德指引的过程中，不可忽视对物质福利的适当关心。
18
元件乎？神乎？
(1934-1935)
虚情假意与巩固
北进派的荒木大将被罢免陆军大臣的职务后，日本进入了两年的悄然进行国内斗争的时期，其间裕仁巩固了他的地位，却面对着日益高涨的大规模的被动抵制。一方面，民众开始感到了警察国家暴政的践踏，认识到日本被领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另一方面，裕仁“大哥哥”顾问们的核心圈子，其叔父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在四十五岁左右，开始取代日本的元老，取代明治天皇时代的遗老，担任了公共责任的职位。同时，20世纪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的军备计划接近完成，对日本现代化武装部队的控制权也从能够煽动民情得到爱戴的领导人手中，交给了专业的纪律维护者和技术专家。
北进派陆军大臣荒木下台一个月后，裕仁在宫中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庆祝活动，向其两个月的儿子即明仁皇太子致敬。在第一天，即1934年2月23日，皇室的王公与王妃公主，内阁大臣，以及各国驻东京的大使，都跟天皇与皇后一起在一张大桌边坐下，共进午宴。美国大使格鲁以“壮观”一词来描述那个场面。佳肴美酒，非常可口。仆役们鞠躬的幅度比欧洲大。一支管弦乐队在金色屏风后面奏着轻柔的曲子，屏风前面巧妙地陈列着暖房鲜花和经过修剪的松树。格鲁夫人坐在两位血族王公之间。主人将雕有皇家金色纹章的深红色米酒杯和小型的银质武士头盔送给每一位宾客。在后来的一次觐见中，格鲁大使发现，天皇“极为热诚”，皇后“喜气洋洋”。
宫廷中贴近裕仁的日记作者，都没有记下这次欢庆的任何情况。他们的说法是，裕仁身着陆军制服，在御文库伏案工作。在荒木被罢黜之后，他们忙于把与“十一俱乐部”有关的年轻人逐步安排到日本政府的关键岗位上；还忙于安抚北进派，让他们保持安静。格鲁大使精明地猜到，正在进行的活动比他目睹的多得多；还猜想到，“绝大部分”日本人，“具有令人吃惊的真正自我欺骗的能力”。格鲁判断说，日本的新任外务大臣可能是诚实的，接着又判定，其“中庸”可能是“一种姿态和策略，并非实质”。格鲁结论说：
我们迟早会认真地关心，新的一代究竟会不会让自己成功地摆脱似乎是国家托付的艰巨任务，因为美国和日本在远东的政策将会直接发生冲突，除非有人掌舵驶过险滩。
在1934年1月放弃陆相职位时，荒木大将已经成功地使北进派的第二号领袖，那位率真诚实的真崎将军，被任命为军事教育总监。这位总监和陆军大臣与参谋总长一起，被视为陆军三巨头之一。不过，他是三巨头中权力最小的，也是与裕仁最少个人往来的一位。
作为给北进派留下面子的进一步姿态，裕仁接受的新陆相是真崎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好友。他是惟命是从的司令官林铣十郎将军，他在1931年夺取奉天期间，未经正式批准，便大胆命令部队越过满洲边界。如今他在就职之后，迅速地表明对君主的忠诚远远重于对老朋友的忠诚。他在任期中走出的第一步，便是颁布一条总的禁令，不准在陆军的所有出版物和讲话中使用北进派口号“1936年危机”。他随即从关东军参谋部和秘密警察总部里清洗了北进分子。
林的清洗和禁令，使北进派与南进派之间的秘密斗争，第一次引起了广大报纸读者的注意。在那个时代，真正危险的问题在媒体报道中通常是讳莫如深的。以前只由顶级战略家和官僚使用的北进派和南进派的名称，现在改变了说法。天皇不赞同的派别“北进派”被公开称为“皇道派”。把天皇奉为指路明灯的“南进派”变成了“统制派”，这个名称意味着君主的操纵。
当然，对于两派都有一个禁忌，即不能声称得到了天皇个人的支持。相反，皇道派及其海军支派，即舰队派，在其信念中加入了古老的武士理想，依赖武装部队中的人数优势，憎恶海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弑君信条，对国内权力下放的社会主义采取合作态度。而“统制派”及其在海军航空兵中的追随者,则在其信条中加入了军队机械化、严格的纪律和法西斯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社会主义。
1934年3月，裕仁暗示了他会赞成哪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因为他派遣良子皇后的堂兄，他自己童年时代极为相像的玩伴贺阳宫，去欧洲进行六个月的考察旅行。贺阳少佐及其王妃，裕仁母亲的一名侄女，匆匆访问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首都，然后在希特勒的柏林住下来，在其大部分假期中接受人们的拉拢。他们在那里见证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的一次早期会晤；贺阳宫告诉媒体：“看到这两位英雄一起乘坐汽船，我深受感动。”
一条并不古老的丑闻
几乎是在林陆相刚刚开始其任期之后，政友会的政客在老西园寺公爵疲惫而赞许的目光下工作，开始在裕仁的新国家中寻找阿喀琉斯的足踵。他们终于在商工大臣中岛久万吉身上找到了一个致命弱点，此人是君主的一名心腹，一度担任大正天皇宠臣桂太郎首相的秘书。政友会的会员首先指控中岛商相为14世纪废黜了南朝几位真正天皇的一名幕府将军写过颂辞。尽管裕仁出身于北朝，而且是由于那个幕府将军的造皇运动才得以身居皇位，但按照正统的教义，那个幕府将军是个逆臣。这场攻击令裕仁感到尴尬，使他亲自出马为中岛商相辩护。面对并通过其廷臣，裕仁解释说，北朝和南朝同属一个血统，有同等的权利登上皇位。
裕仁刚刚亲自为中岛辩护，西园寺狡猾的政界党羽立刻发起了一项更严厉的指控。他们揭露，中岛卷入了一场股票大骗局，通过操纵帝国人造丝公司的政府股票，已在市场上赚了几百万元。更有甚者，那场骗局是在大正天皇宠臣桂首相从前的情妇鲤子的艺妓馆里策划的。不仅桂的前秘书中岛商相牵涉到其中，就连桂的亲生儿子，“大哥哥”侯爵井上三郎大佐，就是曾把无处不在的铃木引进裕仁圈子的那个人，也卷入了骗局。作为这桩丑闻的一个结果，中岛商相不得不于1934年4月辞去了大臣之职，斋藤则于7月份辞去了首相之职，“大哥哥”井上侯爵于8月份辞去了他的大佐军衔。
对中岛商相的攻击刚刚有了起效的迹象时，老西园寺便对东京做了一次出人意料的访问。1934年5月9日，他造访皇宫，对婴儿皇太子表示了迟到的敬意，并在近两年来第一次简短地陛见了裕仁。觐见在人满为患的侍从官公共休息室里举行，备有茶点。一打廷臣竖起耳朵聆听谈话的每一个细节。
“陛下，”八十四岁的西园寺说着，点燃一支他爱吸的帕尔马尔斯牌进口雪茄，“您是烟酒不沾的。”
“不错，”裕仁回答，“我在四五岁时被米酒弄醉了，从那以后再也不爱这东西。”
“陛下是想对臣民身教而不用言传，”西园寺当着聚在那里的侍从官干巴巴地说道，“但这会导致跟民众的关系变得敏感。或许最好还是用某种较为开朗的方式来表达君主的德行。”
当时侍立于一旁的侍从武官长本庄，后来在其日记中写道，西园寺说这些话时的态度，“似乎充满忠诚和尊敬”。
第二个海军内阁
两周后，在1934年5月23日，指派给西园寺的间谍秘书原田男爵，跟“大哥哥”木户侯爵即内大臣的秘书一起共进午餐。君主的这两名年轻心腹互相承认，中岛丑闻已经阉割了斋藤首相的效能。必须组织一个向西园寺表示礼貌的新政府。木户和原田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下一任首相将是另一位海军大将，即冈田启介，他是善于辞令的前海军大臣，长期从事非常规武器的开发，又是西园寺的一位老交情。在木户与原田达成这份谅解后，斋藤内阁苟延残喘了一个多月，而帝国人造丝公司案件的影响几乎绊住了政府每一名大臣的脚趾。
当内阁最终于1934年7月4日总辞职时，正式的首相制造者西园寺老人已被说服接受了“大哥哥”们的人选，向君主推荐冈田海军大将为下一届国家首脑。其间谍秘书原田已经跟他讲清楚，唯一的替代方案将是以裕仁的一名叔父或兄弟为首的皇家内阁。裕仁对已经做出的安排很有把握，所以他首先召见了他的政治顾问，那个神经兮兮的说话轻声柔气的内大臣牧野伯爵，对他说：“冈田会提出自己内阁成员的建议名单，到那时再对他们品头论足就失礼了，所以请在现在就留心别让会引起麻烦的人上名单。”
做好这些首要的安排之后，裕仁才办次要的事情，即召西园寺进京来挑选一名首相。写给西园寺的信是由爱抽雪茄的道教徒铃木侍从长送交的。信上写道：“西园寺公爵，无须要求你在安排新内阁时遵守宪法，但也请你记住，你务必不要造成令人不快的结果。”
西园寺于次日抵达东京，草草调查了一下政治环境，冷冰冰地觐见了裕仁，为时不到五分钟，便盖章同意了已经做好的安排。西园寺的一位朋友后来对他说：“你给一个疖子涂上药膏，因为他害怕动大手术。这样做一时尚可，但我担心时间一长，疖子将会破裂。”
冈田内阁刚刚就职，裕仁便要求新首相强化七个月前由核心内阁即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通过的那个决议，即通过外交然后依靠武力尽可能远地向南扩张。在要求重申这个决议时，裕仁还要海军明确同意其必须努力实现的某些目标。海军的北进派即舰队派已经利用南进的决议为借口，要求增加主力舰，要求增加海军的人力。裕仁希望他们清楚地理解，海军的经费应该全部用于获得真正的进攻性打击力量，而不是用于装备炫耀性的无畏级战舰和大量穿海军制服的武士。
海军军令部的军官发现自己处境困难，因为在跟舰队派妥协时，他们已经同意建造了一些舰船的龙骨，而那些舰船并不完全吻合天皇的计划。裕仁希望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保持国际海军限额的有效性，以隐蔽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建设。建造中的舰只不得全部在1937年按计划下水，至少在法律上不能这样做，除非日本在1934年末提前一年通知其他国家，它在1936年后将不再遵守海军限额。
为了执行经过深思熟虑的向东印度群岛富庶之地南进的计划，海军军令部的军官真诚地相信，他们需要其已经规划的那些舰船。裕仁怀疑他们同情北进舰队派，怀疑他们企图欺骗自己。为了令天皇醒悟，他们写了一摞意见书，将之交给良子皇后的堂兄海军大将伏见宫，即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于1934年7月12日即兴进宫，以介绍海军的情况。裕仁一直在思考其他事情，认为这次来访是对他的干扰。他同伏见宫争吵起来。伏见把那一捆意见书扔在裕仁的办公桌上，让他加以阅读和考虑，然后气冲冲地出了皇宫。裕仁大怒，派一名侍从武官追出去，交还了那捆原封未动的意见书。
接着，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裕仁重新考虑了他的立场，反复垂询其海军侍从官，发现自己错了。7月17日，他有点难为情，叹了口气，对首相冈田海军大将说：“如果条约必须废除，那么能不能运作一下谈判，让法国首当其冲地受到批评？”
八个月前，即1933年11月份，裕仁已事先任命了参加1934 年海军裁军会议的日本首席代表。他挑选了未来大胆袭击珍珠港的策划者五十岁的山本海军中将。山本自1934年2月以来已把所有时间用于研究即将到来的裁军会议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日本在谈判中的最佳武器将是他早先在1929年跟胡佛总统进行非正式交易时所使的那一个。为什么在日本方面，不提出废止航空母舰一类所有进攻性舰艇的建议，从而解除裁军会议的武装呢？由于在太平洋的加利福尼亚那一边很少有“静止的航空母舰”，即很少有岛屿，所以这项建议可能会迫使美国主动承担废除限额条约的责任。
7月21日，裕仁在跟伏见堂兄发生口角九天后，接见了回国述职的日本驻美国大使。这位大使告诉他，美国对日本的雄心采取墨守法规的敌对立场，但日本仍然能够以采取合适的短暂的政治姿态的手法再应付几年。裕仁垂询大使对于山本航空母舰策略的看法，大使表示热烈的支持。
摆脱限额
一个月后，在8月24日，裕仁亲自对海军省下令，谈了他希望山本带到裁军会议上的指示要点。9月6日，裕仁同意了为内阁起草的指令。9月11日，裕仁批准了内阁通过的最后指令草案。
山本于一周后出发去执行其使命。会议再次在伦敦举行，而山本再次取道美国前往。在横渡太平洋时，他呆在舱内玩扑克。比利·米切尔将军当时正因为要求美国用空军武装自己作为对抗日本的终极手段而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新闻记者缠着山本的副官要求采访。山本终于举行了一次媒体招待会。“我从未把美国当成潜在的敌人，”他用日语宣称，“而日本的海军计划绝不会纳入美日战争的可能性。”美国的社论作者为他镇定的健全判断力而喝彩，给米切尔打上杞人忧天的烙印。哈佛大学毕业的山本以他不会讲英语为借口拒绝多言，乘坐“贝伦加里亚”号邮船驶往英国。在抵达南安普敦的那一天，他突然召集媒体招待会，给英国记者提供了一条头版新闻。他以纯正的新英格兰口音说道：“日本不能再屈从于比例制度。我国政府在那个问题上不可能妥协。”
同一天，即1934年10月16日，裕仁在东京授权给山本发去一份电报，指示他中止讨论，“在谈判中一有方便的时候便”宣布废除条约。时间是重要的，因为如果日本要得到批准，能够合法地让其已经建好的舰船下水的话，这个条约就必须在12月31日废除。在整个11月份，山本把君主的全权委托牢记在心，而竭尽其所能装得真诚可爱。英国的海军大臣查特菲尔德海军上将意识到日本不愿承担中止会议的责任，便向美国的同僚施压，要他们愿意和解。美国代表们抱怨说，他们所代表的这支海军必须分派到两个大洋，因此，他们无法接受总体舰队力量完全与日本相等。山本则坚持要完全平等。“我比你们长得矮，”他在一次午餐会上说，“但你们不会坚持只让我吃掉我盘中食物的五分之三。你们会让我需要多少就吃多少。”
终于在12月初，当时间快要到期时，山本提出了取消航空母舰的戏剧性建议。查特菲尔德海军上将试探美国代表的口气，发现他们愿意讨论绝对的平等，条件是取消全部主力舰。为了表示诚意，美国代表团退掉了回国的船票，提出不定期地留在伦敦，以进一步进行为期几周的计划外对话。英国人跟日本人比赛和平姿态，提出放弃本国三分之一的驱逐舰吨位。扑克玩家山本意识到，他的虚张声势得到了响应，而赌注已经提高了。如果西方国家都同意放弃建造主力舰，它们可能将其海军经费用于非常规武器，即单人潜水艇、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山本从这些武器中看到了未来的胜利。山本的处境非常尴尬，叫他的宫廷顾问兼旅伴即裕仁之弟秩父宫的岳父拍电报回国，请求进一步的指示。
在就商于裕仁之后，冈田首相对山本的提问写了一份冗长而含糊的答复，通知山本：国内政局“全在掌握之中”，因此，在对付英国的和平攻势时，完全不用考虑国内的反应。山本对这个答复反复考虑了二十四个小时，接着回到会议桌上，态度大变，大为关心技术细节。美国代表以牙还牙，预定乘坐一艘12月29日开航的轮船回国。
美国人离开的日期是令人感到棘手的。山本不希望，在其发表宣布废黜限额条约的声明之后，还有可能面对面地见到其来自美国的对手。与此同时，他又必须在12月31日以前宣布废约。山本致电国内，请求把废约的知会拖延到最后一分钟。在就商于皇宫和驻华盛顿的日本大使后，海军大臣同意，可于12月29日星期日，在美国新年假日开始前几分钟，才对美国国务院宣布废约。这个计划进行得分毫不差。国务院在其关门前接到了废约通知，而山本刚好还能赶在废约已被宣布的消息从华盛顿传来之前，从南安普顿送走美国代表团。这是一次把握时机的叫牌，将会在七年后重演，却以失败告终，那一次，日本设法在山本攻击珍珠港前几秒钟进行合法的宣战。
国内纪律
山本废除海军限额是一个挑战，而自鸣得意的美国未能接受这个挑战，建造出其指标内的海军舰船。在山本进行这项工作期间，已经回宫的裕仁天皇正在寻找一个新办法，以控制日本陆军中受北进思想影响的官兵。他已经为陆军找到一名新的领导人，此人是陆军中将寺内寿一伯爵，内大臣秘书“大哥哥”木户侯爵的一名姻亲。寺内是明治天皇寡头组织将领之一的儿子，是南进的忠实信徒，也是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整个东南亚的日军总司令。
1934年夏天，寺内在陆军军官当中建立了一个整肃纪律的派别，人们称之为“陆军净化运动”。它主张不干预政治，严格服从命令。1934年8月，当山本在伦敦收到有关海军会议的指令时，裕仁同意了一批军官的夏季调职，大大削弱了北进派在关键职位和守备基地的影响。与此同时，裕仁委派净化运动的领导者寺内到台湾岛上组织临时的南进战备。当寺内出发执行任务时，他告诉其祝福者：“陆军的问题仍然是无事可做。”
两个月后，从1934年10月1日至10月18日，皇族的高级武士闲院宫访问了寺内在台湾的司令部，同意了在那里建立一个绝密情报机构的计划，这个机构将主要从平民资源中招募人手，从日本的旅行推销员和移民那里收集有关马来亚、吕宋、爪哇和南方其他要地的资料。这个机构名为“南进运动协会”，以后将会公开得到议会表决拨款的资金。在1940年末，它将把地图和实况提供给制订对马来亚和菲律宾进行征服的作战方案的参谋。
除了山本在伦敦和寺内在台湾从事的努力以外，裕仁在1934年9月份添加了满洲人事的一次改组。这个“满洲国构架计划”正式认可了已在满洲实施中的弊端，将满洲统归于一个效忠于天皇的组织即秘密警察管辖之下。巴登-巴登三羽鸟中的第一羽鸟永田铁山少将，跟北进派的成员一起出头反对这个构架法案，令其密友大感意外。永田不要任何借口，坚称应将满洲真正吞并，将它当作帝国的一部分，进行像样的治理，而不只是将它当作一个虚假自治的缓冲地区。永田的抵抗失败了，而裕仁小集团的其他成员为他辩护，说这是他在勒索压力下的所为。退休的荒木陆相掌握了一份计划，即一部“小说”，那是永田在1931年为三月阴谋撰写的，于是永田屈服于勒索，但他抵制“满洲国架构计划”是迫于政治压力还是良心驱使，仍是一个未决的问题。裕仁本人对真相没有把握，此后对永田存了戒心。
“满洲国架构法案”刚刚跨越障碍，陆军的新闻班便完成了一个项目，其发起人是前班长，那个无处不在的铃木贞一，而其出炉是在1934年10月1日。该项目编成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国家力量的真正意义及有关其建设的建议》。预印出版物的副本附有征求意见和评论的回执，发给了陆军机关的所有领导人，包括宫廷的侍从武官。裕仁通读了全文，甚至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交回了评语。
小册子开篇写道：“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这句话是由一名前驻罗马使馆专员与皇宫侍从武官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带回国的。小册子接着详细阐释了“总体战的国防”这句口号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不同于荒木的口号“1936年危机”。日本是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落后小国。如果它要统治亚洲，那么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最微不足道的报纸文章到最强大的工业企业，都必须遵守“国防纪律”。全国人民必须清除自身的西方个人主义，同心协力，迎接前面的光荣大决战。商业领袖自然为这个声明感到惶恐，而林陆相在11月14日的一次集会上，不得不亲自向他们担保，国防建设将是逐步推进的，不会忽视他们的既得利益。
演习的挫折
1934年11月10日，裕仁出门，进入道路崎岖的群马阿尔卑斯山，参加陆军的年度大演习。一切似乎都很顺利。陆军的清洗和海军的建设计划似乎已成定局。裕仁对近卫师团表示了敬意，跟其师团长一起露营。此人是他的叔父朝香宫中将，就是将要在南京屠城的那个人。
可是，北进派准备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演习的意图是显示日本军队如何对付苏联军队在满洲的假想进攻。他们未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西路军”的指挥官是前陆相荒木大将，其参谋长是三羽鸟中的第二羽鸟即才华横溢而持不同政见的小畑少将，这支部队在这场大戏开始的晚上，全部重新做了部署，凭借强行军，在一开始就突袭了“东路军”。在接下来的两天内，“东路”的贵族将领阿部信行，仍然被荒木和小畑的模拟俄军从智巧和机动性上所压倒。演习结束时，阿部的“东路军”已被分割包围。北进派在战场上赢了他们最期待的一场战斗。裕仁可以看出那些贵族将军的忠告会导致什么结果，而部队官兵则得到了实际的证据，表明针对俄国的战备决不能束之高阁。
11月15日，即北进派在演习中取胜的第二天，几名年轻军官闯入林陆相的住宅，抓了他的一名副官，并警告说，国策若不改变方向，日本最终会有一场真正的陆军政变。这些年轻的闹事者属于荒木北进追随者中的一个支派，他们认为，不论北进还是南进，国内改革必须比海外介入占有优先地位。其中有些人是先前在1932年5月犬养首相遇刺后强行闯入陆相住宅的参与者，他们当时设法阻挠荒木陆相中止已经计划好的“五一五”政变。现在，在1934年，他们再次平安无事地回到了营房。没有对他们采取纪律制裁，因为他们对1931年和1932年的陆军-宫廷阴谋的了解，远远超过了能够公布的程度。
由北进派最近的这些策略造成的紧张，在第二天即1934年11月16日，间接地反映于“一个不愉快的事件”，此事发生在裕仁对刚刚完成演习的高山地带附近长野县的两所学校进行正式视察的时候。裕仁首先要访问长野中学，接着再去长野高等技术学校。在路上，为皇家汽车队带路的保安警察偶然地走了错路，先把天皇领到了那所技术学校。由于毫无准备，学校的教职员工非常尴尬，而松田文相也未在那里迎接天皇。裕仁显然被延搁弄得恼火了，几分钟后，负责领路的警察自尽了。接着，天皇以周围人都能听清的声音急忙说道：“你们改变了计划吗？这样也行，不过可能要打扰这所学校了。”
“多么宽阔的胸怀!”侍从武官长本庄在其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结论。1
1几天后，在1934年11月23日，本庄写道：“今天天皇主持收获节。昨晚他换了内衣，未进皇家寝宫，而是睡在其办公室外的一张躺椅上。据说他在这个特殊时刻总是极为谨慎。快破晓时，他起身了，坐下，肃然危坐，默想两个小时。”
士官学校阴谋
1934年11月20日，裕仁从演习中返回东京不久，一个阴谋在士官学校曝光了，败坏了整个北进派的名声，而五天前曾闯进陆相寓所的年轻国内改革派则更加丢脸。
这桩阴谋由陆军少将山下奉文禀报了宫廷，此人是个战略天才，是后来于1942年攻占了据说坚不可摧的新加坡英国要塞的“马来亚之虎”。山下自8月以来便由裕仁的侍从武官派去在荒木的北进派圈子里建立一个隐蔽的网络。山下的特工当中有个人是三十一岁的辻政信大尉，他的位置在刚刚完成演习的高山地带附近。这个以后将在新加坡作战中为山下担任参谋长的辻大尉，才华横溢，疯狂而有趣，律己甚严，在对华战争时期，将在夜里手持火把出门，在上海的街道上焚烧应该是不许日军进入的妓院，因而出名。1945年战争结束时，他披上佛僧的袈裟，从缅甸“潜行”归国。他于1949年以作家身份在东京重新露面，1952年被选入议会，而在1958年，当他五十五岁而美国卷入越南之时，他在河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虎”少将山下将辻大尉安插进士官学校，充当那里一批持不同政见士官生的德育教官。在履行职务时，辻已经得知，他的一些学员在接触军官当中年轻国内改革者的团体，那些人经常闯入陆军大臣的住宅。那些年轻的改革派，事实上已要求学员参加一次旨在让裕仁睁开眼睛并奉劝他“革新国家”的武装起义。德育教官辻大尉规劝他的学员不要参加这个计划。他警告他们，说他们正受到一些空谈家的煽动，那些人已经涉身于几次虚假政变，绝不会真正实行一项计划。
在进行辅导的过程中，辻得知，在引诱过其学员的，有个人是陆军大学的特别生，曾协助三羽鸟中的第二羽鸟小畑少将制订陆军大演习中令所有人吃惊的那个出色计划。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情报，因为它表明，北进派的高级将领跟士官学校的煽惑行为与言论有瓜葛。在山本少将要求下，辻将之报告了其友好的邻居，秘密警察的接头人，此人碰巧是政元一大尉，后来于1945年8月14日夜里在宫中充当虚假政变监督者的那个人。
1934年11月20日午前2点，德育教官辻政信和秘密警察政元一造访陆军次官的官邸，把他从**叫起来，给他说了他们的经历。那位次官桥本虎之助中将，是北进派中唯利是图到足以被收买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从1932年8月至1933年8月，一直在满洲担任秘密警察头子，以爱钱而出名。辻和政元给他看了一份夺取东京的行动计划，他们告诉他，该计划是由追随荒木大将的参谋当中热诚的年轻改革派向士官学校的天真学员提出的建议。经过几小时谈话，桥本次官同意把三名为首的闹事者在其营房中拘禁三个月。
在那些激进分子被扣留的那三个月内，所谓的北进派叛乱计划在东京传开了，并被有效地用于分裂北进派，并防止它施加其已在大演习中赢得的影响。这个计划至少有一部分是虚假的，是由辻和政元写到纸上的。但是年轻的北进改革派被迫承担其责任，最后承认是他们制定的。当他们在一年多以后起而哗变时，他们带领一个又一个联队，一个又一个中队，都是这份计划中指定的部队。
这个计划包括一份小小的精英名单，开列了一打宫廷顾问，把他们当作值得暗杀的对象。结果，在十五个月后，名单上大部分应受惩处的恶棍将会安然逃脱，但从1934年11月到1936年2月这段时间里，所有在日本有影响的人物都是走在日益绷紧的阴谋钢丝上。
出卖蒋介石
当士官学校阴谋的煽动者被拘禁在营房时，裕仁不顾一切反对而加紧推进自己的计划。1934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七年前，蒋介石最后一次访问东京七年后，裕仁决定背弃蒋，决定在蒋力图一统传统中国时不再袖手旁观，决定最终为日本占领比日本与蒋和孙逸仙的早期交易中有过约定的中国外部地区满洲和蒙古更多的地方。尤其是，在那个冬季里一个晴朗的星期五，裕仁同意了核心内阁的一项决议：“当前所希望的，是把南京政府对华北政权的影响削弱到最低限度。”几天后，外务大臣通知首相制造者西园寺：可以期待明年夏天在华北将有一场权力游戏。
日本的温和派以通常的审慎方式记录了他们对裕仁决定的反对。例如，在1934年12月30日，最高法院那位正在议会里预审一年半以前为了东久迩宫祷告**谋而在明治神宫开会的香客的法官，有些困惑地来找西园寺的间谍秘书原田，抗议说，对此案发起一场公审是决对不可能的。“唉！”他叹道，“皇室的名字不断地出现……不仅有东久迩宫，还有秩父宫和伏见宫。”
对裕仁最近向前推进计划的最有效的反对，是由政友会在国会中的政客提出的，而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2月，裕仁的政治代理人进行了他们一生中为时最长的预算之战。立宪主义者和北进派党徒企图给海军发展计划放血，其手段是从它那里抽走经费，用于国内赈济饥荒和台风灾害。即便牧野内大臣的党羽尽其所能收买或胁迫所有贪财的政友会政客，但仍然剩下了大多数人摆不平。最后，当政友会因利诱而被分裂时，其对立的两派在同一家饭店的不同楼层开会，都用刀剑和手枪武装到了牙齿。在一个豪饮米酒的夜晚里，那两派成员上楼下楼，前攀后爬，未放一枪，达成了妥协。预算再一次通过，没有给产米的农村地区那些干旱和台风的受害者留下分文的赈济款。
国家原理
在预算之战和对想要改革的参谋军官继续软禁期间，陆军中持不同政见的那类人把自己组织为“国家大原理派”。1935年2月5日，他们出版了一本问答手册，题为《革新国家的两大基本运动：法西斯团体与国家原理团体》。
[小册子提出警告说]法西斯主义者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希望在其提出的“国防”口号下实行改革。然而，国家大原理派认为我国的国防是不充分的，因为整个国家没有处于真正国家原理的控制之下。……如果民众对国家原理闭目不视，而是随着法西斯主义的笛音舞蹈，日本帝国将会有危亡的一天。这就是你们必须寄予最大关心之事。
在这份直白的宣言发表两周后，牧野内大臣的秘书，最早的“大哥哥”木户侯爵，对陆军的情感与派别进行了一项综合性研究。其结论是，天皇南进追随者的“主干”仍是健全的。1931年夺取奉天时曾躺在文菊茶室**的建川陆军中将，似乎仍然忠实于他的后台参谋总长闲院宫。曾经策划三月阴谋为奉天事件铺路的小矶陆军中将也是一样。就连林陆相，尽管跟北进派的领袖有多年的交情，现在也可视为可靠之人。
另一方面，三羽鸟中的第一羽鸟永田，陆军中天皇小集团中原来的核心，正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因为北进派的第二号人物军事教育总监真崎，正在威胁要“揭露大约五十万桩往事”。无处不在的铃木贞一也身处困境。他在昔日为天皇小集团拉拢过来的许多年轻的军官，现在对改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们为农民的疾苦而愤慨，很快地变成了十足的危险人物。
木户列举了几个姓名，并通过举例，简明地阐述了一位三井左吉中佐的情感，此人是个年轻而虔诚的神道教教徒，一年前曾闯进同姓人三井同业联盟的前辈三井的家里，在那里发表一通冗长的说教。这类煽风点火者不喜欢一个事实，即在“大哥哥”们的“十一俱乐部”会议上，铃木大佐和永田少将与政客和工业家交谈并进行交易，也就是跟腐败和腐败的财阀交谈和进行交易。
木户“大哥哥”把他对陆军忠诚状况的评估呈交裕仁，以及许多接近裕仁的老侍从官，包括首相制造者老西园寺。作为文献证据，他随那份评估附上了一份秘密警察情报概要的提纲，以供传阅，那是他从官僚机关中搜集起来的。那些简报报告说，国家大原理派“只信正义”，它已跟平沼男爵“结盟”，而平沼就是那个长着一张马脸的国本社的贵族律师，1945年，他将在裕仁的地下室里讨论投降时担任裁断之人。情报概要还说，那些人以“异常坚定的决心，决定夺取政权”。
元件说论战
所有不同的反对派在1935年初突然出现，反对裕仁日益明显的南进政策，他们于1935年初由西园寺的老挚友之一巧妙设计的争论而团结起来了。这不是一场能用警察国家的方法进行的论争，却击中了裕仁政权的要害。老西园寺于1935年2月18日从他那个**不羁的黑社会特工画家宅野天府拍给他的一份电报中得知了这场论争的消息。宅野告诉西园寺，现在就连黑龙会的元老也想惩戒裕仁，使君主难堪。为达此目的，他们计划对裕仁最忠实的老家臣之一发动一场攻击。此人名叫一木，是前宫内大臣和枢密院的现任议长。对一木的指控将是，他在青年时代曾拥护“反对国家宪法”的思想，尤其是他曾赞成“天皇只是国家一个元件的理论”。
这场攻击于次日即1935年2月19日按时开始了，地点是国会的上议院即贵族院。发言人是菊池武夫男爵，培养过医生、律师和科学家的一个出色家族的后裔，他曾在两年前策划过对近卫在京都法学院教书的那些朋友的诋毁。菊池男爵平静而拐弯抹角地开始其诽谤，指出枢密院议长一木是某个美浓部教授的追随者。
这项指控似乎对美浓部博士毫无伤害，他本身也是贵族院的一员，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主任，是国内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他经常在御学问所给裕仁及其家人讲授教育课程。 仅在一年前，他还写过两篇杂志论文支持君主。其中之一，是应间谍秘书原田所请而写，推测政党会在一个真正帝制的日本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个帝制的国家，将团结在君主身后，处于藤原氏近卫公爵这样的“全国”首相或血族亲王的领导之下。在后来发表于1934年的第二篇论文中，美浓部博士谴责军国主义思想的过份简单化，警告参谋军官不要插手政治和经济。
狡猾的菊池男爵宣称枢密院议长一木是美浓部教授的一名信徒，接着确认美浓部教授是一名有声望的教师，得到裕仁的高度评价，然后，他逐步心怀叵测地向贵族院解释美浓部教授的宪法理论。他一再引用美浓部本人的著作，以证明在美浓部的看法中，天皇并非凌驾于国家之上，也不包含这个国家，而只是国家的一个元件。最后，菊池男爵以递增的热情，指控美浓部教授和枢密院议长一木宣扬异端邪说，渎圣和叛逆。
美浓部教授并没有认识到针对他的这种指控的严重宗教含义。1935年2月25日，当他在贵族院站起来答辩时，他讲话时慢条斯理而平静，语调中几乎含有轻蔑，仔细地阐释了许多国家的学者提出的宪法基本原理。当他发言完毕时，掌声稀稀拉拉。不管是他的听众还是民众，都不是真正关心宪法的学术细节。问题在于天皇的领导。裕仁是作为“一个国家元件”躲在宪法后面，继续操纵这个国家，还是公开出面为其统治承担责任呢？
民众反对天皇元件说和赞成“国体明征”的呼声，在六个月中每天都抢占了头条新闻的位置，直到整整一年后，叛乱的耻辱给国家非常自豪的“面子”罩上已经玷污的面具，才完全平静下来。裕仁以其个人的权势，采取一切措施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这场论战。他一次又一次跟荒木将军的北进派妥协，绞尽脑汁地寻找论点，以指责那些从形而上对其进行折磨的人所怀的动机。但北进派掀起了一场独出心裁的恶毒的争论，团结了爱国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人民大众习惯于听命而高喊口号，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反对天皇的意愿。还是那些军官，还是那些下层社会的工头，曾经组织他们为天皇效力，现在却鼓动他们闹事。而天皇自然很难做到既表明自己的立场又不损害其权力寓于其中的朴素的宗教信仰，哪怕他一直愿意做出巨大让步而公开出面。至于那些反对天皇政策的有教养的富人，则发现自己独一无二地处于愉快的地位。他们只要同意把现世活神称为元件是犯了渎圣罪，便可以狙击君主，同时还能无懈可击地发泄情绪。
美浓部刚对贵族院做完其冷漠的答辩，退休的江藤源九郎少将，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被从陆军清洗出去的长州藩军官之一，立刻正式指控美浓部犯了叛逆的死罪。出于务实精神，这个指控后来减轻为违反新闻法的控罪，但尽管如此，控告美浓部一案在法庭上拖延了九个月。而且，针对另十八位公众人物也发起了同样的指控，他们被指曾经赞同美浓部的理论。被告者只有两名是教授；其他十六人是官僚和政客，他们过去曾被君主用作秘密信使或时局操纵者。就连冈田首相也包括在其中。
一些律师得到了一个进行重要活动的时机，他们用草拟最新“治安维持法”和“新闻检查法”的礼仪泰斗在法案中使用的措词之矛来攻其之盾。而人民群众则在街头巷尾议论这场争论。现在到了该提醒裕仁的时候了：他是“高高在上的”，他的“仙鹤之声”是不寻常的，像奇迹一样，在人间偶尔才能听到。可怜的美浓部教授与其说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恶棍，倒不如说是一个受骗的迂腐书生，他这时为他的地位、他的“面子”和他的谋生手段进行着盲目的战斗。
神的异议
天皇对美浓部遭到攻击的第一反应几近于暴躁。2月18日，即菊池男爵在贵族院发言的前一天，裕仁已经同意，当“满洲国”的傀儡皇帝亨利·溥仪于4月份来东京作礼节性访问时，接受检阅的军人不用向他致以国际间通行的点旗礼。然而，当菊池男爵刚一讲话，裕仁便召来侍从武官长本庄，突然就他在前一天已经给予常规批准的不行点旗礼一事责难他。
“我甚至对一名士兵的敬礼也会回应，”他开门见山地说，“如果不能用陆军军旗的点旗礼来感谢我对溥仪的慷慨，那就说明军人尊重陆军军旗甚于尊重我。”
本庄回答说：“一般而言，一名军官按规定必须回应下级军官的敬礼，但对天皇没有那样的规定。就我的理解，当天皇回礼时，是作为一种自愿的姿态，出于天皇对民众的无限同情，才会那么做的。由天皇给予陆军的军旗，只能对天皇本人行点旗礼，不能对皇后，甚至不能对皇太子。在和平与战争中，军旗是天皇的象征，是所有部队所有官兵的全部信念。军旗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不惜赴汤蹈火。全国陆军的信仰和勇气，取决于对军旗严肃的尊敬。”
用本庄的话来说，“天皇默默点头表示他明白了。”官兵们更容易为一个作为傀儡的神而死，而较不愿意为一个实质上具有政府元件功能的神去死。裕仁私下召见了林陆相，几天后，林对国会作了一次安抚性的讲话，解释说，天皇作为国家元件的学说，只是为了日本便于跟其他国家打交道。他指出，西方国家无法想象天皇的真正性质，宁愿跟整个民族而不跟一位被神化的个人缔结条约。
3月9日，裕仁在看过了林对国会发言的速记稿后，召见了本庄侍从武官长，对他说：“我的地位当然不同，但在肉体上我跟你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因此，我有一个最伤脑筋的问题，因为陆军对元件说的攻击会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限制我未来的行动。”
本庄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任何人的自由都能够为公认的国家绝对决策者所剥夺。他含糊地回答：“陛下，陆军无意于限制您的行动。”说完此话，本庄倒退着走出了裕仁的办公室。
直到这时为止，裕仁的“大哥哥”们对这次“是元件还是神”的论争一直未加重视。近卫公爵在贵族院的党羽准备了一项决议，把反元件说斥为过时而反动的思想。然而，现在经过几次讨论，近卫确定这项决议付诸投票表决是没有把握的。
1935年3月，黑龙会发起了一个“消灭元件说联盟”，与下层阶级一个叫做“大本教”的“国体改造运动”宗教教派合作。大本教的神道教原教旨主义者征集了四十万人的签名，向天皇请愿，请他公开站出来，为正在推行的事业承担责任，并任命一个由血族王公组成的内阁。裕仁询问内大臣牧野伯爵在请愿书递呈上来时该如何处理。牧野伯爵向他担保，请愿书不会递呈上来。警察和秘密警察开始严厉迫害“异端邪说的”大本教和黑龙会本身。不少于五百一十五名黑龙会帮派分子因他们以前被宽恕的罪行而被捕。其中二百人甚至被交付审判。
1935年3月22日，国会下院通过“改造国民思想”和“国家基本道德原则明征”决议案。西园寺的间谍秘书原田在其日记中写道：“国会应被焚为平地。”2第二天，枢密院的一木议长在其夫人的葬礼上遭到袭击并挨打。警方根据凶手的档案，断定他们曾被一个月前在贵族院开始指控美浓部传播异端邪说的菊池男爵的一名亲戚所雇用。
2“大哥哥原田”担心被黑龙会或北进派暗杀，刚搬进西园寺家附近的一所乡村别墅，并宣称，他将遵照医嘱暂时从隐居处履行他的职责。
最早的“大哥哥”木户侯爵，内大臣的秘书，试图说服美浓部教授辞去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职位，为其学术理论造成的误会道歉。在这次努力中，木户徒然地赢得了美浓部之弟和其一名最阔绰朋友的帮助。美浓部教授提出从印刷厂抽回他的著作，甚至改写著作中最易被误解的陈述，但拒绝辞职或彻底公开放弃。枢密院议长一木提出代替他辞职，但廷臣一致认为这似乎是裕仁方面做出了过多的个人让步。
神的辩论
1935年4月4日，日本十七个师团的师团长聚集在皇宫，听取裕仁就日本即将越过长城进入华北的目标所发的个人指令。现在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元件说的一切争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北进派的第二号领袖，军事教育总监真崎，试图破坏这个进程，事先在这些师团长当中散发了一份备忘录，要求他们断然支持“元件说与国家基本原则不相容”的声明。
裕仁从一名助理侍从武官那里听说了这份备忘录，立即召见本庄侍从武官长，问道：“陆军希望我批准这个声明吗？”
“不，绝不，”本庄说，“我不过是将此事报告陛下。这完全是真崎的责任。”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裕仁个别地接见那些师团长，并对每个人强调，他们务必不要理会真崎那个急性子，必须在即将到来的华北危机中效忠。与此同时，裕仁主持了满洲国皇帝溥仪对东京的国事访问。3
3溥仪对他的恭顺既使他吃惊又令他开心。他告诉亲信们，在检阅台上，溥仪做得太过分了，以至于热情洋溢地感谢他当天使天空那么清澈，让阳光那么明亮。
当接待仪式于4月9日结束时，裕仁把本庄召到自己的书房，完成他们的未竟之事，以语义学上的细节来消耗他的精力。“在真崎的声明中，”裕仁说道，“他称我为国家的主体。……这与美浓部教授元件说的基本解释绝对没什么不同。不幸的只是美浓部不恰当地用了‘机械元件’的词义，而非‘人体器官'的词义。……总之，如果我们把天皇视为主管国家生活的大脑，如果把其余人视为按照大脑指令行动的手、足等等，那么就跟美浓部的想法没有任何可争辩的了。……另一方面，如果主权只属于天皇而不属于整个国家，就会令人怀疑到暴政，并会在国际条约和信用关系中造成各种困难。”
裕仁觉得这场以元件说对他进行攻击的闹剧现已走得够远了。通过其“大哥哥”们，他跟曾在台湾负责早期南进战备的严格执行纪律的忠诚军人寺内中将商量。裕仁要求他协助整顿陆军的纪律。寺内起初摇着头说：“这是个难题。”但在1935年4月12日，他通知裕仁的使者：他已就商于林陆相，而后者现正在从陆军中清除全部北进派，包括让其朋友即北进派第二号领袖真崎从军事教育总监的职位上退下。
在准备跟北进派摊牌时，裕仁于1935年4月18日在宫中召见了妻子的堂弟伏见宫，即海军军令部的部长，要求海军必须就它保证走到哪一步做个决定。决定不用写下来，但要商定。裕仁要求把它当作一项“心腹”秘密政策。伏见宫起初试图含糊推诿，但最终保证海军会跟天皇走完全程，在为侵略战争所做的战备中放弃无畏式战舰、大批水兵和政治力量。侍从武官长本庄作为陆军的代表，试图了解海军同意了什么条件。他遇到的是海军大臣一无所知的茫然神色，以及他在海军军令部的那些朋友出于安全意识而回答的“无可奉告”。
大约与此同时，在1935年4月中旬，由北进领袖荒木在1924年大清洗后组织的退役长州藩军官的退伍军人俱乐部，开始散发请愿书，解释元件说的弊端，请求裕仁将之放弃。4月19日，裕仁刚刚读完那本小册子后，玩笑地询问本庄：“要是我认真采纳这个关于天皇绝对权力的理论，而不是只把它当做纸面上的理论，这样行不行？在满洲事变期间，当我试图让内阁进行一次适当的调查时，陆军军官经常到侍从武官室来，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他们不倾听，也不想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