桔好三郎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爱乡塾”的头目。这个组织是近卫公爵和东久迩宫所赞助的托尔斯泰式的农业公社，位于大洗的间谍中心附近。他和他的追随者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要求政权更迭，以改善日本农民的命运。政变中需要他们提供真正散发泥土气息的拥护，需要留下他们的痕迹。那两名飞行军官很快便发现，他们无须跟桔好分享由大川博士提供的那二千日元，因为桔好愿意纯粹为理想而行动。
来自东京的几个年轻人曾奉命策划暗杀犬养首相的任务，他们明白，此人之所以必须干掉，是因为他继续反对军方的重大预算，因为他牵涉到与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袖进行的叛国性谈判。桔好赞同这个行动目标，在其五个小时交谈的尾声中，这五名共谋者落实了细节，完成了任务分配和对表。
来自士官学校的年轻的新任陆军少尉，是刚刚从满洲回来，他要求在第二天即星期六立即行动。接着，他说，著名的电影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即将抵达横滨，秘密警察将忙于为他安排保安。根据他的行程计划，当晚会在犬养首相的官邸为他举行内阁招待会。这当然是下手的绝好时机。暗杀查理·卓别林，连带干掉日本首相和整个内阁，不可能不得到国际上的关注。
来自霞浦的两名飞行员连忙请求饶过查理·卓别林的性命。“事实上，”两人中级别较高的说，“我们已经安排好警察提防对卓别林的袭击。他们在星期六晚上会大规模出动，搞得筋疲力尽。这其实就是我们计划在星期天动手的原因，大部分警察会离岗去补充睡眠。”
依据在这所乡间旅店最终达成一致的计划，桔好的农夫们将以汗巾、斧子和几枚手榴弹为武器，去使东京的变电所瘫痪下来，让市区陷入一片漆黑。与此同时，在霞浦的飞行军官率领下，士官学校的学员将爆炸几处政府设施，如日本银行。飞行军官的主力将对首相官邸进行袭击，刺杀犬养首相。
五名共谋者定好了时间和集合地点，并记在笔记本上，便散会了。指挥车把那几名年轻人送回火车站乘车回东京，桔好登上一列北去大洗的火车，去组织他的农业工人。
刺杀犬养
1932年5月15日星期日的黎明到来了。午前7点，内大臣的秘书，裕仁宠爱的“大哥哥”木户，正在穿着打扮，准备去打一天的高尔夫。根据其谨慎而精心编纂的日记，他接了其宫中老板牧野内大臣打来的电话。牧野伯爵以前从来不曾在大清早打电话给他，更不会在星期天这么做。木户穿好衣服，用了十五分钟时间，顺利通过其住宅和牧野住宅之间皇宫南缘周边的四分之一英里路程。根据木户的日记，牧野告诉他，天皇前一天夜里从前驻苏联大使那里收到了重要情报，他希望“十一俱乐部”尽快安排一次跟那位前大使的会晤，以便当面听取情报。12
12这位前大使是田中都吉，裕仁爱抽雪茄的道家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的亲戚，日本最后一名二次大战首相。
这都是腹艺之谈。这位前驻苏联大使，在过去一个月里，曾作为裕仁的最高代表呆在满洲，就如何应付李顿勋爵，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提供建议，并顺便监督在那里进行的政变准备。前一晚觐见裕仁时，他告诉天皇，没有日本的严格监督，“满洲国”永远成不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而只要日本执行这种严格的监督，国际联盟就不会相信“满洲国”是独立的。
木户在其日记中略去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即天皇根据这位前大使的建议，最后批准了政变计划。但是木户以其行动表明，他完全明白政变将在那天发动。离开皇宫后，他去看望了间谍秘书原田。原田则打电话给“十一俱乐部”的成员们，安排第二天晚上跟前驻苏联大使会晤。接着，原田乘火车前往距离首相制造者西园寺海滨别墅所在地兴津不远的静冈。他没有通知西园寺他来了这个地区。他在当地一家上等旅店登记入住，叫经理整天去听无线广播，若有任何重要新闻播出便通知他。然后他回到房间，整个下午都在“安静地写信”。
木户在同一时间里前往其在横滨郊外保土谷的高尔夫球俱乐部。 他没有按照那天早上醒来时的打算参加“久迩宫杯比赛”，而是跟俱乐部的高尔夫职业选手学了一课。午睡后，他跟一些无关的俱乐部会员打了几洞，然后故意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在下午5点刚过就启程回家了。
大约就在同时，当落日的拖影越来越长时，霞浦的三名海军飞行员，陆军士官学校的五名学员，以及海军顶备役的一名中尉，年龄从二十四岁至二十八岁不等，在东京靖国神社的边门钻出了两辆出租汽车。按照神道教信仰，这里居住着十二万六千三百六十三个英雄的亡灵，这些人在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天皇事业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13根据规定，这里是所有阵亡优秀军人的英烈祠。五条白带横挂在四壁，宣告了此地的特殊地位和至圣，每条白带标志着五大藤原家族之一，那些家族应该站在皇座四周保卫它。在由这种白带围裹的其他神社里，仅仅居住着已故天皇和王公的魂灵。惟有在这里，臣民纵然已死，也能够跟君主享有同样的尊荣。在围墙之内，在这个宽阔公园的中心，坐落着神社的建筑，其圆形的椽子仿照最早的日本帐篷建筑的式样，在栋梁两侧伸出青铜的屋顶。
13官方的日本人伤亡数字总是少报了。如果每个日本人没有打死十名敌人，就会被认为是羞辱了天皇的威德。然而，在靖国神社，光荣榜却是保持着真实性，而且每一年渡过冥河的陆军与海军的人数，都会刻在上面，一个不差。
这些年轻军官为了要进入神社建筑，绕公园走了四分之一圈。神社的房屋面朝东方和来自东方国度的女神。一旦进入屋内，他们就站在祭坛前面，把军帽夹在腋下，拍掌召唤居于“内灵堂”“永闭室”中的十二万六千三百六十三个鬼魂。他们垂首片刻，短暂地祈祷通灵，然后向“乞神下凡”的那间屋子里所陈放的镜子的方向深深鞠躬。那面镜子是明治天皇送给这家神社的，若非复制品，就是明治天皇在其中与其女性祖先们沟通的那面圣镜的象征。
这些刺客和每一位应召去满洲的军官一样立正向后转，从神社出发了。在路上，他们当中有个人向一名僧人助理买了一些护身符，将之分发给同伙，以防被警察的枪弹射中。出得北门，他们经过了军事博物馆，在进行净化的“洗手地”停留片刻，绕到“圣舞表演厅”，最终又从南门回到了街上。在那里，紧靠神社的外墙，有一家军官俱乐部、一家士兵俱乐部和一家退伍军人俱乐部挤在一处。那一天，他们第二次叫了出租汽车，挤坐在车上，其中一辆车挤四人，另一辆车挤了五人。
汽车排气管转向了俄国大教堂的镀金圆屋顶和神田区，即学生、大学和旧书店的集中地“圣米歇尔大街”，他们的出租车沿着有长壕保护的皇宫大花园边缘的宽阔林荫道疾驶。午后5点27分，他们到了天皇城区采邑的南端。在那里，距离围墙不远处，坐落着首相的官邸。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帝国饭店一样，这所屋子是用火山石砌筑的，跟赖特的饭店一样展现为一个横向的四方块，是一名日本建筑师模仿那家饭店设计的，当时爱开玩笑的西方人说，它是赖特的建筑物在一个阴森可怖的晚上向北面短途散步时掉下的一个瘤子。九名刺客下了车，走进首相官邸的如同饭店一般的门廊。
正在这时，在城市的另一边，在南面的港口区，第二组阴谋者，包括一名海军军官、三名士官学校的学员和一名平民，刚刚在仙岳神社四十七浪人的墓前完成祭拜仪式。14现在他们也坐上了出租汽车，去执行他们自己的恐怖任务。第三组人已经在首相官邸以南十一个街区之外的新桥火车站集合。
14品川区仙岳神社的四十七浪人，得到日本人的尊崇，因为他们的英勇行为符合封建忠诚和宿怨的法则。1701年，有个下作的藩主，以故意的侮辱和疏忽，诱使那四十七人的主公在幕府将军的前厅里拔出了他的剑。幕府将军即刻命令其主公自裁谢罪。那四十七人失去了主公，拒绝了所有的新雇主，装作乞丐和浪子，骗得警察凭空小瞧了他们。在1702年12月14夜里，他们爬上其主公仇人的东京住宅，出其不意地抓住他，割下其首级，带到仙岳神社，将之作为谢罪之礼，摆在其主公的坟前。为表对其勇敢和人望的承认，将军容许他们在一次集体切腹的庄严仪式中剥夺他们自己的生命，然后将他们葬在已故主公的坟墓边。从那以后，日本的青年男女不断地到他们坟前祭献，以无数的印刷品、诗词、小说、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再现其死亡传奇。
第一组刺客冲入首相官邸，礼貌地询问前台的女接待员，在那个平静的星期天下午，犬养阁下可能在什么地方。她冷冷地回答说不知道，但如果他们留下名片，她会在早晨交给犬养的秘书。刺客们转向守卫的警察，仍然客气地请他将他们领到犬养的私人居住区。警察试图跟他们闲聊。一名便衣人员从门厅角落上的一个坐位上站起来，慢慢向门口走来。当他突然冲向门口时，有个年轻军官发现了他，开枪将他击倒。警察面色发白，再也不肯吭声了。年轻军官留下一人看守女接待员、警察和受伤的便衣，开始搜查这所屋子。他们在楼梯和走廊的迷宫里抓住并恐吓几名仆人，但没有人指出通向犬养内宅的前门。
接着，一名刺客听到二楼有钥匙在锁孔内转动的声响。他叫上同志们，将那扇门捣毁。犬养的私人秘密警察保镖站在首相的前客厅等着他们。他们将保镖射倒，跨过其受伤的躯体，冲向餐室，看到犬养正坐在里面吸烟，穿着一件没有衬里的便装和服，那是一个男人夜间沐浴后呆在温暖的家里时常穿的衣服。他正在跟儿媳和坐在他身边的私人医生说话。刺客们跟他打招呼，礼貌地称呼他。接着，刺客中的二等飞行中尉三上举起手枪瞄准，扣动了扳机。手枪咔哒响了一声，没有伤人，因为未装子弹。七十六岁的犬养断然地摇晃着他那又长又白的山羊胡子，以威严的姿势对他们举起双手，叫他们住手并稍待片刻。一名士官生激昂地谴责这位老人，说在满洲军阀张学良放在奉天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他所签署的信件和支票。
“喂，等等！”犬养说，“如果你们跟我谈几句，你们就会明白的。去我的办公室吧！”他镇定地起身，慢步向门口走去。二等飞行中尉三上惊讶地看到，身高五英尺的犬养跟每个人所说的一样矮小。
“我认为，”三上后来在法庭上作证时说，“听听他在最后的遗言中说些什么，只是一个武士的悲悯之心。”
三上用左手扣住犬养的肩膀，右手用手枪顶着他，开始把老人押出房间。“我对他没有任何个人的怨恨，”三上后来回忆说，“但我有一种可悲的感觉。我试图让自己相信，我们是革命大风中的稻草。所以什么也改变不了我要杀他的意志。”
三上的同伙把枪指向犬养的女仆、儿媳、孙子和医生，以防他们跟着这家的主人走进邻室。刚为犬养治疗了鼻子不适的那位医生，后来在法庭上说了一个奇怪的故事，他不顾犬养的保镖已在邻室被射倒的事实，称自己以为那些年轻的军官只是护送首相出去，以免他受到外面暴徒的袭击。
在外面的走廊里，二等飞行少尉三上对从第二辆出租汽车下来后从后门进入因而落在后面的敢死队员喊道：“他在这儿！他在这儿！”
犬养首相回嘴说：“别太性急！别太性急！”
三上和犬养走进三十英尺见方的大书房，在其中央的方桌两边的榻榻米上盘腿坐下。另两名刺客也就位了，一名坐在犬养身旁，另一名站在犬养斜对角处，用枪指着他。
犬养厉声说：“你们能不能脱鞋？”
这些军官侵入了一个家庭的圣地，用西式皮靴弄脏了几个房间精致的席垫，他们回答说：“等会再操心这事吧。你明白我们为什么来此。你在死前有什么话要说吗？”
犬养点头表示同意，把身子向桌子前倾为弓形，两手紧压在桌面上，以示郑重，然后半立起来，好像有话要说。
“不许议论！”他身旁的霞浦中尉嚷道。一名后备役少尉，即三天前从阴谋大师大川博士手里领到二千日元的那个人，从角落里冲向前，开了第一枪。犬养前倾在桌上，而多嘴的三上用枪朝着倾下的前额比划了一个圈，小心地开了一枪，致使一股血从右太阳穴流了出来。
刺客们站了起来。三上后来说，他本来要说一声“愿您安息”，但有人喊道：“快走！”于是他们跌跌撞撞地跑向等着他们的出租汽车。在走廊里，他们碰到一名东京市的警察，朝他开了两枪，致其重伤。不过他们没再杀人，就乘车离开了。那个秘密警察在十天之后死去。他们打伤的仆人后来全部康复了。
拒绝死亡
至于那位首相，起初好像只是受了伤。“把他们叫回来，”当家人聚集在他身边时，他吩咐道，“我要跟他们谈话。”
一颗子弹钻入他的左鼻孔，穿过口腔顶部，从右颊跑出来。另一颗子弹钻入其右太阳穴，犁开前额，刚好存留于鼻梁后面。他的医生小野博士竭尽全力给两处头伤止血。接着，他打电话给东京帝国大学的外科主任盐田博士，此人曾于1930年滨口首相被刺后为之动手术。盐田从其大学同事中派了两名专家来负责这个伤号。他们发现，七十六岁的首相不但神智清醒，而且说话很有条理，很有威严。他们判断，最好不要搬动他，以免流血加剧。当这位令人称奇的老人还没有进入休克状态时，他们诊断其伤情并无死亡危险。
午后7点，即犬养被刺后一个小时多一点，他在病榻旁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跟他的大臣们讨论应该采取的措施。他得悉那些刺客开车经过东京警视厅，疯狂地朝空中开枪。他们继续前往日本银行，在那里重复了同样的行为。最后，他们停在了儿岛的秘密警察站，付了车钱，然后投案自首。
第二组敢死队员从四十七浪人墓乘车到了牧野内大臣的官邸，在那里投了一枚手榴弹，炸伤了门口站岗的警察。他们在警视厅外扔了第二枚手榴弹，但未爆炸。最后，他们也向儿岛的秘密警察投降。
第三组敢死队乘出租车从新桥火车站出发，炸了星期日下午空无一人的犬养政友会总部，也在沿途闹腾了一阵后便在警视厅投降了。
最后，“爱乡塾”信奉托尔斯泰的农民在该市未设防的变电站攻击了相当数量的变压器。然而，由于缺乏电工技巧，又没有能够爆炸的炸弹，他们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只有贫民区的一个小区临时停电，因为一名“爱乡塾”的勇士用其木柄刀割断了一根高压线。
这次事件没有造成更大损失，令犬养松了一口气，他于午后8点左右虚弱无力地遣散了他的内阁大臣。来自东京帝国大学的两名大夫决定给他输血来增强他的体力。他们从犬养长子的手臂上抽了“一百五十克”血，“将之与林格氏溶液混合”，那是一种通常用于稀释血液的中性介质。他们将这种**“注射”给犬养。他们实行这种疗法，非医务人员的旁观者没有疑问，但任何想要保全犬养性命的医生，都会质疑其为愚蠢的做法，并认为它有可能是致命的。一百五十“克”或立方厘米的血，还不到二分之一品脱，对一个像犬养这样流鼻血的人而言，犹如沙漠中的一滴水。如果犬养儿子的血液和他不匹配的话，这种注射不可能对犬养产生任何好处，还可能带来害处。然而，在几分钟后，在血液不匹配的后果还远远没有显现之前，犬养便突然失去了意识，开始抽搐，就像“神智错乱”一般胡言乱语。
“大哥哥”木户侯爵离开高尔夫球场后，一反往常的做法，没有返回郊区去陪妻子，而是乘车到紧邻皇宫的官邸洗了一个澡。电话铃响了，一名低级侍从官告诉他，其上司牧野内大臣的官邸被炸了。他在赶去探问牧野伯爵的健康状况之前，先打电话给静冈的那家旅店，间谍秘书原田正在那里守候着，准备去把首相制造者西园寺接到东京。
原田已从旅店老板那里得知了有关“事件”的广播新闻，并已打电话到西园寺的海滨别墅，告诉西园寺他就在附近。西园寺也正在收听广播里的新闻快报，辛辣地提醒他，犬养首相似乎还没死呢。因此，西园寺此时还不打算去东京，履行为天皇推荐新首相人选的象征性任务。何况西园寺脑子里有很多问号，在那些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之前，他无意于会见原田。
木户提议原田留在原地，尽量利用电话去回答西园寺可能提出的问题。接着，木户进宫去向牧野内大臣报告。他说，西园寺和通常一样不好对付，如果此事拖延太久，他会把其他不满分子纠集到他身边。
木户和牧野陪着裕仁袖手旁观，等待着犬养死亡，并为临时首相的授职仪式进行必要的筹备。这个临时首相将会掌管国家，直到西园寺来到东京为止。在犬养还没死去的时候，裕仁派他自己的私人医生前往犬养的官邸去看看情况。木户在其日记中煞费苦心地记下了，裕仁的医生是在午后8点20分派出去的，而血液和林格氏溶液是在8点10分注射到犬养体内的。
兵变威胁
在犬养弥留之际，在宫廷焦急等待的时候，一批北进派的年轻参谋军官聚集在陆军大臣的官邸，要求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使“政变具有意义”。作为陆军机关的课长、班长和组长，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这场政变原本是要把裕仁确立为凭借天皇身份的统治者，陆相却会容许它流为假冒和徒劳的政变而浪费掉了。北进派的高级代言人荒木陆军大臣故意离开官邸，去海滨度周末，让他的助手参谋次长真崎将军替他招架批评。真崎做了标准日本式的努力来分担责任，召集了另外一批高级军官站在他的身后。他们包括巴登-巴登的三羽鸟，以及小矶陆军次官，即后来的神风首相和南进派的拥护者。
大家知道小矶是代表皇室的元老参谋总长闲院宫，于是让他先发言。他解释说，组织这次政变，只是为了使国家摆脱政党的腐败。他如此雄辩地夸大政党政治的弊端，以至于荒木陆军大臣的朋友真崎将军很唐突地打断了他的话。真崎说，在陆军里不需要太多华丽的言辞。陆军的骄傲是纪律。军官队伍的每个成员都发誓要服从天皇，而不问为什么。真崎说罢，昂首走出房间。
北进派的五个年轻人跟着真崎追出去，在陆相官邸的门厅里赶上了他。他们由一名少尉率领，此人是荒木陆相的贴身男仆，他由于帮忙从士官学校召募了十一名学员去参加这场可怜的政变而牺牲了那些学员的前程，此事使他大为丢脸。真崎将军见追来的人怒气冲冲，而且拿着手枪，就把他们领入门厅外面的一间等候室，打算在那里跟他们理论一番。他们拒绝坐下，但他们愿意谈话，谈了将近两个小时。
“我们的同志，”他们嚷道，“已在全国做好了准备。他们期待行动。我们必须在今晚起事。”
真崎将军以非同寻常的耐心听他们谈话，自己很少发言。逐渐地，他那宽阔而诚实的面孔，他的关心和友善发生了作用。等那些年轻人谈得嗓子都哑了，他只是说：“陆军大臣不愿起事，我们也不应该起事。这是荒木大将的意见，也是我的看法。”
真崎机警地盯着这些年轻人，等着看看他们当中现在会不会有人提出向他开枪。当他看到没人这么做，他就按铃召来一名副官，召来“三羽鸟”中的前两羽，以及等在外面的三名高级军官，进来跟这五名造反的年轻人一对一地面谈。据记载，第二羽鸟小畑敏四郎，三羽鸟小组中最热忱的北进拥护者，对跟他谈话的年轻造反者说：“我也对今晚的事件深感遗憾。我们正在坚定地制定计划，要跟你们和其他人一起取得国家改革的成果，但突然间一切都成了泡影。”
即便在如此表达了同情之后，那五名尉官还是拒绝安静地返回其营舍。相反，他们坚持要宪兵将他们逮捕，押送到其联队的拘留所。真崎将军很不情愿地迁就了他们，把他们拘押了几周，然后未经罗致罪名就把他们释放了。四年之后，他们将全部参加1936年的兵变，其中两人事后将死在行刑队的枪口下。
犬养死了
侍从武官长于午后9点左右向裕仁报告了陆军省发生的麻烦。大约与此同时，牧野内大臣和爱抽雪茄的铃木侍从长开始听到报告，说西园寺从其兴津的海滨别墅打了许多电话。此后不久，牧野的秘书“大哥哥”木户从皇宫乘车前往首相官邸，询问犬养的情况。他跟犬养的秘书，思想警察一个区局的局长，做了简短的交谈，并就商于随侍在犬养病榻前的宫廷医生。
了不起的老犬养在午后9点半完全恢复了神志，“吐了大约五十立方厘米的血”，即吐了不到四分之一杯的血，并且说：“我觉得好了一点。”这就是他的临终遗言。一名医生给他吃了镇静剂。他陷入昏迷和抽搐，但仍然没死。
木户于午后11点回到其住所，在日记里记下：“[犬养的]实际情况据认为是没什么希望了。”木户躺下小睡。午夜刚过，一名侍从官打电话给他，叫他回宫，去旁观新临时内阁的授职仪式。据这名侍从官说，已经有人向天皇报告犬养于11点20分去世了。
木户于午前1点回到宫内，得知那个消息报得太早了。战后盟军情报机关开启的日本秘密警察档案表明，直到午前2点36分，医生们才宣告犬养死亡。但既然死讯已经报告了天皇，那么死亡就是法定的了，但是裕仁素来行事得体，把授职仪式推延到了犬养的死亡成为自然现实的时候。最终，在那个星期一清晨的午前3点15分，大藏大臣高桥被任命为临时首相，而裕仁便去睡觉了。木户留在宫内，监管日常文书工作，跟非常敏感的廷臣讨论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直到将近午前7点。
严厉的镇压
上午8点半左右，在木户的官邸里，电话铃响了又响。木户睡了不到两个小时，脑袋像石头一样沉，好不容易在草垫上爬起来，伸手拿起了听筒。这是原田从静冈打来的电话。那位间谍秘书把晚上大部分时间用于打电话，为首相制造者西园寺收集情况。天刚破晓，当他得知那位老人将要起床，他便亲自跑到海滨别墅去提交他的报告。但是西园寺态度空前粗鲁，甚至拒绝跟他见面。西园寺别出心裁，派一名家仆传话，说他还是无意于前往东京，原田也不妨返京，去观察事态发展，直到这位老人愿意召唤他的时候为止。
午前9点钟，木户回到宫中，带来消息说，西园寺又想搞一次消极抵制的示威。六十九岁的牧野内大臣那晚也只睡了几个小时，在天皇寝宫打探，得知裕仁已经起床更衣。在就商于天皇之后，牧野指示爱抽雪茄的铃木侍从长起草一份天皇召见西园寺的正式诏书，从侍从室里正式指派一名钦差，将之送到兴津。按照惯例，日本的任何贵族都不能拒绝这样的召唤，除非他愿意自裁。这是对西园寺的一个直接暗示：裕仁不会容忍胡闹。
午前10点钟，木户和牧野还未能吃完早餐，第二个危机就爆发了。临时首相高桥进宫，宣称内阁经过通宵开会，拒绝在他之下效力。因此，他不得不递交内阁的总辞呈。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裕仁逐一亲自接见了内阁大臣，总算说服了他们每个人都临时留任。
午后3点左右，裕仁抽空看了一下已经写好即将送给西园寺的诏书。他觉得诏书写得没有意义，都是陈词滥调。他坐下，挥笔开出一份诏书要谈的要点清单，那些要点写得非常直白而具体，使得牧野伯爵和铃木侍从长需要用那天下午剩余的时间把它们改写成惯用的掩饰性的宫廷语言。木户热心地等待着要看结果，但裕仁最终批准的文本，那些元老廷臣认为其中有太多秘密情报，就连木户也不能过目。
懊恼而疲惫的木户于午后5点回到住所。他在大浴桶里泡了一个痛快的热水澡。午后6点，他去原田家跟前驻苏联大使共进晚餐。近卫公爵和“十一俱乐部”另四名面容憔悴的成员也在座。那位前大使警告他们，如果不对“满洲国”的管理做出一些成绩，裕仁跟北进派的暂时联盟是不稳定的。年轻的北进理想主义者冒着生命危险拿下了这个新的殖民地，要把它变成一个模范国家。然而在目前，有影响的冒险家表面上得到了宫廷的支持，正在忙于榨取和掠夺满洲。这个新殖民地经不起这样的剥削。它尚未开发，人口太少。它目前的产品和日本的产品是具有竞争性的。其广袤、寒冷、肥沃的平原，将永远吸引不了众多的日本移民。为了使它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殖民地，日本将必须限制投机者流入，把携带计算尺和水平仪的技术人员派过去。行政管理必须交给更多“石原和板垣那样的伟大人物”即陆军战略家和政治家，正是有了他们的策划，对满洲的征服才得以成功。如果不贯彻这样的改革，北进理想派将成为一个不断的祸根，在国内有造成动乱的危险，在国外会引起叛乱或分离。
木户“惊讶地”听取了那位前大使的报告，在礼貌所能容许的限度内尽快地回到家里去消化他的话。在就寝前，他写下了自己的结论，以备自己忘记：“需要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这部分是因为这个事件[犬养遇刺]表面上是由盲目的偶然性所触发的，好似直接的行为[乱军的行为是无令而动]，但主要是因为，这个事件如果拖延太久，将动摇国家的根基[天皇的皇位]。”
新政权
第二天，即5月17日星期二，裕仁的钦差抵达兴津，向西园寺递交了天皇叫他立即进京的威胁性的召唤书。西园寺没有直截了当地拒召，但他委婉地抗议，说他对政界时事一无所知，请求给他时间研究局势。钦差回到东京，无法说出西园寺如果终究会来的话，会乘坐那趟列车进京。
紧跟在尴尬的钦差之后，第二个代表团来到了兴津，他们来自陆军机关。为首的是闲院宫的心腹，南进派咄咄逼人的小矶陆军省次官，以及陆军大臣荒木的心腹，北进派的真崎参谋次长。这两个对立的人物，有秘密警察头子和巴登-巴登三羽鸟中的第二羽鸟小畑少将作伴。这四名陆军人物告诉西园寺，北进派和南进派的领袖准备在一个超党派的内阁里合作，但如果西园寺推荐另一个政党内阁的话，他们就难以维护陆军的和谐与纪律。
西园寺把这个陆军代表团打发回东京去，没有向他们做出任何肯定的承诺。不过，由于他喜欢并信任陆军大臣荒木，既然南进派愿意把北进派纳入今后的决策之内，他明显地得到了安慰。在几小时内，间谍秘书原田已在过于自信地跟西园寺到东京后将会愿意会见的那些人安排会见时间了。有些约会只需要确认一下，因为原田效率过高，在整整一周以前，即犬养首相遇刺前三天，就事先做了安排。
第二天即5月18日星期三上午，西园寺继续在其兴津的隐居地“研究局势”。裕仁的两名为首的“大哥哥”木户侯爵和近卫公爵一致认为，北进派的地位正在迅速增强，西园寺必须立即进京，否则计划中的超党派内阁就会成为一个北进派内阁。不辞辛劳的火车乘客原田拜访了西园寺，提出近卫公爵本人会带着裕仁的让步条件前来兴津。西园寺说：“好。”原田打电话给东京。不到半小时后，一辆皇宫轿车发出一声轮胎擦地的尖叫，停在了东京火车站外。近卫和木户跳下车，一个大步慢跑，另一个跑步飞奔，赶上了下午1点的南行快车。木户和近卫一起坐车到了横滨，商议要对西园寺说些什么。四小时后，近卫抵达西园寺的海滨别墅，立即去见他的那位长辈亲戚。他向西园寺承诺，北进派领袖荒木将留在新内阁任陆军大臣，一些次要的大臣职位会给予党派的国会议员。一小时后，他带着那位老人将在次日即5月19 日星期四进京的承诺出来了。近卫和间谍秘书原田躲进当地一家小旅馆狎妓饮酒，庆贺他们的成功。
次日，即5月19日星期四，犬养死后已过了三天，西园寺在近卫和原田陪同下登上了一列专车，做一次疲劳的北行之旅。抵达东京后，西园寺住进住友财团为他保留的公馆，着手进行任命新内阁之前总不可少的一轮政治协商。
近卫公爵入宫做了报告。裕仁同意已经达成的交易，接着召来了爱抽雪茄爱做思考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要他给西园寺传达遴选超党派内阁阁员时要遵守的一套指导原则：
“要选的人，应该并非真正的法西斯分子；人生哲学和思想应较为温和，而不太好战；此外，他们的人品不能有问题。”
铃木侍从长把这些言简意赅的指示加上了蜜糖，加上天皇对西园寺健康的关怀问候，以及尊重宪法的许多声明，在当晚很得体地把这个口谕传达给了西园寺。西园寺早在六周以前，即4月4日，就权且接受了裕仁“大哥哥”们选定的超党派首相。此人就是那个曾任明治天皇侍从武官长并曾长期担任朝鲜总督的顺从的老人，七十四岁的斋藤实海军大将，。尽管如此，西园寺并未急于把斋藤大将正式推荐给天皇。裕仁身边年轻的现代派尽可能为他安排好了一切的方便，但这位老人坚持要从各个角度检查了那个精心装好的包裹之后，才会在上面盖上他的印戳。
5月20日星期五，牧野内大臣在跟西园寺会见时强调说，各地大城市的年轻陆军军官正准备进京，鼓动陆军独裁。“没法逮捕他们，”牧野自鸣得意地笑道，“因为，不论你的感觉如何，进京确实不是什么罪行。”同一天下午，思想警察政治调查部的首脑警告西园寺：西园寺本人党羽的活动，当局是完全了解的。这名思想警察假装非常担心发生内战，说道：“所谓的护宪运动，是由部分经济界人士组织的，他们还不承认收到了恐吓，正在召集人马进京，并要焚烧京城。”
第二天，即5月21日星期六，东京警视厅厅长请求西园寺觐见天皇，因为“警察被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中担负的警卫任务弄得精疲力竭了”。那天夜里，当西园寺回到私人住所时，他惊讶地发现，他从前的艺妓情人，他两个女儿的生母，正在等着他。自从此女由于吃醋离开他以后，自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的花子迷住以来，他一直没有见过此女。在接下来的感人场面中，八十二岁的西园寺决心不惜代价地维护日本的国内和平。
在接下来的那个日子，即5月22日星期天，犬养被刺后一周，西园寺突然屈服了，进宫履行他的礼节性的任务。他再一次回避了例行的宫中午宴，只是从午后2点到2点半最为敷衍了事地觐见了天皇。但他完成了期待他做的一切，提名斋藤海军大将为下一任首相。
斋藤老将军被召入宫内，他对裕仁说：“此事令我最感意外。我对这类事情毫无经验，但我肯定会尽力而为。”
两天后，斋藤海军大将返回宫中，带着一份“无党派举国内阁”的阁员名单。除少数例外，这份名单上的人选，都是裕仁的“大哥哥”们在六周前选定的。新内阁中只有一名大臣代表一个好歹受到群众拥护的团体。此人就是荒木陆军大臣，支持分裂的北进派领袖，这个派别在裕仁自己的小集团子宫里已经发育为一个累赘，一个暂时无法使之流产的累赘。
为了确保荒木陆军大臣和北进派不会寻求凌驾于其被给予一席之地的超党派内阁之上，裕仁采取了一个任人唯亲的小小预防措施。他提拔了妻子的堂兄伏见宫，将他从海军军令部部长提升为最高军事会议议员，授予他海军大将衔，即陆军元帅或五星上将的对等军衔。这就意味着，作为最高军事会议决策核心的陆军元帅和海军大将会议，如今操作起来就很方便了：三名皇亲针对仅两个臣民。
裕仁的成就
就这样，日本民选政府的实验结束了。犬养的被害有效地压制了政友会。在接下来的整整十三年里，日本人会继续定期去投票选举，但他们的选票将是毫无意义的，最多不过是堂吉诃德式地对当时已经公布的问题表达意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既然同业联盟已经允许自己成为一家国家军备机器中的齿轮，那么裕仁的祖父和曾祖父遗留给他的军事计划遭到的唯一阻力，将会来自陆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
当最后一枚手榴弹发出嘶嘶的响声而没能爆炸，当最后一辆出租汽车尖叫着停在秘密警察大楼的门前，当最后的虚张声势的恫吓被西园寺放弃却由裕仁发起，只有四个人死去了：犬养首相，其保镖，团男爵，以及井上藏相。希特勒一年后在德国攫取权力时，将不得不暗杀五十一名政治对手，并焚烧国会。希特勒的名字将会在全世界立即成为魔鬼的同义词。而裕仁在其大政变即“三大阴谋”实施之后，还跟从前一样未被识破庐山真面目，依然是包裹在禁忌之中的一个神秘人物，而且他的一切表象依然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典范。他占了便宜，因为他是天皇。他占了便宜，因为他有上千年搞阴谋的经验可资借鉴。最重要的是，他占了便宜，是因为他能讲一种东方语言，因为没有一个西方人在这种语言体系里受过同等的日本大学教育。
即便在裕仁的小集团里，也很少有人对这场政变细节的了解，有本书记载的这么多。即便在战后的日本，也从来没人如此系统地了解这次阴谋的经过。尽管如此，许多人，或许是大多数日本人，当时都明白是君主得胜了，日本其他的所有势力都不堪一击地失败了。如同下文中将要说明的一样，裕仁不得不竭尽全力地让公众相信他是无辜的。讽世者私下里把犬养首相的被害称为“必须表演两次的谋杀”。这场政变公开地被冠以一个含糊的名称，即“五一五”事件或“五月十五日事件”。
在描述其对“五一五”事件的反应时，日本人字斟句酌，称之为“历史性的里程碑”。农民们无一例外重复一句古老的套话：“没办法啊。”大阪的一名报纸编辑对美国记者说：“在如今的时代，我们习惯于认为拍板的是天皇及其顾问。”在5月19日犬养的葬礼上，西方记者注意到，在朴素的白色松木灵柩上，堆满了昂贵的兰花，而大约二千名旁观者的脸上是毫无表情的漠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在犬养被刺的那一天，在其日记里写道：“军人们今天在其统治者注视下的行动，以一种负面的大胆行为挑战当局。”
裕仁意识到其臣民具有复杂而惶惑的感情，决定发表一份公开声明，向人民解释，过去六个月中串在一起发生的恐怖事件，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天皇圈内的两个不同成员，起草了两份含糊其辞得恰如其分的天皇意见书，但都被裕仁视为不妥。最后，“大哥哥”木户作为内大臣的秘书，亲自接手这个微妙的任务，构思出一篇文章，得到了裕仁的批准。木户在草稿中争辩道：明治天皇的两大伟绩是在国军中采用全民兵役制，并创立了日本本土的宪法，明确授予天皇以绝对的权力，让他凌驾于任何其他的检查与制衡之上。木户写道，这两大伟业和理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人遗忘了。现在犬养首相的被刺，再次将之纳入人们的视野。犬养被害三周后，裕仁在对新内阁的一次正式演讲中发表了这个论点。没有一名大臣，没有一家报社的社论主笔，斗胆提醒裕仁：明治天皇最受拥戴的是，他改善了民众的命运，废除了藩族、等级社会和农奴制，创办了国民公共教育，为所有人创造了一定程度的平等机会。
愉快的正义
在“三大阴谋”大功告成后，君主对所有帮助其成功的忠心耿耿的敲诈者和刺客爱护备至。间谍组织八十九岁的老“蜘蛛”田中的一个终身门徒当上了内务大臣，主管超党派新政权的警察。在他的支持下，警察在逮捕那些违法者时，其办事之圆滑令人难以置信。裕仁的“大哥哥”约有半数是东京帝国大学法科的毕业生，通过他们的关系网，他们能在裕仁的事业中赢得司法机构和警察机构的支持。
小集团的学监大川博士在犬养遇刺几天后向总检察长自首。总检察长以非正式的交谈方式亲自对他审讯了将近一个月。接着，在6月14日夜晚，犬养被害三十天后，总检察长打电话给新内阁的司法大臣。“有事要办。”他说道。令司法大臣吃惊的是，对方突然让大川博士接过了电话。大川博士应该是警察通缉的人，但他现在跟司法大臣愉快地交谈起来。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大川博士以闲聊的方式表示，他打算明天旅行去土浦，即霞浦湖附近的火车站。得到这个消息后，司法大臣立即通知内务大臣：如果他们是真的要逮捕大川博士，那么他们可以在去土浦的火车上抓到他。
第二天即1932年6月15日上午，一些侦探混在来东京上野车站的站台上为大川博士送行的祝福人群中。祝福者太多，侦探们认为最好是延迟逮捕。他们都买了车票，登上了火车。他们在大川博士附近的位子上坐下，当火车到达土浦时，他们起身，在他下车时从容不迫地逮捕了他。
“其实你们可以在家里抓到我。”大川博士说着，显出一副受到伤害的无辜表情。
两周后，在6月30日，大川博士的秘书被捕了。
7月10日，曾为“三大阴谋”的准备工作提供资金的德川男爵，在日本法学会的俱乐部里受到礼貌的盘问。
曾在政变事件中组织对东京变电所进行笨拙袭击的“爱乡塾”首领桔好，逃去满洲“写书”了。他在书里号召日本人民要“击溃美国”，“把日本的皇道传遍全世界”。7月25日，在另一次经过精心协商安排的彬彬有礼的仪式上，他向关东军宪兵队投案自首。
间谍组织设在大洗的前击剑学校的校长，“黑龙”头山的秘书，曾在空宅变得过于引人注目之后为“血盟团”提供了天行馆。他在1932年9月下旬和警方协商了对他的逮捕。“黑龙”头山的儿子秀三曾让天行馆在刺杀活动中发挥作用，他于1932年11月5日，即在犬养遇害后将近六个月时，把自己投入了警察的羁押之下。
这种戴上天鹅绒手套打拳的手法，绝非日本警务工作的风格。1932年10月30日，六十名身穿防弹背心的警察，冲入热海海滨胜地的一家旅馆，那里有十一名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在举行秘密会议。经过长时的枪战，那些颠覆分子都被“生擒”。四天后，其中一人被宣布为“死于晚期肺结核、脚气病和拒捕时用力过度”。他被埋葬于义冢，出现在其葬礼上的六名吊唁者都被捕了，遭到盘问和拷打。几天后，“血盟团”一名年老的从犯在软禁中死在妻子的怀抱里。帮会分子为他举行了一个葬礼，参加者有数百名右翼分子，包括“大哥哥”近卫公爵。
在拖拖拉拉的逮捕与和善的询问之后，“五一五”事件的杀人凶犯在法庭里整整玩了一年，他们在庭上发表傲慢的长篇大论，却什么也没招供。对他们的审判直到1933年下半年才开始，在那时，他们的主张属于日本政治的一个新纪元，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叙述。不过，这些杀人犯当中并无一人受到严惩。到了1935年底，五十四名被拘押的杀人犯和同谋者，除六人以外，全部成了自由人。那六人曾率领敢死队并扣了扳机，也在1939年和1940年获释了。
“五一五”之后，只要由裕仁圈子里的成员进行一些象征性的调整就够了。曾鼓动霞浦飞行员闹事的“飞行王子”山阶患了“神经衰弱”，退出了现役。他至今仍然隐居不出。他的导师井上少佐，即井上和尚的弟弟，退到了后备役，在那里呆了几年，然后其作为飞行教官的职业服务再次找到了需求。
间谍组织的老“蜘蛛”田中，将他在大洗的日日明治传记研究所改为日日明治纪念馆，改成一所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为了庆祝其作为公共设施开馆，他在那里举行了一次派对。天皇的叔叔东久迩宫代表皇室出席。在事后返回东京的路上，东久迩宫轻率地停留于“爱乡塾”，去给5月15日夜间企图摧毁东京变电所却未能得逞的在押爆炸犯的弟子们打气，结果造成了丑闻。丑闻好不容易被压下去了，而东久迩成功地保有了“爱乡者”对他的忠诚，因此他们的效力在未来的阴谋中又能指望得上了。
牧野内大臣在“五一五”后收到了许多匿名信，指出对其住宅实行的爆炸是“可疑和不真实”的。他对这些信件置之不理，但要求警察恐吓这些信件的作者，即北进派的理论家北一辉的平民信徒。警方从来没有讯问过牧野内大臣；他们只是在进行慎重的逮捕之前，照例都请求他的允许。
大川博士在1932年6月服从逮捕时，身上揣着很多有用的私人信函，是由牧野内大臣和裕仁的另几名亲信签署的。当他于1935年出狱时，裕仁立即做出安排，任命他为南满铁路东亚经济研究局的局长和法政大学“大陆系”的系主任。
“黑龙”头山把他的场地给“血盟团”使用，确实是上当了，但他通过公布犬养首相死前不久写给他的一封表扬信而翻开了一张王牌。在犬养被害后不到六周，在1932年6月26日，他在其七十七岁生日派对上高声朗读这份证明书。犬养在其中写道：
头山满是我最亲密最尊敬的朋友之一，我引以为幸事。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四十多年，从我作为一个年轻人进入议会的那些日子就开始了。
头山是日本第一流的臣民。他从未做官，没有封爵，没有任何官方地位。但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每一届日本政府的检查员和监督员。每当国家危机出现时，他都使人们感到了他的影响。正是他那富有魅力的领导才干，使我们在对华战争和对俄战争中甘冒生命的危险。
他的力量的奥秘是什么？我认为，它源自他对天皇陛下、对皇室的无限忠诚；源自他彻底的无私；源自[他的]爱国之心……
“血盟团”的井上和尚在狱中受到很好的待遇，但直到1940年才获释，那时他已荒废了八年光阴。不过，他接着就搬进了“大哥哥”近卫公爵在横滨的别墅，成为“大哥哥”木户侯爵正式的线人，靠着近卫公爵不受限制的定量供应卡，过着养尊处优的奢侈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凶荒岁月里过得颇为滋润。
熟练地开枪射穿犬养鼻孔的飞行中尉三上也在1940年获得假释，在接下来的二十一年里，一直过着没有职业的舒适生活。然而，在1961年6月5日，他因策划一次政变而再度被捕，他希望在这次政变中得到美国训练的现代日本自卫队的合作。他在较晚的这个日子里策划的未遂政变，被日本媒体斥为“三无事件”，即企图达到无贿赂、无赋税和无失业境界的空想式努力。三上被短暂地关在狱中，未经宣布就释放了。到了1965年，他已六十多岁，又开始为裕仁支持的一些爱国俱乐部巡回演讲。
至于那个具有煽动性的满洲小格格东珠，曾极为慷慨地协助在上海挑起那场虚假战争，协助把她的亲戚溥仪扶上傀儡皇位，她将在许多岁月里继续为日本陆军效力，并且令日本陆军为之震惊。上海战争平息后，她跟一家日本同业联盟的分公司经理好上了，后者让她使用一所别墅。她用其真爱田中少佐特务机关的钱雇了一名保镖。接着她跟保镖睡觉。她从一家上海餐馆雇了一名“歌女”来安慰田中少佐。接着她又跟那名“歌女”同床共眠。田中在若干年后评论说，她的行为是“超越常识的”。田中为妒火所折磨，为挥霍所毁灭，在1932年年中把她调往满洲。她在满洲成为傀儡皇帝溥仪首席军事顾问多田骏少将的情妇。多田一度让她统率一支她自己建立的由高大英俊的满洲军人组成的队伍。
东珠在20世纪30年代末继续依附其他有势力的情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略感疲惫，成了北京华人社区的“外国海关”。就这样，她经办支付赎金解救被日本秘密警察拘押的中国富商的业务。她用这份收入来为自己收买戏子和女招待，一如其满族前辈叶赫那拉氏，即中国19世纪的皇太后。二次世界大战后，东珠在1948年被蒋介石的一个战犯审判庭下令斩首。审判她的法官在向法庭致词时对她最大的谴责是：她，一个女人，竟然乘坐日本的飞机，轻蔑地俯视中国的大好河山。
16
被弃之国
(1932-1933)
美国大使
日本人多有礼貌，
他总说“请多关照”。
他爬进邻居的花园，
说声“对不起”，面带微笑；
他鞠躬，咧着嘴，那么友好，
把他饥饿的一家叫进来；
他露齿而笑，友好地哈着腰；
“真是对不起，这花园是我的了。”
奥格登·纳什在1932年写了上面的诗，表达了当时在美国广泛流传的感觉。日本人在满洲言行之间的完全不一致，彰显了日本的掠夺成性和虚伪面目。不过，了解日本的西方人，认为奥格登·纳什的看法只是流行的偏见。专家们难以相信，日本人所做的事一定完全是为自己辩护，日本人说的话一定是为了国家的宣传而完全不值得一信。没有一个西方人能理解日本人腹艺交谈中微妙的遁词，那些小小的形容词和动词，甚至能使最优秀的日本人为爱国而撒谎，而不伤及其社交礼法。所以，对满洲的征服，美元骗局，虚假战争，对井上、团男爵和犬养的暗杀，以及扬言要发动的“五一五”政变，在1932年都被忽视了，被当成了日本人能量的自发性的迸发，认为其无非是一些偶然事件而已，直到1970年，现在仍被大多数西方史学家如此地忽略。
当政党政府在日本遭到谋杀的那一天，一名奉派前往裕仁宫廷的美国新大使，正在芝加哥登上开往旧金山的大陆有限公司的火车。在站台上，芝加哥《先驱考察者报》的一名记者向他冲来，手里拿着一份该报的星期日晚刊。其头版的大标题是：《日本首相遇刺；严重叛乱；皇宫垂危》。那天夜里，当那列火车穿过玉米地带朝西向奥马哈疾驰时，新任大使在其日记中写道：“虽有媒体报道，但鉴于对天皇应有的普遍尊敬，我不相信天皇受到了威胁。此中必有蹊跷。”
在奉天被占后八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东京的外交代表主要是大使馆专员和领事，他们无权通过当时美国驻日本的情报机构所使用的整个锁眼来进行窥探。前任大使W·卡梅伦·福布斯，已在日本人夺得奉天的次日上午离开日本，在上海虚假战争爆发时返任，而在两个月前发生那些刺杀案期间再次离开。他是个直言不讳的人，完全不受日本人欢迎。
新任大使约瑟夫·C·格鲁决定要做得比福布斯更策略一些，同时要更周到，更注意观察。跟福布斯一样，格鲁也是哈佛毕业生。三十年前，在马来西亚丛林里，一头老虎朝他扑来，他在仰面倒下时射中了老虎的两眼之间，因此得到了泰迪·罗斯福的赏识。从那时以来，他在欧洲和中东历任各种要职。他有一个姐夫是J. P.摩根。他的妻子艾丽斯是每个日本孩子都害怕的“黑船”司令培理海军准将的孙女。
格鲁大使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将一直是美国在日本的耳目，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他才于1942年搭乘交换人员的船只被遣返回国。后来在战争岁月里，副国务卿格鲁率领国务院内的一个派别主张保留天皇作为日本投降后的统治者，他们的主张得到了采纳。
当格鲁于1932年6月6日初抵横滨时，日本媒体给了他一个讽刺性的接待。《日本时报》错误地引用他的讲话：“我对现代日本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希望开始做一番认真的研究。”另一家大报《朝日新闻》说：“对于日本，一个已经取得全世界空前惊人发展的国家，他的知识可能像童话一般有缺陷。”
尽管格鲁决心保持警惕，尽管日本媒体对他的接待是粗鲁的，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迷上上了裕仁的廷臣，并为他们制造的巧妙假象所打动。在他抵达日本一个月后，在1932年7月13日，他拜访了裕仁的内大臣和阴谋大师牧野伯爵。在会见后，他在其日记中写道：“牧野伯爵给我的印象是个真正的正人君子。他贴近天皇，但很可惜，他在军人当道的这些日子里没有多大的份量。”在一年的时间内，格鲁有时会在其日记里写下这样的冥想：“如今公众在猜测，却不知道是谁炸毁了‘缅因'号。如今公众在猜测，却不知道是谁策划了那些导致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进攻[奉天]的事件。”
纳妾行动
在格鲁抵达东京前后，有一天，裕仁天皇下午在皇宫花园里散步时，前所未有地拐了一个弯。按照他的习惯，他从其工作和生活的御文库向南踱步，走到他养有毒性真菌和海洋蠕虫的生物研究实验室。他从实验室继续向南，走到明治天皇的旧私墅，此地已被血族王公用作偶尔过夜的宿舍和会议场所。在那里，裕仁转向东北，走向皇宫神殿铺有白卵石的庭院，去做对祖先神灵的拍掌祈祷。然后继续向北，进入吹上花园的最佳之境，一再停步，欣赏弯曲的松树、垒石和巧妙排列在道旁的初夏花卉所组成的一带景观。在一座小圆丘的顶上，他眺望葫芦池上特别悦人的景色。他步下圆丘，跨过彩虹桥，看了一下池边的霜缎亭，良子皇后在这里从事其养蚕实验的业余爱好。她和几名侍从一起，全都穿着围裙、长裤和罩衫，她专心地挑选桑叶，去饲喂其各种不同的蚕群。
在离开皇后和霜缎亭时，裕仁脱离了其通常的路线。他没有去走从养蚕实验室向西北通往御文库的那条小径，而是取道东北，经过那座舒适的英式半砖木结构的房子，它有一个奇特的名称，叫做“下院邸”或“嫔妃阁”。那里是他和皇后招待私人宾客的地方。过了此处，在界定内宫禁苑的那条路边，他来到了其三个女儿居住的房屋，她们分别为六岁、两岁和一岁。1从公主的住宅越过乡村式的土路，坐落着宫女寝舍。以前他在公主住所停留，跟女儿玩耍一小会儿，倒也不是前所未闻之事，但今天他却有意地走过了女儿的住所，来到了宫女寝舍，直接跨进了女士的公共休息室。良子皇后的贴身侍女正在那里用法语闲聊，一边给良子的一件巴黎袍子缝上珍珠。
1另一个女儿，即第二个，死于出生之时。
宫女们竭力掩饰她们的惶恐，以高雅的寒暄接待裕仁。他粗声地答礼，在室内走来走去，把每个宫女都打量了一阵。有些年长的宫女当年也是美人，但几乎所有的年轻宫女至少都跟身高五英尺、体重一百二十磅的良子皇后本人一样丰满。裕仁赞美了她们当中的几个人，然后点点头，走了出来，完成他那返回御文库的短途散步。
第二天，侍从官办公室向吃惊的宫女们发出一道密令，提醒、劝告并命令她们：第一，皇后刚过二十九岁生日，尚未给君主生下嗣子；第二，天皇正在考虑纳妾一名；第三，每一名宫女都负有爱国之责，要尽量把自己打扮得可人，对裕仁具有吸引力。宫女们彼此谎称害怕天皇的任性，说他还只有三十二岁啊!可是,她们总共减轻了一千多磅体重，而且和平时一样，穿上她们最漂亮的衣服，并洒了香水。至于宫女的公共休息室，一名侍从官说：“有了苏丹后宫一般的氛围。”
在整个1932年初夏，裕仁在下午的散步中必去宫女的公共休息室停留。他认真地听每个宫女讲俏皮的轶闻，但总是没有显露看中了哪一个的迹象，就返回御文库去了。至于这些女士，都是布林莫尔女子学院、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牛津大学和索邦神学院的毕业生。她们谴责日本奴役女性的糟糕的旧时代，但她们开始在往日直截了当的习惯中看到了好处。她们以某种学者式的怀旧心情回想起，在三十年前的宫廷里，当明治天皇想要一名侍女跟他上床时，只要在她跟前扔下一块手帕就行了。
可怜的女士们，她们只是间谍组织的老“蜘蛛”田中想出的转移视听的荒唐公关计划中的上当者而已。这个计划要使日本的温和派人士听到裕仁向宫女们求爱时是腼腆的，要使他们把裕仁想象为一个亲爱的丈夫，但受到宫中一些肮脏老侍从官的压力，还要使他们认为，或许，归根结底，裕仁如同20世纪20年代发布的宫廷新闻所描绘的那样，的确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进步青年。
真相是，裕仁根本没有感到要生一个儿子的压力，因为，如果你相信其两名廷臣的证词，相信为那一时期文献中某些笼统的暗示所支持的证词，那么你会知道，裕仁已有一个儿子。在其第四个女儿出生后，在1931年 3月，他正视了需要一名后嗣的问题，同意了其臣属的意见：是时候采取极端的措施了。与此同时，他为了个人的原因不愿纳妾。对良子皇后的喜爱和皇后家族对他的支持，以及其皇族表兄弟伏见氏们对他的支持，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不能掉以轻心。如果他必须马上要一个儿子，这孩子必须只是一个预防性措施，仅此而已，他只是父亲冷漠地产下的后嗣，暂时要保管在后台。以后，如果良子皇后仍不生儿子，就可以把这孩子领到前台，立为皇太子，并把事情说开，给天皇的德行沾上一个小小的污点，说这孩子是年轻时一次小失足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良子生了儿子，这个后备继承人就可以秘而不宣，好好养起来就行了。
于是，在1931年春季的某一天，在下午去看其生物研究实验室的时候，裕仁将一试管精液交给他的一名私人医生。精液经过了培育，分成若干份，被用于人数不明的贵族女性受体。其中一人在1932年初果然生了一个男孩。2
2向作者提供这个传说的人，回避了关于母亲身份和孩子后来生活状况的提问。不过，木户日记中谨慎地提到此事，暗示了试管王子的存在，直到1937年11月为止，在宫中一直被视为一个问题。然后木户就停止为此担忧了，也许是因为那个小男孩被一个缺乏后嗣的贵族家庭按照传统日本方式收养了。
一旦皇位继承人有了保障，而裕仁已经证明了他有生产儿子的能力，那么天皇信任的某个侍从官，想出一个办法来逗裕仁开心，并将其生殖问题变为政治上的理由，就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了。这份荣幸落到了“蜘蛛”田中头上，此人就是在世纪之交曾协助安排裕仁过熟出生的那个人。八十九岁的“蜘蛛”仍然多情，在天皇随从当中无愧于“老丘比特”的称号。在“五一五”杀害犬养首相后，“蜘蛛”将其日日明治传记研究所转变成了一所博物馆，自己住在侍从官寝舍，开始享受一段空闲的内宫生活，比二十年前他结束了明治天皇宫内大臣的十年任期以来所过的生活还要闲散得多。
在裕仁第一次访问宫女寝舍之后，田中几乎每天都对记者就不宜发表的有关“纳妾问题”的经过做背景简报。田中向记者抱怨，裕仁“过于古板”，是“一夫一妻的坚定信徒”。天皇需要的是“一个健壮的好女人——经天皇御手一碰就能生孩子的女人”。
这个八卦在爱传闲话的人们当中广泛传播，以至于各家报纸在1932年仲夏开始不加解释地暗示“宫中的微妙局面”。“蜘蛛”田中要让这个八卦保持活力，他亲自去访问宫女的公共休息室，并告诉那里的藤原氏姑娘，如果她们不能尽责，他就会去宫外物色更有**力的贵族女人了。
田中煞有介事地编了一份合乎条件的年轻贵族女人的名单，派出一个由摄影师和侍从官组成的代表团，去“寻找水晶鞋”。为数多得惊人的出身名门望族的现代“灰姑娘”，声称愿意充当君主的传种母马。老田中和一个年迈侍从官组成的委员会，乐得在阅看那些照片时，不厌其烦地回忆往事，互相讲述自夸的故事。最终他们选出了三名候选人，判定她们是最可爱、最活泼、最柔软、最合格、最适用的。田中亲自以其最优雅的毛笔字，在八乘十英寸的照片背面，一一写上这三名迷人美女的家系。他把这三张照片用上等的透明纸巾包起来，放在裕仁文件筐里国事文件的上面。第二天早晨，当裕仁在御文库的办公桌后面坐下时，看了看那三张照片，便将之压在那堆文件底部。在夏天剩下的日子里，他每天早晨都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