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文化志》记载：“本县秧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传，嘉靖年间文水就流传地方秧歌，当时叫‘采街秧歌’‘碰板秧歌’，亦称‘古曲曲’。其曲调单一、结构简单，只有上下两句构成。一般在迎神祭祀或农闲季节，或在田间割禾插秧时随意哼唱。后发展到走街串巷，在锣鼓击节中说唱见闻、数典故、取景致，边走边舞并出现一些以此谋生的专业化艺人，使秧歌技艺不断得到加工、提炼，形成了一种较规范的艺术剧种。演唱方式也从走街串巷登上了乡间土台。土台很简单，只挂一个幔帐，无弦乐伴奏，只有打击乐器，如大锣、鼓板、鼓、铙、钹、水铰等。打击乐的鼓点也仅有‘皮且皮且光——’角色分为生、旦、丑三行。”
文水人唱的秧歌与“祁太秧歌”艺人在文水一带的频繁活动有关。如清末民初，祁县的秧歌艺人“老双龙”“四杆旗”曾在文水的方园、东旧、宋家庄传授打击乐器。1917年信贸村人文国富（艺名生有旦，小名生有，亦称夏迁旦，夏迁即信贤村名的方言）就曾在祁县、太谷一带演唱秧歌。1926年文国富就在信贤村收徒办班，教授秧歌技艺。1949年前就已出名的杨万宝（艺名松鼠旦）、六六儿（小名）、八喜儿（小名）、疤五儿（艺名马村人）等都对文水秧歌的形成、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显著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祁太秧歌的名艺人“文明丑”“疙瘩丑”“圪抿壶（薛贺明）”以及“盖平遥”（邱金兰）、“盖东观”、“盖汾阳”等享誉文水，妇孺皆知。同期，文水籍的名艺人不断涌现，如：王宝银（艺名一刀纸）、马升图（艺名改门风）、郭如贵（艺名老少迷）、姚学龙（艺名二圪抿）、高山宝（艺名赛圪抿）、武桂英（艺名鲜黄瓜）、刘占牛（艺名手把电）、梁双驹（艺名水仙花）、通鼻香等，因而出现了文水秧歌与祁太秧歌互相融合、互相补充、共同繁荣发展的局面，也是文水秧歌体系形成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
1951年5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文水县秧歌艺人和文化工作者在继承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对流传的秧歌剧目采用“抄、改、排、演”的方式，搜集整理了一百二十余个秧歌剧目，如《算账》《回家》《打花鼓》《偷南瓜》《切草帽》《劝吃烟》等。其中由吴村秧歌名艺人马升图（艺名改门风）编创的《劝吃烟》非常成功。
1951 年 11 月，文水名老艺人高占牛、王保银、德保生应邀参加了“祁太秧歌改社”。在表演上，他们极力剔除丑恶庸俗、低级下流等不健康的内容，注重刻画人物性格。在音乐上，加强唱腔梆板的统一性，曲调、字句力求准确；丰富充实锣鼓点，有选择性地配以弦乐伴奏。同时推行“三胎三骨”剧改法，即原腔原骨、原胎换骨、脱胎换骨，为文水秧歌的改革提供了依据和经验。更有武桂英（艺名鲜黄瓜）等一批女秧歌演员冲破陋习，相继登上了舞台，从此结束了秧歌男扮女装的历史。
文水秧歌第四代传承人薛贺明（人称“圪抿壶”）和他的徒弟们合影
文水秧歌第六代传承人吕完明（一排左一）与文水秧歌表演团队合影
之后，文水各村唱秧歌，成立秧歌班、票儿班、俱乐部，最有代表性的有信贤秧歌班、开栅秧歌班、桥头秧歌班、完牛秧歌班、城关秧歌班、文水县青年秧歌团等。
近年来，文水县在秧歌传承上也进行着各种努力，“文水秧歌”正在申报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申报书中的文水秧歌传承谱系如下：
文水秧歌“非遗”传承谱系
文水秧歌第六代传承人吕完明出生在文水秧歌盛行的方圆村，1990年他在秧歌艺人李丰列的启蒙下，开始学习秧歌艺术。1991 年跟随其兄吕先明加入了清徐剧团。半年后又加入了文水李立根秧歌剧团，拜“二圪抿”姚学龙为师，之后他的秧歌表演艺术日益长进，在舞台上崭露头角。吕完明主攻三花脸，素有“三圪抿”之称，拿手戏有《换碗》《洗衣计》《割田》等。1997年吕完明成立秧歌剧团，购置了全部设备，成为当今秧歌传承的主要力量，为保护秧歌的传承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交城史志办原主任田瑞在交城秧歌研究与资料搜集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山西晋中秧歌志》中写道：
交城秧歌是晋中秧歌的主要组成部分，晋中秧歌主要分布在晋中盆地明清太原府所属县份范围内，汾河以东以祁太秧歌为代表，代表榆次、南郊、祁县、太谷、平遥等太原盆地东缘区域的秧歌艺术。汾河以西以交城秧歌为代表，代表清徐、古交、交城、文水等太原盆地西缘地区的秧歌艺术。盆地以北则以太原秧歌为代表。
从田瑞先生《交城秧歌探述》一文中《清末以来交城秧歌艺人师承表》可以了解到文水、交城秧歌的互相融合与渗透。
交城秧歌艺人师承表
祁太秧歌（太谷秧歌）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来，文水、交城等地也在积极申报，尤其是交城县，以田瑞先生为主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山西晋中秧歌志》一书成为晋中地区秧歌资料的集大成者。
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是交城秧歌、太原秧歌，还是晋中秧歌，从艺术特色上来看，还是依照祁太秧歌整体的艺术及发展轨迹展开的。这是晋中盆地上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希望它还能继续滋养晋中大地的每一位观众。