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不抵抗政策”导致的九一八事变，实为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耻大辱；自济南惨案后，又一次开了中国政府军队软弱惧敌的“口子”，一夜之间，军事重镇沈阳丢失。
当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正规部队与非正规部队各有1万余人，而东北军除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的10余万，留在东北的尚有近20万人。吃亏之后，若以10倍兵力的绝对优势，实施后发制人，胜算是绰绰有余的。令世界百思不得其解、中国人气得跳脚的是，蒋介石继续实施“不抵抗政策”。
9月19日后，蒋介石责成外交部发了两次抗议，却没有“抵抗”二字。
9月21日，蒋介石从“剿共”前线返回南京，在党、政、军干部会上再次声称：“余主张以日本侵占东（三）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于公理，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最后自卫之行动。”［28］就在蒋介石宣称诉诸国联后的21天，日军继占领沈阳后，又迅速攻占了辽阳、鞍山、本溪、长春等20余个城市。强盗闯入家门，抢劫杀人，主人却在那儿喋喋不休地讲演，自己既不抵抗，也不许家人抵抗。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发表讲话称：“我国民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29］言外之意，不逆来顺受，奋起抵抗，就是不尊重政府的“轨外之妄动”。
7月23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大敌当前，首次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30］9月23日，张学良委派万福麟，专程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明确要求，“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三）省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31］言外之意，东三省是个局部，必须服从全国“整个”利益，不能单独与日本打交道。
事变发生10天后，全国各地的请愿学生涌入南京，达7万多人，要求政府与军队抗日，收复东北。蒋介石接见请愿代表，并发表一番讲话：“只要对日本宣战，全国国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32］作为一国政府元首，这番话背后是难以解读的逻辑：面对日本的侵略，他不是不抵抗，而是为了国家的命脉不能抵抗，因为抵抗了就会使民族危殆，国家灭亡。为什么抵抗了反而亡国，不抵抗就不会亡国呢？蒋介石没有解释，但日本人替他做了解释。
就在蒋介石对国人发表了上述讲话的时候，仅仅10天之内，日本人就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1931年10月中旬，日军北犯黑龙江省；11月19日，攻陷省会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攻陷锦州；1932年2月5日，哈尔滨落入敌手。自九一八事变至哈尔滨失陷，4个多月，东三省全部沦陷，3000万东北父老陷入亡国奴境地。
一个合格的史学研究者，不仅要忠实还原历史事实，而且要着力探求历史轨迹的因由，这对“后事之师”有重要意义。
持续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开始的标志是1931年9月18日的那个夜晚。那一刻，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争策源地正式形成。自那一刻起，14年的战争苦海沸煮，数千万中国人失去生命。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就是“不抵抗政策”。
不可否认，蒋介石与张学良后来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与坚决主张抗日的将领。但是，在1931年，面对日本侵略者，他们的抉择是忍让，是“不抵抗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他们缺乏对日本国体政体的深入研究与本质认识，对战争对手发生了严重误判。
几十年后的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美籍学者唐德刚采访时说：“我对‘九一八’判断错误了。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我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对他不利，我这个人胆大妄为，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政变，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33］张学良没有看明白日本的政治。尽管当时日本政府确实并不主张与中国开战，但是“下克上”的法西斯主义最终控制了政府的趋向。由政治误判造成的是对日军进攻的极大麻痹。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张学良在北京中心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京剧《宇宙锋》；东北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忙着为父亲做寿；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军副总司令万福麟也在北平，军政大权交给了儿子；吉林省主席兼东北军副总司令张作相为奔父丧回了锦州，军政大权由参谋长熙洽代理：东北军政的大员在那一晚，个个安闲自在，一片和平景象。
蒋介石为获得奉系军阀支持，绞尽脑汁地对张学良予以笼络。1930年6月3日，蒋介石派50岁的李石曾代表自己为30岁的张学良祝寿，甚至别出心裁地派出记者萧冬竹。萧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使者，是因为他会打高尔夫球，爱跳舞，还能喝酒，而这些又都是张学良最喜爱的消遣。
中原大战取胜前后，蒋介石不仅许诺给张学良节制奉、吉、黑、晋、察、热、绥、鲁八省军队的权柄，并将北平、天津、青岛3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划归奉系管辖，俨然与少帅平分天下，而且给予了其极大的荣耀。
九一八事变前一年的11月20日，接任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到达南京，中央政府接待礼遇之隆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张学良过江时，江中的军舰和狮子山上炮台齐鸣礼炮；船至下关码头时，早已恭候的国民党政府各路大员齐声欢呼；一路上，目光所及之处都张贴了“欢迎张学良将军”的标语；进了国府大门，蒋介石降阶相迎。
那时的蒋介石在张学良眼中，是有分量的。于公，自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后，张氏家族已不再是独立于国民党政府之外的割据军阀，而是有了名副其实的“中央”，张学良有责任服从并维护中央统一；于私，蒋介石亦兄、亦友、亦师，张学良对其感谢中有敬重，或者说对横扫诸军阀、打遍中国无敌手的蒋介石还有些许迷信。
甚至在蒋介石因实行“不抵抗政策”丢失了东北、万夫所指、在党争中下野（1931年12月15日）回老家奉化后，张学良仍然致电蒋介石，向其讨教方略：“公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34］张学良将自己、将东北军、将整个东北命的运押在蒋介石身上，帮他打赢了中原大战。后人只记得1931年的“九一八”是张学良的凶日子，实际一年前的9月18日，自张学良通电入关参加中原大战那一刻起，他就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的伏笔。作为军阀的张学良，摆脱不了扩张地盘的勃勃野心，面对蒋介石抛出的肥硕果实，巨大的欲望使其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
自1930年9月21日晨起，东北军每隔3小时，即发一列运兵车南下。9月21日占领天津，22日进驻北平，仅用十多天的时间，东北军就完成了对华北、平津的占领。东北军占领华北的速度，与一年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一样迅速。
张学良带领东北军主力入主华北且久居北平，并不断抽调主力入关，造成东北防务空虚。
同样，作为国家元首的蒋介石，本质上是中国最大的军阀，也有自身割据地盘的利益问题。蒋介石坚持认为日本过于强大，中国尚没有力量与日本全面开战，战则必败。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甚至悲观地认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番为敌人所**，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35］这是蒋介石诸多不抵抗言论中的代表语录。
明明是“不抵抗政策”使日军在数日内侵占辽、吉两省，蒋却引例为日军三天便可占领“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这段对日极度恐惧的话，无意间暴露一个秘密：不抵抗是为了不给日军留下“绝交宣战之口实”。否则，日军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那可是蒋介石的核心地盘，而东北并不在蒋介石集团22个税收省份之内，那儿归奉系税收。
1932年1月28日，为转移西方列强对独占东北的不满与视线，日军在英、美、法有巨额投资的上海制造事端，引发淞沪之战，一下子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他“未暇就寝而忙到天明”，于1月30日发表《告全国将士电》：“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进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36］这一次，蒋介石虽然只“酌派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但并未限制中国军队抵抗。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打得日军三易主帅。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日军乘机下台阶。淞沪战火旋即停息。
史学界共同的看法是，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的思想基点有两个：一是日本人只是“疥癣之患，共产党乃心腹之患”，二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
1933年，日军集结10万日伪军进犯热河。张学良急电蒋介石，“职部军队实力不足分配”，“拟请迅赐电调中央军及晋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实力。……事机紧近，间不容发，万望迅赐定夺。”［37］其时，正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却声称“剿灭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中心工作”，坚持“剿赤部队不能调用”，［38］竟不发一兵一卒于热河对日前线。后在全国汹涌舆论下，蒋介石将原许诺张学良的6个师人马派出3个师前往热河，但部队抵达前线之前，热河已经失陷。在山海关丢失之际，阎锡山、傅作义、蔡廷锴均请缨北上抗日。蒋介石一概电令“静候命令”。中央军不出战，也不让地方军阀出战。
如今，热河丢失，总要找个人背黑锅，蒋介石遂与何应钦、宋子文等逼迫张学良辞职：“处此公利得失成败关头，非断然决策不可。利害相权，惟有重公轻私，无愧于心而已。”［39］至此，紧跟蒋介石的张学良已经丢光了所有奉系地盘、军队和富可敌国的私人财产，丢掉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等一切职务，唯一剩下的是独自背负失土丧权之罪，以及全国齐声谴责“不抵抗将军”的声名。
据记载，对不抵抗造成的失土丧权，张学良并未做一句辩解。蒋介石自以为得计，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当即把京、津、河北、察哈尔等奉系地盘划归己有，同时将东北军编为4个军，归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指挥，从而将张学良的东北军抓到了手里。
蒋介石把张学良的什么都算计到了，却不曾料到一贯顺从的少帅在几年后胆大妄为地发动了“西安事变”。
注释：
［1］［4］周海峰：《蒋介石传》，作家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7页，第13—14页。
［2］［3］［5］（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33页，第34页，第106—107页。
［6］王尧：《蒋介石与大国的恩恩怨怨》，台海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第356页。
［7］翁有为、赵文远：《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52页。
［8］《马君武致蒋介石与汪精卫》，载《胡适往来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转引自翁有为、赵文远：《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53页。
［9］［10］［11］（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113页，第126—127页，第130页。
［12］王树增：《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30页。
［13］童青林：《东北！东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第15页。
［14］（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7），みすず書房，1964年版，第164页；转引自王明伟：《东北抗战史》，长春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第30页。
［15］［16］王明伟：《东北抗战史》，长春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第30—31页，第31页。
［17］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425页。
［18］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1986年版，第24页；转引自王明伟：《东北抗战史》，长春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第31页。
［19］［20］［24］［25］花谷正：《我们如何发动满洲事变（节录）》，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769页，第769页，第770页，第770页。
［21］《张学良致臧式毅等电》，载《辽宁文史资料》（第18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57页；转引自王明伟：《东北抗战史》，长春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第32页。
［22］郑殿起：《我对“九一八”的片断回忆》，辽宁大学中国现代史研究室存稿，载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转引自王明伟：《东北抗战史》，长春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第31页。
［23］（美）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55页。
［26］《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转引自王明伟：《东北抗战史》，长春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第33页。
［27］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248页；转引自自王明伟：《东北抗战史》，长春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第35页。
［28］（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八册），（台湾）中央日报，第43页；转引自周海峰：《蒋介石传》，作家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129页。
［29］［31］［37］转引自周海峰：《蒋介石传》，作家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130页，第130页，第147页。
［30］［38］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4月第2版，第80页，第219页。
［32］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一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第31—32页；转引自王树增：《抗日战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31页。
［33］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1155页。
［34］李书源、王明伟：《东北抗战实录》，长春出版社，2011年5月第2版，第33页。
［35］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9月初版，第317页。
［36］（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八册），（台湾）中央日报，第152—154页。
［39］（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八册），（台湾）中央日报，第152—154页；转引自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