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部下一时的糊涂和过错,是为官者的胸怀
能够宽容部下一时的糊涂和过错,是作为领导和统治者应有的胸怀。这也是苛察之忍的一个方面。美人告状,楚庄王却不以一点小事、小节而损害君臣关系。他的做法是正确的,使犯有错误的人心存感激。有一次,楚庄王举行宴会,招待他的一批得力臣下。他让自己一位心爱的妃子为众人斟酒,以助酒兴。夜幕初降时,众人已喝得有几分酒意了,这时,一阵风吹熄了烛火。黑暗中,有人仗着酒意,趁机拉住斟酒妃子的衣袖,大概想一亲芳泽,但被这位妃子挣脱了。机灵的妃子顺手拉断了那人的帽缨握在手中。
烛火重新点燃后,妃子来到楚庄王座前一阵撒娇、咬耳朵,拿出那条帽缨,定要楚庄王查出那人,严加惩处,为自己出气。
妃子虽然在悄声说话,但坐在楚庄王旁边的几位臣子从妃子愤怒的表情和手握的缨带上猜出了是怎么回事,都不禁替那位冒失鬼捏一把汗。那位冒失鬼已吓得面色如土,冷汗淋漓,暗道完了,垂头待死,气氛十分紧张。庄王却不动声色,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
楚庄王接着大声下令:“今天,有这么多的良臣猛将和我一起饮酒,我心里十分痛快。咱们继续喝,一醉方休。并且,谁不把帽缨扯断,谁就没有痛饮尽欢,那我就要处罚他!”
于是,所有参加宴会的臣子们都拉断了自己的帽缨,放胆狂饮,一直喝到东倒西歪才尽兴离去。不为一点小事苛责他人,楚庄王怎么能得不到人才呢?
不久,在楚国围困郑国的那场重要战事中,有一位武士在楚庄王面前表现得特别勇敢,只见他奋不顾身,带头冲入敌阵,交锋五合,便杀了五个敌人。这位武士的神勇大大地鼓舞了楚军将士的斗志,他们齐声呐喊,旋风般朝敌军杀去。郑国军队被这位武士的神勇吓得亡魂直冒,楚军一冲上来,他们就乱了阵脚,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结果,楚军大获全胜。
战后,楚庄王派人慰劳这位武士,一打听,原来他就是那次宴会上被斟酒的妃子拉断了帽缨的人。
“宽容”是官场上的一条“宽路”
用人,各有各的标准,有的严格,有的宽松。齐国相国田婴是个慧眼识才的人,也正是由于他对下属的宽容和信任,不是去苛责他们,即便儿子要求他处置,他也置之不理,这样的宽容也为自己以后留了一条生路。齐国相国田婴门下,有个食客叫齐貌辨,他生活不拘小节,我行我素,常常犯些小毛病,搞得大家很不愉快,不招人爱。门客中有个士尉劝田婴不要与这样的人打交道,田婴不听,那士尉便辞别田婴另投他处了。为这事门客们都愤愤不平,田婴却不以为然。田婴的儿子孟尝君便私下里劝父亲说:“齐貌辨实在讨厌,你不赶他走,倒让士尉走了,大家对此都议论纷纷。”
田婴一听,大发雷霆,吼道:“我真想宰了你们。我看我们家里没有谁比得上齐貌辨。”这一吼,吓得孟尝君和门客们再也不敢吱声了。齐貌辨到底有什么能耐呢?大家不知道。而田婴对他却更客气了,住处吃用都是上等的,并派长子侍奉他,给他以特别的款待。
过了几天,齐威王去世了,齐宣王继位。宣王喜欢事必躬亲,觉得田婴管得太多,权势太重,怕他对自己的王位有威胁,因而不喜欢他。田婴被迫离开国都,回到了自己的封地薛(今山东省滕县南)。其他的门客见田婴没有了权势,都离开他,各自寻找自己的新主人去了,只有齐貌辨跟他一起回到了薛地。回来后没过多久,齐貌辨便要到国都去拜见宣王。田婴劝阻他说:“现在宣王很不喜欢我,你这一去,不是去找死吗?”
齐貌辨说:“我本来就没想要活着回来,您就让我去吧!”
田婴无可奈何,只好由他去了。
宣王听说齐貌辨要见他,憋了一肚子怒气等着他。一见齐貌辨就说:“你不就是田婴很信从、很喜欢的齐貌辨吗?”
“我是齐貌辨。”齐貌辨回答说,“靖郭君(田婴)喜欢我这个人倒是真的,说他信从我的话,可没这回事。当大王您还是太子的时候,我曾劝过靖郭君,说:‘太子的长相不好,脸颊那么长,眼睛又没有神采,不是什么尊贵高雅的面目。像这种脸相的人是不讲情义,不讲道理的,不如废掉太子,另外立卫姬的儿子郊师为太子。’可靖郭君听了,哭哭啼啼地说:‘这不行,我不忍心这么做。’如果他当时听了我的话,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被赶出国都了。
“还有,靖郭君回到薛地以后,楚国的相国昭阳想用大几倍的地盘来换薛这块地方。我劝靖郭君答应,而他却说:‘我接受了先王的封地,虽然现在大王对我不好,可我这样做对不起先王呀!更何况,先王的宗庙就在薛地,我怎能为了多得些地方而把先王的宗庙给楚国呢?’他终于不肯听从我的劝告而拒绝了昭阳,至今守着那一小块地方。就凭这些,大王您看靖郭君是不是信从我呢?”
宣王听了这番话,很受感动,叹了口气说:“靖郭君待我如此忠诚,我年轻,丝毫不了解这些情况。你愿意替我去把他请来吗?”
齐貌辨当然答应了。他回到薛地,要田婴穿上齐威王赐给他的衣服,戴上威王赐给他的帽子,佩上威王赐给他的宝剑,来到国都。宣王得信,亲自到都城外迎接田婴,见田婴这身装束,竟忍不住哭起来了,马上任命田婴为相国。
大度为官,方能聚集优秀人才
大度的人对人不过分严厉,才能使他周围的人乐于与其共事。古来仁人智者,都深明此理。俗语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建立事业的过程中,什么样的人才都需要,犹如林中百鸟同居。后汉光武帝刘秀最后能登上皇帝宝座,和他的胸怀宽广、善于笼络人心是分不开的。
刘秀从饶阳脱险后,联合了许多支部队一起攻打王郎。公元24年5月,各路军马在刘秀的指挥下,攻下邯郸,杀了王郎,并且缴获了王宫里的大批文书档案。这些文书中,有几千封各地官员和百姓给王郎的信,信中说了刘秀不少坏话,劝王郎早些消灭他。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一下那些写信的人该倒霉了,写过信的人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等着大祸临头。谁知刘秀对这些信连看也不看,反而当着各路将领的面,把信全都烧了。
有些人对刘秀这么干很是奇怪,刘秀却淡淡地一笑说:“过去的事何必再追究呢?让人家睡个安稳觉吧。”这件事传出去,那些原来反对过刘秀的人都对他既感激又佩服,反过来愿意为他出力了。
消灭王郎后,更始帝刘玄派御史传达诏令,封刘秀为萧王,并让他交出兵权,回自己身边去。这时刘秀兵马多了,翅膀硬了,不再听更始帝的命令。当时王莽已经被杀,更始帝进了长安,但他不管理朝政,不制订法规,任部下胡作非为,很快就激起了人民的反对。全国各地的豪强地主也趁机各自拉起队伍,烧杀抢掠,把个国家闹得一团糟。只有刘秀的汉军军纪严明,赏罚分明;政治上招集人才,争取民心,为夺取天下做准备。公元24年秋天,刘秀带领汉军,先后打败了铜马军、高湖军和重连军。
为了笼络人心,他封这些部队的投降将领为列侯。但是这些投降的将领并不安心,老担心刘秀总有一天会收拾了他们。刘秀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就让他们各回原来的军营统帅部队,然后自己骑着马,只带几个随从,到各军营去检阅。
投降的将领见刘秀这么信任他们,都很受感动,在一起议论说:“萧王这是把一颗真心放到别人肚子里,也就是推心置腹呀!我们能不为他拼死出力吗?”从此都一心向着刘秀了。
五、宠辱之忍:忍辱轻宠是成大器的高贵品质能够忍屈辱轻荣宠的人,一定能建功立业只有能够忍辱负重、轻视荣宠的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贤士,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才能。人生在世应该明于荣辱之分,行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作为一个人,谁不想荣誉宠幸集于一身?谁又不想避辱驱害?但是不同的人对于达到荣宠和避免屈辱的做法是不相同的。有的人为了追求恩宠荣誉,不择手段,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这样所得到的并不是真正的荣宠,而是被社会和他人所唾弃的耻辱。现实生活中,人们也会因为自己的弱小或能力的低下,受到别人的欺压凌辱甚至是盘剥。是用鸡蛋碰石头简单地反抗,还是忍耐一时的屈辱,首先适当地保护自己,积蓄力量,寻找摆脱欺辱的方法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选择明智的做法——忍屈辱,图再强。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是能成大事,建功立业的圣贤。
《劝忍百箴》中说:“能忍得辱,必能立天下之事。垲桥匍匐取履,而子房韫帝师之智;市人笑出**,而韩信负侯王之器。死灰之溺,安国何羞;厕中之箦,终为应侯。去辱为伐病之毒药,不暝眩而曷瘳。故为人结袜者为廷尉,唾面自干者居相位。噫,可不忍欤!”意思是能够忍受侮辱的人,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张良在桥下爬着给老人捡鞋子,从此他胸怀帝师的智谋;市场上的人讥笑韩信从别人**爬出,其实他负有王侯的气量。《说苑·众谈篇》上说:“能够忍受耻辱的人安全,能够忍受羞辱的人可以生存。”被看成是不可能复燃的死灰,韩安国受到何等侮辱;曾被裹在厕所的席子里,范雎最后被封为应侯。侮辱实在是给人治病的毒性药物,不使病人有切肤之痛又怎能治好病呢?所以为别人系上袜子的人当了廷尉;甘心让别人把唾沫吐在脸上不用手去擦,让唾沫自己干掉的人才能居于宰相地位。唉,怎么能不忍呢!
人一生中地位总会发生变化,宠辱也是无常。受辱之时,要勇于忍。一是不怕耻辱,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二是受辱之后要能耐受,忍对他人对自己的污辱和欺侮,不怒、不愤、不争、不仇,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对之,使污辱你的人自讨没趣。三是受辱之后,不是不以为然,而应该用积极的行动去洗刷耻辱。四是忍辱者地位转变之后,对于强加给自己羞辱的人要善而待之,这才是你真的能忍受辱的表现。
面对耻辱,能够坦然受之,固然让人佩服,但一个能忍受得住屈辱的人,却不一定能够在受到宠幸和获得荣誉之后,依然保持高风亮节,所以不少人反而因为荣宠过多,害其自身。
据《战国策》记载,公子牟在秦国游历,准备向东去,穰侯给他送行,临走时问:“您将要出行,难道就没有一句话来教导我吗?”公子牟说:“您如果不说,我差点忘了告诉您。您知道:官位不与势力相约,可是势力自己会来;势力不与富贵相约,可是富贵自己会来;富贵不与骄横相约,可是骄横自己会来;骄横不与死亡相约,可是死亡自己会来。”穰侯听了很受启发:“您说得好!我诚恳地接受您高明的教导。”
《战国策》载魏王和龙阳君共坐一条船。龙阳君钓了十多条鱼,突然哭了。魏王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开始钓得鱼时很高兴;后来钓得更多,真想扔掉先前钓到的鱼。现在我能给您扫枕席,爵位到了君主的程度,能够推荐别人为官,走在路上人家都要让路。四海之内,贤而美的人听说我被大王宠幸,一定会提着衣裙来投奔大王,我也就像先前钓到的鱼,将要被遗弃。我怎么能不哭泣呢?”触景生情,流泪而悲,是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不少人难以忍受屈辱,一旦受辱,便不能平静,非要把心中的愤恨全部发泄出去。在条件不许可的情况下,这样只能使自己遭受到更大的屈辱。试想,作为一个流民的韩信,连饭都吃不饱,如果不忍受那富家子弟**之辱,而只是激于义愤,一剑把他杀了,自己也要为他抵命,那就太不值得了。只有能够忍辱负重、轻视荣宠的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贤士,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才能。
忍辱不是胆怯,更不是同流合污
忍辱不是胆怯的表现,而是为了保存自己,以图他日机遇来临的时候,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忍辱更不是同流合污,而是以自己对它的鄙视来回应恶人的迫害。多少古人都是如此!周敬王二十四年,吴王阖闾统领大军亲征越国,越王勾践迎战。这次战争,以吴王阖闾大败而告终。阖闾在退兵回吴的途中,由于病情恶化,而命殒黄泉。
阖闾死后,按照遗嘱,太子夫差接替了王位,夫差将阖闾葬于海涌山。
服丧期间,夫差念念不忘杀父之仇,并对天盟誓:“一定灭掉越国,为父报仇!”为了实现自己的誓言,坚定复仇的决心,夫差派人站在他每天出入的门旁,见到夫差时就高喊:“夫差,你的父仇难道忘记了吗?”夫差也凄声答道:“杀父之仇,不敢忘记!”
为了早日实现复仇的愿望,夫差日夜操练兵马,储备粮草,铸造武器。经过三年多的充分准备,于周敬王二十七年,决定进攻越国,由大将伍子胥和伯噽率军30万,向越国进发。勾践得到吴国进攻的消息后,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大夫范蠡进言说:“吴王夫差和大王有杀父之仇,阖闾已经死去三年,可夫差并没有来攻打我们,显然是利用这段时间在做复仇的准备,现在发兵来攻打越国,可能是有了充足的准备和必胜的把握。对此,我们不能以弱对强,最好避其锋芒,坚守不攻,等到吴军的锋芒过去,士气低落时,再想良策。”大臣文种起身说:“我看坚守不如求和,这是缓兵之计,只要吴国同意求和就会退兵,这样我们就有了充足的时间,再从长计议。”
勾践听完范蠡和文种的见解后,说道:“这两种对策都不足取,吴王夫差为了报仇,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可见他报仇的决心是很坚定的,况且,现在已经发兵来攻打我们,怎么会同意求和呢?再说,吴国来攻打我们,我们不战而求和,势必受到天下人的耻笑,以后越国还有什么脸面呢?如果坚守不攻,吴国一定以为我们害怕他们,别的国家也会认为我们胆小可欺,而随时来攻打我们。”群臣见勾践既不同意坚守,也不同意求和,那么唯一的对策就是出兵迎战吴军。从吴越两军的实力看,迎战吴军这一对策,恰恰是下策,群臣都很清楚这一点。此时见勾践执意迎战,还想再劝,但勾践决心已定,知道劝也无用,只好各自分头准备,迎战吴军。
吴越两军相距10里,摆开了阵势。这时,吴王夫差亲自擂鼓助威,士气高涨。吴军又处顺风,如同猛虎下山,杀得越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激战良久,吴军越战越勇,越军兵士死伤无数,战败已成定局。勾践见势已去,只好在众臣的保护下,仓皇逃跑,吴军势如破竹,穷追不舍,将勾践藏身的会稽山围得水泄不通。
此时的越王勾践,愁眉不展,束手无策,只得询问众臣,有何救急的良策,文种说:“救急的良策,唯有求和。”勾践叹气说:“吴军已获全胜,此时讲和,会同意吗?”文种说:“吴国的太宰伯噽,是个贪财好色之徒,只需以重金和美女贿赂于他,求和就大有希望。吴王夫差十分宠信伯噽,对他言听计从,只要他出面向吴王夫差说几句好话,求和之事,不怕夫差不同意。”
事到如今,勾践也只好同意文种的对策,文种连夜带着美女和珠宝去见伯噽。
文种见伯噽后,将所带的礼物悉数奉上,又用十分卑微的口气,对伯噽说:“我们大王已经知道错了,对于和吴国交战之事,追悔莫及。因为无知,而冒犯了吴王,现在派我来向吴王请罪,希望能够得到吴王的宽恕。今天带来的礼物很少,实在不成敬意,请您收下,望您能在吴王面前多多美言,如果能得到吴王的宽恕,我们的大王和越国的百姓,将不胜感激,并愿意岁岁称臣,年年纳贡。”
文种讲完后,静静观察伯噽的态度。
良久,伯噽才故意冷冷地说:“事到如今,才来求和,有什么用处呢?越国大势已去,很快就要被吴国灭掉,到时候你们越国的财宝美女,不都是我们吴国的吗?!我看你还是将这点礼物如数带回去,等着我们灭掉你们吧。”文种说:“听起来您的话很有道理,细细品味,又没有道理,如果吴国将越国灭掉,是可以得到越国的全部珠宝和美女,但是却不能都是您的啊!越国虽然战败被困,但还有许多兵力可以抗争,我听说过困兽犹斗这句话。”
文种又进一步说:“今天给您带来的礼物是仓促准备的,以后,凡是您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和我讲一下,就会马上送到您的府邸。”
其实,伯噽看到文种送来的这些美女珠宝,早已是垂涎三尺,刚才的冷淡,一是装装门面,二是以此加重砝码,使今后得到更多的美女、宝玉。
此时,伯噽见文种已将话说尽,再冷下去恐怕事与愿违,想到此,马上换了一副笑脸,一口答应在吴王夫差面前,替越国说情。文种又说了一些奉承的话,见目的已经达到,就告辞了伯噽,回到会稽山。
伯噽面见夫差,奏明了越王勾践派文种求和之事,夫差听后,怒道:“父仇未报,我岂能同意求和?!”伯噽得到了越国的好处,又答应了文种,此时不能不卖力气,于是,极力花言巧语地劝谏夫差,同意越国的求和。夫差终于没有抗拒住伯噽的迷惑,同意了越国的求和,但提出要越王勾践夫妻去吴国做人质。勾践无奈,只好遵照夫差的要求,带着范蠡和夫人,来到吴国。
到了吴国以后,勾践将带来的金银宝玉全部送给了夫差和吴国的大臣,勾践他们住的是低矮的石屋,吃的是糠皮和野菜,穿的是连身体都遮不住的粗布衣裳,每天勤勤恳恳地打柴、洗衣、养猪,像奴隶一样,毫无怨言。
每过一段时间,夫差就要亲自巡视一番,看到勾践他们一直是这个样子,也就不再有所顾忌,认为他们所以能这样,是由于困苦和劳作,已经将他们折磨得麻木了,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值得提防的呢?
勾践在吴国两年多的时间里,仍然不断让人贿赂太宰伯噽,每次伯噽收到越国送来的礼物后,都要去夫差面前,为勾践说情。时间长了,夫差也觉得即使放了勾践,也不会对吴国造成威胁。有一次伯噽为勾践讲情时,夫差就透露了想放勾践回国的想法。
吴王夫差要放勾践回国的消息,被伍子胥知道了,他急忙来见夫差,进谏道:“以前的事情您听说过吧,夏桀抓住商汤,而没有杀他,纣王抓住了周文王,也没有杀他,结果放虎归山,遗患无穷,终于都被自己所囚禁过的人灭掉。如今,大王不但不将勾践杀掉,反而要放了他,最后的结局和夏桀、商汤,能有什么两样呢?!”伍子胥一番激昂的陈词,以古喻今,说得有根有据,夫差听后,打消了释放勾践回国的念头。
一天,勾践听说夫差生病,就向太宰伯噽请求探望,伯噽奏请夫差,获得准许后,带着勾践来到了夫差的病榻前。勾践一见到夫差,就赶紧伏地而跪,微声说道:“听说大王病了,心中万分着急,特意奏请前来探望。大王对我无尚恩宠,我略懂一些医术,可以为大王诊断病情,希望得到大王的允许,也可借此表我效忠之心。”这时,正赶上夫差要解大便,勾践等人都退到屋外,再次回到屋内时,勾践拿起夫差的粪便,在嘴里仔细品味后,伏地称贺:“大王的病就要痊愈了。我刚才尝出大王的粪便是苦味,这预示病情好转。”
夫差很受感动,当面表示,病好后送勾践回国。
过了几天,夫差的病果然好了。其实,夫差得的并不是什么大病,不过是感冒风寒而已,这点小病,迟早会好。
夫差果然不食前言,这天,大摆宴席,为勾践饯行。伍子胥又一次冒死进谏:“勾践做出种种卑贱顺服的事情,是笑里藏刀,卑微中隐匿着诡计,大王千万不要被假象所迷惑,否则的话,后悔就来不及了。”伍子胥多次直言相谏,使得夫差早生反感。听了伍子胥的话后,他斥责说:“我生病的时候,众臣中并没有谁像勾践那样对待我,对于这种忠心不是看得很清楚吗?!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地劝我杀了他呢?!”伍子胥还想继续说下去,不料夫差大怒,命武士将伍子胥逐出宫去。后来伍子胥终于被夫差赐死。一代忠良,落得个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
越王勾践被囚吴国整整三年,在这三年中,受尽了屈辱折磨,尝尽了亡国的辛酸。但这一切勾践都以超人的毅力忍了过来,也才有后来的复兴。
六、才智之忍:深藏不露,是能把官道走稳走宽的忍者真正聪明的人,以谦虚上进为念“出头的椽子先烂”,过于显露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过分地招摇,首先会招致对自己的损害,尤其是受到有妒忌之心的小人的攻击。忍耐住这种自我显示的心情,一则能使自己谦虚向学,二则可以保护自身不受损害,有利于自己聪明才智的发挥。大凡历史上的名人能人,英雄豪杰,都常常是身怀绝技,但他们也都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的道理,所以要想赢得胜利、后发制人,都是深藏不露、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不轻易地暴露和表现自己的才能。真正聪明的人,不会自以为是,他们为人处世,以谦虚好学为荣,常以自己的无知或不如人而惭愧,能够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向别人求教,丰富和完善自我是他们的目的。即使自己确有才智,也不会四处去出风头,不去刻意地炫耀或展示自己,克制和忍耐住自己争强好胜的心理。
对此,古人说:“露才扬己,器卑识乏。成括有才,终以见杀。学有余者,虽盈若亏;内不足者,急于人知。不扣不鸣者,黄钟大吕;嚣嚣聒耳者,陶缸瓦釜。韩藏待价者,千金不售;叫炫市巷者,一钱可贸。大辩若讷,大巧若拙。豕贻羞,黔驴易蹶。标里晁错俱称智囊,一以滑稽而生,一以直义而亡。盖人之不可智,用之过则怨集而祸至。故宁俞之智,仲尼称美;智不如葵,鲍庄断趾。士会以三掩人于朝,而杖其子;闻一知十之颜回,隐于如愚而不试。噫,可不忍欤!”
这段话大意是说:展露才智显扬自己,这样做实际上是卑下、缺乏见识的表现。所以成括虽然有才,最后还是被杀掉了。学问广博的人,虽然饱学却好像还不足;学识不充足的人,却急于让人知道自己。不敲击不响的,是朝廷的重器黄钟大吕,响声喧嚣刺耳的,是那些低劣的陶盆瓦釜发出的声音。藏在匣子里等待高价的珍宝,不达千金不会出卖;在市巷叫卖的东西,一文钱就可买到。最擅长辩论的人看起来像不善言辞,最聪明的人看起来像个笨拙的人。少见多怪,为后人留下笑柄;贵州驴子的技艺,仅仅是一踢而已,终不能救自己的性命。从前标里、晁错都以智囊著称于世,前者以能混淆同异而寿终,后者因仗义执言而丧命。人不可以无智谋,但过多施用智谋,则会引起众怨而招致祸害。所以孔子称赞宁俞善用智谋,而认为鲍庄智慧还不如秋葵,被砍断了脚。士会杖打其子,是因为他以一知半解而炫耀于朝廷;颜回号称能闻一知十,却大智若愚而不汲汲功名于世。唉,怎么能不忍呢!
《孟子》上记载:成括在齐国做官。有一次孟子见了他之后,下了个结论:“成括会死的。”孟子的弟子不明白为什么,于是问他:“先生怎么知道成括会被杀死?”孟子说:“他的为人有一点小聪明,但他没有贤士的大智慧,这就足以导致他丧命。”意思是说成括虽有小聪明但无大智慧,就会恃才胡作非为,自然就会酿成杀身之祸。孟子是根据这一点下的判断。后来果然应验了。
《论语》上记载曾子的话:“有,但好像没有一样,实在却好像虚无一样。”有一次,孔子向老子求教,老子对孔子说:“好的商人积贮很多,却好像没有什么,君子有高尚的道德,看起来却像愚笨的人。”对此孔子也有深刻的理解。
孔子曾经问子贡说:“你和颜回到底谁更聪明?”子贡回答说:“我听说一件事,就能推知两件事;颜回听说一件事却能推知十件事。”颜回聪明智慧,能从事情一开始就知道它的结果,是上等智力,生来就是智者。孔子说:“我和颜回说话,他一整天都不反驳,好像很愚笨;回来后回想他的言语行动,都表明他足以发现我的道理和问题,他并不笨。”孔子说:“我不被世人赏识,所以我能学到一些技艺。”这是孔子谦虚的话,勉励有智慧的人要以愚笨为可贵品质,不以炫耀自己为美德。
有些人根本称不上有什么美德或才智,只不过是爱显示自己某方面的能力。例如知道别人的隐私比他人多,知道什么方面的传闻比别人早,这种雕虫小技,本来根本不值得夸口。
《左传》上记载:在周成王十七年,齐国的大夫庆克和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私通,庆克男扮女装乘车混进城门与声孟子相会。有一次,鲍牵看见了,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国武子。国武子把庆克叫来和他讲了这件事。庆克去见声孟子久久不出来,告诉夫人说:“国武子谴责我,说是鲍牵看到了咱们在一起的事。”夫人一听很生气。后来有一次国武子陪同灵公和别国的国君会面,高无咎、鲍牵留守在家。等到灵公一行回来,快到城门时,夫人命令关起城门逐一检查来往过客。后来声孟子告诉灵公说:“高无咎、鲍牵不想让您回来,想立公子角为公,这件事国武子也知道。”这一来灵公下令砍去了鲍牵的脚,处置了国武子。孔子说:“鲍牵的智慧还不如葵花,葵花还知道保护自己的根。”
卖货要找懂行的商家,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就拿出手上的货物。才智之忍的一方面是寻求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寻求能够赏识自己才华的人之后,再显露自己的才华。这是正确的方法。正如《论语》上说:子贡对这个问题发表他的看法时说:“有块美玉,把它放在匣子里藏起来,等到有好的价钱再卖出去。大家说,卖了吧,但我要得到高价再卖。”君子并不是不愿做官,而是讨厌不由正路做官。春秋战国时代的宁俞,也就是宁武子,卫国的卿士。《论语》中孔子对他评价说:“宁武子在国家安定时就聪明,在国家昏暗时就装傻,他的聪明别人赶得上,他装傻时别人就赶不上了。”《左传》载,僖公二十八年冬,晋侯和诸侯们在温地相见,卫侯和人争讼。宁武子是卫侯的助手,卫侯没有取胜,被抓起来送到了京师,关在深室里,是宁武子负责送饭送衣。僖公三十年,晋侯让医衍毒死卫侯,宁武子贿赂了医衍,让他把毒药放少了些,卫侯才没有死掉。到了秋天,晋侯放了卫侯,他才得以返回卫国。正是宁俞的大智若愚,才救了他人,也保全了自己。在一般情况下,忍住显示自己才智的欲望,可以获得更多的才能,保持不自满的心态,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为炫耀自己的才能,招致他人对自己的妒嫉、诋毁、攻击、陷害。
装傻扮痴是一种智取官道的方策
才智之忍有时候是要人装傻扮痴,很多聪明人却极不情愿装傻,更有很多人就怕别人把他当作傻瓜,这样一来,往往不能忍住自己的才华外露,带来的危险也很大。三国时张裔曾经为自己没有装傻而出了一身冷汗呢!张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他担任益州郡太守的时候,当地一个大头领发动叛乱,背叛了蜀国,把他抓起来送到吴国去了。
后来吴蜀两国和好,诸葛亮派邓芝出使吴国,要他会谈之后请求孙权释放张裔。张裔被送到吴国好几年,他一直未显露自己的身份、才能,因此孙权也还只当他是个平常的俘虏呢!于是邓芝一提起,他就同意释放张裔。
待到张裔临走的时候,孙权才接见他。一来孙权这人好开玩笑,二来也似乎是要试探一下张裔的才智如何,因而孙权问张裔说:“听说蜀地有个姓卓的寡妇,私奔司马相如,你们那儿的风俗为什么这样不讲究妇道呢?”原来汉武帝的时候,蜀郡临邛县有个叫卓文君的女子,死了丈夫后居住在娘家,爱慕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就和他一起私奔到成都。孙权借这个发生在蜀地的故事来取笑张裔。但这张裔也没示弱,对孙权说:“我认为卓家的寡妇,比起朱买臣的妻子来,还是要贤慧一些。”张裔说的也是汉武帝时候的故事,不过发生在会稽郡吴县。有个叫朱买臣的,起初家里很穷,他妻子嫌他寒酸,和他离了婚,后来朱买臣发迹,当了会稽郡太守,他的前妻又来依附他,最后到底感到羞愧,自己上吊死了。张裔用这个故事,对孙权反唇相讥。
孙权没占上便宜,又换了一个话题,对张裔说:“你回去以后,一定被重用,不会做普通老百姓,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呢?”张裔巧妙地回避了如何报答孙权的问题,只表示很感激孙权释放他,说:“我是作为一个有罪的人回去的,将要交由有关部门去审理,倘若侥幸不被处死,58岁以前是父母给我的生命,从这以后就是大王您给我的了。”张裔这段话说得很得体。孙权很高兴,谈笑风生,并流露出很器重张裔的神色。
张裔刚辞别孙权走出宫廷的侧门,就很后悔在孙权面前没能装傻,于是立即动身上船,并以加倍的速度航行。孙权果然认定张裔是个人才,怕他为蜀汉王朝效力,改变主意不想让他走了,立即派人来追。直追到吴蜀交界的地方,张裔已进入蜀国地界数十里了,追兵才无可奈何地回去了。
看来,聪明人有些时候也要装装傻,装傻也是一种智慧。张裔起初没装傻,幸亏他及时意识到了,才得以逃出虎口,否则多么危险!张裔多年忍耐,也许是到了临要回国时,放松了警惕,也许是想在最后让东吴不能小看自己,不管怎样都多少有些不理智,幸而他能及时地醒悟。
七、忤逆之忍:大度为怀,婉转做事,是升官晋级的重要方术冷静地分析违逆你心意的人或事
别人不小心做错了事而违背了你的心思,或是打乱了你的计划,对方根本就是无心为之,如果你不善加处理,不能忍受别人无心的过错,大光其火,只能是加剧对方的惊惧,事越办越糟。要不然就是对方由此记恨在心,成为以后冲突的隐患。人活在世界上,哪能件件事都那么称心如意呢?又怎么可能在别人做事说话的时候不冒犯你呢?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心中就气愤不已,有些修养的人沉默不语,但明显表示出不快的神色,而毫无修养的人则要破口大骂了。如果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就如此行事的话,那不是每天都要气个半死?须知别人在做事、讲话的时候,冒犯你、抢白你,大多是心直口快的人或是亲朋好友,他们绝对不是故意要你处于难堪的境地,而是想让你把事情做得更好。对这样违逆你心意的人或事,应该首先冷静下来分析一下他的所作所为是对自己有利无利,而不是马上发起火来。
别人冲撞了你,你心中固然不快,那么你干扰了别人,或是冲撞了别人,人家心中也同样会产生不快之感,所以我们为人处事要谨慎小心,注意观察别人的言行。当然这也不是因为怕逆了别人的心,违了他人的意,就察颜观色,溜须拍马,这只能让别人更看不起你的为人。应该是大度为怀,在宽容别人的同时也获得别人的理解和信任,才能更好地工作。
古人说:“驰马碎宝,醉烧金帛,裴不遗吏,羊不罪客。司马行酒,曳遐坠地。推床脱帻,谢不罪系。诉事呼如周,宗周不以讳。”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骑马不慎摔坏了宝物,裴行俭没有加罪于小吏;喝醉酒误烧金帛,羊侃没有责怪宾客啊。司马劝酒拽拉裴遐,他跌倒而未恼怒。谢万被从座上推下,弄掉了帽子头巾,他并不怪罪蔡系。有人上诉犯了直呼其名之讳,宗如周不以为意。
在这里古人列举了不少前人大度为怀,宽容他人过错,不去追究的例子。
其中所谓“推床脱帻,谢不罪系”,讲的是晋代谢万。谢万字万石,是谢安的弟弟。一次,他和蔡系争坐,蔡系把谢万推下座位,帽子和包头巾都弄掉了。谢万慢慢起来,整理一下衣服重新入席说:“您几乎弄伤了我的脸。”蔡系说:“我本来就没想给你面子。”此后这二人都不把这事挂在心上,当时人都因此称赞他们。
晋代人裴遐在东平将军周馥家做客。周馥设宴做东,裴遐和别人下围棋。周馥的司马给裴遐敬酒,裴遐没有马上就饮,周馥的司马很生气,就用力拽了一下裴遐,把裴遐拽倒在地。裴遐慢慢爬起来又坐下,举止如旧,面色不改,继续下棋。
上文中提到的“羊不罪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南朝时,梁代人羊侃,字祖忻,是泰山梁甫人,先前做过北魏的泰山太守。因为他的祖父亲规曾做过南朝宋高祖的祭酒从事,所以羊侃想回南方,于是就乘船南返。到涟口时,大摆宴席,手下宾客张孺才喝醉了,导致船上失火,烧了周围70多条船,烧毁的金银布帛不计其数。羊侃听说,一点也不挂在心上,让大家继续喝酒。张孺才因为惭愧、恐惧而逃跑了,羊侃派人宽慰他,并让他回来,还像原来那样对待他。羊侃回到南朝后,做了南梁武帝的军司马。
同样不因为财物的损害怪罪他人的,还有唐朝的裴行俭。裴行俭,字守约,唐高宗时任吏部尚书,皇帝曾亲自赐给他宝马和珍贵的马鞍。一次,他手下的小吏私自骑马出去,马摔了一跤,马鞍也摔坏了,小吏因恐惧而逃跑了。裴行俭把他召回来,没有怪罪他。裴行俭还曾率兵平了都支李遮匐,获得许多瑰宝,不计其数,于是设宴请客,把所获珍宝全拿出来给在座的人看。有一个玛瑙盘,直径有二尺,光彩照人,手下人端着盘子走得很快,不小心跌了一跤,把盘子摔破了,惊惶失措,赶忙叩头谢罪,头都流血了。裴行俭笑着说:“你并非故意的。”脸上毫无吝惜的表情。
古代有一种冒犯别人的现象,就是犯了别人的讳。上级的名讳下边的人不能乱叫。据说观音菩萨原为观世音,在唐朝因为犯了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所以改称为观音,连菩萨都要改名,何况凡人呢?五代人石昂上朝,当时杨延郎任知留后事,通报的人因为杨延郎名石,就把石昂改成右昂。石昂说:“我姓石,不姓右。”杨延郎听了之后大怒,认为冒犯了自己的尊严,是一件不能饶恕的事情。
只为一个字,两个人结成怨,有了仇,这实在是不知道忍受别人对自己的忤逆造成的。相反,北魏度支尚书宗如周,有一次有人来上诉,他只知道如周曾做如州官,于是说:“我有冤事,来投诉如州官。”如周说:“你是何人,敢直呼我的名字?”那个人道歉说:“只听说如州官简称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字也叫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叫如周,就不叫如州官作如周了。”如周大笑道:“我让你自己检讨,却反而受到你侮辱。”众人都佩服他的大度。
一心想去做的事情,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罢了,其实未必是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的事,也未必就是一件有利于自己的好事。自己身在其中,难以认清此中的利与害,旁观者却能看得很清楚。当别人给你指出来的时候,你也许会认为这是违背了你的本意,破坏了你的计划,扰乱了你的美事,于是就大怒,或是进行对抗。须知不忍忤逆、忠言不听,势必会造成众叛亲离,自己最后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人。历史上的明君,大多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或是礼贤下士,听取别人的建议,或是纳谏如流,倾听他人的批评,不以此为逆。遇到破坏自己情绪的事,虽然一时心头不快,但考虑到大局,一个暂时的不快又算什么呢?忤逆之情不能不忍,但也不能只是一味地忍耐,不去触怒别人,忠奸不辨,做个好好先生。该去进行说理辩论的应该去说理辩论,该去批判揭露的就应该去批判揭露,而不应以忍忤逆为借口,曲迎奸人的心意,这是有识之士所不齿的。
以成就大事的胸怀来对待他人的违逆
作为君主,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龙颜一怒,可不比平常百姓的发急,那是要让人掉脑袋的,所以很多臣子宁肯少说不说,也不肯贸然触犯天威。但是唐代的苏长,却知道忤逆君主的意愿,是帮助他更好地进行统治。唐武宁四年,伪郑皇帝王世充在东都开封兵败投降后,他的行台仆射苏长,才在汉南一带献地投诚。苏长与唐高祖李渊原来有一些私交,李渊对他这么晚才来归降很不满意,加以责备。苏长跪在地上深深地叩了三个头说:“自古以来,帝王奠定天下,开辟新朝,被比作同大家一起竞争,共逐一只斑鹿;最后一个人取得胜利,别的人就都罢手了。当胜利者获鹿之后,怎么能去忌恨当时一起赶鹿的人,追究他们争吃鹿肉的罪过呢?”
李渊觉得苏长说得很有道理,不禁转怒为笑,宽释了他。
有一次苏长看到李渊建造了一座十分富丽堂皇的宫殿,他里里外外地观看了一遍,问李渊道:“这是不是以前隋炀帝建的?怎么如此堂皇?”李渊心中极为不满地说道:“难道你不知道是我建造了这座宫殿,何须假装痴呆,怀疑是隋炀帝建造的呢?”
苏长说:“臣确实不知是陛下建造了这座宫殿。只见整个宫殿顶上使用的是极其豪华的琉璃瓦,我记得过去商纣王建造鹿台时用了这样的瓦。这绝不是接受天命在人间称帝的人所应该做的,他们只应该以节俭为本,如果是陛下建造的,我觉得非常不适宜。臣过去在武功(今属陕西省)追随陛下时,看到陛下所住的房屋,仅仅能够遮蔽风霜,非常俭朴,而陛下也认为可以满足了。回想隋炀帝那时,铺张浪费,劳民伤财,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后来天命移到陛下身上,正应该以他的奢侈**逸为戒,不应忘记创业时的俭朴和艰难。现在陛下却在隋朝遗留下来的宫殿里进一步雕绘装饰,挥霍人民的财力,这样怎能做到拨乱反正,重新整治天下呢?”
苏长极力谏劝皇帝纠正错误的话语,总是讲得十分有道理,虽然言辞上锐利了一些,但李渊往往能容忍下来。他前后多次这样做,对唐代初期政治上的发展,带来了不少好处。
不久,李渊带领朝中的一班大臣,丢下一切朝廷事务,到京城郊区的高陵打猎,苏长也被召参加。这一天猎获很多,李渊命令把所有猎获的飞禽走兽全陈列在皇帝帐幕前用旗帜临时组成的门下,然后十分得意地问大家说:“今天打猎打得高兴吗?”
苏长抢先回答:“陛下率领功臣出来打猎,放弃一切重大朝务,还不到十天,怎能够说得上快乐呢?”
苏长大胆、锋利的讽刺,一下子使李渊脸色全变了。但很有天子气度的李渊,立刻强压怒气,冷笑一声说:“苏卿,你的狂态又发作了吗?”
苏长毫不让步,回答说:“如果臣仅仅是为了自己考虑,这确是一种狂态;如果我是为陛下的国家考虑,这可是一片忠心啊!”
李渊听了,无话可说,只得带着扫兴的情绪,传命收队回到长安。李渊深知苏长是为国家、为社稷才这样违逆自己,故而也没有更多地怪罪他。这是他懂得作为人君应该怎么对待臣下对自己的冒犯。
婉转地迎合一下,会把事办得更好
有时候不去违逆他人、冒犯他人,也能把事情办好,这需要有冷静的分析,还要看针对什么人。有人吃软不吃硬,双方顶起牛来,还有什么话好讲,不如忍一时之气,婉转陈辞来得更好。这也是忤逆之忍的一个环节。张弘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一员大将。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张弘范被调到大名驻守。这一年当地恰好涨大水,老百姓的房屋被淹,良田被毁,很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去要饭。张弘范同情老百姓的遭遇,未经奏请就免了当年的租税。后来朝廷知道了,一些奸邪小人趁机向皇上捏造张弘范的各种罪名。皇上信以为真,就给他定了个独断专权的罪名。
张弘范一听便火了。但他知道皇上忽必烈的脾气,如果自己冒冒失失与皇上论理,惹得皇上生了气,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身家性命难保不说,还要落下个骂名。但他也知道皇上还是很讲道理的。所以,张弘范决计陈明道理,让皇上懂得自己这样做的原因。
张弘范于是奏请入朝觐见皇上。他对皇上说:“臣擅作主张免除租税,理当受罚。但是微臣认为,朝廷在小仓储备,不如在大仓里储备。”忽必烈一听,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便问:“这是怎么说?”张弘范侃侃而谈,回答说:“今年大名洪水泛滥,老百姓痛苦不堪,庄稼几乎颗粒无收,自己糊口还有难处,哪还有税粮上交?即使强迫收取到百姓的租税,国家的仓库虽然充实了,可是百姓因此都饿死了,第二年的租税从哪里收取?所以,微臣认为,不如今年暂缓收税,使百姓都能活下来,让他们不致流落他乡,那么年年都会有租税可收,这不是陛下的大仓库吗?”
皇上听了,觉得张弘范言之有理,不仅有大勇,而且有大智,便微笑着对张弘范说:“你很懂得大体,朕就不再问你的罪了。”
张弘范“察颜观色”,摸准忽必烈吃软不吃硬的脾气,和他讲道理,摆事实,适时适宜地说明这样做的原因,皇上如何还会问他的罪呢?如果他执意地直言申辩,不知道忍住违背他人心思的做法,那后果就只有受罚。相反,看似首先屈服,顺从别人的想法,迎合别人的心理,实际上还是在为自己所作所为进行辩护,更加有效。
八、苟禄之忍:做好官做大官要有一套“知进退”的“兵法”苟禄之忍就是忍贪心、忍官瘾、忍权禄
所谓苟禄,就是贪恋权位和厚禄。有些人占居高位之后,只是为自己谋求私利,并不是真心地为社会做工作,这样的人是受社会鄙弃的。苟禄之忍就是忍贪心、忍官瘾、忍权禄。具体阐述就是:
一、要忍贪心,忍贪图权力地位之心。应该知进退,该占据其位则在其位谋其政,一旦条件有变,应知道退下来保全自己已经获得的成就,审时度势地归隐。每个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所以应该把能退、敢退看成是隐忍官瘾的第一步。
二、要忍官瘾。应该看具体的条件,能为官则为官,不能为官则不为官。三国时的诸葛亮的思想中就有“凤翱之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的主旨。在没有遇到他所认同的君主时,他是不肯轻易出山,而只是乐耕于陇亩,以待天时。
三、要忍权禄。应该知道贪图权禄是有很大害处的。所以很多古人宁肯埋没自已的才干,也不肯随便出来,进入仕途。
战国时宋国的国君听说熊蛰父这个人很有才干,于是想让他做司马,熊蛰父听说以后推辞不干。宋王很纳闷,就问杞离:“难道说熊蛰父还嫌司马这个职位太低,官太小吗?那好,我会任命他做太宰。”杞离听了以后说:“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不过我可以去试探一下他。”第二天杞离就来到熊蛰父的家,却扑了个空,在返回的路上遇到了熊蛰父的仆人,就对他说了来意,转达了宋王的要求。熊蛰父的仆人听完以后说:“我也不知道主人的意思。但我听说过这样的事:南海岛上的人喜欢吃蛇,他们北游来到中原,捕了许多蛇带在身边做食粮。后来到了齐国,齐人盛情款待他们,客人很高兴,就取出一条条长的带花纹的蛇回报主人,主人吓得吐舌而逃,客人还不明白为什么,以为是主人嫌礼轻物薄,就命自己的奴仆再去寻一条更长更大的毒蛇来谢主人。如今宋王和您不就像那客人一样吗?”杞离听了以后很惭愧,也明白了熊蛰父的为人。
对于功名利禄,得之有道,得之是喜;如果是得之无道,失之何惜?古人对此曾有这样的话:“窃位敬禄,君子所耻;相待而动,可仕则仕。墨子不会朝歌之邑,志士不饮盗泉之水。折圭儋爵,将荣其身,鸟栖择木,而况于人。逢萌挂冠于东都,陶亮解印于彭泽,权皋诈死于禄山之荐,费贻漆身于公孙之迫。持琬琰,易一羊皮,枉尺直寻,颜厚怩。”“功成而身退,为天之道;知进而不知退,为乾之亢。验寒暑之候于火中,悟羝羊之悔于大垃。天人一机,进退一理;当退不退,灾害并至。祖帐东都,二疏可喜;兔死狗烹,何嗟及矣。”
这两段话的大意是说:窃居高位,混取俸禄,君子认为是可耻的事;应该根据情况而定,可以出来做官才出来做官。墨子不进入名叫朝歌的城邑,有志之士不喝盗泉里的泉水。有人只知道佩戴着君王分送的玉,享受君王赐与的爵位能获得荣耀,却不问是否是正道得来的,鸟尚且选择树木栖息,何况人呢?逢萌把官帽挂在洛阳城门上离开,陶潜在彭泽解去官印归隐,权皋装死以逃避安禄山的举荐,费贻用漆涂身来躲避公孙述的征召。手里拿着玉石,却去换一张羊皮。小有所屈而大有所获,不知羞耻的人内心深处却有羞愧。一个人成就了功业就应及时抽身引退,这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引退,这就是《易经》“乾卦”所说的“亢”,也就是过分的意思。火中能验证寒暑交替的征候,处在鼎盛时要警觉有羊撞藩篱、进退两难的灾咎。天时人事同一枢机,进取引退道理相同,应当引退而不退,灾害就会一起降临。设帐洛阳城外为疏广、疏受送行,二人被称为贤大夫;狡猾的兔子死了,走狗就会被杀掉,到那时再嗟叹后悔,哪里来得及!
赵宋时的王禹在《待漏院记》中说:“占居高位,贪图俸禄的人很多,他们在官场中充数。而明哲保身的人,反而没有任何可以让他们取得的官位。”
古人对于苟禄之徒是很看不起的,认为他们是败坏了为官的风气,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例如《书经·五子之歌》说:“那些脸皮厚的人,心里其实很虚弱。他们表面看起来很理直气壮,但内心深处都有羞愧。”这主要是针对那些贪图富贵、不知忍苟禄的人说的。这些人也正像扬雄在《解嘲文》中所说的那样,“拿着的是人家分送的玉;享受的是人家赐与的爵位;怀里放的是人家颁发的印信;领取的是人家给与的俸禄”。一个人贪图名利、地位、权势,而不知克制,就像在《周易·大壮卦·上六》里说的:“羊撞到藩篱上,进不得退不得,处境是很难受的。”一个人做官、当权到了这个地步,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这是不祥的征兆。人处在鼎盛的时候,不能不慎重考虑,克制自己,按照义理后退。
《老子·持盈章》议论说:“一个人成就了功业,建立了名望,就应该含藏收敛,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就好像太阳到了中天就会斜,月亮圆了就会缺,事物达到了鼎盛就会走向衰亡,这是千百年不变的真理,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则。
《孟子》一书中说:“可以隐居则隐居,可以出仕则出仕,孔子是这么做的,所以说孔子是能够审时度势的圣人。”哀公十一年,孔子要去打仗,太叔去拜访孔子。孔子回答说:“礼仪方面的问题如簋的使用,我知道一些,可带兵打仗的事,我从没有听人说起过。”于是叫人驾好车赶快离开了,并且说:“鸟可以选择树木来栖息。”孔子曾经为官,后来由于君主的荒**,愤然辞官而转为教学,这也是孔子知道忍受苟禄的缘故。
人对于功名利禄不可以过分地去追求。应该知道这一切不过是过眼烟云,要把功名利禄看得淡一些,再淡一些,那样世上将会少多少妒忌之语,诽谤之为,又将会少多少仇杀纷争之乱?人不可能一生都是处在高位,享受荣华富贵,应该明白权多势重,也会导致不必要的麻烦。自古多少豪杰都是看不到这一点,才有父子失和,君臣猜疑,兄弟反目成仇。
认清形势再做决断,也是一种忍苟禄的方式
有那么好的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干,要在别人早不知会高兴成什么样子,然而深知长进不退必有后患的阮孚,却一再地退避。是混乱的局势,妨碍了他的发展。认清形势,再做决断,也是忍苟禄的方式之一。阮孚,字遥期,他的叔祖阮籍、父亲阮咸都是晋代“竹林七贤”中的人物。阮籍是竹林七贤中的领袖,行为不拘礼教,言谈多是深远莫测的高论,而绝口不评议当世的政事人物。史载,他曾一连醉60余日,躲避司马昭要与他联姻的要求,力图避免卷入政治纷争。阮咸行为多仿效阮籍,行迹放任近乎荒诞,终日醉酒不醒。
晋元帝司马睿立国江左之后,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就此起彼伏。阮孚置身于这种社会现实之中,力图超逸其外,往往在动乱的萌芽出现之前,为了保全性命,守护名节,就设法加以躲避。
由于阮孚是名士之后,司马睿在建国之后便征辟他做安东参军。阮孚仍然按照他们先祖们的习惯行事,终日乱发蓬蓬,不修边幅,沉醉于杯中物之中,不将政事放在心上。司马睿死后,太子司马绍即位,历史上称作晋明帝。晋明帝对阮孚也颇寄重用之心,将他迁升为侍中;在平定王敦叛乱之后,又赐他南安县侯的爵位,转任吏部尚书,同时又兼领东海王师傅一职。这是司马氏皇族对他极为宠幸的表示,但阮孚借口身体有病不去拜诏受命。晋明帝没有办法,就让他在家受诏任事。从晋元帝到晋明帝,阮孚与司马氏政权始终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太宁三年闰8月,晋明帝司马绍身患急病,东晋大臣丹阳尹温峤接到诏命,入廷承接明帝托孤的遗命。温峤经过阮孚门前,邀他同行,但没有告诉他去哪儿。上车之后,温峤才告诉阮孚说:“明帝重病,江左政权危殆,需要群贤共同襄赞政务。你是众望所归的人,我特来请你一同去接受遗命。”阮孚听了之后,一言不答,只是要求下车。他一点也不顾及温峤执意相请的盛意,下车后徒步走了回去。
晋明帝死后,5岁的太子司马衍继位,史称晋成帝。晋成帝以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阳尹温峤等人共同辅政。但由于护军将军庾亮是明帝庾后的哥哥、成帝的国舅,便专擅朝政。尔后,东晋中央的权力更慢慢倾斜到了庾氏大族的手中。
晋成帝继位后,任命阮孚取代温峤为丹阳尹。丹阳尹是东晋京都的最高长官,一举一动关涉到东晋的中央大局,也牵涉到阮孚的身家性命,显然这是统治阶级权力斗争的漩涡所在。因此,深知政治拳击场厉害的阮孚,虽任此要职,却深感忧虑。
咸和二年10月,庾亮为了进一步集权中央,准备召拥有实力的苏峻入京,解除其兵权。苏峻镇守历阳,势力强大,对庾亮专权极为不满。他串联镇守寿春的祖约,拒不奉召。东晋中央权臣欲谋集权中央,地方强将欲谋扩张势力,互不相让,剑拔弩张的形势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阮孚见此,料知祸乱将起,对其亲党说:“今江东政府虽已历三代,但才10年左右,政权根基很不稳固。今天,幼主在位,国运维艰,主政的庾亮年少,德和信都未能取得社会的公认。这种形势,在我看来都是国家祸乱将起的征兆呵!”
见微而知著的阮孚决定早日脱离京尹的位置。恰好,东晋广州刺史刘凯死于任所,阮孚便立即上表苦苦哀求出任刘凯留下的职务。王导等大臣也认为阮孚性格疏**不实,不是做京师长官的人才,于是便批准了他的请求。阮孚接到任书,立即持符节赴任,但未到达任所,即在路途中病死了,年龄才49岁。
阮孚虽然死了,但东晋政局的发展正如他所推测的那样,拒不奉召的苏峻联合祖约于当年即起兵叛乱。次年,苏、祖联军进入建康,大开杀戒,尚书令卞壶以及接任丹阳尹的羊曼,都死于这场战乱之中。任意下诏召苏峻入京的庾亮,无法抗御,只好向西逃往浔阳。京城的各官衙府署,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