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选之后

从身兼数职的内阁大臣到选举失败失去一切,仿佛只在一夕之间,丘吉尔从巅峰跌入了谷底。落选之后,丘吉尔决定给自己换个环境,因此便带着女仆和秘书到法国南方休养去了。

此后6个月,丘吉尔不曾在英国的公众场合露面。他大半时间都在法国南部著名的滨海城市戛纳休养,并在那里继续写作。1923年2月起,《泰晤士报》开始连载丘吉尔的《世界危机》第一卷。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经过,以及他本人在1911~1914年底任海军大臣时期的工作。事实上,从他担任海军大臣时起,他就为写这部书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仔细地保存了他经手的信札、文件副本、备忘录。根据当时和后来英国政府处理公文的规定,丘吉尔得以留下一套完整的官方文件,其中有些文件还是机密的。

《世界危机》一书行文生动,内容充实。书中还披露了大量从政府文件中摘引下来的机密情况,这使得公众争相阅读这本书,下院议员们及政府有关人士也议论纷纷。议员们认为他泄露了国家机密;首相博纳·劳也认为丘吉尔违背了他在枢密院立下的誓言。但丘吉尔完全不接受这类指责,他在致首相的信中指出:不少此前出版的各种传记和回忆录中早就摘引过政府文件和其他机密材料。比如说,基奇纳将军以及杰里科、费希尔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在写回忆录时也这样干过,却从来没有人对此有何异议。这一辩驳十分有力,结果首相只好同意成立一个专门的内阁委员会来调查研究这一问题,最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外界的质疑没有影响到丘吉尔,他仍按原来的计划,在4月将第一卷结集出版,同时仍继续写第二卷,第二卷主要记述了在1915年发生的事情。丘吉尔的工作效率很高。《世界危机》全书是由丘吉尔向秘书口授写成的。当时他一天能口授英文三四千字。丘吉尔经常嘴里叼着没点燃的香烟,在房间里一边来回走着,一边口授。第二卷于1923年10月起又在《泰晤士报》摘要连载,全书也在10月正式出版。

《世界危机》一书不仅使丘吉尔名利双收,也引起了关于他的另一场争论。在这本书中,丘吉尔比在《萨伏罗拉》更加鲜明地提出了他的英雄创造历史的思想。因此《世界危机》与其说是写历史,还不如说是叙述那些年代丘吉尔本人活动的小说。在撰写这一时期所有最重要的世界性事件时,丘吉尔总是作为主角出现,当然他也不会忘记引导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不仅积极地参与了这些事件,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这些事件的发展。他在书中竭力证明,把达达尼尔战役失败的责任推给他是不公正的。当时,阿斯奎斯首相不准公布的那份文件,如今未经任何修改,完整地列入他的这本巨著中。丘吉尔还在书中明确提出,在战争时期的战略问题上,持正确观点的多半不是职业军人,而是职业政治家,而且首先是指他自己。难怪巴尔费勋爵毫不客气地把这部作品称为“以世界史为幌子的丘吉尔的光辉自传”。

纳粹德国在壮大,世界走向战争边缘。要想知道丘吉尔的著作引起了多大的反响,看看下面的事实就知道了。1927年,一些参加制订作战计划的陆海军将领为了反驳丘吉尔,特意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评世界危机》的专集。但是,尽管《世界危机》的内容引起了争议,但丘吉尔的写作水平还是得到了一致认可。丘吉尔的著作虽然篇幅很长,而且涉及到复杂的政治事件,但是由于丘吉尔出色的文笔,却让人很容易读懂,而且饶有兴味。英国著名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评论说:“不管丘吉尔叙述的事实是否准确,他的书最容易读。”评论家阿瑟·柯南道尔也在《泰晤士报》上撰文写道,温斯顿·丘吉尔“写应用文章的文风比任何当代作家都好”。

在法国,丘吉尔在写作的间隙,还画了很多画。绘画使他得到安慰和快乐,帮助他摆脱了政治上的盛衰荣辱带来的烦恼。他曾对一位记者说,如果一天画不完两幅画,这一天就算白过了。丘吉尔并没有特别高超的绘画技巧,毕竟他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他却对色彩变化极为敏感。可能是与性格有关,他喜欢在法国南方、意大利、西班牙、地中海岛屿上作画,他喜欢地中海的大风大浪,喜欢蔚蓝艳丽的大海和阳光明媚的天空。丘吉尔的绘画博得了好评,人们评价他在绘画上“有特殊天才”,是“最有前途的”写生画家,可以与职业画家媲美。的确,丘吉尔作为一个业余画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21年,丘吉尔在巴黎展出了他画的五幅山水画。他没有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用查尔斯·莫连的笔名发表的。结果有四幅画被人买走了,每幅画还卖出了30英镑的较高价格。

在丘吉尔落选之后,人们一度认为丘吉尔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就像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当年一样。曾为丘吉尔写传记的作家弗吉尼亚·库斯写道:“在那些日子里,嘲笑丘吉尔成了时髦话题。如果他活不到60岁就死了,悼念他的文章也就不会把他作为国务活动家了。”但就在此时,英国政局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重新把丘吉尔从赋闲生活中带回了政治角逐场上。1923年,保守党领袖、首相鲍纳·劳由于患了不治之症喉癌而辞职,不久就去世了。这样一来,一直受到保守党人特别是博纳·劳强烈反对的丘吉尔就有了重返政坛的可能。

博纳·劳辞职后,保守党内实在没有一位极具威望的领袖。寇松勋爵虽然资历和声望都不低,但他已受封成了上院议员,按规定不能再被选入下院。最后,经过保守党领导人再三磋商,推出了斯坦利·鲍德温来组阁。鲍德温曾在上届联合内阁中任贸易大臣,只有两年“阁龄”,威望不高。于是,鲍德温试图以重新掀起关税改革运动为契机使保守党达到新的团结。10月,他在朴茨茅斯发表演说,提出为了同“我们国家最关键的问题”失业作斗争,必须建立关税保护。鲍德温这样做可谓是兵行险招,因为战前主张实行关税保护主义曾给保守党带来惨重的灾难,不过鲍德温还是认为现在的情况与战前不同了,现在英国失业与贫困相当严重,对国外进口课以重税,减少竞争,可以保护英国产品,增加国民收入和就业人数。鲍德温发出的信号立即得到了保守党重臣张伯伦等人的响应。于是鲍德温于11月中旬宣布解散议会,并于1923年12月重新举行大选。

1923年的大选,对丘吉尔来说是个意外之喜,他本来以为势力强大的保守党会顺利执政完整个任期。既然有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丘吉尔就决定重新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回到政界。

何去何从

因为博纳·劳的突然辞世,保守党解散议会重新举行了大选。这也使得丘吉尔结束了将近一年的在野生活,重返政坛为自己的前途而战。

在1923年12月的大选中,丘吉尔仍是以自由贸易主义者的立场参加竞选。他于11月11日为自己复出发表的个人声明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关税改革。他说:“我为重提这个问题而感到痛惜。我既未参与反对保守党政府的活动,又未诽谤过新内阁。我完全满足于在一个更长时期内过隐居生活。但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攻击在任意和蛮横地破坏人民生活的基础。”

在竞选活动中,丘吉尔是不会吝惜自己的好口才的。他公开发表反对改革关税的尖锐言论。他的精彩演讲获得了自由贸易工会的欢迎,被邀请到曼彻斯特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当时会场上座无虚席,听众却还是源源不绝而来,主办方不得已又另辟一个分会场转播他的演讲,两个会场的听众达6000人。兰开夏郡坚决支持自由贸易,因为它是出口贸易数量最大的郡,如果征收关税,必然会使其利益蒙受巨大损害。因此丘吉尔呼吁人们起来反对关税的号召博得了广泛的响应。

由于丘吉尔出色的表现,他同时被邀参加竞选兰开夏郡和西莱斯特选区的议席,结果他选择了西莱斯特选区,并积极地投入了新的竞选运动。丘吉尔之所以选择西莱斯特选区,是因为有消息说该选区的工党营垒内部不和,可是丘吉尔失算了。他作为自由党的候选人,在西莱斯特选区的基础不如工党,也没有自由党的报纸可替他宣传。而且,工党候选人佩西克·劳伦斯并未因内部矛盾而受到多大影响。

从这一个时期开始,丘吉尔的政治观点又与保守党很接近了。所以在竞选中他一方面主张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将主要矛头对准工党,集中攻击苏联、攻击工党,而放弃了攻击老对头保守党。丘吉尔的言论,引起了该选区工人,持某种进步观点的人士和一些自由党人对他的反感。当他在伦敦一个区发表演说时,愤怒的市民向他挥舞拳头,甚至还扔石头砸碎他的汽车玻璃,当局不得不派骑兵和警察来保护他。他后来向《新闻晚报》发表谈话说:“在我参加社会生活的25年当中,就我所见,这是英国最坏的一群人。与其说他们是英国工人,倒不如说更像俄国狼。”

选举结果出来了,工党候选人佩西克·劳伦斯最终以13634票的多数当选。丘吉尔得到了9236票位居第二而落选。从全国来看,保守党仍是下院的最大党,拥有258个议席,自由党159席,比以前有相当大的增长,其中许多议席是在兰开夏郡得到的。可是工党的议席也持续增加并且超过了自由党,他们获得了191席。

这种结果使丘吉尔十分不安,因为没有一个党取得下院过半的多数议席,要组阁就得两党联合。由于自由党与保守党的政策明显对立而不可能联合,丘吉尔生怕自由党支持工党上台,便劝说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同保守党合作,结成反社会主义联盟执政。丘吉尔还向报界发表声明,说“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上台执政,将是全国性的灾难”。可是阿斯奎斯却认为可以让工党组阁试一试,如果工党政府有过激举动,那时撤回自由党的支持,它就会因议席不够而垮台。丘吉尔再三劝阻,但阿斯奎斯拒不改变自己的决定,这样一来丘吉尔开始考虑彻底脱离自由党。

不用说,再次转党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处理不好的话,会被自由党骂成叛徒,保守党又不接纳,那丘吉尔的政治生命就真正完结了。20年前,丘吉尔刚转到自由党阵营不久,激进的自由党老议员迪尔克就曾警告他:“温斯顿,你应当检点些。家鼠离开下沉的船舶只能一次,不能再干第二次。如果你想这样干两次,那你就将完蛋。”然而迪尔克的警告显然没有什么作用,丘吉尔又打起了转党的念头。

1924年1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组织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届工党政府。并且上台不久就同社会主义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这让保守党非常气愤。

到了2月,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宣布,根据选民的意愿,保守党决定放弃改革关税政策。这就给丘吉尔重回保守党提供了契机。丘吉尔随后便同保守党人取得联系,想在反社会主义这一前提下,得到保守党的某些支持,在不久即将到来的补缺选举中再出头角逐一次。丘吉尔的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有人谴责他同保守党合作是背叛了政治立场,丘吉尔却冷静地回答说:“并不是因为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保守党已经非常英明地回到或正在回到有远见的进步的行动纲领上来。”

正巧在这时,威斯敏斯特选区的一名保守党议员J·S·尼科尔森去世了,丘吉尔便想参加那里的补缺选举。他先是同保守党有关人士商量,保守党方面的答复是不反对他参加竞选。但当地的保守党已另有候选人,是已故议员的侄子尼科尔森,因此丘吉尔只能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补缺选举在1924年3月举行,丘吉尔立刻引起社会各界和舆论界的极大兴趣。丘吉尔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名义参加竞选,他在演说中对工党政府大加攻击,提醒人们防范社会主义,这与保守党的政治观点极为相似。

丘吉尔还坚决主张自由党应当同保守党团结一致,一起来对抗社会主义者的挑战:“自由党的这个派别将把保守党的政策修改得与它所具有的人数和力量相适应;进步的保守党人和那些大的劳工选区的代表,将为国家提供反对倒退所必需的保证。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足够强大而广泛的阵线,以对抗社会主义者政党日益扩大的威胁,抵制其旧有的一切异端邪说和刚刚建立起来的声誉。我为威斯敏斯特选举选择了一个口号,那就是‘联合和自由’。”丘吉尔的这些言论受到了保守党人的欢迎。

这次补缺选举中还发生了一件趣事。丘吉尔在竞选期间收到了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的信。萧伯纳在信中以嘲讽的语气表示,自己很想投丘吉尔一票,因为他认为丘吉尔的“达达尼尔之战是一个好主意”;但他又说,他不能支持花了“我们1亿英镑试图将俄国的时针拨回封建时代”的人。

这次补缺选举对丘吉尔本来是很有利的,因为他得到了包括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和巴尔费的个人支持在内的许多帮助,而且报界舆论对他也有利。可是丘吉尔没有党派机构作后援,也缺少发表他所擅长的那种煽动性很强的演说的时间。补缺选举的结果是尼科尔森获胜,丘吉尔再度落选。两人所获票数都在8100票以上,尼科尔森只比丘吉尔多43票。工党候选人获6100多票,自由党候选人的票数还不到300票。就这样,丘吉尔连续三次在竞选中遭遇失败。

尽管丘吉尔连续落选,但是他小步靠拢保守党的计划却进行得很顺利。对丘吉尔来说,眼前的一两次失利算不了什么,只要能够重回保守党,那么他的政治前途也就有了保障。

转党风波

三次失败的选举虽然是一种打击,但也帮助丘吉尔完成了一种蜕变,他的政治倾向已从自由党人转到了独立人士,实际上是又回到保守党方面来了。现在丘吉尔需要的只是一个让他可以体面地回到保守党的契机。

1924年春末丘吉尔提出,在各选区成立“保守党和自由党联盟”。他给利物浦的保守党领导人也是他的老朋友阿奇博尔德·萨尔维奇爵士写信,请他安排“一次在你主持下召开的两党共用一个讲坛的会议”。萨尔维奇乐意帮助丘吉尔,请他在完全由保守党人出席的集会上发表演讲,丘吉尔同意了。

5月间,集会在利物浦举行,丘吉尔在演讲中表示,他并不反对在战争期间提出的对外国奢侈品课税的麦肯那税案,也能够接受对殖民地和各自治领有利的帝国特惠制的原则。所谓麦肯那税就是指,在战争时期实施的,主要是对外国奢侈品如汽车、钟表等所课的税。在主张百分之百自由贸易的人们眼中,这个麦肯那税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一贯主张自由贸易的丘吉尔如此表态,说明他对改革关税一事所持的立场已有变化,这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保守党人的普遍欢迎。

于是丘吉尔很快又被邀请到爱丁堡,向苏格兰的保守党人发表演说。这种情况表明了保守党人对丘吉尔回归的接纳。更具实质性意义的是,他受到伦敦附近的埃平选区的保守党领导人的邀请,在该选区代表保守党参加竞选。原因是埃平选区原来的一位保守党下院议员即将退休,他们怕这一议席落入自由党或工党手中。如果丘吉尔参加竞选,他不仅能获得保守党的支持,也能吸引若干自由党人的选票。获得这个难得的机会让丘吉尔很高兴,唯一的麻烦是丘吉尔不能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竞选,因为一些保守党的顽固派对这样的身份会感到愤怒。可是丘吉尔也不愿在这时就以“保守党人”的身份出现,这会给人留下背信弃义的印象。最后,埃平保守党人协会的负责人建议丘吉尔用“宪政主义者”的身份参加竞选,这是互相让步的结果。在保守党埃平分会理事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丘吉尔作为保守党候选人,丘吉尔重返议会就是时间的问题了。于是,丘吉尔义期待着下次大选的到来,以便他重新进入议会。

幸运之神总是站在丘吉尔这一边的,大选比丘吉尔所预想的来得更快。1924年夏,一家共产党报纸的代理主编坎贝尔由于刊登了一篇文章,敦促士兵们不要向“工人兄弟们”开枪,竞以“煽动叛乱罪”遭到起诉。到了8月,该起诉被工党政府撤销,这就引起了保守党和自由党对政府的不满,自由党也不再支持工党政府。到9月底议会开会时,自由党坚持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对此事进行查询。这个问题最后于10月上旬在下院进行辩论和表决,结果是政府以198票对364票被击败。就这样,工党政府下台了,第一届工党政府只维持了9个月。

1924年10月29日,英国举行了新的下院议员选举,丘吉尔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丘吉尔在竞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讲才能,对工党政府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攻击。丘吉尔攻击工党政府“完全无法解决失业问题”,削弱了英国海防力量,“急切地想抓住机会攫取统治权”,“玷污了廉洁、公正、无私的政府信誉”,“放弃在新加坡建立基地的提案而使英国海军无力保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丘吉尔充满感情色彩的演讲令听众发出了“长时间响亮的欢呼声”,埃平选区的两位保守党前议员也支持他。

丘吉尔对这次选举格外重视,不仅竞选活动中卖力表现,投票当天,丘吉尔又乘坐四轮大马车到各个投票站去巡游,为自己造势。这次连鲍尔温也为他打气,写信给他备加慰勉:“我们热烈欢迎您能在下院给予帮助,下院已久未见到您从事议会政治的巨大才能。”。结果,丘吉尔的竞选活动使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打破了该选区有史以来的纪录,不少自由党选民也第一次投了保守党的票。最后,丘吉尔以19843票的高票数当选,比位居第二的自由党候选人夏普几乎超出10000票。

工党在这次选举中,一开始就处在不利地位。因为保守党与自由党一致把枪口朝向了工党。不只如此,竞选中还发生了一件不利于工党的事,在投票的前5天,外交部发表了对第三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致英国共产党的信。信的内容表明共产国际命令英国共产党“设法以暴力推翻这个国家的现行制度并唆使英王陛下的军队成为达到那个目的的一个手段”。这封信是真是假,众说纷纭。虽然后来有说法认为这是一个保守党伪造的文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工党,但在大选中它却成为保守党人攻击工党的最好武器。

保守党是这次大选中最大的赢家,总共获得了413个席位。而工党的席位则减少到151席。不过最惨的还要数自由党,只拿到40个当选证书,此后在议会中自由党再也起不了重要作用了。

1924年11月7日,鲍德温开始组阁。他宣布了一项令人吃惊的任命——任命丘吉尔为财政大臣。就这样,丘吉尔在离开保守党20年后,又重回保守党的怀抱,还一下子窜升到内阁第二把手的高位。英国新闻界对此评论说:“他换一个党就像换一个舞伴那样轻率。他只忠实于他真正相信的一个党,这个党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牌号的党。”自由党的《曼彻斯特卫报》也发表评论嘲讽说:“他已经是第二次离开沉船了,因为他有宝贵的本能,不仅能够第二次浮上来,而且得到了高官厚禄。”

其实,鲍尔温之所以会做出如此惊人的安排,是有着复杂的原因的。鲍德温明白,他必须把丘吉尔揽入内阁,因为这要比把他留在内阁外面更好控制。如果丘吉尔被排挤在政府之外,他就可能同没有任职的劳合·乔治联合起来,这会给保守党政府带来很大麻烦。为了不致形成这种反政府的联盟,鲍尔温遵循英国古老的政治传统,把潜在的敌人变成了战友:让丘吉尔的聪明才智为保守党政府效劳。但即便如此,鲍德温在开始组阁时,也并没有准备让丘吉尔担任财政大臣。他属意的人选是奥斯丁·张伯伦的异母兄弟内维尔·张伯伦。至于丘吉尔,鲍尔温先想请他出任印度事务大臣,后来又考虑让他担任海军大臣或卫生大臣。可是内维尔·张伯伦竟不愿担任在内阁中地位极高的财政大臣一职,宁愿任卫生大臣。而且他还向鲍尔温建议让丘吉尔任财政大臣一职,经过考虑后,鲍德温接受了张伯伦的建议。

对丘吉尔来说,担任财政大臣一职是难以想象的巨大惊喜,因为财政大臣是他父亲担任过、他本人长期作为奋斗目标的职位。丘吉尔从政治孤立状态中,一跃成为仅次于首相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这只能说政治上的升沉起伏,实在是让人难以预料。

财政大臣

在英国内阁中,财政大臣是仅次于首相的重要职位,丘吉尔理所当然地为能得到这一显赫的职位而感到激动和兴奋。更何况,有很多英国首相都是从财政大臣一职登上他们的政治顶峰,这使得丘吉尔的首相梦变得更真切了。

丘吉尔在兴奋之余也难免对能否胜任这一职位感到担心,因为他对经济问题所知甚少,财政金融也非其所长。可以说,财政大臣是他从政多年以来所担任的最为沉重和最具挑战性的职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泰勒就曾感慨地写道:“丘吉尔,这位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对财政一窍不通,竟成了财政大臣!”

丘吉尔明白金融财政是自己的弱项,为了避免发生问题,丘吉尔把他的秘书班子一下子扩大到五人,并依靠财政部的顾问班底出主意。虽然他可以依靠财政部内为数众多的专家来经办一切事务,可是决策仍须由他作出,下院的答辩仍须他来应付,向全国解释政府的财政政策当然也仍然是他的工作。因此丘吉尔到财政部后,立即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批阅公文和信件,参加有关的各种会议,与财政顾问们磋商,到下院出席会议进行辩论、表决以及拜访政治家们,还要同首相经常保持联系和交换意见。当然丘吉尔对待工作的态度也是非常严谨的,他的主要政务秘书P·J·格里哥回忆说:“在下属官员起草声明或重要信件和内阁文件时,除非经过他自己的文学天才这个蒸馏器进行提炼,否则他是不会接受的。”

丘吉尔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是英国是否应恢复金本位制,这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力主恢复金本位制,他的主张曾得到工党政府的支持。1924年,工党政府曾任命一个以卸任财政大臣奥斯丁·张伯伦为主席的委员会,考虑恢复金本位制的问题。恢复金本位制的好处是,可以控制黄金外流,紧缩通货,降低物价。但以年轻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代表的另一派,却不同意恢复金本位制,他们认为这会造成失业增加,引起社会动**。但是财界代表却认为,凯恩斯夸大了不利情况;这些不利因素将是短期的,而且最终会被银行业、保险业和航运业的长远利益所抵销。对金融缺少了解的丘吉尔,为了更好地弄清这个问题,特意举行了一次晚宴,邀请两派人士赴宴各陈己见,听过双方的激辩后,丘吉尔最后拍板同意蒙塔古·诺曼的意见。

1925年4月28日,财政大臣丘吉尔在下院向议会提交财政部编制的预算,决定恢复战前实行的金本位制,恢复英镑的黄金外汇平价。同时还宣布了降低所得税、增收丧葬税等各项政策。丘吉尔的财政预算获得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保守党人张伯伦认为丘吉尔这篇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的演说“是一次绝妙的表演”。前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却认为丘吉尔的种种计划和措施基本上只对中上阶层有利,但他也承认“这是一次伶牙俐齿和巧言善辩的巨大胜利“。于是英国恢复了金本位制。执行的结果,使1英镑升值到等于4.86美元的水平,一下子为英国金融界财团增加了10亿英镑的额外收入。但这项改革对英国工业和工人阶级却是个沉重的打击,它使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提价12%,造成竞争力下降。为了消除提价的影响,资本家便降低工资以减少成本,将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这样仍克服不了困难,到1931年,英镑不得不贬值,金本位制不得不取消。

担任财政大臣后,丘吉尔实行了一条紧缩政府开支的政策。鉴于当时英国糟糕的经济状况,他要求削减海空军的扩军计划,认为德国海军已被摧毁,日本同英国有同盟关系,英日之战在最近或遥远的将来都是不可能的。1926年初,他又在向下院提出的经济法案中,建议政府削减卫生保健费和失业保险金。这一法案虽然遭到工党议员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把丘吉尔说成是“强盗”,但还是在下院通过了。

1926年4月,丘吉尔又提出了他的第二个财政预算。保守党人对丘吉尔的财政预算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财政预算符合和维护了保守党人及其所代表的势力的利益。但工党议员却把丘吉尔的预算斥之为“迄今所公布的最坏的富人预算”。尽管丘吉尔的预算内容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他的演说再次获得了高度评价。劳合·乔治认为:“陈述惊人的透彻,具有非凡的魔力与魅力。财政大臣就是用这个来款待下院的。”

丘吉尔编制的财政预算,不仅受到了工党的抨击,也使那些长期以来坚持自由贸易的人感到失望,凶为报告中的某些主张正是丘吉尔过去竭力反对的。1926年下议院的一次会议上,工党议员菲利普·斯诺登指责他在财政预算上的立场改变。丘吉尔机智地指出,如果方向是对的,那么改变就没有什么错。斯诺登对此反击道:“这位可敬的绅士是变化的专家。”丘吉尔立刻反驳说:“为了改进就要改变;为了完美就要经常改进。”

在第二个财政预算中,丘吉尔为了解决政府财政问题,便在税收上动起了脑筋。他一方面减税,决定将所得税减收6便士,成为一镑只抽4先令;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一些间接税,如对丝织品征税,并且恢复了对进口人造丝绸征税和战时制定的对进口高级消费品的征税,此外,还新开征了一些税种和提高了某些税率。比如,他在1926年提出征收赌马税,1927年他又主张取消工业和农业的地方税,希望通过减轻企业主的负担而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由于内阁中对此有争议,最后双方各退一步,得到了一个折中方案:将此税取消3/4。当然,丘吉尔的预算中也有促进社会福利改革的措施,如发放孤儿寡母抚恤金,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从70岁提前到65岁等等。但是这些经费大多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靠雇主和就业工人捐助,因此实际效用也就不大。

作为财政大臣,丘吉尔确实想了不少办法解决财政问题,尽管如此,1927年预算仍然出现3650万英镑的财政赤字。无奈之下,丘吉尔只能靠挪用修路基金、将付给酿酒商的信贷往后拖延等办法来解决。

一战后,英国的工业已经走起了下坡路,实行金本位制对英国经济来说是雪上加霜。尽管这种政策为英国带来了短期的巨大利益,但根本上看,这一短视的做法却是错误的。这一错误给英国工业带来的严重后果,首先在煤炭工业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并且还引起了一连串全国性的大罢工。

丘吉尔在担任财政大臣后,进行了富有效率的工作,他确实渴望能够胜任这一职务,使它成为自己晋身的阶梯。可是丘吉尔在恢复金本位制上所犯的错误,已经给他带来了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