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之中,避免不了生老病死,荣辱毁誉,忧乐安危,穷达进退等种种遭遇,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一个人应该怎样做才能安身立命,而后成就一番事业呢?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薛子庸语》一书中说:“君子明于死生之分,达于利害之变,则富贵、贫贱、夷狄、患难、寿夭,一以视之矣。”也就是说人对于生死、得失、荣辱、富贵、贫贱等等不要看得过重,要克制、忍耐人性中的缺点,豁达地对待这些问题。

一、喜怒之忍:忍喜是种处世的修养,忍怒是种安身的学问忍住情绪,不要过多地暴露古人说:“大怒不怒,大喜不喜,可以养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才是有修养的人的作为。

要在社会中安身立命,如果太轻易暴露自己的情感则容易受到伤害,人应该学会保护自己。不同的人有不同对人对事的态度,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把自己的喜怒经常流露给下级,下级则会投其所好,而掩盖事物真正的本质。普通人过于直率地表露自己的喜怒,则显得为人肤浅,也容易开罪于人。所以要忍耐住自己的情感,不要过多地暴露出来。

喜怒都是人类的情感。当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怒自然而然产生了。发怒不仅伤身,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一个易发怒的人也难于和他人合作。历史上有不少因发怒而给自己或他人造成巨大损失的例子。当然,任何事物有利则有害,有弊也有益,怒有害于身心健康,有害于友情,有害于事业,但它也有有利的一面。《独异志·华佗》中记述了华佗给一位郡守看病,诊脉之后,没有给他开任何药方,而是历数该人的罪责和过错,把郡守大骂了一顿,拂袖而去。郡守大怒,气**胸腹,誓不饶华佗,不想一怒之下,吐出了大量黑血,过了一段时间,病反而好了,这才知华佗医术之高,是用激怒之法,治好了郡守的病。

只要善于引导,怒也是助人成功的一计,所以对怒我们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行。

对此《易经》上讲:人是承受天地阴阳才生下来,都有这种气。而且喜悦和愤怒是人的性情,也都不能没有。有了喜怒又能适可而止,《中庸》把它称做“和”。如果发太大的怒气,就会败坏内心的和气。至于事物乖张不顺,都是由怒气过剩所致。

据《论语》中记载:孔子说君子有九思,其中第八思叫“忿思难”。是说人如果想发怒的时候,应当考虑日后的灾难性后果,以抑制他的愤怒。

陶潜有一首诗说:“怒气比火焰还厉害,它会焚烧了和气,使人白白伤悲,当颇多感慨时,不必勉强自己,事后心境自会清凉。”清代的林则徐曾手书“制怒”两个大字作为条幅,悬于室内,以提醒自己忍耐怒气的产生,抑制发怒。

人类的各种情感,都是一定思想的外在体现。喜态表示人对外界的影响产生了一种积极的回应,而怒则表现为相对的消极情感。喜有大喜、小喜、真喜、假喜、明喜、暗喜、窃喜、自喜,怒同样也有大怒、小怒、真怒、假怒、明怒、暗怒、自怒之分。无论是哪种喜,也无论是哪种怒,都可以产生一定的力量去影响他人。尤其是怒态,大发怒,则首先具有威慑作用,使他人产生畏惧感;怒还具有羞辱的作用,使人产生愤怒感;怒还能有激励作用,使人产生一种奋进感。更有在政治、军事斗争中施用怒计的,那是利用了对方不能忍怒,而故意激怒对方,使之在战略、策略中产生失误,而乘隙攻之。

愤怒不忍,泄怒于他国,则会引发战争。战争一旦发生,带来的恶果是没有人能够预料的。在社会中,仇怒争执会导致上下级关系破裂,同事关系紧张。在家庭中,愤怒既出,会招致父子相杀,兄弟争斗,夫妻反目,使家庭失去欢乐和人伦之道。所以必须学会克制自己的愤怒,努力化解他人的怒气,与人和睦相处。

但是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彼此由于个性、地位的差异,发怒的事也是常有的。

身居高位的人,凡事不能容忍,动辄发怒,那么就会遗过于下面的人;如果在下位的人,不顾礼义,却逞强发怒,一定会冒犯上位的人。只要有一方不知道制怒,而轻易发作的话,后果都是贻害更多的人。

忍怒是学问,激怒是计谋

深谙兵法的诸葛亮,曾巧妙地利用怒计激怒周瑜,实现了孙刘联合抗曹的计划,也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周瑜为人气量狭小,本就容易致怒,而又不知忍怒不发,所以才能被诸葛亮利用。东汉建安十三年,曹操亲率80万大军,沿长江摆开阵势,想一举拿下东吴,实现他统一天下的夙愿。面对强敌压境,东吴众臣有主战的,也有主降的,弄得吴主孙权也不知该何去何从。诸葛亮为了实现他在隆中时对天下形势的分析,造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巩固孙刘联盟,便自告奋勇地去江东游说孙权,共同抗击曹操。

来到东吴以后,他知道周瑜是东吴举足轻重的人物,只有说服了周瑜,才能坚定孙刘抗曹的决心。

此时的周瑜,虽心存抗曹的念头,可在诸葛亮面前故作深沉,不露痕迹,同时也想试探诸葛孔明,故而谈及抗曹之事,周瑜总是以言语搪塞。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便针对周瑜气量狭小,故意曲解曹植的《铜雀台赋》中的两句话,激起周瑜对曹操的满腔怒火,痛下不灭曹操誓不为人的决心。

一天晚上,鲁肃引诸葛亮会见周瑜。鲁肃问周瑜:“今曹操驻兵南侵,是战是和,将军欲如何?”周瑜说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难以抗命。而且,兵力强大,不可轻敌。战则必败,和则易安,我的意见是和为上策。”鲁肃大惊道:“将军之言错啦!江东三世基业,岂可一朝白白送给他人?”周瑜说道:“江东六郡,千百万生命财产,如遭到战祸之毁,大家都会责备我的,因此,我决心讲和为好。”诸葛亮听完东吴文武两大臣的一段对话,觉得周瑜若不是抗曹的决心未定,也是一种有意试探,此时如果不另辟蹊径,只是讲一通吴蜀联合抗曹的意义,或是夸耀周瑜盖世英雄,东吴地形险要,战则必胜的道理,肯定难于奏效。于是,他巧用周瑜执意求和的“机缘”,编出一段故事,激怒了周瑜。诸葛亮说道:“我有一条妙计,只需差一名特使,驾一叶扁舟,送两个人过江,曹操得到那两个人,百万大军必然卷旗而撤。”周瑜急问是哪两个人。诸葛亮说道:“曹操本是一名好色之徒,打听到江东乔公有两位千金小姐,大乔和小乔,长得美丽动人,曹操曾发誓说:‘我有两个志向,一是要扫平四海,创立帝业,流芳百世;二是要得到江东二乔,以娱晚年。’目前曹操领兵百万,进逼江南,其实就是为乔家的两位千金小姐而来的。将军何不找到乔公,花上千两黄金买到那两个女子,差人送给曹操?江东失去这两个人,就像大树飘落一两片黄叶,如同大海减少一两滴水珠,丝毫无损大局;而曹操得到两个人必然心满意足,欢欢喜喜班师回朝。”周瑜说道:“曹操想得大乔和小乔,有什么证据说明这一点呢?”诸葛亮答道:“有诗为证。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十分会写文章,曹操曾在漳河岸上建造了一座铜雀台,雕梁画栋,十分壮丽,并挑选许多美女安置其中,又令曹植作了一篇《铜雀台赋》。文中之意就是说他会做天子,立誓要娶‘二乔’。”周瑜问:“那篇赋是怎么写的,你可记得?”诸葛亮说道:“因为我十分喜爱赋中文笔华丽,曾偷偷地背熟了。”接着就朗诵起来:“从明后以嬉游兮,登高台以娱情……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周瑜听罢,勃然大怒,霍地站立起来指着北方大骂道:“曹操老贼欺我太甚!”诸葛亮表面上是急忙阻止,其实是火上浇油,说道:“都督忘了,古时候单于多次侵犯边境,汉天子许配公主和亲,你又何必可惜民间的两个女子呢?”周瑜说道:“你有所不知,大乔是孙策将军夫人,小乔就是我的爱妻!”诸葛亮佯作失言,请罪道:“真没想到是这回事,我真是胡说八道了,该死该死!”周瑜怒道:“我与曹操老贼誓不两立!”诸葛亮却故作姿态地劝道:“请都督不可意气用事,望三思而后行,世上绝无卖后悔药的。”周瑜说道:“我承蒙伯符重我,岂有屈服曹操之理?我早有北伐之心,就是刀剑架在脖子上,也不会变卦的。劳驾先生助我一臂之力,同心合力共破曹操。”于是孙、刘结成的抗曹联盟得到巩固,赢得了赤壁之战的重大胜利。

诸葛亮首先了解到周瑜的气量比较窄,容易被人激怒,再者他也知道,大丈夫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保全,是人生的一大耻辱,周瑜绝不会忍受这样的耻辱。尽管这一切不过是诸葛亮假借曹操的诗赋牵强附会的一说,却达到了激怒周瑜联合抗曹的目的。

忍气是为了寻找出气的最佳时机

面对凶狠贪婪的韦皇后,临淄王李隆基怒不可遏。他在大唐国运再次遭遇坎坷之际,精心策划,果敢行事,怒诛韦后,表现出一代雄才的不凡才能。唐中宗李显的皇后韦氏,是一个专权**而又心狠手辣的女人。她自从登上后位,一切都学她婆婆武则天。中宗临朝,她垂帘于后,参与政事。中宗经过几翻几跌,对皇帝宝座看得也不那么神圣,许多事情都放手让韦后处理。韦后一旦掌权,便安插亲信,树立反党。韦后在生活作风上也很**,先后与武三思、和尚慧范等私通。散骑常侍秦马客会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会烹调,也都得到韦后的宠爱。

朝臣郎岌和燕钦融冒死上书,揭露韦后干乱国政,并控告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追随韦后图危社稷。中宗经过调查认为情况属实,便有废后的打算。可是,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串通一气,竟先在中宗的食物中下了毒药。

韦后毒死中宗后,立中宗16岁的幼子李重茂为帝,尊韦后为太后,临朝称制。宗楚客等劝韦后遵照武后办法,革除唐命,谋害李重茂,另立新朝。韦后深忌原来做过皇帝的小叔子相王李旦,便筹划一场先罢掉李旦,再害死李重茂,以清洗政敌的暴动。

相王的儿子临淄王李隆基,目睹韦后的暴虐行径,痛心疾首。面对韦后的强权**威,他毫不畏惧,暗地招募勇士、豪侠及羽林军中志同道合的人,策划着如何挽救唐王朝的命运。兵部侍郎崔日用知道宗楚客等的阴谋,秘密派人到李隆基处告密,要他早做打算。

李隆基与姑母太平公主等秘密策划,决定兴兵靖逆,先发制人,诛杀韦党。李隆基愤怒地说:“韦后干预朝政,**宫廷,毒死中宗,临朝称制,现在又预谋屠杀幼帝,清洗异己,实在是天下共愤,罪不容诛。”不少人都认为,韦后弑君乱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眼下她大权在握,京城各门都有重兵把守,羽林军又在韦氏的掌握之中,万一机事不密,计划不周,必然招来杀身之祸!李隆基坚定地说:“大唐国运,危在旦夕,我作为一个王子,怎么能坐视不问呢?古今成大事者,都有一点冒险精神。铤而走险或许能够成功;畏惧退缩,只能坐以待毙!”人们都为他的正义和果决所感动。

有人说:“这么大的事,应该先告诉相王,请他来参谋参谋。”李隆基反对说:“我们发动大事,目的在于报效国家,事成则福归相王,不成则以身殉国,也不会连累相王。现在告诉他,如果他同意,则有参与险事的嫌疑;不同意则坏了大事。”人们都佩服他的果断。一切都准备好了,在中宗死后的第18个晚上,李隆基与刘幽求等穿着便衣,来到禁苑中找钟绍京商量。谁知钟绍京临时反悔,拒绝接待李隆基等。这下可把李隆基急坏了,眼看离约定时间还差两个时辰,李隆基心想,这个人不能得罪,一旦走漏了风声,大事就完了。他急中生智,赶忙派刘幽求带着重金从后门进去,去煽动钟妻许氏。刘幽求说明来意,许氏一口应承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刘幽求走后,许氏出来对钟绍京说:“舍身救国,天必相助,况且同谋事先已约订好,如今想不干也不可能了。”许氏终于说服了钟绍京。入夜,李隆基率兵潜入禁苑,羽林军早已屯居玄武门。李隆基直捣羽林军总管韦播的寝处,杀了韦播,然后提着人头集合羽林军,慷慨宣称说:“韦后毒死先帝,乱政篡权,危害大唐国运。现在奉相王之命,为先帝报仇,捕杀诸韦和一班逆臣,拥立相王以安天下!如有心怀两端,助逆为虐者,罪杀三族。事成以后一定论功行赏。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时机到了,大家快随我来!”

这番话得到羽林军将士的响应和支持。李隆基率领众豪杰与羽林军总兵钟绍京带领的300丁匠,合兵一处,直趋韦后的寝宫。韦后见乱,立即向飞骑营逃去。李隆基一见韦后逃跑,顿时怒火中烧,率众追赶。试想,韦后这三寸金莲,如何能走得快?李隆基追上,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

韦后作恶多端,激怒了李隆基,也惹怒了那些大唐的忠义之臣,他们怒不可遏,才汇集在一起,诛杀了韦后。一个人的行为不能犯众怒,否则众人怒火填胸,就会起而灭之。

二、好恶之忍:好恶左右一生的命运好恶左右着一个人的行动傅玄在他所著的《戒言篇》中说:“夫贪荣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荣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趋之不已,虽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贪荣而重利也,故贵其所尚而抑其所贪。贵其所尚则礼让兴,抑其所贪则廉耻存。”是说喜好名利地位,贪图享乐、金钱,是人的本性,一般人都是这样。君王所喜好的,自有名誉、利益在其中,那么臣民就必然会趋之若鹜,追求不已,即使是为此而死也不在乎,也不会回避。可见君王的喜好对于臣民的影响有多大。先哲圣人们知道人们都有扬善崇尚道德的一面,也有贪图富贵名利地位的一面,于是就发扬其好的方面,抑制其丑恶的一面。提倡向善尚德,那么社会之中文明之风就能够兴起,忍耐住、克制住贪图富贵功名利禄的一面,那么人人都知廉耻,可见人的好恶不仅关系到自身,也影响着整个社会风尚的形成。

人有七情六欲,自然也有对事物的喜欢与厌恶之情。凡是世间美好的东西,人都喜欢,但这些东西毕竟有限,不可能人人都能得到。凡是那些丑恶的东西,有识之士均在回避,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避开的事情。个人的好恶也会影响其他的人,尤其是掌握了一定权力和能在社会中起一定作用的人,他们的好恶可以影响一代人,所以应该让自己的好恶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有时个人的好恶会和他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发生矛盾,你喜欢的别人也喜欢,你讨厌的别人也讨厌,所以,必须忍耐住自己的性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好恶是有一定层次的。出于公心,由于公众的利益喜欢一件事或一个人,是有德之人;同样,为了公众的理由去厌恶一个人或一件事,他的厌恶是正确的。对于他人对自己的赞赏和鄙视,要正确地加以分析,看看赞赏自己的是什么人,厌恶自己的又是什么人。如果每每称颂自己的是世上的小人,他们对你的喜爱是可怕的,正说明你自身有不少问题。而赞扬你的是正人君子,那说明你确实是行得正、走得直的人。厌恶你的是小人,表明你的为人行事是出于公心,你是圣贤。厌恶你的是正人君子,你自己就要去检查自己的行为到底有哪些失误之处,引以为戒。

人的好恶从内容看也有高下之分。献身公众事业,乐于从事对社会、对他人有利的工作,这种喜好是高层次的。如果一个人的所喜、所恋、所嗜、所好是奇珍异宝,他势必会玩物丧志。一个人如果贪图的是金银财物,他就会变成一个守财奴。这种喜好是低层次的。

人的情感往往能够左右人的行动。对人不要过分地表示出自己喜欢或厌恶的心态,不然,好恶不忍,会带来灾祸。人的感情有一种迁移作用,这种迁移作用使得人由于喜欢某人某事而连带照顾和他有关的人或事物。也正是由于这种移情作用,能使人见物生情,触景生情,不能忘记以前别人的过错或是对自己的侮辱,从而更加厌恶以往的恶交。

《论语》上记载过孔子说的话:“有不仁义的人,你如果恨他恨得过度,便会出乱子。”意思是讨厌不仁不义的人,如果过度,使他无地自容,迫不得已,他就会酿成大乱。

东汉陈仲弓,颖川许县人,有志向,好学习。先做颖川郡功曹,后来为太丘长。灵帝初年,碰上中常侍张让的父亲死了,归葬颖川,尽管全郡的人都去吊丧,但名士中只有陈仲弓一个人去吊丧。后来发生了党锢之祸,大杀名士,张让对当年陈仲弓的行为很感激,所以放了许多名士。

尽管陈仲弓知道张让这个人名声不好,名士不愿与之结交,但他也深明这样的道理,如果一个正直之士连有恶名的人都不敢去交往,怎么去改变他,影响他?而世界之大,比张让坏得多的人大有人在。自己今天对张让的尊敬,满足了他的一点虚荣心,也就有可能免去他对很多人的祸害。这样的厌恶之忍,忍得好。

忍住一时的冲动,不要草率地表达思想

人的地位有高有低,对事态的影响也有大有小。当权的政治家,由于他们所处的是万人瞩目的位置,他们的喜好也影响着百姓。一旦他们轻举妄动,造成的损失往往无法估量。反之,谨慎持重,能够避免很多问题的产生。西汉末年的王商,字子威,原籍涿郡蠡吾,后举家迁居杜陵。王商的父亲和伯父都因为是汉宣帝的国舅,而被册封为侯。王商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显贵尊荣的外戚之家。

王商长大后,凭着望族之后的身份,入太子宫做了中庶子。他为人处事宽仁厚道,持重严谨,从无丝毫苟且,很受当时社会舆论的推重。王商的父亲死后,他作为长子当然地承嗣了父亲的侯爵,却把父亲留下的大量财产尽数分给了几个异母弟弟。

王商在汉元帝和汉成帝朝一直官运亨通。但是,汉成帝的舅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却与王商有矛盾。王凤是一个专权骄横的人,其行为常常越礼逾制,王商对他很看不惯,认为有害政风民俗,遂时常加以抨击。王凤知道后,虽然没有公开说什么,实际上渐渐与王商疏远了。

汉成帝建始二年的秋天,关内大雨霖霖,一下就是40多天,京城长安也久久笼罩在一片**雨之中。一天,长安城中的老百姓,蓦地惊恐不安起来,大家纷纷传言,大水就要来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长安将被大水淹没的讹言愈传愈凶,愈说愈“真”。城中老百姓惊惶失措,纷纷携老带小,奔向城外高地。一时间,东西南北,行人乱窜,相互践踏,呼喊号啕,整个长安城乱作一团。

长安街面大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宫中。汉成帝接到宫使报告,御驾来到未央宫前殿,下诏召集百官公卿议论处置办法。大将军王凤对大水讹言轻听轻信,不假思索即率先上言献策,他建议成帝、太后以及皇帝后宫的嫔妃们立即上船避“水”。王凤的建议博得朝内大多数官员的赞同,仿佛这水就在眼前,不避就会马上被淹没似的。

这时,王商站了出来。他认为王凤未经实地勘验,即决定迁宫避“水”,是草率而毫无道理的。他对成帝说道:“自古以来,即使不守天道的昏君之邦,也未见过大雨能淹没城郭的。今天,我皇朝政治祥和,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试问凭什么道理,这雨水会骤然爆发到如此地步?臣认为,大水将至的消息必是讹传。现在城中百姓已惶惧不安,宫廷再下诏迁移,更是增加混乱。此策缺乏斟酌,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败事有余。”汉成帝向来推崇王商断事,这会儿渐渐冷静下来,也觉得王商的议论合情合理,于是没有采用王凤的意见,只是派出十来个宫使出去打探究竟。

长安城中的官吏百姓,远望宫城内外,一直没有任何动静。他们心想,天子还安坐在那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惊慌,于是慢慢停止了奔突,混乱一时的长安城逐渐安静下来。这边成帝派出的宫使打听情况回来说,“大水将至”果然是没有根据的谣言。成帝由此更加佩服王商临事不乱,能清醒地对待问题,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

如果按着王凤的建议,皇帝带头逃避“水”祸,那么百姓则会按着上边的样子去做,那全国就会混乱不堪。王商劝告汉成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行事,因为他深知帝王的爱好、行为都对百姓有很大的影响,应该忍住自己一时的冲动,不要草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

三、得失之忍:天下事决定于“理”和“当”得到不一定是好事,失去不一定是坏事《老子》中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失孰病?是故甚受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是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是讲人的一生之中,名誉、名声和生命到底哪个更重要呢?自身与财物相比,何者是第一位的呢?得到名利地位与丧失生命相衡起来,哪一个是真正的得到,哪一个又是真正的丧失呢?所以说过分追求名利地位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你有庞大的储藏,一旦有变则必然是巨大的损失。对于追求名利地位这些东西,要适可而止,否则就会受到屈辱,丧失你一生中最为宝贵的东西。

老子的话极具辩证法思想,告诉我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看得失的问题。也许一个人可以做到虚怀若谷,大智若愚,但是事事吃亏,总觉得自己在遭受损失,渐渐地就会心理不平衡,于是就会去计较自己的得失,再也不肯忍气吞声地吃亏,一定要分辨个明明白白,结果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是非不断,自己也惹得一身闲气,而所想得到的也照样没有得到,这是失的多还是得的多呢?

很多先哲都明白得失之间的关系。他们看重的是自身的修养,而非一时一事的得与失。

柳下惠,姓展名禽,他是鲁国的大夫,曾任士师,三次被国君免官,可他却不走。故此《鲁论》上记载说:“柳下惠,担任士师,三次被罢免。”有人对他说:“你怎么不离开鲁国呢?”他回答说:“正直清白地做官,到哪里去不会被多次罢黜?没有正义感地做官,那又何必离开自己的国家?”孟子说:“柳下惠被免了官也没有怨言,穷困了也不显出可怜的样子。”确实,柳下惠在当时不被任用,没有怨怒,处于落魄境地,也没有可怜的样子。他明白要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人,势必会遭到邪恶势力的嫉恨,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但即便是个人利益遭受损失,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所以能够坦然对待自己所处的环境。

对于得失问题,古人还认识到:自然界中万物的变化,有盛便有衰;人世间的事情也同样如此,总是有得便有失。

同样,庸人在没有得到富贵与权力的时候,就是害怕得不到;得到富贵与权力的时候,则又唯恐失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患得患失。

患得患失的人是把个人的得失看得过重。其实人生百年,贪欲再多,官位权势再大,钱财再多,也一样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巧取豪夺,难道就是人生的目的?这样的人生难道就完美,就幸福吗?过于注重个人的得失,使一个人变得心胸狭隘,斤斤计较,目光短浅。而一旦将个人利益的得失置于脑后,便能够轻松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事,遇事从大局着眼,从长远利益考虑。

《淮南子》载:塞上有个善于养马的人,名叫塞翁,有一天,他的马跑到胡人那边去了,大家都来安慰他,塞翁说:“你们怎么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过了几个月,那匹马带着胡人的骏马回来了。大家都来恭贺他,他说:“你们又怎么知道这不是一件坏事呢?”当时,他家里很富裕,又有许多好马,恰好他的儿子喜欢骑马,结果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大腿。人们都来安慰他,他说:“你们怎么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过了一年,胡人大肆侵犯,年轻健壮的男人在战争中战死的十有八九,而塞翁的儿子却因为跛子而能够活着与父亲在一起。

《老子》中说:“祸往往与福同在,福中往往就潜伏着祸。”得到了不一定就是好事,失去了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正确地看待个人的得失,不患得患失,才能真正有所得。人不应该为表面的得到而沾沾自喜,认识人、认识事物,都应该是认识他的根本。得也应得到真的东西,不要为虚假的东西所迷惑。失去固然可惜,但也要看失去的是什么,如果是自身的缺点、问题,这样的失又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

正确地看待得失的利与害

觉得能够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人们才容易一意孤行。一旦明白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有所得,反而有可能使自己遭受损失的时候,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停止了这种做法。这实际上是因为知道得失利害而自觉地克制得的欲望和失的痛苦。秦王在准备攻打魏国的时候,只打着能够获取利益的如意算盘,所以根本不听人劝。然而一封匿名信则改变了他的计划。为什么呢?秦国又准备攻打魏国了,在国内调兵遣将,准备粮草,忙得不亦乐乎。但人们对这次战争能否胜利,把握不大。只是秦王一意孤行,决定要打魏国,其他人也劝阻不了,只好随他去打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誓师出发了。这一天,秦王收到一封信,也不知是谁托人送上来的。拆开一看,信上写着:

“我听说大王要出兵攻打魏国,我认为这个计划是错误的。望大王深思熟虑以后再行动。不知大王您想过没有,魏国是山东的咽喉要冲,居诸侯的中心,北接燕赵,南连荆楚,东有强齐,西有韩国,是最不好下手的地方。大王您见过打蛇吗?长长的一条蛇,打它的尾,它的头就回转来救;打它的头,它的尾就卷起来救;如果打它的腰,则头、尾都来相救。现在的魏国,就是居于天下腰身的部位,您去打它,就是在告诉各诸侯国,秦国要截断他们的脊梁,使东边各诸侯国首尾不能相顾。而魏国明知抵敌不过您,一定会去广泛联络,那时,对付您的就不只是一个弱小的魏国了,您将会由此而引来大的忧患。您为何要这样做呢?”

秦王看到这里,不禁汗颜,“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如此说来,我兼并诸侯从何处下手呢?”

当秦王继续往下看信时,不禁转忧为喜了,写信人早就为他谋划好了。信中说:

“我替大王考虑,您不如先拿楚国作为突破口。楚国地处偏远的南方,您在扬言进攻魏国之时,突然迅速转而攻楚,攻其不备,兵法上称赞这种做法。加之楚国离东方各国较远,诸侯要救也来不及。况且楚国兵力较弱,容易对付,把握较大,秦国亦可因此扩大土地,增强兵力。大王您没听说过商汤讨伐夏桀的事吗?商汤在讨伐桀以前,先对弱小的密须国用兵,以此来训练自己的兵力。灭了密须国以后,汤就征服了桀。大王您为什么不可以学学商汤,先吃软的,再吃硬的,打有把握的仗呢?”

秦王越看越兴奋,喜不自禁。看完信,他连声说:“多谢先生教我,多谢先生教我!”然而,四下一看,眼前并无“先生”,不禁哑然失笑,忙问侍臣:“此信从何而来?”

侍臣们无可奉告,只说是从宫门外递进来的。只可惜这位“先生”不在,不然的话,定会得到重赏,或许还将封给他什么官位呢!

就在秦军上下整装待发,准备出师魏国时,突然接到命令,挥戈南下,南击蓝田,直逼楚国的鄢郢。

就这一封无名信,居然调动强秦百万兵,因为它言明得失的利害关系,使秦王知道了不忍得失的后果。

四、利害之忍:见利思害,是聪明人处世的智慧趋利避害必须要有忍耐的精神春秋时期,楚国出兵讨伐绞国。楚国的莫敖屈瑕对楚王说:“绞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而且他们做事轻率,缺乏深谋远虑。我们可以利用他们这一点,派一些带武器的士兵装成村民或打柴人去引诱他们。”楚王采纳了他的意见,当天绞国就俘获了30个“打柴人”。第二天,绞国的士兵纷纷争先恐后地去追杀那些伪装成村民、柴夫的人,而楚国的军队则早在山间设好了埋伏,一举大获全胜。兵法中常常采用以小利**那些贪利的敌人的办法,敌人因贪图小利,不知其中有诈,则必然为我军所破。贪图小利,害也随之而来。

凡事有利则必有害,何为利?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有:“然所谓利者,岂必殖货财之谓?以私灭公,适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这段话告诉我们,利不仅是经商做买卖,赚取的利益是利,以私灭公,只要自己方便,不顾他人利益,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都是只顾一己之私的利。它不仅危害社会,同时也是害了自己。王夫之认为:“利义之际,其别也大;利害之际,其相因也微。夫孰知失义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夫孰知利之必害,而害之不足以害者乎!”这是告诉我们利和义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但是利与害之间的相互转化则是非常微妙的。

面对利与害,我们又当忍什么呢?《劝忍百箴》中讲到利害时认为:“利是人们喜爱的,害是人们都畏惧的。利就像害的影子,形影不离,怎可以不躲避?贪求小利而忘了大害,如同染上绝症难以治愈。毒酒装满酒杯,好饮酒的人喝下去会立刻丧命,这是因为他只知喝酒的痛快而不知其对肠胃的毒害。遗失在路上的金钱自有失主,爱钱的人夺取而被抓进监牢,这是因为他只看重金钱的取得而不知将被关进监牢的羞辱。用羊引诱老虎,老虎贪求羊而落进猎人设下的陷阱;把诱饵扔给鱼,鱼贪饵食而忘了性命。虞公贪爱晋国所献垂棘之地出产的美玉,而不能察觉晋国借路攻打虢国的计谋;沉溺于美色之中,却忽略了亡国的灾祸。”

人们大都喜欢名利,成名使人有成就感,精神振奋。得利能够使人有满足感,心情愉悦。一般的情况下,人们也惧怕灾难,灾难令人感情痛苦,心智受到损害。所谓趋利避害是人的共同心理,无论是君子或是小人,在这一点上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追求名利、逃避灾害的方式不同罢了。愚蠢不知事理的人总是被眼前微小的利益所迷惑,而忘记了其中可能隐藏的大灾祸,只见利而不见害。

人不能过于贪图眼前的利益,更不能因为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而忘记了做人处世的根本,否则将使利益遭受到更大的损失。

《孔丛子》一书记载:子思住在卫国的时候,看见卫国人在河边钓鱼,钓到了鲲鱼,大得装满了一车,子思便问:“这是什么?”回答说:“是鲲鱼。”子思说:“鲲鱼是很难得到的,你是怎么捕获的呢?”钓鱼的回答说:“我开始下钓的时候,只放鲂鱼那么大的诱饵,鲲鱼从旁游过时,连看也没有看,于是我就换上半片猪肉作诱饵,鲲鱼就吞了它。”子思感慨地说:“鲲鱼虽然难得,但会因为贪吃诱饵而死。虽然士人怀有远大志向,但也会因贪求利禄而丧生。”这是至理名言,也是经验的总结。

自古至今只有能明事非,辨利害,才能忍耐住自己的本性,才能见利思害。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要兴利除害,趋利避害,也必须要有忍耐的精神才能办到。

贪利在先,祸害在后

蹇叔对出征的儿子哭着说:“我看着你们出发,再也看不到你们回来了……”这个结局是因为当权者秦穆公不听劝告,谋利在先,而忽视祸害在后。秦国自穆公即位以后,重用贤能,国势逐渐强盛,于是觉得自己的领土太狭小,常想扩张。周襄王二十四年,秦国驻郑国的大夫杞子派人回国向秦穆公报告一个好消息。杞子在信中写道:“郑国将都城北门的钥匙交给我管了。如果大王派兵秘密来郑,就可以得到郑国。”秦穆公暗想:晋、郑两国国君近日相继去世,如乘发丧之机兴兵击郑,从此可进入中原了。秦穆公征询上大夫蹇叔的意见。蹇叔说:“郑是小国,远在千里之外。我军长途远征,岂能保守秘密?欲攻有备之敌,很难取胜;即使获胜,亦无利可图;万一失败,则损失惨重。”秦穆公热衷于扩张地盘,不听蹇叔的意见,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为将,领兵向东远征。蹇叔十分担忧,在军队出发那天,他哭着对两个儿子和孟明视说:“我看着你们出发,再也看不到你们回来了。这次远征,晋国必然出兵到崤山来堵击。崤山有二陵,地势险恶。我得去那里收你们的尸骨了。”秦军出发后,过崤山、经洛邑抵达滑国国境。这时,有个郑国的贩牛商人弦高,获知秦军将偷袭郑国的消息,冒充郑国使臣来求见孟明视。弦高对孟明视说:“郑国的国君听说贵军要来郑国,特派我献上薄礼熟牛皮4张,牛12头,以此犒赏。”同时,弦高急派人赶赴郑都报告郑国国君:秦军将偷袭郑国,请速做迎战准备。孟明视考虑到郑国已经获得消息,必会做好准备,偷袭已不可能,如进军去围攻,孤军深入,又无后援,亦难以成功。遂下令停止前进,驻军于滑国境内。秦军在进退两难之际,孟明视为了不虚此行,下令夜袭滑国,将滑国的财物掳掠一空,满载于兵车之上撤兵回国。

晋国正在筹办晋文公的丧事,忽然获悉秦军经过桃林、崤函地区东征的消息,晋襄公立即召文武官员议论。大夫先轸说:“秦穆公不听蹇叔的忠告,兴师伐郑,贪婪之极。贪婪之敌不可纵,纵则生变。我军应予拦击。”晋大将栾枝说:“秦穆公曾有厚恩于晋文公,所以文公曾避其三舍,今去拦袭,恐怕有违于刚去世的晋文公之意……”先轸说:“一日纵敌,将为后世之患。我今为后世考虑,亦无愧于先君。”晋襄公于是决定击秦。晋军抵达崤山,在东崤西崤之间及崤陵关裂谷两侧高地设伏,以待秦军进入伏击区后,分段堵击。秦军自滑国回秦,因兵车重载,行动迟缓。进入崤山后,道路崎岖狭窄,队伍拉得很长。白乙丙对孟明视说:“我父亲再三嘱咐,过崤山要多加小心,军队不能过于分散。”孟明视叹了口气说:“过了崤山,就是秦国地界,我去前边开路,你们带兵跟上,快走。”又走了一段路,发现前边的路被乱木堵死了,没法通过。孟明视知道危难临头,只得故作镇静,吩咐士兵搬开乱木,开路前进。秦军正在搬动乱木,忽听四周鼓声大作,山谷中旌旗闪动,不知有多少兵马包围过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都高举晋军旗号,很快就把秦军切成几段。不多久,秦军或被俘,或被杀,全军覆灭,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个将领都成了晋军的俘虏。

秦穆公只图眼前的利益,一味地贪图扩张领土,只见利而不见害。他任用的几位将军上行下效,也颇具贪心。秦穆公不知忍眼前利益,最终导致损兵折将。

忍自己一方的利益,保全共同的利益

当人们的共同利益遭到损害的时候,必须一致行动,来消除损害。信陵君窃符救赵,正是他认识到赵与魏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不暂时做出一点牺牲,只是一味地恐惧秦国的进攻,保全自己一国的利益,那么其后果是什么都保不住。所以,要忍自己一方面的利益,而保全共同的利益。秦昭王四十八年,秦国在攻占了赵国的太原郡和韩国的上党郡后,又派大将王陵率军攻打赵国国都邯郸,遭到赵国军民的顽强抵抗。秦军久攻不下,死伤众多,但秦昭王仍不甘心,改派王翦为将,增强力量,继续攻打邯郸。

第二年春,秦军攻打至邯郸城下,将邯郸团团围住。邯郸城内的赵国军民虽然仍顽强抵抗,但形势变得越来越危急。赵国君臣经过紧急商议后,决定派使臣到邻近的魏国去求援。魏国国王答应派大将晋鄙率10万军队前去救赵。可是魏军刚出发,秦国就派了使臣到魏国威胁魏王说:“你们若派兵援赵,秦王将先调兵来攻打魏国。”魏王惧怕秦国的威力,忙派人传令,命晋鄙将部队驻扎在赵魏交界的汤阴一带,按兵不动,以观变化。

赵国的相国平原君见魏王迟迟不肯发兵,又写了一封告急信给自己的密友兼内弟、魏国的相国信陵君,请求他立即发兵挽救邯郸十几万人的性命。信陵君接信后,又去求魏王发兵,但魏王顾虑会遭秦军进攻,始终不肯下令。信陵君万般无奈,毅然决定只身前去救赵。

在出发时,信陵君路过门下食客侯嬴的家门,便进去看望,希望他对自己此行能有所指点。可是侯嬴一反常态,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公子,多保重,恕我老了不能同行。”信陵君颇为失望,只好辞行上路,但总觉得侯嬴的态度不合常规,因为信陵君平日对待侯嬴特别优厚,侯嬴对信陵君也十分关切,在此生死关头,侯嬴绝不应该这样冷淡。信陵君想着想着,心里很别扭,因此刚出城,又返回侯嬴住处。侯嬴见了笑着说:“我料到你一定会回来的。”

信陵君不解地问:“此话怎讲?”

侯嬴说:“公子平日待我恩重如山,此次去与秦军打仗,难道我能不帮你吗?”信陵君忙说:“请多指教。”

侯嬴说:“公子只带这么一点人,要去和10万秦军作战,岂不是鸡蛋碰石头吗?这救不了赵国,只能是白白送死。”

信陵君说:“这个我也明白,可是魏王就是不肯发兵啊!”

侯嬴说:“我倒有个能让魏国发兵的办法。”

信陵君急不可待地说:“有劳先生指点。”

侯嬴说:“我听说魏王调兵的‘兵符’就放在他最宠爱的妃子如姬那里。您对如姬不是有过大恩吗?如果您去求如姬帮助,偷出兵符,自然就可以拿着兵符去调动晋鄙的10万大军救赵了。”

信陵君一听这话,高兴地连声喊妙。立即就要去找如姬。侯嬴又说:“我有个朋友叫朱亥,是在市场上杀狗卖肉的。此人胆识过人,又力大无比,你带着他能为你救赵助一臂之力。”信陵君十分感谢。

信陵君离开侯嬴家就去找如姬,当天晚上,如姬果然把魏王的“兵符”盗了出来交给信陵君。信陵君得到兵符,又带了朱亥,连夜赶到晋鄙的军营。信陵君拿着魏王的兵符与晋鄙手中的兵符合上后,假传魏王的命令,叫晋鄙急速进兵邯郸。可是晋鄙见信陵君只带了随身的几个人,连夜来调兵,有些生疑,就提出等他派人去请示过魏王后再计议进兵的事情。这时,站在一旁的朱亥没等信陵君答话,就大声吼道:“大胆晋鄙,兵符已经合上,你还敢拒不进兵!”说时迟,那时快,朱亥话音未落,就从袖中取出数十斤重的铁锤,将晋鄙一下子砸死。

信陵君夺得兵权后,挑选了8万精兵,直奔邯郸。秦军根本没料到魏军会大举出动,被迫仓促应战。邯郸城中的平原君,一见魏军赶到,真是喜从天降,忙集中城中的赵军,由城里向外冲杀出来。秦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腹背受敌,伤亡惨重,只得撤兵。信陵君就这样用了侯嬴的计谋,很快地解了赵国之围。

赵围解了,魏国也同样取得了胜利。如果当初不是信陵君清醒认识到牺牲一点魏的利益,承受一点损失,去解救赵国,赵魏怎么能够共存呢?

五、福祸之忍:福祸不是天降,而决定于忍者不为祸所吓倒,不为福所迷惑世界上的事情大抵是福祸参半,关键在于:

一是你怎么去看待福与祸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福祸标准,在你的承受能力上你认为是祸的,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小事一桩,根本无足轻重。在你看来是福从天降,意外之喜,在他人眼中不过是你少见多怪而已。唐代的魏元忠看到猿看火,狗叫人的名字,老鼠站起来,都不把这些当成怪异的事,这就是“见怪不怪”。所以祸与福标准的不同,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人把做事偷懒耍滑、占别人便宜看做是福,把获得意外之财看成是福,把不劳而获看成是福,这样的福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而且还会很快地将其后隐藏的祸引发出来。

二是一旦灾祸降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一个有修养的人遇到灾祸不惧怕,镇定自若,遇到好事也不欣喜若狂,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才能更好地处理自己所面临的祸事与幸运。而一般的人遇到灾祸则怨天尤人,恐惧不堪,不知如何处置,被灾祸所困扰,这是不能忍受灾祸的表现。这样只能让你自我感觉面临的困境更加严重罢了。

三是应该知道福与祸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老子》中曾经说:“祸害总是有幸福包含在其中的,福气也总是有灾祸潜藏在其背后。”意思是说人们如果遇到灾祸而能够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就足以让灾祸成为过去而让幸福降临;如果人们在幸福之中骄奢**逸,那么幸福就会离去而灾祸临头。它们之间是互相包含、转换,不是一成不变的。商王帝辛的时候,雀在城边生了一只乌鸦,占卜的人占了之后说:“凡是小的生出大的东西,国家一定会吉祥如意,您的名望一定会增加一倍。”帝辛为雀显示的吉祥而喜不自禁,从而不管理国家,为人残暴凶狠,结果导致了外族的侵扰,商国因而灭亡了。这是逆天意行事,由福成了祸的例子。

四是对于福与祸到底是怎么来的,历来也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天降祸福予人,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福是祸,实际上都是人自身行为的结果。所以古代的书籍《说苑·敬慎篇》上记载,孔子说:“存亡和祸福,都在于自己。并不是天降灾祸,地生妖孽,更不能主杀伐。”

《列子·说符篇》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宋国有一家人喜欢行仁义,三代都不松懈。突然,他们家的黑牛生下一只白牛,别人去问孔子,孔子说:“这是吉祥的征兆。”过了一年,父亲的眼睛无缘无故地瞎了,而牛又生了一只白牛。再过一年,儿子又瞎了眼睛。后来楚国攻打宋国,年轻力壮的人死了一大半,父子两人因为有病而免于征发。等到楚国不再攻宋时,他们的病就好了。

宋景公见天上的心星被荧惑遮挡着,他叫来管理星相的人子韦问:“荧惑出现在心星,是什么原因?”子韦说:“荧惑,这是天表示惩罚的征兆。心星,是我们宋国的分野,可能有大祸降到您的头上。不过,可以将大祸转移到宰相身上去。”宋景公说:“宰相,是我的左右臂,怎么能为了消除我的灾祸而让辅助我的人遭祸呢?”子韦说:“那可以转移到百姓身上。”宋景公说:“君王应该爱民。”子韦说:“可以转移到年成上。”宋景公说:“年成不好,老百姓挨饿,我做谁的君王?我的性命该结束,就让它结束吧。”子韦说:“天虽然很高远,但对人间的一切都知道得很清楚,您刚才说的三句话都是仁人之言,天一定会给您三次赏赐,今天晚上心星就会移开,您的寿命可延长21年。”当晚,心星果然移动了三次。这实际上是教育人民为善可以避祸。真正的福气、运气不是靠祈祷就能获得的,真的灾祸来临的时候,靠天靠地也无法消除它。要想避免灾祸,就要审时度势地去处理问题。不要妄想所有的好事、好运气都能一下子降临在自己头上,要得福消灾,全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对福祸也要能泰然处之,才能不被其迷惑或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